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在其著作《錢不應該買什麼》中列舉了大量花錢購買商品、服務甚至特權的例子，其中包括向黃牛黨購買熱門講座門票、付錢插隊看病、付錢購買公路的行駛權、企業付錢購買汙染權、家庭付錢購買超生權等等。桑德爾認為，這種交易對那些“由於資源有限而付不起錢的人“而言是”不公平“的。
桑德爾教授提到的這些現象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也很常見。身為普通人而非富豪的我們難免會遇到類似的事情，體會到類似的不公平感。對這個“看錢的世界“，我們很是無奈，有時甚至厭惡。
桑德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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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兆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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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爾
不過，對於桑德爾教授所說的“不公平“，經濟學者薛兆豐教授並不贊同。他在其著作《經濟學通識》中反駁桑德爾教授說：“任何商品都得標價，標了價就有人買不起，照桑德爾的邏輯，為了公平，商品就不該標價，而應該全世界人民一起排隊領取。“
由此，他提出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在分配商品和服務的過程中，假如不拼錢，那麼人們要拼什麼？
拼“爹”？拼“臉”？拼“年齡”？還是拼“命”？思來想去似乎沒有一個合適的答案。並且相比較而言，在這個不公平的現實世界裡，拼“錢”也就是以金錢來換取資源，或許可以稱得上是相對比較公平的方式了。
事實上，今天世界的絕大部分資源，都首先是按照富者先得、富者多用的規律來分配的，而實現的機制大致就是買賣。
一個享受美國波士頓地區醫療服務的教授，擠佔非洲兒童的醫療資源恐怕是上千倍的，相對於在中國向黃牛黨付錢買掛號的病人來說，那是一千步笑二十步。
我們要認識到，大量至今仍然被人誤以為不可買賣的東西，實際在進行著或明或暗的買賣。
當我們在深秋裡感到寒意，插上油汀取暖器的電源時，我們向山西的煤礦工人購買了健康，是他們以從未白淨的身體，降低了我們染上感冒的機率。
當警察在街頭和匪徒交火的時候，我們以納稅的方式購買了警察用生命換來的治安。
當你買下一支光亮的鋼筆時，你也買下了電鍍廠附近居民的健康。
當一個既反對同性戀結婚、又希望自己的子女獲得免費教育的選民，把選票投給了既支持同性戀結婚、又將實施兒童免費教育的政黨時，那些旨在促進同性戀結婚合法化的團體，就以支持政治獻金的方式，購買了那位選民的選票。
如果在我們享受燈光、電暖、安全的時候，沒有意識到別人為此有所付出，這是無知；在使用光亮的鋼筆時，並不願意支付環境汙染費，這是不道德的。
健康、生命、選票、免於汙染、免於無知，本來都是神聖的人權，但在真實生活中，卻是在有價地交換著的。
我們不應該對這個基本事實佯裝不知，並對不可能實現的道德準則高談闊論，而是應該視人性為給定的前提條件，並探究在人性始終發揮作用的情況下，社會應該採用何種規則，才能取得比較可取的結果。事實上，正是這些交易，促成了分工，矯正了不公，增進了和平、財富和幸福。
我們可以做個假設：假如一個社會不拼錢，那會拼什麼？顯然，如果不拼錢，就會拼其他的。一般地，一個不“認錢”的社會，它就不得不“認人”。
所以，有關金錢和公平的探討，並非僅僅是討論“認錢”好不好、公不公平（與天堂相比，“認錢”當然充滿了不公平），而是如何在“認錢”與“認人”之間兩害取其輕。
誠然，我們有許多需要“認人”的場合，戀愛、僱傭、教學就是典型例子。在這些例子中，男女雙方、僱傭雙方、教學雙方，與其說是在進行買賣，不如說是在擇偶。這時，“認錢”就往往不是上策，因為雙方尋求的都主要是非金錢的品質。
也就是說，在交易的雙方都需要“挑客”的情況下，“認人”的標準往往比“認錢”的標準更可取。
然而，只要有一方沒有挑客的需求，那麼“認錢”就往往是更可取的。
例如，儘管顧客買衣服都很挑，挑質地、挑顏色、挑剪裁等等，但只要裁縫覺得不必挑客，他就可以按“價高者得”的方式賣衣服。
又例如，大學教育旨在尋找合作伙伴，所以應該以“認人”為主；但幼兒園教育則是旨在提供照看服務，所以不妨以“認錢”為主。
我們知道，物物交換的交易費用極高，因為匹配的交易者相遇（稱為雙向巧合）的機率；而交易當中只要有一方是認錢不認人的，那就極大地增加交易的機會。這恰恰是貨幣的基本妙處。
問題是，賣方究竟是否應該“挑客”？
一種情況，是賣方樂意“挑客”。如果是這樣，那他就必須承擔“挑客”帶來的金錢損失。
比如說，如果賣方非要限定講座、公路、三明治和臥鋪票的潛在客戶群限定為學生、貨車、白人、處級以上的幹部，那麼賣方就是在實施這樣或那樣的歧視。而實施歧視的代價，就是賣方不能在更大的潛在客戶群中按“價高者得”的方式獲取最大的金錢收入。換言之，賣方是在以付出金錢的方式購買了歧視顧客的權利。
經濟學家阿爾欽（Armen Alchian）、卡素（Rubin Kessel）在1965年一篇題為“競爭、壟斷和對金錢惡追求”的文章中論證：正是由於實施歧視會造成金錢損失，所以當人們必須自己承擔歧視所造成的金錢損失時，他們就會產生抑制歧視的積極性，從而減少“挑客”的行為。
直白地說，越是市場競爭激烈的地方，商人就越會“認錢不認人”；而即使在以尋求適配為特徵的職場，處於競爭壓力之下的僱主，也會盡量減少不必要的歧視，做到“認才能而不認人”。
這毋寧是好事，因為非人格化的金錢，取代了人格化的其他特徵，恰恰使得“生而不同等”的人們（性別、人種、膚色、宗教、等級、貧富、黨派各異），能夠保有其自身的特點，並面對最少的障礙來追求“金錢面前人人平等”。
在一個“認人”的社會裡，一個黑人除非漂成白人，否則他們很難擁有與白人一樣的平等待遇；但在一個“認錢”的社會裡，一個黑人只要設法賺到20元，那他買到的漢堡就跟白人買到的一樣大。
另一種情況，是賣方被迫“挑客”。
在實施種族隔離政策地區的賣主，或受到價格管制掣肘的商人，或那些基本取消了價格甚至完全取消了貨幣的計劃經濟試驗區裡的人們，他們由於無權向出價最高的人出售商品，所以他們就自然而然地採用這樣或者那樣的標準來“挑客”，即實施歧視。
最後，當政府的權力代替了商人追求金錢收入的動機之時，就是白人先吃、高官先用的社會到來之日。人類不是不曾嘗試過那樣的社會，那樣的社會是噩夢。
金錢固然不能買到一切，比如理智。但在討論“錢不該買什麼”前，我們應該細看，生活中哪些東西不是以或明或暗的方式買來的？我們還應該追問，在普遍嘗試“認人”而不“認錢“的社會裡，人們過得怎樣？只有如實回答，才不至於脫離現實、憤世嫉俗和誇誇其談。
總的來說，雖然桑德爾和薛兆豐觀點相悖，但二者都有一定的道理，誰也不能完全“戰勝“誰。
桑德爾是社群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更多的是在政治學的邏輯中思考公平問題，關注的是一個公平的理想社會應該是什麼樣的。
而薛兆豐則是一名經濟學者，他更注重從實際出發，試圖去理解現實中一些看似不公平、不合理實則有著深層原因的現象。他的觀點聽起來似乎“語出驚人”，但其實都有著經濟學原理的支撐。
這一點在他的著作《經濟學通識》一書得以充分體現。這本書彙集了薛兆豐教授關於堵車、房價、環境汙染、貧富差距等眾多社會經濟問題的獨樹一幟的思想，帶你用經濟學的視角和思維方式去認識世界、觀察世界。
正如薛兆豐教授所言：“改造世界，非經濟學所長；但改造世界觀，卻是經濟學的強項。”不管你是否喜歡或認同薛教授的世界觀，都不得不承認，他使我們看到了世界的另一個模樣、社會的另一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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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子水 黃泓
本文觀點資料來自
《經濟學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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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通識》
作 者：薛兆豐 著
沒有方程式，一樣可以手起刀落；
這裡沒有人云亦云，有的只是相見恨晚；
本書講述的經濟學，想改變的不是世界，而是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