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應當成為水手，直到大海將他們解散。——萊昂納德·科恩
孟買的清晨
孟買的清晨，我被一萬隻烏鴉的叫聲吵醒。它們像夜晚的碎片，紛紛揚揚地飛向城市的垃圾場。街上還是灰濛濛的，早起的女人穿著鮮豔的紗麗，從我的窗前走過。透過大榕樹的枝葉，可以看到人行道上均勻地覆蓋著白色的鳥糞，因此不可避免地會沾染紗麗的下襬。想到這一點，我多少有些焦慮。這充分說明，我剛到印度不久，還沒有放下平時習以為常的觀念。來印度旅行，你必須學會超越乾淨和髒的觀念。
實際上，你必須超越任何觀念。
上一回，我在印度待了四十多天。我至今記得自己心理上的變化：最初的極度震驚，之後變成憤怒，最後對一切都麻木了……
我後來突然明白，來印度旅行就像是證道：一步一步破除觀念，放下自我，最後成為智者、聖人、羅漢。我穿著十多天沒洗的印度長袍回到北京，根本不在意周圍人的目光。我打了一輛出租車。司機透過鏡子端詳我，可我依然心如止水。然而，因為習慣了印度髒兮兮的“大使”出租車，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發現北京出租車的座套是如此潔白，路上的車輛是那樣守規矩，空氣是那麼清新。原本無法忍受的日子，在一趟印度之行後，變成了天堂。我知道，本質上我和那些賴在印度不走的嬉皮士是一樣的。
印度就像大麻，適量吸食有助於克服對現實的沮喪，但或多或少也會令人上癮。我還要回到印度，回到溼婆的國度，對此我心知肚明。
這一次，我打算先從孟買飛到德干高原的海德拉巴（Hyderabad），然後一路乘火車前往亨比（Hampi）、班加羅爾、邁索爾（Mysore）、馬杜賴（Madurai）和金奈（Chennai）。
從定下計劃到買好機票，前後只花了不到十分鐘。正像一句印度諺語說的：“有時，溼婆的風暴不就是這樣嗎？在十分鐘內把一個人的莊稼全部摧毀。”
在孟買的班德拉（Bandra）區，我租了一間房，離海不遠。
曾幾何時，班德拉是一片漁村，遍佈著菠菜田和椰子樹。大部分人口信奉羅馬天主教。十六世紀時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如今，從班德拉的部分街道名中，仍然可以看到一點當年的蛛絲馬跡：保羅街、西里爾街、亞歷克西斯街——在這些街道兩側，還保留著一些殖民時代的別墅。高高的拱形窗子，迎著從阿拉伯海上飄來的鹹溼的海風。
班德拉是孟買的前世——一個漁村的雛形，也是孟買的今生。因為面朝大海，又靠近寶萊塢，很多明星居住在此。這裡是孟買的富人區，遍佈昂貴的公寓樓，但不知為什麼，到處仍有一種廢墟感。這種廢墟感與羅馬的斷壁殘垣不同。班德拉的一切都是完整的，很多房子都是新建的，可是建成後不久，它們就成為了廢墟。
我試圖思考孟買為何會給我一種廢墟感——它並不是多麼古老的城市。最後，我得出結論：孟買的光線中含有一種特殊物質。它既讓一切急速發展（booming），又讓一切急速腐爛（decaying）。
米提河大概最能代表這座城市的發展與腐爛。為了兌換盧比，我來到了米提河左岸。這裡是孟買的金融中心，同樣屬於驕傲的班德拉。金融中心的中心是一座巨型的後現代玻璃建築，其旨趣上讓人聯想到北京的“大褲衩”。周圍分佈著銀行、領事館、汽車4S店、高級餐廳和咖啡館。
我走進一家咖啡館，享用了一杯加冰的美式咖啡，意識到身邊可能是整座城市穿著最乾淨的一群人：襯衫、西褲、皮鞋、精心修剪過的髮型、淡淡的古龍水。所有人都在講英語，談論著偉大的夢想。哪怕其中任何一小部分得以實現，都足以改變這個荒唐的世界。
我一邊喝著咖啡，一邊捕捉到如下詞彙：億、億萬富翁、商業模式、硅谷、移動互聯、IPO……這些詞語飄浮在空中，卻並不令我感到陌生，因為它們同樣在北京、上海、深圳的CBD咖啡館裡飄浮著。
這是全球化時代的一大症候：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族群，可以無縫地共享同一個話題。套用托爾斯泰的名言：“CBD咖啡館裡的話題家家相似。”
在吃了一頓頗為昂貴的果阿菜後，我跨過米提河，去往僅僅一河之隔的右岸，這裡有世界上最大的貧民窟達拉維。米提河汙染嚴重，卻分隔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兩種互不相交的人生。
和上次來相比，達拉維看不出任何變化：櫛比鱗次的鐵皮屋、到處散落的垃圾、滿街亂跑的小孩。街上擁擠、繁忙、佈滿灰塵。每輛車都在按喇叭，以至讓按喇叭這個動作也顯得有些多餘。
達拉維是自成一統的經濟體，它的主要燃料就是廢品和垃圾。憑藉廢品和垃圾的回收、處理，被河岸另一邊的世界所拋棄的人們，得以在這裡建立起自己的人生。
關於達拉維，我看到過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達拉維是“印度奇蹟”的恥辱；另一種觀點認為，達拉維恰恰是“印度奇蹟”本身。
這要看你站在什麼角度，思考達拉維存在的事實：如果著眼於生存環境，達拉維無疑是恥辱；但是在這樣恥辱的環境下，幾十萬人能夠堅韌地生存下來，繁衍生息，甚至為“印度奇蹟”增磚添瓦，這不是奇蹟又是什麼？
我走過一座破爛的石橋，從洞穴一樣的窗口，伸出一根根晾衣杆，上面掛著花花綠綠的衣服，好像廢品聯合國的旗幟。炙熱的陽光使空氣發生波浪式的晃動，一團團蚊子在熱空氣中起舞。橋下是堆積成山的報廢零件。每當有車經過，這座十年前就該認定為危橋的建築，就會像得了熱病一樣抖動。我想象著橋瞬間坍塌，而我無助地墜落，落到橋下那堆廢品裡。
達拉維人依然充滿熱情。他們就像城市的鬣狗，不死的熱帶植物。路邊的奶茶店坐滿了茶客，甜品小販站在垃圾堆旁叫賣。我經過一座印度教神廟，門口擺滿了破鞋，人們仍在向一切“有可能顯靈”的神明祈禱。
經常有人過來和我打招呼，同我握手，問我從哪裡來，提出要帶我“逛逛”。所有人都在心平氣和地生活，沒有人憤怒，沒有人一把火把這裡燒了。
從這個意義上講，達拉維無疑是一曲人類生命力的讚歌。
從這裡，我開始了南印之旅。
所有人都應當成為水手，直到大海將他們解散。——萊昂納德·科恩
孟買的清晨
孟買的清晨，我被一萬隻烏鴉的叫聲吵醒。它們像夜晚的碎片，紛紛揚揚地飛向城市的垃圾場。街上還是灰濛濛的，早起的女人穿著鮮豔的紗麗，從我的窗前走過。透過大榕樹的枝葉，可以看到人行道上均勻地覆蓋著白色的鳥糞，因此不可避免地會沾染紗麗的下襬。想到這一點，我多少有些焦慮。這充分說明，我剛到印度不久，還沒有放下平時習以為常的觀念。來印度旅行，你必須學會超越乾淨和髒的觀念。
實際上，你必須超越任何觀念。
上一回，我在印度待了四十多天。我至今記得自己心理上的變化：最初的極度震驚，之後變成憤怒，最後對一切都麻木了……
我後來突然明白，來印度旅行就像是證道：一步一步破除觀念，放下自我，最後成為智者、聖人、羅漢。我穿著十多天沒洗的印度長袍回到北京，根本不在意周圍人的目光。我打了一輛出租車。司機透過鏡子端詳我，可我依然心如止水。然而，因為習慣了印度髒兮兮的“大使”出租車，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發現北京出租車的座套是如此潔白，路上的車輛是那樣守規矩，空氣是那麼清新。原本無法忍受的日子，在一趟印度之行後，變成了天堂。我知道，本質上我和那些賴在印度不走的嬉皮士是一樣的。
印度就像大麻，適量吸食有助於克服對現實的沮喪，但或多或少也會令人上癮。我還要回到印度，回到溼婆的國度，對此我心知肚明。
這一次，我打算先從孟買飛到德干高原的海德拉巴（Hyderabad），然後一路乘火車前往亨比（Hampi）、班加羅爾、邁索爾（Mysore）、馬杜賴（Madurai）和金奈（Chennai）。
從定下計劃到買好機票，前後只花了不到十分鐘。正像一句印度諺語說的：“有時，溼婆的風暴不就是這樣嗎？在十分鐘內把一個人的莊稼全部摧毀。”
在孟買的班德拉（Bandra）區，我租了一間房，離海不遠。
曾幾何時，班德拉是一片漁村，遍佈著菠菜田和椰子樹。大部分人口信奉羅馬天主教。十六世紀時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如今，從班德拉的部分街道名中，仍然可以看到一點當年的蛛絲馬跡：保羅街、西里爾街、亞歷克西斯街——在這些街道兩側，還保留著一些殖民時代的別墅。高高的拱形窗子，迎著從阿拉伯海上飄來的鹹溼的海風。
班德拉是孟買的前世——一個漁村的雛形，也是孟買的今生。因為面朝大海，又靠近寶萊塢，很多明星居住在此。這裡是孟買的富人區，遍佈昂貴的公寓樓，但不知為什麼，到處仍有一種廢墟感。這種廢墟感與羅馬的斷壁殘垣不同。班德拉的一切都是完整的，很多房子都是新建的，可是建成後不久，它們就成為了廢墟。
我試圖思考孟買為何會給我一種廢墟感——它並不是多麼古老的城市。最後，我得出結論：孟買的光線中含有一種特殊物質。它既讓一切急速發展（booming），又讓一切急速腐爛（decaying）。
米提河大概最能代表這座城市的發展與腐爛。為了兌換盧比，我來到了米提河左岸。這裡是孟買的金融中心，同樣屬於驕傲的班德拉。金融中心的中心是一座巨型的後現代玻璃建築，其旨趣上讓人聯想到北京的“大褲衩”。周圍分佈著銀行、領事館、汽車4S店、高級餐廳和咖啡館。
我走進一家咖啡館，享用了一杯加冰的美式咖啡，意識到身邊可能是整座城市穿著最乾淨的一群人：襯衫、西褲、皮鞋、精心修剪過的髮型、淡淡的古龍水。所有人都在講英語，談論著偉大的夢想。哪怕其中任何一小部分得以實現，都足以改變這個荒唐的世界。
我一邊喝著咖啡，一邊捕捉到如下詞彙：億、億萬富翁、商業模式、硅谷、移動互聯、IPO……這些詞語飄浮在空中，卻並不令我感到陌生，因為它們同樣在北京、上海、深圳的CBD咖啡館裡飄浮著。
這是全球化時代的一大症候：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族群，可以無縫地共享同一個話題。套用托爾斯泰的名言：“CBD咖啡館裡的話題家家相似。”
在吃了一頓頗為昂貴的果阿菜後，我跨過米提河，去往僅僅一河之隔的右岸，這裡有世界上最大的貧民窟達拉維。米提河汙染嚴重，卻分隔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兩種互不相交的人生。
和上次來相比，達拉維看不出任何變化：櫛比鱗次的鐵皮屋、到處散落的垃圾、滿街亂跑的小孩。街上擁擠、繁忙、佈滿灰塵。每輛車都在按喇叭，以至讓按喇叭這個動作也顯得有些多餘。
達拉維是自成一統的經濟體，它的主要燃料就是廢品和垃圾。憑藉廢品和垃圾的回收、處理，被河岸另一邊的世界所拋棄的人們，得以在這裡建立起自己的人生。
關於達拉維，我看到過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達拉維是“印度奇蹟”的恥辱；另一種觀點認為，達拉維恰恰是“印度奇蹟”本身。
這要看你站在什麼角度，思考達拉維存在的事實：如果著眼於生存環境，達拉維無疑是恥辱；但是在這樣恥辱的環境下，幾十萬人能夠堅韌地生存下來，繁衍生息，甚至為“印度奇蹟”增磚添瓦，這不是奇蹟又是什麼？
我走過一座破爛的石橋，從洞穴一樣的窗口，伸出一根根晾衣杆，上面掛著花花綠綠的衣服，好像廢品聯合國的旗幟。炙熱的陽光使空氣發生波浪式的晃動，一團團蚊子在熱空氣中起舞。橋下是堆積成山的報廢零件。每當有車經過，這座十年前就該認定為危橋的建築，就會像得了熱病一樣抖動。我想象著橋瞬間坍塌，而我無助地墜落，落到橋下那堆廢品裡。
達拉維人依然充滿熱情。他們就像城市的鬣狗，不死的熱帶植物。路邊的奶茶店坐滿了茶客，甜品小販站在垃圾堆旁叫賣。我經過一座印度教神廟，門口擺滿了破鞋，人們仍在向一切“有可能顯靈”的神明祈禱。
經常有人過來和我打招呼，同我握手，問我從哪裡來，提出要帶我“逛逛”。所有人都在心平氣和地生活，沒有人憤怒，沒有人一把火把這裡燒了。
從這個意義上講，達拉維無疑是一曲人類生命力的讚歌。
從這裡，我開始了南印之旅。
孟買街頭
所有人都應當成為水手，直到大海將他們解散。——萊昂納德·科恩
孟買的清晨
孟買的清晨，我被一萬隻烏鴉的叫聲吵醒。它們像夜晚的碎片，紛紛揚揚地飛向城市的垃圾場。街上還是灰濛濛的，早起的女人穿著鮮豔的紗麗，從我的窗前走過。透過大榕樹的枝葉，可以看到人行道上均勻地覆蓋著白色的鳥糞，因此不可避免地會沾染紗麗的下襬。想到這一點，我多少有些焦慮。這充分說明，我剛到印度不久，還沒有放下平時習以為常的觀念。來印度旅行，你必須學會超越乾淨和髒的觀念。
實際上，你必須超越任何觀念。
上一回，我在印度待了四十多天。我至今記得自己心理上的變化：最初的極度震驚，之後變成憤怒，最後對一切都麻木了……
我後來突然明白，來印度旅行就像是證道：一步一步破除觀念，放下自我，最後成為智者、聖人、羅漢。我穿著十多天沒洗的印度長袍回到北京，根本不在意周圍人的目光。我打了一輛出租車。司機透過鏡子端詳我，可我依然心如止水。然而，因為習慣了印度髒兮兮的“大使”出租車，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發現北京出租車的座套是如此潔白，路上的車輛是那樣守規矩，空氣是那麼清新。原本無法忍受的日子，在一趟印度之行後，變成了天堂。我知道，本質上我和那些賴在印度不走的嬉皮士是一樣的。
印度就像大麻，適量吸食有助於克服對現實的沮喪，但或多或少也會令人上癮。我還要回到印度，回到溼婆的國度，對此我心知肚明。
這一次，我打算先從孟買飛到德干高原的海德拉巴（Hyderabad），然後一路乘火車前往亨比（Hampi）、班加羅爾、邁索爾（Mysore）、馬杜賴（Madurai）和金奈（Chennai）。
從定下計劃到買好機票，前後只花了不到十分鐘。正像一句印度諺語說的：“有時，溼婆的風暴不就是這樣嗎？在十分鐘內把一個人的莊稼全部摧毀。”
在孟買的班德拉（Bandra）區，我租了一間房，離海不遠。
曾幾何時，班德拉是一片漁村，遍佈著菠菜田和椰子樹。大部分人口信奉羅馬天主教。十六世紀時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如今，從班德拉的部分街道名中，仍然可以看到一點當年的蛛絲馬跡：保羅街、西里爾街、亞歷克西斯街——在這些街道兩側，還保留著一些殖民時代的別墅。高高的拱形窗子，迎著從阿拉伯海上飄來的鹹溼的海風。
班德拉是孟買的前世——一個漁村的雛形，也是孟買的今生。因為面朝大海，又靠近寶萊塢，很多明星居住在此。這裡是孟買的富人區，遍佈昂貴的公寓樓，但不知為什麼，到處仍有一種廢墟感。這種廢墟感與羅馬的斷壁殘垣不同。班德拉的一切都是完整的，很多房子都是新建的，可是建成後不久，它們就成為了廢墟。
我試圖思考孟買為何會給我一種廢墟感——它並不是多麼古老的城市。最後，我得出結論：孟買的光線中含有一種特殊物質。它既讓一切急速發展（booming），又讓一切急速腐爛（decaying）。
米提河大概最能代表這座城市的發展與腐爛。為了兌換盧比，我來到了米提河左岸。這裡是孟買的金融中心，同樣屬於驕傲的班德拉。金融中心的中心是一座巨型的後現代玻璃建築，其旨趣上讓人聯想到北京的“大褲衩”。周圍分佈著銀行、領事館、汽車4S店、高級餐廳和咖啡館。
我走進一家咖啡館，享用了一杯加冰的美式咖啡，意識到身邊可能是整座城市穿著最乾淨的一群人：襯衫、西褲、皮鞋、精心修剪過的髮型、淡淡的古龍水。所有人都在講英語，談論著偉大的夢想。哪怕其中任何一小部分得以實現，都足以改變這個荒唐的世界。
我一邊喝著咖啡，一邊捕捉到如下詞彙：億、億萬富翁、商業模式、硅谷、移動互聯、IPO……這些詞語飄浮在空中，卻並不令我感到陌生，因為它們同樣在北京、上海、深圳的CBD咖啡館裡飄浮著。
這是全球化時代的一大症候：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族群，可以無縫地共享同一個話題。套用托爾斯泰的名言：“CBD咖啡館裡的話題家家相似。”
在吃了一頓頗為昂貴的果阿菜後，我跨過米提河，去往僅僅一河之隔的右岸，這裡有世界上最大的貧民窟達拉維。米提河汙染嚴重，卻分隔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兩種互不相交的人生。
和上次來相比，達拉維看不出任何變化：櫛比鱗次的鐵皮屋、到處散落的垃圾、滿街亂跑的小孩。街上擁擠、繁忙、佈滿灰塵。每輛車都在按喇叭，以至讓按喇叭這個動作也顯得有些多餘。
達拉維是自成一統的經濟體，它的主要燃料就是廢品和垃圾。憑藉廢品和垃圾的回收、處理，被河岸另一邊的世界所拋棄的人們，得以在這裡建立起自己的人生。
關於達拉維，我看到過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達拉維是“印度奇蹟”的恥辱；另一種觀點認為，達拉維恰恰是“印度奇蹟”本身。
這要看你站在什麼角度，思考達拉維存在的事實：如果著眼於生存環境，達拉維無疑是恥辱；但是在這樣恥辱的環境下，幾十萬人能夠堅韌地生存下來，繁衍生息，甚至為“印度奇蹟”增磚添瓦，這不是奇蹟又是什麼？
我走過一座破爛的石橋，從洞穴一樣的窗口，伸出一根根晾衣杆，上面掛著花花綠綠的衣服，好像廢品聯合國的旗幟。炙熱的陽光使空氣發生波浪式的晃動，一團團蚊子在熱空氣中起舞。橋下是堆積成山的報廢零件。每當有車經過，這座十年前就該認定為危橋的建築，就會像得了熱病一樣抖動。我想象著橋瞬間坍塌，而我無助地墜落，落到橋下那堆廢品裡。
達拉維人依然充滿熱情。他們就像城市的鬣狗，不死的熱帶植物。路邊的奶茶店坐滿了茶客，甜品小販站在垃圾堆旁叫賣。我經過一座印度教神廟，門口擺滿了破鞋，人們仍在向一切“有可能顯靈”的神明祈禱。
經常有人過來和我打招呼，同我握手，問我從哪裡來，提出要帶我“逛逛”。所有人都在心平氣和地生活，沒有人憤怒，沒有人一把火把這裡燒了。
從這個意義上講，達拉維無疑是一曲人類生命力的讚歌。
從這裡，我開始了南印之旅。
孟買街頭
印度的小村莊亨比
海德拉巴往事
第一站，是德干高原上的城市——海德拉巴。
海德拉巴是尼查姆王朝的舊都，特倫甘納邦的首府，印度的第六大城市，約有40%的人口信仰伊斯蘭教。在這裡，鮮豔的紗麗讓位於黑色長袍。大部分女人都像沙特女人一樣裹著頭巾，只露出一雙眼睛。
我打摩的前往查爾米納拱門。烈日下，拱門就像人潮中的一座海市蜃樓。海德拉巴的統治者為自己建造了無數富麗堂皇的建築，查爾米納拱門無疑是其中最為恢宏的。它由四方形的花崗岩為材料，四座高大的拱門支撐著兩層樓和相互連接的拱廊。每座拱門上方都有高聳的宣禮塔。以拱門為中心，巴扎向四面八方擴展。
這裡是穆斯林的聚居區，藍色的小巷縱橫交錯。到處是年深日久的店鋪，年深日久的人們。彷彿多少年來，一切都沒有發生改變。
我爬上拱門，巴扎的喧囂聲變得縹緲了一些。這裡涼風習習，很多印度人帶著咖喱，一邊吹風，一邊觀看風景：一個戴著小帽的老人朝麥加方向跪拜，並且唸唸有詞；三個小男孩抱著《古蘭經》，剛從讀經學校下課；幾隻鴿子從拱門裡撲簌著飛出去。宣禮塔頂上，一輪新月正在閃閃發光。
海德拉巴真正繁榮起來，是在尼查姆王朝治下。他們來自信奉伊斯蘭教的撒馬爾罕，後來遷至印度。得益於與英國人的密切關係，尼查姆家族的統治綿延了七世。在英國人的幫助下，海德拉巴於1724年宣佈獨立。作為回報，英國人得到了覬覦已久的黃金開採權。
如今，海德拉巴的金飾店依然隨處可見。數量保守估計也有上萬家，而且每家都擠滿了人。據統計，把印度主婦的金飾加在一起，佔世界黃金儲備的11%，比美國、德國、瑞士、德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加起來還多。
人們對黃金的痴迷，同樣令我痴迷。因為這是一種典型的中世紀情緒，只有在中世紀，黃金才是財富的唯一象徵。而海德拉巴老城的一切似乎都在表明，中世紀仍在延續，並且可能永遠延續下去。
離開查爾米納拱門，我穿過人群，前往喬瑪哈拉宮——尼查姆君王的府邸。這座融合了波斯、印度和歐洲風格的宮殿仍然是私產，但對外開放。
庭園裡，一對站在古董勞斯萊斯車前的印度情侶讓我給他們拍照。他們可能不知道，這些老爺車當年都是當垃圾車使用的。暴殄天物的原因很簡單：尼查姆的末代君王米爾·奧斯曼·阿里汗實在太過富有——光他用作鎮紙的鑽石就有185克拉，比英王王冠上的那顆還重。1947年，印度獨立時，阿里汗的資產高達20億美元，是當時印度年收入的兩倍。
阿里汗的性慾極強，不僅擁有世界上最大的色情品收藏，還在客房裡安裝攝像頭，用來觀看客人的“現場直播”。1967年去世時，他留下了34名子嗣（他們又生了104名孫輩），這還不包括那些自稱有“龍脈”的人。因此不難想象，阿里漢汗死後，遺產爭奪戰會是多麼激烈。
截至1990年代，宣稱自己有繼承資格的人就有400多人，其中包括王子穆卡拉姆·賈——他是阿里汗的孫子，也是爺爺欽定的尼查姆繼承人。
出身高貴的穆卡拉姆·賈，原本註定了錦衣玉食的生活，但因為不斷支付高額的遺產訴訟費和離婚贍養費而今不如昔，甚至負擔不起律師費。
穆卡拉姆·賈結了5次婚，其中的兩位是奧斯曼帝國的末代公主。1980年代，他移居澳大利亞的珀斯養羊，娶了一位後來死於艾滋病的BBC記者。那時他還相當有錢，於是讓僕人帶上10萬英鎊，為他去伊斯坦布爾再覓新歡。一位前土耳其小姐成了穆卡拉姆·賈“命中註定的人”。不過隨後他又再次“命中註定”地支付了一筆鉅額分手費，從此窮困潦倒。
在喬瑪哈拉宮的一個房間裡，我看到了數量龐大的照片和紀念物。一箇中年印度女人正對著它們沉思。
照片中，有穆卡拉姆·賈和第一任太太埃茲拉的合影：穆卡拉姆·賈身穿雙排扣西裝，打著領帶，上衣口袋裡露出一角方巾；埃茲拉穿著高跟鞋和Dior的黑色連衣裙；他們的兒子長著一張“國際臉”，絲毫看不出和印度人有什麼關係。
照片和紀念物的說明非常詳盡，但有意無意地迴避了這樣一個事實：喬瑪哈拉宮早就作為離婚贍養費抵給了埃茲拉，而穆卡拉姆·賈如今住在伊斯坦布爾一棟寒酸的公寓裡。
在海德拉巴的街道上，小販叫賣著熟透的石榴，棕櫚樹搖曳著熱帶空氣。雨季到來前的穆西河幾近乾涸，河岸上長滿茂密的藤蔓。從這裡往西，穿過朱比利山豪華的別墅區，我來到了今天海德拉巴引以為傲的IT中心。
1990年代中期，一個名叫錢德拉巴布·奈杜的年輕人在競選中獲勝。他在施政綱領中向選民承諾，要通過發展信息技術，將海德拉巴打造成全印度最現代化的都市。於是，這片曾經遍佈礫石的荒漠地帶上，出現了一座被稱為“網絡拉巴”的新城。
這裡的馬路十分寬敞，路邊不時出現歐洲建築師設計的大樓。只是完全看不出與老城亂糟糟的市景有什麼關聯，彷彿是從中世紀到後現代的直接飛躍。或許正是因為這種分裂感，奈杜在執政十年後慘遭敗選。據說《印度教徒報》上的一幅漫畫道出了問題的癥結：一個骨瘦如柴的農民坐在破敗不堪的茅草屋前，正在按下電腦鍵盤上的刪除鍵。
時隔十年後，奈杜東山再起，再次當選——他是現任印度總理莫迪的盟友。此後，谷歌、蘋果等科技公司紛紛將研發中心設立在網絡拉巴，虎視眈眈地將印度視為唯一剩下的大型市場。
蘋果CEO庫克在新聞發佈會上說：“印度是一個充滿機遇的地方，在這裡我看到了7、8年前的中國。”
和7、8年前中國的很多新城一樣，網絡拉巴沒什麼景點，但是有很多培訓學校。從招牌上看，都是與軟件、外語和職場禮儀相關的培訓。
一家外語培訓學校的廣告上寫著：“你想學純正美式英語嗎？還是純正英式英語？”看上去像是一道複雜的人生選擇題，但其職業指向其實相當明顯——那就是進入外包呼叫中心。
呼叫中心遍佈印度的IT城市。比如，當西弗吉尼亞州的一位家庭主婦撥打掃地機器人的服務熱線時，電話實際上就轉接到了網絡拉巴。一位自稱霍利，操著美式英語的女孩，會在電話中為這位家庭主婦解決各類有關問題。當牛津郡的一位老太太打電話諮詢瓦爾格林公司生產的維生素片的用量時，一個口音聽上去像是來自倫敦東部郊區，實際上也在網絡拉巴的男孩，就會為牛津老太太竭誠服務。
對於印度的年輕人來說，呼叫中心是一份收入不錯的體面工作。唯一的問題是，雖然生活在印度，但必須按照英美時間作息。這或許就是為什麼附近幾家餐館都是24小時營業的原因。
我走進一家炸雞店，發現所有員工都是聾啞人。我買了一份炸雞，坐在窗邊。陽光依然毒辣，沾滿灰塵的行道樹垂頭喪氣。一家酒鋪剛剛開門，透過窗戶的鐵柵欄，一群印度人正爭先恐後地把攥著盧比的手伸進去。
坐在我斜對面的是一個衣冠楚楚的印度男人。在印度，所謂“衣冠楚楚”是指穿了一件乾淨的襯衫。聊起來後，他自稱是一家職場禮儀公司的老師，主要傳授面試技巧。他的額頭正中有一顆紅色的吉祥痣，可能是起床後才點上去的。
“在海德拉巴，你必須時刻充滿自信，”他說，“如果你有足夠的自信，你就沒問題。”
所以，他要求所有來上課的年輕人（大部分來自農村）必須買上一件好襯衫，因為“好襯衫讓人自信”。他還建議學生打領帶，因為“領帶讓人的頭正”。
他說，經過他的培訓，很多學生得到了IT公司的工作。儘管我暗自覺得，他的吉祥痣似乎和IT公司有點不搭。
我當然沒這麼說。一時間，這家連服務員都是啞巴的餐廳變得過分安靜，好像德干高原上的一座孤島。
所有人都應當成為水手，直到大海將他們解散。——萊昂納德·科恩
孟買的清晨
孟買的清晨，我被一萬隻烏鴉的叫聲吵醒。它們像夜晚的碎片，紛紛揚揚地飛向城市的垃圾場。街上還是灰濛濛的，早起的女人穿著鮮豔的紗麗，從我的窗前走過。透過大榕樹的枝葉，可以看到人行道上均勻地覆蓋著白色的鳥糞，因此不可避免地會沾染紗麗的下襬。想到這一點，我多少有些焦慮。這充分說明，我剛到印度不久，還沒有放下平時習以為常的觀念。來印度旅行，你必須學會超越乾淨和髒的觀念。
實際上，你必須超越任何觀念。
上一回，我在印度待了四十多天。我至今記得自己心理上的變化：最初的極度震驚，之後變成憤怒，最後對一切都麻木了……
我後來突然明白，來印度旅行就像是證道：一步一步破除觀念，放下自我，最後成為智者、聖人、羅漢。我穿著十多天沒洗的印度長袍回到北京，根本不在意周圍人的目光。我打了一輛出租車。司機透過鏡子端詳我，可我依然心如止水。然而，因為習慣了印度髒兮兮的“大使”出租車，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發現北京出租車的座套是如此潔白，路上的車輛是那樣守規矩，空氣是那麼清新。原本無法忍受的日子，在一趟印度之行後，變成了天堂。我知道，本質上我和那些賴在印度不走的嬉皮士是一樣的。
印度就像大麻，適量吸食有助於克服對現實的沮喪，但或多或少也會令人上癮。我還要回到印度，回到溼婆的國度，對此我心知肚明。
這一次，我打算先從孟買飛到德干高原的海德拉巴（Hyderabad），然後一路乘火車前往亨比（Hampi）、班加羅爾、邁索爾（Mysore）、馬杜賴（Madurai）和金奈（Chennai）。
從定下計劃到買好機票，前後只花了不到十分鐘。正像一句印度諺語說的：“有時，溼婆的風暴不就是這樣嗎？在十分鐘內把一個人的莊稼全部摧毀。”
在孟買的班德拉（Bandra）區，我租了一間房，離海不遠。
曾幾何時，班德拉是一片漁村，遍佈著菠菜田和椰子樹。大部分人口信奉羅馬天主教。十六世紀時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如今，從班德拉的部分街道名中，仍然可以看到一點當年的蛛絲馬跡：保羅街、西里爾街、亞歷克西斯街——在這些街道兩側，還保留著一些殖民時代的別墅。高高的拱形窗子，迎著從阿拉伯海上飄來的鹹溼的海風。
班德拉是孟買的前世——一個漁村的雛形，也是孟買的今生。因為面朝大海，又靠近寶萊塢，很多明星居住在此。這裡是孟買的富人區，遍佈昂貴的公寓樓，但不知為什麼，到處仍有一種廢墟感。這種廢墟感與羅馬的斷壁殘垣不同。班德拉的一切都是完整的，很多房子都是新建的，可是建成後不久，它們就成為了廢墟。
我試圖思考孟買為何會給我一種廢墟感——它並不是多麼古老的城市。最後，我得出結論：孟買的光線中含有一種特殊物質。它既讓一切急速發展（booming），又讓一切急速腐爛（decaying）。
米提河大概最能代表這座城市的發展與腐爛。為了兌換盧比，我來到了米提河左岸。這裡是孟買的金融中心，同樣屬於驕傲的班德拉。金融中心的中心是一座巨型的後現代玻璃建築，其旨趣上讓人聯想到北京的“大褲衩”。周圍分佈著銀行、領事館、汽車4S店、高級餐廳和咖啡館。
我走進一家咖啡館，享用了一杯加冰的美式咖啡，意識到身邊可能是整座城市穿著最乾淨的一群人：襯衫、西褲、皮鞋、精心修剪過的髮型、淡淡的古龍水。所有人都在講英語，談論著偉大的夢想。哪怕其中任何一小部分得以實現，都足以改變這個荒唐的世界。
我一邊喝著咖啡，一邊捕捉到如下詞彙：億、億萬富翁、商業模式、硅谷、移動互聯、IPO……這些詞語飄浮在空中，卻並不令我感到陌生，因為它們同樣在北京、上海、深圳的CBD咖啡館裡飄浮著。
這是全球化時代的一大症候：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族群，可以無縫地共享同一個話題。套用托爾斯泰的名言：“CBD咖啡館裡的話題家家相似。”
在吃了一頓頗為昂貴的果阿菜後，我跨過米提河，去往僅僅一河之隔的右岸，這裡有世界上最大的貧民窟達拉維。米提河汙染嚴重，卻分隔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兩種互不相交的人生。
和上次來相比，達拉維看不出任何變化：櫛比鱗次的鐵皮屋、到處散落的垃圾、滿街亂跑的小孩。街上擁擠、繁忙、佈滿灰塵。每輛車都在按喇叭，以至讓按喇叭這個動作也顯得有些多餘。
達拉維是自成一統的經濟體，它的主要燃料就是廢品和垃圾。憑藉廢品和垃圾的回收、處理，被河岸另一邊的世界所拋棄的人們，得以在這裡建立起自己的人生。
關於達拉維，我看到過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達拉維是“印度奇蹟”的恥辱；另一種觀點認為，達拉維恰恰是“印度奇蹟”本身。
這要看你站在什麼角度，思考達拉維存在的事實：如果著眼於生存環境，達拉維無疑是恥辱；但是在這樣恥辱的環境下，幾十萬人能夠堅韌地生存下來，繁衍生息，甚至為“印度奇蹟”增磚添瓦，這不是奇蹟又是什麼？
我走過一座破爛的石橋，從洞穴一樣的窗口，伸出一根根晾衣杆，上面掛著花花綠綠的衣服，好像廢品聯合國的旗幟。炙熱的陽光使空氣發生波浪式的晃動，一團團蚊子在熱空氣中起舞。橋下是堆積成山的報廢零件。每當有車經過，這座十年前就該認定為危橋的建築，就會像得了熱病一樣抖動。我想象著橋瞬間坍塌，而我無助地墜落，落到橋下那堆廢品裡。
達拉維人依然充滿熱情。他們就像城市的鬣狗，不死的熱帶植物。路邊的奶茶店坐滿了茶客，甜品小販站在垃圾堆旁叫賣。我經過一座印度教神廟，門口擺滿了破鞋，人們仍在向一切“有可能顯靈”的神明祈禱。
經常有人過來和我打招呼，同我握手，問我從哪裡來，提出要帶我“逛逛”。所有人都在心平氣和地生活，沒有人憤怒，沒有人一把火把這裡燒了。
從這個意義上講，達拉維無疑是一曲人類生命力的讚歌。
從這裡，我開始了南印之旅。
孟買街頭
印度的小村莊亨比
海德拉巴往事
第一站，是德干高原上的城市——海德拉巴。
海德拉巴是尼查姆王朝的舊都，特倫甘納邦的首府，印度的第六大城市，約有40%的人口信仰伊斯蘭教。在這裡，鮮豔的紗麗讓位於黑色長袍。大部分女人都像沙特女人一樣裹著頭巾，只露出一雙眼睛。
我打摩的前往查爾米納拱門。烈日下，拱門就像人潮中的一座海市蜃樓。海德拉巴的統治者為自己建造了無數富麗堂皇的建築，查爾米納拱門無疑是其中最為恢宏的。它由四方形的花崗岩為材料，四座高大的拱門支撐著兩層樓和相互連接的拱廊。每座拱門上方都有高聳的宣禮塔。以拱門為中心，巴扎向四面八方擴展。
這裡是穆斯林的聚居區，藍色的小巷縱橫交錯。到處是年深日久的店鋪，年深日久的人們。彷彿多少年來，一切都沒有發生改變。
我爬上拱門，巴扎的喧囂聲變得縹緲了一些。這裡涼風習習，很多印度人帶著咖喱，一邊吹風，一邊觀看風景：一個戴著小帽的老人朝麥加方向跪拜，並且唸唸有詞；三個小男孩抱著《古蘭經》，剛從讀經學校下課；幾隻鴿子從拱門裡撲簌著飛出去。宣禮塔頂上，一輪新月正在閃閃發光。
海德拉巴真正繁榮起來，是在尼查姆王朝治下。他們來自信奉伊斯蘭教的撒馬爾罕，後來遷至印度。得益於與英國人的密切關係，尼查姆家族的統治綿延了七世。在英國人的幫助下，海德拉巴於1724年宣佈獨立。作為回報，英國人得到了覬覦已久的黃金開採權。
如今，海德拉巴的金飾店依然隨處可見。數量保守估計也有上萬家，而且每家都擠滿了人。據統計，把印度主婦的金飾加在一起，佔世界黃金儲備的11%，比美國、德國、瑞士、德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加起來還多。
人們對黃金的痴迷，同樣令我痴迷。因為這是一種典型的中世紀情緒，只有在中世紀，黃金才是財富的唯一象徵。而海德拉巴老城的一切似乎都在表明，中世紀仍在延續，並且可能永遠延續下去。
離開查爾米納拱門，我穿過人群，前往喬瑪哈拉宮——尼查姆君王的府邸。這座融合了波斯、印度和歐洲風格的宮殿仍然是私產，但對外開放。
庭園裡，一對站在古董勞斯萊斯車前的印度情侶讓我給他們拍照。他們可能不知道，這些老爺車當年都是當垃圾車使用的。暴殄天物的原因很簡單：尼查姆的末代君王米爾·奧斯曼·阿里汗實在太過富有——光他用作鎮紙的鑽石就有185克拉，比英王王冠上的那顆還重。1947年，印度獨立時，阿里汗的資產高達20億美元，是當時印度年收入的兩倍。
阿里汗的性慾極強，不僅擁有世界上最大的色情品收藏，還在客房裡安裝攝像頭，用來觀看客人的“現場直播”。1967年去世時，他留下了34名子嗣（他們又生了104名孫輩），這還不包括那些自稱有“龍脈”的人。因此不難想象，阿里漢汗死後，遺產爭奪戰會是多麼激烈。
截至1990年代，宣稱自己有繼承資格的人就有400多人，其中包括王子穆卡拉姆·賈——他是阿里汗的孫子，也是爺爺欽定的尼查姆繼承人。
出身高貴的穆卡拉姆·賈，原本註定了錦衣玉食的生活，但因為不斷支付高額的遺產訴訟費和離婚贍養費而今不如昔，甚至負擔不起律師費。
穆卡拉姆·賈結了5次婚，其中的兩位是奧斯曼帝國的末代公主。1980年代，他移居澳大利亞的珀斯養羊，娶了一位後來死於艾滋病的BBC記者。那時他還相當有錢，於是讓僕人帶上10萬英鎊，為他去伊斯坦布爾再覓新歡。一位前土耳其小姐成了穆卡拉姆·賈“命中註定的人”。不過隨後他又再次“命中註定”地支付了一筆鉅額分手費，從此窮困潦倒。
在喬瑪哈拉宮的一個房間裡，我看到了數量龐大的照片和紀念物。一箇中年印度女人正對著它們沉思。
照片中，有穆卡拉姆·賈和第一任太太埃茲拉的合影：穆卡拉姆·賈身穿雙排扣西裝，打著領帶，上衣口袋裡露出一角方巾；埃茲拉穿著高跟鞋和Dior的黑色連衣裙；他們的兒子長著一張“國際臉”，絲毫看不出和印度人有什麼關係。
照片和紀念物的說明非常詳盡，但有意無意地迴避了這樣一個事實：喬瑪哈拉宮早就作為離婚贍養費抵給了埃茲拉，而穆卡拉姆·賈如今住在伊斯坦布爾一棟寒酸的公寓裡。
在海德拉巴的街道上，小販叫賣著熟透的石榴，棕櫚樹搖曳著熱帶空氣。雨季到來前的穆西河幾近乾涸，河岸上長滿茂密的藤蔓。從這裡往西，穿過朱比利山豪華的別墅區，我來到了今天海德拉巴引以為傲的IT中心。
1990年代中期，一個名叫錢德拉巴布·奈杜的年輕人在競選中獲勝。他在施政綱領中向選民承諾，要通過發展信息技術，將海德拉巴打造成全印度最現代化的都市。於是，這片曾經遍佈礫石的荒漠地帶上，出現了一座被稱為“網絡拉巴”的新城。
這裡的馬路十分寬敞，路邊不時出現歐洲建築師設計的大樓。只是完全看不出與老城亂糟糟的市景有什麼關聯，彷彿是從中世紀到後現代的直接飛躍。或許正是因為這種分裂感，奈杜在執政十年後慘遭敗選。據說《印度教徒報》上的一幅漫畫道出了問題的癥結：一個骨瘦如柴的農民坐在破敗不堪的茅草屋前，正在按下電腦鍵盤上的刪除鍵。
時隔十年後，奈杜東山再起，再次當選——他是現任印度總理莫迪的盟友。此後，谷歌、蘋果等科技公司紛紛將研發中心設立在網絡拉巴，虎視眈眈地將印度視為唯一剩下的大型市場。
蘋果CEO庫克在新聞發佈會上說：“印度是一個充滿機遇的地方，在這裡我看到了7、8年前的中國。”
和7、8年前中國的很多新城一樣，網絡拉巴沒什麼景點，但是有很多培訓學校。從招牌上看，都是與軟件、外語和職場禮儀相關的培訓。
一家外語培訓學校的廣告上寫著：“你想學純正美式英語嗎？還是純正英式英語？”看上去像是一道複雜的人生選擇題，但其職業指向其實相當明顯——那就是進入外包呼叫中心。
呼叫中心遍佈印度的IT城市。比如，當西弗吉尼亞州的一位家庭主婦撥打掃地機器人的服務熱線時，電話實際上就轉接到了網絡拉巴。一位自稱霍利，操著美式英語的女孩，會在電話中為這位家庭主婦解決各類有關問題。當牛津郡的一位老太太打電話諮詢瓦爾格林公司生產的維生素片的用量時，一個口音聽上去像是來自倫敦東部郊區，實際上也在網絡拉巴的男孩，就會為牛津老太太竭誠服務。
對於印度的年輕人來說，呼叫中心是一份收入不錯的體面工作。唯一的問題是，雖然生活在印度，但必須按照英美時間作息。這或許就是為什麼附近幾家餐館都是24小時營業的原因。
我走進一家炸雞店，發現所有員工都是聾啞人。我買了一份炸雞，坐在窗邊。陽光依然毒辣，沾滿灰塵的行道樹垂頭喪氣。一家酒鋪剛剛開門，透過窗戶的鐵柵欄，一群印度人正爭先恐後地把攥著盧比的手伸進去。
坐在我斜對面的是一個衣冠楚楚的印度男人。在印度，所謂“衣冠楚楚”是指穿了一件乾淨的襯衫。聊起來後，他自稱是一家職場禮儀公司的老師，主要傳授面試技巧。他的額頭正中有一顆紅色的吉祥痣，可能是起床後才點上去的。
“在海德拉巴，你必須時刻充滿自信，”他說，“如果你有足夠的自信，你就沒問題。”
所以，他要求所有來上課的年輕人（大部分來自農村）必須買上一件好襯衫，因為“好襯衫讓人自信”。他還建議學生打領帶，因為“領帶讓人的頭正”。
他說，經過他的培訓，很多學生得到了IT公司的工作。儘管我暗自覺得，他的吉祥痣似乎和IT公司有點不搭。
我當然沒這麼說。一時間，這家連服務員都是啞巴的餐廳變得過分安靜，好像德干高原上的一座孤島。
印度IT外包中心班加羅爾
母親和烏托邦
來到印度後，我開始用手吃飯。
印度人告訴我，用手吃飯才能嚐出咖喱的本味，否則吃進嘴裡的只是“勺子的不鏽鋼味”。進入泰米爾納德邦後，我更是被剝奪了用盤子的權利，開始在大芭蕉葉上吃飯。
走進泰米爾的傳統餐廳，侍者會把一張大蕉葉鋪在你的面前，然後把米飯，幾樣咖喱放在蕉葉的不同位置上。你需要用手指將米飯和咖喱攪拌在一起，再一口一口地送進嘴裡。每個人面前——無論年齡、階層，穿褲子還是穿圍腰布——都是一張大芭蕉葉。人們低著頭，用靈巧的手指攪拌著咖喱，輕鬆地一掬，送到嘴裡，不時甩甩手，把黏在指間的飯粒甩回芭蕉葉上。那情景可以說十分有趣。
提著大桶米飯的侍者，在餐廳內來回溜達，不斷給客人免費加飯。直到你打著讚美的飽嗝，把大蕉葉合上，意思是“多謝款待”。侍者這才將大蕉葉收走，同時遞上一個盤子，上面放著一碗溫水和兩塊檸檬。
我的一個朋友曾把這當成飯後檸檬水一飲而盡，結果一回酒店就狂瀉不止。實際上，水是洗手用的，把檸檬汁擠進碗裡，可以洗淨手上的咖喱，指間還會留有檸檬的清香。
如果不把誤喝洗手水的情況考慮在內，泰米爾餐廳的衛生狀況堪稱可歌可泣。旅行期間，我吃了各種食物，一次都沒有中毒。
街頭有很多賣鮮榨果汁的小販，這點和印度其他地方類似。不同的是，賣西瓜的小販更有藝術細胞。他們會將西瓜皮完全剖掉，將瓜瓤切成普洱茶餅一樣的形狀，一層一層地摞在攤位上，好似一座紅色的印度教神廟。
這樣擺攤的好處顯而易見：景象足夠壯觀，甚至頗為誘人。但是他們似乎忘了天氣炎熱，東西本來就容易變質的殘酷現實。加之街上塵土飛揚，蒼蠅亂飛，沒有瓜皮保護的西瓜瓤，完全暴露在外，儘管口渴，我也沒敢買上一塊。
我特意觀察了旅館附近那個賣西瓜的小販。上午出門時有一車西瓜，晚上回來時也沒賣出多少。我想，除了敢死隊，大概誰也沒有勇氣吃這樣的西瓜。這座形式主義的“西瓜神廟”將來的命運如何？也許，只能喂牛。
在芭蕉葉上充滿野趣地吃了幾天飯後，我還是很高興能夠再次用回像模像樣的餐盤。經過一番輾轉，我到了本地治理——泰米爾納德邦的飛地。1954年以前，這裡一直屬於法國，返還印度後也由聯邦直轄。從歷史文化到規章政策的方方面面，都與泰米爾納德邦不太一樣。
本地治理是印度罕見的不太像印度的地方。這裡仍然大量使用法語，包括路牌和政府機構的牌匾。街上有數量眾多的波西米亞式店鋪，販賣手工藝術品和雜貨。常駐的外國僑民很多，包括當年著名的法國夫人米拉·阿爾法薩（Mira Alfassa），當地人稱為“母親”。
與加爾各答的“母親”特蕾莎修女不同，本地治理的“母親”是一位“脫離了肉身”的烏托邦靈脩主義者。1968年，她在離本地治理不遠的奧羅新村（Auroville）修建了一座“黎明之城”。
本地治理分為法國區和泰米爾區。法國區位於海邊，擁有乾淨得在印度絕無僅有的林蔭大道和雅緻的法式閣樓。我正是在一家法式閣樓改建的餐廳裡，再次欣慰地用上了餐盤。那晚，我吃了用香料漬過的烤馬鮫魚和椰子濃湯，喝了久違的夏布利白葡萄酒。一邊聆聽窗外的海潮聲，一邊珍惜地小口呷著酒，感到了一種救贖。
或許因為習以為常，這一次在南印度旅行，我並未感到上次在北印度旅行時的那種“極度疲憊”。然而，一旦在愜意的環境中放鬆下來，疲憊感就像癌細胞一樣迅速繁殖起來。
我在本地治理休整了數日，幾乎只在法國區活動。我花時間在綠意盎然的街區漫步，累了就走進咖啡館或畫廊。我時常感到自己走在電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外景中——派的故鄉正是這裡。
本地治理有一條長長的海岸線，我喜歡沿著海濱大道漫步，讓鹽味的海風吹拂在身上。海邊沒有像樣的沙灘，也不能游泳，海水沖刷著黑色的礁石，留下一串串白色的浮沫。我每天都會遇到一個賣氣球的小販。他很黑，很瘦，擔著一根扁擔，上面拴著很多氣球。有一天，他終於湊過來問我要不要氣球。
“5盧比，先生。”
我買了一隻粉紅色的氣球，問他是不是吉普賽人。我幾乎已經有把握分辨印度人和吉普賽人。一般來說，吉普賽人更黑、更瘦，說一口連印度人都難懂的方言。果然，賣氣球的小販是吉普賽人，住在離此不遠的卡魯瓦蒂庫帕姆村。他告訴我，那裡是一個巨大的露天垃圾場，堆放著本地治理的生活垃圾。
“我賣氣球，”他磕磕巴巴地說，“老婆和小孩撿垃圾。”
“生活還好嗎？”
他像印度人那樣晃晃腦袋，表示肯定。
後來我在去金奈的路上經過了卡魯瓦蒂庫帕姆村。那片五顏六色的垃圾海洋著實令人驚歎。
卡魯瓦蒂庫帕姆村距離本地治理只有幾公里，卻是完全不同的世界。這讓我對本地治理的法式風情，乃至這裡蓬勃發展的靈脩事業，都有了一些新的認識。
本地治理的靈脩傳統，是印度最著名的精神領袖之一奧羅賓多（Sri Aurobindo）開創的。
奧羅賓多一生傳奇：他早年求學於英國劍橋，後來參加了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地下活動，最終在本地治理成為了一名靈脩者，從事神祕主義、靈性和瑜伽的研究。正是在這裡，奧羅賓多遇到了他的法國崇拜者——“母親”阿爾法薩。後者不僅成為了他的接班人，還開創了奧羅賓多修道院以及更著名的“黎明之城”。
亨利·卡蒂埃-佈列鬆（Henri Cartier-Bresson）曾為奧羅賓多和米拉·阿爾法薩拍攝過一張合影。照片中，兩人坐在鋪著豹皮花紋的大椅子上，頭頂上方有象徵宇宙的神祕圖案。奧羅賓多留著大鬍子，一襲白衣，袒露著肩膀。“母親”則穿著莎麗，圍著頭巾。
據說，“母親”收到過價值超過十萬盧比的紗麗。在奧羅賓多去世、財政困窘的年月，她多次賣掉紗麗，為修道院募集資金。
1960年代，“母親”已經被信徒視為聖人。當時，歐洲各地爆發青年學潮，“母親”決心建造一座自給自足、按需分配的烏托邦，讓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無論種族、國籍、貧賤——能夠和諧地生活在一起。烏托邦的終極目標是消除貨幣，實現大同。
如今，這座“黎明之城”依然存在，人口2200人。我決定過去看看。
我打了一輛摩的前往，不久就進入了棕櫚樹、金合歡樹和桉樹的密林。密林間有一條紅色土路，兩側是一些簡易旅館。烏托邦成立之初的任性招募時代早就過去了，現在想要成為“黎明之城”的正式居民，需要經過嚴格的審批。那些擁有一技之長的人，如工程師、程序員、有機農夫等，最受歡迎。對於僅僅是被烏托邦理念吸引，但缺乏謀生之具的人（比如旅行作家），最好的辦法是在路邊旅館長租一間房。雖然不是“黎明之城”的正式居民，生活開銷也要自己負擔，但離烏托邦很近，方便成為免費志願者。
旅館裡也住著一些有競爭力的工程師和程序員。他們住下來是為了考察“黎明之城”是不是真的適合自己。入籍是一個很嚴肅的決定。一旦成為正式居民，就肩負起了某種道德責任。隨便退出的幾乎沒有，因為那會被視為對其他居民的嚴重傷害。
隨著離“黎明之城”越來越近，騎著小摩托車的居民也逐漸增多。他們大都是戴著頭盔、目不斜視、眼神極其平靜（想必內心也是如此）的西方人。
在“黎明之城”的博物館裡，我看到了一份常駐居民統計。除了印度人和歐美人，這裡還有幾個日本人、韓國人和一箇中國人。我無緣見到這位中國同胞，不過聽說她此前是一位全職太太，再之前是大學的社會學老師。如今，她在“黎明之城”教授羽毛球，副業是種菜。
對於烏托邦，我心中一直頗為矛盾。我欣賞理想主義的烏托邦情懷，但又對任何集體性的烏托邦充滿疑慮。
在我的想象中，烏托邦一定要在相對寒冷的地方——蘇格蘭高地的小木屋或者梭羅筆下的湖畔。當然，必須得是一個人（或很少的人）。外面風雨淒涼，屋內的壁爐燃燒著木柴，邊桌上還放著一瓶單一麥芽威士忌。看書看累了，就抬起頭，看看窗外的荒野，看著雨點打在玻璃上。對我來說，烏托邦就是無條件地把玩惡劣環境，從而獲得一種內心的澄澈。
這麼看，“黎明之城”顯然太熱，也太大了。它佔地20多平方公里，還在不斷擴大。目前最大的困擾是購置建設所需用地。
這裡沒有公共交通，我只好全靠步行。雖然騎著摩托車的居民“嗖嗖”飛過，但是沒人會為了掙幾盧比停下來。實際上，居民們大都覺得金錢沒什麼用。對拜金主義的厭惡，正是他們拋棄世俗世界，來到這裡的主要原因。
路邊沒有賣飲料的小販，也沒有“西瓜神廟”。當我走到標誌性建築“靈魂曼荼羅”時，靈魂中對烏托邦的憧憬，多少因為又熱又渴而受到了磨損。
“靈魂曼荼羅”是一個巨大的圓球，覆蓋著金色花瓣狀的圓片，酷似科幻電影中的宇宙飛船。每天清晨，“黎明之城”的居民都會來這裡進行集體冥想。人們告訴我，這裡存在“母親”的原力，能夠喚醒冥想者內心的靈性。
在這個炙熱的午後，還是有二三十個西方人坐在一棵大菩提樹下，正面對金球，閉目冥想。為了不干擾他們吸收原力，我輕手輕腳地從旁邊繞過，然後圍著“靈魂曼荼羅”轉了一大圈。
正是以“靈魂曼荼羅”為中心，“黎明之城”的居住區、工業區、文化區等不同區域，呈輻射狀發散出去，構成整個烏托邦世界的圖景。
路上，我碰到了一個和我一樣在轉圈的美國人。他穿著一身麻布長袍，光著腳。如果不是他自己說起，我實在無法想象他之前是加利福尼亞一家科技公司的財務總監。五年前，他對硅谷生活幻滅了，於是辭掉工作，開始環遊世界。他先後去了南美、非洲、東南亞，最後來到印度。
“人類正面臨一場危機，”他對我說，“從恐怖主義、饑荒到朝核試驗，全都是這場危機的表徵。”
他的一些硅谷朋友已經開始儲備糧食，購買槍支，建造避難所。一旦天下大亂，他們就打算躲到裡面。不過，他覺得這不是辦法。
“真正的出路在印度，”他說，“只有印度哲學能夠解釋目前的文明崩壞，提供一種超越性的解決方案。”
他一邊走，一邊滔滔不絕地講著那套關於印度哲學的陳詞濫調。
“所以你已經決定要搬到這裡了？”我最後問道。
“我需要一個決斷，”他一字一頓地說，像在念一句咒語。
所幸，“黎明之城”還沒有最終取消貨幣，我得以用現金在一家咖啡館買到了水和麵包。
咖啡館附近，有一片活動房似的簡易宿舍。在新建設用地購置下來前，新加入的居民只能住在這裡。透過紗簾，我可以看到屋內極簡的陳設。我問美國人覺得怎麼樣。他說，物質條件當然比不上加州，但“這不重要”。
在“黎明之城”，你很難聽到憧憬或讚美之外的評價。人們更願意相信自己確實找到了烏托邦，認為自己不同尋常的“決斷”是一生中最正確的選擇。很多時候，支撐人們堅持下去的就是這樣一種信念。所以“黎明之城”究竟是不是烏托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相信”這一信念本身。
離開“黎明之城”，前往金奈的大巴經過卡魯瓦蒂庫帕姆村。我隔窗看到了壯觀的露天垃圾場。
炎熱的陽光下，佈滿垃圾的大地閃閃發光，如同一幅魔幻的末日景象。人們說“黎明之城”只可能存在於印度。除了印度，沒有哪個國家可以接納這樣的實踐。但是，烏托邦與地獄僅僅一線之隔的情景，大概也只會出現在印度。我甚至覺得，兩者的並行不悖，各自的理所當然，才是這個國度的現實。
大巴進入空曠的原野，間或有印度教神廟打破單調的景色——那是另一種形式的烏托邦。在印度的這些日子，我已經數不清自己看了多少神廟，聞了多少薰香。我的腦子裡滿是神廟中裹著圍腰布、穿著紗麗的男男女女的形象。貧窮、掙扎和古老的種姓歧視依舊無處不在，那些神廟都想在人們靈魂的縫隙中塞入這樣一個觀念：此生是可以忍耐的，因為還有來生。
我這樣胡思亂想著，而大巴搖搖晃晃地駛向終點——金奈。
所有人都應當成為水手，直到大海將他們解散。——萊昂納德·科恩
孟買的清晨
孟買的清晨，我被一萬隻烏鴉的叫聲吵醒。它們像夜晚的碎片，紛紛揚揚地飛向城市的垃圾場。街上還是灰濛濛的，早起的女人穿著鮮豔的紗麗，從我的窗前走過。透過大榕樹的枝葉，可以看到人行道上均勻地覆蓋著白色的鳥糞，因此不可避免地會沾染紗麗的下襬。想到這一點，我多少有些焦慮。這充分說明，我剛到印度不久，還沒有放下平時習以為常的觀念。來印度旅行，你必須學會超越乾淨和髒的觀念。
實際上，你必須超越任何觀念。
上一回，我在印度待了四十多天。我至今記得自己心理上的變化：最初的極度震驚，之後變成憤怒，最後對一切都麻木了……
我後來突然明白，來印度旅行就像是證道：一步一步破除觀念，放下自我，最後成為智者、聖人、羅漢。我穿著十多天沒洗的印度長袍回到北京，根本不在意周圍人的目光。我打了一輛出租車。司機透過鏡子端詳我，可我依然心如止水。然而，因為習慣了印度髒兮兮的“大使”出租車，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發現北京出租車的座套是如此潔白，路上的車輛是那樣守規矩，空氣是那麼清新。原本無法忍受的日子，在一趟印度之行後，變成了天堂。我知道，本質上我和那些賴在印度不走的嬉皮士是一樣的。
印度就像大麻，適量吸食有助於克服對現實的沮喪，但或多或少也會令人上癮。我還要回到印度，回到溼婆的國度，對此我心知肚明。
這一次，我打算先從孟買飛到德干高原的海德拉巴（Hyderabad），然後一路乘火車前往亨比（Hampi）、班加羅爾、邁索爾（Mysore）、馬杜賴（Madurai）和金奈（Chennai）。
從定下計劃到買好機票，前後只花了不到十分鐘。正像一句印度諺語說的：“有時，溼婆的風暴不就是這樣嗎？在十分鐘內把一個人的莊稼全部摧毀。”
在孟買的班德拉（Bandra）區，我租了一間房，離海不遠。
曾幾何時，班德拉是一片漁村，遍佈著菠菜田和椰子樹。大部分人口信奉羅馬天主教。十六世紀時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如今，從班德拉的部分街道名中，仍然可以看到一點當年的蛛絲馬跡：保羅街、西里爾街、亞歷克西斯街——在這些街道兩側，還保留著一些殖民時代的別墅。高高的拱形窗子，迎著從阿拉伯海上飄來的鹹溼的海風。
班德拉是孟買的前世——一個漁村的雛形，也是孟買的今生。因為面朝大海，又靠近寶萊塢，很多明星居住在此。這裡是孟買的富人區，遍佈昂貴的公寓樓，但不知為什麼，到處仍有一種廢墟感。這種廢墟感與羅馬的斷壁殘垣不同。班德拉的一切都是完整的，很多房子都是新建的，可是建成後不久，它們就成為了廢墟。
我試圖思考孟買為何會給我一種廢墟感——它並不是多麼古老的城市。最後，我得出結論：孟買的光線中含有一種特殊物質。它既讓一切急速發展（booming），又讓一切急速腐爛（decaying）。
米提河大概最能代表這座城市的發展與腐爛。為了兌換盧比，我來到了米提河左岸。這裡是孟買的金融中心，同樣屬於驕傲的班德拉。金融中心的中心是一座巨型的後現代玻璃建築，其旨趣上讓人聯想到北京的“大褲衩”。周圍分佈著銀行、領事館、汽車4S店、高級餐廳和咖啡館。
我走進一家咖啡館，享用了一杯加冰的美式咖啡，意識到身邊可能是整座城市穿著最乾淨的一群人：襯衫、西褲、皮鞋、精心修剪過的髮型、淡淡的古龍水。所有人都在講英語，談論著偉大的夢想。哪怕其中任何一小部分得以實現，都足以改變這個荒唐的世界。
我一邊喝著咖啡，一邊捕捉到如下詞彙：億、億萬富翁、商業模式、硅谷、移動互聯、IPO……這些詞語飄浮在空中，卻並不令我感到陌生，因為它們同樣在北京、上海、深圳的CBD咖啡館裡飄浮著。
這是全球化時代的一大症候：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族群，可以無縫地共享同一個話題。套用托爾斯泰的名言：“CBD咖啡館裡的話題家家相似。”
在吃了一頓頗為昂貴的果阿菜後，我跨過米提河，去往僅僅一河之隔的右岸，這裡有世界上最大的貧民窟達拉維。米提河汙染嚴重，卻分隔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兩種互不相交的人生。
和上次來相比，達拉維看不出任何變化：櫛比鱗次的鐵皮屋、到處散落的垃圾、滿街亂跑的小孩。街上擁擠、繁忙、佈滿灰塵。每輛車都在按喇叭，以至讓按喇叭這個動作也顯得有些多餘。
達拉維是自成一統的經濟體，它的主要燃料就是廢品和垃圾。憑藉廢品和垃圾的回收、處理，被河岸另一邊的世界所拋棄的人們，得以在這裡建立起自己的人生。
關於達拉維，我看到過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達拉維是“印度奇蹟”的恥辱；另一種觀點認為，達拉維恰恰是“印度奇蹟”本身。
這要看你站在什麼角度，思考達拉維存在的事實：如果著眼於生存環境，達拉維無疑是恥辱；但是在這樣恥辱的環境下，幾十萬人能夠堅韌地生存下來，繁衍生息，甚至為“印度奇蹟”增磚添瓦，這不是奇蹟又是什麼？
我走過一座破爛的石橋，從洞穴一樣的窗口，伸出一根根晾衣杆，上面掛著花花綠綠的衣服，好像廢品聯合國的旗幟。炙熱的陽光使空氣發生波浪式的晃動，一團團蚊子在熱空氣中起舞。橋下是堆積成山的報廢零件。每當有車經過，這座十年前就該認定為危橋的建築，就會像得了熱病一樣抖動。我想象著橋瞬間坍塌，而我無助地墜落，落到橋下那堆廢品裡。
達拉維人依然充滿熱情。他們就像城市的鬣狗，不死的熱帶植物。路邊的奶茶店坐滿了茶客，甜品小販站在垃圾堆旁叫賣。我經過一座印度教神廟，門口擺滿了破鞋，人們仍在向一切“有可能顯靈”的神明祈禱。
經常有人過來和我打招呼，同我握手，問我從哪裡來，提出要帶我“逛逛”。所有人都在心平氣和地生活，沒有人憤怒，沒有人一把火把這裡燒了。
從這個意義上講，達拉維無疑是一曲人類生命力的讚歌。
從這裡，我開始了南印之旅。
孟買街頭
印度的小村莊亨比
海德拉巴往事
第一站，是德干高原上的城市——海德拉巴。
海德拉巴是尼查姆王朝的舊都，特倫甘納邦的首府，印度的第六大城市，約有40%的人口信仰伊斯蘭教。在這裡，鮮豔的紗麗讓位於黑色長袍。大部分女人都像沙特女人一樣裹著頭巾，只露出一雙眼睛。
我打摩的前往查爾米納拱門。烈日下，拱門就像人潮中的一座海市蜃樓。海德拉巴的統治者為自己建造了無數富麗堂皇的建築，查爾米納拱門無疑是其中最為恢宏的。它由四方形的花崗岩為材料，四座高大的拱門支撐著兩層樓和相互連接的拱廊。每座拱門上方都有高聳的宣禮塔。以拱門為中心，巴扎向四面八方擴展。
這裡是穆斯林的聚居區，藍色的小巷縱橫交錯。到處是年深日久的店鋪，年深日久的人們。彷彿多少年來，一切都沒有發生改變。
我爬上拱門，巴扎的喧囂聲變得縹緲了一些。這裡涼風習習，很多印度人帶著咖喱，一邊吹風，一邊觀看風景：一個戴著小帽的老人朝麥加方向跪拜，並且唸唸有詞；三個小男孩抱著《古蘭經》，剛從讀經學校下課；幾隻鴿子從拱門裡撲簌著飛出去。宣禮塔頂上，一輪新月正在閃閃發光。
海德拉巴真正繁榮起來，是在尼查姆王朝治下。他們來自信奉伊斯蘭教的撒馬爾罕，後來遷至印度。得益於與英國人的密切關係，尼查姆家族的統治綿延了七世。在英國人的幫助下，海德拉巴於1724年宣佈獨立。作為回報，英國人得到了覬覦已久的黃金開採權。
如今，海德拉巴的金飾店依然隨處可見。數量保守估計也有上萬家，而且每家都擠滿了人。據統計，把印度主婦的金飾加在一起，佔世界黃金儲備的11%，比美國、德國、瑞士、德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加起來還多。
人們對黃金的痴迷，同樣令我痴迷。因為這是一種典型的中世紀情緒，只有在中世紀，黃金才是財富的唯一象徵。而海德拉巴老城的一切似乎都在表明，中世紀仍在延續，並且可能永遠延續下去。
離開查爾米納拱門，我穿過人群，前往喬瑪哈拉宮——尼查姆君王的府邸。這座融合了波斯、印度和歐洲風格的宮殿仍然是私產，但對外開放。
庭園裡，一對站在古董勞斯萊斯車前的印度情侶讓我給他們拍照。他們可能不知道，這些老爺車當年都是當垃圾車使用的。暴殄天物的原因很簡單：尼查姆的末代君王米爾·奧斯曼·阿里汗實在太過富有——光他用作鎮紙的鑽石就有185克拉，比英王王冠上的那顆還重。1947年，印度獨立時，阿里汗的資產高達20億美元，是當時印度年收入的兩倍。
阿里汗的性慾極強，不僅擁有世界上最大的色情品收藏，還在客房裡安裝攝像頭，用來觀看客人的“現場直播”。1967年去世時，他留下了34名子嗣（他們又生了104名孫輩），這還不包括那些自稱有“龍脈”的人。因此不難想象，阿里漢汗死後，遺產爭奪戰會是多麼激烈。
截至1990年代，宣稱自己有繼承資格的人就有400多人，其中包括王子穆卡拉姆·賈——他是阿里汗的孫子，也是爺爺欽定的尼查姆繼承人。
出身高貴的穆卡拉姆·賈，原本註定了錦衣玉食的生活，但因為不斷支付高額的遺產訴訟費和離婚贍養費而今不如昔，甚至負擔不起律師費。
穆卡拉姆·賈結了5次婚，其中的兩位是奧斯曼帝國的末代公主。1980年代，他移居澳大利亞的珀斯養羊，娶了一位後來死於艾滋病的BBC記者。那時他還相當有錢，於是讓僕人帶上10萬英鎊，為他去伊斯坦布爾再覓新歡。一位前土耳其小姐成了穆卡拉姆·賈“命中註定的人”。不過隨後他又再次“命中註定”地支付了一筆鉅額分手費，從此窮困潦倒。
在喬瑪哈拉宮的一個房間裡，我看到了數量龐大的照片和紀念物。一箇中年印度女人正對著它們沉思。
照片中，有穆卡拉姆·賈和第一任太太埃茲拉的合影：穆卡拉姆·賈身穿雙排扣西裝，打著領帶，上衣口袋裡露出一角方巾；埃茲拉穿著高跟鞋和Dior的黑色連衣裙；他們的兒子長著一張“國際臉”，絲毫看不出和印度人有什麼關係。
照片和紀念物的說明非常詳盡，但有意無意地迴避了這樣一個事實：喬瑪哈拉宮早就作為離婚贍養費抵給了埃茲拉，而穆卡拉姆·賈如今住在伊斯坦布爾一棟寒酸的公寓裡。
在海德拉巴的街道上，小販叫賣著熟透的石榴，棕櫚樹搖曳著熱帶空氣。雨季到來前的穆西河幾近乾涸，河岸上長滿茂密的藤蔓。從這裡往西，穿過朱比利山豪華的別墅區，我來到了今天海德拉巴引以為傲的IT中心。
1990年代中期，一個名叫錢德拉巴布·奈杜的年輕人在競選中獲勝。他在施政綱領中向選民承諾，要通過發展信息技術，將海德拉巴打造成全印度最現代化的都市。於是，這片曾經遍佈礫石的荒漠地帶上，出現了一座被稱為“網絡拉巴”的新城。
這裡的馬路十分寬敞，路邊不時出現歐洲建築師設計的大樓。只是完全看不出與老城亂糟糟的市景有什麼關聯，彷彿是從中世紀到後現代的直接飛躍。或許正是因為這種分裂感，奈杜在執政十年後慘遭敗選。據說《印度教徒報》上的一幅漫畫道出了問題的癥結：一個骨瘦如柴的農民坐在破敗不堪的茅草屋前，正在按下電腦鍵盤上的刪除鍵。
時隔十年後，奈杜東山再起，再次當選——他是現任印度總理莫迪的盟友。此後，谷歌、蘋果等科技公司紛紛將研發中心設立在網絡拉巴，虎視眈眈地將印度視為唯一剩下的大型市場。
蘋果CEO庫克在新聞發佈會上說：“印度是一個充滿機遇的地方，在這裡我看到了7、8年前的中國。”
和7、8年前中國的很多新城一樣，網絡拉巴沒什麼景點，但是有很多培訓學校。從招牌上看，都是與軟件、外語和職場禮儀相關的培訓。
一家外語培訓學校的廣告上寫著：“你想學純正美式英語嗎？還是純正英式英語？”看上去像是一道複雜的人生選擇題，但其職業指向其實相當明顯——那就是進入外包呼叫中心。
呼叫中心遍佈印度的IT城市。比如，當西弗吉尼亞州的一位家庭主婦撥打掃地機器人的服務熱線時，電話實際上就轉接到了網絡拉巴。一位自稱霍利，操著美式英語的女孩，會在電話中為這位家庭主婦解決各類有關問題。當牛津郡的一位老太太打電話諮詢瓦爾格林公司生產的維生素片的用量時，一個口音聽上去像是來自倫敦東部郊區，實際上也在網絡拉巴的男孩，就會為牛津老太太竭誠服務。
對於印度的年輕人來說，呼叫中心是一份收入不錯的體面工作。唯一的問題是，雖然生活在印度，但必須按照英美時間作息。這或許就是為什麼附近幾家餐館都是24小時營業的原因。
我走進一家炸雞店，發現所有員工都是聾啞人。我買了一份炸雞，坐在窗邊。陽光依然毒辣，沾滿灰塵的行道樹垂頭喪氣。一家酒鋪剛剛開門，透過窗戶的鐵柵欄，一群印度人正爭先恐後地把攥著盧比的手伸進去。
坐在我斜對面的是一個衣冠楚楚的印度男人。在印度，所謂“衣冠楚楚”是指穿了一件乾淨的襯衫。聊起來後，他自稱是一家職場禮儀公司的老師，主要傳授面試技巧。他的額頭正中有一顆紅色的吉祥痣，可能是起床後才點上去的。
“在海德拉巴，你必須時刻充滿自信，”他說，“如果你有足夠的自信，你就沒問題。”
所以，他要求所有來上課的年輕人（大部分來自農村）必須買上一件好襯衫，因為“好襯衫讓人自信”。他還建議學生打領帶，因為“領帶讓人的頭正”。
他說，經過他的培訓，很多學生得到了IT公司的工作。儘管我暗自覺得，他的吉祥痣似乎和IT公司有點不搭。
我當然沒這麼說。一時間，這家連服務員都是啞巴的餐廳變得過分安靜，好像德干高原上的一座孤島。
印度IT外包中心班加羅爾
母親和烏托邦
來到印度後，我開始用手吃飯。
印度人告訴我，用手吃飯才能嚐出咖喱的本味，否則吃進嘴裡的只是“勺子的不鏽鋼味”。進入泰米爾納德邦後，我更是被剝奪了用盤子的權利，開始在大芭蕉葉上吃飯。
走進泰米爾的傳統餐廳，侍者會把一張大蕉葉鋪在你的面前，然後把米飯，幾樣咖喱放在蕉葉的不同位置上。你需要用手指將米飯和咖喱攪拌在一起，再一口一口地送進嘴裡。每個人面前——無論年齡、階層，穿褲子還是穿圍腰布——都是一張大芭蕉葉。人們低著頭，用靈巧的手指攪拌著咖喱，輕鬆地一掬，送到嘴裡，不時甩甩手，把黏在指間的飯粒甩回芭蕉葉上。那情景可以說十分有趣。
提著大桶米飯的侍者，在餐廳內來回溜達，不斷給客人免費加飯。直到你打著讚美的飽嗝，把大蕉葉合上，意思是“多謝款待”。侍者這才將大蕉葉收走，同時遞上一個盤子，上面放著一碗溫水和兩塊檸檬。
我的一個朋友曾把這當成飯後檸檬水一飲而盡，結果一回酒店就狂瀉不止。實際上，水是洗手用的，把檸檬汁擠進碗裡，可以洗淨手上的咖喱，指間還會留有檸檬的清香。
如果不把誤喝洗手水的情況考慮在內，泰米爾餐廳的衛生狀況堪稱可歌可泣。旅行期間，我吃了各種食物，一次都沒有中毒。
街頭有很多賣鮮榨果汁的小販，這點和印度其他地方類似。不同的是，賣西瓜的小販更有藝術細胞。他們會將西瓜皮完全剖掉，將瓜瓤切成普洱茶餅一樣的形狀，一層一層地摞在攤位上，好似一座紅色的印度教神廟。
這樣擺攤的好處顯而易見：景象足夠壯觀，甚至頗為誘人。但是他們似乎忘了天氣炎熱，東西本來就容易變質的殘酷現實。加之街上塵土飛揚，蒼蠅亂飛，沒有瓜皮保護的西瓜瓤，完全暴露在外，儘管口渴，我也沒敢買上一塊。
我特意觀察了旅館附近那個賣西瓜的小販。上午出門時有一車西瓜，晚上回來時也沒賣出多少。我想，除了敢死隊，大概誰也沒有勇氣吃這樣的西瓜。這座形式主義的“西瓜神廟”將來的命運如何？也許，只能喂牛。
在芭蕉葉上充滿野趣地吃了幾天飯後，我還是很高興能夠再次用回像模像樣的餐盤。經過一番輾轉，我到了本地治理——泰米爾納德邦的飛地。1954年以前，這裡一直屬於法國，返還印度後也由聯邦直轄。從歷史文化到規章政策的方方面面，都與泰米爾納德邦不太一樣。
本地治理是印度罕見的不太像印度的地方。這裡仍然大量使用法語，包括路牌和政府機構的牌匾。街上有數量眾多的波西米亞式店鋪，販賣手工藝術品和雜貨。常駐的外國僑民很多，包括當年著名的法國夫人米拉·阿爾法薩（Mira Alfassa），當地人稱為“母親”。
與加爾各答的“母親”特蕾莎修女不同，本地治理的“母親”是一位“脫離了肉身”的烏托邦靈脩主義者。1968年，她在離本地治理不遠的奧羅新村（Auroville）修建了一座“黎明之城”。
本地治理分為法國區和泰米爾區。法國區位於海邊，擁有乾淨得在印度絕無僅有的林蔭大道和雅緻的法式閣樓。我正是在一家法式閣樓改建的餐廳裡，再次欣慰地用上了餐盤。那晚，我吃了用香料漬過的烤馬鮫魚和椰子濃湯，喝了久違的夏布利白葡萄酒。一邊聆聽窗外的海潮聲，一邊珍惜地小口呷著酒，感到了一種救贖。
或許因為習以為常，這一次在南印度旅行，我並未感到上次在北印度旅行時的那種“極度疲憊”。然而，一旦在愜意的環境中放鬆下來，疲憊感就像癌細胞一樣迅速繁殖起來。
我在本地治理休整了數日，幾乎只在法國區活動。我花時間在綠意盎然的街區漫步，累了就走進咖啡館或畫廊。我時常感到自己走在電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外景中——派的故鄉正是這裡。
本地治理有一條長長的海岸線，我喜歡沿著海濱大道漫步，讓鹽味的海風吹拂在身上。海邊沒有像樣的沙灘，也不能游泳，海水沖刷著黑色的礁石，留下一串串白色的浮沫。我每天都會遇到一個賣氣球的小販。他很黑，很瘦，擔著一根扁擔，上面拴著很多氣球。有一天，他終於湊過來問我要不要氣球。
“5盧比，先生。”
我買了一隻粉紅色的氣球，問他是不是吉普賽人。我幾乎已經有把握分辨印度人和吉普賽人。一般來說，吉普賽人更黑、更瘦，說一口連印度人都難懂的方言。果然，賣氣球的小販是吉普賽人，住在離此不遠的卡魯瓦蒂庫帕姆村。他告訴我，那裡是一個巨大的露天垃圾場，堆放著本地治理的生活垃圾。
“我賣氣球，”他磕磕巴巴地說，“老婆和小孩撿垃圾。”
“生活還好嗎？”
他像印度人那樣晃晃腦袋，表示肯定。
後來我在去金奈的路上經過了卡魯瓦蒂庫帕姆村。那片五顏六色的垃圾海洋著實令人驚歎。
卡魯瓦蒂庫帕姆村距離本地治理只有幾公里，卻是完全不同的世界。這讓我對本地治理的法式風情，乃至這裡蓬勃發展的靈脩事業，都有了一些新的認識。
本地治理的靈脩傳統，是印度最著名的精神領袖之一奧羅賓多（Sri Aurobindo）開創的。
奧羅賓多一生傳奇：他早年求學於英國劍橋，後來參加了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地下活動，最終在本地治理成為了一名靈脩者，從事神祕主義、靈性和瑜伽的研究。正是在這裡，奧羅賓多遇到了他的法國崇拜者——“母親”阿爾法薩。後者不僅成為了他的接班人，還開創了奧羅賓多修道院以及更著名的“黎明之城”。
亨利·卡蒂埃-佈列鬆（Henri Cartier-Bresson）曾為奧羅賓多和米拉·阿爾法薩拍攝過一張合影。照片中，兩人坐在鋪著豹皮花紋的大椅子上，頭頂上方有象徵宇宙的神祕圖案。奧羅賓多留著大鬍子，一襲白衣，袒露著肩膀。“母親”則穿著莎麗，圍著頭巾。
據說，“母親”收到過價值超過十萬盧比的紗麗。在奧羅賓多去世、財政困窘的年月，她多次賣掉紗麗，為修道院募集資金。
1960年代，“母親”已經被信徒視為聖人。當時，歐洲各地爆發青年學潮，“母親”決心建造一座自給自足、按需分配的烏托邦，讓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無論種族、國籍、貧賤——能夠和諧地生活在一起。烏托邦的終極目標是消除貨幣，實現大同。
如今，這座“黎明之城”依然存在，人口2200人。我決定過去看看。
我打了一輛摩的前往，不久就進入了棕櫚樹、金合歡樹和桉樹的密林。密林間有一條紅色土路，兩側是一些簡易旅館。烏托邦成立之初的任性招募時代早就過去了，現在想要成為“黎明之城”的正式居民，需要經過嚴格的審批。那些擁有一技之長的人，如工程師、程序員、有機農夫等，最受歡迎。對於僅僅是被烏托邦理念吸引，但缺乏謀生之具的人（比如旅行作家），最好的辦法是在路邊旅館長租一間房。雖然不是“黎明之城”的正式居民，生活開銷也要自己負擔，但離烏托邦很近，方便成為免費志願者。
旅館裡也住著一些有競爭力的工程師和程序員。他們住下來是為了考察“黎明之城”是不是真的適合自己。入籍是一個很嚴肅的決定。一旦成為正式居民，就肩負起了某種道德責任。隨便退出的幾乎沒有，因為那會被視為對其他居民的嚴重傷害。
隨著離“黎明之城”越來越近，騎著小摩托車的居民也逐漸增多。他們大都是戴著頭盔、目不斜視、眼神極其平靜（想必內心也是如此）的西方人。
在“黎明之城”的博物館裡，我看到了一份常駐居民統計。除了印度人和歐美人，這裡還有幾個日本人、韓國人和一箇中國人。我無緣見到這位中國同胞，不過聽說她此前是一位全職太太，再之前是大學的社會學老師。如今，她在“黎明之城”教授羽毛球，副業是種菜。
對於烏托邦，我心中一直頗為矛盾。我欣賞理想主義的烏托邦情懷，但又對任何集體性的烏托邦充滿疑慮。
在我的想象中，烏托邦一定要在相對寒冷的地方——蘇格蘭高地的小木屋或者梭羅筆下的湖畔。當然，必須得是一個人（或很少的人）。外面風雨淒涼，屋內的壁爐燃燒著木柴，邊桌上還放著一瓶單一麥芽威士忌。看書看累了，就抬起頭，看看窗外的荒野，看著雨點打在玻璃上。對我來說，烏托邦就是無條件地把玩惡劣環境，從而獲得一種內心的澄澈。
這麼看，“黎明之城”顯然太熱，也太大了。它佔地20多平方公里，還在不斷擴大。目前最大的困擾是購置建設所需用地。
這裡沒有公共交通，我只好全靠步行。雖然騎著摩托車的居民“嗖嗖”飛過，但是沒人會為了掙幾盧比停下來。實際上，居民們大都覺得金錢沒什麼用。對拜金主義的厭惡，正是他們拋棄世俗世界，來到這裡的主要原因。
路邊沒有賣飲料的小販，也沒有“西瓜神廟”。當我走到標誌性建築“靈魂曼荼羅”時，靈魂中對烏托邦的憧憬，多少因為又熱又渴而受到了磨損。
“靈魂曼荼羅”是一個巨大的圓球，覆蓋著金色花瓣狀的圓片，酷似科幻電影中的宇宙飛船。每天清晨，“黎明之城”的居民都會來這裡進行集體冥想。人們告訴我，這裡存在“母親”的原力，能夠喚醒冥想者內心的靈性。
在這個炙熱的午後，還是有二三十個西方人坐在一棵大菩提樹下，正面對金球，閉目冥想。為了不干擾他們吸收原力，我輕手輕腳地從旁邊繞過，然後圍著“靈魂曼荼羅”轉了一大圈。
正是以“靈魂曼荼羅”為中心，“黎明之城”的居住區、工業區、文化區等不同區域，呈輻射狀發散出去，構成整個烏托邦世界的圖景。
路上，我碰到了一個和我一樣在轉圈的美國人。他穿著一身麻布長袍，光著腳。如果不是他自己說起，我實在無法想象他之前是加利福尼亞一家科技公司的財務總監。五年前，他對硅谷生活幻滅了，於是辭掉工作，開始環遊世界。他先後去了南美、非洲、東南亞，最後來到印度。
“人類正面臨一場危機，”他對我說，“從恐怖主義、饑荒到朝核試驗，全都是這場危機的表徵。”
他的一些硅谷朋友已經開始儲備糧食，購買槍支，建造避難所。一旦天下大亂，他們就打算躲到裡面。不過，他覺得這不是辦法。
“真正的出路在印度，”他說，“只有印度哲學能夠解釋目前的文明崩壞，提供一種超越性的解決方案。”
他一邊走，一邊滔滔不絕地講著那套關於印度哲學的陳詞濫調。
“所以你已經決定要搬到這裡了？”我最後問道。
“我需要一個決斷，”他一字一頓地說，像在念一句咒語。
所幸，“黎明之城”還沒有最終取消貨幣，我得以用現金在一家咖啡館買到了水和麵包。
咖啡館附近，有一片活動房似的簡易宿舍。在新建設用地購置下來前，新加入的居民只能住在這裡。透過紗簾，我可以看到屋內極簡的陳設。我問美國人覺得怎麼樣。他說，物質條件當然比不上加州，但“這不重要”。
在“黎明之城”，你很難聽到憧憬或讚美之外的評價。人們更願意相信自己確實找到了烏托邦，認為自己不同尋常的“決斷”是一生中最正確的選擇。很多時候，支撐人們堅持下去的就是這樣一種信念。所以“黎明之城”究竟是不是烏托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相信”這一信念本身。
離開“黎明之城”，前往金奈的大巴經過卡魯瓦蒂庫帕姆村。我隔窗看到了壯觀的露天垃圾場。
炎熱的陽光下，佈滿垃圾的大地閃閃發光，如同一幅魔幻的末日景象。人們說“黎明之城”只可能存在於印度。除了印度，沒有哪個國家可以接納這樣的實踐。但是，烏托邦與地獄僅僅一線之隔的情景，大概也只會出現在印度。我甚至覺得，兩者的並行不悖，各自的理所當然，才是這個國度的現實。
大巴進入空曠的原野，間或有印度教神廟打破單調的景色——那是另一種形式的烏托邦。在印度的這些日子，我已經數不清自己看了多少神廟，聞了多少薰香。我的腦子裡滿是神廟中裹著圍腰布、穿著紗麗的男男女女的形象。貧窮、掙扎和古老的種姓歧視依舊無處不在，那些神廟都想在人們靈魂的縫隙中塞入這樣一個觀念：此生是可以忍耐的，因為還有來生。
我這樣胡思亂想著，而大巴搖搖晃晃地駛向終點——金奈。
本地治理
所有人都應當成為水手，直到大海將他們解散。——萊昂納德·科恩
孟買的清晨
孟買的清晨，我被一萬隻烏鴉的叫聲吵醒。它們像夜晚的碎片，紛紛揚揚地飛向城市的垃圾場。街上還是灰濛濛的，早起的女人穿著鮮豔的紗麗，從我的窗前走過。透過大榕樹的枝葉，可以看到人行道上均勻地覆蓋著白色的鳥糞，因此不可避免地會沾染紗麗的下襬。想到這一點，我多少有些焦慮。這充分說明，我剛到印度不久，還沒有放下平時習以為常的觀念。來印度旅行，你必須學會超越乾淨和髒的觀念。
實際上，你必須超越任何觀念。
上一回，我在印度待了四十多天。我至今記得自己心理上的變化：最初的極度震驚，之後變成憤怒，最後對一切都麻木了……
我後來突然明白，來印度旅行就像是證道：一步一步破除觀念，放下自我，最後成為智者、聖人、羅漢。我穿著十多天沒洗的印度長袍回到北京，根本不在意周圍人的目光。我打了一輛出租車。司機透過鏡子端詳我，可我依然心如止水。然而，因為習慣了印度髒兮兮的“大使”出租車，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發現北京出租車的座套是如此潔白，路上的車輛是那樣守規矩，空氣是那麼清新。原本無法忍受的日子，在一趟印度之行後，變成了天堂。我知道，本質上我和那些賴在印度不走的嬉皮士是一樣的。
印度就像大麻，適量吸食有助於克服對現實的沮喪，但或多或少也會令人上癮。我還要回到印度，回到溼婆的國度，對此我心知肚明。
這一次，我打算先從孟買飛到德干高原的海德拉巴（Hyderabad），然後一路乘火車前往亨比（Hampi）、班加羅爾、邁索爾（Mysore）、馬杜賴（Madurai）和金奈（Chennai）。
從定下計劃到買好機票，前後只花了不到十分鐘。正像一句印度諺語說的：“有時，溼婆的風暴不就是這樣嗎？在十分鐘內把一個人的莊稼全部摧毀。”
在孟買的班德拉（Bandra）區，我租了一間房，離海不遠。
曾幾何時，班德拉是一片漁村，遍佈著菠菜田和椰子樹。大部分人口信奉羅馬天主教。十六世紀時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如今，從班德拉的部分街道名中，仍然可以看到一點當年的蛛絲馬跡：保羅街、西里爾街、亞歷克西斯街——在這些街道兩側，還保留著一些殖民時代的別墅。高高的拱形窗子，迎著從阿拉伯海上飄來的鹹溼的海風。
班德拉是孟買的前世——一個漁村的雛形，也是孟買的今生。因為面朝大海，又靠近寶萊塢，很多明星居住在此。這裡是孟買的富人區，遍佈昂貴的公寓樓，但不知為什麼，到處仍有一種廢墟感。這種廢墟感與羅馬的斷壁殘垣不同。班德拉的一切都是完整的，很多房子都是新建的，可是建成後不久，它們就成為了廢墟。
我試圖思考孟買為何會給我一種廢墟感——它並不是多麼古老的城市。最後，我得出結論：孟買的光線中含有一種特殊物質。它既讓一切急速發展（booming），又讓一切急速腐爛（decaying）。
米提河大概最能代表這座城市的發展與腐爛。為了兌換盧比，我來到了米提河左岸。這裡是孟買的金融中心，同樣屬於驕傲的班德拉。金融中心的中心是一座巨型的後現代玻璃建築，其旨趣上讓人聯想到北京的“大褲衩”。周圍分佈著銀行、領事館、汽車4S店、高級餐廳和咖啡館。
我走進一家咖啡館，享用了一杯加冰的美式咖啡，意識到身邊可能是整座城市穿著最乾淨的一群人：襯衫、西褲、皮鞋、精心修剪過的髮型、淡淡的古龍水。所有人都在講英語，談論著偉大的夢想。哪怕其中任何一小部分得以實現，都足以改變這個荒唐的世界。
我一邊喝著咖啡，一邊捕捉到如下詞彙：億、億萬富翁、商業模式、硅谷、移動互聯、IPO……這些詞語飄浮在空中，卻並不令我感到陌生，因為它們同樣在北京、上海、深圳的CBD咖啡館裡飄浮著。
這是全球化時代的一大症候：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族群，可以無縫地共享同一個話題。套用托爾斯泰的名言：“CBD咖啡館裡的話題家家相似。”
在吃了一頓頗為昂貴的果阿菜後，我跨過米提河，去往僅僅一河之隔的右岸，這裡有世界上最大的貧民窟達拉維。米提河汙染嚴重，卻分隔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兩種互不相交的人生。
和上次來相比，達拉維看不出任何變化：櫛比鱗次的鐵皮屋、到處散落的垃圾、滿街亂跑的小孩。街上擁擠、繁忙、佈滿灰塵。每輛車都在按喇叭，以至讓按喇叭這個動作也顯得有些多餘。
達拉維是自成一統的經濟體，它的主要燃料就是廢品和垃圾。憑藉廢品和垃圾的回收、處理，被河岸另一邊的世界所拋棄的人們，得以在這裡建立起自己的人生。
關於達拉維，我看到過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達拉維是“印度奇蹟”的恥辱；另一種觀點認為，達拉維恰恰是“印度奇蹟”本身。
這要看你站在什麼角度，思考達拉維存在的事實：如果著眼於生存環境，達拉維無疑是恥辱；但是在這樣恥辱的環境下，幾十萬人能夠堅韌地生存下來，繁衍生息，甚至為“印度奇蹟”增磚添瓦，這不是奇蹟又是什麼？
我走過一座破爛的石橋，從洞穴一樣的窗口，伸出一根根晾衣杆，上面掛著花花綠綠的衣服，好像廢品聯合國的旗幟。炙熱的陽光使空氣發生波浪式的晃動，一團團蚊子在熱空氣中起舞。橋下是堆積成山的報廢零件。每當有車經過，這座十年前就該認定為危橋的建築，就會像得了熱病一樣抖動。我想象著橋瞬間坍塌，而我無助地墜落，落到橋下那堆廢品裡。
達拉維人依然充滿熱情。他們就像城市的鬣狗，不死的熱帶植物。路邊的奶茶店坐滿了茶客，甜品小販站在垃圾堆旁叫賣。我經過一座印度教神廟，門口擺滿了破鞋，人們仍在向一切“有可能顯靈”的神明祈禱。
經常有人過來和我打招呼，同我握手，問我從哪裡來，提出要帶我“逛逛”。所有人都在心平氣和地生活，沒有人憤怒，沒有人一把火把這裡燒了。
從這個意義上講，達拉維無疑是一曲人類生命力的讚歌。
從這裡，我開始了南印之旅。
孟買街頭
印度的小村莊亨比
海德拉巴往事
第一站，是德干高原上的城市——海德拉巴。
海德拉巴是尼查姆王朝的舊都，特倫甘納邦的首府，印度的第六大城市，約有40%的人口信仰伊斯蘭教。在這裡，鮮豔的紗麗讓位於黑色長袍。大部分女人都像沙特女人一樣裹著頭巾，只露出一雙眼睛。
我打摩的前往查爾米納拱門。烈日下，拱門就像人潮中的一座海市蜃樓。海德拉巴的統治者為自己建造了無數富麗堂皇的建築，查爾米納拱門無疑是其中最為恢宏的。它由四方形的花崗岩為材料，四座高大的拱門支撐著兩層樓和相互連接的拱廊。每座拱門上方都有高聳的宣禮塔。以拱門為中心，巴扎向四面八方擴展。
這裡是穆斯林的聚居區，藍色的小巷縱橫交錯。到處是年深日久的店鋪，年深日久的人們。彷彿多少年來，一切都沒有發生改變。
我爬上拱門，巴扎的喧囂聲變得縹緲了一些。這裡涼風習習，很多印度人帶著咖喱，一邊吹風，一邊觀看風景：一個戴著小帽的老人朝麥加方向跪拜，並且唸唸有詞；三個小男孩抱著《古蘭經》，剛從讀經學校下課；幾隻鴿子從拱門裡撲簌著飛出去。宣禮塔頂上，一輪新月正在閃閃發光。
海德拉巴真正繁榮起來，是在尼查姆王朝治下。他們來自信奉伊斯蘭教的撒馬爾罕，後來遷至印度。得益於與英國人的密切關係，尼查姆家族的統治綿延了七世。在英國人的幫助下，海德拉巴於1724年宣佈獨立。作為回報，英國人得到了覬覦已久的黃金開採權。
如今，海德拉巴的金飾店依然隨處可見。數量保守估計也有上萬家，而且每家都擠滿了人。據統計，把印度主婦的金飾加在一起，佔世界黃金儲備的11%，比美國、德國、瑞士、德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加起來還多。
人們對黃金的痴迷，同樣令我痴迷。因為這是一種典型的中世紀情緒，只有在中世紀，黃金才是財富的唯一象徵。而海德拉巴老城的一切似乎都在表明，中世紀仍在延續，並且可能永遠延續下去。
離開查爾米納拱門，我穿過人群，前往喬瑪哈拉宮——尼查姆君王的府邸。這座融合了波斯、印度和歐洲風格的宮殿仍然是私產，但對外開放。
庭園裡，一對站在古董勞斯萊斯車前的印度情侶讓我給他們拍照。他們可能不知道，這些老爺車當年都是當垃圾車使用的。暴殄天物的原因很簡單：尼查姆的末代君王米爾·奧斯曼·阿里汗實在太過富有——光他用作鎮紙的鑽石就有185克拉，比英王王冠上的那顆還重。1947年，印度獨立時，阿里汗的資產高達20億美元，是當時印度年收入的兩倍。
阿里汗的性慾極強，不僅擁有世界上最大的色情品收藏，還在客房裡安裝攝像頭，用來觀看客人的“現場直播”。1967年去世時，他留下了34名子嗣（他們又生了104名孫輩），這還不包括那些自稱有“龍脈”的人。因此不難想象，阿里漢汗死後，遺產爭奪戰會是多麼激烈。
截至1990年代，宣稱自己有繼承資格的人就有400多人，其中包括王子穆卡拉姆·賈——他是阿里汗的孫子，也是爺爺欽定的尼查姆繼承人。
出身高貴的穆卡拉姆·賈，原本註定了錦衣玉食的生活，但因為不斷支付高額的遺產訴訟費和離婚贍養費而今不如昔，甚至負擔不起律師費。
穆卡拉姆·賈結了5次婚，其中的兩位是奧斯曼帝國的末代公主。1980年代，他移居澳大利亞的珀斯養羊，娶了一位後來死於艾滋病的BBC記者。那時他還相當有錢，於是讓僕人帶上10萬英鎊，為他去伊斯坦布爾再覓新歡。一位前土耳其小姐成了穆卡拉姆·賈“命中註定的人”。不過隨後他又再次“命中註定”地支付了一筆鉅額分手費，從此窮困潦倒。
在喬瑪哈拉宮的一個房間裡，我看到了數量龐大的照片和紀念物。一箇中年印度女人正對著它們沉思。
照片中，有穆卡拉姆·賈和第一任太太埃茲拉的合影：穆卡拉姆·賈身穿雙排扣西裝，打著領帶，上衣口袋裡露出一角方巾；埃茲拉穿著高跟鞋和Dior的黑色連衣裙；他們的兒子長著一張“國際臉”，絲毫看不出和印度人有什麼關係。
照片和紀念物的說明非常詳盡，但有意無意地迴避了這樣一個事實：喬瑪哈拉宮早就作為離婚贍養費抵給了埃茲拉，而穆卡拉姆·賈如今住在伊斯坦布爾一棟寒酸的公寓裡。
在海德拉巴的街道上，小販叫賣著熟透的石榴，棕櫚樹搖曳著熱帶空氣。雨季到來前的穆西河幾近乾涸，河岸上長滿茂密的藤蔓。從這裡往西，穿過朱比利山豪華的別墅區，我來到了今天海德拉巴引以為傲的IT中心。
1990年代中期，一個名叫錢德拉巴布·奈杜的年輕人在競選中獲勝。他在施政綱領中向選民承諾，要通過發展信息技術，將海德拉巴打造成全印度最現代化的都市。於是，這片曾經遍佈礫石的荒漠地帶上，出現了一座被稱為“網絡拉巴”的新城。
這裡的馬路十分寬敞，路邊不時出現歐洲建築師設計的大樓。只是完全看不出與老城亂糟糟的市景有什麼關聯，彷彿是從中世紀到後現代的直接飛躍。或許正是因為這種分裂感，奈杜在執政十年後慘遭敗選。據說《印度教徒報》上的一幅漫畫道出了問題的癥結：一個骨瘦如柴的農民坐在破敗不堪的茅草屋前，正在按下電腦鍵盤上的刪除鍵。
時隔十年後，奈杜東山再起，再次當選——他是現任印度總理莫迪的盟友。此後，谷歌、蘋果等科技公司紛紛將研發中心設立在網絡拉巴，虎視眈眈地將印度視為唯一剩下的大型市場。
蘋果CEO庫克在新聞發佈會上說：“印度是一個充滿機遇的地方，在這裡我看到了7、8年前的中國。”
和7、8年前中國的很多新城一樣，網絡拉巴沒什麼景點，但是有很多培訓學校。從招牌上看，都是與軟件、外語和職場禮儀相關的培訓。
一家外語培訓學校的廣告上寫著：“你想學純正美式英語嗎？還是純正英式英語？”看上去像是一道複雜的人生選擇題，但其職業指向其實相當明顯——那就是進入外包呼叫中心。
呼叫中心遍佈印度的IT城市。比如，當西弗吉尼亞州的一位家庭主婦撥打掃地機器人的服務熱線時，電話實際上就轉接到了網絡拉巴。一位自稱霍利，操著美式英語的女孩，會在電話中為這位家庭主婦解決各類有關問題。當牛津郡的一位老太太打電話諮詢瓦爾格林公司生產的維生素片的用量時，一個口音聽上去像是來自倫敦東部郊區，實際上也在網絡拉巴的男孩，就會為牛津老太太竭誠服務。
對於印度的年輕人來說，呼叫中心是一份收入不錯的體面工作。唯一的問題是，雖然生活在印度，但必須按照英美時間作息。這或許就是為什麼附近幾家餐館都是24小時營業的原因。
我走進一家炸雞店，發現所有員工都是聾啞人。我買了一份炸雞，坐在窗邊。陽光依然毒辣，沾滿灰塵的行道樹垂頭喪氣。一家酒鋪剛剛開門，透過窗戶的鐵柵欄，一群印度人正爭先恐後地把攥著盧比的手伸進去。
坐在我斜對面的是一個衣冠楚楚的印度男人。在印度，所謂“衣冠楚楚”是指穿了一件乾淨的襯衫。聊起來後，他自稱是一家職場禮儀公司的老師，主要傳授面試技巧。他的額頭正中有一顆紅色的吉祥痣，可能是起床後才點上去的。
“在海德拉巴，你必須時刻充滿自信，”他說，“如果你有足夠的自信，你就沒問題。”
所以，他要求所有來上課的年輕人（大部分來自農村）必須買上一件好襯衫，因為“好襯衫讓人自信”。他還建議學生打領帶，因為“領帶讓人的頭正”。
他說，經過他的培訓，很多學生得到了IT公司的工作。儘管我暗自覺得，他的吉祥痣似乎和IT公司有點不搭。
我當然沒這麼說。一時間，這家連服務員都是啞巴的餐廳變得過分安靜，好像德干高原上的一座孤島。
印度IT外包中心班加羅爾
母親和烏托邦
來到印度後，我開始用手吃飯。
印度人告訴我，用手吃飯才能嚐出咖喱的本味，否則吃進嘴裡的只是“勺子的不鏽鋼味”。進入泰米爾納德邦後，我更是被剝奪了用盤子的權利，開始在大芭蕉葉上吃飯。
走進泰米爾的傳統餐廳，侍者會把一張大蕉葉鋪在你的面前，然後把米飯，幾樣咖喱放在蕉葉的不同位置上。你需要用手指將米飯和咖喱攪拌在一起，再一口一口地送進嘴裡。每個人面前——無論年齡、階層，穿褲子還是穿圍腰布——都是一張大芭蕉葉。人們低著頭，用靈巧的手指攪拌著咖喱，輕鬆地一掬，送到嘴裡，不時甩甩手，把黏在指間的飯粒甩回芭蕉葉上。那情景可以說十分有趣。
提著大桶米飯的侍者，在餐廳內來回溜達，不斷給客人免費加飯。直到你打著讚美的飽嗝，把大蕉葉合上，意思是“多謝款待”。侍者這才將大蕉葉收走，同時遞上一個盤子，上面放著一碗溫水和兩塊檸檬。
我的一個朋友曾把這當成飯後檸檬水一飲而盡，結果一回酒店就狂瀉不止。實際上，水是洗手用的，把檸檬汁擠進碗裡，可以洗淨手上的咖喱，指間還會留有檸檬的清香。
如果不把誤喝洗手水的情況考慮在內，泰米爾餐廳的衛生狀況堪稱可歌可泣。旅行期間，我吃了各種食物，一次都沒有中毒。
街頭有很多賣鮮榨果汁的小販，這點和印度其他地方類似。不同的是，賣西瓜的小販更有藝術細胞。他們會將西瓜皮完全剖掉，將瓜瓤切成普洱茶餅一樣的形狀，一層一層地摞在攤位上，好似一座紅色的印度教神廟。
這樣擺攤的好處顯而易見：景象足夠壯觀，甚至頗為誘人。但是他們似乎忘了天氣炎熱，東西本來就容易變質的殘酷現實。加之街上塵土飛揚，蒼蠅亂飛，沒有瓜皮保護的西瓜瓤，完全暴露在外，儘管口渴，我也沒敢買上一塊。
我特意觀察了旅館附近那個賣西瓜的小販。上午出門時有一車西瓜，晚上回來時也沒賣出多少。我想，除了敢死隊，大概誰也沒有勇氣吃這樣的西瓜。這座形式主義的“西瓜神廟”將來的命運如何？也許，只能喂牛。
在芭蕉葉上充滿野趣地吃了幾天飯後，我還是很高興能夠再次用回像模像樣的餐盤。經過一番輾轉，我到了本地治理——泰米爾納德邦的飛地。1954年以前，這裡一直屬於法國，返還印度後也由聯邦直轄。從歷史文化到規章政策的方方面面，都與泰米爾納德邦不太一樣。
本地治理是印度罕見的不太像印度的地方。這裡仍然大量使用法語，包括路牌和政府機構的牌匾。街上有數量眾多的波西米亞式店鋪，販賣手工藝術品和雜貨。常駐的外國僑民很多，包括當年著名的法國夫人米拉·阿爾法薩（Mira Alfassa），當地人稱為“母親”。
與加爾各答的“母親”特蕾莎修女不同，本地治理的“母親”是一位“脫離了肉身”的烏托邦靈脩主義者。1968年，她在離本地治理不遠的奧羅新村（Auroville）修建了一座“黎明之城”。
本地治理分為法國區和泰米爾區。法國區位於海邊，擁有乾淨得在印度絕無僅有的林蔭大道和雅緻的法式閣樓。我正是在一家法式閣樓改建的餐廳裡，再次欣慰地用上了餐盤。那晚，我吃了用香料漬過的烤馬鮫魚和椰子濃湯，喝了久違的夏布利白葡萄酒。一邊聆聽窗外的海潮聲，一邊珍惜地小口呷著酒，感到了一種救贖。
或許因為習以為常，這一次在南印度旅行，我並未感到上次在北印度旅行時的那種“極度疲憊”。然而，一旦在愜意的環境中放鬆下來，疲憊感就像癌細胞一樣迅速繁殖起來。
我在本地治理休整了數日，幾乎只在法國區活動。我花時間在綠意盎然的街區漫步，累了就走進咖啡館或畫廊。我時常感到自己走在電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外景中——派的故鄉正是這裡。
本地治理有一條長長的海岸線，我喜歡沿著海濱大道漫步，讓鹽味的海風吹拂在身上。海邊沒有像樣的沙灘，也不能游泳，海水沖刷著黑色的礁石，留下一串串白色的浮沫。我每天都會遇到一個賣氣球的小販。他很黑，很瘦，擔著一根扁擔，上面拴著很多氣球。有一天，他終於湊過來問我要不要氣球。
“5盧比，先生。”
我買了一隻粉紅色的氣球，問他是不是吉普賽人。我幾乎已經有把握分辨印度人和吉普賽人。一般來說，吉普賽人更黑、更瘦，說一口連印度人都難懂的方言。果然，賣氣球的小販是吉普賽人，住在離此不遠的卡魯瓦蒂庫帕姆村。他告訴我，那裡是一個巨大的露天垃圾場，堆放著本地治理的生活垃圾。
“我賣氣球，”他磕磕巴巴地說，“老婆和小孩撿垃圾。”
“生活還好嗎？”
他像印度人那樣晃晃腦袋，表示肯定。
後來我在去金奈的路上經過了卡魯瓦蒂庫帕姆村。那片五顏六色的垃圾海洋著實令人驚歎。
卡魯瓦蒂庫帕姆村距離本地治理只有幾公里，卻是完全不同的世界。這讓我對本地治理的法式風情，乃至這裡蓬勃發展的靈脩事業，都有了一些新的認識。
本地治理的靈脩傳統，是印度最著名的精神領袖之一奧羅賓多（Sri Aurobindo）開創的。
奧羅賓多一生傳奇：他早年求學於英國劍橋，後來參加了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地下活動，最終在本地治理成為了一名靈脩者，從事神祕主義、靈性和瑜伽的研究。正是在這裡，奧羅賓多遇到了他的法國崇拜者——“母親”阿爾法薩。後者不僅成為了他的接班人，還開創了奧羅賓多修道院以及更著名的“黎明之城”。
亨利·卡蒂埃-佈列鬆（Henri Cartier-Bresson）曾為奧羅賓多和米拉·阿爾法薩拍攝過一張合影。照片中，兩人坐在鋪著豹皮花紋的大椅子上，頭頂上方有象徵宇宙的神祕圖案。奧羅賓多留著大鬍子，一襲白衣，袒露著肩膀。“母親”則穿著莎麗，圍著頭巾。
據說，“母親”收到過價值超過十萬盧比的紗麗。在奧羅賓多去世、財政困窘的年月，她多次賣掉紗麗，為修道院募集資金。
1960年代，“母親”已經被信徒視為聖人。當時，歐洲各地爆發青年學潮，“母親”決心建造一座自給自足、按需分配的烏托邦，讓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無論種族、國籍、貧賤——能夠和諧地生活在一起。烏托邦的終極目標是消除貨幣，實現大同。
如今，這座“黎明之城”依然存在，人口2200人。我決定過去看看。
我打了一輛摩的前往，不久就進入了棕櫚樹、金合歡樹和桉樹的密林。密林間有一條紅色土路，兩側是一些簡易旅館。烏托邦成立之初的任性招募時代早就過去了，現在想要成為“黎明之城”的正式居民，需要經過嚴格的審批。那些擁有一技之長的人，如工程師、程序員、有機農夫等，最受歡迎。對於僅僅是被烏托邦理念吸引，但缺乏謀生之具的人（比如旅行作家），最好的辦法是在路邊旅館長租一間房。雖然不是“黎明之城”的正式居民，生活開銷也要自己負擔，但離烏托邦很近，方便成為免費志願者。
旅館裡也住著一些有競爭力的工程師和程序員。他們住下來是為了考察“黎明之城”是不是真的適合自己。入籍是一個很嚴肅的決定。一旦成為正式居民，就肩負起了某種道德責任。隨便退出的幾乎沒有，因為那會被視為對其他居民的嚴重傷害。
隨著離“黎明之城”越來越近，騎著小摩托車的居民也逐漸增多。他們大都是戴著頭盔、目不斜視、眼神極其平靜（想必內心也是如此）的西方人。
在“黎明之城”的博物館裡，我看到了一份常駐居民統計。除了印度人和歐美人，這裡還有幾個日本人、韓國人和一箇中國人。我無緣見到這位中國同胞，不過聽說她此前是一位全職太太，再之前是大學的社會學老師。如今，她在“黎明之城”教授羽毛球，副業是種菜。
對於烏托邦，我心中一直頗為矛盾。我欣賞理想主義的烏托邦情懷，但又對任何集體性的烏托邦充滿疑慮。
在我的想象中，烏托邦一定要在相對寒冷的地方——蘇格蘭高地的小木屋或者梭羅筆下的湖畔。當然，必須得是一個人（或很少的人）。外面風雨淒涼，屋內的壁爐燃燒著木柴，邊桌上還放著一瓶單一麥芽威士忌。看書看累了，就抬起頭，看看窗外的荒野，看著雨點打在玻璃上。對我來說，烏托邦就是無條件地把玩惡劣環境，從而獲得一種內心的澄澈。
這麼看，“黎明之城”顯然太熱，也太大了。它佔地20多平方公里，還在不斷擴大。目前最大的困擾是購置建設所需用地。
這裡沒有公共交通，我只好全靠步行。雖然騎著摩托車的居民“嗖嗖”飛過，但是沒人會為了掙幾盧比停下來。實際上，居民們大都覺得金錢沒什麼用。對拜金主義的厭惡，正是他們拋棄世俗世界，來到這裡的主要原因。
路邊沒有賣飲料的小販，也沒有“西瓜神廟”。當我走到標誌性建築“靈魂曼荼羅”時，靈魂中對烏托邦的憧憬，多少因為又熱又渴而受到了磨損。
“靈魂曼荼羅”是一個巨大的圓球，覆蓋著金色花瓣狀的圓片，酷似科幻電影中的宇宙飛船。每天清晨，“黎明之城”的居民都會來這裡進行集體冥想。人們告訴我，這裡存在“母親”的原力，能夠喚醒冥想者內心的靈性。
在這個炙熱的午後，還是有二三十個西方人坐在一棵大菩提樹下，正面對金球，閉目冥想。為了不干擾他們吸收原力，我輕手輕腳地從旁邊繞過，然後圍著“靈魂曼荼羅”轉了一大圈。
正是以“靈魂曼荼羅”為中心，“黎明之城”的居住區、工業區、文化區等不同區域，呈輻射狀發散出去，構成整個烏托邦世界的圖景。
路上，我碰到了一個和我一樣在轉圈的美國人。他穿著一身麻布長袍，光著腳。如果不是他自己說起，我實在無法想象他之前是加利福尼亞一家科技公司的財務總監。五年前，他對硅谷生活幻滅了，於是辭掉工作，開始環遊世界。他先後去了南美、非洲、東南亞，最後來到印度。
“人類正面臨一場危機，”他對我說，“從恐怖主義、饑荒到朝核試驗，全都是這場危機的表徵。”
他的一些硅谷朋友已經開始儲備糧食，購買槍支，建造避難所。一旦天下大亂，他們就打算躲到裡面。不過，他覺得這不是辦法。
“真正的出路在印度，”他說，“只有印度哲學能夠解釋目前的文明崩壞，提供一種超越性的解決方案。”
他一邊走，一邊滔滔不絕地講著那套關於印度哲學的陳詞濫調。
“所以你已經決定要搬到這裡了？”我最後問道。
“我需要一個決斷，”他一字一頓地說，像在念一句咒語。
所幸，“黎明之城”還沒有最終取消貨幣，我得以用現金在一家咖啡館買到了水和麵包。
咖啡館附近，有一片活動房似的簡易宿舍。在新建設用地購置下來前，新加入的居民只能住在這裡。透過紗簾，我可以看到屋內極簡的陳設。我問美國人覺得怎麼樣。他說，物質條件當然比不上加州，但“這不重要”。
在“黎明之城”，你很難聽到憧憬或讚美之外的評價。人們更願意相信自己確實找到了烏托邦，認為自己不同尋常的“決斷”是一生中最正確的選擇。很多時候，支撐人們堅持下去的就是這樣一種信念。所以“黎明之城”究竟是不是烏托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相信”這一信念本身。
離開“黎明之城”，前往金奈的大巴經過卡魯瓦蒂庫帕姆村。我隔窗看到了壯觀的露天垃圾場。
炎熱的陽光下，佈滿垃圾的大地閃閃發光，如同一幅魔幻的末日景象。人們說“黎明之城”只可能存在於印度。除了印度，沒有哪個國家可以接納這樣的實踐。但是，烏托邦與地獄僅僅一線之隔的情景，大概也只會出現在印度。我甚至覺得，兩者的並行不悖，各自的理所當然，才是這個國度的現實。
大巴進入空曠的原野，間或有印度教神廟打破單調的景色——那是另一種形式的烏托邦。在印度的這些日子，我已經數不清自己看了多少神廟，聞了多少薰香。我的腦子裡滿是神廟中裹著圍腰布、穿著紗麗的男男女女的形象。貧窮、掙扎和古老的種姓歧視依舊無處不在，那些神廟都想在人們靈魂的縫隙中塞入這樣一個觀念：此生是可以忍耐的，因為還有來生。
我這樣胡思亂想著，而大巴搖搖晃晃地駛向終點——金奈。
本地治理
遍佈佛寺的蒲甘
所有人都應當成為水手，直到大海將他們解散。——萊昂納德·科恩
孟買的清晨
孟買的清晨，我被一萬隻烏鴉的叫聲吵醒。它們像夜晚的碎片，紛紛揚揚地飛向城市的垃圾場。街上還是灰濛濛的，早起的女人穿著鮮豔的紗麗，從我的窗前走過。透過大榕樹的枝葉，可以看到人行道上均勻地覆蓋著白色的鳥糞，因此不可避免地會沾染紗麗的下襬。想到這一點，我多少有些焦慮。這充分說明，我剛到印度不久，還沒有放下平時習以為常的觀念。來印度旅行，你必須學會超越乾淨和髒的觀念。
實際上，你必須超越任何觀念。
上一回，我在印度待了四十多天。我至今記得自己心理上的變化：最初的極度震驚，之後變成憤怒，最後對一切都麻木了……
我後來突然明白，來印度旅行就像是證道：一步一步破除觀念，放下自我，最後成為智者、聖人、羅漢。我穿著十多天沒洗的印度長袍回到北京，根本不在意周圍人的目光。我打了一輛出租車。司機透過鏡子端詳我，可我依然心如止水。然而，因為習慣了印度髒兮兮的“大使”出租車，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發現北京出租車的座套是如此潔白，路上的車輛是那樣守規矩，空氣是那麼清新。原本無法忍受的日子，在一趟印度之行後，變成了天堂。我知道，本質上我和那些賴在印度不走的嬉皮士是一樣的。
印度就像大麻，適量吸食有助於克服對現實的沮喪，但或多或少也會令人上癮。我還要回到印度，回到溼婆的國度，對此我心知肚明。
這一次，我打算先從孟買飛到德干高原的海德拉巴（Hyderabad），然後一路乘火車前往亨比（Hampi）、班加羅爾、邁索爾（Mysore）、馬杜賴（Madurai）和金奈（Chennai）。
從定下計劃到買好機票，前後只花了不到十分鐘。正像一句印度諺語說的：“有時，溼婆的風暴不就是這樣嗎？在十分鐘內把一個人的莊稼全部摧毀。”
在孟買的班德拉（Bandra）區，我租了一間房，離海不遠。
曾幾何時，班德拉是一片漁村，遍佈著菠菜田和椰子樹。大部分人口信奉羅馬天主教。十六世紀時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如今，從班德拉的部分街道名中，仍然可以看到一點當年的蛛絲馬跡：保羅街、西里爾街、亞歷克西斯街——在這些街道兩側，還保留著一些殖民時代的別墅。高高的拱形窗子，迎著從阿拉伯海上飄來的鹹溼的海風。
班德拉是孟買的前世——一個漁村的雛形，也是孟買的今生。因為面朝大海，又靠近寶萊塢，很多明星居住在此。這裡是孟買的富人區，遍佈昂貴的公寓樓，但不知為什麼，到處仍有一種廢墟感。這種廢墟感與羅馬的斷壁殘垣不同。班德拉的一切都是完整的，很多房子都是新建的，可是建成後不久，它們就成為了廢墟。
我試圖思考孟買為何會給我一種廢墟感——它並不是多麼古老的城市。最後，我得出結論：孟買的光線中含有一種特殊物質。它既讓一切急速發展（booming），又讓一切急速腐爛（decaying）。
米提河大概最能代表這座城市的發展與腐爛。為了兌換盧比，我來到了米提河左岸。這裡是孟買的金融中心，同樣屬於驕傲的班德拉。金融中心的中心是一座巨型的後現代玻璃建築，其旨趣上讓人聯想到北京的“大褲衩”。周圍分佈著銀行、領事館、汽車4S店、高級餐廳和咖啡館。
我走進一家咖啡館，享用了一杯加冰的美式咖啡，意識到身邊可能是整座城市穿著最乾淨的一群人：襯衫、西褲、皮鞋、精心修剪過的髮型、淡淡的古龍水。所有人都在講英語，談論著偉大的夢想。哪怕其中任何一小部分得以實現，都足以改變這個荒唐的世界。
我一邊喝著咖啡，一邊捕捉到如下詞彙：億、億萬富翁、商業模式、硅谷、移動互聯、IPO……這些詞語飄浮在空中，卻並不令我感到陌生，因為它們同樣在北京、上海、深圳的CBD咖啡館裡飄浮著。
這是全球化時代的一大症候：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族群，可以無縫地共享同一個話題。套用托爾斯泰的名言：“CBD咖啡館裡的話題家家相似。”
在吃了一頓頗為昂貴的果阿菜後，我跨過米提河，去往僅僅一河之隔的右岸，這裡有世界上最大的貧民窟達拉維。米提河汙染嚴重，卻分隔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兩種互不相交的人生。
和上次來相比，達拉維看不出任何變化：櫛比鱗次的鐵皮屋、到處散落的垃圾、滿街亂跑的小孩。街上擁擠、繁忙、佈滿灰塵。每輛車都在按喇叭，以至讓按喇叭這個動作也顯得有些多餘。
達拉維是自成一統的經濟體，它的主要燃料就是廢品和垃圾。憑藉廢品和垃圾的回收、處理，被河岸另一邊的世界所拋棄的人們，得以在這裡建立起自己的人生。
關於達拉維，我看到過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達拉維是“印度奇蹟”的恥辱；另一種觀點認為，達拉維恰恰是“印度奇蹟”本身。
這要看你站在什麼角度，思考達拉維存在的事實：如果著眼於生存環境，達拉維無疑是恥辱；但是在這樣恥辱的環境下，幾十萬人能夠堅韌地生存下來，繁衍生息，甚至為“印度奇蹟”增磚添瓦，這不是奇蹟又是什麼？
我走過一座破爛的石橋，從洞穴一樣的窗口，伸出一根根晾衣杆，上面掛著花花綠綠的衣服，好像廢品聯合國的旗幟。炙熱的陽光使空氣發生波浪式的晃動，一團團蚊子在熱空氣中起舞。橋下是堆積成山的報廢零件。每當有車經過，這座十年前就該認定為危橋的建築，就會像得了熱病一樣抖動。我想象著橋瞬間坍塌，而我無助地墜落，落到橋下那堆廢品裡。
達拉維人依然充滿熱情。他們就像城市的鬣狗，不死的熱帶植物。路邊的奶茶店坐滿了茶客，甜品小販站在垃圾堆旁叫賣。我經過一座印度教神廟，門口擺滿了破鞋，人們仍在向一切“有可能顯靈”的神明祈禱。
經常有人過來和我打招呼，同我握手，問我從哪裡來，提出要帶我“逛逛”。所有人都在心平氣和地生活，沒有人憤怒，沒有人一把火把這裡燒了。
從這個意義上講，達拉維無疑是一曲人類生命力的讚歌。
從這裡，我開始了南印之旅。
孟買街頭
印度的小村莊亨比
海德拉巴往事
第一站，是德干高原上的城市——海德拉巴。
海德拉巴是尼查姆王朝的舊都，特倫甘納邦的首府，印度的第六大城市，約有40%的人口信仰伊斯蘭教。在這裡，鮮豔的紗麗讓位於黑色長袍。大部分女人都像沙特女人一樣裹著頭巾，只露出一雙眼睛。
我打摩的前往查爾米納拱門。烈日下，拱門就像人潮中的一座海市蜃樓。海德拉巴的統治者為自己建造了無數富麗堂皇的建築，查爾米納拱門無疑是其中最為恢宏的。它由四方形的花崗岩為材料，四座高大的拱門支撐著兩層樓和相互連接的拱廊。每座拱門上方都有高聳的宣禮塔。以拱門為中心，巴扎向四面八方擴展。
這裡是穆斯林的聚居區，藍色的小巷縱橫交錯。到處是年深日久的店鋪，年深日久的人們。彷彿多少年來，一切都沒有發生改變。
我爬上拱門，巴扎的喧囂聲變得縹緲了一些。這裡涼風習習，很多印度人帶著咖喱，一邊吹風，一邊觀看風景：一個戴著小帽的老人朝麥加方向跪拜，並且唸唸有詞；三個小男孩抱著《古蘭經》，剛從讀經學校下課；幾隻鴿子從拱門裡撲簌著飛出去。宣禮塔頂上，一輪新月正在閃閃發光。
海德拉巴真正繁榮起來，是在尼查姆王朝治下。他們來自信奉伊斯蘭教的撒馬爾罕，後來遷至印度。得益於與英國人的密切關係，尼查姆家族的統治綿延了七世。在英國人的幫助下，海德拉巴於1724年宣佈獨立。作為回報，英國人得到了覬覦已久的黃金開採權。
如今，海德拉巴的金飾店依然隨處可見。數量保守估計也有上萬家，而且每家都擠滿了人。據統計，把印度主婦的金飾加在一起，佔世界黃金儲備的11%，比美國、德國、瑞士、德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加起來還多。
人們對黃金的痴迷，同樣令我痴迷。因為這是一種典型的中世紀情緒，只有在中世紀，黃金才是財富的唯一象徵。而海德拉巴老城的一切似乎都在表明，中世紀仍在延續，並且可能永遠延續下去。
離開查爾米納拱門，我穿過人群，前往喬瑪哈拉宮——尼查姆君王的府邸。這座融合了波斯、印度和歐洲風格的宮殿仍然是私產，但對外開放。
庭園裡，一對站在古董勞斯萊斯車前的印度情侶讓我給他們拍照。他們可能不知道，這些老爺車當年都是當垃圾車使用的。暴殄天物的原因很簡單：尼查姆的末代君王米爾·奧斯曼·阿里汗實在太過富有——光他用作鎮紙的鑽石就有185克拉，比英王王冠上的那顆還重。1947年，印度獨立時，阿里汗的資產高達20億美元，是當時印度年收入的兩倍。
阿里汗的性慾極強，不僅擁有世界上最大的色情品收藏，還在客房裡安裝攝像頭，用來觀看客人的“現場直播”。1967年去世時，他留下了34名子嗣（他們又生了104名孫輩），這還不包括那些自稱有“龍脈”的人。因此不難想象，阿里漢汗死後，遺產爭奪戰會是多麼激烈。
截至1990年代，宣稱自己有繼承資格的人就有400多人，其中包括王子穆卡拉姆·賈——他是阿里汗的孫子，也是爺爺欽定的尼查姆繼承人。
出身高貴的穆卡拉姆·賈，原本註定了錦衣玉食的生活，但因為不斷支付高額的遺產訴訟費和離婚贍養費而今不如昔，甚至負擔不起律師費。
穆卡拉姆·賈結了5次婚，其中的兩位是奧斯曼帝國的末代公主。1980年代，他移居澳大利亞的珀斯養羊，娶了一位後來死於艾滋病的BBC記者。那時他還相當有錢，於是讓僕人帶上10萬英鎊，為他去伊斯坦布爾再覓新歡。一位前土耳其小姐成了穆卡拉姆·賈“命中註定的人”。不過隨後他又再次“命中註定”地支付了一筆鉅額分手費，從此窮困潦倒。
在喬瑪哈拉宮的一個房間裡，我看到了數量龐大的照片和紀念物。一箇中年印度女人正對著它們沉思。
照片中，有穆卡拉姆·賈和第一任太太埃茲拉的合影：穆卡拉姆·賈身穿雙排扣西裝，打著領帶，上衣口袋裡露出一角方巾；埃茲拉穿著高跟鞋和Dior的黑色連衣裙；他們的兒子長著一張“國際臉”，絲毫看不出和印度人有什麼關係。
照片和紀念物的說明非常詳盡，但有意無意地迴避了這樣一個事實：喬瑪哈拉宮早就作為離婚贍養費抵給了埃茲拉，而穆卡拉姆·賈如今住在伊斯坦布爾一棟寒酸的公寓裡。
在海德拉巴的街道上，小販叫賣著熟透的石榴，棕櫚樹搖曳著熱帶空氣。雨季到來前的穆西河幾近乾涸，河岸上長滿茂密的藤蔓。從這裡往西，穿過朱比利山豪華的別墅區，我來到了今天海德拉巴引以為傲的IT中心。
1990年代中期，一個名叫錢德拉巴布·奈杜的年輕人在競選中獲勝。他在施政綱領中向選民承諾，要通過發展信息技術，將海德拉巴打造成全印度最現代化的都市。於是，這片曾經遍佈礫石的荒漠地帶上，出現了一座被稱為“網絡拉巴”的新城。
這裡的馬路十分寬敞，路邊不時出現歐洲建築師設計的大樓。只是完全看不出與老城亂糟糟的市景有什麼關聯，彷彿是從中世紀到後現代的直接飛躍。或許正是因為這種分裂感，奈杜在執政十年後慘遭敗選。據說《印度教徒報》上的一幅漫畫道出了問題的癥結：一個骨瘦如柴的農民坐在破敗不堪的茅草屋前，正在按下電腦鍵盤上的刪除鍵。
時隔十年後，奈杜東山再起，再次當選——他是現任印度總理莫迪的盟友。此後，谷歌、蘋果等科技公司紛紛將研發中心設立在網絡拉巴，虎視眈眈地將印度視為唯一剩下的大型市場。
蘋果CEO庫克在新聞發佈會上說：“印度是一個充滿機遇的地方，在這裡我看到了7、8年前的中國。”
和7、8年前中國的很多新城一樣，網絡拉巴沒什麼景點，但是有很多培訓學校。從招牌上看，都是與軟件、外語和職場禮儀相關的培訓。
一家外語培訓學校的廣告上寫著：“你想學純正美式英語嗎？還是純正英式英語？”看上去像是一道複雜的人生選擇題，但其職業指向其實相當明顯——那就是進入外包呼叫中心。
呼叫中心遍佈印度的IT城市。比如，當西弗吉尼亞州的一位家庭主婦撥打掃地機器人的服務熱線時，電話實際上就轉接到了網絡拉巴。一位自稱霍利，操著美式英語的女孩，會在電話中為這位家庭主婦解決各類有關問題。當牛津郡的一位老太太打電話諮詢瓦爾格林公司生產的維生素片的用量時，一個口音聽上去像是來自倫敦東部郊區，實際上也在網絡拉巴的男孩，就會為牛津老太太竭誠服務。
對於印度的年輕人來說，呼叫中心是一份收入不錯的體面工作。唯一的問題是，雖然生活在印度，但必須按照英美時間作息。這或許就是為什麼附近幾家餐館都是24小時營業的原因。
我走進一家炸雞店，發現所有員工都是聾啞人。我買了一份炸雞，坐在窗邊。陽光依然毒辣，沾滿灰塵的行道樹垂頭喪氣。一家酒鋪剛剛開門，透過窗戶的鐵柵欄，一群印度人正爭先恐後地把攥著盧比的手伸進去。
坐在我斜對面的是一個衣冠楚楚的印度男人。在印度，所謂“衣冠楚楚”是指穿了一件乾淨的襯衫。聊起來後，他自稱是一家職場禮儀公司的老師，主要傳授面試技巧。他的額頭正中有一顆紅色的吉祥痣，可能是起床後才點上去的。
“在海德拉巴，你必須時刻充滿自信，”他說，“如果你有足夠的自信，你就沒問題。”
所以，他要求所有來上課的年輕人（大部分來自農村）必須買上一件好襯衫，因為“好襯衫讓人自信”。他還建議學生打領帶，因為“領帶讓人的頭正”。
他說，經過他的培訓，很多學生得到了IT公司的工作。儘管我暗自覺得，他的吉祥痣似乎和IT公司有點不搭。
我當然沒這麼說。一時間，這家連服務員都是啞巴的餐廳變得過分安靜，好像德干高原上的一座孤島。
印度IT外包中心班加羅爾
母親和烏托邦
來到印度後，我開始用手吃飯。
印度人告訴我，用手吃飯才能嚐出咖喱的本味，否則吃進嘴裡的只是“勺子的不鏽鋼味”。進入泰米爾納德邦後，我更是被剝奪了用盤子的權利，開始在大芭蕉葉上吃飯。
走進泰米爾的傳統餐廳，侍者會把一張大蕉葉鋪在你的面前，然後把米飯，幾樣咖喱放在蕉葉的不同位置上。你需要用手指將米飯和咖喱攪拌在一起，再一口一口地送進嘴裡。每個人面前——無論年齡、階層，穿褲子還是穿圍腰布——都是一張大芭蕉葉。人們低著頭，用靈巧的手指攪拌著咖喱，輕鬆地一掬，送到嘴裡，不時甩甩手，把黏在指間的飯粒甩回芭蕉葉上。那情景可以說十分有趣。
提著大桶米飯的侍者，在餐廳內來回溜達，不斷給客人免費加飯。直到你打著讚美的飽嗝，把大蕉葉合上，意思是“多謝款待”。侍者這才將大蕉葉收走，同時遞上一個盤子，上面放著一碗溫水和兩塊檸檬。
我的一個朋友曾把這當成飯後檸檬水一飲而盡，結果一回酒店就狂瀉不止。實際上，水是洗手用的，把檸檬汁擠進碗裡，可以洗淨手上的咖喱，指間還會留有檸檬的清香。
如果不把誤喝洗手水的情況考慮在內，泰米爾餐廳的衛生狀況堪稱可歌可泣。旅行期間，我吃了各種食物，一次都沒有中毒。
街頭有很多賣鮮榨果汁的小販，這點和印度其他地方類似。不同的是，賣西瓜的小販更有藝術細胞。他們會將西瓜皮完全剖掉，將瓜瓤切成普洱茶餅一樣的形狀，一層一層地摞在攤位上，好似一座紅色的印度教神廟。
這樣擺攤的好處顯而易見：景象足夠壯觀，甚至頗為誘人。但是他們似乎忘了天氣炎熱，東西本來就容易變質的殘酷現實。加之街上塵土飛揚，蒼蠅亂飛，沒有瓜皮保護的西瓜瓤，完全暴露在外，儘管口渴，我也沒敢買上一塊。
我特意觀察了旅館附近那個賣西瓜的小販。上午出門時有一車西瓜，晚上回來時也沒賣出多少。我想，除了敢死隊，大概誰也沒有勇氣吃這樣的西瓜。這座形式主義的“西瓜神廟”將來的命運如何？也許，只能喂牛。
在芭蕉葉上充滿野趣地吃了幾天飯後，我還是很高興能夠再次用回像模像樣的餐盤。經過一番輾轉，我到了本地治理——泰米爾納德邦的飛地。1954年以前，這裡一直屬於法國，返還印度後也由聯邦直轄。從歷史文化到規章政策的方方面面，都與泰米爾納德邦不太一樣。
本地治理是印度罕見的不太像印度的地方。這裡仍然大量使用法語，包括路牌和政府機構的牌匾。街上有數量眾多的波西米亞式店鋪，販賣手工藝術品和雜貨。常駐的外國僑民很多，包括當年著名的法國夫人米拉·阿爾法薩（Mira Alfassa），當地人稱為“母親”。
與加爾各答的“母親”特蕾莎修女不同，本地治理的“母親”是一位“脫離了肉身”的烏托邦靈脩主義者。1968年，她在離本地治理不遠的奧羅新村（Auroville）修建了一座“黎明之城”。
本地治理分為法國區和泰米爾區。法國區位於海邊，擁有乾淨得在印度絕無僅有的林蔭大道和雅緻的法式閣樓。我正是在一家法式閣樓改建的餐廳裡，再次欣慰地用上了餐盤。那晚，我吃了用香料漬過的烤馬鮫魚和椰子濃湯，喝了久違的夏布利白葡萄酒。一邊聆聽窗外的海潮聲，一邊珍惜地小口呷著酒，感到了一種救贖。
或許因為習以為常，這一次在南印度旅行，我並未感到上次在北印度旅行時的那種“極度疲憊”。然而，一旦在愜意的環境中放鬆下來，疲憊感就像癌細胞一樣迅速繁殖起來。
我在本地治理休整了數日，幾乎只在法國區活動。我花時間在綠意盎然的街區漫步，累了就走進咖啡館或畫廊。我時常感到自己走在電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外景中——派的故鄉正是這裡。
本地治理有一條長長的海岸線，我喜歡沿著海濱大道漫步，讓鹽味的海風吹拂在身上。海邊沒有像樣的沙灘，也不能游泳，海水沖刷著黑色的礁石，留下一串串白色的浮沫。我每天都會遇到一個賣氣球的小販。他很黑，很瘦，擔著一根扁擔，上面拴著很多氣球。有一天，他終於湊過來問我要不要氣球。
“5盧比，先生。”
我買了一隻粉紅色的氣球，問他是不是吉普賽人。我幾乎已經有把握分辨印度人和吉普賽人。一般來說，吉普賽人更黑、更瘦，說一口連印度人都難懂的方言。果然，賣氣球的小販是吉普賽人，住在離此不遠的卡魯瓦蒂庫帕姆村。他告訴我，那裡是一個巨大的露天垃圾場，堆放著本地治理的生活垃圾。
“我賣氣球，”他磕磕巴巴地說，“老婆和小孩撿垃圾。”
“生活還好嗎？”
他像印度人那樣晃晃腦袋，表示肯定。
後來我在去金奈的路上經過了卡魯瓦蒂庫帕姆村。那片五顏六色的垃圾海洋著實令人驚歎。
卡魯瓦蒂庫帕姆村距離本地治理只有幾公里，卻是完全不同的世界。這讓我對本地治理的法式風情，乃至這裡蓬勃發展的靈脩事業，都有了一些新的認識。
本地治理的靈脩傳統，是印度最著名的精神領袖之一奧羅賓多（Sri Aurobindo）開創的。
奧羅賓多一生傳奇：他早年求學於英國劍橋，後來參加了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地下活動，最終在本地治理成為了一名靈脩者，從事神祕主義、靈性和瑜伽的研究。正是在這裡，奧羅賓多遇到了他的法國崇拜者——“母親”阿爾法薩。後者不僅成為了他的接班人，還開創了奧羅賓多修道院以及更著名的“黎明之城”。
亨利·卡蒂埃-佈列鬆（Henri Cartier-Bresson）曾為奧羅賓多和米拉·阿爾法薩拍攝過一張合影。照片中，兩人坐在鋪著豹皮花紋的大椅子上，頭頂上方有象徵宇宙的神祕圖案。奧羅賓多留著大鬍子，一襲白衣，袒露著肩膀。“母親”則穿著莎麗，圍著頭巾。
據說，“母親”收到過價值超過十萬盧比的紗麗。在奧羅賓多去世、財政困窘的年月，她多次賣掉紗麗，為修道院募集資金。
1960年代，“母親”已經被信徒視為聖人。當時，歐洲各地爆發青年學潮，“母親”決心建造一座自給自足、按需分配的烏托邦，讓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無論種族、國籍、貧賤——能夠和諧地生活在一起。烏托邦的終極目標是消除貨幣，實現大同。
如今，這座“黎明之城”依然存在，人口2200人。我決定過去看看。
我打了一輛摩的前往，不久就進入了棕櫚樹、金合歡樹和桉樹的密林。密林間有一條紅色土路，兩側是一些簡易旅館。烏托邦成立之初的任性招募時代早就過去了，現在想要成為“黎明之城”的正式居民，需要經過嚴格的審批。那些擁有一技之長的人，如工程師、程序員、有機農夫等，最受歡迎。對於僅僅是被烏托邦理念吸引，但缺乏謀生之具的人（比如旅行作家），最好的辦法是在路邊旅館長租一間房。雖然不是“黎明之城”的正式居民，生活開銷也要自己負擔，但離烏托邦很近，方便成為免費志願者。
旅館裡也住著一些有競爭力的工程師和程序員。他們住下來是為了考察“黎明之城”是不是真的適合自己。入籍是一個很嚴肅的決定。一旦成為正式居民，就肩負起了某種道德責任。隨便退出的幾乎沒有，因為那會被視為對其他居民的嚴重傷害。
隨著離“黎明之城”越來越近，騎著小摩托車的居民也逐漸增多。他們大都是戴著頭盔、目不斜視、眼神極其平靜（想必內心也是如此）的西方人。
在“黎明之城”的博物館裡，我看到了一份常駐居民統計。除了印度人和歐美人，這裡還有幾個日本人、韓國人和一箇中國人。我無緣見到這位中國同胞，不過聽說她此前是一位全職太太，再之前是大學的社會學老師。如今，她在“黎明之城”教授羽毛球，副業是種菜。
對於烏托邦，我心中一直頗為矛盾。我欣賞理想主義的烏托邦情懷，但又對任何集體性的烏托邦充滿疑慮。
在我的想象中，烏托邦一定要在相對寒冷的地方——蘇格蘭高地的小木屋或者梭羅筆下的湖畔。當然，必須得是一個人（或很少的人）。外面風雨淒涼，屋內的壁爐燃燒著木柴，邊桌上還放著一瓶單一麥芽威士忌。看書看累了，就抬起頭，看看窗外的荒野，看著雨點打在玻璃上。對我來說，烏托邦就是無條件地把玩惡劣環境，從而獲得一種內心的澄澈。
這麼看，“黎明之城”顯然太熱，也太大了。它佔地20多平方公里，還在不斷擴大。目前最大的困擾是購置建設所需用地。
這裡沒有公共交通，我只好全靠步行。雖然騎著摩托車的居民“嗖嗖”飛過，但是沒人會為了掙幾盧比停下來。實際上，居民們大都覺得金錢沒什麼用。對拜金主義的厭惡，正是他們拋棄世俗世界，來到這裡的主要原因。
路邊沒有賣飲料的小販，也沒有“西瓜神廟”。當我走到標誌性建築“靈魂曼荼羅”時，靈魂中對烏托邦的憧憬，多少因為又熱又渴而受到了磨損。
“靈魂曼荼羅”是一個巨大的圓球，覆蓋著金色花瓣狀的圓片，酷似科幻電影中的宇宙飛船。每天清晨，“黎明之城”的居民都會來這裡進行集體冥想。人們告訴我，這裡存在“母親”的原力，能夠喚醒冥想者內心的靈性。
在這個炙熱的午後，還是有二三十個西方人坐在一棵大菩提樹下，正面對金球，閉目冥想。為了不干擾他們吸收原力，我輕手輕腳地從旁邊繞過，然後圍著“靈魂曼荼羅”轉了一大圈。
正是以“靈魂曼荼羅”為中心，“黎明之城”的居住區、工業區、文化區等不同區域，呈輻射狀發散出去，構成整個烏托邦世界的圖景。
路上，我碰到了一個和我一樣在轉圈的美國人。他穿著一身麻布長袍，光著腳。如果不是他自己說起，我實在無法想象他之前是加利福尼亞一家科技公司的財務總監。五年前，他對硅谷生活幻滅了，於是辭掉工作，開始環遊世界。他先後去了南美、非洲、東南亞，最後來到印度。
“人類正面臨一場危機，”他對我說，“從恐怖主義、饑荒到朝核試驗，全都是這場危機的表徵。”
他的一些硅谷朋友已經開始儲備糧食，購買槍支，建造避難所。一旦天下大亂，他們就打算躲到裡面。不過，他覺得這不是辦法。
“真正的出路在印度，”他說，“只有印度哲學能夠解釋目前的文明崩壞，提供一種超越性的解決方案。”
他一邊走，一邊滔滔不絕地講著那套關於印度哲學的陳詞濫調。
“所以你已經決定要搬到這裡了？”我最後問道。
“我需要一個決斷，”他一字一頓地說，像在念一句咒語。
所幸，“黎明之城”還沒有最終取消貨幣，我得以用現金在一家咖啡館買到了水和麵包。
咖啡館附近，有一片活動房似的簡易宿舍。在新建設用地購置下來前，新加入的居民只能住在這裡。透過紗簾，我可以看到屋內極簡的陳設。我問美國人覺得怎麼樣。他說，物質條件當然比不上加州，但“這不重要”。
在“黎明之城”，你很難聽到憧憬或讚美之外的評價。人們更願意相信自己確實找到了烏托邦，認為自己不同尋常的“決斷”是一生中最正確的選擇。很多時候，支撐人們堅持下去的就是這樣一種信念。所以“黎明之城”究竟是不是烏托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相信”這一信念本身。
離開“黎明之城”，前往金奈的大巴經過卡魯瓦蒂庫帕姆村。我隔窗看到了壯觀的露天垃圾場。
炎熱的陽光下，佈滿垃圾的大地閃閃發光，如同一幅魔幻的末日景象。人們說“黎明之城”只可能存在於印度。除了印度，沒有哪個國家可以接納這樣的實踐。但是，烏托邦與地獄僅僅一線之隔的情景，大概也只會出現在印度。我甚至覺得，兩者的並行不悖，各自的理所當然，才是這個國度的現實。
大巴進入空曠的原野，間或有印度教神廟打破單調的景色——那是另一種形式的烏托邦。在印度的這些日子，我已經數不清自己看了多少神廟，聞了多少薰香。我的腦子裡滿是神廟中裹著圍腰布、穿著紗麗的男男女女的形象。貧窮、掙扎和古老的種姓歧視依舊無處不在，那些神廟都想在人們靈魂的縫隙中塞入這樣一個觀念：此生是可以忍耐的，因為還有來生。
我這樣胡思亂想著，而大巴搖搖晃晃地駛向終點——金奈。
本地治理
遍佈佛寺的蒲甘
蒲甘的小僧侶們
金奈的傍晚
上午十點，金奈的氣溫已經接近40度，我只好呆在旅館裡，等到黃昏時分再出門。
暮色中的城市，散落著殖民時代的建築，陳舊而高大。我坐著摩的，穿行在老殖民建築和更加破敗的新建築之間。
街上到處是人，喇叭聲此起彼伏，但晚風是涼爽的。我漸漸產生一種強烈的感覺：在這個黯淡、破敗的外殼裡，坐落的不是金奈，而是那個更為古老的城市馬德拉斯（Madras，金奈殖民時代的舊稱）。它就像一件聞名遐邇的王冠，被人注視、議論、讚美和詛咒，如今已經落滿灰塵。
在殖民時代，馬德拉斯是整個南印的中心，1856年就有了第一條鐵路。現在這裡則是“印度的底特律”。女部長賈亞拉利塔（Jayalalithaa）執政期間，引進了福特、現代等數家大型車企入駐。雖然美國的底特律已經衰敗，但這裡憑藉低廉的人力成本，想必可以繼續繁榮下去。
來到金奈，最震驚的還是這裡到處都掛著賈亞拉利塔的畫像。這位曾經的電影明星，1980年代從政，先後五次當選泰米爾納德邦的首席部長。
在金奈的幾天裡，我看到過以她名字命名的平價餐廳，買到過印有她頭像的礦泉水，更看到了無所不在的畫像和海報。毫不誇張地說，在這個印度第四大城市，凡是能貼東西的地方，就一定會有賈亞拉利塔的海報。
那是一種鋪天蓋地的存在——舊海報上疊著新海報。不同的拍攝時間，不同顏色的紗麗，相同的是主角賈亞拉利塔。她的腦門上點著吉祥痣，雙手合十，露出母親一般的微笑。
在崇拜者眼中，賈亞拉利塔是“阿母”。儘管從政期間，“阿母”數次因為鉅額財產來源不明，受到檢方指控，甚至還在獄中服刑。但神奇的是，人們完全不以為意。一等她順利脫獄，或者僅僅是申請了緩刑，她就馬上能夠憑藉巨大的威望，重新當選首席部長。
“政治家都是騙子！”在很多國家旅行時，我都聽到過類似的論調。人們憤憤不平，認為腐敗是國家的毒瘤和恥辱。但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情況似乎並非這樣簡單：在印度，受到過犯罪指控的政治家比沒受過指控的，競選獲勝的機率高出3倍。在印度國會下院中，有高達34%的議員受到過犯罪指控，這個數字還在逐年提高。
“為什麼賈亞拉利塔犯了貪汙罪，人們還要選她？”我問金奈人。
對此的回答大致有兩種。一種是：“她能不坐牢，說明她有能力！”另一種說法是：“只有賈亞拉利塔能把事情辦成。”
印度擁有世界上最複雜的官僚系統。要辦成一件事通常需要漫長的時間。這也是為什麼政治家們即便受到指控，等到真正定罪也需要10年以上。
政府在行使基本職能方面同樣緩慢。我看到過一份統計：建造同樣一座火力發電廠，中國需要2年，而印度需要5年。在如此微妙的社會，普通百姓更需要“能把事情辦成的人”而不是“品德優秀的人”。那些以犯罪的方式，證明了自己有能力辦成事兒的政客，反倒成為了選票的寵兒。
賈亞拉利塔的威望建立在底層民眾的支持上。儘管養子的一場婚禮就耗費數百萬美元，有創下吉尼斯世界紀錄的15萬人參加，但她也的確辦了很多好事，包括：向支持者免費分發筆記本電腦、電扇和香料研磨器；用黃金為貧困女性補貼嫁妝；出臺法規為變性族群提供每月1000盧比的最低生活保障。
賈亞拉利塔還提出了泰米爾納德邦2023年的發展願景，許諾將居民人均年收入提高到1萬美元，建設高質量的基礎設施，讓泰米爾納德邦成為印度的知識中心和創新中心。
這一系列政策，都可能因為賈亞拉利塔的去世而化為泡影。因此我能理解，為什麼會有597位民眾，聽聞賈亞拉利塔去世後，悲傷過度而死；還有200萬民眾參加了賈亞拉利塔的葬禮，哭泣著為其送行。
賈亞拉利塔的遺體，放在檀香木做成的棺材中，埋葬在金奈的馬里納海灘。那個海灘我也去了，並且看到了受惠於賈亞拉利塔的變性舞者——海吉拉。
金奈的發展與馬里納海灘息息相關。正是從這裡，英國東印度公司開始了對馬德拉斯的殖民。1914年，德國的“埃姆登”號巡洋艦炮擊了港口的儲油罐，讓馬德拉斯成為了“一戰”中唯一遭受攻擊的印度城市。
路易·拉夫（Louis Ralph）的電影《埃姆登巡洋艦》講述了這樣一個插曲：在襲擊馬德拉斯前，“埃姆登”號劫掠了一艘印度貨輪，船上只有150箱香皂。消息傳到印度後，香皂公司靈感大發，在加爾各答的《帝國報》上刊登了一則廣告：
毫無疑問，德國巡洋艦“埃姆登”號知道“印度河”號上裝載了150件西北肥皂公司出品的“極樂世界”牌香皂，所以進行了追擊。現在，“埃姆登”號上的船員和他們的衣服都變得乾乾淨淨，香噴噴的了。你為什麼不試試呢？
帶著這樣的心情，我發現馬里納海灘上同樣充斥著類似的印度式頑皮。
海灘上沒有一個人穿比基尼，但有很多穿著紗麗的女人站成一排，讓海浪衝刷腳踝。這種事哪個海灘都有，但在馬里納海灘，已經發展成了一種自發性的集體行為。
這些女人中，有的是已經駝背的老太婆，有的是還沒上學的小女孩。她們並肩站在一起，面對著大海，既不說話，也不動彈，只是提著紗麗的下襬，任由浪花衝擊過來。她們只在浪頭觸及身體的瞬間，才微微地顫抖一下。
那像是一種入魔的儀式，彷彿所有人都在一場無法醒來的夢中。我在海邊晃盪良久，而那些女人也一動不動地站了那麼久。直到夜色沉沉，將她們五顏六色的紗麗完全吞沒。
海邊十分熱鬧，有各色人群。我遇見了三個海吉拉。
大概是海吉拉。穿著紗麗，畫著妖冶的濃妝，但掩飾不住男性化的特徵。我與她們擦肩而過時，她們一直盯著我，我突然意識到，她們可能是海吉拉。我轉身，發現她們仍然在看我，於是我直截了當地問道：“可以拍照嗎？”
“Money，Money！”個子最高的海吉拉說。其餘兩個像女人一樣嬉笑，但顯然不是女人。
“你們住在金奈嗎？”
“對，不過我們明天去一個村子跳舞。”
“跳什麼舞？”
她們笑得更開心了，上下打量著我。
我拿出100盧比，遞給高個的海吉拉，然後做了個照相的手勢。
“不行，200盧比，”她尖聲說。
我又給了她100盧比。
“明天去看我們跳舞？”
“在哪兒？”
“一小時大巴。”
“太遠了。”
“不遠！”
“祝你們好運。”我微笑著，然後轉身離開。
我聽見她們在我身後笑著。其中一個還像攬客的女人那樣，用壓低的公鴨嗓喊了一句：“你要去哪兒？回來！回來！”
我走出海灘，打了一輛出租車。街上到處是睡在路邊的人，還有女政治家無處不在的畫像。只是這一切都像是古老舞臺的佈景，漸漸消失在燈光黯淡的劇場。
“去哪兒，先生？”司機問。
我報上了一家餐館的名字。
車廂裡響著歡快的泰米爾歌曲，晚風從搖下的車窗中灌進來。
我回想著這次旅行，從孟買的清晨到金奈的傍晚，並試圖思考自己究竟看到了什麼。我漸漸發現，那些吉光片羽最終只是一種難以用語言形容，像細沙一樣沉澱在心底的東西。它們將隨我一起離開印度，返回屬於我的世界，返回那個旅行結束後終須回去的場所。
所有人都應當成為水手，直到大海將他們解散。——萊昂納德·科恩
孟買的清晨
孟買的清晨，我被一萬隻烏鴉的叫聲吵醒。它們像夜晚的碎片，紛紛揚揚地飛向城市的垃圾場。街上還是灰濛濛的，早起的女人穿著鮮豔的紗麗，從我的窗前走過。透過大榕樹的枝葉，可以看到人行道上均勻地覆蓋著白色的鳥糞，因此不可避免地會沾染紗麗的下襬。想到這一點，我多少有些焦慮。這充分說明，我剛到印度不久，還沒有放下平時習以為常的觀念。來印度旅行，你必須學會超越乾淨和髒的觀念。
實際上，你必須超越任何觀念。
上一回，我在印度待了四十多天。我至今記得自己心理上的變化：最初的極度震驚，之後變成憤怒，最後對一切都麻木了……
我後來突然明白，來印度旅行就像是證道：一步一步破除觀念，放下自我，最後成為智者、聖人、羅漢。我穿著十多天沒洗的印度長袍回到北京，根本不在意周圍人的目光。我打了一輛出租車。司機透過鏡子端詳我，可我依然心如止水。然而，因為習慣了印度髒兮兮的“大使”出租車，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發現北京出租車的座套是如此潔白，路上的車輛是那樣守規矩，空氣是那麼清新。原本無法忍受的日子，在一趟印度之行後，變成了天堂。我知道，本質上我和那些賴在印度不走的嬉皮士是一樣的。
印度就像大麻，適量吸食有助於克服對現實的沮喪，但或多或少也會令人上癮。我還要回到印度，回到溼婆的國度，對此我心知肚明。
這一次，我打算先從孟買飛到德干高原的海德拉巴（Hyderabad），然後一路乘火車前往亨比（Hampi）、班加羅爾、邁索爾（Mysore）、馬杜賴（Madurai）和金奈（Chennai）。
從定下計劃到買好機票，前後只花了不到十分鐘。正像一句印度諺語說的：“有時，溼婆的風暴不就是這樣嗎？在十分鐘內把一個人的莊稼全部摧毀。”
在孟買的班德拉（Bandra）區，我租了一間房，離海不遠。
曾幾何時，班德拉是一片漁村，遍佈著菠菜田和椰子樹。大部分人口信奉羅馬天主教。十六世紀時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如今，從班德拉的部分街道名中，仍然可以看到一點當年的蛛絲馬跡：保羅街、西里爾街、亞歷克西斯街——在這些街道兩側，還保留著一些殖民時代的別墅。高高的拱形窗子，迎著從阿拉伯海上飄來的鹹溼的海風。
班德拉是孟買的前世——一個漁村的雛形，也是孟買的今生。因為面朝大海，又靠近寶萊塢，很多明星居住在此。這裡是孟買的富人區，遍佈昂貴的公寓樓，但不知為什麼，到處仍有一種廢墟感。這種廢墟感與羅馬的斷壁殘垣不同。班德拉的一切都是完整的，很多房子都是新建的，可是建成後不久，它們就成為了廢墟。
我試圖思考孟買為何會給我一種廢墟感——它並不是多麼古老的城市。最後，我得出結論：孟買的光線中含有一種特殊物質。它既讓一切急速發展（booming），又讓一切急速腐爛（decaying）。
米提河大概最能代表這座城市的發展與腐爛。為了兌換盧比，我來到了米提河左岸。這裡是孟買的金融中心，同樣屬於驕傲的班德拉。金融中心的中心是一座巨型的後現代玻璃建築，其旨趣上讓人聯想到北京的“大褲衩”。周圍分佈著銀行、領事館、汽車4S店、高級餐廳和咖啡館。
我走進一家咖啡館，享用了一杯加冰的美式咖啡，意識到身邊可能是整座城市穿著最乾淨的一群人：襯衫、西褲、皮鞋、精心修剪過的髮型、淡淡的古龍水。所有人都在講英語，談論著偉大的夢想。哪怕其中任何一小部分得以實現，都足以改變這個荒唐的世界。
我一邊喝著咖啡，一邊捕捉到如下詞彙：億、億萬富翁、商業模式、硅谷、移動互聯、IPO……這些詞語飄浮在空中，卻並不令我感到陌生，因為它們同樣在北京、上海、深圳的CBD咖啡館裡飄浮著。
這是全球化時代的一大症候：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族群，可以無縫地共享同一個話題。套用托爾斯泰的名言：“CBD咖啡館裡的話題家家相似。”
在吃了一頓頗為昂貴的果阿菜後，我跨過米提河，去往僅僅一河之隔的右岸，這裡有世界上最大的貧民窟達拉維。米提河汙染嚴重，卻分隔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兩種互不相交的人生。
和上次來相比，達拉維看不出任何變化：櫛比鱗次的鐵皮屋、到處散落的垃圾、滿街亂跑的小孩。街上擁擠、繁忙、佈滿灰塵。每輛車都在按喇叭，以至讓按喇叭這個動作也顯得有些多餘。
達拉維是自成一統的經濟體，它的主要燃料就是廢品和垃圾。憑藉廢品和垃圾的回收、處理，被河岸另一邊的世界所拋棄的人們，得以在這裡建立起自己的人生。
關於達拉維，我看到過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達拉維是“印度奇蹟”的恥辱；另一種觀點認為，達拉維恰恰是“印度奇蹟”本身。
這要看你站在什麼角度，思考達拉維存在的事實：如果著眼於生存環境，達拉維無疑是恥辱；但是在這樣恥辱的環境下，幾十萬人能夠堅韌地生存下來，繁衍生息，甚至為“印度奇蹟”增磚添瓦，這不是奇蹟又是什麼？
我走過一座破爛的石橋，從洞穴一樣的窗口，伸出一根根晾衣杆，上面掛著花花綠綠的衣服，好像廢品聯合國的旗幟。炙熱的陽光使空氣發生波浪式的晃動，一團團蚊子在熱空氣中起舞。橋下是堆積成山的報廢零件。每當有車經過，這座十年前就該認定為危橋的建築，就會像得了熱病一樣抖動。我想象著橋瞬間坍塌，而我無助地墜落，落到橋下那堆廢品裡。
達拉維人依然充滿熱情。他們就像城市的鬣狗，不死的熱帶植物。路邊的奶茶店坐滿了茶客，甜品小販站在垃圾堆旁叫賣。我經過一座印度教神廟，門口擺滿了破鞋，人們仍在向一切“有可能顯靈”的神明祈禱。
經常有人過來和我打招呼，同我握手，問我從哪裡來，提出要帶我“逛逛”。所有人都在心平氣和地生活，沒有人憤怒，沒有人一把火把這裡燒了。
從這個意義上講，達拉維無疑是一曲人類生命力的讚歌。
從這裡，我開始了南印之旅。
孟買街頭
印度的小村莊亨比
海德拉巴往事
第一站，是德干高原上的城市——海德拉巴。
海德拉巴是尼查姆王朝的舊都，特倫甘納邦的首府，印度的第六大城市，約有40%的人口信仰伊斯蘭教。在這裡，鮮豔的紗麗讓位於黑色長袍。大部分女人都像沙特女人一樣裹著頭巾，只露出一雙眼睛。
我打摩的前往查爾米納拱門。烈日下，拱門就像人潮中的一座海市蜃樓。海德拉巴的統治者為自己建造了無數富麗堂皇的建築，查爾米納拱門無疑是其中最為恢宏的。它由四方形的花崗岩為材料，四座高大的拱門支撐著兩層樓和相互連接的拱廊。每座拱門上方都有高聳的宣禮塔。以拱門為中心，巴扎向四面八方擴展。
這裡是穆斯林的聚居區，藍色的小巷縱橫交錯。到處是年深日久的店鋪，年深日久的人們。彷彿多少年來，一切都沒有發生改變。
我爬上拱門，巴扎的喧囂聲變得縹緲了一些。這裡涼風習習，很多印度人帶著咖喱，一邊吹風，一邊觀看風景：一個戴著小帽的老人朝麥加方向跪拜，並且唸唸有詞；三個小男孩抱著《古蘭經》，剛從讀經學校下課；幾隻鴿子從拱門裡撲簌著飛出去。宣禮塔頂上，一輪新月正在閃閃發光。
海德拉巴真正繁榮起來，是在尼查姆王朝治下。他們來自信奉伊斯蘭教的撒馬爾罕，後來遷至印度。得益於與英國人的密切關係，尼查姆家族的統治綿延了七世。在英國人的幫助下，海德拉巴於1724年宣佈獨立。作為回報，英國人得到了覬覦已久的黃金開採權。
如今，海德拉巴的金飾店依然隨處可見。數量保守估計也有上萬家，而且每家都擠滿了人。據統計，把印度主婦的金飾加在一起，佔世界黃金儲備的11%，比美國、德國、瑞士、德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加起來還多。
人們對黃金的痴迷，同樣令我痴迷。因為這是一種典型的中世紀情緒，只有在中世紀，黃金才是財富的唯一象徵。而海德拉巴老城的一切似乎都在表明，中世紀仍在延續，並且可能永遠延續下去。
離開查爾米納拱門，我穿過人群，前往喬瑪哈拉宮——尼查姆君王的府邸。這座融合了波斯、印度和歐洲風格的宮殿仍然是私產，但對外開放。
庭園裡，一對站在古董勞斯萊斯車前的印度情侶讓我給他們拍照。他們可能不知道，這些老爺車當年都是當垃圾車使用的。暴殄天物的原因很簡單：尼查姆的末代君王米爾·奧斯曼·阿里汗實在太過富有——光他用作鎮紙的鑽石就有185克拉，比英王王冠上的那顆還重。1947年，印度獨立時，阿里汗的資產高達20億美元，是當時印度年收入的兩倍。
阿里汗的性慾極強，不僅擁有世界上最大的色情品收藏，還在客房裡安裝攝像頭，用來觀看客人的“現場直播”。1967年去世時，他留下了34名子嗣（他們又生了104名孫輩），這還不包括那些自稱有“龍脈”的人。因此不難想象，阿里漢汗死後，遺產爭奪戰會是多麼激烈。
截至1990年代，宣稱自己有繼承資格的人就有400多人，其中包括王子穆卡拉姆·賈——他是阿里汗的孫子，也是爺爺欽定的尼查姆繼承人。
出身高貴的穆卡拉姆·賈，原本註定了錦衣玉食的生活，但因為不斷支付高額的遺產訴訟費和離婚贍養費而今不如昔，甚至負擔不起律師費。
穆卡拉姆·賈結了5次婚，其中的兩位是奧斯曼帝國的末代公主。1980年代，他移居澳大利亞的珀斯養羊，娶了一位後來死於艾滋病的BBC記者。那時他還相當有錢，於是讓僕人帶上10萬英鎊，為他去伊斯坦布爾再覓新歡。一位前土耳其小姐成了穆卡拉姆·賈“命中註定的人”。不過隨後他又再次“命中註定”地支付了一筆鉅額分手費，從此窮困潦倒。
在喬瑪哈拉宮的一個房間裡，我看到了數量龐大的照片和紀念物。一箇中年印度女人正對著它們沉思。
照片中，有穆卡拉姆·賈和第一任太太埃茲拉的合影：穆卡拉姆·賈身穿雙排扣西裝，打著領帶，上衣口袋裡露出一角方巾；埃茲拉穿著高跟鞋和Dior的黑色連衣裙；他們的兒子長著一張“國際臉”，絲毫看不出和印度人有什麼關係。
照片和紀念物的說明非常詳盡，但有意無意地迴避了這樣一個事實：喬瑪哈拉宮早就作為離婚贍養費抵給了埃茲拉，而穆卡拉姆·賈如今住在伊斯坦布爾一棟寒酸的公寓裡。
在海德拉巴的街道上，小販叫賣著熟透的石榴，棕櫚樹搖曳著熱帶空氣。雨季到來前的穆西河幾近乾涸，河岸上長滿茂密的藤蔓。從這裡往西，穿過朱比利山豪華的別墅區，我來到了今天海德拉巴引以為傲的IT中心。
1990年代中期，一個名叫錢德拉巴布·奈杜的年輕人在競選中獲勝。他在施政綱領中向選民承諾，要通過發展信息技術，將海德拉巴打造成全印度最現代化的都市。於是，這片曾經遍佈礫石的荒漠地帶上，出現了一座被稱為“網絡拉巴”的新城。
這裡的馬路十分寬敞，路邊不時出現歐洲建築師設計的大樓。只是完全看不出與老城亂糟糟的市景有什麼關聯，彷彿是從中世紀到後現代的直接飛躍。或許正是因為這種分裂感，奈杜在執政十年後慘遭敗選。據說《印度教徒報》上的一幅漫畫道出了問題的癥結：一個骨瘦如柴的農民坐在破敗不堪的茅草屋前，正在按下電腦鍵盤上的刪除鍵。
時隔十年後，奈杜東山再起，再次當選——他是現任印度總理莫迪的盟友。此後，谷歌、蘋果等科技公司紛紛將研發中心設立在網絡拉巴，虎視眈眈地將印度視為唯一剩下的大型市場。
蘋果CEO庫克在新聞發佈會上說：“印度是一個充滿機遇的地方，在這裡我看到了7、8年前的中國。”
和7、8年前中國的很多新城一樣，網絡拉巴沒什麼景點，但是有很多培訓學校。從招牌上看，都是與軟件、外語和職場禮儀相關的培訓。
一家外語培訓學校的廣告上寫著：“你想學純正美式英語嗎？還是純正英式英語？”看上去像是一道複雜的人生選擇題，但其職業指向其實相當明顯——那就是進入外包呼叫中心。
呼叫中心遍佈印度的IT城市。比如，當西弗吉尼亞州的一位家庭主婦撥打掃地機器人的服務熱線時，電話實際上就轉接到了網絡拉巴。一位自稱霍利，操著美式英語的女孩，會在電話中為這位家庭主婦解決各類有關問題。當牛津郡的一位老太太打電話諮詢瓦爾格林公司生產的維生素片的用量時，一個口音聽上去像是來自倫敦東部郊區，實際上也在網絡拉巴的男孩，就會為牛津老太太竭誠服務。
對於印度的年輕人來說，呼叫中心是一份收入不錯的體面工作。唯一的問題是，雖然生活在印度，但必須按照英美時間作息。這或許就是為什麼附近幾家餐館都是24小時營業的原因。
我走進一家炸雞店，發現所有員工都是聾啞人。我買了一份炸雞，坐在窗邊。陽光依然毒辣，沾滿灰塵的行道樹垂頭喪氣。一家酒鋪剛剛開門，透過窗戶的鐵柵欄，一群印度人正爭先恐後地把攥著盧比的手伸進去。
坐在我斜對面的是一個衣冠楚楚的印度男人。在印度，所謂“衣冠楚楚”是指穿了一件乾淨的襯衫。聊起來後，他自稱是一家職場禮儀公司的老師，主要傳授面試技巧。他的額頭正中有一顆紅色的吉祥痣，可能是起床後才點上去的。
“在海德拉巴，你必須時刻充滿自信，”他說，“如果你有足夠的自信，你就沒問題。”
所以，他要求所有來上課的年輕人（大部分來自農村）必須買上一件好襯衫，因為“好襯衫讓人自信”。他還建議學生打領帶，因為“領帶讓人的頭正”。
他說，經過他的培訓，很多學生得到了IT公司的工作。儘管我暗自覺得，他的吉祥痣似乎和IT公司有點不搭。
我當然沒這麼說。一時間，這家連服務員都是啞巴的餐廳變得過分安靜，好像德干高原上的一座孤島。
印度IT外包中心班加羅爾
母親和烏托邦
來到印度後，我開始用手吃飯。
印度人告訴我，用手吃飯才能嚐出咖喱的本味，否則吃進嘴裡的只是“勺子的不鏽鋼味”。進入泰米爾納德邦後，我更是被剝奪了用盤子的權利，開始在大芭蕉葉上吃飯。
走進泰米爾的傳統餐廳，侍者會把一張大蕉葉鋪在你的面前，然後把米飯，幾樣咖喱放在蕉葉的不同位置上。你需要用手指將米飯和咖喱攪拌在一起，再一口一口地送進嘴裡。每個人面前——無論年齡、階層，穿褲子還是穿圍腰布——都是一張大芭蕉葉。人們低著頭，用靈巧的手指攪拌著咖喱，輕鬆地一掬，送到嘴裡，不時甩甩手，把黏在指間的飯粒甩回芭蕉葉上。那情景可以說十分有趣。
提著大桶米飯的侍者，在餐廳內來回溜達，不斷給客人免費加飯。直到你打著讚美的飽嗝，把大蕉葉合上，意思是“多謝款待”。侍者這才將大蕉葉收走，同時遞上一個盤子，上面放著一碗溫水和兩塊檸檬。
我的一個朋友曾把這當成飯後檸檬水一飲而盡，結果一回酒店就狂瀉不止。實際上，水是洗手用的，把檸檬汁擠進碗裡，可以洗淨手上的咖喱，指間還會留有檸檬的清香。
如果不把誤喝洗手水的情況考慮在內，泰米爾餐廳的衛生狀況堪稱可歌可泣。旅行期間，我吃了各種食物，一次都沒有中毒。
街頭有很多賣鮮榨果汁的小販，這點和印度其他地方類似。不同的是，賣西瓜的小販更有藝術細胞。他們會將西瓜皮完全剖掉，將瓜瓤切成普洱茶餅一樣的形狀，一層一層地摞在攤位上，好似一座紅色的印度教神廟。
這樣擺攤的好處顯而易見：景象足夠壯觀，甚至頗為誘人。但是他們似乎忘了天氣炎熱，東西本來就容易變質的殘酷現實。加之街上塵土飛揚，蒼蠅亂飛，沒有瓜皮保護的西瓜瓤，完全暴露在外，儘管口渴，我也沒敢買上一塊。
我特意觀察了旅館附近那個賣西瓜的小販。上午出門時有一車西瓜，晚上回來時也沒賣出多少。我想，除了敢死隊，大概誰也沒有勇氣吃這樣的西瓜。這座形式主義的“西瓜神廟”將來的命運如何？也許，只能喂牛。
在芭蕉葉上充滿野趣地吃了幾天飯後，我還是很高興能夠再次用回像模像樣的餐盤。經過一番輾轉，我到了本地治理——泰米爾納德邦的飛地。1954年以前，這裡一直屬於法國，返還印度後也由聯邦直轄。從歷史文化到規章政策的方方面面，都與泰米爾納德邦不太一樣。
本地治理是印度罕見的不太像印度的地方。這裡仍然大量使用法語，包括路牌和政府機構的牌匾。街上有數量眾多的波西米亞式店鋪，販賣手工藝術品和雜貨。常駐的外國僑民很多，包括當年著名的法國夫人米拉·阿爾法薩（Mira Alfassa），當地人稱為“母親”。
與加爾各答的“母親”特蕾莎修女不同，本地治理的“母親”是一位“脫離了肉身”的烏托邦靈脩主義者。1968年，她在離本地治理不遠的奧羅新村（Auroville）修建了一座“黎明之城”。
本地治理分為法國區和泰米爾區。法國區位於海邊，擁有乾淨得在印度絕無僅有的林蔭大道和雅緻的法式閣樓。我正是在一家法式閣樓改建的餐廳裡，再次欣慰地用上了餐盤。那晚，我吃了用香料漬過的烤馬鮫魚和椰子濃湯，喝了久違的夏布利白葡萄酒。一邊聆聽窗外的海潮聲，一邊珍惜地小口呷著酒，感到了一種救贖。
或許因為習以為常，這一次在南印度旅行，我並未感到上次在北印度旅行時的那種“極度疲憊”。然而，一旦在愜意的環境中放鬆下來，疲憊感就像癌細胞一樣迅速繁殖起來。
我在本地治理休整了數日，幾乎只在法國區活動。我花時間在綠意盎然的街區漫步，累了就走進咖啡館或畫廊。我時常感到自己走在電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外景中——派的故鄉正是這裡。
本地治理有一條長長的海岸線，我喜歡沿著海濱大道漫步，讓鹽味的海風吹拂在身上。海邊沒有像樣的沙灘，也不能游泳，海水沖刷著黑色的礁石，留下一串串白色的浮沫。我每天都會遇到一個賣氣球的小販。他很黑，很瘦，擔著一根扁擔，上面拴著很多氣球。有一天，他終於湊過來問我要不要氣球。
“5盧比，先生。”
我買了一隻粉紅色的氣球，問他是不是吉普賽人。我幾乎已經有把握分辨印度人和吉普賽人。一般來說，吉普賽人更黑、更瘦，說一口連印度人都難懂的方言。果然，賣氣球的小販是吉普賽人，住在離此不遠的卡魯瓦蒂庫帕姆村。他告訴我，那裡是一個巨大的露天垃圾場，堆放著本地治理的生活垃圾。
“我賣氣球，”他磕磕巴巴地說，“老婆和小孩撿垃圾。”
“生活還好嗎？”
他像印度人那樣晃晃腦袋，表示肯定。
後來我在去金奈的路上經過了卡魯瓦蒂庫帕姆村。那片五顏六色的垃圾海洋著實令人驚歎。
卡魯瓦蒂庫帕姆村距離本地治理只有幾公里，卻是完全不同的世界。這讓我對本地治理的法式風情，乃至這裡蓬勃發展的靈脩事業，都有了一些新的認識。
本地治理的靈脩傳統，是印度最著名的精神領袖之一奧羅賓多（Sri Aurobindo）開創的。
奧羅賓多一生傳奇：他早年求學於英國劍橋，後來參加了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地下活動，最終在本地治理成為了一名靈脩者，從事神祕主義、靈性和瑜伽的研究。正是在這裡，奧羅賓多遇到了他的法國崇拜者——“母親”阿爾法薩。後者不僅成為了他的接班人，還開創了奧羅賓多修道院以及更著名的“黎明之城”。
亨利·卡蒂埃-佈列鬆（Henri Cartier-Bresson）曾為奧羅賓多和米拉·阿爾法薩拍攝過一張合影。照片中，兩人坐在鋪著豹皮花紋的大椅子上，頭頂上方有象徵宇宙的神祕圖案。奧羅賓多留著大鬍子，一襲白衣，袒露著肩膀。“母親”則穿著莎麗，圍著頭巾。
據說，“母親”收到過價值超過十萬盧比的紗麗。在奧羅賓多去世、財政困窘的年月，她多次賣掉紗麗，為修道院募集資金。
1960年代，“母親”已經被信徒視為聖人。當時，歐洲各地爆發青年學潮，“母親”決心建造一座自給自足、按需分配的烏托邦，讓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無論種族、國籍、貧賤——能夠和諧地生活在一起。烏托邦的終極目標是消除貨幣，實現大同。
如今，這座“黎明之城”依然存在，人口2200人。我決定過去看看。
我打了一輛摩的前往，不久就進入了棕櫚樹、金合歡樹和桉樹的密林。密林間有一條紅色土路，兩側是一些簡易旅館。烏托邦成立之初的任性招募時代早就過去了，現在想要成為“黎明之城”的正式居民，需要經過嚴格的審批。那些擁有一技之長的人，如工程師、程序員、有機農夫等，最受歡迎。對於僅僅是被烏托邦理念吸引，但缺乏謀生之具的人（比如旅行作家），最好的辦法是在路邊旅館長租一間房。雖然不是“黎明之城”的正式居民，生活開銷也要自己負擔，但離烏托邦很近，方便成為免費志願者。
旅館裡也住著一些有競爭力的工程師和程序員。他們住下來是為了考察“黎明之城”是不是真的適合自己。入籍是一個很嚴肅的決定。一旦成為正式居民，就肩負起了某種道德責任。隨便退出的幾乎沒有，因為那會被視為對其他居民的嚴重傷害。
隨著離“黎明之城”越來越近，騎著小摩托車的居民也逐漸增多。他們大都是戴著頭盔、目不斜視、眼神極其平靜（想必內心也是如此）的西方人。
在“黎明之城”的博物館裡，我看到了一份常駐居民統計。除了印度人和歐美人，這裡還有幾個日本人、韓國人和一箇中國人。我無緣見到這位中國同胞，不過聽說她此前是一位全職太太，再之前是大學的社會學老師。如今，她在“黎明之城”教授羽毛球，副業是種菜。
對於烏托邦，我心中一直頗為矛盾。我欣賞理想主義的烏托邦情懷，但又對任何集體性的烏托邦充滿疑慮。
在我的想象中，烏托邦一定要在相對寒冷的地方——蘇格蘭高地的小木屋或者梭羅筆下的湖畔。當然，必須得是一個人（或很少的人）。外面風雨淒涼，屋內的壁爐燃燒著木柴，邊桌上還放著一瓶單一麥芽威士忌。看書看累了，就抬起頭，看看窗外的荒野，看著雨點打在玻璃上。對我來說，烏托邦就是無條件地把玩惡劣環境，從而獲得一種內心的澄澈。
這麼看，“黎明之城”顯然太熱，也太大了。它佔地20多平方公里，還在不斷擴大。目前最大的困擾是購置建設所需用地。
這裡沒有公共交通，我只好全靠步行。雖然騎著摩托車的居民“嗖嗖”飛過，但是沒人會為了掙幾盧比停下來。實際上，居民們大都覺得金錢沒什麼用。對拜金主義的厭惡，正是他們拋棄世俗世界，來到這裡的主要原因。
路邊沒有賣飲料的小販，也沒有“西瓜神廟”。當我走到標誌性建築“靈魂曼荼羅”時，靈魂中對烏托邦的憧憬，多少因為又熱又渴而受到了磨損。
“靈魂曼荼羅”是一個巨大的圓球，覆蓋著金色花瓣狀的圓片，酷似科幻電影中的宇宙飛船。每天清晨，“黎明之城”的居民都會來這裡進行集體冥想。人們告訴我，這裡存在“母親”的原力，能夠喚醒冥想者內心的靈性。
在這個炙熱的午後，還是有二三十個西方人坐在一棵大菩提樹下，正面對金球，閉目冥想。為了不干擾他們吸收原力，我輕手輕腳地從旁邊繞過，然後圍著“靈魂曼荼羅”轉了一大圈。
正是以“靈魂曼荼羅”為中心，“黎明之城”的居住區、工業區、文化區等不同區域，呈輻射狀發散出去，構成整個烏托邦世界的圖景。
路上，我碰到了一個和我一樣在轉圈的美國人。他穿著一身麻布長袍，光著腳。如果不是他自己說起，我實在無法想象他之前是加利福尼亞一家科技公司的財務總監。五年前，他對硅谷生活幻滅了，於是辭掉工作，開始環遊世界。他先後去了南美、非洲、東南亞，最後來到印度。
“人類正面臨一場危機，”他對我說，“從恐怖主義、饑荒到朝核試驗，全都是這場危機的表徵。”
他的一些硅谷朋友已經開始儲備糧食，購買槍支，建造避難所。一旦天下大亂，他們就打算躲到裡面。不過，他覺得這不是辦法。
“真正的出路在印度，”他說，“只有印度哲學能夠解釋目前的文明崩壞，提供一種超越性的解決方案。”
他一邊走，一邊滔滔不絕地講著那套關於印度哲學的陳詞濫調。
“所以你已經決定要搬到這裡了？”我最後問道。
“我需要一個決斷，”他一字一頓地說，像在念一句咒語。
所幸，“黎明之城”還沒有最終取消貨幣，我得以用現金在一家咖啡館買到了水和麵包。
咖啡館附近，有一片活動房似的簡易宿舍。在新建設用地購置下來前，新加入的居民只能住在這裡。透過紗簾，我可以看到屋內極簡的陳設。我問美國人覺得怎麼樣。他說，物質條件當然比不上加州，但“這不重要”。
在“黎明之城”，你很難聽到憧憬或讚美之外的評價。人們更願意相信自己確實找到了烏托邦，認為自己不同尋常的“決斷”是一生中最正確的選擇。很多時候，支撐人們堅持下去的就是這樣一種信念。所以“黎明之城”究竟是不是烏托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相信”這一信念本身。
離開“黎明之城”，前往金奈的大巴經過卡魯瓦蒂庫帕姆村。我隔窗看到了壯觀的露天垃圾場。
炎熱的陽光下，佈滿垃圾的大地閃閃發光，如同一幅魔幻的末日景象。人們說“黎明之城”只可能存在於印度。除了印度，沒有哪個國家可以接納這樣的實踐。但是，烏托邦與地獄僅僅一線之隔的情景，大概也只會出現在印度。我甚至覺得，兩者的並行不悖，各自的理所當然，才是這個國度的現實。
大巴進入空曠的原野，間或有印度教神廟打破單調的景色——那是另一種形式的烏托邦。在印度的這些日子，我已經數不清自己看了多少神廟，聞了多少薰香。我的腦子裡滿是神廟中裹著圍腰布、穿著紗麗的男男女女的形象。貧窮、掙扎和古老的種姓歧視依舊無處不在，那些神廟都想在人們靈魂的縫隙中塞入這樣一個觀念：此生是可以忍耐的，因為還有來生。
我這樣胡思亂想著，而大巴搖搖晃晃地駛向終點——金奈。
本地治理
遍佈佛寺的蒲甘
蒲甘的小僧侶們
金奈的傍晚
上午十點，金奈的氣溫已經接近40度，我只好呆在旅館裡，等到黃昏時分再出門。
暮色中的城市，散落著殖民時代的建築，陳舊而高大。我坐著摩的，穿行在老殖民建築和更加破敗的新建築之間。
街上到處是人，喇叭聲此起彼伏，但晚風是涼爽的。我漸漸產生一種強烈的感覺：在這個黯淡、破敗的外殼裡，坐落的不是金奈，而是那個更為古老的城市馬德拉斯（Madras，金奈殖民時代的舊稱）。它就像一件聞名遐邇的王冠，被人注視、議論、讚美和詛咒，如今已經落滿灰塵。
在殖民時代，馬德拉斯是整個南印的中心，1856年就有了第一條鐵路。現在這裡則是“印度的底特律”。女部長賈亞拉利塔（Jayalalithaa）執政期間，引進了福特、現代等數家大型車企入駐。雖然美國的底特律已經衰敗，但這裡憑藉低廉的人力成本，想必可以繼續繁榮下去。
來到金奈，最震驚的還是這裡到處都掛著賈亞拉利塔的畫像。這位曾經的電影明星，1980年代從政，先後五次當選泰米爾納德邦的首席部長。
在金奈的幾天裡，我看到過以她名字命名的平價餐廳，買到過印有她頭像的礦泉水，更看到了無所不在的畫像和海報。毫不誇張地說，在這個印度第四大城市，凡是能貼東西的地方，就一定會有賈亞拉利塔的海報。
那是一種鋪天蓋地的存在——舊海報上疊著新海報。不同的拍攝時間，不同顏色的紗麗，相同的是主角賈亞拉利塔。她的腦門上點著吉祥痣，雙手合十，露出母親一般的微笑。
在崇拜者眼中，賈亞拉利塔是“阿母”。儘管從政期間，“阿母”數次因為鉅額財產來源不明，受到檢方指控，甚至還在獄中服刑。但神奇的是，人們完全不以為意。一等她順利脫獄，或者僅僅是申請了緩刑，她就馬上能夠憑藉巨大的威望，重新當選首席部長。
“政治家都是騙子！”在很多國家旅行時，我都聽到過類似的論調。人們憤憤不平，認為腐敗是國家的毒瘤和恥辱。但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情況似乎並非這樣簡單：在印度，受到過犯罪指控的政治家比沒受過指控的，競選獲勝的機率高出3倍。在印度國會下院中，有高達34%的議員受到過犯罪指控，這個數字還在逐年提高。
“為什麼賈亞拉利塔犯了貪汙罪，人們還要選她？”我問金奈人。
對此的回答大致有兩種。一種是：“她能不坐牢，說明她有能力！”另一種說法是：“只有賈亞拉利塔能把事情辦成。”
印度擁有世界上最複雜的官僚系統。要辦成一件事通常需要漫長的時間。這也是為什麼政治家們即便受到指控，等到真正定罪也需要10年以上。
政府在行使基本職能方面同樣緩慢。我看到過一份統計：建造同樣一座火力發電廠，中國需要2年，而印度需要5年。在如此微妙的社會，普通百姓更需要“能把事情辦成的人”而不是“品德優秀的人”。那些以犯罪的方式，證明了自己有能力辦成事兒的政客，反倒成為了選票的寵兒。
賈亞拉利塔的威望建立在底層民眾的支持上。儘管養子的一場婚禮就耗費數百萬美元，有創下吉尼斯世界紀錄的15萬人參加，但她也的確辦了很多好事，包括：向支持者免費分發筆記本電腦、電扇和香料研磨器；用黃金為貧困女性補貼嫁妝；出臺法規為變性族群提供每月1000盧比的最低生活保障。
賈亞拉利塔還提出了泰米爾納德邦2023年的發展願景，許諾將居民人均年收入提高到1萬美元，建設高質量的基礎設施，讓泰米爾納德邦成為印度的知識中心和創新中心。
這一系列政策，都可能因為賈亞拉利塔的去世而化為泡影。因此我能理解，為什麼會有597位民眾，聽聞賈亞拉利塔去世後，悲傷過度而死；還有200萬民眾參加了賈亞拉利塔的葬禮，哭泣著為其送行。
賈亞拉利塔的遺體，放在檀香木做成的棺材中，埋葬在金奈的馬里納海灘。那個海灘我也去了，並且看到了受惠於賈亞拉利塔的變性舞者——海吉拉。
金奈的發展與馬里納海灘息息相關。正是從這裡，英國東印度公司開始了對馬德拉斯的殖民。1914年，德國的“埃姆登”號巡洋艦炮擊了港口的儲油罐，讓馬德拉斯成為了“一戰”中唯一遭受攻擊的印度城市。
路易·拉夫（Louis Ralph）的電影《埃姆登巡洋艦》講述了這樣一個插曲：在襲擊馬德拉斯前，“埃姆登”號劫掠了一艘印度貨輪，船上只有150箱香皂。消息傳到印度後，香皂公司靈感大發，在加爾各答的《帝國報》上刊登了一則廣告：
毫無疑問，德國巡洋艦“埃姆登”號知道“印度河”號上裝載了150件西北肥皂公司出品的“極樂世界”牌香皂，所以進行了追擊。現在，“埃姆登”號上的船員和他們的衣服都變得乾乾淨淨，香噴噴的了。你為什麼不試試呢？
帶著這樣的心情，我發現馬里納海灘上同樣充斥著類似的印度式頑皮。
海灘上沒有一個人穿比基尼，但有很多穿著紗麗的女人站成一排，讓海浪衝刷腳踝。這種事哪個海灘都有，但在馬里納海灘，已經發展成了一種自發性的集體行為。
這些女人中，有的是已經駝背的老太婆，有的是還沒上學的小女孩。她們並肩站在一起，面對著大海，既不說話，也不動彈，只是提著紗麗的下襬，任由浪花衝擊過來。她們只在浪頭觸及身體的瞬間，才微微地顫抖一下。
那像是一種入魔的儀式，彷彿所有人都在一場無法醒來的夢中。我在海邊晃盪良久，而那些女人也一動不動地站了那麼久。直到夜色沉沉，將她們五顏六色的紗麗完全吞沒。
海邊十分熱鬧，有各色人群。我遇見了三個海吉拉。
大概是海吉拉。穿著紗麗，畫著妖冶的濃妝，但掩飾不住男性化的特徵。我與她們擦肩而過時，她們一直盯著我，我突然意識到，她們可能是海吉拉。我轉身，發現她們仍然在看我，於是我直截了當地問道：“可以拍照嗎？”
“Money，Money！”個子最高的海吉拉說。其餘兩個像女人一樣嬉笑，但顯然不是女人。
“你們住在金奈嗎？”
“對，不過我們明天去一個村子跳舞。”
“跳什麼舞？”
她們笑得更開心了，上下打量著我。
我拿出100盧比，遞給高個的海吉拉，然後做了個照相的手勢。
“不行，200盧比，”她尖聲說。
我又給了她100盧比。
“明天去看我們跳舞？”
“在哪兒？”
“一小時大巴。”
“太遠了。”
“不遠！”
“祝你們好運。”我微笑著，然後轉身離開。
我聽見她們在我身後笑著。其中一個還像攬客的女人那樣，用壓低的公鴨嗓喊了一句：“你要去哪兒？回來！回來！”
我走出海灘，打了一輛出租車。街上到處是睡在路邊的人，還有女政治家無處不在的畫像。只是這一切都像是古老舞臺的佈景，漸漸消失在燈光黯淡的劇場。
“去哪兒，先生？”司機問。
我報上了一家餐館的名字。
車廂裡響著歡快的泰米爾歌曲，晚風從搖下的車窗中灌進來。
我回想著這次旅行，從孟買的清晨到金奈的傍晚，並試圖思考自己究竟看到了什麼。我漸漸發現，那些吉光片羽最終只是一種難以用語言形容，像細沙一樣沉澱在心底的東西。它們將隨我一起離開印度，返回屬於我的世界，返回那個旅行結束後終須回去的場所。
本文摘自劉子超新書《沿著季風的方向》一書，有刪選。《沿著季風的方向》由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
—— 完 ——
題圖為孟買。本文攝影均為劉子超。
劉子超，作家，旅行者，畢業於北大中文學，先後供職於《南方人物週刊》、《智族GQ》、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所等，現為自由寫作者。著有《午夜降臨前抵達》，曾獲“單向街書店文學獎·年度旅行寫作”等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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