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論文，從理論和實踐的高度向世界推介了旅遊扶貧了“雪峰山模式山“，值得一讀！
基於企業社會責任視角的旅遊扶貧研究
———以雪峰山為例
孟奕爽 鄧森文（湖南師範大學旅遊學院 410081 ）
[ [ 摘 要] ]扶貧開發貧困地區的發展是我國一項偉大且具有重要意義的復興歷史工程。通過發展旅遊的確是一條幫助農民擺脫貧困、打開致富大門的好途徑。目前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越來越引起相關學者的關注，但是在旅遊扶貧工作中存在扶貧模式僵化、企業扶貧目的不明確以及責任缺失等問題。從企業社會責任視角研究企業在旅遊扶貧工作中的作用，能夠更好地理解如何通過以企業為主導的扶貧模式的構建。企業參與的旅遊扶貧模式並非一味的捐贈與逐利，而是應該抓住扶貧核心是幫助貧困人口脫貧。為此，選取民營企業扶貧十分成功的雪峰山旅遊扶貧模式為案例研究對象，借用企業公民理論分析了企業在旅遊扶貧工作中的實現路徑並有助於拓展該理論，為貧困地區旅遊扶貧新的發展思路提供借鑑意義。
[ [ 關鍵詞] ]：旅遊扶貧；企業社會責任；企業公民；雪峰山
引言
旅遊扶貧是指在旅遊資源條件較好的貧困地區通過扶持旅遊發展帶動地區經濟發展，進而脫貧致富的一種區域經濟發展模式 [1] ，旅遊扶貧相對其他扶貧類型，它的投入少、效益好、並且返貧率低。我國從上個世紀 80 年代就通過借鑑國外經驗來開展旅遊扶貧的相關工作，而且有一部分的貧困地區藉助開發旅遊資源的方式來實現脫貧致富。但是目前在旅遊扶貧工
作中所取得的成果並不突出，主要存在以下兩方面問題：首先是我國的旅遊扶貧模式仍停留在以“政府包辦”以及“政府為核心與非政府組織輔助”為主的階段，政府能力是有限的，我國貧困地區分佈範圍較廣，單靠政府實現脫貧致富始終不符合我國國情，這也嚴重製約到扶貧工作進程。另一方面則是企業參與的扶貧模式中出現扶貧目標不準確和責任缺失等問題，從理論研究上來看盡管旅遊企業參與扶貧開發能夠有效的促進貧困地區的發展，可是目
前在國內的相關研究中對於旅遊企業在扶貧工作中的作用多是一筆帶過。從實踐過程上來看，之前企業參與的扶貧案例中出現兩個極端發展方向，其一是企業以自身經濟利益為驅動進行扶貧工作，在扶貧過程中把貧困人口利益放在次要地位；其二是企業為樹立企業良好形象或是受外部壓力被動地承擔而非自願主動地承擔進而採取捐贈方式，這樣只能暫時緩解貧困人口困難，並不能使他們真正實現脫貧致富。總的來說，目前我國在扶貧中並沒有充分的發揮出旅遊企業在旅遊扶貧開發的重要作用。但在在新形勢下，尤其是開展精準扶貧以來，將貧困人口的發展需求和企業的發展能力有效結合起來，已成為扶貧工作的創新舉措，體現了貧困群體和企業的共同需要。這種民營企業參與扶貧開發的新模式，既規避了政府扶貧的弱點，又能體現出市場元素的積極作用。這其中最為成功的案例之一便是以旅遊扶貧為己任的雪峰山生態文化旅遊公司，在董事長陳黎明的指揮下，企業把自身視為社區公民一樣把農民視為開發的受益主體，並作為開發旅遊實施精準扶貧的第一宗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其扶貧模式不同於之前以政府為主導的發展模式，作為湖南省唯一一家以民營企業為開發為主體入選到全國 “公司 + 農戶”旅遊扶貧示範項目，這也充分顯現出它在旅遊扶貧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本研究採用案例分析法，從企業社會責任視角把企業作為一個合格“社會公民”的角色來深入研究在企業在旅遊扶貧過程中，如何真正發揮出企業的作用，通過企業扶貧開發形式推動來農民致富和地區的持續發展，發揮“造血功能”，以此來實現脫貧。
1 文獻綜述 與理論基礎
1.1 企業社會責任與旅遊企業社會責任研究
Clark（1916）最早提出現代企業社會責任概念，他指出“科技和工業的發展給我們帶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讓我們明白了社會和環境方面問題的責任之源”[2] 。之後，Sheldon根據對美國企業的實證考察結果，指出企業存在的目的不應僅僅是單純的追求股東盈利或經濟效益，還應考慮如何最大限度的促進其他社會效益的最優化 [3] 。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的主張直到 20 世紀 50 年代才得到學術界的關注。其中 Bowen《商人的社會責任》一書中，首次明確定義了“商人的社會責任”，即“商人在制定和執行決策時，應自覺接受倫理和社會價值觀約束，並考慮社會目標的實現” [4] 。根據這一理解，社會責任包含三層含義：第一，社會責任履行源於現代公司管理制度的發展；第二，社會責任的履行主體是企業管理者；第三，社會責任的履行遵循自願原則，這一概念的提出讓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上升到另一層面。此後Carroll 基於利益相關者理論，對自己之前企業社會表現三維概念模型的研究 [5] 中的第一維度即企業社會責任進行完善，提出了到現今為止都廣為引用的企業社會責任金字塔模型 [6] 。由圖 1 金字塔模型可知，企業社會責任包含經濟、法律、倫理和慈善四種責任。Carroll 的金字塔模型直到現在也是被諸多學者所引用，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這個模型顯現出沒涉及到環境等其他責任的弊端。目前在國內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研究也比較系統。盧代富（2002）將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界定為企業社會公益方面的義務，這些義務不包含企業的利潤目標 [7] 。國內的企業社會責任思想研究在構建和諧社會成為我國主流價值觀之後得到了飛躍發展，此後便有王懷明等（2007）基於利益相關者理論對企業社會責任進行了研究，認為企業應對其他利益相關者
負責 [8] 。沈豔，姚洋（2010）提出，企業的社會責任應體現在不對其他利益相關方的利益造成損害的情況下追求股東利益的最大化 [9] 。通過歸納相關文獻可以發現，有關企業社會責任內涵的辨析一直受到了社會的廣泛關注，相關研究的視角逐漸從企業是否應該承擔社會責任向企業應該承擔哪些方面的社會責任轉移。但是由於理論差異、概念屬性差異以及學科差異等多方面的原因，企業社會責任目前還沒有被大家普遍認可的界定，但是企業社會責任內涵的外延在不斷擴大。與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歷史相似，但是旅遊企業社會責任僅得到有限的關注，相關學術研究開始於 21 世紀初。在 2005 年以後，文獻數量才逐漸增多。從研究內容上來看，旅遊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以實證研究為主，少量研究關於運行機理。總的來說，目前關於旅遊企業社會
責任的研究，主要可以分成三大類：第一類是關於旅遊企業責任因果關係的研究，其中主要包括旅遊企業責任相關績效研究，其中績效研究中較早的有 Gray（2000）研究分析了企業道德對於自身的績效影響在旅遊企業和其他服務業中是相一致的 [10] ，Juan 和 Kang 等人研究表明旅遊企業可通過積極的社會責任投資來提升業績 [11-12] 。另外還有 Frey 和 George（2010）研究了關於旅遊企業社會責任中責任旅遊管理對於企業財務績效以及非財務績效的影響機制 [13] ；第二類是旅遊企業責任對遊客影響的分析，Mohr和 Webb 指明旅遊企業社會責任是強化客戶和企業之間認同感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14] 。金立印（2006）的研究發現旅遊企業社會責任正向影響顧客認同，從而提高其購買意向 [15] 。肖捷的研究表明消費者對旅遊產品的購買意向源自企業的社會責任運動 [16] 。沈鵬熠（2012）則研究分析旅遊企業社會責任對於旅遊目的地形象以及遊客忠誠度的影響 [17] ，還有一類研究則主要是對於關於旅遊企業社會責任範疇和責任評價體系構建的分析。其中孫吉信(2007)指出旅遊業的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在維護自然生態環境、繼承和保護傳統文化、使企業員工行為規範化等方面 [18] ；此後蘇志平和顧平認為，旅遊企業是相互具有戰略伙伴關係並呈網鏈結構的生產系統(或企業群) ，其社會責任包括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和倫理責任 [19] 。而沈鵬熠(2012)則通過借鑑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論，把旅遊企業社會責任劃分為經濟、環境、遊客、員工、法律以及慈善責任 [17] 。在旅遊企業社會責任評價體系構建領域中，蘇志平（2010）基於層次分析方法構建了旅遊企業社會責任評價指標體系 [20] 。以及呂英等（2012）以蘭州遊客為例研究了遊客的滿意度和重複購買意向與旅行社企業社會責任的關係，得出了遊客視角下旅行社社會責任的三個評價指標 [21] 。總的來說，基於文獻閱讀發現學術研究在相關領域存在以下三點個不足:1、從企業責任視角進行旅遊扶貧模式的研究還是空白，因此對旅遊企業這類扶貧模式運作機理不夠了解;2、大多研究是針對責任的履行對於企業自身績效以及遊客感知影響的研究，而並沒真正把企業與社會責任聯繫在一起研究，使得企業的發展與社會需求脫節，並不能得到持續的發展;3、針對旅遊企業責任研究中，大部分都是涉及企業社會責任的劃定與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對於如何發揮作用以及實現路徑等都是一筆帶過。因此，本文將通過雪峰山旅遊公司案例的研究，較深入全面地探討在企業社會責任視角下旅遊企業作為一名合格的“社會公民”如何發揮作用，分析企業為主導的旅遊扶貧模式的運行機理來彌補一些還未曾研究的盲點。
1.2 企業公民理論
自 21 世紀初以來企業社會責任研究越來越趨向於基於企業公民的理論基礎來進行相關論證。而企業公民的概念最初是在 20 世紀 70 年代由英國“公民社會”提出的，企業公民理論認為，企業同自然人一樣需要踐行社會責任，企業公民的本質決定了企業作為社會成員有義務服務於社會，合格的企業公民既要了解社會寄予企業的期望，採取恰當的對策，還要有好的行為表現 [22] 。此後 Marsden(2000)等定義了公司公民並強調了環境的重要性，把企業看
成是附有權利和義務的法人 [23] 。隨後比較有影響力的研究是Dirk
Matten（2003）通過劃分代表性企業公民，提出了企業公民的三種表現形式：一是企業公民與諸如社會投資、慈善活動這些對社區的責任相近；二是企業應致力於利潤目標的實現、遵守相關法律、成為有道德的企業公民；三是企業需要對社區、環境、合作伙伴履行義務和責任，責任範圍可延伸到全
球範圍 [24] 。國內學者李彥龍（2011）認為企業社會責任理論支撐的“企業公民”，首先要履行經濟責任, 以“經濟人”的身份追求利潤最大化;其次要履行法律責任和其他社會公益, 以“社會人”的身份贏得社會許可;第三要履行道德責任和慈善責任, 以“道德人”的身份贏得社會的支持和尊重，這也是現在引用最為廣泛的概念 [25] 。
本文基於企業社會責任各種相關理論與研究案例研究比較，認為企業公民理論最為貼合。並且企業公民理論對企業社會責任概念具有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企業公民理論為社會責任思想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論基礎。企業公民理論不僅承繼了企業社會責任的現有研究，更重要的是進一步發展了企業的社會責任思想意識，使得企業社會責任觀在企業公民理論的基礎上表現出更高的理論概括性。第二，企業公民理論是基於企業社會責任思想的重大突破。基於企業公民理論，企業社會責任觀視企業為社會成員強調企業服務於社會的義務，突破了基於利益相關者視角狹溢的企業社會責任邊界。
2 理論 模型與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問題是“雪峰山旅遊扶貧與之前的企業扶貧模式相比成功背後的原因有哪些？與貧困人口的利益之間如何聯繫？如何合理構建企業為主導的旅遊扶貧模式”。目前關於企業責任研究的理論較多。但是，企業為主導的旅遊扶貧是不同於傳統依靠政府的模式，其扶貧效果受到經濟、社會等複雜因素的影響，迄今對其模式構建的研究還不夠充分，對於它們在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深層問題及其原因的探索尚有待深化。為此，本研究採用案例研究方法，將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相結合，經過前期篩選把企業公民理論作為引導性理論，以指導案例資料的收集與分析，從經濟人、社會人、道德人三個維度討論雪峰山案例企業旅遊扶貧模式，從而探討該模式的機理和特徵。其中本研究的數據一是來自對雪峰山生態文化旅遊公司的對外宣傳資料和該公司的內部會議材料；二是來自與該公司具有合作關係的媒體及政府部門等所提供的材料以及訪談記錄。然後在此基礎上提煉企業作為“社會公民”在旅遊扶貧中所能發揮作用的關鍵要素，構建出企業旅遊扶貧的理論模型（圖 2）。
3 案例 分析
3.1 案例介紹
漵浦縣是武陵山片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重點縣，地處湖南西部，雪峰山腹地，是一個典型山區農業大縣。由於全縣 43 個鄉鎮均分佈在山區，山多地少面積廣的現實，成為阻礙山區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的重要因素。長期以來，受自然等諸多客觀因素影響，縣域經濟發展相對滯後，貧困發生率達到 17.48%,高於全省平均水平 8 個，貧困面廣程度深，基礎薄弱難度大，生態脆弱災害多，產業滯後層級低，扶貧攻堅任務十分艱鉅。在 2011 年被納入國
“
湖南雪峰山生態文化旅遊有限責任公司自 2014 年 5 月成立以來，主動聯手當地黨委、政府，以山水資源為依託，以貧困鄉村為重點，以生態旅遊為平臺，以共同富裕為目標，積極參與精準扶貧，成功走出了一條“發展鄉村旅遊，實現脫貧致富”的新路子。不同於“ 政府主導、企業參與、群眾入股”的鄉村文化旅遊扶貧模式，雪峰山旅遊公司“政府支持、企業為主、群眾共享”的特點非常突出。在發展過程中始終牢記民營企業的社會責任和歷史責任，在旅遊開發中，以雪峰山的旅遊資源為載體，以少數民族脫貧致富為己任，積極參與精準扶貧。與當地百姓建成利益共同體”的旅遊扶貧新路子，通過多種方式開展旅遊扶貧，在旅遊扶貧方面的取得了優越的績效。並且得到了上級領導和少數民族貧困百姓的一致好評。公司旅遊扶貧做法，被省人民政府命名為“雪峰山模式”在全省進行推廣，併入選為國家旅遊局“旅遊扶貧示範項目”。
3.2 數據分析
本文對於所收集相關資料與數據進行整理與編碼。具體的編碼方法：首先，對於獲得的二手數據，根據對象的不同，將雪峰山旅遊公司董事長陳黎明與兩位當地村幹部按照 M1、M2、M3 分別予以編碼，將當地貧困區的村民按照 S1、S2、S3、S4、S5、S6、S7、S8、S9 分別予以編碼，其他的二手資料由於來源廣泛，將其統一編碼為 SH。之後，根據經濟人、社會人、道德人三個維度，將所有資料中有關的事例數據分別編碼成相應的旅遊企業扶貧條目，最終得到一個條目數量為 86 的條目庫。其次，在第二輪的編碼中，對條目庫中的 86 個條目進一步分類。編碼完成後與相關維度進行比對，對那些與旅遊企業扶貧不相關的條目予以剔除。其中 7 個條目被剔除出條目庫，最終的有效條目數量為 79。在編碼過程中，對原始數據、各級編碼和現有理論反覆比較，保持邏輯內在一致性。
4 研究 發現
4.1“經濟人”
在“經濟人”這個維度中的條目共有 32 條，其中 14 條與雪峰山公司直接無償出資扶助當地居民的生產創業有關，把這類數據歸納為扶持創業；18 條與村民入股參與公司的項目相關，因此把這類數據歸納為村企合作共贏。典型數據示例參見表 1。
法，將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相結合，經過前期篩選把企業公民理論作為引導性理論，以指導案例資料的收集與分析，從經濟人、社會人、道德人三個維度討論雪峰山案例企業旅遊扶貧模式，從而探討該模式的機理和特徵。其中本研究的數據一是來自對雪峰山生態文化旅遊公司的對外宣傳資料和該公司的內部會議材料；二是來自與該公司具有合作關係的媒體及政府部門等所提供的材料以及訪談記錄。然後在此基礎上提煉企業作為“社會公民”在旅遊扶貧中所能發揮作用的關鍵要素，構建出企業旅遊扶貧的理論模型（圖 2）。
4.1.1 扶持創業
在案例研究分析過程中，發現扶持當地貧困村民的自主創業是雪峰山模式的一大亮點，在旅遊扶貧過程中雪峰山旅遊公司一直堅持把當地的貧困群眾利益與自身利益緊密聯繫在一起，過資金扶持當地居民的自主創業來幫助他們實現真正的脫貧致富。近三年來，雪峰山
公司累計投入了 400 多萬元，幫助景區內的 36 戶貧困家庭建起了“農家客棧”和“農家飯莊”等，以此同時還斥資 300 多萬元來幫助 80 多個貧困戶的生態養殖業及加工業的創業之路。譬如在統溪河鎮的丫吉坳村貧困戶張成佳，因為缺乏創業資本，只能放棄自己創業致富的夢想而選擇到外地打工，收入十分的微薄，根本無法改善家庭經濟情況。雪峰山旅遊公司在得知情況後，慷慨地給予他 10 萬元的創業金，於是他很快辦起了臘製品加工廠，目前年
純收入可達 20 多萬元，輕鬆地摘掉貧困帽。
4.1.2 村企合作共贏
旅遊企業在扶貧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帶動功能體現在是以企業租賃土地獲得租金為動力，並通過企業持續的經營來帶動土地的增值，積極地開展效益共享式的扶貧模式，這使得景區的貧困群眾能夠長期受益，並且達到持久脫貧。在雪峰山旅遊扶貧過程中發現當地貧困群眾與公司進行合作，把相互利益緊密聯繫在一起。主要有三種方式來合作：第一種是當地村民通過把山林、田地、宅基地等資產折價入股的方式成為公司的股東之一，以此來參與到公司
的分紅，到目前為止已有 275 戶村民以資源、資產入股成為股東，這其中的貧困戶佔到了六成多；第二種便是直接將分散的資金進行規模資產管理，雪峰山旅遊公司為了能夠統籌做好貧困村民的資產入股相關工作，在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後，成立了貧困農民的股權託管中心，會把上級撥下來的扶貧資金與貧困村民的扶貧款一起交由託管中心進行統一的管理，然後入股公司並投入到景區建設，為切實保障貧困村民的利益，公司會負責定期還貸並按月付給村民紅利。這種鼓勵資產入股的扶貧模式有效解決了貧困群眾無投資門路無投資項目的窘境，實現了穩定收益，達到效益共享式扶貧；第三種是通過產業合作社來實現，在雪峰山扶貧模式中，旅遊企業在旅遊扶貧開發中帶動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這是以“寄生”於旅遊扶貧開發相關企業的產業鏈為依託以此來帶動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農業種植經營產業的方式，當地貧困戶在雪峰山旅遊公司的扶持下，當地的高山獼猴桃種植面積已經擴大到 200 多畝，並且借景區舉辦“湖南山背獼猴桃文化節”活動，使得活動的當天就成交 80 多萬元，幫助眾多的貧困戶變成了富裕戶。雪峰山公司依託當地的優勢資源及遊客需求，與貧困群總合作成立了獼猴桃專業合作社、野生茶專業合作社、中藥材專業合作社等，大力發展高山藥果種植等產業，使得收益共享，實現村企公益，也極大的帶動了當地農畜產業的發展。
4.2“社會人”
在“社會人”這個維度中的條目共有 30 條，其中 8 條與公司無償出資改善當地居民生活基礎實施有關，把這類數據歸納為對居民生活條件改善；7 條與幫助當地居民緩解就業困難相關，因此把這類數據歸納為解決村民就業問題；15 條與公司通過各種手段提高當地居民素質技能有關，把這類數據歸納為提高村民素質技能。典型數據示例參見表 2。
4.2.1 改善居村民生活條件
雪峰山旅遊公司充分認識到在旅遊扶貧開展中對於當地的交通等生活基礎設施的改善應該是首要目標，特別是在這些少數民族聚居地，這裡的各種基礎施設都十分的薄弱，遠遠不到開展旅遊相關活動的要求，因此把改善貧困地區基礎設施為扶貧起點。雪峰山旅遊公司投入大量資金在貧困群眾的危房改造以及房屋風貌的改造，使之成為旅遊要點；還對當地的水利道路進行了改善，明白交通等要素是旅遊可進入性的重要要素；另外還全方位的對於旅遊六要素進行建設和改造，提供旅遊活動展開的硬件設施。不僅改善了當地居民的生活條件水平還使得當地旅遊業的得到了大力的發展。
4.2.2 解決居民就業問題
雪峰山旅遊公司在扶貧開發過程中為當地的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改善當地貧困
人口的工作狀況。公司以自身發展來提供各種就業平臺，提供就業式扶貧。雪峰山旅遊公司通過搭建媒體宣傳、導遊、交通客運、餐飲與住宿等多個工作平臺來拓展就業崗位 400 多個，在目前所招收的 183 員工中貧困戶子弟的人數達到了 87 人。此外公司還通過旅遊景區建設來吸納勞務的方式進行扶貧。近些年公司在武陵山片區貧困山區開發建設了四大生態旅遊景區，而且為了打造成國家 3A 級旅遊景區，公司進行了全面的基礎設施建設，包括公路、橋樑、景觀壩、接待站等基礎設施建設等。這樣帶來的直接效果便是吸納景區內勞務工 1500餘人，其中半數都是來自於當地的貧困人口，使得他們的人平年收入達到 4 萬餘元，實現了就近脫貧致富。
4.2.3 提高村民素質技能
與此同時，該公司還十分看重對於相關工作人員的的素質技能培訓，嚴格進行崗前的培訓以此來提高相關從業人員的業務素質，並且還會通過“送出去”與“走進來”的培訓方式讓當地村民開闊眼界，該公司出資組織 1000 多名景區農民和基層幹部，分批赴桂林、龍勝、通道、鎮遠、千戶苗寨和梵淨山、大圍子山等地學習考察，參觀取經，以及 2015 年公司派遣員工在上崗前前往湖南師大旅遊學院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培訓，兩年來，有 2500 多名貧困鄉村的幹部群眾得到了旅遊知識培訓；接著，又邀請湖南師大、中南林業科技大學的專家教授相繼走進大山，幫扶指導，系統講解《旅遊開發帶給景區的益處》《旅遊接待禮儀》等課程，傳授服務技能、導遊技能、農產品開發、農家客棧運作、消防安全等方面的知識。這不僅對於企業和當地旅遊業的發展有一定的益處，而且也提高了貧困地區人口的素質。
4.3“道德人”
“道德人”這個維度中的條目共有 7 條，其中 4 條與公司熱情參與慈善捐助等活動有關，把這類數據歸納為慈善活動；3 條與維護當地的自然環境相關，因此把這類數據歸納為保護生態環境。典型數據示例參見表 3。
4.3.1 慈善活動
作為企業來說，它是社會組織的一分子，它的發展壯大離不開社會支持，因此，有作為的企業和有良心的企業家，必將把社會責任放在自身發展的同等位置上，它們要承擔相應的
經濟、法律、倫理、慈善等社會責任，因而要重視企業在旅遊扶貧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雪峰山旅遊公司一直把回報社會、精準扶貧作為“良心工程”來對待。公司董事長陳黎明在雪峰山區行善扶貧 20 年，非常熱心於社會公益慈善事業，累計捐助扶貧款達 7000 萬元。特別是近五年來，他先後拿出 5000 多萬元開展精準扶貧，其中為漵浦縣統溪河鄉 125 戶貧困戶、火災戶、因病返貧戶和困難大學生先後送去救濟金 500 餘萬元，充分的發揮出了企業在旅遊扶貧新模式中的關鍵作用。
4.3.2 保護生態環境
公司在對區內大量的山地民居建築進行了維護和修繕的同時還注重對生態環境的保護，無論是在景區建設還是產業發展的方向都強調生態元素，做到與生態相融合，其中對村容村貌和環境進行了大力整治，整個穿巖山呈現出山青、水秀、天藍的美好景象。憑藉其自然優越條件，另外公司於 2016 年 3 月份開始著手申創省級環境教育基地，通過政府的大力支持，公司全員的共同努力，於 2016 年 6 月申創成功並授牌，公司堅持在發展的同時也要走好環境保護與宣傳的道路。公司深刻認識到在旅遊扶貧過程中在為村民謀福利的同時，要與生態環境的保護相結合，這樣才能使得雪峰山模式具有可持續性。
4.4“文化人”
在進行編碼統計時，發現雪峰山旅遊公司的扶貧過程相對於之前所設計的旅遊企業公民理論框架多了一個與文化相關的方面，因此我們把它設置為一個單獨的維度，稱為“文化人”這個維度中的條目共有 10 條，其中 6 條與公司熱衷於對當地的傳統物質與非物質文化的保護有關，把這類數據歸納為保護非遺文化與遺址保護；4 條與打造和發揚當地的雪峰山文化相關，因此把這類數據歸納為激發與宣傳當地文化。典型數據示例參見表 4。
4.4.1 保護非遺文化與遺址
公司還保護性維修了 4 個古村落。拿出 300 多萬元支助了 12 個少數民族民俗文化表演隊和每月為 26 名非遺和民間文化傳承人發放 600-800 生活補貼。通過挖掘雪峰山區少數民族文化，支助民間民俗文化表演，不僅增加表演者的經濟收入，而且提升了少數民族同胞的文化自信和自醒，促進了各民族之間溝通和融合。這種通過資金撥款來維護古村落以及保護民俗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不僅增加少數民族的收益還使得當地的旅遊扶貧模式具有可持續發展性。
4.4.2 激發與宣傳當地文化
雪峰山作為是集自然生態和歷史文化為一體的，除了擁有豐富的旅遊自然資源外，還有十分深厚的歷史文化，因為雪峰山是一個多民族雜居的聚集地，少數民族主要包括花瑤在內的侗、苗、土家、回、漢等 30 多個民族，這裡的文化形成，以獨特的少數民族文化為主體，兼容多種外來文化元素，形成了獨特的雪峰山文化。因此雪峰山旅遊公司植根於這片沃土，以“文化先行”的慧眼迅速開局：成立雪峰山文化研究會，吸引王躍文、鄧宏順等一大批作家、專家、詩人和攝影名家，參與挖掘、整理雪峰山獨有的文化資源；舉辦中國雪峰山首屆稻作文化節、陽雀坡臘八節親子嘉年華等大型節會文化活動，時尚佐料、明星元素與民俗完美搭配，“土得掉渣”與“陽春白雪”同臺展演，在大眾傳媒平臺上充分展示雪峰山文化符號；邀請專業曲藝、舞蹈專家教授、演員與當地民間藝人共同創作，創作出《踩田薅秧》、《想嗨就來花瑤寨》等經典歌曲、大型歌舞。今年 5 月 20 日首屆世界旅遊發展大會在北京召開，花瑤歌舞《踩田薅秧》應邀為參加大會的 G20 國家旅遊部長、聯合國旅遊組織和歐盟官員、600 名與會嘉賓表演節目，花瑤歌舞的獨特服飾和天籟旋律讓各國來賓驚歎不已。聯合國旅遊組織祕書長塔勒布·瑞法依先生更是心花怒放、興致盎然，當場穿上代表吉祥如意的花瑤背心，與美麗的花瑤姑娘一起載歌載舞起來，他大聲地說：“花瑤姑娘太美麗了，花瑤文化太神奇了。我要馬上飛到雪峰山，去花瑤古寨做客！”在全國的報刊雜誌上不斷髮表
雪峰山文學作品，在世界的舞臺上不斷展示雪峰山文化藝術，雪峰山旅遊公司成立短短兩年間，人們深深記下了這句無比自信的廣告詞：“中國的雪峰山，世界的雪峰山！”，並且通過多種媒體渠道來宣傳雪峰山旅遊，以此來提高知名度。綜上所述，因此基於雪峰山旅遊扶貧的研究從企業公民角度所構建的企業旅遊扶貧模型如圖 3 所示。
5 結論 與 討論
在企業公民理論的指導下，結合案例相關數據與資料進行編碼整理髮現，雪峰山旅遊公司開展旅遊扶貧工作的過程可以從“經濟人”、“社會人”、“道德人”及“文化人”四個維度來進行研究分析，首先，雪峰山旅遊公司在扶貧中無論從哪一個維度分析都可以發現他們始終牢牢把握住旅遊扶貧核心就是幫助貧困地區人民實現脫貧致富，把他們作為受益主體；其次通過“經濟人”維度中的扶持創業和村企合作共贏來實現利益者共容，實現企業與村民共同致富；從“社會人”的維度分析，雪峰山公司的扶貧作用體現在改善居村民生活條件、解決居民就業問題和提高村民素質技能三個方面，真正解決了當地貧困村民所面臨的現實困難，為扶貧工作的展開打下堅實的基礎；在“道德人”的維度來看，公司時刻謹記自己的社會責任感，並把這種責任感融入企業的血脈化為實踐，主要包括積極參與慈善活動與保護當地生態環境兩方面。在研究中還發現雪峰山旅遊公司深刻認識到文化的重要性，因此從“文化人”的維度來看，公司在扶貧過程中十分注重對當地文化的挖掘與保護，在積極維護與保護文化遺產的同時利用各種途徑來把雪峰山文化發揚出去，通過文化效應來實現旅遊業的持續發展，也是村民脫貧致富的內在動力。最後在把握核心關鍵的前提下通過這四個維度所含的措施相互配合來實現了當地村民的脫貧致富，同時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雪峰山旅遊扶貧模式。以此來構建企業為主體的旅遊扶貧模式和豐富完善企業公民理論。本文的理論貢獻在於: 基於企業責任視角研究在很多領域都有成果，圍繞企業責任概念衍生出的理論也頗為豐富，但是在旅遊企業研究領域內的相關研究相對匱乏，特別是在旅遊扶貧相關理論研究中沒有涉及過企業責任視角，本研究還不僅選擇從企業責任視角來分析旅遊扶貧新模式，還選取目前研究領域內最為關注的企業公民理論來作為理論框架，通過案例的研究分析把企業公民理論在旅遊扶貧中進行了擴充與完善。本文的實踐貢獻在於: 在眾多的旅遊扶貧模式中總是把政府層面作為主體進行研究分析，對於企業的責任和作用總是一筆帶過，忽視掉了旅遊企業的重要性。研究雪峰山模式對於以後的旅遊扶貧模式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以企業為主體的扶貧模式更加市場化，可能取得更為突出的成效。未來的研究可以從以下方面開展：從研究的廣度來看，可以將旅遊企業扶貧模型的案例樣本擴大到其他地區，尋找更具有普適性的模型；從研究的深度看，延長研究的時間軸，繼續跟蹤研究的案例企業，探討旅遊企業的新扶貧模式是否有瓶頸期以及後續的發展狀況進行觀察，建立更具有精確性的模型。
參考文獻（References ）
[1]嚴春豔,王興水.中國旅遊扶貧研究進展[J].社科縱橫,2009,24(1): 49-50．
[2]Clark J M. The Changing Basis of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24(3):2
參考文獻（References ）
[1]嚴春豔,王興水.中國旅遊扶貧研究進展[J].社科縱橫,2009,24(1): 49-50．
[2]Clark J M. The Changing Basis of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24(3):209-
229.
[3]Sheldon O. The Philosophy of Management [M]. London: Rutledge, 2003:74.
[4]Bowen R H.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Businessman [M]. New York: Harper, 1953:6.
[5]Carroll A B. Three-Dimensional Conceptual Model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79, 4(4):497-505.
[6]Carroll A B. The Pyramid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ward the Moral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Stakeholders [J]. Business Horizons, 1991, 34(4):39-48.
[7] 盧代富.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情況對僱主品牌的影響研究[D].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2012.
[8] 王懷明,宋濤.我國上市公司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的實證研究——來自上證 180 指數的經驗證據[J].南京
師大學報,2007,3(2):58-75.
[9] 沈豔,姚洋.中國快速成長的民營企業：企業社會責任和可持續發展[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0]Gray J, Matear S, Matheson P.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of hospitality firm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00, 12(3): 149-155.
[11] Juan L 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Worth –creating activities [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8,
35(4):990-1006.
[12] Kang K H, et al. Impact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ctivities on company
performance i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10, 29(1):72-
[13] Frey N, George R. Responsible tourism management: The missing link between business owners’ attitudes and
behavior in the Cape Town tourism industry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0, 31(5): 621-628.
[14] Mohr L A., Webb D J. The Effect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rice on Consumer Responses
[J].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2005, 39(1): 121-132.
[15] 金立印.企業社會責任運動測評指標體系實證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06(6):114-120.
[16] 肖捷,歐陽潤平.企業與消費者的社會責任共生機理研究[J].消費經濟,2010,26(2):83-86.
[17]沈鵬熠. 旅遊企業社會責任對目的地形象及遊客忠誠的影響研究[J]. 旅遊學刊, 2012,27(2): 72-79.
[18]孫吉信. 旅遊業可持續發展中的倫理辯護[J]. 旅遊科學, 2007, 21(2): 69-72.
[19]蘇志平,顧平．基於供應鏈的旅遊企業社會責任研究[J]．江蘇科技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10,10(3):41
-46．
[20]蘇志平,基於的旅遊企業社會責任評價體系探討[J]. 安徽農業科學,2010,38(12):6573-6575.
[21]呂英,李亞兵,柳春巖.旅行社社會責任與遊客滿意度和重複購買意向的關係研究---以蘭州遊客為例[J].大
連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33(1):72-77.
[22]周祖城.企業倫理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
[23]Marsden C. The new corporate citizen ship of big business: part of the solution to sustainability [J] . Business
and Society Review, 2000, 105(1):9 - 25.
[24]Dirk Matten, Andrew Crane. Wendy Chapple. Behind the Mask: Revealing the True Face of Corporate
Citizenship [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3,45: 109-120.
[25]李彥龍.企業社會責任的基本內涵、理論基礎和責任邊界[J].學術交流,2011,2(2):64-69.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