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肅點!你們惡搞的入獄大頭照可是刑偵學最偉大的技術之一

刑法 路易·達蓋爾 攝影 法國 科學 SME科技故事 2018-11-28


嚴肅點!你們惡搞的入獄大頭照可是刑偵學最偉大的技術之一



各大社交網絡被某大佬的疑犯照刷屏引發熱議。

這種用作犯罪記錄的標準大頭照給警方工作帶來極大便利。

但大概再愛拍照的人也不會想以嫌疑犯的身份留下這樣的影像記憶。

而它的發明者阿方斯·貝蒂榮早就給自己和家人拍攝了一組標準的嫌疑犯大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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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蒂榮為兩歲兒子拍攝的大頭照



再看下一張圖,昏黃的照片無論是構圖還是光線都盡顯唯美。

獨特的仰拍角度將臥室裡精美的裝潢儘可能多地收入畫面。

而這一副精心拍攝的攝影作品,其主要用途卻不是欣賞。

只要稍微留意一下畫面細節,不難發現驚悚的一幕:

在畫面的中間,一具女性屍體橫臥床邊的地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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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1903年德貝寧夫人被殺案的犯罪現場。

也第一次運用攝影的手法對犯罪現場進行調查取證。

而拍下這張照片的人當初只是個警局小文職。

他後來被視為法醫攝影之父,是歷史上第一位法醫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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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方斯·貝蒂榮



用相機固定現場的原始概貌,保留物證位置,並據此分析現場特徵。

這樣的刑事照相流程在警匪劇中十分常見。

看起來再平凡不過的取證方法,卻也是飽含智慧的產物。

在辦案專業化和嚴謹度日趨提高的要求下,客觀的現場證據成為了重要的線索。

這種記錄方法也為案件偵查保留了最原始的“警察記憶”,並且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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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緻佈局的拍攝角度



貝蒂榮並不是什麼攝影大師,他甚至從來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

這似乎與主流觀念所推崇的天道酬勤論相悖。

但他的確就是以小人物的身份,在自己的崗位上創造出前所未有的東西。

從普通小文員到名留青史的轉變,其中也許有幸運的成分,但他的創造性思維必定是最大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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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蒂榮的父親是當時頗有名氣的醫學教授,同時也是統計學家。

他作為創始人之一創立了巴黎人類學學派。

而貝蒂榮的哥哥也成為了著名的統計學家,創建了國際統計學會。

相比之下,貝蒂榮早期的職業生涯就遜色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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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父Docteur Bertillon



他22歲時被徵入法國軍隊,此前流離在英國和法國謀生。

退役後,由於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工作成了他面臨的大問題。

1879年,在父親的安排下,他才得以進入巴黎警察局從事低級文員的工作。

日常工作也就是文書、複製歸檔罪犯身份信息和照片等枯燥的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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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攝影技術發明*數十年之後,警方就將這項技術應用於案件偵查。

犯罪分子與嫌疑人的照片被收集整理為圖庫,以待查備。

然而設想和技術的美好卻與現實的狀況形成鮮明反差。

當時的照片取樣並沒有規範的一套標準,照片整合也十分混亂。

繁瑣而雜亂的工作讓每天與大量文件打交道的貝蒂榮感到非常煩悶。

*注:普遍將1839年法國畫家達蓋爾發明銀版攝影法視為攝影技術的發明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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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銀版攝影法的達蓋爾


再加上19世紀70年代,正值第三法蘭西共和國成立的早期階段。

政權的更替也是造成社會動盪不安的主要成因之一。

當時,被捕者通常只需留下姓名和一張照片作為記錄。

被釋放後,任何人都能隨意撒謊更改名字,照片的識別度也不高。

即使重複犯罪的罪犯信息已經被警方掌握,但再次抓捕也具有極大的難度。

因此累犯率居高不下,而警方卻幾乎對此束手無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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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下的工作效率與繁重的工作任務無法相匹配。

新政權統治下對於犯罪數據進行了嚴格的把控。

許多犯罪研究都在強調降低累犯率的重要性,而媒體的大肆報道也對當地警局造成了巨大的輿論壓力。

重壓之下的貝蒂榮意識到,一味盲目苦幹不但無法完成工作,還會讓自己飽受煎熬。

於是他便企圖採用巧妙的方法從根本上改善這樣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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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殺案頻發


出生於統計學世家的貝蒂榮不免也與這個圈子的人也有所接觸。

在日常交往中自然會產生一些有意思的思想碰撞。

他從比利時統計學家Lambert Quetelet那裡得知,兩個人身高相同的可能性為1/4。

他由此推測,如果對身體不同部位的測量值越多,兩個人的測量值匹配機率就越小。

也就是說,數據更具有個人獨特性。

這個方法在自己的工作——識別罪犯上也許會有非同凡響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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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範圍高度的人數所佔比例



於是在此想法上,貝蒂榮開發了一套人體測量系統。

系統設計之初,他從9個人的身體數據特徵總結得到五個基本測量指標:

頭部長度、頭部寬度、中指長度、左腳長度和肘部長度。

他將每個具體指標概分為大、中、小三類,以針對不同嫌疑犯進行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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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系統簡陋粗糙,但在偵破技術貧瘠的當時,這也算得上是較為先進的手段。

而直到1882年,貝蒂榮才有機會向局長證明該系統的有效性。

在被批准的三個月試用期中,貝蒂榮使用這套系統幫助警局抓捕到了一名搶劫犯。

當時那名搶劫犯使用了假名偽裝身份,但幾項身體測量指標均匹配。

在確鑿的數據顯示下,罪犯不得不承認了自己的罪行。

這次成功也是對貝蒂榮的肯定和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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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試用期過程中的應用也是貝蒂榮不斷對系統進行實用性和科學性改良的過程。

他後來在原本五項指標的基礎上,又增加了耳朵、鼻子、虹膜等部位的形狀測量與顏色描述。

而記錄數據的規格劃分也更加細緻。

例如虹膜的顏色分類就細分出54種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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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體系中還增加了對某些罪犯身上特有的疤痕、痣、紋身等身體印記的記錄。

幾把測量工具在手的測量員對嫌疑犯的頭部常常是長時間的擺弄。

而這種方法通常對於短髮男子較為準確。

在婦女與兒童身上因測量難度大,結果也存在較大偏差。

但隨著測量方式趨於嚴格細緻,這對於匹配度又是一次顯著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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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直接測量之外,攝影技術再次發揮起作用。

他分別採用一張正面照和側面照製作為標準照,用於記錄人體面部輪廓。

而在現場拍攝圖中,他發明了一種高架攝像機的俯拍方法。

用“上帝之眼”的視角攝入屍體全貌。

這讓被拍攝的物體儘可能呈現出最客觀的視圖,同時也極具美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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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詳細的身體和麵部物理描述大大增強了系統的專一匹配度。

而貝蒂榮體系也在不斷改良中日趨完善。

他將這種改進版的方法稱為“肖像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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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蒂榮體系記錄表



最後記錄內容大約包括十個身體測量值。

雖然有了充足的數據,但過多的內容卻也不方便記錄和使用。

於是,為了簡化大量的數據記錄結果,貝蒂榮又萌生了一個想法。

他將記錄身體特徵所得到的測量結果構造出一個公式。

再加上正側面照,這就製成了獨特的個人信息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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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巴黎警方正式採用貝蒂榮體系。

這一方法不僅提高了警員的工作效率,在抓捕罪犯上的成效上更為驚喜。

在短短一年內,新方法就幫助警方識別了241名罪犯。

隨後,整個法國刑法系統逐漸採用這項技術,將其適用於嫌疑犯和罪犯。

貝蒂榮也被任命為新設立的司法身份司的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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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貝蒂榮體系已經頗有享譽,歐洲和美洲一些國家的警方也紛紛引用。

從1880至1900年間,全球幾乎各大都市區都建立了人體測量實驗室。

而人體測量卡因具有身份識別的獨特性,也從警局走向民用。

以身體信息與照片構成的小卡片發揮起類似當代身份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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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羅姆人*犯罪率偏高,因此被歐洲人列為危險人群。

1912年,他們被強制要求攜帶人體測量卡,以確保隨時檢查。

隨後,這項舉措擴大至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和外國人。

社會秩序也因此得到較為有序化的管理。

*注:羅姆人是起源於印度北部,散居世界各地的流浪民族。他們因流浪與貧窮的生活演化出特殊的求生方式,群體中具有較高的犯罪率,因此飽受歧視與偏見。它們具有一個有歧視意味的名稱:吉普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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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姆人



儘管貝蒂榮體系所蘊含的信息記錄具有難以替代的獨特性。

但在使用過程中,仍然顯現出一些缺陷。

測量誤差實難避免,而純手工的測量方式無疑很大程度上擴大了誤差範圍。

因此就要求測量人員的技術精湛和儘量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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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為了精密測量,選用的都是卡尺等精確度高的測量工具。

這樣一來,無論是人工成本還是工具維護成本都比較昂貴。

而隨著人體的衰老或生病等因素的影響,罪犯的身體構造會發生一定程度的改變。

在一段時間後,原本製作的人體測量卡便與實際測量結果產生比較大的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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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90年代後期,一種新興的指紋識別技術開始映入視野。

弗朗西斯·高爾頓是英國著名的人類學家和統計學家,也是達爾文的表弟。

一次,一位醫生朋友請他幫忙將犯罪分子留在玻璃杯上的油膩指紋與白牆上的烏黑指紋作對比。

他發現這個看似平常的人體特徵原來具有鮮為人知的獨特性。

這是第一次採用指紋比對的方式進行案件偵破。

而這種指尖特別的紋路也才得到刑偵人員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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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後,科學家根據不同的指紋類型進行了弓型、鬥型、箕型等形狀分類。

而隨著研究更加精細,人們發現每個手指的指紋都是獨一無二的,而且基本終生不會改變。

它的獨特性對於罪犯識別具有顯著的優勢和準確性。

對比之下,即使是不斷增加數據匹配的人體測量法也略遜一籌。

因此指紋識別也逐漸有替代其地位的趨勢,成為現代取證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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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指紋錄入的詳細罪犯記錄表



1914年貝蒂榮去世了,而他的發明卻依舊承擔著重要的職責。

就在同年,在摩納哥舉辦的第一屆國際刑事警察大會上,他創建的人體測量卡得到加冕。

同時大會商議建立起國際刑事記錄的國際知識庫。

此後,貝蒂榮體系中的“大頭照”等基本識別特徵併入指紋識別體系被保留了下來。

警務系統的現代化技術也日趨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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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蒂榮體系的展覽



儘管貝蒂榮的大部分技術如今在司法應用上已經渺無蹤跡。

但他為刑事司法帶來了保存記錄和犯罪調查的紀律意識卻具有跨時代的意義。

在犯罪手段日漸高明與科學化的當下,同時也對刑偵手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犯罪與刑偵的競賽總是難分先後。

但人們追求的遠不止是法勝於罪,而應該是罪惡的泯滅。

*參考資料

Frazer P. Identification of human beings by the system of AlphonseBertillon[J]. Journal of the Franklin Institute, 1909, 167(5):321-358.

StassaEdwards. A Look Back at the Crime Scene Photos That Changed How Murder isDocumented[J]. HISTORY STORIES. 2017.

PierrePiazza. Alphonse Bertillon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Persons (1880-1914)[J]. Crimino conrpus. 2016.

NickClark. Man who invented the mug shot: The ground-breaking work of AlphonseBertillon[J]. INDEPENDENT.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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