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白石的一生一直在民間天然之趣與文人體系之間遊走，在風起雲湧的歷史潮流中，“草間偷活”是他的處世之道。

記者/張星雲

1956年9月1日，“授予齊白石世界和平理事會國際和平獎金儀式”在北京舉行

跨車衚衕15號

1926年，齊白石花了2000銀圓，買下北京跨車衚衕15號院。在北京萍居7年，換過6次住所的他，總算有了一個自己的家。自此直至他1957年去世，30年裡的大部分時間，他都住在這裡。

如今，周圍的衚衕全沒有了。與跨車衚衕相連的闢才衚衕，成了一條雙向四車道的寬闊街道。南北向的太平橋大街，在與東西向的闢才衚衕交匯時，拐了一個奇怪的彎。那個奇怪的彎，正好繞開了一處平房。在林立著購物中心和高檔酒店的金融街地段，這是唯一一處平房。車水馬龍的馬路邊上，一個孤獨的門牌號掛在牆上，“跨車衚衕15號”。

“這院子北屋三間，東西屋各兩間。當時我四大爺齊良遲住東屋，五大爺齊良已住西屋，我爺爺齊白石帶著我父親住在大北屋，有個孫媽專門給老爺子做飯搞家務，還有位被收留的清末太監老尹負責看大門。”齊慧娟向我回憶道。她的父親齊良末1938年出生，是齊白石最後一個兒子。78歲的齊白石老來得子，為齊良末取號耋根。“號以耋根者，八十為耋，吾年八十，尚留此根苗也。”

齊良末5歲時，母親胡寶珠去世。齊白石疼愛這個小兒子，讓他從小在自己身邊生活，北屋三間房，中間是“白石畫屋”，齊白石睡西廂房，齊良末睡東廂房。“我爺爺過世的時候我父親才20歲，所以整個青少年期他和我爺爺都是在同一屋內生活的。”齊慧娟告訴我，在她父親的印象裡，齊白石是個特別自律、規矩的老頭。他很高的個子，一生沒有駝背。他穿的長衫，袖口翻起來，裡面的內襯一定是雪白的，沒有一點髒。他飯量很小，並且喜歡清淡口味。他畫案上東西很多，每一樣都理得整整齊齊。

齊白石孫女齊慧娟（於楚眾 攝）

“在我父親眼裡，齊白石每天的生活就是畫畫、刻印。”齊慧娟說，“早飯過後便準備紙筆開始作畫。他實際行筆極慢，每畫一張畫就像蓋一幢建築。紙可能是求畫者送來的，所以需要先用很長時間看紙本身，然後下筆將畫面主體畫完，再將這張畫掛在北屋北牆的一根鐵絲上。這時他會坐在那條用湖南竹子做的躺椅上，一邊捏手一邊看，一邊考慮進一步的顏色、結構處理。有時也會在躺椅上眯一會兒，醒來之後從牆上取下畫繼續畫，然後再掛起來看，再畫。”

李燕對這套程序也很熟悉。他的父親李苦禪1923年拜齊白石為師，保持了34年師徒關係。“我父親說，老先生不藏私，當著學生面畫，示範教學，此時學生們不宜多問話。等老先生畫了兩三張，掛在牆上看的時候，我父親才會提點問題，老先生有所解答，前提是千萬別干擾老人家掙飯錢。”

李燕對我回憶說，齊白石從早畫到晚，晚飯後會在畫室點起六根洋蠟，左邊三根右邊三根，這樣作畫就不會受燈影干擾了。如果晚上不畫，便會點一盞煤油燈，寫點什麼。“老先生作畫從來是站著畫的，只有拍攝照片時才會坐下來畫。他們家很晚才裝電燈，他說他怕把雷公引下來，後來齊良遲是學無線電、電機學的，這才說服了老先生。”

齊白石大弟子李苦禪之子李燕（於楚眾 攝）

李燕第一次見齊白石是在1952年春節前，父親李苦禪帶著9歲的他去跨車衚衕給齊白石拜年，齊白石很高興，給了李燕1萬塊錢（1953年幣制改革前）的紅包，又當場作畫，畫中天上飛著鴿子，底下一個籃子裡裝著兩個柿子兩個蘋果，題的篆字“世世太平”，取了柿子和蘋果的諧音。

齊白石對晚輩們的照顧和影響是多方面的，甚至傳承到了再下一代。

齊慧娟3歲的時候就開始跟著齊良末學畫。“我當時上來就想學畫蝦，被我父親拒絕了，讓我先畫雛雞，我完全不理解。後來我稍微長大一點之後，我父親對我說，當初他也向齊白石要求先學畫蝦被拒絕，改而畫雛雞的。因為畫蝦講究的是濃墨跟淡墨的融合，是衝墨，骨包肉的效果很難畫，畫不好就畫成了肉蟲子。而雛雞由兩個圓組成，既能體會墨色的深淺交融，又相對容易，可以保持孩子學畫的持續性。”

更普遍的人認識齊白石，是在1949年以後。1953年他被中央文化部授予“人民藝術家”稱號，1955年獲得世界和平理事會頒發的國際和平獎，1954年故宮舉辦了“齊白石繪畫展覽會”。他的作品“喜聞樂見”“雅俗共賞”，六七十年代，他畫的蝦、小雞、牡丹被大量複製在暖水瓶、茶杯、臉盆、床單、沙發靠墊上，給一代中國人留下了美好純真的生活情趣。在收藏領域，近10年，他作品的市場價格也在攀升，去年一組《山水十二條屏》被拍賣出9.315億元天價，創下中國書畫全球第一貴的紀錄。

“其實齊白石去世的時候，潤格是很低的。”許化遲告訴我。他的父親許麟廬1945年拜齊白石為師，1951年在齊白石的提議下，於東單東北角西觀音寺衚衕西口開辦了新中國北京第一家書畫店——和平畫店，這間不到40平方米的小店，三塊店招牌匾分別出自齊白石、徐悲鴻和陳半丁之手。當時畫店經營的書畫中百分之八十是齊白石的作品。許化遲說，齊白石直至晚年賣畫也不漫天要價，而是按照創作材料的成本、勞動時間和難易程度定價。“我父親說，齊白石從來沒有把自己當成一個偉大的畫家，他只是認為自己與眾不同，不墨守成規。他始終把自己視作一位職業畫家，畫畫的目的就是為了養家餬口。”

畫店經營了兩年後，許麟廬向齊白石提議，將他的潤格從5元一尺漲到10元一尺。“當時他的畫比陳半丁、蕭謙中便宜，甚至比很多年輕畫家的畫還要便宜。傅抱石一張三尺的畫要賣40元，齊白石一張三尺的畫15元。”許化遲講述，面對漲價提議，齊白石當時很猶豫，沉默了半天，最後對許麟廬說：“麟廬啊，我家裡還有一大家子人呢。”言外之意，要漲錢賣不出怎麼辦？最終漲了價，畫賣得依然好，齊白石才放心了。

1953年也是齊白石最高產的一年，僅那年他便繪出600多幅作品。晚年齊白石創造力極其旺盛，他80多歲時，每天早起至少要畫七八張，90多歲，也還是每日畫四五張。能看出，晚年齊白石繪畫時是上癮和興奮的。在他身上，從沒有藝術家的那種特殊與清高，而始終是謙卑本分的。

“雅與俗”“藝術與商業”“能品與逸品”，這些藝術圈永恆的矛盾，被這位滿懷童心又刻苦勤奮的老頭有意無意中解決了。在他背後，是一段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民間鄉土與文人士人體系的融合之路。

1956年9月1日，周恩來總理出席“授予齊白石世界和平理事會國際和平獎金儀式”並與齊白石親切交談

成為職業畫家

1919年，齊白石定居北京，決定成為一名職業畫家。儘管他從16歲開始學習雕花木工，並以殘本《芥子園畫傳》為師，習花鳥、人物畫，27歲拜鄉紳胡沁園為師，學習工筆花鳥蟲草，37歲拜王闓運為師學習詩文，40歲後外出遊歷“五出五歸”，結識樊樊山、郭葆生，盡觀徐渭、八大山人、金農等古代畫家書畫，得見趙之謙印譜借勾，眼界大開，但在北京最開始的兩年裡，齊白石的畫家生涯並不好。在《白石老人自述》中他說：“我的潤格，一個扇面定價銀幣兩元，比平時一般畫家的價碼便宜一半，尚且很少有人問津，生涯落寞得很。”

沒想到最先幫助齊白石獲得轉機的不是繪畫，而是篆刻。1917年陳師曾在琉璃廠南紙鋪看到了齊白石的篆刻，甚為推崇，在朱德裳引薦下，陳師曾親自到西磚衚衕法源寺尋訪齊白石。齊白石拿出得意之作《借山圖》請教，陳師曾題詩云：“畫吾自畫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此後二人經常談詩論世，成為“君無我不進，我無君則退”的莫逆之交。

作為出身名門的晚清名士，陳師曾本就詩文書畫修養全面，其父是詩人陳三立，其弟是學者陳寅恪，他自己則對中國繪畫史論有研究。陳師曾1921年發表《文人畫的價值》和《中國畫是進步的》，認為藝術的本質和目的是要表現人的豐富情感活動和主觀精神情趣，作畫不要唯求形式，而要突出神似與氣韻。在陳師曾的建議下，齊白石開始了著名的“衰年變法”，始用“紅花墨葉”畫法，即以飽滿的洋紅直接潑寫荷花，襯以濃墨葉和用焦墨寫就的荷梗。此法本吳昌碩最早採用，其弟子陳師曾也有發展。

在變法的同時，齊白石開始用心經營。1918年他困頓潦倒之際，著名報人胡鄂公在琉璃廠買下了他六幅屏條，由此兩人成了朋友。1920年，齊白石託胡鄂公到上海請吳昌碩給自己訂潤格。潤格即掛在紙店的作品報酬標準，前輩為後輩訂潤格，有權威認證之意，也會促進作品賣得更好。吳昌碩比齊白石大20歲，時任西泠印社社長、上海書畫學會會長，是當時的畫壇領袖。齊白石還寫了一首詩：“青藤雪個遠凡胎，缶老衰年別有才。我欲九泉牛馬走，三家門下轉輪來。”吳昌碩號為老缶、缶道人，齊白石不僅將吳與徐渭、八大山人並稱，且表示願為三家門下走狗。謙卑如此，吳昌碩果然為齊白石訂了潤格，並在潤格中讚道：“其書畫墨韻孤秀磊落，兼善篆刻，得秦漢遺意。”

變法很快就有了效果。1922年，受陳師曾之邀，齊白石的作品參加了日本東京府廳商工獎勵館舉辦的“中日聯合繪畫展覽會”。參加展覽的都是當時國內著名畫家，如吳昌碩、陳師曾、陳半丁、王夢白、王一亭等，展品有400多件。展覽的結果，《白石老人自述》中記：“陳師曾從日本回來，帶去的畫，統都賣了出去，而且賣價特別豐厚。我的畫每幅就賣了一百元銀幣，山水畫更貴，二尺長的紙，賣到二百五十元銀幣。這樣的善價，在國內是想也不敢想的。還說法國人在東京，選了師曾和我兩人的畫，加入巴黎藝術展覽會。日本又想把我們兩人的作品和生活狀況，拍攝電影，在東京藝術院放映。這都是意想不到的事。”

“為什麼齊白石會在日本先被認可？”北京畫院副院長吳洪亮對本刊說，“原因在於那時日本的美術觀念正處在與西方繪畫相互影響的交叉點上，並且已經開始了所謂現代主義的發展，而齊白石的主觀性繪畫、構圖思維和色彩邏輯，恰好與這一認知系統是一致的。”

齊白石早期木雕作品：雕花床一號床楣（局部）

齊白石早期木雕作品：雕花工具箱

實際上這次展覽是圍繞當時中國畫壇絕對領袖吳昌碩展開的。當時吳昌碩在日本的影響力已經很高，日本美術學者田口米舫從中國回去後，先後於1919年和1921年在日本出版了《缶廬臨石鼓全文》和《吳昌碩書畫譜》，對日本書道界產生了深遠影響。而1922年，就在“中日聯合繪畫展覽會”舉辦前，日本高檔百貨店高島屋推出“吳昌碩書畫篆刻展”，日本新聞也在當日頭版進行報道。“中日聯合繪畫展覽會”的參展畫家中，陳師曾、陳半丁、王夢白都是吳昌碩的徒弟，王一亭是吳昌碩的朋友。齊白石是在陳師曾的邀請下，才畫了幾幅送展，這名編外人員卻把畫“統都賣了出去，而且賣價特別豐厚”，而吳昌碩連同弟子的畫卻沒有多大動靜，以至於吳昌碩本人對這次展覽後來都沒有提及。

不僅如此，吳昌碩因此說過一句“北方有人學我皮毛，竟成大名”，此話傳到齊白石耳朵裡，1924年齊白石刻了一方“老夫也在皮毛類”印章，邊款“老夫也在皮毛類乃大滌子句也，餘假之制印”。借大滌子石濤的話來回應吳昌碩，且從此對吳昌碩改尊稱“吳缶老”“缶老”為平稱“老吳”“吳昌碩”。

此後在齊白石自己留下的文字中，很少論及吳昌碩的畫，而是將變法功勞全都歸功於陳師曾。“他對於我的畫，指正的地方很不少，我都聽從他的話，逐步改變了。”反倒是齊白石的老友胡佩衡，在其1959年與兒子同著的《齊白石畫法與欣賞》中，反覆敘述了齊白石如何學習吳昌碩，如何吸取吳昌碩的技法又進一步創造的。胡佩衡於20年代在北京與齊白石相識，後來在民國時期兩大重要美術刊物《繪畫雜誌》和《湖社月刊》任主編，其間不遺餘力的推介齊白石，兩人友誼長達40年之久。

胡佩衡曾回憶說：“據我知道，他一直崇拜吳昌碩，只要見到他的精品就要買下來或者借來學習。”啟功也曾回憶齊白石的晚年道：“齊先生最佩服吳昌碩先生，一次屋內牆上用圓圖釘釘著一張吳昌碩的小幅，畫的是紫藤花。齊先生跨車衚衕住宅的正房有一道屏風門，門外是一個小院，院中有一架紫藤，那時正在開花。先生指著牆上的畫說：‘你看，哪裡是他畫的像葡萄藤，分明是葡萄藤像它啊！’姑且不管葡萄藤與畫誰像誰，但可見到齊先生對吳昌碩是如何的推重的。”

1923年，陳師曾病逝，年僅47歲。1927年吳昌碩病逝，享年84歲，那一年齊白石65歲，“衰年變法”基本完成。“經過日本展覽以後，外國人來北京買我畫的人很多。琉璃廠的古董鬼，就紛紛求我的畫，預備去做投機生意。一般附庸風雅的人，也都來請我畫了。從此以後，我賣畫生涯，一天比一天興盛起來。這都是師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遠忘不了他的。”自此，齊白石真正以職業畫家的身份在北京立足。

學者張濤曾分析說，齊白石將變法之功全然推至陳師曾，隱含有試圖借陳師曾“名仕光環”來為自己的變法獲得社會輿論接納和畫界認同的動機。而學者郎紹君也曾評價說：“沒有前面的藝術生涯，不可能產生‘衰年變法’，沒有‘衰年變法’，不會有齊白石的大器晚成。變法動機與目標的確立，與陳師曾的點撥分不開，但過分誇大陳師曾的作用不符合事實。整個北京的文化環境對齊白石的變革有更根本的意義。”

齊白石與徐悲鴻（右一）、吳作人（右二）、李樺（左一）合影

登上講壇

自從在日本名聲大噪之後，齊白石的市場行情愈發炙手可熱。他隨後開列的潤例，也開始提出諸多要求。“餘不求人介紹，有必欲介紹者，勿望酬謝。用棉料之紙、半生宣紙、他紙板厚不畫。山水、人物、工細草蟲、寫意蟲鳥皆不畫。指名圖繪，久已拒絕。”北京低廉的消費水平與豐盈的作畫收入，保證了成名後的齊白石日常生活的優渥和處世態度的自如。

但得到市場聲譽並不代表即得到藝界的一致認可。早在齊白石未成名前，官氣十足的京派畫壇中主要是瞧不起齊白石的出身低微和無科舉經歷，認為齊畫缺乏“書卷氣”。出名以後，主要攻擊齊白石的作品是“匠畫”“無所本”。當時的中國畫學研究會的會長周肇祥便對學生說：“千萬不要學齊先生，他的畫是騙人的。”

性格倔強的齊白石對這類攻擊做出多種形式的迴應。如他畫“人罵我，我亦罵人”，印文“行高於人，眾必非之”“流俗之所輕也”，題跋“人譽之，一笑，人罵之，一笑”，甚至把對方攻擊自己的事，在畫上進行長題示眾：“餘友方叔章嘗語餘曰，吾側耳竊聞，居京華之畫家多嫉於君，或有稱者，辭意必有貶損。餘猶未信，近晤諸友人，面白餘畫極荒唐，餘始信然。然與餘無傷，百年後來者自有公論。”

黃苗子曾說，當時北平畫界有兩個集團——“中國畫學研究會”和“湖社”，總得依靠一個“畫會”才能成名立身，否則在北平這個“文化城”，是站不住的。而堅持“一切畫會無能加入”的齊白石，將交遊重心轉向了文化名士界。

1948年，作畫間隙的齊白石躺在椅子上放鬆自己的手

1924年梅蘭芳正式向齊白石拜師學畫工蟲。其實早在1920年9月，齊白石經好友齊如山引薦即到前門外北蘆草園拜訪梅蘭芳，齊如山是戲曲評論家，與梅蘭芳合作甚恰，成為二人交往的媒介。梅蘭芳當時在他的書齋“綴玉軒”辦了一場小型的雅集，除了齊白石和齊如山，還有畫家汪靄士、詩人李釋堪。梅蘭芳為齊白石理紙磨墨請他畫草蟲，然後梅蘭芳又即興清唱了一段《貴妃醉酒》。次日齊白石回贈詩曰：“飛塵十丈暗燕京，綴玉軒中氣獨清。難得善才看作畫，殷勤磨就墨三升。”

這次雅集對於齊白石來說最大的收穫是在梅家見到講究的佈置，尤其是園中栽植的花木更令齊白石流連忘返，僅牽牛花就有100多種，有的花朵竟有碗口般大小，讓齊白石眼界大開，從此他萌發了畫大牽牛花的興致。

此後，梅蘭芳常邀齊白石前去做客，或聊天，或指點畫藝，每次都是由齊如山陪同。來者除齊白石之外，還有其他朋友。“這裡面要數齊先生的年紀最大。每逢牽牛花盛開，他總要來欣賞幾回的。”梅蘭芳在他《舞臺生活四十年》回憶錄中這樣寫道。因為梅蘭芳交遊廣泛，家裡常有宴會，那時的風尚，宴會多在晚上，但齊白石要早睡，也就不能常奉陪。

可以說那段時期齊白石與梅蘭芳往來頗多，但唯獨一件事情在《白石老人自述》中記得最清楚：有一次齊白石應邀到一個官宦之家參加一次聚會，此時齊白石畫名不甚顯著，加之穿著樸素，又沒有熟人招呼，他被冷落在一旁。這時梅蘭芳到了，見到齊白石，就徑直上前恭敬見禮。事後齊白石對此深為感激，特意畫了一幅畫送給梅蘭芳，題曰《雪中送炭圖》，畫中題詩致謝：“記得前朝享太平，布衣尊貴動公卿。如今淪落長安市，幸有梅郎呼姓名。”可見齊白石既憎恨北平勢利場上的世態炎涼，也珍惜梅蘭芳的真誠。也是在認識梅蘭芳的同一年，齊白石還認識了林紓、徐悲鴻、賀履之、朱悟園等，其中徐悲鴻與他最投機。

此時齊白石迎來了另一個機會。1927年，從巴黎歸國的畫家林風眠執掌國立北京藝術專門學校，慕名拜望齊白石，請他擔任國立藝專教習。當時學校設在西京畿道的西邊，是一所玻璃房頂的洋學堂。離跨車衚衕不過二里地。“我自問是個鄉巴佬出身，到洋學堂去當教習，一定不容易搞好的。起初，不敢答允，林校長和許多朋友，再三勸駕，無可奈何，只好答允去了，心裡總多少有些彆扭。”而在鄭重所著《林風眠》傳中也記載，林風眠在課堂上為齊白石準備了藤椅，下課後又親自送他到校門口。第二年，林風眠辭職南下，徐悲鴻接任北平大學藝術學院院長，但僅待了3個月便也辭職南下。

根據學者張濤的考察，齊白石初入北平藝專時經濟上已經有了保障，“撩撥他內心深處是否願意接受教職的天平尺度，可以說完全由校方的誠意深淺所決定”。也正因為齊白石從徐悲鴻那裡得到了足夠的欣賞和尊重，在徐悲鴻南下後，齊白石畫了一幅《尋舊圖》表達思念之情：“一朝不見令人思，重聚陶然未有期。深信人間神鬼力，白皮松外暗風吹。”而在《答徐悲鴻並題畫寄江南》中則有“我法何辭萬口罵，江南傾膽獨徐君”兩句，足見齊白石已經把徐悲鴻視為知己。此後兩人書信往返不絕，徐悲鴻幾次信中執意請求齊白石接受續聘，繼續在國立北平藝專授課，齊白石也聽了建議，1933年再被聘為中國畫系教授直至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

李苦禪與老師齊白石

更廣泛的交遊

以農民木匠畫家身份在國立藝專任教，齊白石對此頗為得意：“木匠當上了大學教授，跟十九年以前，鐵匠張仲颺當上了湖南高等學堂的教務長，總算都是我們手藝人出身的一種佳話了。”而這段教職經歷後來還給齊白石帶來了難以想象的廣泛認可。

當時任職於同一學校的同事，捷克斯洛伐克畫家、收藏家齊蒂爾（Vojtech Chytil）回國後，將齊白石在內的中國藝術帶去歐洲各國辦展，此外徐悲鴻以中國政府名義在歐洲舉辦的展覽中也有不少齊白石的作品，兩人都將齊白石視作中國北方最具有革新思想的藝術家，這也使得齊白石在歐洲的聲望有所增長。

儘管齊蒂爾是以西方現代運動的方式去認識當時在北京畫壇還有些許寂寞的齊白石，但他向歐洲觀眾展示的齊白石卻已經儼然中國現代藝術的領袖。這或許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何以當張大千拜望畢加索時，畢加索畫室中有他臨習齊白石的畫。張大千曾回憶道：“畢加索的大畫室遍地都是東西，好亂……我一坐下他就捧出了五大本他的作品，他說他也學中國畫，請我看看他的習作，要我老老實實不客氣給他意見。一本總有二三十張吧，他畫的多是花卉蟲鳥，我一看就知他學的是齊白石，他雖然有筆力，但外國人畫我們中國畫，辦不到所謂‘墨分五色’層次互見，他下筆後的墨色濃淡難分。”為了讓畢加索畫好中國畫，張大千還送給畢加索好幾支日本精製的中國毛筆。多年後，畢加索甚至送了一幅齊白石風格的《草上刀螂》給張大千開中國餐館的義妹費爾曼，那畫“完完全全是齊白石的路子”。

此外張大千對齊白石的藝術也相當肯定。他曾對王壯為比較齊白石與吳昌碩，“吳昌碩與齊白石兩家的畫，若一定要比較問誰的更好，則我回答是齊的更好”。他對齊白石的好感或有感於一次齊白石的指教。一次作畫，張大千畫蟬頭向下附於柳條上，被齊白石悄悄拉一邊說，蟬在樹上，頭都是朝上的。張大千後在青城山觀察，每隻蟬的確都是頭朝上的，對齊白石的觀察世界之深頗為感服。

一些躋身於文化界又素有雅好的政要也開始與齊白石建立起了友誼。“民國四公子”之一的袁世凱之子袁克文就與齊白石有書畫往還。而遠在南方的徐悲鴻，一邊為齊白石編選畫冊並作序，一邊代齊白石向國民黨元老、書法家于右任求詩題字，後來于右任與齊白石書畫交遊更多，他為齊白石的畫集詩文提名，還為齊白石多次題寫墓碑銘文，多達五六幅，不厭其煩。有些敗字也不棄，請齊白石自己選用，可見二人交情之深。

也正是通過與這些名人的交遊，齊白石的藝術與畫名被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但他同時始終保持著平民的驕傲。齊白石刻了一大堆印章，如“魯班門下”“木人”“尋常百姓家”“星塘白屋不出公卿”“吾草木眾人也”等堂而皇之地蓋在畫上，以表明自己平民的身份。

在那幾年中，他賣畫教書，刻印寫字，收入很可觀，只是想起自己已七旬，風燭殘年，還有多少日子可活，外加自己當時最得意的弟子瑞光和尚圓寂，想著何必再孜孜不倦地為衣食勞累，便於1932年畫了一幅《息肩圖》，題詩道：“眼看朋儕歸去拳，那曾把去一文錢，先生自笑年七十，挑盡銅山應息肩。”他畫此圖時，本想從此息肩，不再筆墨勞累，卻事與願違，慕名請畫的人越來越多，他只得靠著雙手，照常工作，刻了幾方印“老為兒曹作馬牛”“苦手”“有衣飯之苦人”，聊以自嘲。

當時，冒他姓名造假畫的人也越來越多，甚至許多人因此不敢收藏他的畫，也常有買畫的人請他鑑別真假，有的還請他加寫題記，他真有點不勝其煩，給人家一本冊頁題過：“予之畫，從借山館鐵柵門所去者無偽作。世人無眼界，認為偽作，何也？”朋友中也有人叫他白畫而不予潤格，使他厭煩，他寫過一詩：“去年相見因求畫，近日相求又畫魚。致意故人李居士，題詩便是絕交書。”他向來不做無為周旋。

然而他與北平名士的廣泛交遊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開始而中斷。

齊白石與家人在跨車衚衕內合影（成人左起：齊白石、胡寶珠、家旭）

戰爭帶來的改變

隨著戰事不斷髮展，北平的日本人越來越多。此時齊白石的畫在日本已經很有權威，因此慕名求見他的人不少。有的設宴相邀，有的贈送禮物，目的無非是想和他拉上交情，隨時要他作畫刻印。他刻過一方“老豈作鑼下獼猴”的印章，想了個不拒而拒的辦法：不分晝夜，把大門緊緊地關著，上邊還加了一把大鎖。有人訪他，在門口拍他的門環，先有女僕問明來人姓名，他再親自出來，在門縫中看清是誰，不願見的，由女僕回說“主人不在家”。那時，他家既沒有衛生設備，又沒安裝自來水，每天上門送水和淘廁所的來，也須經過他親自開鎖才能進去。他鎖門拒客，也引起很多人不滿，有人說他性情乖僻，不近人情，哪裡知道他的深謀遠慮。

1937年9月，陳師曾的父親陳三立去世，齊白石前去靈前行禮，這是他自北平淪陷後第一次出門。到了1939年，他乾脆在大門上帖上告示“白石老人心病復作，停止見客”。但戰時物價上漲，為了維持家庭，又不得不在“停止見客”旁邊補寫一句“若關作畫刻印，請由南紙店接辦”。後加貼“畫不賣與官家，竊恐不祥”。最終在1943年貼上“停止賣畫”四個大字。

戰事帶來的另一個影響是，齊白石開始用心為自己的畫、詩和印籌劃編輯出版。1933年，齊白石請張次溪為他編印詩稿《白石詩草》，也是在同時，他先後兩次整理出版篆刻印譜。同一年，齊白石在張次溪家中偶然看到文人金鬆岑從蘇州寄給張次溪的信，信裡附有一篇傳記文章，齊白石讀完之後佩服得不得了，於是畫了一幅《紅鶴山莊圖》託張次溪轉寄去，以畫易文，懇請金鬆岑為他做一篇傳記。金鬆岑覆信同意，但表示需要知道他生平事略，才能動筆。於是齊白石開始自述自己一生的經歷，叫張次溪筆錄。自述材料剛寫到一半，盧溝橋事變爆發，張次溪回了南方老家，直到1945年筆錄才重新開始，但金鬆岑卻在1947年初去世，齊白石深感遺憾。

齊白石的立傳願望直到抗日戰爭勝利後才得以實現。第一位為齊白石撰寫年譜的人是胡適。胡適在《齊白石年譜》序言中說：“民國三十五年（1946）秋，齊白石先生對我表示，要我試寫他的傳記。有一天他親自到我家來，把一包傳記材料交給我看。我很感激他老人家這一番付託的意思，當時就答應了寫傳記的事。”此時胡適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剛剛結束在美國的研究和講學回到中國。事務纏身的胡適又找來好友黎錦熙一同整理，最終寫得《齊白石年譜》，還解開了齊白石“瞞天過海”改年齡之謎。

胡適說他“很喜歡白石老人自己的文章……都是很樸素真實的傳記文字，樸實的真美最有力量，最能感動人。他敘述他童年生活的文字也有同樣感人力量。他沒有受過中國文人學做文章的訓練，他沒做過八股文，也沒有做過古文駢文，所以他的散文記事，用的字、造的句，往往是舊式古文駢文的作者不敢做或不能做的”。這或許就是這位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胡適如此欣賞齊白石，甚至還親自為齊白石這位“鄉下老農”作《齊白石年譜》的原因。其實，如果把胡適這段描述齊白石文字特點的話改成齊的繪畫語言，以概括陳師曾、林風眠、徐悲鴻等對齊白石繪畫的稱讚，也會大致適用的。

當年先後聘請齊白石擔任藝專教授的林風眠和徐悲鴻，後來在中國掀起了新美術教育浪潮，從1929年的第一屆全國美展到1937年的第二屆全國美展，以及“二徐之爭”對中國畫未來的討論，齊白石全都缺席了。他始終處於大潮之外，難入自覺的知識分子之列。他不參加畫派，也不發表言論，除了“妙在似與不似之間”這樣的變法心得，也少有對中國畫學表達態度。

隨著抗日戰爭的到來，中國藝術轉向寫實主義，“受到革命的民族主義激發的藝術”被視為佳作，也使得徐悲鴻推行的寫實主義成為主流。而徐悲鴻看重齊白石的就是後者對傳統繪畫的大膽變革和畫中真趣。1946年徐悲鴻北上，重組北平藝專，次年2月再次聘齊白石為名譽教授，1949年後齊白石繼續成為中央美術學院名譽教授。

齊白石（郎靜山攝影作品）

大雅寶衚衕

徐悲鴻主導下的國立北平藝專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美術的主要力量。李可染、吳冠中、李苦禪、張仃、董希文、葉淺予、滑田友、王朝聞等一批教員先後住進藝專宿舍大雅寶衚衕甲2號。其中李苦禪是齊白石的大弟子。李苦禪早在1923年就拜齊白石為師學習國畫，齊白石曾言：“餘初來京時絕無人知……獨英也，欲從餘遊。”可見拜師一事不僅對李苦禪意義重大，對當時名氣不大的齊白石來說也是一種安慰和激勵。

“大雅寶衚衕那些人心中有兩個偶像，一個是他們的領導徐悲鴻，另一個偶像便是齊白石。”北京畫院副院長吳洪亮對本刊說，“這種聯繫並非以老人為中心的團體或畫派，而是一種精神嚮導和榜樣力量。齊白石衰年變法之後漸顯大名，作品雅俗共賞的性質更加速了其聲名的傳播。抗戰結束時，他已年近九十，凡是在京的文藝界人士無不想慕名拜訪。”

1949年之後，經歷了短暫的受冷落階段後，齊白石直接上書毛澤東，開頭便寫道：“某自七歲牧牛，十□歲為木工，卅歲學作畫刊印，六十歲後因鄉關有兵事，避亂來北京，以賣畫刊印作活計。今已九十歲，還在人間，且欲以口服累及吾主席矣。”齊白石深知自己農家出身的身份，而後還主動提出，將老家的200畝地和房宅捐獻出來，可謂充滿農民智慧。此後齊白石不斷獲得毛澤東、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和關照，工資問題直接獲得了解決，以致最終達到“文藝標準特級”，成為與徐悲鴻持平的美院工資最高者。而後各種榮譽接踵而至，“人民藝術家”榮譽稱號、國際和平獎金獎、北京畫院名譽院長等，這些光環最終讓他成為藝壇泰斗。

晚年齊白石的交遊圈也發生了改變，除了徐悲鴻和他的弟子們，老舍、夏衍、吳祖光、艾青都與他關係密切。齊白石最重視的依然是對方對自己是否尊重，這既包括人格方面，也包括對自己創作勞動的尊重。老舍和艾青都是新中國成立後以薪水工資購買齊白石繪畫的大客戶。

葉淺予1935年便結識了齊白石，1947年執教藝專後，常常到齊白石家做客買畫。1953年春節，在首都文藝界於北京飯店舉行的新春聯歡會上，葉淺予更是化裝成齊白石出場，成為一時美談，可見齊白石當時在人們心中的地位。黃永玉1953年從香港回到北京，也進入中央美術學院任教，搬進大雅寶衚衕不久後，經李可染介紹拜訪了齊白石，受到“一碟月餅，一碟帶殼花生”的招待。

“齊白石身上的這種天真質樸是很多人都不具備的，無論是從海外歸來的留洋藝術家，還是接受過革命洗禮的解放區文藝工作者，他們的價值觀都不可能像齊白石那樣簡單。所以，在和齊白石的交往中，他們總能發現自己身上沒有的東西，發現那種讓人情不自禁去喜愛的天真和直白。”吳洪亮評價道。

1946年來北平藝專執教的李可染，於第二年由徐悲鴻介紹向齊白石拜師。齊白石向來對收徒這種大事十分看重禮節，但李可染卻因慎重準備而拖延了時日。齊白石深愛李可染之才，以為他不願拜師，大度地表示“什麼也不需要”，可謂愛才。齊白石晚年器重李可染，題詞“缶廬去後約二十餘年，畫手如鱗，繼缶廬者有李可染”。齊白石還曾送給李可染一枚印章，上刻“李”字，旁邊還有一個小圓圈。李可染不解，齊白石幽默地說：“你身邊佩有一顆珍珠啊！”說的就是李可染的妻子鄒佩珠，可見一片童心。1957年，就在齊白石去世前幾個月，李可染赴民主德國寫生之前向齊白石道別，齊白石將一盒珍貴的西洋紅印泥送給他，說：“可染你拿去吧，有天老師不在了，蓋圖章時會想起老師來。”

（參考資料：《齊白石研究》，北京畫院編；《齊白石的一生》，張次溪著；《齊白石畫法與欣賞》，胡佩衡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