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局“無現金”：可能會產生通縮 迫使大家接受負利率

從政府主導的銀聯問世，到互聯網巨頭引領的支付變革，在機構與機構、市場與政府的不斷博弈中，非現金支付漸成主流。隨著消費者代際更迭和技術發展，無現金社會漸行漸近。

《財經》記者 張威 韓笑 龔奕潔 楊秀紅/文 袁滿/編輯

一位股份制銀行行長在回憶錄中寫道，2002年左右，在香港，出門，一般只需要帶鑰匙、八達通、信用卡和手機，坐公交就已經實現無現金了。

反觀當下的中國大陸，去銀行網點的人越來越少，辦理現金業務的數量越來越少；隨處可見的二維碼標識可以快速實現掃碼支付；人們帶著一部手機就可以無所顧慮地出來逛街、吃飯、喝茶。

有人將上述現象稱作“無現金”，百度搜索便知，其英文名字是cashless，相關研究、報道諸多，而被翻譯為“無現金”也並非問世於中國本土。

如果不去咬文概念，“無現金”一詞能夠很好詮釋中國非現金支付近十幾年的超車式發展。從全球可比口徑看，早在2015年我國非現金支付筆數佔全球非現金支付筆數的22.12%，增速是全球平均速度的4倍以上。

能夠更好反映上述業態的是城市形態的發展。這種形態在兩大支付巨頭，支付寶坐落的城市杭州以及微信坐落的城市深圳尤為明顯。

螞蟻金服提供的數據顯示，目前，杭州超過95%的超市、便利店能使用支付寶付款；超過98%的出租車支持移動支付。

與此同時，去年我國總體的移動支付業務的筆數達1228.6億筆、277.1萬億元，處理互聯網支付業務1128.8億筆、2133.4萬億元，移動支付業務筆數首次超越互聯網支付。

有人將上述現象的原因歸結為中國信用卡發展的滯後，還有人認為是中國監管鼓勵創新的態度推動了第三方移動支付的快速發展。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習慣不帶錢包，只帶著一部手機出門，在這種“無現金”的輕鬆生活背後，則上演著一場接一場的商業對局，機構與機構，市場與政府……

今年初，螞蟻金服提出用五年時間推動中國無現金社會，而早在三年前，騰訊也曾提出8月8日為“無現金日”。

進入8月，兩大互聯網金融巨頭投入鉅額獎勵資金，旨在搶佔線下掃碼支付市場份額。只是，這一次讓人頗感意外的是，市場的關注點卻聚焦在了“無現金”概念及其合法性。

“他們要搞第二個央行嗎……”7月中旬，上述一則自媒體新聞開始引起市場關注。這也被業內一些人士看作是近期無現金爭論的最初起點。

同一時間點，由阿里投資、開業許久的盒馬鮮生會員店，因創立之初僅支持線上支付，引起了另一波“拒收人民幣現金是否涉嫌違法”的討論。

一時間，現金、現鈔、紙幣、硬幣等諸多概念以及《現金管理暫行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幣管理條例》等條例在國民間開始被普及。

媒體曝出“央行總行對各分支行下發通知，要求糾正和引導螞蟻金服無現金活動，央行武漢分行約談螞蟻金服相關負責人，明確提出刪掉‘無現金’宣傳字眼等三點內容”。對此，央行相關負責人向媒體表示，從未對各分支行下發過這樣的書面通知，間接闢謠。

據《財經》記者瞭解，針對商業機構推進的無現金支付方式，監管部門曾口頭要求各地依法對不合適的提法、做法進行糾正和引導。

“沒有人不同意移動支付的發展，但是‘無現金’的提法確實不太專業。”某接近央行人士說道。

央行參事、央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盛鬆成向《財經》記者表示，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看似是非現金支付，實則背後都是銀行卡綁定的活期存款，而銀行活期存款是國家法定貨幣的存在形式之一。

7月27日，螞蟻金服集團CEO井賢棟向參與“無現金城市周”的商家發出郵件強調，“無現金城市周”主旨是希望讓越來越多的消費者，感受到移動支付的便捷生活。並呼籲，參與“無現金城市周”活動的商家，提供每個人在多種支付選擇上的平等。

騰訊也向《財經》記者表示，會考慮到社會各類群體的支付需求，不會強行推行某一種支付方式。

某互聯網金融從業者表達了自己對無現金的幾個觀點：現金不應只包括紙質現金，還應包括央行認可的所有支付機構發行的支付工具。但不可否認的是，金融從業者從專業角度對於現金的定義，與老百姓(603883,診股)日常生活中對於現金的理解，顯然是有差異的，後者更多認為，現金就是紙幣和硬幣。

如果說當前採用“無現金”一詞有欠考量，那麼，“去現金”、“非現金”或許能更好詮釋當下的金融支付業態。

《現金的詛咒》一書作者羅格夫認為，“無現金社會”（cashless society）可能並不現實，“少現金”（less-cash society）更有可能實現。

某業內觀察者表示，中國非現金支付數據發展驚人，並非當下一時而成，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得到了不同的推動發展。從政府主導的銀聯問世，到BAT引領的網絡、手機支付變革，15年間，非現金支付漸成主流，背後的推手也由最初的政府、銀行向更為市場化的第三方支付機構轉變。

市場化的發展也帶來了一些人的擔憂，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趙鷂向《財經》記者表示，誰壟斷了零售支付網絡，誰就能夠壟斷人民幣體系的最後一公里。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非現金”支付進程的深入，政府和市場各自的立場開始產生碰撞。由於金融行業的特殊性，政府的主導地位在接下來的後續進程中開始發力。6月份，央行主導的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清算平臺（以下稱“網聯”）正式啟動切量工作，市場自發形成的支付業務“直連”模式即將終結，並將全部被納入監管。

“清算是整個樞紐，完全拿掉之後就不存在第二央行的說法。”上述互聯網金融人士感嘆。

業內人士認為，對比國外，美國支付清算比較發達，visa、萬事達和運通都是私營的上市公司，也都是通過市場化方式推動，代表了這個國家的國民企業，而且都是世界級的水平。其次，中國仍然是一個傳統金融非常強大的國家，第三方支付佔整體支付的比重不過2%多的水平，所以上述擔心還很遙遠，而且並非一家，難以形成壟斷。

即使市場化手段推進，無現金的路似乎也沒有想象中的那麼容易，上述互聯網金融人士表示，中國從電商起步，經過社交場景、線下場景等過去十幾年的推動，已經變成了移動支付的國家，是普惠金融非常好的例子，但也並非一蹴而就。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漫長的心智、習慣的改變過程。同時，對技術、安全也提出了極高的要求。

在中國移動支付市場商業競爭中，已經有支付寶、微信兩大寡頭壟斷線下掃碼；有銀聯聯合銀行、運營商、手機廠商後來追上，推出的“雲閃付”系列；也有通過深耕各細分行業，京東、快錢、易寶支付、蘇寧獲得的穩定增長。

上述商業機構對移動支付市場份額的堅守和爭奪不會停步，其激烈的商業廝殺也終將推進無現金的發展。

現金的消失

現金（紙幣和硬幣）在支付領域的逐步消失，並非起源於第三方支付的興起，這要回顧第三方支付問世前甚至銀聯問世之前的金融業態。

記憶中的上世紀90年代，有人會說“我今天要去辦一件重要的事情，去郵局匯一筆錢給家裡人”。如今“匯款”這個詞已經被“轉賬”漸漸替代。

同樣，在十幾年前，ATM機上還不能自如地跨行轉賬，如果銀行客戶想從一家銀行向另外一家銀行轉款，大多要到銀行櫃檯辦理。而由於現金業務繁忙，銀行營業大廳大多人滿為患，幾分鐘的業務卻要耗費頗長的時間等待。

上述現象在電子支付的發展中逐漸被改變。而電子支付發展的第一階段，有兩個“功臣”不能不被提及。

1985年3月，身處沿海開放特區的中國銀行(601988,診股)珠海市分行發行了境內第一張信用卡——“中銀卡”，開啟了我國銀行儲戶從折到卡的電子大門。不過，鑑於技術不足等諸多限制，該卡當時僅限在珠海地區使用，發行量也較少。

中國銀行卡產業開始起步，當時以四大商業銀行為主的各發卡銀行以省市分行為單位進行行內系統建設，嘗試髮卡並布放受理終端，初步形成以各自行業資源為依託的銀行卡系統和網絡佈局。

銀行卡誕生之初的“封閉”和商業壁壘催生了我國的第一家卡組織——銀聯，2002年3月，在中國人民銀行的主導下，中國銀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銀聯”）在上海市工商局登記成立，經營範圍是建設和運營全國統一的銀行卡跨行信息交換網絡等。

銀聯的產生解決了銀行卡跨銀行、跨地區和跨境使用問題，在銀行卡發展中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在銀聯問世的第二年秋天，銀行大佬們都告訴別人“我家銀行卡可以跨行轉賬”時，一個新興事物——支付寶在淘寶電商平臺業務的產業鏈上悄然誕生。

在那個時期，和銀行業的鉅額業務規模相比，支付寶還是小眾化的，但是它的便捷和安全很快贏得了消費者們的傾心，擁有支付寶也成為年輕人的一種“時尚”。

2011年，央行頒發首批27家第三方支付牌照，支付寶也在其中，電子支付也一度擴展到了以POS消費、ATM取現為基礎，以互聯網支付、手機支付、固定電話支付、智能電視支付、自助終端支付以及其他各類新興支付方式為補充的綜合性、立體化支付渠道體系，產業規模快速擴大，並逐步形成了以銀行卡為載體的電子支付網絡和電子支付產業鏈。

電子支付的快速發展需要銀行卡作為支持，中國銀聯董事長葛華勇曾公開介紹，我國銀行卡滲透率已達48.47%。國際經驗表明，銀行卡滲透率每提高10個百分點，可拉動GDP增長約0.5個－0.8個百分點。

“中國的支付工具30餘年間從現金到銀行卡再發展到無卡支付，每次變遷都是創新。” 葛華勇說。

某資深IT技術人士表示，在現金電子化的初期階段，商業銀行一直是主導力量。

截至目前，據《2016年支付體系運行總體情況》統計，銀行業金融機構處理的電子支付仍然佔據半壁江山，去年共處理業務1395.61億筆，金額2494.45萬億元。

但隨著科技因素在非現金支付中的權重加碼，互聯網基因濃厚的第三方支付機構開始扮演主導角色。“中國電子支付新形態主要體現為移動支付的快速發展。而在這一新時期明顯可以看出，移動小額支付已經被以掃碼業務為代表的支付寶和微信支付主導。”上述IT技術人士說。

艾瑞諮詢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第三方支付機構完成移動支付交易金額達38萬億元人民幣，約為美國的50倍。

中國POS機數量持續增長，年新增數量仍超40%，尚普諮詢發佈的《2014-2018年中國POS終端行業市場調查研究報告》顯示，按照細分市場來看，增加較快的產品是手持移動POS機及支持NFC功能的手機POS機。

德意志銀行總裁John Cryan認為，十年內紙幣和硬幣組成的現金支付系統將退出歷史舞臺，原因是現金效率太低，而且取消現金也能夠杜絕洗錢。

作為國內無現金社會的主要推動者之一，螞蟻金服CEO井賢棟此前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表示，無現金不是指絕對的無現金，不是一個絕對零度的概念，而是部分城市現金使用的比例比較小，通過手機或者通過其他的智能設備可以無障礙生活。

接受《財經》記者採訪的部分人士認為，隨著電子支付的普及，現金在未來社會交易中佔的比重肯定是越來越少的，但應該不會降到零，也許大體維持在10%到20%之間應該比較合理。所以未來社會應該會是一個少現金的社會。

但也有人認為，隨著消費者代際更迭、技術發展，“無現金社會”終將來臨。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戰略發展部總經理周瓊表示，終有一天紙幣和硬幣（現鈔）將消亡，只是難以判斷具體到來的時間。

線下支付“雙寡頭”

新一輪的非現金支付擴張，以線下移動支付為增長點。線下移動支付市場份額的爭奪從二維碼問世就已經註定，代表則是支付巨頭：支付寶和微信支付。

根據艾瑞諮詢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一季度中國第三方移動支付交易規模達到22.7萬億元，同比增長113.4%，環比增長22.9%。其中，支付寶的市場份額達到了54.0%，財付通市場份額達到了40.0%，其他眾多支付企業的市場份額之和為6.0%。

艾瑞根據市場抽樣調研提供的去年四季度第三方移動支付數據顯示，線下二維碼支付業務中微信支付市場份額過半，暫時處於領先地位。支付寶與微信支付基本壟斷線下二維碼支付市場。但從交易規模體量上看，二維碼支付市場依舊處於起步階段。

支付寶和微信雙寡頭壟斷的市場，比完全競爭的市場還要激烈，而且其他參與者機會很小。在互聯網經濟下，網絡技術更新換代非常快，而且存在網絡規模效應，市場優勢地位一方如果不一直加大投入，其優勢地位很容易被取代，競爭性壟斷也是此消彼長。

在支付領域一直遙遙領先的支付寶去年四個季度市場份額就出現下滑，分別為：63.4%、55.4%、50.42%、54.1%。

最強競爭對手微信支付也在發生微妙的變化。艾瑞諮詢公開數據顯示，2015年一季度到2017年一季度，財付通年均複合增長率為479.97%，支付寶為181.85%。其中2016年一季度同比增長率一度高達778.96%。

支付寶和微信都需要營銷投入來維持自己的市場份額。7月31日，支付寶宣佈，將從8月1日到8日一週時間內，提高支付寶支付的“獎勵金”，消費2元以上可能有4888元獎勵。

微信支付也於同日宣佈，從8月1日開始，持續八個月，都會投入鉅額資金，以鼓勵金、代金券和現金紅包等形式推動無現金支付。

“它們投入資金推銷無現金概念也是為了保持寡頭壟斷份額，競爭性壟斷導致市場處於不穩定平衡，非常小的外力作用就會打破平衡。”趙鷂向《財經》記者表示。

在業內人士看來，支付寶和微信這種價格戰的巨資投入和其此前脫離四方清算模式，節省大量清算費用有關。

原有的“四方模式”包括：卡組織、髮卡行、收單機構、商戶，卡組織會在業務中收取一定的費用。

根據趙鷂介紹，在銀聯作為卡組織的四方模式中，銀聯會收取網絡交換費和品牌使用費用。網絡交換費根據借記卡和貸記卡分為兩種，借記卡是3.5‰，貸記卡是4.5‰，跨行清算費用包含在網絡交換費用裡，在這兩個數字之間按照7∶1∶X的比例劃分，銀聯跨行清算費用大概佔比10%，也就是0.35‰。品牌使用費用是0.25‰。

不過，在近年支付業務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有的支付機構實際承擔了清算工作，將資金託管在銀行，繞過銀聯，與銀行實現直連，形成了獨特的三方模式，節約成本的同時，也繞過了央行對支付清算的監管。

業內人士表示，互聯網支付或多或少都存在直連銀行模式，直接跨過了清算這一環節。切量到網聯之後，支付機構和銀行完全斷開，通過網聯做清算，就像銀行通過央行系統做清算一樣。跨行清算變成集中，監管可控。

根據艾瑞諮詢數據，2016年中國第三方支付機構完成移動支付交易金額達38萬億元人民幣，90%以上已經被“雙寡頭”壟斷，如果按照銀聯收的跨行清算費用計算，上述兩家支付機構每年節省的清算費用超過100億元。

“雙寡頭”的低成本商業模式，隨著央行主導的網聯的成立即將終結。央行明確2018年6月30日起，網絡支付的“直連模式”將由“網聯模式”取代。第三方支付機構的業務切量到網聯之後，由網聯承擔清算工作，暫時免費，但之後會收取清算費用。

“支付寶、微信之前不需要清算費用的絕對優勢就不存在了，兩家是否還會推行鉅額的補貼，值得關注，而市場就恢復正常了。”趙鷂說。支付寶、微信直連多家銀行，節省鉅額業務成本，因而可以到處打價格戰，其他小的支付機構沒有直連銀行，儘管有的產品很好，但業務成本卻高。有了網聯，同一個業務同一個價格，大家處於同一起跑線，業務量大手續費就多，這樣就公平了。

趙鷂認為，清算業務一定要集中化，需要受到央行監管，按照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原則運作，但是在終端業務層面，就應該“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商品好、費率低在市場上就有競爭力。

他分析，線下支付增長已經非常快，特別是線下的掃碼支付，量化的增長率都超過100%，但是高速增長之後，增速肯定會快速下降。

除了快速增長的規模，線下移動支付創造的利潤和商業巨頭的費率都鮮有披露，但是從騰訊二季度的數據或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2017年二季度，騰訊總收入為人民幣566.06億元（83.56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59%。其中，其他業務的收入同比增長177%至2017年二季度的人民幣96.54億元。該項增長主要來自於騰訊的支付相關服務及雲服務收入的增長。

2016年，除了支付寶、微信支付，京東金融、百度錢包等紛紛押注二維碼支付，並在線下投入較多資源拓展商戶。與此同時，包括銀聯、銀行在內的傳統金融機構也跟進佈局。

在工商銀行(601398,診股)宣佈推出覆蓋線上線下和O2O支付全場景的二維碼支付產品後，去年12月份，中國銀聯宣佈“銀聯二維碼支付標準”，並於今年5月聯合幾十家商業銀行，正式推出二維碼產品。問世之初，就獲得全國近60萬商戶支持。

銀聯以前的收入模式一直比較單一，即線上收單模式+線下刷卡。在傳統的四方模式下，銀聯可以獲得一定的費用，但廣大用戶從刷卡到掃碼的支付習慣改變，倒逼銀聯緊跟市場形勢轉變。在此背景下，銀聯甚至主動伸出橄欖枝，與京東金融牽手，圍繞支付領域展開合作。

現有的市場格局，支付寶、微信的掃碼支付仍然佔據壟斷地位，而且通過與主流的手機廠商合作，用指紋代替六位數密碼輸入，使得支付更為便捷。

“銀聯在移動支付領域肯定處於邊緣，因為相對於支付寶和微信，銀行就是邊緣化的，而銀聯還要通過銀行來推行二維碼業務。”趙鷂說。

在業內人士看來，雖然已經壟斷第三方移動支付市場，上述兩家巨頭在8月份仍然不遺餘力宣揚“無現金”，其實，對於它們來說核心目標是用戶數據以及用戶的使用習慣。

“信息就是資源，例如微信的微粒貸和螞蟻的借唄，這些產品都是基於用戶行為數據才能建立，螞蟻的芝麻信用本質上也是針對用戶數據的信用分，這些有很大的盈利空間。”某運營商業務人士說。

標準之爭背後

對於支付寶、微信、銀聯線下二維碼支付競爭，未來最值得關注的或許是網聯的全面運行以及呼之欲出的掃碼行業標準。如前文所述，網聯業務的切換，使得支付寶和微信失去了低成本業務擴張的優勢；而支付清算協會研究的掃碼行業標準限額也是未來市場競爭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

不論是第三方支付清算模式由直連向網聯的切換，還是掃碼行業標準限額之爭，背後都可以看到政府監管的有形之手，將第三方支付清算市場由最初的商業市場自發運轉向政府主導的規範統一上歸攏。

對比當年央行主導的銀聯工程，第三方支付機構自發的市場化創新，推進了此輪移動支付領域的去現金進程，並在初期得到了政府的鼓勵與認可。自2011年起，央行先後批覆了270家支付機構牌照，也是希望通過支付機構帶動我國電子支付業務發展。

根據艾瑞諮詢數據，2016年中國第三方支付機構完成互聯網支付和移動支付交易金額達57萬億元人民幣。

隨著巨頭競爭局面的形成，監管者開始擔心金融體系安全與壟斷。

人民銀行副行長範一飛曾表示，支付領域具有其特殊屬性，支付的效率和風險是一對天然的矛盾，在不同時期要把主要矛盾向重要的一方傾斜。

正是金融支付領域的特殊性質，特別是一兩家互聯網巨頭壟斷支付進而有可能形成數據壟斷時，這必然引起政府開始擔心個別機構對國民數據壟斷以及數據安全隱患。

趙鷂表示，零售支付金額不高，人均支付金額很小，但是它的頻次很高，每個國家的中央銀行對於零售支付關注重點更多，因為零售支付與老百姓的日常接觸更多，老百姓對於零售支付的信任也就是對法定貨幣體系的信任，如果零售支付的系統出現了問題，老百姓對於法定貨幣就會產生質疑，所以，國際清算銀行包括支付清算委員會，一直就認為中央銀行對於零售支付體系維護的根本目的是維護法定貨幣的權威性。

“把零售支付網絡壟斷之後，老百姓對它（壟斷）的認知就有可能比對人民幣的認知還要高，誰壟斷了零售支付網絡，誰就能夠壟斷人民幣體系的最後一公里。”趙鷂說。

互聯網金融人士則認為這種聳人聽聞的“有可能”的觀點值得商榷。當年臭名昭著的紅旗法案，那個不允許汽車跑得比馬更快的法案，就是以安全的名義實施的。非現金支付是一個大的趨勢，這個趨勢從使用信用卡和銀行卡早已經由銀行大力推動，近些年銀聯的支付筆數也飛快增長。相比之下，第三方支付金額佔中國總體支付2%多的水平，佔比還很小，壟斷無從說起。現在最需要討論的，應該是如何讓非現金支付安全、便捷地服務好民生和實體經濟。

有觀察者認為，在“無現金”的商業征程上，螞蟻、微信等巨頭未來所面對的真正對手不是同行，而是政府；而類似於支付、大數據、徵信等業務發展的前景和趨勢，某種程度取決於政府對市場化開放的容忍度。

不過，從支付行業備付金集中管理，到所有“直連”業務全部切量到網聯平臺，再到掃碼支付標準之爭，政府與市場在支付業務發展中的博弈已見端倪。

在線下掃碼支付中，技術層面的安全已經不是廣大受眾擔心的問題，某運營商人士表示，從正向掃碼到反向掃碼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掃碼的安全性，而且一些互聯網巨頭在業務中也會綁定賬戶險來進一步提升業務安全保障。

但是，預期很久的掃碼支付行業標準仍然遲遲沒有推出。據接近標準制定人士向《財經》記者表示，重要原因是，一些條款與商業機構還沒有達成共識。

據接近監管人士透露，掃碼行業標準的責任劃分主要包括兩個：一是技術標準，包括掃碼模式等；二是業務責任，主要是支付限額和適用環境。

在技術標準上，支付機構與監管的思路很容易達成一致。但是在限額和適用環境上存在一定分歧。例如有的監管人士認為，目前掃碼支付平均每筆金額才60元，那麼限額1000元完全可以滿足日常支付需要。但是，商業機構則認為這個額度太低了，在業務上存在壁壘。

多位接受《財經》記者採訪的學者都認為，之所以出現一些爭議源於一些領域的法律空白。例如，2003年修訂的 《中國人民銀行法》以及《中國人民銀行人民幣管理條例》對人民幣的闡述更多都是指紙幣和硬幣的管理問題，而對於新興電子支付以及正在研究的數字貨幣，相關的法律法規也必須要與時俱進。

“現在包括徵信、安全、數據等都沒有相關的法律，支付領域也缺少法律，唯一的《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還是部門規章。”趙鷂說，在沒有相關法律限制下，市場機構當然可以步子走得大一些，那麼政府和市場就會產生一些矛盾，雙方都沒有辦法。

業內人士呼籲儘快出臺一部支付清算的法律制度，這是關鍵所在。美國在上世紀50年代就有支付方面的法律了，70年代就有第一部電子支付法律，然後在1988年做了第二次修訂，還有統一貨幣服務法案，只要提供貨幣轉移服務就統統受各法案約束，且不區分賬戶。

貨幣政策影響

儘管“無現金”社會尚未到來，但當前非現金支付的發展速度，已經讓研究者和監管者感受到其對傳統貨幣理論及政策所帶來的潛在挑戰。

在經典理論裡面，貨幣乘數是指貨幣供給量對基礎貨幣的倍數關係，簡單地說，貨幣乘數是一單位準備金所產生的貨幣量。完整的貨幣（政策）乘數的計算公式是：k=（Rc+1）/（Rd+Re+Rc）。其中Rd、Re、Rc分別代表法定準備金率、超額準備率和現金在存款中的比率。

“根據公式，現金與存款比例下降，貨幣乘數會提高，導致派生存款的能力增強。在實際運營中，比如發放一筆貸款，正常情況下，拿到資金方不會馬上使用，而是繼續轉成存款，轉成存款比例越高，貨幣乘數越高，現金（現金漏損率）比例下降，派生存款能力增強。但是沒有體現突出的階段性特徵，對整體貨幣政策影響也比較小。”華泰證券(601688,診股)首席宏觀分析師李超說。

亦有金融人士指出，去現金化對整個金融體系存在潛在風險，去現金可能會產生通縮，相當於一部分貨幣“被消失了”，這種情況下，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也會收縮，這樣收縮可能對經濟體的流動性會有一個小規模的負的衝擊，對央行來講也會損失一部分鑄幣稅。

周瓊分析，從Frankel“（弗蘭克爾）鑄幣稅”的角度看，在電子交易方式出現之前，“鑄幣稅”只表現為直接的經濟收益。從卡基支付（基於銀行卡，通過ATM、POS機、手機、互聯網等渠道進行的支付）到手機二維碼支付，掌握了支付結算基礎設施的機構不僅可獲得直接的結算手續費收入，還可以獲得交易的數據信息，這是更為寶貴的資源。圍繞數據資源的爭奪和爭議就更大了。核心就是到底“非現金”的“鑄幣稅”歸誰，或者如何切割？

根據2016年國家發改委、中國人民銀行下發的《關於完善銀行卡刷卡手續費定價機制的通知》 ，髮卡行服務費率水平降低為借記卡交易不超過交易金額的0.35%，貸記卡交易不超過0.45%，還有單筆金額上限，網絡服務費率水平降低為不超過交易金額的0.065%，收單環節服務費則實行市場調節價。

“這也構成了二維碼支付手續費率自然的天花板。最後哪種支付結算方式勝出，關鍵還是付款人和商戶的使用成本。”周瓊說。

羅格夫寫道：“紙質貨幣是限制全球金融系統暢通運行的主要障礙。” 此外，很多經濟學家認為，減少現金存量有助推動負利率，即放貸人向貸款人付利息。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經濟學助理教授包特表示，我個人對這個觀點不是很同意。因為現金相當於是零利率的資產。如果政府希望通過去現金迫使大家接受負利率，那麼大家可能會用其他零利率的實物或者資產代替現金實現保值。比如買黃金，甚至買一種保質期比較長的食品。

“負利率是一個經濟理論上的概念，人們對於它缺乏經驗。要在現實中推行一個政策，僅僅靠它在理論上能帶來的好處是不夠的。事實上負利率刺激經濟本來就要考慮很多問題，比如說負利率之下如何定義貼現率和資產的基本面價格。同時，如果為了實行負利率而強制去現金，我擔心會出現‘去貨幣化’，就是說，一些老百姓可能為了規避負利率，會寧可轉回部分的‘以物易物’交易。” 包特說。

（本文首刊於2017年9月18日出版的《財經》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