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稱“華夏”，也稱“諸夏”、“諸華”，是古代史料記載中第一個朝代（夏朝）的自稱，以此來區別與之敵對的四方蠻夷。

自夏朝以降，中原大地上經歷了商朝、周朝，到了秦漢之後，方才逐漸形成中原大一統體系，並誕生了漢族概念，並以中華文明之名延續“華夏”衣缽。人們將秦朝之前的歷史時代稱之為“先秦”。那麼，先秦時代的中國是如何發展和演變的呢？由於殷墟的發掘，對商朝的記載和佐證明顯要強於前代，因此我們以商湯滅夏桀作為時間節點，分兩部分來釋析先秦社會發展變遷。

一、從五帝時期到夏後專權

1、仰韶、龍山、華夏

明代著名小說《西遊記》的開篇便有一句曰：“盤古開闢，三皇治世，五帝定倫”。說的是傳說中國古代盤古開天闢地、三皇治理整頓世間、五帝定下人間社會倫理制度的故事。歷史上關於是否有盤古這個人或部落已經無從考究，但依據考古出土文物，我們基本可以斷定在距今5000年至7000年的漫長年代中，中原大地曾出現了眾多文明火種，我們依據今日地名，稱之為“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等。而這其中，仰韶文化對華夏文明的發展影響最為深遠，基本可以斷定為夏文明的直系傳承。

然而夏文明並不只有仰韶文化一個來源，地處黃土高原山側地帶的仰韶文化只是長江黃河流域眾多文化發源地中的一個。長江流域的大溪-屈家嶺文化、良渚文化，山東丘陵的大汶口文化，幽燕地區的紅山文化等，均與仰韶文化頻繁互動交流，最終進入了龍山文化階段。

龍山文化泛指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新石器晚期文化遺址，它涵蓋了早期黃土高原上的仰韶文化和覆蓋山東丘陵的大汶口文化，顯示出此時的仰韶先民已經與居住在山東丘陵的東夷族群頻繁聯繫，甚至很可能在此時就已經出現了東夷臣服仰韶夏人的情況。只是這樣的局面，遭到了南方河姆渡-良渚文化（長江下游）、大溪-屈家嶺文化（長江中游）以及北方紅山文化（幽燕地區）的衝擊。最終爆發了傳說中的那兩場傳奇大戰。

2、涿鹿之戰和阪泉之戰

龍山文化的出土遺址雖然遍及整個黃河中下游，但基本分為原仰韶文化區域（推測為夏人）和原大汶口文化區域（推測為東夷人）。當南方長江中游流域的三苗部族逐漸從屈家嶺文化過渡到更為先進的石家河文化時，其北上山東丘陵的步伐隨之加快，並同此地的龍山文化族群發生激烈衝突。

正當龍山文化族群與三苗族群在山東丘陵產生衝突之時，北邊的紅山文化族群（推測與黃土高原一樣屬於夏人）同樣開始南下，與黃土高原上的夏人同胞爭奪其華北地區的霸主地位。傳說中，將繼承自仰韶文化的龍山文化集團的霸主，位於黃土高原上的夏人部族稱之為炎帝部落聯盟，而將北邊同屬夏人的紅山文化集團稱之為黃帝部落聯盟。關於炎帝的稱呼，很可能是龍山文化族群內部的一個尊稱，類似於後來的“皇帝”。紅山文化族群首領很可能是在南下爭霸的過程中，給自己取了一個類似的尊稱。

最終這三股勢力之間爆發了兩次大戰，分別是涿鹿之戰戰和阪泉之戰。關於這兩次戰爭的先後順序，存在兩種說法。但由於逐鹿之戰是炎黃聯手對抗三苗且以炎帝為主導，今人大多推崇涿鹿之戰在前、阪泉之戰在後的提法，即炎黃二帝先將三苗排擠出黃河流域，再進行內部霸主競逐。

涿鹿之戰爆發之前，山東丘陵的東夷部族已經被三苗之中的一個強勢部落消滅。據《史記》記載，這個被稱作九黎的三苗部落是由一位勇武過人的首領統帥名叫蚩尤。在他的率領下，三苗的勢力甚至一度跨過山東丘陵、直抵紅山族群的邊緣，這可能是導致炎黃二帝聯手抵抗的關鍵原因。史書中對九黎部落的表述極其神異，傳說他們各個銅頭鐵臂、牛頭人身，可見其戰鬥力有多麼強悍。

炎帝集團長期佔據龍山文化霸主地位，底蘊豐厚，但軍隊實力遠不及九黎部落。然而從河北平原邊緣南下的黃帝集團作戰經驗要豐富的多，並且他們的軍隊之中存在大量的車輛軍械，在科技層面佔據優勢。涿鹿之戰，蚩尤敗北被殺、九黎部落崩潰，三苗族群一部分融入東夷，另外一部分則退回長江以南或北遁到了東北，成為日後東胡族的組成部分。

三苗的威脅消散之後，紅山文化黃帝集團和龍山文化炎帝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雙方在阪泉（學界目前一般認可是在距離涿鹿不遠的保定、延慶一帶）發生大戰，戰爭毫無懸念，最終黃帝取代了炎帝，華夏族群集團誕生了。然而，從本質上來說此時的華夏族群依然是部落聯盟的形式。但此時的夏人文化已經佔據了東亞大陸上絕對優勢。

3、充滿迷霧的五帝時代

關於五帝的提法有許多，但依據歷史斷代工程計算的年代，五帝時代起自公元前30世紀初神農氏炎帝魁隗(伊耆石年)，終自公元前2070年大禹代替商均，共歷23帝，延續1047年。只是不同於炎帝時期一脈相承的10位神農氏君王，黃帝時期的君王分屬有熊氏、金天氏、青陽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和有虞氏等不同氏族，說明了當時新封氏族增多，社會結構變動加劇。顓頊、帝嚳、帝舜等皆被歸位黃帝時期的13位帝王序列。

如若認定夏商周斷代工程準確無誤，則末代炎帝姜榆罔、開朝黃帝姬伯荼(號軒轅) 便是涿鹿之戰和阪泉之戰的當事人，其中的黃帝亦屬於通常所述的“五帝”行列。至於另外四位“五帝”君王，顓頊、帝嚳、帝堯和帝舜則可能分別隸屬於不同的陣營。

顓頊傳為黃帝之孫，他最重要的成就是擊敗了與之爭位的共工氏，但這已經顯現出華夏部落聯盟內部，政權更迭的不穩定。此後帝嚳、帝堯、帝舜時期，天下共主的權力更迭均出現過不同程度的震盪。天下局勢的日益惡化，促使華夏社會模式開始從鬆散的部落聯盟逐步進入一個新的政權形態。

4、關於堯舜禹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傳說

依據《史記》的記載，帝堯傳位帝舜、帝舜傳位帝禹，皆是一種晚年退位讓賢的舉措。居於此，人們因此得出當時的政權更迭模式是禪讓制的結論，將其作為一種固化制度來看待。然而根據1981年方詩銘等學者對於各種關於竹書紀年古籍的整理取捨，編纂出來的較為可信的《竹書紀年》中的記載，“堯幽囚，舜野死”，這兩任華夏的禪讓舉措皆源於政變。

如若按照《史記》等傳統史書記載，則後來大禹之子夏啟的開朝行為，屬於社會政治形態發生變遷的開端。如若按照《竹書紀年》等戰國竹簡的記載，則早在堯舜之時，華夏部落聯盟的權力中樞就已經無力完全掌控各個部落勢力了。但不論以何種史料作為憑據，夏朝的建立都是社會結構發展的必然，當時的華夏部落聯盟急需一個穩固的中央政權維持諸夏體系的延續。

5、關於夏朝建立的幾點迷思

根據史料記載，夏朝的祖先是有崇氏部落。這個部落曾在帝舜時期治水，當時的部落首領是鯀。按照《史記》中的說法，鯀治水不利，被帝舜下令誅殺。但在《山海經》和其他典籍中，卻有一段記載：“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於羽郊”，“息壤者，言土自長，故可堙水也”。從中推斷出另外一個版本故事，即鯀在治水期間不奉帝舜號令，且即將治水成功。但不論按照哪一版本，終究有崇氏功虧一簣，最終洪水再度氾濫，帝舜只得繼續任命由大禹接管的，治水經驗豐富的有崇氏部落，繼續治理水患。

後人傳唱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的經典傳奇，但這恰恰彰顯出大禹當時任務的緊迫，至於是治水緊迫還是創立反對帝舜統治，就不得而知了。不過由於治理水患需要經常遊走各處，且水患治理成功之後會惠及各路部族，因而最終大禹利用治水的功績，籠絡了不少部落。這為後來夏啟繼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前面提到帝舜傳位大禹的兩個版本，如若確實是在禪讓制下的一次讓賢行為，則夏朝應當是以夏啟作為開朝君主。但如若帝舜是在大禹專權的情況下，被逼無奈禪讓的，那麼大禹就應當是夏朝的真正創立者，而夏啟開創的所謂“家天下”時代，也不過是恢復了帝堯之前的華夏秩序。

不同於炎帝時代和黃帝時代天下共主的稱號，大禹繼位之後，因為治水深得民心，政權穩固，所以將部落名稱從有崇氏改成了夏后氏，這也是夏朝名字的來源。“後”這個詞，有著掌管的意思，所以在夏朝被用來作為首領稱謂，只是到了商代之後，稱謂了君主妻子的專屬稱呼，演變為了掌管後宮和母儀天下的意義了。

6、夏朝的興亡

禹王在確立華夏共主地位之後，又繼續征伐三苗，並在取得“夏後”名譽之後，沿著潁水南下至塗山（安徽蚌埠西郊懷遠縣境），與諸夏、東夷各部族首領會盟，史稱“塗山之會”，這被認為是夏朝建立的標誌。

塗山之會前，大禹曾在夏后氏所在地建立都城，名曰陽城，並舉行過郊祀之禮。在祭典上大禹明言日後必將讓賢於皋陶，然而當時皋陶年事已高、老病垂危，所以各個部落首領頗為不滿，其中尤其以東方和南方的部落離去最多。所以大禹此後大禹前往東南方向，在塗山再度舉行會盟之禮。可見夏朝建立前後，大禹對中原的統治並不完全穩固。

然而當大禹年老之時，召集天下部落首領前往會稽山（浙江紹興一帶，同樣位於東南方向）朝見自己時，權勢已經十分強大了。早年間鯀和禹的治水區域，主要活動於西方和北方，所以相比其他地區穩固。而會稽朝會之時，東方和南方的部落也已經臣服夏后氏的號令了。在這次集會上，最晚趕到的會稽附近部落防風氏首領被殺，彰顯出此時的大禹勢力足夠強大的時候威懾各路氏族首領，到了可以輕易弒殺部落首領的地步。根據史料記載，後來大禹得知防風氏是因為路途遭遇洪水阻塞，為了抗洪和救援百姓，才耽誤了會期。於是大禹十分自責，並設立了一系列祭奠防風氏的祀典。不過作為主要活躍在南方和東方的治水部落，防風氏或許早已上了大禹的必殺名單。

夏后氏權勢的增長，使得即便大禹設立了伯益作為自己的繼承人，天下部落首領依舊前往夏后氏朝拜夏啟，幾乎沒人真的跑去朝拜伯益，最終伯益讓國。等到夏啟之後的第三位君王太康之時，因為昏聵荒誕而遭到東方有窮氏部落的驅逐，史稱“太康失國”。夏朝初年的這場動亂，可以看做是五帝末期政權不穩的延續。但隨著少康不斷的宣傳大禹和啟的功績和威望，獲得了大量部落氏族的支持，最終趁有窮氏內亂之時，重奪寶座並創下“少康中興”的盛世。

少康死後的夏朝，再度陷入君王碌碌無為的境地，到了孔甲在位之時，又一次肆意淫亂、不修朝政，使得夏朝國勢迅速走向糜爛，史稱“孔甲亂夏”。此後的夏朝已經失去了對天下部落的掌控，到了夏後姒發執政之時，雖然破格提拔了養馬的老者關龍逄為相，二人攜手在短短七年內，就穩定了朝局、恢復了經濟，卻難以再現禹、啟和少康時的夏后氏鼎盛局面了。當夏桀繼位之後，不僅東方的商部落持續剪除掉夏后氏的羽翼，甚至賢相關龍逄也遭到夏桀的殺害，夏朝內部已經出現“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的狀態。

7、二里頭文化和夏朝

一般來說，大家比較公認夏朝就是龍山文化晚期到二里頭文化早期這段時間。二里頭文化本身應當算作是龍山文化的繼承者，但並未出土類似商朝殷墟那樣成規模的、可以提供強有力佐證的遺址。正因如此，學界部分學派並未將夏朝算作華夏文明第一個朝代。

通過對夏朝發展脈絡的梳理，我們會發現它與先前的五帝時期（即部分學界冠名為“唐、虞”的時期）具有明顯的延續性，同時又存在一定的差異。夏朝相較於唐、虞，夏后氏的權勢和地位明顯提升，後期對繼承人的話語權加強，實質上已經進入到了具備部落首領共治關係的王國統治模式時期。

二、商周之變奠定華夏文明精神基石

1、青銅器和甲骨文的時代

夏朝末年，夏桀殘暴荒誕，這給了東方商部落以契機。最終鳴條之戰，商湯擊敗夏桀，建立了商朝。從本質上說，商朝和夏朝並無太大不同，在政治上均屬於保持部落聯盟形態下的王權至上政權。然而從文化層面，商朝對華夏文明的貢獻要深刻的多。青銅器和甲骨文的出現，極大的刺激和豐富了商朝社會的發展。

商部落位於東方，疑似是山東丘陵東夷族群的一員，十分擅長經商，長期遊走於中原各個部落之間交換貨物。經商領域發達產生了兩個後果，一個是商部落的人脈關係十分廣泛和持久，另一個則是“文字”的產生。二里頭文化早期還是以石器和陶器為主，後來進入商朝階段後迅速發展到了青銅器時代。

2、母系印記和遊牧印記的消逝

五帝時代和夏朝時期，華夏帝王的姓中通常都需要帶上“女”字，如“姜”、“姬”“姚”、“嬴”、“姒”等，這是母系社會的遺留印記。但從夏朝晚期，新出現的姓基本不再遵循這一規律，而商朝的王族自身，以子為姓，已經脫去了母系社會的印記。

在商湯滅夏，建立商朝之前，商部落是一個商業十分發達，並且以畜牧業為主的勢力。高流動性是商人的特徵，因此相較於夏后氏，存在更多遊牧印記而非農耕印記。遊牧部落首領需要通過強大的個人實力去維繫部落內部的關係，因此“兄終弟及”成為首領的主要繼承方式，這與定居部落“父終子及”的繼承關係存在極大差異。定居部落需要的是一個穩定的政權更迭機制，首領個人的實力反而是次要的。

正因為這兩種繼承模式的差異，當商部落入主中原，演變為以定居為主的生活方式之後，宗室內部圍繞政權的爭奪長期不得停息。自商王仲丁後，連續發生王位紛爭，又屢次遷都，使王朝中衰、諸侯離叛，史稱“九世之亂”。後來盤庚遷殷之後，權力中樞坐落在遠離水患的農耕區域，政權得到穩固，嫡長子繼承模式開始出現。

3、殷商的興衰

盤庚遷殷之後，商朝重新穩固下來，到了武丁時期全面崛起，史稱“武丁中興”。武丁與後世西漢武帝的情況非常類似，他繼位之後勵精圖治，將殷商大業重新奮起，並且四處征伐，對周圍的鬼方、土方、羌方、人方、虎方等方國進行征討，雖然抓獲了大量俘虜，卻也有窮兵黷武之嫌。

武丁去世之後，殷商事業隨之出現下滑，連續幾代商王，都需要應對東南方向的方國叛亂。到了商王帝辛之時，他派遣部下東征萊夷，自己南下攻打九苗，將商朝的版圖擴張至東海和長江流域。此後帝辛繼續攻打東夷部族另外一股勢力淮夷，並取得一系列勝利。然而國庫空虛、兵力不足，使得商朝面對西部鬼方再度壯大威脅之時，只得依賴和扶持周部落，並給予周部落首領以西伯稱號。

帝辛對東南方向的持續征伐，引發三個後果。一方面大量淮夷部落族人成為俘虜，這些不滿商朝的奴隸後來在牧野之戰中倒戈一擊；一方面商朝對南方的侵襲，促使南方影響力頗大的夏朝羋姓遺民開始和周聯絡滅商；最後周部落持續做大，並且作為夏朝姬姓遺民的他們，傳承自華夏文明黃帝一系，對戰車的使用出神入化。最終經過了一系列的籌備，武王伐商、血流浮杵，商朝國都之內的軍隊盡滅，商朝滅亡。

4、商周之變

如果說夏人加強了華夏集團政治體制聯繫，商人貢獻了青銅器和文字等文明結晶，那麼周人最突出的成就在於信仰。同夏后氏一樣，商人認為自己能得到政權是天命所授。為了讓上天能夠永遠的保佑自己，商人頻繁的舉行大規模祭祀活動，並使用活人作為祭品。這些被用來獻祭的活人通常都是戰爭中獲得的俘虜，甚至只要是商人以外的人都會被計算在內。

商朝實行的是內外服方國制度，對外服和內服方國採取不同的待遇和制度。而不論是倒戈奴隸所在的淮夷、發動滅商戰爭的周部落還是南方的羋姓楚人，均遭到商人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天命觀的歧視。當週人滅商之後，曾在觀念層面上有過爭論，究竟是天命降於周人還是天命降於周王，最終爭論的結果是天命降於周王。

正因為周人這樣的天命觀，刺激了華夏社會發生了商周之變。周人的天命觀看似將載體變成了個人，更為狹隘了。然而這種褪去統治族群特殊性的觀念具備極強的普世性，使得被周人統治的族群反抗力度大減，不同文化的部落之間開始出現較大程度的融合交流。這也是周人能夠號令各路諸侯同心同德，共同伐商的主要原因。

5、分封制下的中原社會

周人滅商，將天命觀變成了更為普世的形態，但同時也繼承了商人嫡長子繼承模式，並將其更加細化和制度化。可見周朝建立之後，不斷的借鑑商朝的經驗和教訓，建立了一套自己的政治體制。

商朝九世之亂後，幾代商王均對宗室進行打擊，導致武王伐商之時，商王帝辛的叔父和庶兄都倒向了周這一邊。這個教訓促使周朝前兩任君王都大肆分封天下，並將商朝原有的外服內服方國制度改革成為周天子朝貢制度，特別是分封了大量姬姓諸侯，意圖以他們來拱衛中央。

但是經過幾代繁衍之後，即便是姬姓諸侯也與周天子血緣疏遠了。西周中後期，周室已經開始出現衰微的跡象，到了周厲王時期開始發佈一系列改革，意圖加強中央統治 ，史稱“厲始革典”。然而當國人、貴族階層和地方諸侯利益受損之後，周厲王在“國人暴動”中被趕走了。此後的周天子威望，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周幽王時期，甚至受制於鎬京附近的小諸侯申國國君申侯的約束。最終申侯引犬戎攻鎬京，導致平王東遷。

平王東遷之後，周室威望繼續下降，當時曾有一段時間周平王和西邊的周攜王並立，導致諸侯不知應該朝貢哪位天子，出現了對周天子禮制法章的疏離感，成為禮崩樂壞的開端。此後又經歷了周鄭交質等一系列時間，春秋諸侯爭霸的序幕由此拉開。春秋時期，諸侯們尚且打出尊王攘夷的旗號，只有南方滅商有功卻只被周朝封為子爵的楚國頻頻挑釁周室，甚至問鼎中原。但到了戰國時期，田氏代齊、三家分晉，周朝的禮法更多的成為了強國諸侯稱王稱霸的工具，當時的人們愈發不將蜷居洛東的周天子放在眼裡了。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先秦時期的華夏文明，經歷了部落聯盟共治模式向王權模式的轉變、狹隘天命觀向普世天命觀的轉變以及社會文化和繼承製度的發展。從五帝定倫到商周之變，塑造了華夏文明的脈象特徵，同時也奠定了此後秦漢時期中華文明蓬勃發展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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