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再說皇太極反間計
自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極兵臨燕京，至二十七日從左安門退卻，八天內與明軍凡三戰，其中與袁崇煥軍兩度交鋒，皆不能勝。加上天啟六、七年努爾哈赤、皇太極父子接連兵敗寧錦，關寧兵已令金軍望而生畏，袁崇煥實為皇太極心頭大患。
仔細分析形勢即不難發現，與金軍入關之初勢如破竹相比，此時形勢已開始朝著有利於明軍的方向變化。皇太極頓兵堅城之下，既無能力攻城，野戰亦不能取勝。據《清太宗實錄》，皇太極從左安門“還營”，至十二月初一日辛亥，“大兵西趨良鄉”，數日間未見軍事行動。十數萬金軍蒙古兵不會露暴於野，當是重新退入南海子。南海子“在京城南二十里。周圍凡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丈，乃養育禽獸、種植蔬果之所。中有海子，大小凡三，其水四時不竭，一望瀰漫”。正是隱蔽休整之處。《國榷》十一月二十七日戊申：“袁崇煥遣嚮導任守忠以五百人持炮潛攻建虜於南海子，建人稍遁。”估計袁軍也不熟悉南海子地形，以此試探，金軍“稍遁”，即避入海子深處。此時明各路援軍集於京郊，稍假時日，不難重振旗鼓，掘壕塹，立嚴寨，且有袁崇煥及關寧兵作中堅，對皇太極大軍形成合圍之勢，使其成甕中之鱉。儘管畿南地區暫時空虛，金軍可左衝右突，但能橫行幾時？崇禎若能明察敵我消長之勢，寄予袁崇煥以全權，嚴令責成諸軍聽命，完全可能就殲金軍於內地，至少亦必重創之而作鳥獸散。果爾，明清之際的歷史則將是另一種進程。
但崇禎卻自毀長城！十二月初一日，即皇太極從南海子南竄之日，崇禎藉口商議軍餉傳令袁崇煥入城，於平臺召對時將崇煥逮捕入獄。事發突然，群臣震恐而莫知所由。後人則歸結於皇太極的反間計。
皇太極施展反間計，《清實錄》卷5備載其事：十一月二十七日戊申，即左安門金軍敗退之當日，隨軍漢人謀事“高鴻中、鮑承先遵上所授密計，坐近二太監，故作耳語云：‘今日撤兵，乃上計也。頃見上單騎向敵，敵有二人來見上，語良久乃去。意袁巡撫有密約，此事可立就矣。’時楊太監者佯臥竊聽，悉記其言。”二十九日庚戌，“縱楊太監歸。後聞楊太監將高鴻中、鮑承先之言詳奏明主，明主遂執袁崇煥入城磔之。”一似崇禎為皇太極反間計所中，而金軍則因此免於被殲，重新找到了生路。《滿文老檔》二十七日不載，僅二十九日與《清實錄》同。《老檔》在先，《清實錄》後修，或加以潤飾，將一日事分作兩日，以見其詳且實。晚出清修諸書，如《明史·袁崇煥傳》、《清史列傳》、《八旗通志》各傳，以及魏源《聖武記》、《清史稿》諸紀傳，皆未顯示另有史源，實則俱遵從《清實錄》，不足為徵。一言以蔽之，由《老檔》脫胎而出的《清實錄》反間計，為後世唯一之史源。
此計頗類說部稗史，與《清實錄》所載天聰五年金軍圍困大淩河垂成之際、皇太極卻與祖大壽結盟而釋之如出一轍，皆《三國演義》之新版，一仿“蔣幹盜書”，一仿“七擒孟獲”，皆收奇效：祖大壽雖於困窘中順水推舟，藉機脫身，日後歸順大清，則再無反覆；北京城下的反間計，皇太極於窮極之餘，利用宦官，切準崇禎心病，竟能立竿見影，借崇禎之手剪除大患。
關於反間計，明朝方面則全無記載，是以其真偽細節無可確考。然而《崇禎長編》有一條不甚相關的史料，如若不假，倒是一有力的反證。十二月十四日甲子，皇太極大軍北返至南海子：
提督大壩馬房太監楊春、王成德為大清兵所獲，口稱：“我是萬歲爺養馬的官兒，城中並無兵將，亦無糧餉。”云云。次日，大清兵將春等帶至德勝門鮑姓等人看守，聞大清兵與滿桂總兵戰，得了馬二百匹，生擒士將一員。次日，各給書二封，一令春向德勝門投遞，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門投遞。內言：“南朝萬曆時節，屢次著王喇嘛講和，總置不理。前年袁崇煥殺了我們些人，我們惱恨得緊。又聞毛文龍掣（撤）了臺土兵，我們所以提兵到此。今要講和，要以黃河為界。”
《滿文老檔》、《清實錄》俱不載此事，明朝史料又不見反間計，故未敢斷定此楊春、王成德是否即《清實錄》中傳遞反間計之二太監？金軍於北返之際，令楊、王二人嚮明朝投遞書信，旨在議和而漫天要價，卻不曾提及反間計。書中所言興兵之由，實因惱怒袁崇煥殺了金國之人，則與反間計完全相反。十天前發生的袁崇煥繫獄、關寧兵東潰，皇太極是否得知，史料無徵。但至少說明皇太極並不知曉袁崇煥何以獲罪。果真此前有反間計且已得逞，皇太極心頭大患已除，此書豈不等於為崇煥開脫？實情必不自相矛盾如是之甚也。我懷疑此事即反間計所本之原始情節。
而根據金軍隨後的動向來看，可以肯定皇太極沒有預計到能令崇禎入其彀中。道理很明顯，若果施行反間計，金軍就不會在崇禎逮繫袁崇煥兩日內，以至於等不及祖大壽率軍東奔，即南竄良鄉、固安，且遲至半月之後的十二月十六日夜方北返京城之南永定門；而顯然應在京城之下駐紮不去，以堅崇禎之疑，至少也應在南海子靜觀其變。一旦關寧兵東奔即緊躡其後，將其殲滅，並乘機逸出關外，豈不省卻日後許多勞苦？可惜《清實錄》雖掛出反間計的劇目，卻沒顧上給皇太極設計上演與反間計相應的劇情。
然而崇禎的動作確實出乎意料之外，似與《清實錄》所謂皇太極反間計相吻合。《國榷》卷90，十二月初一日辛亥，先述崇禎命太監加強戒備：“司禮太監沈良佐、內宮太監呂直提督九門及皇城門，司禮太監李鳳翔總督忠勇營，提督京營。”繼述逮崇煥事：“召袁崇煥、祖大壽、滿桂、黑雲龍於平臺。崇煥方遣副總兵張弘謨等躡敵，聞召議餉，入見。上問以殺毛文龍，今逗留何也？並不能對。命下錦衣獄。賜桂等饌，隨遣太監車天祥慰諭遼東將士。命滿桂總理援兵，節制諸將。馬世龍、祖大壽分理遼兵。”次日，宣佈崇煥罪狀，諭各營：“袁崇煥自任滅胡，今胡騎直犯都城，震驚宗社。夫關寧兵將，乃朕竭天下財力培養訓成。遠來入援，崇煥不能佈置方略，退懦自保，致胡騎充斥，百姓殘傷。言之不勝悼恨。今令總兵滿桂總理關寧兵馬，與祖大壽、黑雲龍督率將士，同心殺敵。各路援兵，俱屬提調。仍同馬世龍、張弘謨等設奇邀堵，一切機宜，聽便宜行事。”事情如此突然，且密佈太監以控制局勢，與皇太極反間計恰成前因後果，後人很容易聯想為皇太極的反間計發生作用。故前輩明清史專家孟森，當今權威著作，國內如蔡美彪《中國通史》，國外如《劍橋中國明代史》均承認反間計。
王戎笙主持、李洵、薛虹主編的《清代全史》第一冊，則對反間計持疑。我贊成這種立場，而不完全同意其理由：“這段記載，最初見於《舊滿洲檔》和《滿文老檔》，但都顯然是後來追記的，因為袁崇煥被殺是在金兵退走後的第二年四月，而清人的檔案記載則追寫被殺事在天聰三年的十二月。”按史書體例，追述以及數事並書都是允許的，故僅以此似不足推翻反間計實有其事。事實上，作者只須點明，清代官修《老檔》、《實錄》很有可能鑑於明崇禎突然逮繫袁崇煥，原因莫明，遂杜撰反間計一說，以體現皇太極之料事如神，如此即可。
《清代全史》隨後論及袁崇煥被殺的理由：“根據當時的情況，袁崇煥因金兵入關，得罪下獄或被殺，基本上已是肯定了的。按照明朝的制度，‘失守封疆’是不赦的重罪，更何況袁崇煥是集眾怨，被攻擊的人，再加上大將滿桂在皇帝面前揭發他的非法議和活動”云云。除以崇煥處死在四月小誤之外，將崇煥被逮與處死混為一談，不免失之簡單籠統。若依此說，則崇禎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初次召見崇煥時就應將其下獄，而不必等到皇太極施用反間計之後。實則明代歷史上失誤封疆，如嘉靖、萬曆朝，或歸罪本兵，而於大帥則少有獲死罪者，楊鎬、王化貞遲至崇禎朝方處死，熊廷弼之死別有原因，此不贅。況且金軍入關在薊，崇煥受命督師，雖“總督薊遼登萊天津軍務”，駐關門，而其時另有薊遼總督，薊鎮非崇煥防區；其後總督暫缺，卻未明確由崇煥兼領。故或罪或否，非無辯解之餘地。至於袁崇煥與金國所謂“議和”，則自萬曆以來有成例，且既報知朝廷，復為朝廷認可；所謂“擅殺”毛文龍，事後亦得到崇禎首肯。若無其他原因，皆可不必構成罪名。袁崇煥被逮在十二月初一日，處死卻遲至次年八月，九個月中牽扯到複雜的朝廷黨爭，最終是取決於崇禎個人意志，還是政治的主要導向，仍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退而言之，即使如一些著作認定崇禎逮捕袁崇煥是中計，也並不等於說處死袁崇煥也是中計，而應另有更深層的原因。
試看崇禎因金軍兵臨北京追究群臣，於逮崇煥之前，以偵探不明、城工未竣下兵部尚書王洽、工部尚書張鳳翔於獄；戰事尚未結束，又以失機逮總督劉策、總兵張士顯；其後大學士錢龍錫下獄幾死，前後大員逮繫論死者數十員。如此殺戮過甚，人們似有理由推測，縱使沒有皇太極的反間計，袁崇煥也難逃一死。
但凡事不可一概而論。崇禎最初歆動於袁崇煥“五年復遼”，因而寄予厚望。迨皇太極從薊鎮破關，崇禎雖不無怨懟，然而心中有數，責任不在崇煥，故有明旨：“卿治兵關外，日夕拮据，而已分兵戍薊，早見周防。關內疏虞，責有分任。”對於崇煥率兵入京宿衛，崇禎也慰諭有加：“既統兵前來，其一意調度，務收全勝，不必引咎。”次日，“賜袁崇煥、祖大壽、大將”。皆其理性之體現。以現有史料，我們對崇煥突然下獄只能作如下推測：崇禎積怨於胸的是崇煥未能遵旨在薊門堵截金軍，令北京直接處於金軍兵鋒威脅之下。而隨後金軍、崇煥軍同時至京，又有崇煥“勾虜”逼京、要挾和議之風傳，又難免啟崇禎之疑，即談遷所謂“都人競謂崇煥召敵，上不能無心動”。而當時真正影響崇禎決策的，除一二大臣之外，就只有太監。崇煥廣渠門、左安門兩戰獲勝，然城門緊閉，內外隔絕，崇禎未必能及時明白真相。十一月二十三日召見崇煥、滿桂，崇禎感受如何，《國榷》雲崇禎對崇煥“慰諭久之”，但又兩次拒絕崇煥要求如滿桂軍例允許關寧兵入城休息，足見疑心未去。數日後金軍仍倘佯於京城周圍，遲遲不退。崇禎年未及冠，易於衝動，急切之下惑於流言，勾起舊賬，莽撞行事，是完全可能的。
就上引《國榷》十二月初一、初二兩日所記，崇禎面質崇煥者，“以殺毛文龍，今逗留何也”；次日宣諭各營者，“袁崇煥自任滅胡，今胡騎直犯都城，震驚宗社”，“崇煥不能佈置方略，退懦自保，致胡騎充斥，百姓殘傷”。最初公佈的崇煥罪狀，僅此而已，與日後羅織者不同，應可信為崇禎逮捕袁崇煥之真實動機。但其中並無反間計所謂與金國有“密約”。若崇煥果有此密謀，哪怕是謠傳，崇禎有何拿不出手，當面嚴質？尤其是初一日逮繫之時，惟有數人在場，崇禎完全沒有擔心洩密的理由；而且必定將祖大壽同時逮繫，與崇煥對鞫，而絕不會讓其返回軍中。直至初六日給通州孫承宗的敕諭，亦未提及反間計所謂“密約”。
若以談遷無所聞，故紀事簡略，大學士錢龍錫為逮繫崇煥在場者之一，半月之後為自己辯誣，止雲：“此番由崇煥輕信束不的，致糾連深入。皇上焦心憂思，夙夜靡有寧息。臣等豈真木石犬馬，不悟崇煥之有罪，而尚敢護庇之？止緣外有強敵，內無勁兵，且藉關寧兵馬，事平之後，論崇煥之罪耳。此四日在閣中所僉議者，臣資在第三，何能專主？”然所謂崇煥之罪：“自聞警之初，舉朝言是束不的者十八而九。”“當崇煥請入羅城，請給席布。以至敕拿之日，皇上費幾許躊躇，玉色為焦，臣等亦相顧遲迴。”“身任督師，不能立功則罪之。”可以斷言，崇禎逮繫崇煥時，所以憤怒者在崇煥輕信蘇布地，導致金軍深入京畿盤桓不去。
與此相聯繫的，即金軍不退，是因崇煥欲藉此以成款局，明金訂立城下之盟的謠傳。此與反間計最為接近，但這種荒唐事幾無可信度。誠如程本直《漩聲》所言：“崇煥之愚，不至此也。城下之盟，列國事也。否則，亦宋真宗事也。今中國何如國？而皇上何如主也？無論要以求盟必不得，即要之而盟得也，款成也，敵退也，崇煥將安歸也？果若是也，崇煥知為敵謀，而不知為己謀也，愚不至此也。”質言之，崇煥若邀敵進犯以挾盟，非但達不到目的，而且必然萬惡不赦。既欲如此，又何必在北京城下與金軍連番苦鬥？即使崇禎在焦慮之中迷失理性，惑於流言而疑心驟起；即使逮繫袁崇煥時閣臣成基命再三請求崇禎慎重其事，就是針對崇禎這種懷疑，但也沒有證據說明崇禎產生猜疑是因皇太極的反間計而起。至少，在逮繫袁崇煥時，崇禎並沒有出具反間計所云勾結金國入犯的密謀。否則，隨即就應有一系列相應的追查，兩位傳話的太監也應下獄鞫問，非論功即論死，而不可能全無反映。
攻訐崇煥最力以至不擇手段捕捉風聞之高捷，於崇煥逮繫後數日發難，其疏言中亦只能雲：“夫崇煥口任邊事，而心不爾也。其遣弟通好，遠在數年之前；其斬將剪忌（謂殺毛文龍），近在數月之內。唯別一機關，故另一作用。今日之事，豈無故而致此哉？皇上第博採道路之公論，細審前後之情形，而崇煥罪案自定，臣更不必饒舌。”此言之陰險，即在引誘崇禎以堅定上述懷疑。若果聞知有反間計之密謀，高捷必視為證據，尚須閃爍其詞，泛論牽引於數月數年前之事，而請崇禎“博採”、“細審”乎？十三天之後，吏部尚書王永光等疏言：“皇上逮問兵部尚書王洽、工部尚書張鳳翔、督師袁崇煥於獄，雷霆疊震，百僚悚惕，此皇上之大機權也。”反間計與王洽、張鳳翔無涉，永光等必不以三人被逮同歸於崇禎之“大機權”。
若崇煥與金國稍有嫌疑，其冤家對頭如餘大成所言之溫體仁、樑廷棟，必大做文章，而最為崇禎信任的周延儒及其他人日後也決不敢疏救崇煥。而最重要的是，當事人祖大壽疏奏具在，程本直《白冤疏》、《漩聲》，餘大成《剖肝錄》，於崇煥生前死後為其訟冤不遺餘力，而皆不曾提及皇太極反間計。若果有些許蛛絲馬跡，祖、程、餘等人斷無不予申辯之理。袁崇煥“密約”皇太極並配合金軍至京，何等緊迫危險之事！若以崇禎聽信從敵營釋放的太監之詞，獨自反覆煎熬於信疑之間，而不與任何大臣商量，有是理乎？梁任公《袁督師傳》不取反間計之說，乃其卓識。崇禎內心的懷疑與皇太極的反間計，畢竟是兩回事。
在用歷史人物的思想或心理來判斷史實時，必須審察其主觀動機的來源及形成，並將其與客觀事實嚴格區別開來。我們無法找到《老檔》、《清實錄》作偽的鐵證，而只能通過辨析來質疑反間計難以取信，這是治史者的缺憾，也是對待史料的基本態度。至於計六奇、張岱等人關於袁崇煥的記載，乃至快意恩仇，幾無一處可信，可不置辯。若有人據以談奇說怪，則不屬於史學討論的任務。
還應指出的是，崇禎的一時衝動，並不意味日後崇禎不可能冷靜下來，付諸理性思維，甚至於幡然悔悟。事實上，崇禎逮繫崇煥後不久即令其於獄中致書大壽，以挽救關寧兵於狂瀾既倒，即已懂得崇煥的份量，則未必不存在以此為轉環的可能性。餘大成《剖肝錄》記載：“上初甚疑煥，及聞所復地方皆遼兵之力，復欲用煥於遼。又有‘守遼非蠻子不可’之語，頗聞外庭。”另，兵科給事中錢家修《白冤疏》載其疏救崇煥：“奉旨批：覽卿奏，具見忠愛。袁崇煥鞫問明白，即著前去邊塞立功，另議擢用。”此疏為原抱奇而發，當在崇禎三年正月。若此兩段史料無可懷疑，則崇禎逮繫崇煥時是否有必殺之心，就應引起人們慎重考慮。一個看似荒誕的偶然事件，不論是所謂皇太極反間計，還是朝野謠傳、宮內左右讒言，若能引起巨大波瀾，乃至於改變歷史走向，一定是當時的政治社會條件和氛圍存在著發酵機制，以及引導朝著這個方向發展的內在趨勢。這才是歷史研究者所當思考的，而不必停步於史料無徵的細節，或作徒勞無益的揣測。限於篇幅體例，本文不作深究，僅稍述及崇煥與關寧兵之關係以及這一事件所帶來的惡果。
2.關寧兵東潰與重整
主帥被逮，幾乎出於所有人預料，其直接後果就是招致寧遠兵東潰。《國榷》卷90，以東潰在十二月初四日甲寅：“遼兵素感袁崇煥，滿桂與祖大壽又互相疑。大壽輒率兵歸寧遠，遠近大駭。”《孫承宗行狀》、《明史·孫承宗傳》並繫於初四日。而據兵部職方郎中餘大成《剖肝錄》，當在初三日（見下）。據祖大壽疏，則在初三日夜：“比因袁崇煥被拿，宣讀聖諭（即上引初二日壬子諭各營），三軍放聲大哭。臣用好言慰止，且令奮勇圖功，以贖督師之罪。此捧旨內臣及城上人所共聞共見者。奈訛言日熾，兵心已傷。初三日夜哨見海子外營火，發兵夜擊，本欲拼命一戰，期建奇功，以釋內外之疑。不料兵忽東奔。”孫承宗初五日的奏疏，亦證明事發在初三日：“本月初三日，通州城守者瞭見遼兵三五成群紛紛東下，臣即令人招撫，而鳥獸竄矣。又，初四日午時，偵探人自西回，始知祖大壽率全軍東潰。臣聞之，急以手字慰諭大壽，又傳一檄以撫三軍，令遊擊石柱國飛騎追之，而僅及其尾，弓刀相向。柱國坦然不驚，極力（慰）諭。諸軍校亦多垂涕，但曰：‘主將既戮，又將以大炮盡殲我軍，故不得已至此。’柱國又前追，而大壽已遠矣。”關寧兵東潰，實激於統帥袁崇煥被逮，然而孫承宗卻歸咎於祖大壽：“臣自得此軍之潰，今因祖大壽危疑既甚，又以極貴不能復受同儕節制，故乘三軍驚疑，以城上炮擊洗軍之說，誘全軍盡潰，陷人以自護，非諸將卒盡有叛心。”
兩日之後，孫承宗再遣人追及關寧兵，從大壽的迴應中，大約摸出一點頭緒，故於初七日再疏轉述祖大壽訴言：“徑往東走，攔阻不住。眾兵齊口說稱：‘應援京師，連戰大捷，指望厚賞。誰想城上之人聲聲口口罵遼將遼兵都是奸細，故意丟磚打死遼兵三名，城內出來選鋒砍死遼兵六名，彰義門將放撥的遼兵做奸細拿去殺了。陣亡者死而無棺，生者勞而無功，敗者升官，勝者誤罪，立功何用？’臣同副將何可綱、張弘謨等多方勸諭不從，臣等情願回京待罪。眾兵強挾，渾身是口，難以自文。”《國榷》同日節錄承宗此疏，並附以：“上從之。大壽抵山海關，宣聖諭，吏卒乃安。因令堵截建虜歸路。自是大壽稱疾，不復視事矣。”至此實情大明。關寧兵一直被視為勾引金軍之奸細，為此忍辱負重，勞苦功高卻未及時賞賜，本已積怨甚深。宣諭各營逮捕袁崇煥，關寧兵完全不能接受，次日即譁變東奔寧錦。凡此，皆由崇禎所激。於是朝野震恐，謠言紛起。《孫承宗行狀》：“上逮崇煥下詔獄，大壽與中軍何可綱等率所部萬五千人東潰。人言大壽且與奴合關寧十萬眾反戈內向，禍在漏刻；又言大壽據關城，則自此以東數十城中斷，將割以自王。而師之潰也，其勢如崩山決河。”
關於朝廷應對，《國榷》十二月初四日：“初，召逮崇煥時，大學士成基命睨大壽心悸狀，因頓首請慎重者再，敵在城下，非他時比。”《明史》251《成基命傳》綜述其事：“袁崇煥、祖大壽入衛，帝召見平臺，執崇煥屬吏，大壽在旁股慄。基命獨叩頭請慎重者再。帝曰：‘慎重即因循，何益？’基命復叩頭曰：‘敵在城下，非他時比。’帝終不省。大壽至軍，即擁眾東潰。帝憂之甚。基命曰：‘令崇煥作手札招之，當歸命也。’時兵事孔棘，基命數建白，皆允行。”《國榷》系基命建白事於初六日丙辰，“又條上規畫。上俱從之”。大約崇禎已感覺不妙，一時惶惶不知所出，惟基命之言是聽，但不肯認錯。《國榷》同日，傳諭通州之孫承宗：“朕以東事付袁崇煥，乃胡騎狂逞。崇煥身任督師，不先行偵防，致深入內地。雖兼程赴援，又鉗制將士，坐視淫掠，功罪難掩。暫解任聽勘。祖大壽、何可綱、張弘謨等，血戰勇敢可嘉。前在平臺面諭，已明令機有別乘，軍有妙用。今乃輕信訛言，倉皇驚擾。亟宜憬省自效，或邀賊歸路，或直搗巢穴，但奮勇圖功，事平論敘。夫關寧兵將，乃朕竭天下財力培養訓成，又卿舊日部曲。可速遣官宣佈朕意，仍星馳抵關，便宜安輯。”《孫承宗行狀》錄此諭文字略同，之前有“遂命公移鎮關門”，則承宗由通州赴關門在初六日。諭中不再是“言之不甚悼恨”，而是“功罪難掩，暫解事權聽勘”一語，即崇禎得知關寧兵東潰，隱約發覺逮繫崇煥鑄成大錯，亟需安撫關寧兵祖大壽等人之措辭。
成基命從中斡旋，奏請以袁崇煥手札招大壽事，錢謙益《孫承宗行狀》及《有學集》卷34《成基命神道碑》俱不載。《行狀》詳載承宗之處置，大體出自承宗奏疏。《行狀》繼雲：“公懼大壽之果與奴合也，大書榜示軍前：‘東奴久薄近郊，急調祖大壽兵往遵化搗巢，遏虜歸路，用以疑虜。’傳檄諭大壽及諸將曰：‘今日東兵（即指關寧兵）西還，必無一毫罪戾。’又密札諭大壽，教以急上疏自列，束兵殺賊以報浩蕩之恩，以贖督師（崇煥）之罪，而仍許代為別白。大壽得帖子大哭，諸將亦哭，乃具如公指還報”云云。似安關寧兵於反側，一出於承宗隻手迴天。而據崇煥軍中職方郎中餘大成《剖肝錄》，實另有隱情，移錄於下：
煥自薊趨京，兩日夜行三百里，所部馬兵才九千人。廣渠門一戰，挫之，意俟步兵至，方合力逐北。而初一日之命下矣。
諸廷臣持煥者十之三，而心憫其冤者十之七，特以所坐甚大，且憚於（溫）體仁與（樑成）棟，未敢救。石衲（當為餘大成號）時任職方，獨發憤對眾曰：“奈何使功高勞苦之臣，蒙不白之冤乎！”棟曰：“此上意也。”石衲曰：“煥非惟無罪，實有大功。今日圍城中，舍此誰堪禦敵者？朝廷置兵部官何用？使功罪倒衡若此，公宜率合部爭之。”棟曰：“人皆言煥畜逆。”衲曰：“兵由薊入，煥自遼來，聞報入援，誓死力戰，不知所逆何事？所畜何謀也？”（中略）棟時聲色俱厲，（中略）不懌而退。
次日初二，衲又往見棟，曰：“敵勢甚熾，遼兵無主，不敗即潰耳。莫若出崇煥，以系軍心，責之驅逐出境自贖。既可以奪深入者之魄，又可以存遼左之兵。公為國大臣，當從國家起見，萬無從嫌隙起見也。”棟曰：“遼兵有祖大壽在，豈遂潰哉？”石衲曰：“烏有巢傾鳥覆而雛能獨存者乎？大壽武人，決不從廷尉望山頭矣。”棟時以其語聞之朝房。輔臣周延儒問曰：“公慮祖大壽反耶？”石衲曰：“然。”儒曰：“遲速？”石衲曰：“不出三日。”儒曰：“何也？”石衲曰：“煥始就獄，壽初意其必釋。今日則庶幾有申救而出之者。至三日，則知上意真不可回，而廷議果欲殺煥矣。壽與煥功罪惟均者也。煥執，而壽能已耶？不反何待？”儒點頭曰：“奈何？”體仁曰：“不然！壽若與煥謀，即合敵耳；否則，必殺敵。反將安之？”
次日，棟見石衲於朝房，曰：“壽幸未反。”石衲曰：“言而不中，國家之福也。”是日，壽果率所部逃出關外。報入，棟懼甚，至石衲私寓，曰：“壽反矣！如之何？公能先事逆料，真神人也！”棟去。客曰：“大司馬心折公矣。”石衲曰：“是欲貽構我耳。”
初四早，棟以壽反奏，且言：“臣司官餘大成能先見，乞召問之。”蒙上召對，因奏曰：“壽非敢背反朝廷也，特因崇煥而懼罪耳。欲召壽還，非得崇煥手書不可。”上因讓棟曰：“爾部運籌何事？動輒張皇。事有可行，宜急圖無緩。”棟就出煥，石衲曰：“不可！旨意未明，獄中何地，而冒昧行之也？”延儒曰：“若何？”石衲曰：“須再請明旨方可。”乃復入奏。上遣大璫出諭曰：“事急矣，當行即行，尚待什麼旨！”石衲曰：“此即明旨矣。公等見督師，善言之。”
時閣部九卿皆往獄所道意，煥曰：“壽所以聽煥者，督師也。今罪人耳，豈尚能得之於壽哉？”眾人開譬百端，終不可，且言：“未奉明詔，不敢以縲臣與國事。”石衲因大言謂崇煥曰：“公孤忠請組，隻手擎遼生死，惟命捐之久矣。天下之人，莫不服公之義而諒公之心。臣子之義，生殺惟君。苟利於國，不惜髮膚。且死於敵與死於法，孰得耶？明旨雖未及公，業已示意，公其圖焉。”煥曰：“公言是也！”因手草蠟書，語極誠懇。至則壽去錦州一日矣。馳騎追及，及遙道來意。軍有教放箭者，騎雲：“奉督師命來，非追兵也。”壽命立馬待之。騎出書，壽下馬捧泣，一軍盡哭，然殊未有還意。壽母在軍中，時年八十餘矣，問眾何為，壽告以故。母曰：“所以致此，為失督師耳。今未死，何不立功為贖，後從主上乞督師命耶？”軍中皆踴躍，即日回兵，收復永平、遵化一帶地方。
袁崇煥被逮與關寧兵東潰之關係為餘大成目睹親歷，與其他史料皆能印證；崇煥出手書安撫祖大壽，大成始終參與其事，最為真實，無可假造。大成所述諸臣，樑廷棟、周延儒、溫體仁，皆崇禎特加青睞者，亦逮繫崇煥在場之見證人。面對大成質問，無一提到反間計密約，故大成未就此申辯。唯廷棟含糊其辭雲“蓄逆”，為大成所駁，自知無能成立。而尤可注意者：大成既有欲挽回關寧兵，則莫如出崇煥於獄之言；遼東東潰之次日初四，大成偕廷棟入奏崇禎，說明大壽“特因崇煥而懼罪”；崇禎急不可待，命如大成所言，且斥廷棟處事遲緩，則崇禎態度已有所鬆動。明朝國運繫於遼東，遼東安危繫於崇煥，即謂崇煥國之柱石，不為過也。崇禎並不糊塗，此理焉有不明。命崇煥作書祖大壽雖一時權宜，若朝廷諸大老善加引導，未必不能令崇禎轉環，令崇煥得以重生。不幸明朝病入膏肓，政治闇昧，崇煥一案未明，旋又疊加與大學士錢龍錫內外勾結一案，案情愈重，是非愈難明。落井下石者固不乏人，而朝廷諸正人君子，莫不亟欲為錢龍錫洗白而加罪於崇煥，崇煥終至慘死。
《剖肝錄》作於崇禎八年之後，有些細節或欠準確。如周延儒時為禮部侍郎，入閣尚待半月後。溫體仁雖蒙崇禎器重，然其時恩遇未渥，未必能壓制眾臣，其料遼兵不反，懾於崇禎雷霆之威耳。又如祖大壽“即日回兵”，亦與實情不符。崇煥“手草蠟書”固其親見，而“馳騎追及”大壽，則必非目睹，與孫承宗疏言時間未合。孫承宗疏言：“臣於本月十四日抵關，即命原任總兵朱梅面諭祖大壽等，宣佈主恩，勉以報答。適兵部差人齎至袁崇煥手字，即令賚去。而祖大壽稱兵馬遠回疲苦，暫令攢槽餵養，休息數日，方可調發，一面先將各步營兵丁隨挑隨發……臣謂大壽等情詞恭順，自可勉建後效，不惟身謝前愆，並可以為崇煥贖過之地。”兵部差人齎至崇煥手字至承宗所，在承宗至關門之日，似與大成所云不符。《行狀》“上憂東兵甚，令兵部從獄中出袁崇煥手書，慰止東鎮將士”，當是從承宗奏疏。《行狀》又云：天啟二年廣寧失守，大壽“顧盼未有所屬。公撫而用之。再犯法，當斬，俾袁崇煥力請而後貰之。大壽以是嚴憚公，而感崇煥次骨。”故安撫關寧兵非崇煥、承宗不可。至於黃宗羲雲關寧兵在京城下聞崇煥被逮而反，故兵部不得已出崇煥手書以止亂，以至成為崇煥致死之由，則去真相愈遠。
承宗於崇禎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至關門，祖大壽稱“兵馬遠回疲苦”未肯謁見，顯然不為承宗至關慰諭所動。絕非如錢謙益所云“督師之系也，部帥祖大壽鸇恐揚去，上手詔樞輔止之。公（申用懋）據案草檄，大壽感泣旋師”之易易也。據大壽疏：東奔至玉田時，已接承宗、劉策、方大任之書，“諭臣期復遵化，在諸將莫不慨然。而眾軍齊言：‘京師城門口大戰堵截，人所共見，反將督師拿問，有功者不蒙升賞，陣亡者曝露無棺，帶傷者呻吟冰地，立功何用？即復遵化，皇上那得知道我們的功勞？既說遼人是奸細，今且回去，讓他們廝殺。’擁臣東行。此差官所目擊者。”將領尚在猶豫，而大軍士卒積怨難消，決意返回遼東，一發不可止。“及到山海關，閣部孫承宗差總兵官馬世龍齎捧聖諭將到，傳令紮營於教軍場迎接，眾兵眼望家鄉，齊擁出關。”足見此時崇禎聖諭已無威信可言。稍後，“臣即止於關外歡喜嶺，同所統官旗人等聽宣讀畢，皆痛哭流涕，舉手加額。臣因眾軍感泣，諭之曰：‘遼兵素受國恩，頗稱忠勇。今又蒙朝廷特恩寬宥，若不建功，何以生為？’眾軍聞言，又復泣下，務立奇功，仰答聖恩於萬一矣。”似經大壽曉之以大義，動之以利害，軍心即定。須知此疏乃上於承宗至關門十日之後，大壽已拿定主意聽命朝廷之後的第一次表態，故於軍將吏卒之真實情緒必多掩飾。
大壽雖感激崇煥，且懾於母親義正詞嚴，實則挽回寧錦大軍人心殊為不易。次年正月初三，大壽方與承宗面晤。“自正月初三日，遼東總兵官祖大壽帶領馬步官兵三萬有餘入關。次日，犒賞眾軍，傳諭：‘本標俱為遼產，務加意守關。凡奪回車輛財物，盡給本人，且加賚十金，以酬死力。若山海失守，家亡妻子為擄矣。’眾俱慷慨聽命。”知大壽所以說動全軍者，非如前袁崇煥督師時報效朝廷，捍衛疆圉，而實為本土意識，人自為戰，乃真所謂“以遼人守遼土”。寧錦軍演變為祖氏私兵，此乃一大關鍵。日後驅逐金軍，收復畿北四城，多仗祖大壽軍。然設非崇煥以書感之在先，繼而承宗撫御得法，欲其一月之間，復整營伍，反旆入關，豈可得哉！
學習古籍版本，離不開查看實物、關注古籍網拍、瞭解市場價格！點滴是低成本、最方便的學習方法：長按圖片選擇“識別圖中二維碼”關注點滴拍賣或點擊閱讀原文查看更多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