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字卜五，號菊人，晚號東海居士。是一位沒落的世家子弟。因幼年喪父，少年時代的徐世昌生活十分艱難。幸好家教甚好的他能寫一筆端麗的蠅頭小楷，所以就在衛輝縣衙充當文案併兼職私塾先生。光緒三年(1877A.D.)，徐世昌結識了本地一位出身將門的少爺，二人一見如故，於是結為生死弟兄。這位將門虎子就是日後威震八方的民國初代大總統袁世凱。
兩個人當時誰也不會想到，自己將來都會有君臨天下的一刻。
後來，準備赴省會參加鄉試的袁世凱得知徐世昌因家貧無錢趕考，於是就慷慨解囊，把自己的體己錢一百兩銀子送給徐世昌作盤纏。此後，徐世昌一考中舉人，再考中進士，釋褐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後授編修，不到三年就成了人上人。但同赴鄉試的袁世凱卻名落孫山，只得投筆從戎，另尋出路。
河南衛輝的徐氏家廟牌坊
翰林院號稱“玉堂金馬”，翰林學士也被視為“儲相”、“文曲星”，在尋常百姓眼中可謂神仙中人。但事實上同為翰林學士也有“紅”、“黑”之分。紅翰林最優者加南書房行走銜，教輔天子儼然帝師內相；辭章學術堪為一代文宗者則外放學差和考差，即做一省的學政或者鄉試主考，掌握一方才俊的進身之階。留在京中每日陪王伴駕的好處自不必說，外放學政，則有機會給自己培養一干“親衛隊”，這些人中間但凡有一個出息了，那自己就是“百年樹人”好處多的你都想不到。反過來，沒有機會成為南書房行走、也無緣外放學差和考差的翰林，就是黑翰林。如果年復一年地黑下去，終日懷才不遇的待詔金馬，則淒涼程度其實不亞於上陽白髮。長安居大不易，有些翰林老爺一家生計都成問題。而徐世昌此時便是一個徹頭徹尾黑翰林。如果說結識袁世凱之前是自己人生歲月最絕望的時期，那在翰林院隨波逐流的混日子對於一個憂國志士來講則是人生最寂寞的時光。如果沒有意外，徐世昌也許就從此沉淪下僚，直到終老。
但此時，一生的摯友卻再次為自己提供了機會——袁世凱在小站開幕練兵，得知消息的徐世昌毅然決定入幕輔佐。
雖然現在看來徐世昌這一舉動十分明智，可謂“良禽擇木而棲”。但這在當時官場主流來看，這種舉動實屬瘋魔。放棄京師中的十里軟紅塵、富貴名利場，去地方上和一個敗軍之將再次創業——這在當時就是一種升級版的“逃離北上廣”。京師中認識徐世昌的都認為他是名利大灰，打算跟好兄弟混酒場去了。
對老兄弟的到來，素重義氣的袁世凱是大喜過望，因為在後者的眼中徐世昌是一輩子的過命兄弟,也是一代英豪。更何況在當時有正經功名的文官都不會自貶身價的跑到兵營裡當差，而徐世昌卻是扔了翰林學士的頭銜而來，這是在當時給小站新軍帶來了天大的面子！
袁世凱立刻任命徐世昌為參謀營務處總辦，算是兄弟二人一起創業。從此之後，在北洋系統內，徐世昌的資歷地位就僅次於袁世凱。在庚子國變以後，朝廷亟需辦理新政的人才，已經繼承了李鴻章政治遺產的袁世凱舉賢不避親，力薦徐世昌出任巡警、郵傳兩部尚書。
光緒三十一年(1905A.D.)，清廷厲行新政，徐世昌則奉旨入值軍機處，年底授軍機大臣，署理兵部尚書，同年日俄戰爭爆發。次年，清廷於關外設行省，乃以徐世昌為欽差大臣、初代東三省總督兼管東三省將軍事務，班次位列全國督撫之首，甚至排在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之前。在徐世昌督治東北期間，荒蕪草莽之地煥然化為富貴模樣。據七大王濤貝勒所說，徐世昌治下的關外：
“自歐考陸軍歸國，經奉天見馬路、電燈、軍警無不備具，街市煥然一新，乃宿公署，儼然歐式，益服世昌新政經畫，非它省疆吏所及。”
雖然有人攻擊徐世昌“屠財”侔於張之洞、“屠官”慘過岑春煊、唯“屠民”不及袁世凱，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雖然徐世昌善於花錢，並在離開時留下了一個負債累累的官府(當時各地衙門都彼此彼此)，而且這筆虧空的主因全在於置辦了所費不貲的近代化事業，而不是用在了揮霍浪費上。
徐世昌書法
光緒三十四年冬，孝欽太后及清德宗於一日之內先後暴崩。大權獨攬的監國攝政王載灃隨即罷黜袁世凱，而徐世昌則調離東三省，再任郵傳部尚書。但看透了灃太王為人絕非善良之輩，不可與謀以後，徐世昌便掛著軍機大臣之名，主動的尸位素餐了幾年。因為徐世昌是士大夫出身的能吏，而且還是北洋新軍的大老，所以這種多重身份使他不同於袁世凱。對這種人，清廷只能將其視為羈縻的對象——也就是又用又防。而徐世昌似乎也“體諒”清廷的這種態度，也許只是“體諒”這個世道：
皇族內閣成立，他可以出任協理大臣；
袁世凱組閣，他又出任軍諮大臣；
雙方交惡，但卻都不會逼他站隊；
袁世凱下野，清廷的宿疾“胡漢之爭”再次爆發，漢臣被靠邊站，唯獨他依舊位鵠立朝班，而袁世凱也絲毫不以為忤；
辛亥軍興，清室歸政，時人多有譏諷袁世凱欺人孤寡，唯獨不怨東海相國······
生於亂世，但徐世昌始終顧念“為人臣”的氣節，不肯與直接反叛朝廷的勢力做任何接觸。袁世凱和孫中山合作之際，徐世昌便在一旁冷眼旁觀。直到二次革命失敗後，他才接受國務卿職務。在洪憲帝制的準備期間，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公開對老兄弟表示了失望，並再次消極抵抗的態度來招待袁世凱的要求。徐世昌在日記中寫道：
“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鄉者多，則國弱；志為聖賢之人多，則國治；志為帝王之人多，則國亂”。
這句話，讓沒有正式成為帝王的袁世凱猛然間感受到了帝王那種前所未有的孤獨。
這是袁世凱身著民國三年版祭祀衣冠的留影，不是所謂的洪仙龍袍。
特任官祭祀冠服。
袁世凱之後，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爭日趨激烈，但雙方皆仰仗徐世昌調停，這極大的提高了他的威望，而且給天下造成了一種認識：只有徐世昌才能掌控北洋全局。黎元洪退位，北洋各路諸侯一致支持徐世昌出任大總統，只有張勳例外。因為當初張勳本以為徐世昌會支持自己的復辟行動，對彼一直寄予厚望。但徐世昌在發現國際上的態度普遍不支持貿然復辟，於是便知難而退，向張勳提出一個不可思議的條件：復辟成功後，大總統之位改為議政王，其餘一切如故。這讓張勳大為光火。
而在復辟失敗之際，正是徐世昌力勸張勳解除武裝，保證其身家安全，同時也竭力證明清室不曾參與此事，保全了紫禁城朝廷。旋即，徐世昌被國會正式選舉選為中華民國第二屆大總統。而他則在請示了紫禁城，並得幼帝“恩准”之後才正式就職。
但是，徐世昌的地位源於北洋“文主武從”的原則，這種原則已經隨著袁世凱的去世日益削弱。他在大總統任內，雖然苦心經營，但終歸逃不了曲終人散的宿命——因為新一代已經不再尊重那些老規矩。比如，徐世昌要面對當年小兄弟段祺瑞的驕橫跋扈，不得已用主要心思來時刻牽制；但和段祺瑞彼此之間的體面仍然要維持，因為他們都是北洋的兄弟。南北和談與“五四”運動都是徐世昌段祺瑞之間恩恩怨怨的副產品，其結果最終毀了整個北洋團體。如果他真的能做一尊“泥菩薩”，這些事情並非一定會發生。
人的能力所在，往往就是他的缺陷所在。高明的權術終究是死亡之吻，總是“理所當然”的把戰術勝利轉化為戰略失敗。
直皖戰爭、第一次直奉戰爭後，直系獨大，徐世昌建立在派系均勢之上的大總統地位也走到了盡頭。強藩吳佩孚等指他為僭主，迫其去職。退歸林下的徐世昌又恢復了書生本色，主編了《清儒學案》、《晚晴簃詩匯》、《顏李遺書》等鉅著。《退耕堂政書》則是一部經世文編，收入關於清末政治、經濟、外交、邊疆事務的奏議、函牘、電文等。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經濟和教育為主題的論文《歐戰後之中國》使他獲得巴黎大學榮譽博士學位的論文。這些著作像他本人一樣，橫跨了新舊兩個世界，也證明了徐世昌的為人——並不敏銳，但是寬容、坦率，他是最後一個能夠同時傾聽所有訴求的政治家。
這是徐世昌在獲得巴黎大學榮譽博士時的留影，穿著巴黎大學博士學位服。不是“洪憲朝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