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讀書人都知道莎士比亞，但是有多少英國人知道湯顯祖呢？我們在英國演出之後，有媒體評價我們是“四百年終於打了一個平手”。莎士比亞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家，他的創作蘊含當時社會紛繁複雜的思潮；而湯顯祖時代的中國文人，埋首書齋，寫的是小情小愛。但通過這次演出，我覺得這兩者的碰撞旗鼓相當——小情小愛也有哲理，紛繁思想也有感染力。
記者｜王悅陽
紅杏枝頭春意鬧，又到了百花芬芳的季節，一年一度的東方藝術中心“名家名劇月”也又一次拉開了序幕。這是該項目成功舉辦的第十年，十年辛苦不尋常，在傳統戲曲並不熱門的今天，這份堅持與守望令人感動。而作為本屆演出的開幕大戲，中國越劇的領軍人物茅威濤帶著去年全新制作的大戲《寇流蘭與杜麗娘》來到了上海。
離正式開演還有足足半個多月，可東藝歌劇廳近千個座位的戲票居然早就銷售一空，就連茅威濤自己想安排幾張票，邀請恩師尹小芳、嶽美緹等藝壇大家來欣賞、指導一番，都很難得到滿足。事實上，這出長達三個多小時的大戲，並非第一次來到上海，去年的國際藝術節期間，在整修一新的美琪大戲院，《寇流蘭與杜麗娘》就曾與申城觀眾見面，連演兩場，同樣滿座。一時間，該劇引起文化界、戲劇界的廣泛熱議，有肯定，有質疑，有讚許，有欽佩，真可謂話題不斷，熱鬧非凡。
儘管戲票早就買不到了，但茅威濤還是如約在演出前半個月來到上海，與同濟大學教授王國偉做了一次對話。活動開始前半小時，偌大的演講廳內就擠滿了觀眾。一個多小時的對話氣氛熱烈，可臨近結尾時，卻發生了一個小插曲——當主持人正準備致辭宣佈結束之際，臺下有觀眾打斷：“我們就想來聽茅威濤怎麼唱的，唱兩句吧。”瞬時，現場氣氛有些尷尬，熟悉茅威濤的人都知道，在公眾場合，她絕不會隨隨便便開唱，因為無論對越劇藝術還是藝術家本人，這種隨意性的“點唱”總顯得過分草率輕浮。好在終場之際，茅威濤自己打破了尷尬，微笑著站了起來，滿足了戲迷的心願：“既然大家想聽，那我還是給大家唱一段吧。”話音剛落，一曲傳統尹派《何文秀》唱段便縈繞在東藝劇場周圍，臺上臺下，皆大歡喜。
“有人說，茅威濤好像變了，變得溫和了，換成以前，這樣的情況，我可能不會唱。其實，我只是在為人處世上更懂得換位思考。”對話結束，提起在臺上的這段“加唱”，茅威濤對《新民週刊》記者笑言，如今自己越來越學會“放下”與“隨和”，而想明白這件事，主要還是女兒的功勞。“有一次，我跟我的女兒和父親一起坐下來嗑瓜子，才嘮了半小時家常，我就突然站起來說：‘不行不行，這樣太浪費生命了，我要去工作！’我女兒就說：‘媽媽，你真的有問題了，你跟你的父親和女兒一起享受生活這件事，你覺得是浪費生命，那你的生命到底是什麼？’我女兒當時還是初中生，但這一句話點醒了我。所以我現在除了工作，願意花更多的時間和家人在一起。再回到越劇的命題，也是一樣，只有真正把藝術思路梳理好了，把時間花在有意義的事上，才是最重要的。”
四百年終於打了個平手
多年前，一句“不想做複印機複印浪漫故事”，讓茅威濤帶著浙江小百花與“唯美越劇”漸行漸遠。曾幾何時，《五女拜壽》《陸游與唐婉》《西廂記》等劇目為她們帶來無數榮譽與口碑。可就在此時，茅威濤毅然決然地告別過去，決定走出一條藝術新路，絕不重複自己，哪怕是曾經那個最美的自己。
一路行來，既有取材於魯迅小說的《孔乙己》，也有來自布萊希特的《江南好人》，有一改形象的《二泉映月》，也有推陳出新的新版《梁祝》……新作不斷，關注不斷，爭議也不絕於耳。直到去年，《寇流蘭與杜麗娘》橫空出世。為紀念湯顯祖和莎士比亞兩位戲劇大家逝世400週年，小百花人竟然將莎士比亞的《大將軍寇流蘭》與湯顯祖的《牡丹亭》同置於一方越劇舞臺之上。該劇由中央戲劇學院教授沈林擔任莎翁劇本改編，由浙江老劇作家胡小孩擔任《牡丹亭》改編，並由茅威濤的丈夫、多年合作的著名導演郭小男任導演。《大將軍寇流蘭》講述的是生性傲慢的寇流蘭最終被曾經擁戴他的民眾所殺的故事；《牡丹亭》講述妙齡女子杜麗娘夢見俊美男子柳夢梅後因思念而亡，更因痴情死而復生的傳奇。1616年的寇流蘭與杜麗娘遙隔千山萬水，他們在時間隧道中各自行走了400年直至2016年，他們在舞臺上的面對面，開啟了關於生與死的靈魂拷問。一中一西、一生一死，一個是盛極而衰、一個是死而復生……劇中，茅威濤一人分飾兩角，同時扮演孔武有力的悲劇英雄寇流蘭和儒雅深情的中國書生柳夢梅，真可謂極具挑戰。
權與血的矛盾，情與欲的生死……舞臺上，《寇流蘭與杜麗娘》激盪出的除了戲劇交媾的力量疊加，更映襯出茅威濤從藝近四十年來的峰迴路轉——從鄒世龍到寇流蘭，再折返柳夢梅，一個藝術家用舞臺上的歷練、修為，不僅完成了“看山是山”到“看山還是山”的心悟，或許還聽到了山那邊海的迴響。
值得一提的是，此劇首演於莎士比亞的故鄉英國，並在英法德奧等國巡演時大受西方藝術界好評。這出具有世界戲劇意義的越劇大戲，充分體現了“小百花”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擔當，顯示出“小百花”人與時俱進、精益求精的可貴精神。同時，中西對比，古今交融，越劇與莎劇的融合、碰撞、激盪，也引起了巨大反響與各種爭議。更重要的是，這條充滿無限可能的戲曲探索之路，是否能夠成為激活傳統文化的樣本？對此，茅威濤有著屬於自己的文化自信，她堅持，古典戲曲必須和當代接軌，和世界接軌，固守於農耕文明的發展形態，終會被時代拋棄。
《新民週刊》：去年是湯顯祖與莎士比亞逝世四百週年的紀念，因此國內外所推出的紀念演出絡繹不絕，令人眼花繚亂。但我注意到，把湯顯祖與莎士比亞、東方戲曲與西方戲劇“混搭”在一起，《寇流蘭與杜麗娘》或許是唯一的一部，愛其者稱之為別出心裁，而質疑者則覺得不可理解。回想當初，您是如何想到要排這樣的作品的？
茅威濤：其實早在四五年前，浙江小百花越劇團已經把《牡丹亭》中重要的幾折戲移植為越劇，我把它定位為越劇的“認祖歸宗”，因為袁雪芬老師曾說崑曲與話劇是越劇的兩個“奶孃”，因此，從崑曲裡學習、豐富越劇的表現形式，是老前輩所給予的智慧。去年恰逢紀念湯顯祖與莎士比亞兩位文學巨匠的絕佳契機，於是我們就想排一部融合兩位代表性作品的劇目，向兩位大師致敬。
《新民週刊》：您曾說過這部戲是您從藝至今難度最高的一齣戲。也曾表示或許這是“爭議最少”的一部戲，如何解釋？
茅威濤：在戲中，寇流蘭與杜麗娘原本不相關的兩個人物，導演卻專門安排他們有兩次“見面”。一次是杜麗娘死了之後魂遊，寇流蘭則被放逐，在雲遊路上兩人相見。對話非常簡單，彷彿兩位大師在各自作品裡提問，一個問“你為什麼要去恨”，一個問“你為什麼要去愛”，還有“我已復活，你不能重生麼？”這樣的關乎生死愛恨、人性的對話。
不可否認，寇流蘭遇到杜麗娘，這個題材有難度，可以說是我這麼多年來做的算是比較瘋狂的一件事情。最大的難度是在於，你要如何讓觀眾接受你塑造的這個人物？大將軍寇流蘭是個羅馬人，我身為越劇的女小生，要去演繹這個羅馬將軍，我必須要讓自己找到一些與他相似的地方。但很明顯，我不可能真的去健身房練出肌肉。我也無法要求化妝師給我安一個假的羅馬人的鼻子。慶幸的是，我還是能夠找到一些與他們共同的地方。我想，也許是我與人物之間的緣分吧！
準確地說，我用了20年的時間走向寇流蘭與柳夢梅兩個人物。我戲曲的開蒙是崑曲，這次和崑曲名家汪世瑜老師再學“拾畫”“叫畫”，我感觸很深。從“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經過了這些年，又回到“看山還是山”的階段，正如我們的舞臺雖然是全景視頻多媒體，但在骨子裡我們重複遇見的卻是戲曲的本質。寇流蘭是迄今為止命運感最不完美的角色，我形容他是一個憤怒少年的靈魂住在一個男人心裡，可為信仰和尊嚴而死，最終淪落為一個身上有缺陷的叛國者。人物的那種力量是以往角色沒有的，極端到讓人無法理解。這個角色甚至有時有代入感，有著我對越劇傳承改革的決絕。這一次，我想把自己徹底來一次隔斷。
《新民週刊》：越劇以生旦戲為主，您曾說過，男歡女愛、才子佳人的題材，用如今的網絡語言來說就是“撩妹”“耍帥”，但在這種單一敘事背後，其實有著強大的人文力量，關鍵在於怎麼把故事講好，怎麼與時俱進、體現出當下性。對麼？
茅威濤：的確。就拿《牡丹亭》來說，因為愛，可以起死回生，那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在書齋裡的想象，但立意是很哲學的，湯顯祖居然可以這樣四兩撥千斤地讓你感受到中華文化的魅力，這是我們作為從業者應該尋找和探索的文脈。
可以說，中國的讀書人都知道莎士比亞，但是有多少英國人知道湯顯祖呢？我們在英國演出之後，有媒體評價我們是“四百年終於打了一個平手”。莎士比亞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家，他的創作蘊含當時社會紛繁複雜的思潮；而湯顯祖時代的中國文人，埋首書齋，寫的是小情小愛。但通過這次演出，我覺得這兩者的碰撞旗鼓相當——小情小愛也有哲理，紛繁思想也有感染力。
“我厭倦了自娛自樂”
說起茅威濤的轉型與蛻變，離不開她的丈夫、著名導演郭小男。當年，在看了《驀然又回首》的專場後，郭小男大膽提出了“重塑茅威濤”，要打破曾經那麼成功，那麼典雅，那麼高貴的人物形象，去找尋一個更新，更廣闊，更多元，更現代的舞臺呈現。一語點醒夢中人，正是郭小男的啟發與實踐，使得茅威濤越來越多地思考起傳統的越劇藝術與時代的關係。
有一次，茅威濤在上海演出完，一位老戲迷在後臺攔住郭小男，痛心疾首地表示：“你怎麼能讓茅毛這樣演戲？你這是毀了茅毛啊。”而郭小男卻評價茅威濤，是一個“追求創新”“不甘於寂寞”的演員。創新，是夫妻倆共同的觀念。但在戲曲界，兩人也因創新而備受爭議。對此，郭小男引用梅蘭芳的一句話加以解釋：“如果戲曲要發展，就要不斷適應社會對它新的要求。”但他也反覆強調：創新要有底線，“新”中要有“根”，“根”就是傳統，是一定要固守的精氣神。
因此，在茅威濤看來，未來的中國戲曲不會是劇種、流派、聲腔的時代，而是整個審美的時代。“我曾經在意大利看一出立陶宛的戲，語言不通，仍然震撼。我想，戲曲就是說中國話、用中國音樂的戲劇，對外國人來說，要做到就算聽不懂，也能看得懂，語彙不陌生，這就是審美的時代。”網絡時代，古老的戲曲藝術該何去何從？傳統的表現形式又可以承載什麼？這已經到了戲曲人需要迫切思考的時候。茅威濤認為，從當下來講，中國戲曲一定要置身世界戲劇的語彙中，去和全球戲劇對話。
《新民週刊》：是怎樣的想法，讓您下定決心要在藝術上打破自我，重塑新身？
茅威濤：當年，在做了《西廂記》和《陸游與唐婉》之後，我突然覺得唯美越劇已經做到極致了，我不願重複了，再演類似於此的古代書生已經沒有任何意義。我想給自己點挑戰，其實第一個想演的角色是蘭陵王。那時我就想跳出漂亮的臉，後來演了荊軻和孔乙己之後，我覺得自己什麼都敢演了。
其實我的恩師尹桂芳老師也突破過自我，她曾演過屈原，也演過時裝民國戲，在那個時代沒有人認為不能去做。她演《屈原》時，原來的尹派婉轉韻味、纏綿畫意，被紹興大板破了，變得鏗鏘激昂，琴師跟她說，你唱的不是尹派了，可尹老師說，我尹桂芳唱的就是尹派。那時有人說我在《陸游與唐婉》中的唱腔尹派韻味不那麼濃了，特別是“浪跡天涯”那段，為此，尹老師就講了這個故事來鼓勵我，讓我銘記終身。
《新民週刊》：在越劇與莎劇、崑曲結合的過程中，您獲得了哪些啟示？
茅威濤：改編融合的過程中，我漸漸意識到，這其實是一個如何讓中國戲曲具有世界性的問題。即便是中國的古典戲曲，也必須具備現代性，跟當下接軌。如果傳統戲曲還停留在過去，停留在農耕時代發展而來的思維和理念中，那麼在現代社會生長起來的觀眾完全有理由拋棄你。即使他們還在看戲，估計也是把它當成“秦磚漢瓦”，當作古董一般去看待。
事實上，中國戲曲本應該像西方話劇一樣，躋身劇場，在市場上競爭，成為今天人們的一種休閒方式、娛樂方式乃至生活方式。所以，它必須在創作理念上跟時代接軌。當然，我並不是說戲曲要完全娛樂化，那樣又會“走偏”；而是說我們需要重新梳理戲曲發展的歷程，思考今天的中國戲曲和當代人是什麼關係、和當代世界是什麼關係，只有思考之後才能做出正確的選擇。
《新民週刊》：在您看來，古老的戲曲藝術在今天應該走怎樣的發展道路？
茅威濤：中國戲曲的歷史，從幾百年前宋代的南戲，到元雜劇、明清傳奇，清代花部。方言催生了地方劇種，當時有300多個地方戲，但現在還能演出的只剩八九十個了。經濟、社會不斷髮展，戲曲如果跟不上這個飛速發展的時代，完全有可能被關在20世紀的大門裡。到了全球化的今天，我們戲曲人如果再不用世界的眼光去看問題，那就會落伍。所以，不要怪觀眾不來看戲，還是多反思我們自己是不是固步自封。
回過頭來說我們的越劇，也是從農業文明誕生的戲曲樣式，但其後受到上海城市文化的影響，逐漸發展成現在的面貌。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以袁雪芬老師為代表的“越劇十姐妹”，團結了一批越劇人，大膽創新，越劇的舞臺面貌煥然一新，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的篤班”飛速發展，成為影響僅次於京劇的全國第二大戲曲劇種。上世紀60年代，越劇正準備第二次改革，因時代原因沒有繼續下去。到了今天，我們應該接過前輩藝術家留下的這一棒，承上啟下，使越劇有更好的生存空間。
《新民週刊》：我注意到，在排演了《寇流蘭與杜麗娘》後，您多次提到中國戲劇的世界性問題。對此您是如何理解的？
茅威濤：我常常會想中國戲曲怎麼才能走下去？記得三年前我第一次去英國，15天看了16齣戲，去年7月《寇流蘭與杜麗娘》在英國首演時，我又去了皇家莎士比亞劇院和英國國家劇院同他們交流管理模式。回來後，我為浙江小百花團刊寫了題為《英倫歸來》的卷首語，說實話，我厭倦了自娛自樂，小百花作為全國39個重點院團之一，是否做到了與世界同步？我們的電影雖然與世界有落差，但已有了產業業態的端倪，可是戲劇與人家根本就不在一個層面。當下有幾個劇團可以靠票房生存？又有幾個劇種能走出本地域？
人家是養機構養藝術不養人的方式，英國的藝術家都以能受聘“皇莎”為榮。浙江小百花每年國家撥款54%，剩下的全要靠自己，重點扶持院團也僅僅是這種格局，我們應該有憂患意識。
《新民週刊》：在於世界戲劇對話的同時，中國戲劇本身的格調與品位該如何保留？會不會發生矯枉過正、崇洋媚外的現象？
茅威濤：的確，中國戲劇本身的藝術魅力決不能在對話世界的舞臺上消亡。我們雖然可以借鑑話劇、音樂劇的表演形態，但我們是越劇，唱演不能脫離根本。王國維先生對中國戲劇有一句詮釋是“以歌舞演故事”，我覺得很貼切很準確，我們就是在找一種屬於這個時代的越劇的歌舞方式。
期待下一個百年
為了創新，一路走來爭議很多，但茅威濤覺得這種堅持是值得的。特別是這次《寇流蘭與杜麗娘》國內外巡演所收到的各方回饋，更讓她堅信，自己一直以來的努力方向是對的。
越劇的未來會怎樣？對此，茅威濤表示：“這種追求最終會帶來什麼，可能要做了才知道。探索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也會是一個撥開迷霧的過程。”因此，對於今年即將建造完成的浙江小百花越劇團專屬劇場——“中國越·劇場”，茅威濤寄望頗高。“駐場演出或許是找到未來戲曲觀眾的一條通道。藝術要生生不息，就要成為人們的一種生活方式，就像現在，看電影已經漸漸成為年輕人的生活方式了。網絡時代，人與人的交往無需見面，在這樣的時代面前，戲曲何去何從，可以承載什麼，是戲曲人必須思考的問題。中國戲曲要置身世界戲劇語彙中對話，撥開這層霧，需要時間。而我越來越感到生命短暫，時間緊迫，能做的只是一點承上啟下的工作。”
《新民週刊》：您很早就獲得了中國戲劇最高獎——梅花獎，又是越劇界第一個獲得“梅花大獎”的藝術家，作為劇種的代表性藝術家與領軍人物，可謂功成名就。但究竟是什麼動力讓您冒著風險，在爭議中仍然不斷去嘗試和探索？
茅威濤：可能年紀越大越有困惑。作家通過筆來寫生老病死的困惑，演員用角色和戲來表達自己對生命、人生、世界的理解，都是在尋找某種解答。對我而言，戲曲表演已經不只是職業，更是我對生命的表達。我在舞臺上可以釋放心中的愛恨、焦慮、恐懼、彷徨和思考。我們每個人活著，都是在尋找答案。這份答案沒找到，我的嘗試和探索依然會繼續。
但除了當演員，我還是團長，要引領劇團，甚至劇種走得更遠。所以我現在就會想，等我到了60歲，能給後輩留下什麼？我希望未來有一天，越劇迎來第二個百年時，有人回顧往昔會提到我們，說起小百花當年做了哪些新戲，對越劇的發展起了哪些作用？
因此，我想通過一系列改革改變越劇當下的生存形態，去佔領更多、更大的文化市場。至於未來究竟會有什麼景象，今天無法蓋棺定論，只能想象。
《新民週刊》：您多次告訴我一個故事，有一年在上海演出後，一位老觀眾在後臺門口大罵您。您對他說：“既然您那麼不喜歡茅威濤，可為什麼又要來看呢？”結果那觀眾回答：“罵歸罵，看還是要看的。”這或許也代表了一批傳統“保守派”觀眾對您的看法和意見。
茅威濤：我能理解，內心也很尊敬他們。越劇的成長離不開老觀眾，是他們在撐著越劇的票房。但我又很焦慮，如果我們僅僅只能吸引老觀眾，那麼越劇團可能真的要搬家了。
《新民週刊》：六年前動工的浙江小百花藝術中心，今年已經完成外部構造，正在進行內部裝修，對此，您有何期待與展望？
茅威濤：這幾年裡，我回避了許多采訪、演講與大型活動，花了很多時間學習了外國戲劇界的不少經驗後，啟發很大，我想用科學管理的模式試試看。即將於今年開張的小百花藝術中心定名為“中國越·劇場”，由曾經設計了臺北101大樓的臺灣著名設計師李祖原設計，擁有三座劇場，將是一個戲劇體驗中心，當然核心價值還是越劇，但將嘗試產業化操作。對於一個劇目，我們將嘗試先以小成本製作，再放大成真正投入的大製作的營銷方式。或許，日本寶冢劇團的管理模式我們無法複製，但如果要找一條參照系的話，小百花之於中國，就如同寶冢之於日本。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