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我第一次來伊拉克時，這個底格里斯河旁的農家小院擁抱了我；2013年我故地重遊，阿布的房子已經重新裝修，但第一眼，就是第一眼，熟悉的老物件就映入眼簾，讓我內心陡生波瀾。
闊別十年，再次見到阿布這位老朋友，格外期待與欣喜。我特別想衝上去，再跟他來一個阿拉伯式的緊緊擁抱，既是出於我和他的個人情誼，也是向央視伊拉克戰爭報道的烽火歲月致意。
我們都為這次重逢而高興。阿布問我，這次來伊拉克，有沒有什麼事需要他做。其實在來之前，報道組聯繫了美聯社同行，央視駐伊拉克記者站也推薦了一些當地嚮導和翻譯，但我知道阿布很想和我們一起工作，也掙點家用，就跟他說：“這次我不是團隊領導，我說了不算。但我也很想跟你合作，我會向領隊強烈建議的。”其實，我已經向領隊潘林華推薦過阿布，心裡是有數的。
阿布拍著胸脯說：“水，我是你的朋友，十年裡我天天都盼著再跟你見面。現在伊拉克不太安全，哪怕不給一分錢，只要你不嫌棄我，我和我兒子天天給你做保鏢。我在這裡有很多朋友，一定能幫到你們。”話裡洋溢著情義和熱忱，讓我感覺很溫暖。
阿布的能幹，沒有隨時間流逝而打折。他幫我們找到了當年共和國衛隊負責巴格達的城防司令，找到了一個薩達姆敢死隊的上校，還找到了一個很關鍵的人——伊爾默克醫院的一名大夫。美軍剛攻打伊拉克時，那個醫院交火最為激烈，收治了很多受傷的平民。當我們在提克里特遇到危險時，也是他挺身而出，給大長老打電話，解救我們於危難之中。
採訪中途，我突然冒出一個想法。十年前，我們去過阿布家，也曾將他作為採訪對象，很多觀眾對他還有印象。這次重返，不妨再去阿布家採訪一下，問問他十年來的經歷和變化，戰爭對人的影響，時間對人的塑造，這是個鮮活的例子，也是時代的縮影。我把這想法一說，阿布很高興，連忙招呼我們說：“來，都來我家，我請你們吃巴格達烤魚！”
正好，報道組預定採訪那位巴格達的城防司令，這個人在薩達姆統治時代是個將軍，雖然沒有被抓起來審判，但如果在公開場合走動的話，個人安全會有問題，所以，他不能到飯店來見我們。於是阿布建議說：“我把他約到我家吧！”我一聽，這個主意好，立馬就敲定了。
第二天一早，我們一行七八人，浩浩蕩蕩駛向巴格達郊區，沿著底格里斯河邊的一條路，經過好幾個檢查站，來到我稱之為遜尼派三角村的部落村莊。它處於底格里斯的三角地帶，四周是一片濃密的椰棗樹，一條小公路，下個坡，就是幾家院子。阿布說，那幾家全是他親戚，這種雞犬相聞的景象，讓我想起傳統的中國農村。
阿布家的院子還是老樣子，只是收拾得整潔了些，連著房子有一層平臺，放著幾張長條凳，下幾級臺階便是一個小院。院子裡有秋千，還種了些檸檬樹、蘋果樹。
我們進了院子，阿布和他家人熱情地迎出來，他的老母親今年85歲，嘴裡叼著煙，看著我們不停地樂。阿布有五個孩子，除了大兒子艾哈邁德，還有三個女兒，一個小兒子。阿布以前說他有兩個老婆，其實只有一個，另一個從未正式結婚，只是一起生活過一段時間，後來分開了。很多人以為穆斯林可以娶4個老婆，實際上並非如此，雖然教義如此規定，但娶妻責任重大，一般人根本娶不起。阿布的妻子看上去比十年前還要年輕，我調侃阿布說：“你是不是換媳婦了？怎麼這次見面，又年輕又漂亮？”阿布嘿嘿地笑著。
那天，我們按照阿拉伯的傳統，在客廳席地而坐，吃著十年前還是奢侈食物的新鮮巴格達烤魚。阿布穿著一件淡米色的西服，配條彩色的領帶，興奮得像過節一般，很亮眼地晃來晃去，裡外張羅，挨個給我們端茶。飯後，我們在阿布家採訪了城防司令，然後在院子裡擺上兩杯茶，我就跟阿布聊開了。
阿布所經歷的戰爭，跟千千萬萬普通的伊拉克人並無二致。他說，戰爭爆發時，村裡很多人拿起武器到村頭抵抗入侵的美軍，發生了激烈戰鬥。兩千多村民，死了二百多人。他雖然沒有參與，但夜夜不能寐。後來，美軍佔領了這裡，他的生活一度非常拮据，只能帶著全家去敘利亞投奔親戚，待了一段時間，因不適應異鄉漂泊和種種歧視，又回到了伊拉克。
這麼多年，阿布一直沒有正式工作，靠打零工維生。每年10月，他會幫法國的一家展覽公司，製作在伊拉克大型國際展的展廳，從搭建、佈置到籌劃，都歸他負責。一年幹這麼一單，能養他全家大半年。其餘時間，他零零散散地打短工，也曾跑到越南和印度做些生意，總的來說，十年來，他的生活沒有特別大的起色。
採訪中，我能明顯感受到，戰爭給阿布留下的心理創傷。他以前是個很樂觀的人，雖然他自稱崇拜本·拉登，但阿布並不是極端的宗教分子。但現在，他總有很多憤怒的情緒，急需釋放。他經常痛斥伊拉克政府，遜尼派的他，很難接受什葉派的馬利基一干人執政，常憤憤地說：“那些人都是任人唯親，從上至下，一水兒全是什葉派，全是流氓無賴。我們伊拉克的國防部長，居然是個白丁，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
經歷了戰爭的阿布變得很念舊，每每和他一起聊天，回憶起從前，我也覺得很懷念。他那時幫了我們太多，無論是街頭採訪，進入剛爆炸的司法部，還是通過安檢很嚴的檢查站，阿布都一馬當先。有時他甚至不需要用錢開道，只是和警察、大兵拉幾句家常，扯扯親戚老鄉關係，就能幫我們爭取到拍攝機會。我好奇地問他：“如果是恐怖分子呢，也這麼容易過嗎？”他翻翻白眼說：“是啊，塞100美元，使個眼色就讓過了。”
所以，說我們是換過命的交情，一點也不誇張。那次去他家，我拿了100美元給他的小女兒瑪利亞。這個原本很怕生的小女孩，後來跟我們編導李冰成了好朋友，我們離開她家後，瑪利亞哭了。阿布說她天天問，大姐姐在哪裡？她什麼時候再來？李冰也老想著那女孩，碰見阿布就問，瑪利亞怎麼樣？
那天阿布特別高興，在家裡翻箱倒櫃，要給我們送禮物。他知道我愛抽阿拉伯水煙，拿了個100年前阿拉伯古董水煙給我，我死活不肯要。我說：“阿布，這是你的傳家寶，千萬別給我。”他塞了幾次，沒成功，又拿了家裡一個阿拉伯古董瓶子送我，還放話說：“你要是不要，就是侮辱我。”我只能說著“行行行”收下了。那時，他滾燙的真誠，讓我認定了這個鐵哥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