說潮汕善堂，必提越南“蕩爺”，特派警察守護他的銅像

著名國際漢學家饒宗頤先生曾指出，最能體現潮汕人現實主義的處世思想的，可能就是糅合釋、儒、道哲學思想的潮汕善堂文化。而提及近現代潮汕善堂的善舉，不能不提一個人，他就是人稱“蕩爺”的越南僑領郭琰。

到西貢的堤岸區，號稱“世界上最大的唐人街”，紀念郭琰豎立的銅像，當時的安南政府是派出警察輪流保護，可見郭琰的影響力有多大！

“蕩爺”碾米廠加工的大米佔越南一半出口量

紀念郭琰銅像周邊的圍欄及拜祭香爐

資料顯示，越南西貢堤岸區，約有華人50萬人，不過，儘管多數已歸化越南籍，可這裡處處可見華人文化風貌，而號稱本地最大的平西市場（Cho Binh Tay），就是1926年由來自潮汕的“蕩爺”郭琰獻出土地並捐資20萬建成的街市。

後來，人們把堤岸的鬧市區，叫“大街市”，長達一華里。為表彰郭琰特殊貢獻，當時的安南政府特地在平西新街市的中央，豎立紀念郭琰的銅像，四周設置雕刻精美的石欄杆，並由政府派出警察輪流守護。此外，還立牌以志不忘，在近代中越友誼史上，潮商郭珍是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郭琰，乳名阿蕩，1863年（清同治二年）生於廣東潮安庵埠龍坑村；潮安縣，現為潮州市轄區，舊時稱“海陽縣”。據相關資料記載，郭琰“少跛一足，椿萱早逝”，父母早早過世，人又跛足，日子自然過得困苦。

郭琰（前排中）

14歲那年，郭琰藏匿在船艙裡，從潮汕老鄉渡海南下，終在安南西貢（今越南胡志明市）落腳。起初他靠賣苦力維生，後來做起了小販，每天挑著貨擔，一步一瘸四處叫賣，這樣的日子整整過了十年之久。

越南華人經濟歷史久遠，且很早就與在地經濟結合一起，併成為越南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法國統治越南之前，華人已從事煤、銅、金等礦業開採，向越南朝廷租礦並繳納一定租金。法國殖民時間，法國資本家設置礦業公司，華人也被排擠出礦業領域，亦包括橡膠種植業，華人不得涉足。

19世紀末，越南三大主要出口產品煤、橡膠、大米中，華人僅可經營大米一項。越南向外引進碾米機器最早是1878年，當地潮汕籍華僑叫“米絞”，而當時稻穀及大米加工主要集中於郭琰所在的堤岸一帶。在堤岸，當時大型碾米廠就有12家，中小型的有60多家，且2/3是華人在經營。而當時大米買賣及進出口貿易多是大商人，其中以堤岸潮商郭琰最為盛名。

當時僅郭琰創辦的“通合公司”一家，旗下就有大型碾米廠一家，中小型廠有3家；此外，“通合公司”旗下還擁有棉花公司、糖廠、紡織廠、釀酒廠。更值得一提的是，郭琰還有輪船，航線既有走老家汕頭，也有走歐洲，其在香港、廣州、汕頭以及新加坡還開設分號。當時，“蕩爺”郭老闆的碾米廠加工的大米，可佔及越南大米的一半出口量。事業日臻發達的郭琰，工貿並舉，年過四十以後，已成為越南工商界的著名人物。

堤岸的平西市場

應該說，當時在堤岸能與郭琰財富相媲美的，可能就是來自閩南的黃文華了，黃文華當時主要從事典當及地產。說起黃文華，知道的人會少一些，可提起他的兒子黃仲訓，那可是民國大富豪。鼓浪嶼“黃家渡”碼頭，就是黃仲訓開的；廈門歷史上最早的自來水公司，也是黃仲訓開的。當年“地產大王”黃仲訓在鼓浪嶼更是擁有大量的別墅和產業。

20世紀初，郭琰創辦的元亨輪船公司，先後購置了陶朱公號輪船、元利號、元貞號等輪船，很多華僑回潮汕都是坐他家的船迴歸故里的。其中的元利號輪船，還是第一家掛上中國旗，進出越南堤岸並航行各地。

中年以後，因患病郭琰兩隻腳無法行走，不過，他卻依舊能在堤岸寓所的自家樓上指揮他的業務。據說，每天早上，家族旗下各大公司、工廠的經理都會到他家請命，由他面授機宜，具體包括各路貨物的進出，資金的週轉，也包括輪船的調遣、以及對行情的操縱與把握等，郭琰皆能安排妥當、有條不紊。

各位經理回到各自崗位後皆秉命而行，故而業務進展仍能順利開展，如此時間長達10多年之久；由此可見，郭氏的經營管理才能和毅力，確有過人之處！此外，更印證他對人才掌控上有超凡能力，事是人去做的，要知道，管人比管事要難上幾倍呀！

1927年5月14日，郭琰在堤岸寓所逝世，終年65歲。

“蕩爺”與潮汕善堂那段歷史

胡志明市的堤岸觀音廟、溫陵會館

越南是個多民族國家，全國人口近7000萬，全國通用越南語；可在胡志明市堤岸的華人聚居區，普通話、閩南話、廣東話，尤其是潮州話都很流行。

史料顯示，早在南宋前，就有潮汕人零星移居越南，到19世紀初，在越南的潮汕人已有數萬人，並出現“潮州幫”。汕頭素有“百載商埠”之美譽，恩格斯在《俄國在遠東的成功》文中稱，汕頭是“唯一有一點商業意義的口岸”。 汕頭開埠具體確切時間，目前尚未有界定，在汕頭市金平區永平路上的“汕頭開埠文化陳列館”，陳列布置上以1860年1月1日為始。汕頭開埠之前，當時越南的潮汕人就多達10萬人，二戰前夕是超25萬人，1955年巔峰時越南潮汕人的數量高達50多萬人。不過，自1956年至1975年，由於戰爭及“排華”，很多人逃離越南，即便如此，目前在越的潮汕人也有40多萬人，且多居於南部。

從19世紀90年代（汕頭開埠後）至二戰之前，這40多年之間，是潮汕人在越南商業活動的“黃金時期”，這當中也湧現了一大批商業鉅子，比如祖籍潮安庵埠的郭琰，又比如來自饒平黃岡的許渭濱，許渭濱家族是當年越南中部、北部名噪一時的大富豪。另外，像潮陽成田的黃祥豐家族、普寧洪陽的林興泮家族、潮州的陳澄初家族等，在紡織、雜貨、茶葉、陶瓷、中藥材、海上航運等工商業活動中，亦是有名。

堤岸的媽祖廟

在越南西堤（即西貢和堤岸地區），潮汕文化的影響無所不在。比如這裡有觀音廟、媽祖廟，有很多潮汕會館，甚至有潮劇潮樂社、潮州大鑼鼓班等。另外，“鄉幫文化”情緣不改，即便是早期移居越南的潮汕人，遇見老鄉仍會以潮州話交流，很多潮汕傳統節日仍在這兒原汁原味地保留下來。

當然，潮汕地區後來的興盛與繁華，也與越南等東南亞華人、華僑有關，他們念鄉戀祖，海外潮汕人源源不斷匯回的僑匯，挹注家鄉經濟及社會事業的發展。資料記載，1922年8月潮汕地區遭遇一次強颱風襲擊，損失巨大，當時僅西貢潮州幫公所一處，匯回捐款就有3萬銀元。至於築橋修路、興辦學校、扶危濟困等公益慈善，那就舉不勝舉了。

郭琰被稱為僑領，可見其對當地潮人同鄉社團的建立、以及當地潮人的慈善事業等是相當熱心，並做出很大貢獻。據汕頭大學圖書館館藏資料，20世紀初年，由於聚居堤岸一帶的潮汕人越來越多，當時郭琰領頭，創辦潮州公所；今天的胡志明市潮州義安會館，即由當年潮州公所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汕頭存心善堂

包括越南潮人等旅居海外的華僑，多把弘揚潮汕慈善文化當成己任，他們既是海外的實業家，又是慈善家，特別重視興學重教、支持家鄉慈善及公益事業的建設；其中，善堂文化就是一個極具地域特色的慈善文化。

富甲一方的“蕩爺”，個人生活雖簡樸，卻時常用自己財力幫助他人。當年，很多旅越的潮汕人，“生有落葉歸根之心、死望骨骸回鄉之念”，郭琰根據這些同鄉意願，將當地潮人公墓中100多具遺骸，一一標號登記，再化成骨灰，再由他家的元利輪船運回汕頭，並委託存心善堂代為保管。

後來，郭琰讓人登報，通知已故潮僑的親屬到存心善堂領回安葬，對於無人認領，或者逾期未來的則由存心善堂代為安葬。“蕩爺”此舉，贏得了很多海內外潮汕鄉親的讚揚。

大峰祖師像

據不完全統計，潮汕各地的各類善堂有300多處，且多視為大峰祖師為潮汕善堂的鼻祖，亦有部分善堂是奉敬呂祖、華佗、玄天上帝等。

大峰祖師，是北宋末年的一位高僧大德，真名叫宋大峰。《潮陽縣誌》上的記載，只知其自閩（福建）而來，未詳載其生平。1125年，大峰祖師由閩雲遊入潮，“時逢旱災瘟疫流行，大峰遂結廬於潮陽和平三橋尾山，設坊為民禱祝治病，後又募眾資建和平橋，方便鄉民往來，鄉民感念他的善舉，建報德堂崇祀他，尊稱他為祖師。”

清末以後，潮汕多地建大峰祖師廟漸漸多了起來，裡面既拜祭大峰，亦舉辦施藥贈棺，收屍埋骨等善舉，有的則直接成立善堂、善社等慈善機構，更有的還辦起小學、教養院、孤兒院、義務消防隊等公益事業。比如清末民初，在汕頭一埠就設立存心善堂醫院、存心小學。應該說，善堂文化的興起，有助於在社會上形成樂於助人、與人為善的良好社會風氣，並對海內外潮汕人產生了深刻影響。

善堂文化，亦已成為許多潮商家族的企業文化中一個重要精神內核，更是潮商及各地潮汕人聯結鄉誼及情感的紐帶，有助於交流善事、增添互信、加深胞誼。國學大師饒宗頤，一生兼得文化和商業之所長，其祖父饒興桐曾於1902年,創辦了潮州第一所慈善機構“集安善堂”， 廣佈德澤,頗有聲名。

此外，像著名的曼谷華僑報德善堂、新加坡中華善堂藍十救濟會、馬來西亞明修善社等，都是潮汕人對外傳播善堂文化的重要例證。值得一提的是，不少旅外潮汕人中的老一輩，就是靠故鄉善堂拯救或者撫養成人的。有人攜兒帶孫，回鄉探堂，慷慨捐助，感“滴水之恩”，代代傳承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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