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那場音樂的夏天，主角是50萬年輕人，還有那次擁抱'
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考菲爾德和朗格
朗格到唱片公司找工作，和25歲的阿蒂·考菲爾德一見如故。他們考慮開個錄音棚，為了給建棚籌錢，決定先辦一場演出。
他們拿著計劃書，找到另外兩個年輕人：26歲的約翰·羅伯茨和喬爾·羅斯曼，前者出身富商之家，後者是著名牙醫的兒子。
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考菲爾德和朗格
朗格到唱片公司找工作，和25歲的阿蒂·考菲爾德一見如故。他們考慮開個錄音棚，為了給建棚籌錢，決定先辦一場演出。
他們拿著計劃書，找到另外兩個年輕人：26歲的約翰·羅伯茨和喬爾·羅斯曼，前者出身富商之家，後者是著名牙醫的兒子。
羅伯茨和羅斯曼
羅伯茨和羅斯曼原本想給電視臺寫關於年輕人商業冒險的肥皂劇，為此，他們想要先在現實中體驗一下。
就這樣，四個年輕人決定合夥幹票大的——四人各佔25%的股份，公司名為：“伍德斯托克冒險計劃。”
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考菲爾德和朗格
朗格到唱片公司找工作，和25歲的阿蒂·考菲爾德一見如故。他們考慮開個錄音棚，為了給建棚籌錢，決定先辦一場演出。
他們拿著計劃書，找到另外兩個年輕人：26歲的約翰·羅伯茨和喬爾·羅斯曼，前者出身富商之家，後者是著名牙醫的兒子。
羅伯茨和羅斯曼
羅伯茨和羅斯曼原本想給電視臺寫關於年輕人商業冒險的肥皂劇，為此，他們想要先在現實中體驗一下。
就這樣，四個年輕人決定合夥幹票大的——四人各佔25%的股份，公司名為：“伍德斯托克冒險計劃。”
邁克爾·朗格在音樂節籌辦現場
雖然有富二代的投資兜底，但他們要解決的困難太多了，每個都足以讓他們放棄。
因為沒有名氣，要想讓樂隊經紀人搭理，只能用錢砸——他們用高酬勞搞定少數大牌，再以此連環撬動其他人。
他們想的口號很不錯，“鄉村的快樂週末，臨時的自治村莊”——但計劃最遭村民們反感。
因為伍德斯托克沒有大片空地，他們先是在50公里外的沃基爾談下一塊工業空地，但當地居民討厭嬉皮士，強烈反對。
此時音樂會的票已經預訂出去數萬張，樂隊也會索取鉅額賠償。
於是他們又找到一塊私人農場，那裡交通不便，設施不全，租金翻了10倍。但他們只能硬著頭皮接受。
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考菲爾德和朗格
朗格到唱片公司找工作，和25歲的阿蒂·考菲爾德一見如故。他們考慮開個錄音棚，為了給建棚籌錢，決定先辦一場演出。
他們拿著計劃書，找到另外兩個年輕人：26歲的約翰·羅伯茨和喬爾·羅斯曼，前者出身富商之家，後者是著名牙醫的兒子。
羅伯茨和羅斯曼
羅伯茨和羅斯曼原本想給電視臺寫關於年輕人商業冒險的肥皂劇，為此，他們想要先在現實中體驗一下。
就這樣，四個年輕人決定合夥幹票大的——四人各佔25%的股份，公司名為：“伍德斯托克冒險計劃。”
邁克爾·朗格在音樂節籌辦現場
雖然有富二代的投資兜底，但他們要解決的困難太多了，每個都足以讓他們放棄。
因為沒有名氣，要想讓樂隊經紀人搭理，只能用錢砸——他們用高酬勞搞定少數大牌，再以此連環撬動其他人。
他們想的口號很不錯，“鄉村的快樂週末，臨時的自治村莊”——但計劃最遭村民們反感。
因為伍德斯托克沒有大片空地，他們先是在50公里外的沃基爾談下一塊工業空地，但當地居民討厭嬉皮士，強烈反對。
此時音樂會的票已經預訂出去數萬張，樂隊也會索取鉅額賠償。
於是他們又找到一塊私人農場，那裡交通不便，設施不全，租金翻了10倍。但他們只能硬著頭皮接受。
因為農場道路泥濘，在改建期間，朗格騎馬通勤
談判中，這幾個年輕人最常遇到的就是各種質疑，所以各個環節都向他們要現錢或者銀行擔保的支票。
有個地方官員倒是好心，“我發現他們並不瞭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5萬人相當於軍隊中一個師的人數，相應的後勤部門極其龐大。”
他沒想到實際人數還要加個“0”。
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考菲爾德和朗格
朗格到唱片公司找工作，和25歲的阿蒂·考菲爾德一見如故。他們考慮開個錄音棚，為了給建棚籌錢，決定先辦一場演出。
他們拿著計劃書，找到另外兩個年輕人：26歲的約翰·羅伯茨和喬爾·羅斯曼，前者出身富商之家，後者是著名牙醫的兒子。
羅伯茨和羅斯曼
羅伯茨和羅斯曼原本想給電視臺寫關於年輕人商業冒險的肥皂劇，為此，他們想要先在現實中體驗一下。
就這樣，四個年輕人決定合夥幹票大的——四人各佔25%的股份，公司名為：“伍德斯托克冒險計劃。”
邁克爾·朗格在音樂節籌辦現場
雖然有富二代的投資兜底，但他們要解決的困難太多了，每個都足以讓他們放棄。
因為沒有名氣，要想讓樂隊經紀人搭理，只能用錢砸——他們用高酬勞搞定少數大牌，再以此連環撬動其他人。
他們想的口號很不錯，“鄉村的快樂週末，臨時的自治村莊”——但計劃最遭村民們反感。
因為伍德斯托克沒有大片空地，他們先是在50公里外的沃基爾談下一塊工業空地，但當地居民討厭嬉皮士，強烈反對。
此時音樂會的票已經預訂出去數萬張，樂隊也會索取鉅額賠償。
於是他們又找到一塊私人農場，那裡交通不便，設施不全，租金翻了10倍。但他們只能硬著頭皮接受。
因為農場道路泥濘，在改建期間，朗格騎馬通勤
談判中，這幾個年輕人最常遇到的就是各種質疑，所以各個環節都向他們要現錢或者銀行擔保的支票。
有個地方官員倒是好心，“我發現他們並不瞭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5萬人相當於軍隊中一個師的人數，相應的後勤部門極其龐大。”
他沒想到實際人數還要加個“0”。
開車去往音樂節的路上。攝影：Ralph Ackerman
音樂節預定8月15日、週五下午開始。但到週三時，已經有大約5萬人在附近紮營。而柵欄和售票亭還沒有安裝完畢，無法阻擋這麼多人進入。組織者不得不決定：門票免費。
這意味著他們會虧損，並且會有更多的人到來。
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考菲爾德和朗格
朗格到唱片公司找工作，和25歲的阿蒂·考菲爾德一見如故。他們考慮開個錄音棚，為了給建棚籌錢，決定先辦一場演出。
他們拿著計劃書，找到另外兩個年輕人：26歲的約翰·羅伯茨和喬爾·羅斯曼，前者出身富商之家，後者是著名牙醫的兒子。
羅伯茨和羅斯曼
羅伯茨和羅斯曼原本想給電視臺寫關於年輕人商業冒險的肥皂劇，為此，他們想要先在現實中體驗一下。
就這樣，四個年輕人決定合夥幹票大的——四人各佔25%的股份，公司名為：“伍德斯托克冒險計劃。”
邁克爾·朗格在音樂節籌辦現場
雖然有富二代的投資兜底，但他們要解決的困難太多了，每個都足以讓他們放棄。
因為沒有名氣，要想讓樂隊經紀人搭理，只能用錢砸——他們用高酬勞搞定少數大牌，再以此連環撬動其他人。
他們想的口號很不錯，“鄉村的快樂週末，臨時的自治村莊”——但計劃最遭村民們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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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音樂會的票已經預訂出去數萬張，樂隊也會索取鉅額賠償。
於是他們又找到一塊私人農場，那裡交通不便，設施不全，租金翻了10倍。但他們只能硬著頭皮接受。
因為農場道路泥濘，在改建期間，朗格騎馬通勤
談判中，這幾個年輕人最常遇到的就是各種質疑，所以各個環節都向他們要現錢或者銀行擔保的支票。
有個地方官員倒是好心，“我發現他們並不瞭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5萬人相當於軍隊中一個師的人數，相應的後勤部門極其龐大。”
他沒想到實際人數還要加個“0”。
開車去往音樂節的路上。攝影：Ralph Ackerman
音樂節預定8月15日、週五下午開始。但到週三時，已經有大約5萬人在附近紮營。而柵欄和售票亭還沒有安裝完畢，無法阻擋這麼多人進入。組織者不得不決定：門票免費。
這意味著他們會虧損，並且會有更多的人到來。
被堵在路上的年輕人彈琴唱著歌
到了週五中午，已經聚集了快50萬人。還有更多的人因為交通堵塞進不來。
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考菲爾德和朗格
朗格到唱片公司找工作，和25歲的阿蒂·考菲爾德一見如故。他們考慮開個錄音棚，為了給建棚籌錢，決定先辦一場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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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茨和羅斯曼
羅伯茨和羅斯曼原本想給電視臺寫關於年輕人商業冒險的肥皂劇，為此，他們想要先在現實中體驗一下。
就這樣，四個年輕人決定合夥幹票大的——四人各佔25%的股份，公司名為：“伍德斯托克冒險計劃。”
邁克爾·朗格在音樂節籌辦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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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沒有名氣，要想讓樂隊經紀人搭理，只能用錢砸——他們用高酬勞搞定少數大牌，再以此連環撬動其他人。
他們想的口號很不錯，“鄉村的快樂週末，臨時的自治村莊”——但計劃最遭村民們反感。
因為伍德斯托克沒有大片空地，他們先是在50公里外的沃基爾談下一塊工業空地，但當地居民討厭嬉皮士，強烈反對。
此時音樂會的票已經預訂出去數萬張，樂隊也會索取鉅額賠償。
於是他們又找到一塊私人農場，那裡交通不便，設施不全，租金翻了10倍。但他們只能硬著頭皮接受。
因為農場道路泥濘，在改建期間，朗格騎馬通勤
談判中，這幾個年輕人最常遇到的就是各種質疑，所以各個環節都向他們要現錢或者銀行擔保的支票。
有個地方官員倒是好心，“我發現他們並不瞭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5萬人相當於軍隊中一個師的人數，相應的後勤部門極其龐大。”
他沒想到實際人數還要加個“0”。
開車去往音樂節的路上。攝影：Ralph Ackerman
音樂節預定8月15日、週五下午開始。但到週三時，已經有大約5萬人在附近紮營。而柵欄和售票亭還沒有安裝完畢，無法阻擋這麼多人進入。組織者不得不決定：門票免費。
這意味著他們會虧損，並且會有更多的人到來。
被堵在路上的年輕人彈琴唱著歌
到了週五中午，已經聚集了快50萬人。還有更多的人因為交通堵塞進不來。
這張照片名為《走向伍德斯托克》。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我每天在人群中游蕩、拍照……不知怎的，我知道那既是一種希望，也是一種失常。”這也讓他聯想起瓊尼·米切爾的歌《伍德斯托克》：
I’m going to try an’ get my soul free我要讓我的靈魂獲得自由 We are stardust我們是星塵 We are golden我們光芒閃耀 And we’ve got to get ourselves我們必須要讓自己 Back to the garden重返樂園
雖然有種種瑕疵，但這畢竟是隻用了三週，三百多個嬉皮士，硬是把一個農場改成了音樂節場地。朗格帶頭苦幹，鼓舞他們“這裡有愛”——但不少人熬過疲憊，依賴的卻是迷幻劑。
50萬年輕人的短暫烏托邦
演出原定下午四點開始，但多個樂隊還堵在路上。
主辦方只好讓民謠歌手臨時上臺頂替，但現場狂熱而混亂，有幾個歌手慫了，不肯上臺。
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考菲爾德和朗格
朗格到唱片公司找工作，和25歲的阿蒂·考菲爾德一見如故。他們考慮開個錄音棚，為了給建棚籌錢，決定先辦一場演出。
他們拿著計劃書，找到另外兩個年輕人：26歲的約翰·羅伯茨和喬爾·羅斯曼，前者出身富商之家，後者是著名牙醫的兒子。
羅伯茨和羅斯曼
羅伯茨和羅斯曼原本想給電視臺寫關於年輕人商業冒險的肥皂劇，為此，他們想要先在現實中體驗一下。
就這樣，四個年輕人決定合夥幹票大的——四人各佔25%的股份，公司名為：“伍德斯托克冒險計劃。”
邁克爾·朗格在音樂節籌辦現場
雖然有富二代的投資兜底，但他們要解決的困難太多了，每個都足以讓他們放棄。
因為沒有名氣，要想讓樂隊經紀人搭理，只能用錢砸——他們用高酬勞搞定少數大牌，再以此連環撬動其他人。
他們想的口號很不錯，“鄉村的快樂週末，臨時的自治村莊”——但計劃最遭村民們反感。
因為伍德斯托克沒有大片空地，他們先是在50公里外的沃基爾談下一塊工業空地，但當地居民討厭嬉皮士，強烈反對。
此時音樂會的票已經預訂出去數萬張，樂隊也會索取鉅額賠償。
於是他們又找到一塊私人農場，那裡交通不便，設施不全，租金翻了10倍。但他們只能硬著頭皮接受。
因為農場道路泥濘，在改建期間，朗格騎馬通勤
談判中，這幾個年輕人最常遇到的就是各種質疑，所以各個環節都向他們要現錢或者銀行擔保的支票。
有個地方官員倒是好心，“我發現他們並不瞭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5萬人相當於軍隊中一個師的人數，相應的後勤部門極其龐大。”
他沒想到實際人數還要加個“0”。
開車去往音樂節的路上。攝影：Ralph Ackerman
音樂節預定8月15日、週五下午開始。但到週三時，已經有大約5萬人在附近紮營。而柵欄和售票亭還沒有安裝完畢，無法阻擋這麼多人進入。組織者不得不決定：門票免費。
這意味著他們會虧損，並且會有更多的人到來。
被堵在路上的年輕人彈琴唱著歌
到了週五中午，已經聚集了快50萬人。還有更多的人因為交通堵塞進不來。
這張照片名為《走向伍德斯托克》。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我每天在人群中游蕩、拍照……不知怎的，我知道那既是一種希望，也是一種失常。”這也讓他聯想起瓊尼·米切爾的歌《伍德斯托克》：
I’m going to try an’ get my soul free我要讓我的靈魂獲得自由 We are stardust我們是星塵 We are golden我們光芒閃耀 And we’ve got to get ourselves我們必須要讓自己 Back to the garden重返樂園
雖然有種種瑕疵，但這畢竟是隻用了三週，三百多個嬉皮士，硬是把一個農場改成了音樂節場地。朗格帶頭苦幹，鼓舞他們“這裡有愛”——但不少人熬過疲憊，依賴的卻是迷幻劑。
50萬年輕人的短暫烏托邦
演出原定下午四點開始，但多個樂隊還堵在路上。
主辦方只好讓民謠歌手臨時上臺頂替，但現場狂熱而混亂，有幾個歌手慫了，不肯上臺。
所以，第一個救場的歌手裡奇·海文斯，因為無人替換，在臺上唱了三個小時。最後實在沒詞了，想到一個詞就唱了出來：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結果，全場都跟著他喊了出來。
有些歌沒有被錄全。紀錄片拍攝團隊為了省錢，原本計劃只拍著名樂隊，出場次序亂掉之後，他們發現只能靈機應變了。不過，他們從導演到助手都很擅長這一點。
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考菲爾德和朗格
朗格到唱片公司找工作，和25歲的阿蒂·考菲爾德一見如故。他們考慮開個錄音棚，為了給建棚籌錢，決定先辦一場演出。
他們拿著計劃書，找到另外兩個年輕人：26歲的約翰·羅伯茨和喬爾·羅斯曼，前者出身富商之家，後者是著名牙醫的兒子。
羅伯茨和羅斯曼
羅伯茨和羅斯曼原本想給電視臺寫關於年輕人商業冒險的肥皂劇，為此，他們想要先在現實中體驗一下。
就這樣，四個年輕人決定合夥幹票大的——四人各佔25%的股份，公司名為：“伍德斯托克冒險計劃。”
邁克爾·朗格在音樂節籌辦現場
雖然有富二代的投資兜底，但他們要解決的困難太多了，每個都足以讓他們放棄。
因為沒有名氣，要想讓樂隊經紀人搭理，只能用錢砸——他們用高酬勞搞定少數大牌，再以此連環撬動其他人。
他們想的口號很不錯，“鄉村的快樂週末，臨時的自治村莊”——但計劃最遭村民們反感。
因為伍德斯托克沒有大片空地，他們先是在50公里外的沃基爾談下一塊工業空地，但當地居民討厭嬉皮士，強烈反對。
此時音樂會的票已經預訂出去數萬張，樂隊也會索取鉅額賠償。
於是他們又找到一塊私人農場，那裡交通不便，設施不全，租金翻了10倍。但他們只能硬著頭皮接受。
因為農場道路泥濘，在改建期間，朗格騎馬通勤
談判中，這幾個年輕人最常遇到的就是各種質疑，所以各個環節都向他們要現錢或者銀行擔保的支票。
有個地方官員倒是好心，“我發現他們並不瞭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5萬人相當於軍隊中一個師的人數，相應的後勤部門極其龐大。”
他沒想到實際人數還要加個“0”。
開車去往音樂節的路上。攝影：Ralph Ackerman
音樂節預定8月15日、週五下午開始。但到週三時，已經有大約5萬人在附近紮營。而柵欄和售票亭還沒有安裝完畢，無法阻擋這麼多人進入。組織者不得不決定：門票免費。
這意味著他們會虧損，並且會有更多的人到來。
被堵在路上的年輕人彈琴唱著歌
到了週五中午，已經聚集了快50萬人。還有更多的人因為交通堵塞進不來。
這張照片名為《走向伍德斯托克》。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我每天在人群中游蕩、拍照……不知怎的，我知道那既是一種希望，也是一種失常。”這也讓他聯想起瓊尼·米切爾的歌《伍德斯托克》：
I’m going to try an’ get my soul free我要讓我的靈魂獲得自由 We are stardust我們是星塵 We are golden我們光芒閃耀 And we’ve got to get ourselves我們必須要讓自己 Back to the garden重返樂園
雖然有種種瑕疵，但這畢竟是隻用了三週，三百多個嬉皮士，硬是把一個農場改成了音樂節場地。朗格帶頭苦幹，鼓舞他們“這裡有愛”——但不少人熬過疲憊，依賴的卻是迷幻劑。
50萬年輕人的短暫烏托邦
演出原定下午四點開始，但多個樂隊還堵在路上。
主辦方只好讓民謠歌手臨時上臺頂替，但現場狂熱而混亂，有幾個歌手慫了，不肯上臺。
所以，第一個救場的歌手裡奇·海文斯，因為無人替換，在臺上唱了三個小時。最後實在沒詞了，想到一個詞就唱了出來：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結果，全場都跟著他喊了出來。
有些歌沒有被錄全。紀錄片拍攝團隊為了省錢，原本計劃只拍著名樂隊，出場次序亂掉之後，他們發現只能靈機應變了。不過，他們從導演到助手都很擅長這一點。
27歲的馬丁·斯科塞斯（右二）在伍德斯托克拍攝現場
導演邁克爾·沃德利那年30歲，他的助手兼剪輯師比他還小3歲，叫馬丁·斯科塞斯，幾年後就會成為好萊塢最重要的導演之一。
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考菲爾德和朗格
朗格到唱片公司找工作，和25歲的阿蒂·考菲爾德一見如故。他們考慮開個錄音棚，為了給建棚籌錢，決定先辦一場演出。
他們拿著計劃書，找到另外兩個年輕人：26歲的約翰·羅伯茨和喬爾·羅斯曼，前者出身富商之家，後者是著名牙醫的兒子。
羅伯茨和羅斯曼
羅伯茨和羅斯曼原本想給電視臺寫關於年輕人商業冒險的肥皂劇，為此，他們想要先在現實中體驗一下。
就這樣，四個年輕人決定合夥幹票大的——四人各佔25%的股份，公司名為：“伍德斯托克冒險計劃。”
邁克爾·朗格在音樂節籌辦現場
雖然有富二代的投資兜底，但他們要解決的困難太多了，每個都足以讓他們放棄。
因為沒有名氣，要想讓樂隊經紀人搭理，只能用錢砸——他們用高酬勞搞定少數大牌，再以此連環撬動其他人。
他們想的口號很不錯，“鄉村的快樂週末，臨時的自治村莊”——但計劃最遭村民們反感。
因為伍德斯托克沒有大片空地，他們先是在50公里外的沃基爾談下一塊工業空地，但當地居民討厭嬉皮士，強烈反對。
此時音樂會的票已經預訂出去數萬張，樂隊也會索取鉅額賠償。
於是他們又找到一塊私人農場，那裡交通不便，設施不全，租金翻了10倍。但他們只能硬著頭皮接受。
因為農場道路泥濘，在改建期間，朗格騎馬通勤
談判中，這幾個年輕人最常遇到的就是各種質疑，所以各個環節都向他們要現錢或者銀行擔保的支票。
有個地方官員倒是好心，“我發現他們並不瞭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5萬人相當於軍隊中一個師的人數，相應的後勤部門極其龐大。”
他沒想到實際人數還要加個“0”。
開車去往音樂節的路上。攝影：Ralph Ackerman
音樂節預定8月15日、週五下午開始。但到週三時，已經有大約5萬人在附近紮營。而柵欄和售票亭還沒有安裝完畢，無法阻擋這麼多人進入。組織者不得不決定：門票免費。
這意味著他們會虧損，並且會有更多的人到來。
被堵在路上的年輕人彈琴唱著歌
到了週五中午，已經聚集了快50萬人。還有更多的人因為交通堵塞進不來。
這張照片名為《走向伍德斯托克》。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我每天在人群中游蕩、拍照……不知怎的，我知道那既是一種希望，也是一種失常。”這也讓他聯想起瓊尼·米切爾的歌《伍德斯托克》：
I’m going to try an’ get my soul free我要讓我的靈魂獲得自由 We are stardust我們是星塵 We are golden我們光芒閃耀 And we’ve got to get ourselves我們必須要讓自己 Back to the garden重返樂園
雖然有種種瑕疵，但這畢竟是隻用了三週，三百多個嬉皮士，硬是把一個農場改成了音樂節場地。朗格帶頭苦幹，鼓舞他們“這裡有愛”——但不少人熬過疲憊，依賴的卻是迷幻劑。
50萬年輕人的短暫烏托邦
演出原定下午四點開始，但多個樂隊還堵在路上。
主辦方只好讓民謠歌手臨時上臺頂替，但現場狂熱而混亂，有幾個歌手慫了，不肯上臺。
所以，第一個救場的歌手裡奇·海文斯，因為無人替換，在臺上唱了三個小時。最後實在沒詞了，想到一個詞就唱了出來：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結果，全場都跟著他喊了出來。
有些歌沒有被錄全。紀錄片拍攝團隊為了省錢，原本計劃只拍著名樂隊，出場次序亂掉之後，他們發現只能靈機應變了。不過，他們從導演到助手都很擅長這一點。
27歲的馬丁·斯科塞斯（右二）在伍德斯托克拍攝現場
導演邁克爾·沃德利那年30歲，他的助手兼剪輯師比他還小3歲，叫馬丁·斯科塞斯，幾年後就會成為好萊塢最重要的導演之一。
音樂節共有 32組表演歌手和樂隊，都是音樂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包括瓊·貝茲、吉他大師吉米·亨德里克斯、山塔那合唱團、誰人樂隊、詹尼斯·喬普林等。
沒能前來的大門樂隊後來表示，他們挺後悔拒絕了邀請。
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考菲爾德和朗格
朗格到唱片公司找工作，和25歲的阿蒂·考菲爾德一見如故。他們考慮開個錄音棚，為了給建棚籌錢，決定先辦一場演出。
他們拿著計劃書，找到另外兩個年輕人：26歲的約翰·羅伯茨和喬爾·羅斯曼，前者出身富商之家，後者是著名牙醫的兒子。
羅伯茨和羅斯曼
羅伯茨和羅斯曼原本想給電視臺寫關於年輕人商業冒險的肥皂劇，為此，他們想要先在現實中體驗一下。
就這樣，四個年輕人決定合夥幹票大的——四人各佔25%的股份，公司名為：“伍德斯托克冒險計劃。”
邁克爾·朗格在音樂節籌辦現場
雖然有富二代的投資兜底，但他們要解決的困難太多了，每個都足以讓他們放棄。
因為沒有名氣，要想讓樂隊經紀人搭理，只能用錢砸——他們用高酬勞搞定少數大牌，再以此連環撬動其他人。
他們想的口號很不錯，“鄉村的快樂週末，臨時的自治村莊”——但計劃最遭村民們反感。
因為伍德斯托克沒有大片空地，他們先是在50公里外的沃基爾談下一塊工業空地，但當地居民討厭嬉皮士，強烈反對。
此時音樂會的票已經預訂出去數萬張，樂隊也會索取鉅額賠償。
於是他們又找到一塊私人農場，那裡交通不便，設施不全，租金翻了10倍。但他們只能硬著頭皮接受。
因為農場道路泥濘，在改建期間，朗格騎馬通勤
談判中，這幾個年輕人最常遇到的就是各種質疑，所以各個環節都向他們要現錢或者銀行擔保的支票。
有個地方官員倒是好心，“我發現他們並不瞭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5萬人相當於軍隊中一個師的人數，相應的後勤部門極其龐大。”
他沒想到實際人數還要加個“0”。
開車去往音樂節的路上。攝影：Ralph Ackerman
音樂節預定8月15日、週五下午開始。但到週三時，已經有大約5萬人在附近紮營。而柵欄和售票亭還沒有安裝完畢，無法阻擋這麼多人進入。組織者不得不決定：門票免費。
這意味著他們會虧損，並且會有更多的人到來。
被堵在路上的年輕人彈琴唱著歌
到了週五中午，已經聚集了快50萬人。還有更多的人因為交通堵塞進不來。
這張照片名為《走向伍德斯托克》。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我每天在人群中游蕩、拍照……不知怎的，我知道那既是一種希望，也是一種失常。”這也讓他聯想起瓊尼·米切爾的歌《伍德斯托克》：
I’m going to try an’ get my soul free我要讓我的靈魂獲得自由 We are stardust我們是星塵 We are golden我們光芒閃耀 And we’ve got to get ourselves我們必須要讓自己 Back to the garden重返樂園
雖然有種種瑕疵，但這畢竟是隻用了三週，三百多個嬉皮士，硬是把一個農場改成了音樂節場地。朗格帶頭苦幹，鼓舞他們“這裡有愛”——但不少人熬過疲憊，依賴的卻是迷幻劑。
50萬年輕人的短暫烏托邦
演出原定下午四點開始，但多個樂隊還堵在路上。
主辦方只好讓民謠歌手臨時上臺頂替，但現場狂熱而混亂，有幾個歌手慫了，不肯上臺。
所以，第一個救場的歌手裡奇·海文斯，因為無人替換，在臺上唱了三個小時。最後實在沒詞了，想到一個詞就唱了出來：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結果，全場都跟著他喊了出來。
有些歌沒有被錄全。紀錄片拍攝團隊為了省錢，原本計劃只拍著名樂隊，出場次序亂掉之後，他們發現只能靈機應變了。不過，他們從導演到助手都很擅長這一點。
27歲的馬丁·斯科塞斯（右二）在伍德斯托克拍攝現場
導演邁克爾·沃德利那年30歲，他的助手兼剪輯師比他還小3歲，叫馬丁·斯科塞斯，幾年後就會成為好萊塢最重要的導演之一。
音樂節共有 32組表演歌手和樂隊，都是音樂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包括瓊·貝茲、吉他大師吉米·亨德里克斯、山塔那合唱團、誰人樂隊、詹尼斯·喬普林等。
沒能前來的大門樂隊後來表示，他們挺後悔拒絕了邀請。
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考菲爾德和朗格
朗格到唱片公司找工作，和25歲的阿蒂·考菲爾德一見如故。他們考慮開個錄音棚，為了給建棚籌錢，決定先辦一場演出。
他們拿著計劃書，找到另外兩個年輕人：26歲的約翰·羅伯茨和喬爾·羅斯曼，前者出身富商之家，後者是著名牙醫的兒子。
羅伯茨和羅斯曼
羅伯茨和羅斯曼原本想給電視臺寫關於年輕人商業冒險的肥皂劇，為此，他們想要先在現實中體驗一下。
就這樣，四個年輕人決定合夥幹票大的——四人各佔25%的股份，公司名為：“伍德斯托克冒險計劃。”
邁克爾·朗格在音樂節籌辦現場
雖然有富二代的投資兜底，但他們要解決的困難太多了，每個都足以讓他們放棄。
因為沒有名氣，要想讓樂隊經紀人搭理，只能用錢砸——他們用高酬勞搞定少數大牌，再以此連環撬動其他人。
他們想的口號很不錯，“鄉村的快樂週末，臨時的自治村莊”——但計劃最遭村民們反感。
因為伍德斯托克沒有大片空地，他們先是在50公里外的沃基爾談下一塊工業空地，但當地居民討厭嬉皮士，強烈反對。
此時音樂會的票已經預訂出去數萬張，樂隊也會索取鉅額賠償。
於是他們又找到一塊私人農場，那裡交通不便，設施不全，租金翻了10倍。但他們只能硬著頭皮接受。
因為農場道路泥濘，在改建期間，朗格騎馬通勤
談判中，這幾個年輕人最常遇到的就是各種質疑，所以各個環節都向他們要現錢或者銀行擔保的支票。
有個地方官員倒是好心，“我發現他們並不瞭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5萬人相當於軍隊中一個師的人數，相應的後勤部門極其龐大。”
他沒想到實際人數還要加個“0”。
開車去往音樂節的路上。攝影：Ralph Ackerman
音樂節預定8月15日、週五下午開始。但到週三時，已經有大約5萬人在附近紮營。而柵欄和售票亭還沒有安裝完畢，無法阻擋這麼多人進入。組織者不得不決定：門票免費。
這意味著他們會虧損，並且會有更多的人到來。
被堵在路上的年輕人彈琴唱著歌
到了週五中午，已經聚集了快50萬人。還有更多的人因為交通堵塞進不來。
這張照片名為《走向伍德斯托克》。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我每天在人群中游蕩、拍照……不知怎的，我知道那既是一種希望，也是一種失常。”這也讓他聯想起瓊尼·米切爾的歌《伍德斯托克》：
I’m going to try an’ get my soul free我要讓我的靈魂獲得自由 We are stardust我們是星塵 We are golden我們光芒閃耀 And we’ve got to get ourselves我們必須要讓自己 Back to the garden重返樂園
雖然有種種瑕疵，但這畢竟是隻用了三週，三百多個嬉皮士，硬是把一個農場改成了音樂節場地。朗格帶頭苦幹，鼓舞他們“這裡有愛”——但不少人熬過疲憊，依賴的卻是迷幻劑。
50萬年輕人的短暫烏托邦
演出原定下午四點開始，但多個樂隊還堵在路上。
主辦方只好讓民謠歌手臨時上臺頂替，但現場狂熱而混亂，有幾個歌手慫了，不肯上臺。
所以，第一個救場的歌手裡奇·海文斯，因為無人替換，在臺上唱了三個小時。最後實在沒詞了，想到一個詞就唱了出來：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結果，全場都跟著他喊了出來。
有些歌沒有被錄全。紀錄片拍攝團隊為了省錢，原本計劃只拍著名樂隊，出場次序亂掉之後，他們發現只能靈機應變了。不過，他們從導演到助手都很擅長這一點。
27歲的馬丁·斯科塞斯（右二）在伍德斯托克拍攝現場
導演邁克爾·沃德利那年30歲，他的助手兼剪輯師比他還小3歲，叫馬丁·斯科塞斯，幾年後就會成為好萊塢最重要的導演之一。
音樂節共有 32組表演歌手和樂隊，都是音樂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包括瓊·貝茲、吉他大師吉米·亨德里克斯、山塔那合唱團、誰人樂隊、詹尼斯·喬普林等。
沒能前來的大門樂隊後來表示，他們挺後悔拒絕了邀請。
音樂會現場年輕的情侶們
音樂節原定三天，因為下雨，又延長了一天。
因為擔心出亂子，紐約市長曾警告要把現場定性成災區，並派1萬名警察來維持秩序。
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考菲爾德和朗格
朗格到唱片公司找工作，和25歲的阿蒂·考菲爾德一見如故。他們考慮開個錄音棚，為了給建棚籌錢，決定先辦一場演出。
他們拿著計劃書，找到另外兩個年輕人：26歲的約翰·羅伯茨和喬爾·羅斯曼，前者出身富商之家，後者是著名牙醫的兒子。
羅伯茨和羅斯曼
羅伯茨和羅斯曼原本想給電視臺寫關於年輕人商業冒險的肥皂劇，為此，他們想要先在現實中體驗一下。
就這樣，四個年輕人決定合夥幹票大的——四人各佔25%的股份，公司名為：“伍德斯托克冒險計劃。”
邁克爾·朗格在音樂節籌辦現場
雖然有富二代的投資兜底，但他們要解決的困難太多了，每個都足以讓他們放棄。
因為沒有名氣，要想讓樂隊經紀人搭理，只能用錢砸——他們用高酬勞搞定少數大牌，再以此連環撬動其他人。
他們想的口號很不錯，“鄉村的快樂週末，臨時的自治村莊”——但計劃最遭村民們反感。
因為伍德斯托克沒有大片空地，他們先是在50公里外的沃基爾談下一塊工業空地，但當地居民討厭嬉皮士，強烈反對。
此時音樂會的票已經預訂出去數萬張，樂隊也會索取鉅額賠償。
於是他們又找到一塊私人農場，那裡交通不便，設施不全，租金翻了10倍。但他們只能硬著頭皮接受。
因為農場道路泥濘，在改建期間，朗格騎馬通勤
談判中，這幾個年輕人最常遇到的就是各種質疑，所以各個環節都向他們要現錢或者銀行擔保的支票。
有個地方官員倒是好心，“我發現他們並不瞭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5萬人相當於軍隊中一個師的人數，相應的後勤部門極其龐大。”
他沒想到實際人數還要加個“0”。
開車去往音樂節的路上。攝影：Ralph Ackerman
音樂節預定8月15日、週五下午開始。但到週三時，已經有大約5萬人在附近紮營。而柵欄和售票亭還沒有安裝完畢，無法阻擋這麼多人進入。組織者不得不決定：門票免費。
這意味著他們會虧損，並且會有更多的人到來。
被堵在路上的年輕人彈琴唱著歌
到了週五中午，已經聚集了快50萬人。還有更多的人因為交通堵塞進不來。
這張照片名為《走向伍德斯托克》。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我每天在人群中游蕩、拍照……不知怎的，我知道那既是一種希望，也是一種失常。”這也讓他聯想起瓊尼·米切爾的歌《伍德斯托克》：
I’m going to try an’ get my soul free我要讓我的靈魂獲得自由 We are stardust我們是星塵 We are golden我們光芒閃耀 And we’ve got to get ourselves我們必須要讓自己 Back to the garden重返樂園
雖然有種種瑕疵，但這畢竟是隻用了三週，三百多個嬉皮士，硬是把一個農場改成了音樂節場地。朗格帶頭苦幹，鼓舞他們“這裡有愛”——但不少人熬過疲憊，依賴的卻是迷幻劑。
50萬年輕人的短暫烏托邦
演出原定下午四點開始，但多個樂隊還堵在路上。
主辦方只好讓民謠歌手臨時上臺頂替，但現場狂熱而混亂，有幾個歌手慫了，不肯上臺。
所以，第一個救場的歌手裡奇·海文斯，因為無人替換，在臺上唱了三個小時。最後實在沒詞了，想到一個詞就唱了出來：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結果，全場都跟著他喊了出來。
有些歌沒有被錄全。紀錄片拍攝團隊為了省錢，原本計劃只拍著名樂隊，出場次序亂掉之後，他們發現只能靈機應變了。不過，他們從導演到助手都很擅長這一點。
27歲的馬丁·斯科塞斯（右二）在伍德斯托克拍攝現場
導演邁克爾·沃德利那年30歲，他的助手兼剪輯師比他還小3歲，叫馬丁·斯科塞斯，幾年後就會成為好萊塢最重要的導演之一。
音樂節共有 32組表演歌手和樂隊，都是音樂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包括瓊·貝茲、吉他大師吉米·亨德里克斯、山塔那合唱團、誰人樂隊、詹尼斯·喬普林等。
沒能前來的大門樂隊後來表示，他們挺後悔拒絕了邀請。
音樂會現場年輕的情侶們
音樂節原定三天，因為下雨，又延長了一天。
因為擔心出亂子，紐約市長曾警告要把現場定性成災區，並派1萬名警察來維持秩序。
羅伯茨他們勸住了市長，還想到一個很關鍵的主意：出雙倍的薪水僱傭警察，條件是要由他們挑選——所有對嬉皮士有成見的警察都不能參加。
結果，在那幾天裡，反而是有些警察忘記了職責，到處追姑娘。
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考菲爾德和朗格
朗格到唱片公司找工作，和25歲的阿蒂·考菲爾德一見如故。他們考慮開個錄音棚，為了給建棚籌錢，決定先辦一場演出。
他們拿著計劃書，找到另外兩個年輕人：26歲的約翰·羅伯茨和喬爾·羅斯曼，前者出身富商之家，後者是著名牙醫的兒子。
羅伯茨和羅斯曼
羅伯茨和羅斯曼原本想給電視臺寫關於年輕人商業冒險的肥皂劇，為此，他們想要先在現實中體驗一下。
就這樣，四個年輕人決定合夥幹票大的——四人各佔25%的股份，公司名為：“伍德斯托克冒險計劃。”
邁克爾·朗格在音樂節籌辦現場
雖然有富二代的投資兜底，但他們要解決的困難太多了，每個都足以讓他們放棄。
因為沒有名氣，要想讓樂隊經紀人搭理，只能用錢砸——他們用高酬勞搞定少數大牌，再以此連環撬動其他人。
他們想的口號很不錯，“鄉村的快樂週末，臨時的自治村莊”——但計劃最遭村民們反感。
因為伍德斯托克沒有大片空地，他們先是在50公里外的沃基爾談下一塊工業空地，但當地居民討厭嬉皮士，強烈反對。
此時音樂會的票已經預訂出去數萬張，樂隊也會索取鉅額賠償。
於是他們又找到一塊私人農場，那裡交通不便，設施不全，租金翻了10倍。但他們只能硬著頭皮接受。
因為農場道路泥濘，在改建期間，朗格騎馬通勤
談判中，這幾個年輕人最常遇到的就是各種質疑，所以各個環節都向他們要現錢或者銀行擔保的支票。
有個地方官員倒是好心，“我發現他們並不瞭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5萬人相當於軍隊中一個師的人數，相應的後勤部門極其龐大。”
他沒想到實際人數還要加個“0”。
開車去往音樂節的路上。攝影：Ralph Ackerman
音樂節預定8月15日、週五下午開始。但到週三時，已經有大約5萬人在附近紮營。而柵欄和售票亭還沒有安裝完畢，無法阻擋這麼多人進入。組織者不得不決定：門票免費。
這意味著他們會虧損，並且會有更多的人到來。
被堵在路上的年輕人彈琴唱著歌
到了週五中午，已經聚集了快50萬人。還有更多的人因為交通堵塞進不來。
這張照片名為《走向伍德斯托克》。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我每天在人群中游蕩、拍照……不知怎的，我知道那既是一種希望，也是一種失常。”這也讓他聯想起瓊尼·米切爾的歌《伍德斯托克》：
I’m going to try an’ get my soul free我要讓我的靈魂獲得自由 We are stardust我們是星塵 We are golden我們光芒閃耀 And we’ve got to get ourselves我們必須要讓自己 Back to the garden重返樂園
雖然有種種瑕疵，但這畢竟是隻用了三週，三百多個嬉皮士，硬是把一個農場改成了音樂節場地。朗格帶頭苦幹，鼓舞他們“這裡有愛”——但不少人熬過疲憊，依賴的卻是迷幻劑。
50萬年輕人的短暫烏托邦
演出原定下午四點開始，但多個樂隊還堵在路上。
主辦方只好讓民謠歌手臨時上臺頂替，但現場狂熱而混亂，有幾個歌手慫了，不肯上臺。
所以，第一個救場的歌手裡奇·海文斯，因為無人替換，在臺上唱了三個小時。最後實在沒詞了，想到一個詞就唱了出來：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結果，全場都跟著他喊了出來。
有些歌沒有被錄全。紀錄片拍攝團隊為了省錢，原本計劃只拍著名樂隊，出場次序亂掉之後，他們發現只能靈機應變了。不過，他們從導演到助手都很擅長這一點。
27歲的馬丁·斯科塞斯（右二）在伍德斯托克拍攝現場
導演邁克爾·沃德利那年30歲，他的助手兼剪輯師比他還小3歲，叫馬丁·斯科塞斯，幾年後就會成為好萊塢最重要的導演之一。
音樂節共有 32組表演歌手和樂隊，都是音樂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包括瓊·貝茲、吉他大師吉米·亨德里克斯、山塔那合唱團、誰人樂隊、詹尼斯·喬普林等。
沒能前來的大門樂隊後來表示，他們挺後悔拒絕了邀請。
音樂會現場年輕的情侶們
音樂節原定三天，因為下雨，又延長了一天。
因為擔心出亂子，紐約市長曾警告要把現場定性成災區，並派1萬名警察來維持秩序。
羅伯茨他們勸住了市長，還想到一個很關鍵的主意：出雙倍的薪水僱傭警察，條件是要由他們挑選——所有對嬉皮士有成見的警察都不能參加。
結果，在那幾天裡，反而是有些警察忘記了職責，到處追姑娘。
而年輕人則彷彿身在一個烏托邦，雖然大家互不相識，但沒人把彼此當作陌生人：“無論你想要什麼，只要別人有，他們就會和你分享。”
時不時就會有人傳過來一箱吃的：麵包、香蕉……大家都不會多拿，好讓其他人也有得吃。
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考菲爾德和朗格
朗格到唱片公司找工作，和25歲的阿蒂·考菲爾德一見如故。他們考慮開個錄音棚，為了給建棚籌錢，決定先辦一場演出。
他們拿著計劃書，找到另外兩個年輕人：26歲的約翰·羅伯茨和喬爾·羅斯曼，前者出身富商之家，後者是著名牙醫的兒子。
羅伯茨和羅斯曼
羅伯茨和羅斯曼原本想給電視臺寫關於年輕人商業冒險的肥皂劇，為此，他們想要先在現實中體驗一下。
就這樣，四個年輕人決定合夥幹票大的——四人各佔25%的股份，公司名為：“伍德斯托克冒險計劃。”
邁克爾·朗格在音樂節籌辦現場
雖然有富二代的投資兜底，但他們要解決的困難太多了，每個都足以讓他們放棄。
因為沒有名氣，要想讓樂隊經紀人搭理，只能用錢砸——他們用高酬勞搞定少數大牌，再以此連環撬動其他人。
他們想的口號很不錯，“鄉村的快樂週末，臨時的自治村莊”——但計劃最遭村民們反感。
因為伍德斯托克沒有大片空地，他們先是在50公里外的沃基爾談下一塊工業空地，但當地居民討厭嬉皮士，強烈反對。
此時音樂會的票已經預訂出去數萬張，樂隊也會索取鉅額賠償。
於是他們又找到一塊私人農場，那裡交通不便，設施不全，租金翻了10倍。但他們只能硬著頭皮接受。
因為農場道路泥濘，在改建期間，朗格騎馬通勤
談判中，這幾個年輕人最常遇到的就是各種質疑，所以各個環節都向他們要現錢或者銀行擔保的支票。
有個地方官員倒是好心，“我發現他們並不瞭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5萬人相當於軍隊中一個師的人數，相應的後勤部門極其龐大。”
他沒想到實際人數還要加個“0”。
開車去往音樂節的路上。攝影：Ralph Ackerman
音樂節預定8月15日、週五下午開始。但到週三時，已經有大約5萬人在附近紮營。而柵欄和售票亭還沒有安裝完畢，無法阻擋這麼多人進入。組織者不得不決定：門票免費。
這意味著他們會虧損，並且會有更多的人到來。
被堵在路上的年輕人彈琴唱著歌
到了週五中午，已經聚集了快50萬人。還有更多的人因為交通堵塞進不來。
這張照片名為《走向伍德斯托克》。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我每天在人群中游蕩、拍照……不知怎的，我知道那既是一種希望，也是一種失常。”這也讓他聯想起瓊尼·米切爾的歌《伍德斯托克》：
I’m going to try an’ get my soul free我要讓我的靈魂獲得自由 We are stardust我們是星塵 We are golden我們光芒閃耀 And we’ve got to get ourselves我們必須要讓自己 Back to the garden重返樂園
雖然有種種瑕疵，但這畢竟是隻用了三週，三百多個嬉皮士，硬是把一個農場改成了音樂節場地。朗格帶頭苦幹，鼓舞他們“這裡有愛”——但不少人熬過疲憊，依賴的卻是迷幻劑。
50萬年輕人的短暫烏托邦
演出原定下午四點開始，但多個樂隊還堵在路上。
主辦方只好讓民謠歌手臨時上臺頂替，但現場狂熱而混亂，有幾個歌手慫了，不肯上臺。
所以，第一個救場的歌手裡奇·海文斯，因為無人替換，在臺上唱了三個小時。最後實在沒詞了，想到一個詞就唱了出來：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結果，全場都跟著他喊了出來。
有些歌沒有被錄全。紀錄片拍攝團隊為了省錢，原本計劃只拍著名樂隊，出場次序亂掉之後，他們發現只能靈機應變了。不過，他們從導演到助手都很擅長這一點。
27歲的馬丁·斯科塞斯（右二）在伍德斯托克拍攝現場
導演邁克爾·沃德利那年30歲，他的助手兼剪輯師比他還小3歲，叫馬丁·斯科塞斯，幾年後就會成為好萊塢最重要的導演之一。
音樂節共有 32組表演歌手和樂隊，都是音樂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包括瓊·貝茲、吉他大師吉米·亨德里克斯、山塔那合唱團、誰人樂隊、詹尼斯·喬普林等。
沒能前來的大門樂隊後來表示，他們挺後悔拒絕了邀請。
音樂會現場年輕的情侶們
音樂節原定三天，因為下雨，又延長了一天。
因為擔心出亂子，紐約市長曾警告要把現場定性成災區，並派1萬名警察來維持秩序。
羅伯茨他們勸住了市長，還想到一個很關鍵的主意：出雙倍的薪水僱傭警察，條件是要由他們挑選——所有對嬉皮士有成見的警察都不能參加。
結果，在那幾天裡，反而是有些警察忘記了職責，到處追姑娘。
而年輕人則彷彿身在一個烏托邦，雖然大家互不相識，但沒人把彼此當作陌生人：“無論你想要什麼，只要別人有，他們就會和你分享。”
時不時就會有人傳過來一箱吃的：麵包、香蕉……大家都不會多拿，好讓其他人也有得吃。
這張航拍照片的攝影師是巴里·萊文。
飛機著陸後，他們奔向池塘，看到有人在岸邊躍躍欲試。他和同伴就脫了衣服帶頭跳進水裡——集體裸'泳就此開始。
“那就是伍斯托克的象徵——自由。不論男女，一絲不掛，沒有恐懼，也不感到羞恥。敢想敢做的自由。不需要任何權威的許可。年輕人看到了成千上萬跟他們一樣的人。也許在家鄉，他們感覺自己像怪胎，孤獨、無助。但在伍斯托克，他們創造了一個和平、友愛、互相關懷的共同體。”萊文回憶說。
在有些營區，這種共享精神也帶來了麻煩——有人“慷慨地”往他們營區的飲用水裡加了迷幻藥，結果大家全都嗑高了。
音樂節結束時，農場主馬克斯·雅各布說：“我有那麼一種感覺：他們似乎能將今天美國的問題和災劫，都變成對未來積極美好的希望與期待。”
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考菲爾德和朗格
朗格到唱片公司找工作，和25歲的阿蒂·考菲爾德一見如故。他們考慮開個錄音棚，為了給建棚籌錢，決定先辦一場演出。
他們拿著計劃書，找到另外兩個年輕人：26歲的約翰·羅伯茨和喬爾·羅斯曼，前者出身富商之家，後者是著名牙醫的兒子。
羅伯茨和羅斯曼
羅伯茨和羅斯曼原本想給電視臺寫關於年輕人商業冒險的肥皂劇，為此，他們想要先在現實中體驗一下。
就這樣，四個年輕人決定合夥幹票大的——四人各佔25%的股份，公司名為：“伍德斯托克冒險計劃。”
邁克爾·朗格在音樂節籌辦現場
雖然有富二代的投資兜底，但他們要解決的困難太多了，每個都足以讓他們放棄。
因為沒有名氣，要想讓樂隊經紀人搭理，只能用錢砸——他們用高酬勞搞定少數大牌，再以此連環撬動其他人。
他們想的口號很不錯，“鄉村的快樂週末，臨時的自治村莊”——但計劃最遭村民們反感。
因為伍德斯托克沒有大片空地，他們先是在50公里外的沃基爾談下一塊工業空地，但當地居民討厭嬉皮士，強烈反對。
此時音樂會的票已經預訂出去數萬張，樂隊也會索取鉅額賠償。
於是他們又找到一塊私人農場，那裡交通不便，設施不全，租金翻了10倍。但他們只能硬著頭皮接受。
因為農場道路泥濘，在改建期間，朗格騎馬通勤
談判中，這幾個年輕人最常遇到的就是各種質疑，所以各個環節都向他們要現錢或者銀行擔保的支票。
有個地方官員倒是好心，“我發現他們並不瞭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5萬人相當於軍隊中一個師的人數，相應的後勤部門極其龐大。”
他沒想到實際人數還要加個“0”。
開車去往音樂節的路上。攝影：Ralph Ackerman
音樂節預定8月15日、週五下午開始。但到週三時，已經有大約5萬人在附近紮營。而柵欄和售票亭還沒有安裝完畢，無法阻擋這麼多人進入。組織者不得不決定：門票免費。
這意味著他們會虧損，並且會有更多的人到來。
被堵在路上的年輕人彈琴唱著歌
到了週五中午，已經聚集了快50萬人。還有更多的人因為交通堵塞進不來。
這張照片名為《走向伍德斯托克》。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我每天在人群中游蕩、拍照……不知怎的，我知道那既是一種希望，也是一種失常。”這也讓他聯想起瓊尼·米切爾的歌《伍德斯托克》：
I’m going to try an’ get my soul free我要讓我的靈魂獲得自由 We are stardust我們是星塵 We are golden我們光芒閃耀 And we’ve got to get ourselves我們必須要讓自己 Back to the garden重返樂園
雖然有種種瑕疵，但這畢竟是隻用了三週，三百多個嬉皮士，硬是把一個農場改成了音樂節場地。朗格帶頭苦幹，鼓舞他們“這裡有愛”——但不少人熬過疲憊，依賴的卻是迷幻劑。
50萬年輕人的短暫烏托邦
演出原定下午四點開始，但多個樂隊還堵在路上。
主辦方只好讓民謠歌手臨時上臺頂替，但現場狂熱而混亂，有幾個歌手慫了，不肯上臺。
所以，第一個救場的歌手裡奇·海文斯，因為無人替換，在臺上唱了三個小時。最後實在沒詞了，想到一個詞就唱了出來：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結果，全場都跟著他喊了出來。
有些歌沒有被錄全。紀錄片拍攝團隊為了省錢，原本計劃只拍著名樂隊，出場次序亂掉之後，他們發現只能靈機應變了。不過，他們從導演到助手都很擅長這一點。
27歲的馬丁·斯科塞斯（右二）在伍德斯托克拍攝現場
導演邁克爾·沃德利那年30歲，他的助手兼剪輯師比他還小3歲，叫馬丁·斯科塞斯，幾年後就會成為好萊塢最重要的導演之一。
音樂節共有 32組表演歌手和樂隊，都是音樂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包括瓊·貝茲、吉他大師吉米·亨德里克斯、山塔那合唱團、誰人樂隊、詹尼斯·喬普林等。
沒能前來的大門樂隊後來表示，他們挺後悔拒絕了邀請。
音樂會現場年輕的情侶們
音樂節原定三天，因為下雨，又延長了一天。
因為擔心出亂子，紐約市長曾警告要把現場定性成災區，並派1萬名警察來維持秩序。
羅伯茨他們勸住了市長，還想到一個很關鍵的主意：出雙倍的薪水僱傭警察，條件是要由他們挑選——所有對嬉皮士有成見的警察都不能參加。
結果，在那幾天裡，反而是有些警察忘記了職責，到處追姑娘。
而年輕人則彷彿身在一個烏托邦，雖然大家互不相識，但沒人把彼此當作陌生人：“無論你想要什麼，只要別人有，他們就會和你分享。”
時不時就會有人傳過來一箱吃的：麵包、香蕉……大家都不會多拿，好讓其他人也有得吃。
這張航拍照片的攝影師是巴里·萊文。
飛機著陸後，他們奔向池塘，看到有人在岸邊躍躍欲試。他和同伴就脫了衣服帶頭跳進水裡——集體裸'泳就此開始。
“那就是伍斯托克的象徵——自由。不論男女，一絲不掛，沒有恐懼，也不感到羞恥。敢想敢做的自由。不需要任何權威的許可。年輕人看到了成千上萬跟他們一樣的人。也許在家鄉，他們感覺自己像怪胎，孤獨、無助。但在伍斯托克，他們創造了一個和平、友愛、互相關懷的共同體。”萊文回憶說。
在有些營區，這種共享精神也帶來了麻煩——有人“慷慨地”往他們營區的飲用水裡加了迷幻藥，結果大家全都嗑高了。
音樂節結束時，農場主馬克斯·雅各布說：“我有那麼一種感覺：他們似乎能將今天美國的問題和災劫，都變成對未來積極美好的希望與期待。”
“音樂節雖然只有三天，但這證明了只要人們願意，他們就能夠友好相處。可悲的是，50年後，我們當中的太多人看起來並不想要那種神祕而充滿魔力的和平生活。今天，人們常常表現出他們寧願要恨也不要愛，寧願要暴力也不要和平，甚至他們的音樂也呈現出了一種對未來感到絕望的態度。”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
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考菲爾德和朗格
朗格到唱片公司找工作，和25歲的阿蒂·考菲爾德一見如故。他們考慮開個錄音棚，為了給建棚籌錢，決定先辦一場演出。
他們拿著計劃書，找到另外兩個年輕人：26歲的約翰·羅伯茨和喬爾·羅斯曼，前者出身富商之家，後者是著名牙醫的兒子。
羅伯茨和羅斯曼
羅伯茨和羅斯曼原本想給電視臺寫關於年輕人商業冒險的肥皂劇，為此，他們想要先在現實中體驗一下。
就這樣，四個年輕人決定合夥幹票大的——四人各佔25%的股份，公司名為：“伍德斯托克冒險計劃。”
邁克爾·朗格在音樂節籌辦現場
雖然有富二代的投資兜底，但他們要解決的困難太多了，每個都足以讓他們放棄。
因為沒有名氣，要想讓樂隊經紀人搭理，只能用錢砸——他們用高酬勞搞定少數大牌，再以此連環撬動其他人。
他們想的口號很不錯，“鄉村的快樂週末，臨時的自治村莊”——但計劃最遭村民們反感。
因為伍德斯托克沒有大片空地，他們先是在50公里外的沃基爾談下一塊工業空地，但當地居民討厭嬉皮士，強烈反對。
此時音樂會的票已經預訂出去數萬張，樂隊也會索取鉅額賠償。
於是他們又找到一塊私人農場，那裡交通不便，設施不全，租金翻了10倍。但他們只能硬著頭皮接受。
因為農場道路泥濘，在改建期間，朗格騎馬通勤
談判中，這幾個年輕人最常遇到的就是各種質疑，所以各個環節都向他們要現錢或者銀行擔保的支票。
有個地方官員倒是好心，“我發現他們並不瞭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5萬人相當於軍隊中一個師的人數，相應的後勤部門極其龐大。”
他沒想到實際人數還要加個“0”。
開車去往音樂節的路上。攝影：Ralph Ackerman
音樂節預定8月15日、週五下午開始。但到週三時，已經有大約5萬人在附近紮營。而柵欄和售票亭還沒有安裝完畢，無法阻擋這麼多人進入。組織者不得不決定：門票免費。
這意味著他們會虧損，並且會有更多的人到來。
被堵在路上的年輕人彈琴唱著歌
到了週五中午，已經聚集了快50萬人。還有更多的人因為交通堵塞進不來。
這張照片名為《走向伍德斯托克》。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我每天在人群中游蕩、拍照……不知怎的，我知道那既是一種希望，也是一種失常。”這也讓他聯想起瓊尼·米切爾的歌《伍德斯托克》：
I’m going to try an’ get my soul free我要讓我的靈魂獲得自由 We are stardust我們是星塵 We are golden我們光芒閃耀 And we’ve got to get ourselves我們必須要讓自己 Back to the garden重返樂園
雖然有種種瑕疵，但這畢竟是隻用了三週，三百多個嬉皮士，硬是把一個農場改成了音樂節場地。朗格帶頭苦幹，鼓舞他們“這裡有愛”——但不少人熬過疲憊，依賴的卻是迷幻劑。
50萬年輕人的短暫烏托邦
演出原定下午四點開始，但多個樂隊還堵在路上。
主辦方只好讓民謠歌手臨時上臺頂替，但現場狂熱而混亂，有幾個歌手慫了，不肯上臺。
所以，第一個救場的歌手裡奇·海文斯，因為無人替換，在臺上唱了三個小時。最後實在沒詞了，想到一個詞就唱了出來：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結果，全場都跟著他喊了出來。
有些歌沒有被錄全。紀錄片拍攝團隊為了省錢，原本計劃只拍著名樂隊，出場次序亂掉之後，他們發現只能靈機應變了。不過，他們從導演到助手都很擅長這一點。
27歲的馬丁·斯科塞斯（右二）在伍德斯托克拍攝現場
導演邁克爾·沃德利那年30歲，他的助手兼剪輯師比他還小3歲，叫馬丁·斯科塞斯，幾年後就會成為好萊塢最重要的導演之一。
音樂節共有 32組表演歌手和樂隊，都是音樂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包括瓊·貝茲、吉他大師吉米·亨德里克斯、山塔那合唱團、誰人樂隊、詹尼斯·喬普林等。
沒能前來的大門樂隊後來表示，他們挺後悔拒絕了邀請。
音樂會現場年輕的情侶們
音樂節原定三天，因為下雨，又延長了一天。
因為擔心出亂子，紐約市長曾警告要把現場定性成災區，並派1萬名警察來維持秩序。
羅伯茨他們勸住了市長，還想到一個很關鍵的主意：出雙倍的薪水僱傭警察，條件是要由他們挑選——所有對嬉皮士有成見的警察都不能參加。
結果，在那幾天裡，反而是有些警察忘記了職責，到處追姑娘。
而年輕人則彷彿身在一個烏托邦，雖然大家互不相識，但沒人把彼此當作陌生人：“無論你想要什麼，只要別人有，他們就會和你分享。”
時不時就會有人傳過來一箱吃的：麵包、香蕉……大家都不會多拿，好讓其他人也有得吃。
這張航拍照片的攝影師是巴里·萊文。
飛機著陸後，他們奔向池塘，看到有人在岸邊躍躍欲試。他和同伴就脫了衣服帶頭跳進水裡——集體裸'泳就此開始。
“那就是伍斯托克的象徵——自由。不論男女，一絲不掛，沒有恐懼，也不感到羞恥。敢想敢做的自由。不需要任何權威的許可。年輕人看到了成千上萬跟他們一樣的人。也許在家鄉，他們感覺自己像怪胎，孤獨、無助。但在伍斯托克，他們創造了一個和平、友愛、互相關懷的共同體。”萊文回憶說。
在有些營區，這種共享精神也帶來了麻煩——有人“慷慨地”往他們營區的飲用水裡加了迷幻藥，結果大家全都嗑高了。
音樂節結束時，農場主馬克斯·雅各布說：“我有那麼一種感覺：他們似乎能將今天美國的問題和災劫，都變成對未來積極美好的希望與期待。”
“音樂節雖然只有三天，但這證明了只要人們願意，他們就能夠友好相處。可悲的是，50年後，我們當中的太多人看起來並不想要那種神祕而充滿魔力的和平生活。今天，人們常常表現出他們寧願要恨也不要愛，寧願要暴力也不要和平，甚至他們的音樂也呈現出了一種對未來感到絕望的態度。”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
攝影：Tom Miner
“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
還有人在湖裡裸'泳，
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
音樂節現場吸引來不少攝影師。其中，尤茲利是拒絕了《新聞週刊》的委派自行前來的，——他想自己決定把鏡頭對準哪裡，不用被雜誌社的指令牽著鼻子走。
尤茲利把帳篷紮在附近的河邊，原本計劃看完演出晚上就回去，結果進來後就再也出不去了。
他只帶了半打黑白膠捲在身上，不得不非常謹慎地按快門。後來，山坡上的人們徹底玩瘋了，他自己沒法拍，就去找其他同行。
“我不斷地跑去舞臺那裡，告訴其他攝影師山坡上正在發生什麼，‘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還有人在湖裡裸'泳，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但他們跟我說，他們走不開。雜誌社要求他們拍下每一個表演者。”尤茲利就跟他們借了一些彩色膠捲。
週日一早，太陽升起，遠處傳來傑弗遜飛機合唱團的歌聲。有兩個年輕人站起來擁抱。男子裹著一條沾著泥巴的毯子，女孩把頭靠在他肩上。在他們身後，是漫山遍野的年輕人。尤茲利立刻把它拍了下來。正是靠著借來的膠捲，尤茲利拍下了他最有名的一張照片。
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考菲爾德和朗格
朗格到唱片公司找工作，和25歲的阿蒂·考菲爾德一見如故。他們考慮開個錄音棚，為了給建棚籌錢，決定先辦一場演出。
他們拿著計劃書，找到另外兩個年輕人：26歲的約翰·羅伯茨和喬爾·羅斯曼，前者出身富商之家，後者是著名牙醫的兒子。
羅伯茨和羅斯曼
羅伯茨和羅斯曼原本想給電視臺寫關於年輕人商業冒險的肥皂劇，為此，他們想要先在現實中體驗一下。
就這樣，四個年輕人決定合夥幹票大的——四人各佔25%的股份，公司名為：“伍德斯托克冒險計劃。”
邁克爾·朗格在音樂節籌辦現場
雖然有富二代的投資兜底，但他們要解決的困難太多了，每個都足以讓他們放棄。
因為沒有名氣，要想讓樂隊經紀人搭理，只能用錢砸——他們用高酬勞搞定少數大牌，再以此連環撬動其他人。
他們想的口號很不錯，“鄉村的快樂週末，臨時的自治村莊”——但計劃最遭村民們反感。
因為伍德斯托克沒有大片空地，他們先是在50公里外的沃基爾談下一塊工業空地，但當地居民討厭嬉皮士，強烈反對。
此時音樂會的票已經預訂出去數萬張，樂隊也會索取鉅額賠償。
於是他們又找到一塊私人農場，那裡交通不便，設施不全，租金翻了10倍。但他們只能硬著頭皮接受。
因為農場道路泥濘，在改建期間，朗格騎馬通勤
談判中，這幾個年輕人最常遇到的就是各種質疑，所以各個環節都向他們要現錢或者銀行擔保的支票。
有個地方官員倒是好心，“我發現他們並不瞭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5萬人相當於軍隊中一個師的人數，相應的後勤部門極其龐大。”
他沒想到實際人數還要加個“0”。
開車去往音樂節的路上。攝影：Ralph Ackerman
音樂節預定8月15日、週五下午開始。但到週三時，已經有大約5萬人在附近紮營。而柵欄和售票亭還沒有安裝完畢，無法阻擋這麼多人進入。組織者不得不決定：門票免費。
這意味著他們會虧損，並且會有更多的人到來。
被堵在路上的年輕人彈琴唱著歌
到了週五中午，已經聚集了快50萬人。還有更多的人因為交通堵塞進不來。
這張照片名為《走向伍德斯托克》。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我每天在人群中游蕩、拍照……不知怎的，我知道那既是一種希望，也是一種失常。”這也讓他聯想起瓊尼·米切爾的歌《伍德斯托克》：
I’m going to try an’ get my soul free我要讓我的靈魂獲得自由 We are stardust我們是星塵 We are golden我們光芒閃耀 And we’ve got to get ourselves我們必須要讓自己 Back to the garden重返樂園
雖然有種種瑕疵，但這畢竟是隻用了三週，三百多個嬉皮士，硬是把一個農場改成了音樂節場地。朗格帶頭苦幹，鼓舞他們“這裡有愛”——但不少人熬過疲憊，依賴的卻是迷幻劑。
50萬年輕人的短暫烏托邦
演出原定下午四點開始，但多個樂隊還堵在路上。
主辦方只好讓民謠歌手臨時上臺頂替，但現場狂熱而混亂，有幾個歌手慫了，不肯上臺。
所以，第一個救場的歌手裡奇·海文斯，因為無人替換，在臺上唱了三個小時。最後實在沒詞了，想到一個詞就唱了出來：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結果，全場都跟著他喊了出來。
有些歌沒有被錄全。紀錄片拍攝團隊為了省錢，原本計劃只拍著名樂隊，出場次序亂掉之後，他們發現只能靈機應變了。不過，他們從導演到助手都很擅長這一點。
27歲的馬丁·斯科塞斯（右二）在伍德斯托克拍攝現場
導演邁克爾·沃德利那年30歲，他的助手兼剪輯師比他還小3歲，叫馬丁·斯科塞斯，幾年後就會成為好萊塢最重要的導演之一。
音樂節共有 32組表演歌手和樂隊，都是音樂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包括瓊·貝茲、吉他大師吉米·亨德里克斯、山塔那合唱團、誰人樂隊、詹尼斯·喬普林等。
沒能前來的大門樂隊後來表示，他們挺後悔拒絕了邀請。
音樂會現場年輕的情侶們
音樂節原定三天，因為下雨，又延長了一天。
因為擔心出亂子，紐約市長曾警告要把現場定性成災區，並派1萬名警察來維持秩序。
羅伯茨他們勸住了市長，還想到一個很關鍵的主意：出雙倍的薪水僱傭警察，條件是要由他們挑選——所有對嬉皮士有成見的警察都不能參加。
結果，在那幾天裡，反而是有些警察忘記了職責，到處追姑娘。
而年輕人則彷彿身在一個烏托邦，雖然大家互不相識，但沒人把彼此當作陌生人：“無論你想要什麼，只要別人有，他們就會和你分享。”
時不時就會有人傳過來一箱吃的：麵包、香蕉……大家都不會多拿，好讓其他人也有得吃。
這張航拍照片的攝影師是巴里·萊文。
飛機著陸後，他們奔向池塘，看到有人在岸邊躍躍欲試。他和同伴就脫了衣服帶頭跳進水裡——集體裸'泳就此開始。
“那就是伍斯托克的象徵——自由。不論男女，一絲不掛，沒有恐懼，也不感到羞恥。敢想敢做的自由。不需要任何權威的許可。年輕人看到了成千上萬跟他們一樣的人。也許在家鄉，他們感覺自己像怪胎，孤獨、無助。但在伍斯托克，他們創造了一個和平、友愛、互相關懷的共同體。”萊文回憶說。
在有些營區，這種共享精神也帶來了麻煩——有人“慷慨地”往他們營區的飲用水裡加了迷幻藥，結果大家全都嗑高了。
音樂節結束時，農場主馬克斯·雅各布說：“我有那麼一種感覺：他們似乎能將今天美國的問題和災劫，都變成對未來積極美好的希望與期待。”
“音樂節雖然只有三天，但這證明了只要人們願意，他們就能夠友好相處。可悲的是，50年後，我們當中的太多人看起來並不想要那種神祕而充滿魔力的和平生活。今天，人們常常表現出他們寧願要恨也不要愛，寧願要暴力也不要和平，甚至他們的音樂也呈現出了一種對未來感到絕望的態度。”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
攝影：Tom Miner
“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
還有人在湖裡裸'泳，
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
音樂節現場吸引來不少攝影師。其中，尤茲利是拒絕了《新聞週刊》的委派自行前來的，——他想自己決定把鏡頭對準哪裡，不用被雜誌社的指令牽著鼻子走。
尤茲利把帳篷紮在附近的河邊，原本計劃看完演出晚上就回去，結果進來後就再也出不去了。
他只帶了半打黑白膠捲在身上，不得不非常謹慎地按快門。後來，山坡上的人們徹底玩瘋了，他自己沒法拍，就去找其他同行。
“我不斷地跑去舞臺那裡，告訴其他攝影師山坡上正在發生什麼，‘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還有人在湖裡裸'泳，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但他們跟我說，他們走不開。雜誌社要求他們拍下每一個表演者。”尤茲利就跟他們借了一些彩色膠捲。
週日一早，太陽升起，遠處傳來傑弗遜飛機合唱團的歌聲。有兩個年輕人站起來擁抱。男子裹著一條沾著泥巴的毯子，女孩把頭靠在他肩上。在他們身後，是漫山遍野的年輕人。尤茲利立刻把它拍了下來。正是靠著借來的膠捲，尤茲利拍下了他最有名的一張照片。
攝影師尤茲利說，“當人們評選上個世紀最重要的照片時，我的這張照片總會被提名。我知道等我死的時候，它也會出現在我的訃告裡，儘管我其他的照片也很好。”
後來，這幅照片刊登在《紐約》雜誌上，又被製作音樂會專輯和紀錄片的人挑中了：“在專輯封面上，通常只會出現歌手。但那時大家都意識到了，是觀眾讓這場音樂節變得偉大，而不是音樂，不是歌星。”
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考菲爾德和朗格
朗格到唱片公司找工作，和25歲的阿蒂·考菲爾德一見如故。他們考慮開個錄音棚，為了給建棚籌錢，決定先辦一場演出。
他們拿著計劃書，找到另外兩個年輕人：26歲的約翰·羅伯茨和喬爾·羅斯曼，前者出身富商之家，後者是著名牙醫的兒子。
羅伯茨和羅斯曼
羅伯茨和羅斯曼原本想給電視臺寫關於年輕人商業冒險的肥皂劇，為此，他們想要先在現實中體驗一下。
就這樣，四個年輕人決定合夥幹票大的——四人各佔25%的股份，公司名為：“伍德斯托克冒險計劃。”
邁克爾·朗格在音樂節籌辦現場
雖然有富二代的投資兜底，但他們要解決的困難太多了，每個都足以讓他們放棄。
因為沒有名氣，要想讓樂隊經紀人搭理，只能用錢砸——他們用高酬勞搞定少數大牌，再以此連環撬動其他人。
他們想的口號很不錯，“鄉村的快樂週末，臨時的自治村莊”——但計劃最遭村民們反感。
因為伍德斯托克沒有大片空地，他們先是在50公里外的沃基爾談下一塊工業空地，但當地居民討厭嬉皮士，強烈反對。
此時音樂會的票已經預訂出去數萬張，樂隊也會索取鉅額賠償。
於是他們又找到一塊私人農場，那裡交通不便，設施不全，租金翻了10倍。但他們只能硬著頭皮接受。
因為農場道路泥濘，在改建期間，朗格騎馬通勤
談判中，這幾個年輕人最常遇到的就是各種質疑，所以各個環節都向他們要現錢或者銀行擔保的支票。
有個地方官員倒是好心，“我發現他們並不瞭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5萬人相當於軍隊中一個師的人數，相應的後勤部門極其龐大。”
他沒想到實際人數還要加個“0”。
開車去往音樂節的路上。攝影：Ralph Ackerman
音樂節預定8月15日、週五下午開始。但到週三時，已經有大約5萬人在附近紮營。而柵欄和售票亭還沒有安裝完畢，無法阻擋這麼多人進入。組織者不得不決定：門票免費。
這意味著他們會虧損，並且會有更多的人到來。
被堵在路上的年輕人彈琴唱著歌
到了週五中午，已經聚集了快50萬人。還有更多的人因為交通堵塞進不來。
這張照片名為《走向伍德斯托克》。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我每天在人群中游蕩、拍照……不知怎的，我知道那既是一種希望，也是一種失常。”這也讓他聯想起瓊尼·米切爾的歌《伍德斯托克》：
I’m going to try an’ get my soul free我要讓我的靈魂獲得自由 We are stardust我們是星塵 We are golden我們光芒閃耀 And we’ve got to get ourselves我們必須要讓自己 Back to the garden重返樂園
雖然有種種瑕疵，但這畢竟是隻用了三週，三百多個嬉皮士，硬是把一個農場改成了音樂節場地。朗格帶頭苦幹，鼓舞他們“這裡有愛”——但不少人熬過疲憊，依賴的卻是迷幻劑。
50萬年輕人的短暫烏托邦
演出原定下午四點開始，但多個樂隊還堵在路上。
主辦方只好讓民謠歌手臨時上臺頂替，但現場狂熱而混亂，有幾個歌手慫了，不肯上臺。
所以，第一個救場的歌手裡奇·海文斯，因為無人替換，在臺上唱了三個小時。最後實在沒詞了，想到一個詞就唱了出來：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結果，全場都跟著他喊了出來。
有些歌沒有被錄全。紀錄片拍攝團隊為了省錢，原本計劃只拍著名樂隊，出場次序亂掉之後，他們發現只能靈機應變了。不過，他們從導演到助手都很擅長這一點。
27歲的馬丁·斯科塞斯（右二）在伍德斯托克拍攝現場
導演邁克爾·沃德利那年30歲，他的助手兼剪輯師比他還小3歲，叫馬丁·斯科塞斯，幾年後就會成為好萊塢最重要的導演之一。
音樂節共有 32組表演歌手和樂隊，都是音樂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包括瓊·貝茲、吉他大師吉米·亨德里克斯、山塔那合唱團、誰人樂隊、詹尼斯·喬普林等。
沒能前來的大門樂隊後來表示，他們挺後悔拒絕了邀請。
音樂會現場年輕的情侶們
音樂節原定三天，因為下雨，又延長了一天。
因為擔心出亂子，紐約市長曾警告要把現場定性成災區，並派1萬名警察來維持秩序。
羅伯茨他們勸住了市長，還想到一個很關鍵的主意：出雙倍的薪水僱傭警察，條件是要由他們挑選——所有對嬉皮士有成見的警察都不能參加。
結果，在那幾天裡，反而是有些警察忘記了職責，到處追姑娘。
而年輕人則彷彿身在一個烏托邦，雖然大家互不相識，但沒人把彼此當作陌生人：“無論你想要什麼，只要別人有，他們就會和你分享。”
時不時就會有人傳過來一箱吃的：麵包、香蕉……大家都不會多拿，好讓其他人也有得吃。
這張航拍照片的攝影師是巴里·萊文。
飛機著陸後，他們奔向池塘，看到有人在岸邊躍躍欲試。他和同伴就脫了衣服帶頭跳進水裡——集體裸'泳就此開始。
“那就是伍斯托克的象徵——自由。不論男女，一絲不掛，沒有恐懼，也不感到羞恥。敢想敢做的自由。不需要任何權威的許可。年輕人看到了成千上萬跟他們一樣的人。也許在家鄉，他們感覺自己像怪胎，孤獨、無助。但在伍斯托克，他們創造了一個和平、友愛、互相關懷的共同體。”萊文回憶說。
在有些營區，這種共享精神也帶來了麻煩——有人“慷慨地”往他們營區的飲用水裡加了迷幻藥，結果大家全都嗑高了。
音樂節結束時，農場主馬克斯·雅各布說：“我有那麼一種感覺：他們似乎能將今天美國的問題和災劫，都變成對未來積極美好的希望與期待。”
“音樂節雖然只有三天，但這證明了只要人們願意，他們就能夠友好相處。可悲的是，50年後，我們當中的太多人看起來並不想要那種神祕而充滿魔力的和平生活。今天，人們常常表現出他們寧願要恨也不要愛，寧願要暴力也不要和平，甚至他們的音樂也呈現出了一種對未來感到絕望的態度。”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
攝影：Tom Miner
“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
還有人在湖裡裸'泳，
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
音樂節現場吸引來不少攝影師。其中，尤茲利是拒絕了《新聞週刊》的委派自行前來的，——他想自己決定把鏡頭對準哪裡，不用被雜誌社的指令牽著鼻子走。
尤茲利把帳篷紮在附近的河邊，原本計劃看完演出晚上就回去，結果進來後就再也出不去了。
他只帶了半打黑白膠捲在身上，不得不非常謹慎地按快門。後來，山坡上的人們徹底玩瘋了，他自己沒法拍，就去找其他同行。
“我不斷地跑去舞臺那裡，告訴其他攝影師山坡上正在發生什麼，‘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還有人在湖裡裸'泳，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但他們跟我說，他們走不開。雜誌社要求他們拍下每一個表演者。”尤茲利就跟他們借了一些彩色膠捲。
週日一早，太陽升起，遠處傳來傑弗遜飛機合唱團的歌聲。有兩個年輕人站起來擁抱。男子裹著一條沾著泥巴的毯子，女孩把頭靠在他肩上。在他們身後，是漫山遍野的年輕人。尤茲利立刻把它拍了下來。正是靠著借來的膠捲，尤茲利拍下了他最有名的一張照片。
攝影師尤茲利說，“當人們評選上個世紀最重要的照片時，我的這張照片總會被提名。我知道等我死的時候，它也會出現在我的訃告裡，儘管我其他的照片也很好。”
後來，這幅照片刊登在《紐約》雜誌上，又被製作音樂會專輯和紀錄片的人挑中了：“在專輯封面上，通常只會出現歌手。但那時大家都意識到了，是觀眾讓這場音樂節變得偉大，而不是音樂，不是歌星。”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現場專輯。
這個定格的畫面也成為一代又一代搖滾樂迷的標誌性記憶，但畫面中的情侶是誰呢？
直到20年後，才瞭解到他們叫尼克和鮑比。
1969年，尼克和鮑比都才20歲。鮑比是個銀行職員，尼克是個大學生，他們在一個酒吧裡相識，後來開始約會。伍德斯托克音樂節舉辦時，兩人剛剛交往了10周。
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考菲爾德和朗格
朗格到唱片公司找工作，和25歲的阿蒂·考菲爾德一見如故。他們考慮開個錄音棚，為了給建棚籌錢，決定先辦一場演出。
他們拿著計劃書，找到另外兩個年輕人：26歲的約翰·羅伯茨和喬爾·羅斯曼，前者出身富商之家，後者是著名牙醫的兒子。
羅伯茨和羅斯曼
羅伯茨和羅斯曼原本想給電視臺寫關於年輕人商業冒險的肥皂劇，為此，他們想要先在現實中體驗一下。
就這樣，四個年輕人決定合夥幹票大的——四人各佔25%的股份，公司名為：“伍德斯托克冒險計劃。”
邁克爾·朗格在音樂節籌辦現場
雖然有富二代的投資兜底，但他們要解決的困難太多了，每個都足以讓他們放棄。
因為沒有名氣，要想讓樂隊經紀人搭理，只能用錢砸——他們用高酬勞搞定少數大牌，再以此連環撬動其他人。
他們想的口號很不錯，“鄉村的快樂週末，臨時的自治村莊”——但計劃最遭村民們反感。
因為伍德斯托克沒有大片空地，他們先是在50公里外的沃基爾談下一塊工業空地，但當地居民討厭嬉皮士，強烈反對。
此時音樂會的票已經預訂出去數萬張，樂隊也會索取鉅額賠償。
於是他們又找到一塊私人農場，那裡交通不便，設施不全，租金翻了10倍。但他們只能硬著頭皮接受。
因為農場道路泥濘，在改建期間，朗格騎馬通勤
談判中，這幾個年輕人最常遇到的就是各種質疑，所以各個環節都向他們要現錢或者銀行擔保的支票。
有個地方官員倒是好心，“我發現他們並不瞭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5萬人相當於軍隊中一個師的人數，相應的後勤部門極其龐大。”
他沒想到實際人數還要加個“0”。
開車去往音樂節的路上。攝影：Ralph Ackerman
音樂節預定8月15日、週五下午開始。但到週三時，已經有大約5萬人在附近紮營。而柵欄和售票亭還沒有安裝完畢，無法阻擋這麼多人進入。組織者不得不決定：門票免費。
這意味著他們會虧損，並且會有更多的人到來。
被堵在路上的年輕人彈琴唱著歌
到了週五中午，已經聚集了快50萬人。還有更多的人因為交通堵塞進不來。
這張照片名為《走向伍德斯托克》。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我每天在人群中游蕩、拍照……不知怎的，我知道那既是一種希望，也是一種失常。”這也讓他聯想起瓊尼·米切爾的歌《伍德斯托克》：
I’m going to try an’ get my soul free我要讓我的靈魂獲得自由 We are stardust我們是星塵 We are golden我們光芒閃耀 And we’ve got to get ourselves我們必須要讓自己 Back to the garden重返樂園
雖然有種種瑕疵，但這畢竟是隻用了三週，三百多個嬉皮士，硬是把一個農場改成了音樂節場地。朗格帶頭苦幹，鼓舞他們“這裡有愛”——但不少人熬過疲憊，依賴的卻是迷幻劑。
50萬年輕人的短暫烏托邦
演出原定下午四點開始，但多個樂隊還堵在路上。
主辦方只好讓民謠歌手臨時上臺頂替，但現場狂熱而混亂，有幾個歌手慫了，不肯上臺。
所以，第一個救場的歌手裡奇·海文斯，因為無人替換，在臺上唱了三個小時。最後實在沒詞了，想到一個詞就唱了出來：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結果，全場都跟著他喊了出來。
有些歌沒有被錄全。紀錄片拍攝團隊為了省錢，原本計劃只拍著名樂隊，出場次序亂掉之後，他們發現只能靈機應變了。不過，他們從導演到助手都很擅長這一點。
27歲的馬丁·斯科塞斯（右二）在伍德斯托克拍攝現場
導演邁克爾·沃德利那年30歲，他的助手兼剪輯師比他還小3歲，叫馬丁·斯科塞斯，幾年後就會成為好萊塢最重要的導演之一。
音樂節共有 32組表演歌手和樂隊，都是音樂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包括瓊·貝茲、吉他大師吉米·亨德里克斯、山塔那合唱團、誰人樂隊、詹尼斯·喬普林等。
沒能前來的大門樂隊後來表示，他們挺後悔拒絕了邀請。
音樂會現場年輕的情侶們
音樂節原定三天，因為下雨，又延長了一天。
因為擔心出亂子，紐約市長曾警告要把現場定性成災區，並派1萬名警察來維持秩序。
羅伯茨他們勸住了市長，還想到一個很關鍵的主意：出雙倍的薪水僱傭警察，條件是要由他們挑選——所有對嬉皮士有成見的警察都不能參加。
結果，在那幾天裡，反而是有些警察忘記了職責，到處追姑娘。
而年輕人則彷彿身在一個烏托邦，雖然大家互不相識，但沒人把彼此當作陌生人：“無論你想要什麼，只要別人有，他們就會和你分享。”
時不時就會有人傳過來一箱吃的：麵包、香蕉……大家都不會多拿，好讓其他人也有得吃。
這張航拍照片的攝影師是巴里·萊文。
飛機著陸後，他們奔向池塘，看到有人在岸邊躍躍欲試。他和同伴就脫了衣服帶頭跳進水裡——集體裸'泳就此開始。
“那就是伍斯托克的象徵——自由。不論男女，一絲不掛，沒有恐懼，也不感到羞恥。敢想敢做的自由。不需要任何權威的許可。年輕人看到了成千上萬跟他們一樣的人。也許在家鄉，他們感覺自己像怪胎，孤獨、無助。但在伍斯托克，他們創造了一個和平、友愛、互相關懷的共同體。”萊文回憶說。
在有些營區，這種共享精神也帶來了麻煩——有人“慷慨地”往他們營區的飲用水裡加了迷幻藥，結果大家全都嗑高了。
音樂節結束時，農場主馬克斯·雅各布說：“我有那麼一種感覺：他們似乎能將今天美國的問題和災劫，都變成對未來積極美好的希望與期待。”
“音樂節雖然只有三天，但這證明了只要人們願意，他們就能夠友好相處。可悲的是，50年後，我們當中的太多人看起來並不想要那種神祕而充滿魔力的和平生活。今天，人們常常表現出他們寧願要恨也不要愛，寧願要暴力也不要和平，甚至他們的音樂也呈現出了一種對未來感到絕望的態度。”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
攝影：Tom Miner
“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
還有人在湖裡裸'泳，
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
音樂節現場吸引來不少攝影師。其中，尤茲利是拒絕了《新聞週刊》的委派自行前來的，——他想自己決定把鏡頭對準哪裡，不用被雜誌社的指令牽著鼻子走。
尤茲利把帳篷紮在附近的河邊，原本計劃看完演出晚上就回去，結果進來後就再也出不去了。
他只帶了半打黑白膠捲在身上，不得不非常謹慎地按快門。後來，山坡上的人們徹底玩瘋了，他自己沒法拍，就去找其他同行。
“我不斷地跑去舞臺那裡，告訴其他攝影師山坡上正在發生什麼，‘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還有人在湖裡裸'泳，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但他們跟我說，他們走不開。雜誌社要求他們拍下每一個表演者。”尤茲利就跟他們借了一些彩色膠捲。
週日一早，太陽升起，遠處傳來傑弗遜飛機合唱團的歌聲。有兩個年輕人站起來擁抱。男子裹著一條沾著泥巴的毯子，女孩把頭靠在他肩上。在他們身後，是漫山遍野的年輕人。尤茲利立刻把它拍了下來。正是靠著借來的膠捲，尤茲利拍下了他最有名的一張照片。
攝影師尤茲利說，“當人們評選上個世紀最重要的照片時，我的這張照片總會被提名。我知道等我死的時候，它也會出現在我的訃告裡，儘管我其他的照片也很好。”
後來，這幅照片刊登在《紐約》雜誌上，又被製作音樂會專輯和紀錄片的人挑中了：“在專輯封面上，通常只會出現歌手。但那時大家都意識到了，是觀眾讓這場音樂節變得偉大，而不是音樂，不是歌星。”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現場專輯。
這個定格的畫面也成為一代又一代搖滾樂迷的標誌性記憶，但畫面中的情侶是誰呢？
直到20年後，才瞭解到他們叫尼克和鮑比。
1969年，尼克和鮑比都才20歲。鮑比是個銀行職員，尼克是個大學生，他們在一個酒吧裡相識，後來開始約會。伍德斯托克音樂節舉辦時，兩人剛剛交往了10周。
尼克和鮑比年輕時的合影。
尼克說，他選擇在酒吧打工，就是為了能結識姑娘：“有一天，有個服務生帶來一位漂亮的金髮女郎，跟我說‘這是我的女朋友，你幫我照看著點。’”那個女孩就是鮑比。之後，每天晚上鮑比都跟著男朋友來酒吧，也會和尼克聊聊天。幾個月後，鮑比和那個服務生鬧崩了，尼克抓住機會，請鮑比去吃披薩、看電影，兩人開始約會。
“我們當時可是20歲，
別人不讓幹什麼，就偏要幹什麼。”
起初，尼克和鮑比沒打算去音樂節。他們是看到電視裡說伍德斯托克大堵車，“我們一下就興奮起來了。”
尼克回憶那個一時衝動的決定：“電視機裡說，'如果你正打算要來伍德斯托克，待在家，不要來了。'我們怎麼可能聽？我們當時可是20歲，別人不讓幹什麼，就偏要幹什麼。”
第二天一早，一幫年輕人把旅行車塞滿了酒，就出發了。汽車被迫停在5英里外，搭上一個擠滿了赤裸嬉皮士的貨車，接著又下車步行。
“成千上萬的人都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人們揹著吉他和睡袋，一路上都是被丟棄的東西——照片裡的那條毯子就是我們撿到。”鮑比回憶說。
他們在附近的山坡上安扎下來，那裡看不到舞臺，但能聽到歌聲。樂隊的表演刻在了尼克的腦海裡。但鮑比說，我們才是那場盛事的主角。
“我的記憶裡沒有音樂，”她說，“我只記得自己被人海包圍，到處都是小小的騷動。”
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考菲爾德和朗格
朗格到唱片公司找工作，和25歲的阿蒂·考菲爾德一見如故。他們考慮開個錄音棚，為了給建棚籌錢，決定先辦一場演出。
他們拿著計劃書，找到另外兩個年輕人：26歲的約翰·羅伯茨和喬爾·羅斯曼，前者出身富商之家，後者是著名牙醫的兒子。
羅伯茨和羅斯曼
羅伯茨和羅斯曼原本想給電視臺寫關於年輕人商業冒險的肥皂劇，為此，他們想要先在現實中體驗一下。
就這樣，四個年輕人決定合夥幹票大的——四人各佔25%的股份，公司名為：“伍德斯托克冒險計劃。”
邁克爾·朗格在音樂節籌辦現場
雖然有富二代的投資兜底，但他們要解決的困難太多了，每個都足以讓他們放棄。
因為沒有名氣，要想讓樂隊經紀人搭理，只能用錢砸——他們用高酬勞搞定少數大牌，再以此連環撬動其他人。
他們想的口號很不錯，“鄉村的快樂週末，臨時的自治村莊”——但計劃最遭村民們反感。
因為伍德斯托克沒有大片空地，他們先是在50公里外的沃基爾談下一塊工業空地，但當地居民討厭嬉皮士，強烈反對。
此時音樂會的票已經預訂出去數萬張，樂隊也會索取鉅額賠償。
於是他們又找到一塊私人農場，那裡交通不便，設施不全，租金翻了10倍。但他們只能硬著頭皮接受。
因為農場道路泥濘，在改建期間，朗格騎馬通勤
談判中，這幾個年輕人最常遇到的就是各種質疑，所以各個環節都向他們要現錢或者銀行擔保的支票。
有個地方官員倒是好心，“我發現他們並不瞭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5萬人相當於軍隊中一個師的人數，相應的後勤部門極其龐大。”
他沒想到實際人數還要加個“0”。
開車去往音樂節的路上。攝影：Ralph Ackerman
音樂節預定8月15日、週五下午開始。但到週三時，已經有大約5萬人在附近紮營。而柵欄和售票亭還沒有安裝完畢，無法阻擋這麼多人進入。組織者不得不決定：門票免費。
這意味著他們會虧損，並且會有更多的人到來。
被堵在路上的年輕人彈琴唱著歌
到了週五中午，已經聚集了快50萬人。還有更多的人因為交通堵塞進不來。
這張照片名為《走向伍德斯托克》。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我每天在人群中游蕩、拍照……不知怎的，我知道那既是一種希望，也是一種失常。”這也讓他聯想起瓊尼·米切爾的歌《伍德斯托克》：
I’m going to try an’ get my soul free我要讓我的靈魂獲得自由 We are stardust我們是星塵 We are golden我們光芒閃耀 And we’ve got to get ourselves我們必須要讓自己 Back to the garden重返樂園
雖然有種種瑕疵，但這畢竟是隻用了三週，三百多個嬉皮士，硬是把一個農場改成了音樂節場地。朗格帶頭苦幹，鼓舞他們“這裡有愛”——但不少人熬過疲憊，依賴的卻是迷幻劑。
50萬年輕人的短暫烏托邦
演出原定下午四點開始，但多個樂隊還堵在路上。
主辦方只好讓民謠歌手臨時上臺頂替，但現場狂熱而混亂，有幾個歌手慫了，不肯上臺。
所以，第一個救場的歌手裡奇·海文斯，因為無人替換，在臺上唱了三個小時。最後實在沒詞了，想到一個詞就唱了出來：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結果，全場都跟著他喊了出來。
有些歌沒有被錄全。紀錄片拍攝團隊為了省錢，原本計劃只拍著名樂隊，出場次序亂掉之後，他們發現只能靈機應變了。不過，他們從導演到助手都很擅長這一點。
27歲的馬丁·斯科塞斯（右二）在伍德斯托克拍攝現場
導演邁克爾·沃德利那年30歲，他的助手兼剪輯師比他還小3歲，叫馬丁·斯科塞斯，幾年後就會成為好萊塢最重要的導演之一。
音樂節共有 32組表演歌手和樂隊，都是音樂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包括瓊·貝茲、吉他大師吉米·亨德里克斯、山塔那合唱團、誰人樂隊、詹尼斯·喬普林等。
沒能前來的大門樂隊後來表示，他們挺後悔拒絕了邀請。
音樂會現場年輕的情侶們
音樂節原定三天，因為下雨，又延長了一天。
因為擔心出亂子，紐約市長曾警告要把現場定性成災區，並派1萬名警察來維持秩序。
羅伯茨他們勸住了市長，還想到一個很關鍵的主意：出雙倍的薪水僱傭警察，條件是要由他們挑選——所有對嬉皮士有成見的警察都不能參加。
結果，在那幾天裡，反而是有些警察忘記了職責，到處追姑娘。
而年輕人則彷彿身在一個烏托邦，雖然大家互不相識，但沒人把彼此當作陌生人：“無論你想要什麼，只要別人有，他們就會和你分享。”
時不時就會有人傳過來一箱吃的：麵包、香蕉……大家都不會多拿，好讓其他人也有得吃。
這張航拍照片的攝影師是巴里·萊文。
飛機著陸後，他們奔向池塘，看到有人在岸邊躍躍欲試。他和同伴就脫了衣服帶頭跳進水裡——集體裸'泳就此開始。
“那就是伍斯托克的象徵——自由。不論男女，一絲不掛，沒有恐懼，也不感到羞恥。敢想敢做的自由。不需要任何權威的許可。年輕人看到了成千上萬跟他們一樣的人。也許在家鄉，他們感覺自己像怪胎，孤獨、無助。但在伍斯托克，他們創造了一個和平、友愛、互相關懷的共同體。”萊文回憶說。
在有些營區，這種共享精神也帶來了麻煩——有人“慷慨地”往他們營區的飲用水裡加了迷幻藥，結果大家全都嗑高了。
音樂節結束時，農場主馬克斯·雅各布說：“我有那麼一種感覺：他們似乎能將今天美國的問題和災劫，都變成對未來積極美好的希望與期待。”
“音樂節雖然只有三天，但這證明了只要人們願意，他們就能夠友好相處。可悲的是，50年後，我們當中的太多人看起來並不想要那種神祕而充滿魔力的和平生活。今天，人們常常表現出他們寧願要恨也不要愛，寧願要暴力也不要和平，甚至他們的音樂也呈現出了一種對未來感到絕望的態度。”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
攝影：Tom Miner
“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
還有人在湖裡裸'泳，
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
音樂節現場吸引來不少攝影師。其中，尤茲利是拒絕了《新聞週刊》的委派自行前來的，——他想自己決定把鏡頭對準哪裡，不用被雜誌社的指令牽著鼻子走。
尤茲利把帳篷紮在附近的河邊，原本計劃看完演出晚上就回去，結果進來後就再也出不去了。
他只帶了半打黑白膠捲在身上，不得不非常謹慎地按快門。後來，山坡上的人們徹底玩瘋了，他自己沒法拍，就去找其他同行。
“我不斷地跑去舞臺那裡，告訴其他攝影師山坡上正在發生什麼，‘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還有人在湖裡裸'泳，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但他們跟我說，他們走不開。雜誌社要求他們拍下每一個表演者。”尤茲利就跟他們借了一些彩色膠捲。
週日一早，太陽升起，遠處傳來傑弗遜飛機合唱團的歌聲。有兩個年輕人站起來擁抱。男子裹著一條沾著泥巴的毯子，女孩把頭靠在他肩上。在他們身後，是漫山遍野的年輕人。尤茲利立刻把它拍了下來。正是靠著借來的膠捲，尤茲利拍下了他最有名的一張照片。
攝影師尤茲利說，“當人們評選上個世紀最重要的照片時，我的這張照片總會被提名。我知道等我死的時候，它也會出現在我的訃告裡，儘管我其他的照片也很好。”
後來，這幅照片刊登在《紐約》雜誌上，又被製作音樂會專輯和紀錄片的人挑中了：“在專輯封面上，通常只會出現歌手。但那時大家都意識到了，是觀眾讓這場音樂節變得偉大，而不是音樂，不是歌星。”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現場專輯。
這個定格的畫面也成為一代又一代搖滾樂迷的標誌性記憶，但畫面中的情侶是誰呢？
直到20年後，才瞭解到他們叫尼克和鮑比。
1969年，尼克和鮑比都才20歲。鮑比是個銀行職員，尼克是個大學生，他們在一個酒吧裡相識，後來開始約會。伍德斯托克音樂節舉辦時，兩人剛剛交往了10周。
尼克和鮑比年輕時的合影。
尼克說，他選擇在酒吧打工，就是為了能結識姑娘：“有一天，有個服務生帶來一位漂亮的金髮女郎，跟我說‘這是我的女朋友，你幫我照看著點。’”那個女孩就是鮑比。之後，每天晚上鮑比都跟著男朋友來酒吧，也會和尼克聊聊天。幾個月後，鮑比和那個服務生鬧崩了，尼克抓住機會，請鮑比去吃披薩、看電影，兩人開始約會。
“我們當時可是20歲，
別人不讓幹什麼，就偏要幹什麼。”
起初，尼克和鮑比沒打算去音樂節。他們是看到電視裡說伍德斯托克大堵車，“我們一下就興奮起來了。”
尼克回憶那個一時衝動的決定：“電視機裡說，'如果你正打算要來伍德斯托克，待在家，不要來了。'我們怎麼可能聽？我們當時可是20歲，別人不讓幹什麼，就偏要幹什麼。”
第二天一早，一幫年輕人把旅行車塞滿了酒，就出發了。汽車被迫停在5英里外，搭上一個擠滿了赤裸嬉皮士的貨車，接著又下車步行。
“成千上萬的人都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人們揹著吉他和睡袋，一路上都是被丟棄的東西——照片裡的那條毯子就是我們撿到。”鮑比回憶說。
他們在附近的山坡上安扎下來，那裡看不到舞臺，但能聽到歌聲。樂隊的表演刻在了尼克的腦海裡。但鮑比說，我們才是那場盛事的主角。
“我的記憶裡沒有音樂，”她說，“我只記得自己被人海包圍，到處都是小小的騷動。”
如今尼克和鮑比，他們還在一起，他們家欄杆上還訂著一個牌子：“Hippies use backdoor
鮑比回憶說：“我仍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氣氛：天空在燈光下呈現出桔紅色，煙霧濛濛。隨處可見縹緲的蒸汽，混雜著營火的煙、大麻燒起來的煙、還有蒸發的汗液。空氣裡有你能想象到的各種聲音：年輕人的喊叫聲、小孩子的哭鬧聲、吉他、班卓琴、手鼓的聲音，人們不管舞臺，各唱各的歌。”
從朋友那裡看到音樂節專輯時，尼克和鮑比都沒意識到照片上是自己，仔細看了毯子後才想起來。
當時，鮑比的第一反應不是自己出名了，而是：“完了，這下要被我媽發現了。”
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考菲爾德和朗格
朗格到唱片公司找工作，和25歲的阿蒂·考菲爾德一見如故。他們考慮開個錄音棚，為了給建棚籌錢，決定先辦一場演出。
他們拿著計劃書，找到另外兩個年輕人：26歲的約翰·羅伯茨和喬爾·羅斯曼，前者出身富商之家，後者是著名牙醫的兒子。
羅伯茨和羅斯曼
羅伯茨和羅斯曼原本想給電視臺寫關於年輕人商業冒險的肥皂劇，為此，他們想要先在現實中體驗一下。
就這樣，四個年輕人決定合夥幹票大的——四人各佔25%的股份，公司名為：“伍德斯托克冒險計劃。”
邁克爾·朗格在音樂節籌辦現場
雖然有富二代的投資兜底，但他們要解決的困難太多了，每個都足以讓他們放棄。
因為沒有名氣，要想讓樂隊經紀人搭理，只能用錢砸——他們用高酬勞搞定少數大牌，再以此連環撬動其他人。
他們想的口號很不錯，“鄉村的快樂週末，臨時的自治村莊”——但計劃最遭村民們反感。
因為伍德斯托克沒有大片空地，他們先是在50公里外的沃基爾談下一塊工業空地，但當地居民討厭嬉皮士，強烈反對。
此時音樂會的票已經預訂出去數萬張，樂隊也會索取鉅額賠償。
於是他們又找到一塊私人農場，那裡交通不便，設施不全，租金翻了10倍。但他們只能硬著頭皮接受。
因為農場道路泥濘，在改建期間，朗格騎馬通勤
談判中，這幾個年輕人最常遇到的就是各種質疑，所以各個環節都向他們要現錢或者銀行擔保的支票。
有個地方官員倒是好心，“我發現他們並不瞭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5萬人相當於軍隊中一個師的人數，相應的後勤部門極其龐大。”
他沒想到實際人數還要加個“0”。
開車去往音樂節的路上。攝影：Ralph Ackerman
音樂節預定8月15日、週五下午開始。但到週三時，已經有大約5萬人在附近紮營。而柵欄和售票亭還沒有安裝完畢，無法阻擋這麼多人進入。組織者不得不決定：門票免費。
這意味著他們會虧損，並且會有更多的人到來。
被堵在路上的年輕人彈琴唱著歌
到了週五中午，已經聚集了快50萬人。還有更多的人因為交通堵塞進不來。
這張照片名為《走向伍德斯托克》。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我每天在人群中游蕩、拍照……不知怎的，我知道那既是一種希望，也是一種失常。”這也讓他聯想起瓊尼·米切爾的歌《伍德斯托克》：
I’m going to try an’ get my soul free我要讓我的靈魂獲得自由 We are stardust我們是星塵 We are golden我們光芒閃耀 And we’ve got to get ourselves我們必須要讓自己 Back to the garden重返樂園
雖然有種種瑕疵，但這畢竟是隻用了三週，三百多個嬉皮士，硬是把一個農場改成了音樂節場地。朗格帶頭苦幹，鼓舞他們“這裡有愛”——但不少人熬過疲憊，依賴的卻是迷幻劑。
50萬年輕人的短暫烏托邦
演出原定下午四點開始，但多個樂隊還堵在路上。
主辦方只好讓民謠歌手臨時上臺頂替，但現場狂熱而混亂，有幾個歌手慫了，不肯上臺。
所以，第一個救場的歌手裡奇·海文斯，因為無人替換，在臺上唱了三個小時。最後實在沒詞了，想到一個詞就唱了出來：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結果，全場都跟著他喊了出來。
有些歌沒有被錄全。紀錄片拍攝團隊為了省錢，原本計劃只拍著名樂隊，出場次序亂掉之後，他們發現只能靈機應變了。不過，他們從導演到助手都很擅長這一點。
27歲的馬丁·斯科塞斯（右二）在伍德斯托克拍攝現場
導演邁克爾·沃德利那年30歲，他的助手兼剪輯師比他還小3歲，叫馬丁·斯科塞斯，幾年後就會成為好萊塢最重要的導演之一。
音樂節共有 32組表演歌手和樂隊，都是音樂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包括瓊·貝茲、吉他大師吉米·亨德里克斯、山塔那合唱團、誰人樂隊、詹尼斯·喬普林等。
沒能前來的大門樂隊後來表示，他們挺後悔拒絕了邀請。
音樂會現場年輕的情侶們
音樂節原定三天，因為下雨，又延長了一天。
因為擔心出亂子，紐約市長曾警告要把現場定性成災區，並派1萬名警察來維持秩序。
羅伯茨他們勸住了市長，還想到一個很關鍵的主意：出雙倍的薪水僱傭警察，條件是要由他們挑選——所有對嬉皮士有成見的警察都不能參加。
結果，在那幾天裡，反而是有些警察忘記了職責，到處追姑娘。
而年輕人則彷彿身在一個烏托邦，雖然大家互不相識，但沒人把彼此當作陌生人：“無論你想要什麼，只要別人有，他們就會和你分享。”
時不時就會有人傳過來一箱吃的：麵包、香蕉……大家都不會多拿，好讓其他人也有得吃。
這張航拍照片的攝影師是巴里·萊文。
飛機著陸後，他們奔向池塘，看到有人在岸邊躍躍欲試。他和同伴就脫了衣服帶頭跳進水裡——集體裸'泳就此開始。
“那就是伍斯托克的象徵——自由。不論男女，一絲不掛，沒有恐懼，也不感到羞恥。敢想敢做的自由。不需要任何權威的許可。年輕人看到了成千上萬跟他們一樣的人。也許在家鄉，他們感覺自己像怪胎，孤獨、無助。但在伍斯托克，他們創造了一個和平、友愛、互相關懷的共同體。”萊文回憶說。
在有些營區，這種共享精神也帶來了麻煩——有人“慷慨地”往他們營區的飲用水裡加了迷幻藥，結果大家全都嗑高了。
音樂節結束時，農場主馬克斯·雅各布說：“我有那麼一種感覺：他們似乎能將今天美國的問題和災劫，都變成對未來積極美好的希望與期待。”
“音樂節雖然只有三天，但這證明了只要人們願意，他們就能夠友好相處。可悲的是，50年後，我們當中的太多人看起來並不想要那種神祕而充滿魔力的和平生活。今天，人們常常表現出他們寧願要恨也不要愛，寧願要暴力也不要和平，甚至他們的音樂也呈現出了一種對未來感到絕望的態度。”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
攝影：Tom Miner
“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
還有人在湖裡裸'泳，
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
音樂節現場吸引來不少攝影師。其中，尤茲利是拒絕了《新聞週刊》的委派自行前來的，——他想自己決定把鏡頭對準哪裡，不用被雜誌社的指令牽著鼻子走。
尤茲利把帳篷紮在附近的河邊，原本計劃看完演出晚上就回去，結果進來後就再也出不去了。
他只帶了半打黑白膠捲在身上，不得不非常謹慎地按快門。後來，山坡上的人們徹底玩瘋了，他自己沒法拍，就去找其他同行。
“我不斷地跑去舞臺那裡，告訴其他攝影師山坡上正在發生什麼，‘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還有人在湖裡裸'泳，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但他們跟我說，他們走不開。雜誌社要求他們拍下每一個表演者。”尤茲利就跟他們借了一些彩色膠捲。
週日一早，太陽升起，遠處傳來傑弗遜飛機合唱團的歌聲。有兩個年輕人站起來擁抱。男子裹著一條沾著泥巴的毯子，女孩把頭靠在他肩上。在他們身後，是漫山遍野的年輕人。尤茲利立刻把它拍了下來。正是靠著借來的膠捲，尤茲利拍下了他最有名的一張照片。
攝影師尤茲利說，“當人們評選上個世紀最重要的照片時，我的這張照片總會被提名。我知道等我死的時候，它也會出現在我的訃告裡，儘管我其他的照片也很好。”
後來，這幅照片刊登在《紐約》雜誌上，又被製作音樂會專輯和紀錄片的人挑中了：“在專輯封面上，通常只會出現歌手。但那時大家都意識到了，是觀眾讓這場音樂節變得偉大，而不是音樂，不是歌星。”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現場專輯。
這個定格的畫面也成為一代又一代搖滾樂迷的標誌性記憶，但畫面中的情侶是誰呢？
直到20年後，才瞭解到他們叫尼克和鮑比。
1969年，尼克和鮑比都才20歲。鮑比是個銀行職員，尼克是個大學生，他們在一個酒吧裡相識，後來開始約會。伍德斯托克音樂節舉辦時，兩人剛剛交往了10周。
尼克和鮑比年輕時的合影。
尼克說，他選擇在酒吧打工，就是為了能結識姑娘：“有一天，有個服務生帶來一位漂亮的金髮女郎，跟我說‘這是我的女朋友，你幫我照看著點。’”那個女孩就是鮑比。之後，每天晚上鮑比都跟著男朋友來酒吧，也會和尼克聊聊天。幾個月後，鮑比和那個服務生鬧崩了，尼克抓住機會，請鮑比去吃披薩、看電影，兩人開始約會。
“我們當時可是20歲，
別人不讓幹什麼，就偏要幹什麼。”
起初，尼克和鮑比沒打算去音樂節。他們是看到電視裡說伍德斯托克大堵車，“我們一下就興奮起來了。”
尼克回憶那個一時衝動的決定：“電視機裡說，'如果你正打算要來伍德斯托克，待在家，不要來了。'我們怎麼可能聽？我們當時可是20歲，別人不讓幹什麼，就偏要幹什麼。”
第二天一早，一幫年輕人把旅行車塞滿了酒，就出發了。汽車被迫停在5英里外，搭上一個擠滿了赤裸嬉皮士的貨車，接著又下車步行。
“成千上萬的人都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人們揹著吉他和睡袋，一路上都是被丟棄的東西——照片裡的那條毯子就是我們撿到。”鮑比回憶說。
他們在附近的山坡上安扎下來，那裡看不到舞臺，但能聽到歌聲。樂隊的表演刻在了尼克的腦海裡。但鮑比說，我們才是那場盛事的主角。
“我的記憶裡沒有音樂，”她說，“我只記得自己被人海包圍，到處都是小小的騷動。”
如今尼克和鮑比，他們還在一起，他們家欄杆上還訂著一個牌子：“Hippies use backdoor
鮑比回憶說：“我仍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氣氛：天空在燈光下呈現出桔紅色，煙霧濛濛。隨處可見縹緲的蒸汽，混雜著營火的煙、大麻燒起來的煙、還有蒸發的汗液。空氣裡有你能想象到的各種聲音：年輕人的喊叫聲、小孩子的哭鬧聲、吉他、班卓琴、手鼓的聲音，人們不管舞臺，各唱各的歌。”
從朋友那裡看到音樂節專輯時，尼克和鮑比都沒意識到照片上是自己，仔細看了毯子後才想起來。
當時，鮑比的第一反應不是自己出名了，而是：“完了，這下要被我媽發現了。”
音樂節後2年，尼克和鮑比結婚了。
音樂節兩年後，他們結婚了，生了2個兒子，然後又有了4個孫輩。
現在他們在當地的博物館當志願者。今年夏天，博物館舉辦了一場紀念伍德斯托克50週年的展覽。在展覽上，他們見到了當年登臺表演的約翰·弗格蒂。弗格蒂邀請他們去參加自己的紀念演出，但他們婉拒了：“對不起，我們的孫女要過生日了。”
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考菲爾德和朗格
朗格到唱片公司找工作，和25歲的阿蒂·考菲爾德一見如故。他們考慮開個錄音棚，為了給建棚籌錢，決定先辦一場演出。
他們拿著計劃書，找到另外兩個年輕人：26歲的約翰·羅伯茨和喬爾·羅斯曼，前者出身富商之家，後者是著名牙醫的兒子。
羅伯茨和羅斯曼
羅伯茨和羅斯曼原本想給電視臺寫關於年輕人商業冒險的肥皂劇，為此，他們想要先在現實中體驗一下。
就這樣，四個年輕人決定合夥幹票大的——四人各佔25%的股份，公司名為：“伍德斯托克冒險計劃。”
邁克爾·朗格在音樂節籌辦現場
雖然有富二代的投資兜底，但他們要解決的困難太多了，每個都足以讓他們放棄。
因為沒有名氣，要想讓樂隊經紀人搭理，只能用錢砸——他們用高酬勞搞定少數大牌，再以此連環撬動其他人。
他們想的口號很不錯，“鄉村的快樂週末，臨時的自治村莊”——但計劃最遭村民們反感。
因為伍德斯托克沒有大片空地，他們先是在50公里外的沃基爾談下一塊工業空地，但當地居民討厭嬉皮士，強烈反對。
此時音樂會的票已經預訂出去數萬張，樂隊也會索取鉅額賠償。
於是他們又找到一塊私人農場，那裡交通不便，設施不全，租金翻了10倍。但他們只能硬著頭皮接受。
因為農場道路泥濘，在改建期間，朗格騎馬通勤
談判中，這幾個年輕人最常遇到的就是各種質疑，所以各個環節都向他們要現錢或者銀行擔保的支票。
有個地方官員倒是好心，“我發現他們並不瞭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5萬人相當於軍隊中一個師的人數，相應的後勤部門極其龐大。”
他沒想到實際人數還要加個“0”。
開車去往音樂節的路上。攝影：Ralph Ackerman
音樂節預定8月15日、週五下午開始。但到週三時，已經有大約5萬人在附近紮營。而柵欄和售票亭還沒有安裝完畢，無法阻擋這麼多人進入。組織者不得不決定：門票免費。
這意味著他們會虧損，並且會有更多的人到來。
被堵在路上的年輕人彈琴唱著歌
到了週五中午，已經聚集了快50萬人。還有更多的人因為交通堵塞進不來。
這張照片名為《走向伍德斯托克》。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我每天在人群中游蕩、拍照……不知怎的，我知道那既是一種希望，也是一種失常。”這也讓他聯想起瓊尼·米切爾的歌《伍德斯托克》：
I’m going to try an’ get my soul free我要讓我的靈魂獲得自由 We are stardust我們是星塵 We are golden我們光芒閃耀 And we’ve got to get ourselves我們必須要讓自己 Back to the garden重返樂園
雖然有種種瑕疵，但這畢竟是隻用了三週，三百多個嬉皮士，硬是把一個農場改成了音樂節場地。朗格帶頭苦幹，鼓舞他們“這裡有愛”——但不少人熬過疲憊，依賴的卻是迷幻劑。
50萬年輕人的短暫烏托邦
演出原定下午四點開始，但多個樂隊還堵在路上。
主辦方只好讓民謠歌手臨時上臺頂替，但現場狂熱而混亂，有幾個歌手慫了，不肯上臺。
所以，第一個救場的歌手裡奇·海文斯，因為無人替換，在臺上唱了三個小時。最後實在沒詞了，想到一個詞就唱了出來：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結果，全場都跟著他喊了出來。
有些歌沒有被錄全。紀錄片拍攝團隊為了省錢，原本計劃只拍著名樂隊，出場次序亂掉之後，他們發現只能靈機應變了。不過，他們從導演到助手都很擅長這一點。
27歲的馬丁·斯科塞斯（右二）在伍德斯托克拍攝現場
導演邁克爾·沃德利那年30歲，他的助手兼剪輯師比他還小3歲，叫馬丁·斯科塞斯，幾年後就會成為好萊塢最重要的導演之一。
音樂節共有 32組表演歌手和樂隊，都是音樂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包括瓊·貝茲、吉他大師吉米·亨德里克斯、山塔那合唱團、誰人樂隊、詹尼斯·喬普林等。
沒能前來的大門樂隊後來表示，他們挺後悔拒絕了邀請。
音樂會現場年輕的情侶們
音樂節原定三天，因為下雨，又延長了一天。
因為擔心出亂子，紐約市長曾警告要把現場定性成災區，並派1萬名警察來維持秩序。
羅伯茨他們勸住了市長，還想到一個很關鍵的主意：出雙倍的薪水僱傭警察，條件是要由他們挑選——所有對嬉皮士有成見的警察都不能參加。
結果，在那幾天裡，反而是有些警察忘記了職責，到處追姑娘。
而年輕人則彷彿身在一個烏托邦，雖然大家互不相識，但沒人把彼此當作陌生人：“無論你想要什麼，只要別人有，他們就會和你分享。”
時不時就會有人傳過來一箱吃的：麵包、香蕉……大家都不會多拿，好讓其他人也有得吃。
這張航拍照片的攝影師是巴里·萊文。
飛機著陸後，他們奔向池塘，看到有人在岸邊躍躍欲試。他和同伴就脫了衣服帶頭跳進水裡——集體裸'泳就此開始。
“那就是伍斯托克的象徵——自由。不論男女，一絲不掛，沒有恐懼，也不感到羞恥。敢想敢做的自由。不需要任何權威的許可。年輕人看到了成千上萬跟他們一樣的人。也許在家鄉，他們感覺自己像怪胎，孤獨、無助。但在伍斯托克，他們創造了一個和平、友愛、互相關懷的共同體。”萊文回憶說。
在有些營區，這種共享精神也帶來了麻煩——有人“慷慨地”往他們營區的飲用水裡加了迷幻藥，結果大家全都嗑高了。
音樂節結束時，農場主馬克斯·雅各布說：“我有那麼一種感覺：他們似乎能將今天美國的問題和災劫，都變成對未來積極美好的希望與期待。”
“音樂節雖然只有三天，但這證明了只要人們願意，他們就能夠友好相處。可悲的是，50年後，我們當中的太多人看起來並不想要那種神祕而充滿魔力的和平生活。今天，人們常常表現出他們寧願要恨也不要愛，寧願要暴力也不要和平，甚至他們的音樂也呈現出了一種對未來感到絕望的態度。”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
攝影：Tom Miner
“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
還有人在湖裡裸'泳，
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
音樂節現場吸引來不少攝影師。其中，尤茲利是拒絕了《新聞週刊》的委派自行前來的，——他想自己決定把鏡頭對準哪裡，不用被雜誌社的指令牽著鼻子走。
尤茲利把帳篷紮在附近的河邊，原本計劃看完演出晚上就回去，結果進來後就再也出不去了。
他只帶了半打黑白膠捲在身上，不得不非常謹慎地按快門。後來，山坡上的人們徹底玩瘋了，他自己沒法拍，就去找其他同行。
“我不斷地跑去舞臺那裡，告訴其他攝影師山坡上正在發生什麼，‘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還有人在湖裡裸'泳，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但他們跟我說，他們走不開。雜誌社要求他們拍下每一個表演者。”尤茲利就跟他們借了一些彩色膠捲。
週日一早，太陽升起，遠處傳來傑弗遜飛機合唱團的歌聲。有兩個年輕人站起來擁抱。男子裹著一條沾著泥巴的毯子，女孩把頭靠在他肩上。在他們身後，是漫山遍野的年輕人。尤茲利立刻把它拍了下來。正是靠著借來的膠捲，尤茲利拍下了他最有名的一張照片。
攝影師尤茲利說，“當人們評選上個世紀最重要的照片時，我的這張照片總會被提名。我知道等我死的時候，它也會出現在我的訃告裡，儘管我其他的照片也很好。”
後來，這幅照片刊登在《紐約》雜誌上，又被製作音樂會專輯和紀錄片的人挑中了：“在專輯封面上，通常只會出現歌手。但那時大家都意識到了，是觀眾讓這場音樂節變得偉大，而不是音樂，不是歌星。”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現場專輯。
這個定格的畫面也成為一代又一代搖滾樂迷的標誌性記憶，但畫面中的情侶是誰呢？
直到20年後，才瞭解到他們叫尼克和鮑比。
1969年，尼克和鮑比都才20歲。鮑比是個銀行職員，尼克是個大學生，他們在一個酒吧裡相識，後來開始約會。伍德斯托克音樂節舉辦時，兩人剛剛交往了10周。
尼克和鮑比年輕時的合影。
尼克說，他選擇在酒吧打工，就是為了能結識姑娘：“有一天，有個服務生帶來一位漂亮的金髮女郎，跟我說‘這是我的女朋友，你幫我照看著點。’”那個女孩就是鮑比。之後，每天晚上鮑比都跟著男朋友來酒吧，也會和尼克聊聊天。幾個月後，鮑比和那個服務生鬧崩了，尼克抓住機會，請鮑比去吃披薩、看電影，兩人開始約會。
“我們當時可是20歲，
別人不讓幹什麼，就偏要幹什麼。”
起初，尼克和鮑比沒打算去音樂節。他們是看到電視裡說伍德斯托克大堵車，“我們一下就興奮起來了。”
尼克回憶那個一時衝動的決定：“電視機裡說，'如果你正打算要來伍德斯托克，待在家，不要來了。'我們怎麼可能聽？我們當時可是20歲，別人不讓幹什麼，就偏要幹什麼。”
第二天一早，一幫年輕人把旅行車塞滿了酒，就出發了。汽車被迫停在5英里外，搭上一個擠滿了赤裸嬉皮士的貨車，接著又下車步行。
“成千上萬的人都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人們揹著吉他和睡袋，一路上都是被丟棄的東西——照片裡的那條毯子就是我們撿到。”鮑比回憶說。
他們在附近的山坡上安扎下來，那裡看不到舞臺，但能聽到歌聲。樂隊的表演刻在了尼克的腦海裡。但鮑比說，我們才是那場盛事的主角。
“我的記憶裡沒有音樂，”她說，“我只記得自己被人海包圍，到處都是小小的騷動。”
如今尼克和鮑比，他們還在一起，他們家欄杆上還訂著一個牌子：“Hippies use backdoor
鮑比回憶說：“我仍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氣氛：天空在燈光下呈現出桔紅色，煙霧濛濛。隨處可見縹緲的蒸汽，混雜著營火的煙、大麻燒起來的煙、還有蒸發的汗液。空氣裡有你能想象到的各種聲音：年輕人的喊叫聲、小孩子的哭鬧聲、吉他、班卓琴、手鼓的聲音，人們不管舞臺，各唱各的歌。”
從朋友那裡看到音樂節專輯時，尼克和鮑比都沒意識到照片上是自己，仔細看了毯子後才想起來。
當時，鮑比的第一反應不是自己出名了，而是：“完了，這下要被我媽發現了。”
音樂節後2年，尼克和鮑比結婚了。
音樂節兩年後，他們結婚了，生了2個兒子，然後又有了4個孫輩。
現在他們在當地的博物館當志願者。今年夏天，博物館舉辦了一場紀念伍德斯托克50週年的展覽。在展覽上，他們見到了當年登臺表演的約翰·弗格蒂。弗格蒂邀請他們去參加自己的紀念演出，但他們婉拒了：“對不起，我們的孫女要過生日了。”
1989年，《生活》雜誌發了一條廣告，徵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在場者的故事。
鮑比報了名，隨後，雜誌社派了記者來採訪。當人們知道他倆就是封面上的情侶時，尼克和鮑比的生活發生了點變化：“我們上了歷史頻道，出現在各大新聞臺裡，還被請去做分享會。”
每逢音樂節紀念，就會有媒體來找他們擺拍當年封面裡的姿勢。兩人也很樂意配合。談到婚姻長久的祕訣，鮑比說：“別老生氣。人們不會以同樣的速度成長，你得有耐心等等另一半。”
尼克和鮑比從沒覺得自己是個嬉皮士：“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失望，但我們就是小城鎮的普通人。”
尼克說，他的人生目標是能在小孫女的婚禮上和她跳舞，身邊還要有鮑比陪著。
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考菲爾德和朗格
朗格到唱片公司找工作，和25歲的阿蒂·考菲爾德一見如故。他們考慮開個錄音棚，為了給建棚籌錢，決定先辦一場演出。
他們拿著計劃書，找到另外兩個年輕人：26歲的約翰·羅伯茨和喬爾·羅斯曼，前者出身富商之家，後者是著名牙醫的兒子。
羅伯茨和羅斯曼
羅伯茨和羅斯曼原本想給電視臺寫關於年輕人商業冒險的肥皂劇，為此，他們想要先在現實中體驗一下。
就這樣，四個年輕人決定合夥幹票大的——四人各佔25%的股份，公司名為：“伍德斯托克冒險計劃。”
邁克爾·朗格在音樂節籌辦現場
雖然有富二代的投資兜底，但他們要解決的困難太多了，每個都足以讓他們放棄。
因為沒有名氣，要想讓樂隊經紀人搭理，只能用錢砸——他們用高酬勞搞定少數大牌，再以此連環撬動其他人。
他們想的口號很不錯，“鄉村的快樂週末，臨時的自治村莊”——但計劃最遭村民們反感。
因為伍德斯托克沒有大片空地，他們先是在50公里外的沃基爾談下一塊工業空地，但當地居民討厭嬉皮士，強烈反對。
此時音樂會的票已經預訂出去數萬張，樂隊也會索取鉅額賠償。
於是他們又找到一塊私人農場，那裡交通不便，設施不全，租金翻了10倍。但他們只能硬著頭皮接受。
因為農場道路泥濘，在改建期間，朗格騎馬通勤
談判中，這幾個年輕人最常遇到的就是各種質疑，所以各個環節都向他們要現錢或者銀行擔保的支票。
有個地方官員倒是好心，“我發現他們並不瞭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5萬人相當於軍隊中一個師的人數，相應的後勤部門極其龐大。”
他沒想到實際人數還要加個“0”。
開車去往音樂節的路上。攝影：Ralph Ackerman
音樂節預定8月15日、週五下午開始。但到週三時，已經有大約5萬人在附近紮營。而柵欄和售票亭還沒有安裝完畢，無法阻擋這麼多人進入。組織者不得不決定：門票免費。
這意味著他們會虧損，並且會有更多的人到來。
被堵在路上的年輕人彈琴唱著歌
到了週五中午，已經聚集了快50萬人。還有更多的人因為交通堵塞進不來。
這張照片名為《走向伍德斯托克》。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我每天在人群中游蕩、拍照……不知怎的，我知道那既是一種希望，也是一種失常。”這也讓他聯想起瓊尼·米切爾的歌《伍德斯托克》：
I’m going to try an’ get my soul free我要讓我的靈魂獲得自由 We are stardust我們是星塵 We are golden我們光芒閃耀 And we’ve got to get ourselves我們必須要讓自己 Back to the garden重返樂園
雖然有種種瑕疵，但這畢竟是隻用了三週，三百多個嬉皮士，硬是把一個農場改成了音樂節場地。朗格帶頭苦幹，鼓舞他們“這裡有愛”——但不少人熬過疲憊，依賴的卻是迷幻劑。
50萬年輕人的短暫烏托邦
演出原定下午四點開始，但多個樂隊還堵在路上。
主辦方只好讓民謠歌手臨時上臺頂替，但現場狂熱而混亂，有幾個歌手慫了，不肯上臺。
所以，第一個救場的歌手裡奇·海文斯，因為無人替換，在臺上唱了三個小時。最後實在沒詞了，想到一個詞就唱了出來：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結果，全場都跟著他喊了出來。
有些歌沒有被錄全。紀錄片拍攝團隊為了省錢，原本計劃只拍著名樂隊，出場次序亂掉之後，他們發現只能靈機應變了。不過，他們從導演到助手都很擅長這一點。
27歲的馬丁·斯科塞斯（右二）在伍德斯托克拍攝現場
導演邁克爾·沃德利那年30歲，他的助手兼剪輯師比他還小3歲，叫馬丁·斯科塞斯，幾年後就會成為好萊塢最重要的導演之一。
音樂節共有 32組表演歌手和樂隊，都是音樂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包括瓊·貝茲、吉他大師吉米·亨德里克斯、山塔那合唱團、誰人樂隊、詹尼斯·喬普林等。
沒能前來的大門樂隊後來表示，他們挺後悔拒絕了邀請。
音樂會現場年輕的情侶們
音樂節原定三天，因為下雨，又延長了一天。
因為擔心出亂子，紐約市長曾警告要把現場定性成災區，並派1萬名警察來維持秩序。
羅伯茨他們勸住了市長，還想到一個很關鍵的主意：出雙倍的薪水僱傭警察，條件是要由他們挑選——所有對嬉皮士有成見的警察都不能參加。
結果，在那幾天裡，反而是有些警察忘記了職責，到處追姑娘。
而年輕人則彷彿身在一個烏托邦，雖然大家互不相識，但沒人把彼此當作陌生人：“無論你想要什麼，只要別人有，他們就會和你分享。”
時不時就會有人傳過來一箱吃的：麵包、香蕉……大家都不會多拿，好讓其他人也有得吃。
這張航拍照片的攝影師是巴里·萊文。
飛機著陸後，他們奔向池塘，看到有人在岸邊躍躍欲試。他和同伴就脫了衣服帶頭跳進水裡——集體裸'泳就此開始。
“那就是伍斯托克的象徵——自由。不論男女，一絲不掛，沒有恐懼，也不感到羞恥。敢想敢做的自由。不需要任何權威的許可。年輕人看到了成千上萬跟他們一樣的人。也許在家鄉，他們感覺自己像怪胎，孤獨、無助。但在伍斯托克，他們創造了一個和平、友愛、互相關懷的共同體。”萊文回憶說。
在有些營區，這種共享精神也帶來了麻煩——有人“慷慨地”往他們營區的飲用水裡加了迷幻藥，結果大家全都嗑高了。
音樂節結束時，農場主馬克斯·雅各布說：“我有那麼一種感覺：他們似乎能將今天美國的問題和災劫，都變成對未來積極美好的希望與期待。”
“音樂節雖然只有三天，但這證明了只要人們願意，他們就能夠友好相處。可悲的是，50年後，我們當中的太多人看起來並不想要那種神祕而充滿魔力的和平生活。今天，人們常常表現出他們寧願要恨也不要愛，寧願要暴力也不要和平，甚至他們的音樂也呈現出了一種對未來感到絕望的態度。”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
攝影：Tom Miner
“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
還有人在湖裡裸'泳，
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
音樂節現場吸引來不少攝影師。其中，尤茲利是拒絕了《新聞週刊》的委派自行前來的，——他想自己決定把鏡頭對準哪裡，不用被雜誌社的指令牽著鼻子走。
尤茲利把帳篷紮在附近的河邊，原本計劃看完演出晚上就回去，結果進來後就再也出不去了。
他只帶了半打黑白膠捲在身上，不得不非常謹慎地按快門。後來，山坡上的人們徹底玩瘋了，他自己沒法拍，就去找其他同行。
“我不斷地跑去舞臺那裡，告訴其他攝影師山坡上正在發生什麼，‘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還有人在湖裡裸'泳，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但他們跟我說，他們走不開。雜誌社要求他們拍下每一個表演者。”尤茲利就跟他們借了一些彩色膠捲。
週日一早，太陽升起，遠處傳來傑弗遜飛機合唱團的歌聲。有兩個年輕人站起來擁抱。男子裹著一條沾著泥巴的毯子，女孩把頭靠在他肩上。在他們身後，是漫山遍野的年輕人。尤茲利立刻把它拍了下來。正是靠著借來的膠捲，尤茲利拍下了他最有名的一張照片。
攝影師尤茲利說，“當人們評選上個世紀最重要的照片時，我的這張照片總會被提名。我知道等我死的時候，它也會出現在我的訃告裡，儘管我其他的照片也很好。”
後來，這幅照片刊登在《紐約》雜誌上，又被製作音樂會專輯和紀錄片的人挑中了：“在專輯封面上，通常只會出現歌手。但那時大家都意識到了，是觀眾讓這場音樂節變得偉大，而不是音樂，不是歌星。”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現場專輯。
這個定格的畫面也成為一代又一代搖滾樂迷的標誌性記憶，但畫面中的情侶是誰呢？
直到20年後，才瞭解到他們叫尼克和鮑比。
1969年，尼克和鮑比都才20歲。鮑比是個銀行職員，尼克是個大學生，他們在一個酒吧裡相識，後來開始約會。伍德斯托克音樂節舉辦時，兩人剛剛交往了10周。
尼克和鮑比年輕時的合影。
尼克說，他選擇在酒吧打工，就是為了能結識姑娘：“有一天，有個服務生帶來一位漂亮的金髮女郎，跟我說‘這是我的女朋友，你幫我照看著點。’”那個女孩就是鮑比。之後，每天晚上鮑比都跟著男朋友來酒吧，也會和尼克聊聊天。幾個月後，鮑比和那個服務生鬧崩了，尼克抓住機會，請鮑比去吃披薩、看電影，兩人開始約會。
“我們當時可是20歲，
別人不讓幹什麼，就偏要幹什麼。”
起初，尼克和鮑比沒打算去音樂節。他們是看到電視裡說伍德斯托克大堵車，“我們一下就興奮起來了。”
尼克回憶那個一時衝動的決定：“電視機裡說，'如果你正打算要來伍德斯托克，待在家，不要來了。'我們怎麼可能聽？我們當時可是20歲，別人不讓幹什麼，就偏要幹什麼。”
第二天一早，一幫年輕人把旅行車塞滿了酒，就出發了。汽車被迫停在5英里外，搭上一個擠滿了赤裸嬉皮士的貨車，接著又下車步行。
“成千上萬的人都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人們揹著吉他和睡袋，一路上都是被丟棄的東西——照片裡的那條毯子就是我們撿到。”鮑比回憶說。
他們在附近的山坡上安扎下來，那裡看不到舞臺，但能聽到歌聲。樂隊的表演刻在了尼克的腦海裡。但鮑比說，我們才是那場盛事的主角。
“我的記憶裡沒有音樂，”她說，“我只記得自己被人海包圍，到處都是小小的騷動。”
如今尼克和鮑比，他們還在一起，他們家欄杆上還訂著一個牌子：“Hippies use backdoor
鮑比回憶說：“我仍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氣氛：天空在燈光下呈現出桔紅色，煙霧濛濛。隨處可見縹緲的蒸汽，混雜著營火的煙、大麻燒起來的煙、還有蒸發的汗液。空氣裡有你能想象到的各種聲音：年輕人的喊叫聲、小孩子的哭鬧聲、吉他、班卓琴、手鼓的聲音，人們不管舞臺，各唱各的歌。”
從朋友那裡看到音樂節專輯時，尼克和鮑比都沒意識到照片上是自己，仔細看了毯子後才想起來。
當時，鮑比的第一反應不是自己出名了，而是：“完了，這下要被我媽發現了。”
音樂節後2年，尼克和鮑比結婚了。
音樂節兩年後，他們結婚了，生了2個兒子，然後又有了4個孫輩。
現在他們在當地的博物館當志願者。今年夏天，博物館舉辦了一場紀念伍德斯托克50週年的展覽。在展覽上，他們見到了當年登臺表演的約翰·弗格蒂。弗格蒂邀請他們去參加自己的紀念演出，但他們婉拒了：“對不起，我們的孫女要過生日了。”
1989年，《生活》雜誌發了一條廣告，徵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在場者的故事。
鮑比報了名，隨後，雜誌社派了記者來採訪。當人們知道他倆就是封面上的情侶時，尼克和鮑比的生活發生了點變化：“我們上了歷史頻道，出現在各大新聞臺裡，還被請去做分享會。”
每逢音樂節紀念，就會有媒體來找他們擺拍當年封面裡的姿勢。兩人也很樂意配合。談到婚姻長久的祕訣，鮑比說：“別老生氣。人們不會以同樣的速度成長，你得有耐心等等另一半。”
尼克和鮑比從沒覺得自己是個嬉皮士：“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失望，但我們就是小城鎮的普通人。”
尼克說，他的人生目標是能在小孫女的婚禮上和她跳舞，身邊還要有鮑比陪著。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反戰海報
雖然如此，尼克還是很懷念那種年輕人沒有隔閡地聚集在一起的感覺，其中很多人都是反戰青年。那種感覺讓他們當時對未來滿懷希望。
但現在，他們沒有年輕時的樂觀了：“看起來好像我們什麼教訓都沒學到，我們還在不停打仗。”
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考菲爾德和朗格
朗格到唱片公司找工作，和25歲的阿蒂·考菲爾德一見如故。他們考慮開個錄音棚，為了給建棚籌錢，決定先辦一場演出。
他們拿著計劃書，找到另外兩個年輕人：26歲的約翰·羅伯茨和喬爾·羅斯曼，前者出身富商之家，後者是著名牙醫的兒子。
羅伯茨和羅斯曼
羅伯茨和羅斯曼原本想給電視臺寫關於年輕人商業冒險的肥皂劇，為此，他們想要先在現實中體驗一下。
就這樣，四個年輕人決定合夥幹票大的——四人各佔25%的股份，公司名為：“伍德斯托克冒險計劃。”
邁克爾·朗格在音樂節籌辦現場
雖然有富二代的投資兜底，但他們要解決的困難太多了，每個都足以讓他們放棄。
因為沒有名氣，要想讓樂隊經紀人搭理，只能用錢砸——他們用高酬勞搞定少數大牌，再以此連環撬動其他人。
他們想的口號很不錯，“鄉村的快樂週末，臨時的自治村莊”——但計劃最遭村民們反感。
因為伍德斯托克沒有大片空地，他們先是在50公里外的沃基爾談下一塊工業空地，但當地居民討厭嬉皮士，強烈反對。
此時音樂會的票已經預訂出去數萬張，樂隊也會索取鉅額賠償。
於是他們又找到一塊私人農場，那裡交通不便，設施不全，租金翻了10倍。但他們只能硬著頭皮接受。
因為農場道路泥濘，在改建期間，朗格騎馬通勤
談判中，這幾個年輕人最常遇到的就是各種質疑，所以各個環節都向他們要現錢或者銀行擔保的支票。
有個地方官員倒是好心，“我發現他們並不瞭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5萬人相當於軍隊中一個師的人數，相應的後勤部門極其龐大。”
他沒想到實際人數還要加個“0”。
開車去往音樂節的路上。攝影：Ralph Ackerman
音樂節預定8月15日、週五下午開始。但到週三時，已經有大約5萬人在附近紮營。而柵欄和售票亭還沒有安裝完畢，無法阻擋這麼多人進入。組織者不得不決定：門票免費。
這意味著他們會虧損，並且會有更多的人到來。
被堵在路上的年輕人彈琴唱著歌
到了週五中午，已經聚集了快50萬人。還有更多的人因為交通堵塞進不來。
這張照片名為《走向伍德斯托克》。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我每天在人群中游蕩、拍照……不知怎的，我知道那既是一種希望，也是一種失常。”這也讓他聯想起瓊尼·米切爾的歌《伍德斯托克》：
I’m going to try an’ get my soul free我要讓我的靈魂獲得自由 We are stardust我們是星塵 We are golden我們光芒閃耀 And we’ve got to get ourselves我們必須要讓自己 Back to the garden重返樂園
雖然有種種瑕疵，但這畢竟是隻用了三週，三百多個嬉皮士，硬是把一個農場改成了音樂節場地。朗格帶頭苦幹，鼓舞他們“這裡有愛”——但不少人熬過疲憊，依賴的卻是迷幻劑。
50萬年輕人的短暫烏托邦
演出原定下午四點開始，但多個樂隊還堵在路上。
主辦方只好讓民謠歌手臨時上臺頂替，但現場狂熱而混亂，有幾個歌手慫了，不肯上臺。
所以，第一個救場的歌手裡奇·海文斯，因為無人替換，在臺上唱了三個小時。最後實在沒詞了，想到一個詞就唱了出來：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結果，全場都跟著他喊了出來。
有些歌沒有被錄全。紀錄片拍攝團隊為了省錢，原本計劃只拍著名樂隊，出場次序亂掉之後，他們發現只能靈機應變了。不過，他們從導演到助手都很擅長這一點。
27歲的馬丁·斯科塞斯（右二）在伍德斯托克拍攝現場
導演邁克爾·沃德利那年30歲，他的助手兼剪輯師比他還小3歲，叫馬丁·斯科塞斯，幾年後就會成為好萊塢最重要的導演之一。
音樂節共有 32組表演歌手和樂隊，都是音樂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包括瓊·貝茲、吉他大師吉米·亨德里克斯、山塔那合唱團、誰人樂隊、詹尼斯·喬普林等。
沒能前來的大門樂隊後來表示，他們挺後悔拒絕了邀請。
音樂會現場年輕的情侶們
音樂節原定三天，因為下雨，又延長了一天。
因為擔心出亂子，紐約市長曾警告要把現場定性成災區，並派1萬名警察來維持秩序。
羅伯茨他們勸住了市長，還想到一個很關鍵的主意：出雙倍的薪水僱傭警察，條件是要由他們挑選——所有對嬉皮士有成見的警察都不能參加。
結果，在那幾天裡，反而是有些警察忘記了職責，到處追姑娘。
而年輕人則彷彿身在一個烏托邦，雖然大家互不相識，但沒人把彼此當作陌生人：“無論你想要什麼，只要別人有，他們就會和你分享。”
時不時就會有人傳過來一箱吃的：麵包、香蕉……大家都不會多拿，好讓其他人也有得吃。
這張航拍照片的攝影師是巴里·萊文。
飛機著陸後，他們奔向池塘，看到有人在岸邊躍躍欲試。他和同伴就脫了衣服帶頭跳進水裡——集體裸'泳就此開始。
“那就是伍斯托克的象徵——自由。不論男女，一絲不掛，沒有恐懼，也不感到羞恥。敢想敢做的自由。不需要任何權威的許可。年輕人看到了成千上萬跟他們一樣的人。也許在家鄉，他們感覺自己像怪胎，孤獨、無助。但在伍斯托克，他們創造了一個和平、友愛、互相關懷的共同體。”萊文回憶說。
在有些營區，這種共享精神也帶來了麻煩——有人“慷慨地”往他們營區的飲用水裡加了迷幻藥，結果大家全都嗑高了。
音樂節結束時，農場主馬克斯·雅各布說：“我有那麼一種感覺：他們似乎能將今天美國的問題和災劫，都變成對未來積極美好的希望與期待。”
“音樂節雖然只有三天，但這證明了只要人們願意，他們就能夠友好相處。可悲的是，50年後，我們當中的太多人看起來並不想要那種神祕而充滿魔力的和平生活。今天，人們常常表現出他們寧願要恨也不要愛，寧願要暴力也不要和平，甚至他們的音樂也呈現出了一種對未來感到絕望的態度。”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
攝影：Tom Miner
“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
還有人在湖裡裸'泳，
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
音樂節現場吸引來不少攝影師。其中，尤茲利是拒絕了《新聞週刊》的委派自行前來的，——他想自己決定把鏡頭對準哪裡，不用被雜誌社的指令牽著鼻子走。
尤茲利把帳篷紮在附近的河邊，原本計劃看完演出晚上就回去，結果進來後就再也出不去了。
他只帶了半打黑白膠捲在身上，不得不非常謹慎地按快門。後來，山坡上的人們徹底玩瘋了，他自己沒法拍，就去找其他同行。
“我不斷地跑去舞臺那裡，告訴其他攝影師山坡上正在發生什麼，‘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還有人在湖裡裸'泳，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但他們跟我說，他們走不開。雜誌社要求他們拍下每一個表演者。”尤茲利就跟他們借了一些彩色膠捲。
週日一早，太陽升起，遠處傳來傑弗遜飛機合唱團的歌聲。有兩個年輕人站起來擁抱。男子裹著一條沾著泥巴的毯子，女孩把頭靠在他肩上。在他們身後，是漫山遍野的年輕人。尤茲利立刻把它拍了下來。正是靠著借來的膠捲，尤茲利拍下了他最有名的一張照片。
攝影師尤茲利說，“當人們評選上個世紀最重要的照片時，我的這張照片總會被提名。我知道等我死的時候，它也會出現在我的訃告裡，儘管我其他的照片也很好。”
後來，這幅照片刊登在《紐約》雜誌上，又被製作音樂會專輯和紀錄片的人挑中了：“在專輯封面上，通常只會出現歌手。但那時大家都意識到了，是觀眾讓這場音樂節變得偉大，而不是音樂，不是歌星。”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現場專輯。
這個定格的畫面也成為一代又一代搖滾樂迷的標誌性記憶，但畫面中的情侶是誰呢？
直到20年後，才瞭解到他們叫尼克和鮑比。
1969年，尼克和鮑比都才20歲。鮑比是個銀行職員，尼克是個大學生，他們在一個酒吧裡相識，後來開始約會。伍德斯托克音樂節舉辦時，兩人剛剛交往了10周。
尼克和鮑比年輕時的合影。
尼克說，他選擇在酒吧打工，就是為了能結識姑娘：“有一天，有個服務生帶來一位漂亮的金髮女郎，跟我說‘這是我的女朋友，你幫我照看著點。’”那個女孩就是鮑比。之後，每天晚上鮑比都跟著男朋友來酒吧，也會和尼克聊聊天。幾個月後，鮑比和那個服務生鬧崩了，尼克抓住機會，請鮑比去吃披薩、看電影，兩人開始約會。
“我們當時可是20歲，
別人不讓幹什麼，就偏要幹什麼。”
起初，尼克和鮑比沒打算去音樂節。他們是看到電視裡說伍德斯托克大堵車，“我們一下就興奮起來了。”
尼克回憶那個一時衝動的決定：“電視機裡說，'如果你正打算要來伍德斯托克，待在家，不要來了。'我們怎麼可能聽？我們當時可是20歲，別人不讓幹什麼，就偏要幹什麼。”
第二天一早，一幫年輕人把旅行車塞滿了酒，就出發了。汽車被迫停在5英里外，搭上一個擠滿了赤裸嬉皮士的貨車，接著又下車步行。
“成千上萬的人都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人們揹著吉他和睡袋，一路上都是被丟棄的東西——照片裡的那條毯子就是我們撿到。”鮑比回憶說。
他們在附近的山坡上安扎下來，那裡看不到舞臺，但能聽到歌聲。樂隊的表演刻在了尼克的腦海裡。但鮑比說，我們才是那場盛事的主角。
“我的記憶裡沒有音樂，”她說，“我只記得自己被人海包圍，到處都是小小的騷動。”
如今尼克和鮑比，他們還在一起，他們家欄杆上還訂著一個牌子：“Hippies use backdoor
鮑比回憶說：“我仍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氣氛：天空在燈光下呈現出桔紅色，煙霧濛濛。隨處可見縹緲的蒸汽，混雜著營火的煙、大麻燒起來的煙、還有蒸發的汗液。空氣裡有你能想象到的各種聲音：年輕人的喊叫聲、小孩子的哭鬧聲、吉他、班卓琴、手鼓的聲音，人們不管舞臺，各唱各的歌。”
從朋友那裡看到音樂節專輯時，尼克和鮑比都沒意識到照片上是自己，仔細看了毯子後才想起來。
當時，鮑比的第一反應不是自己出名了，而是：“完了，這下要被我媽發現了。”
音樂節後2年，尼克和鮑比結婚了。
音樂節兩年後，他們結婚了，生了2個兒子，然後又有了4個孫輩。
現在他們在當地的博物館當志願者。今年夏天，博物館舉辦了一場紀念伍德斯托克50週年的展覽。在展覽上，他們見到了當年登臺表演的約翰·弗格蒂。弗格蒂邀請他們去參加自己的紀念演出，但他們婉拒了：“對不起，我們的孫女要過生日了。”
1989年，《生活》雜誌發了一條廣告，徵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在場者的故事。
鮑比報了名，隨後，雜誌社派了記者來採訪。當人們知道他倆就是封面上的情侶時，尼克和鮑比的生活發生了點變化：“我們上了歷史頻道，出現在各大新聞臺裡，還被請去做分享會。”
每逢音樂節紀念，就會有媒體來找他們擺拍當年封面裡的姿勢。兩人也很樂意配合。談到婚姻長久的祕訣，鮑比說：“別老生氣。人們不會以同樣的速度成長，你得有耐心等等另一半。”
尼克和鮑比從沒覺得自己是個嬉皮士：“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失望，但我們就是小城鎮的普通人。”
尼克說，他的人生目標是能在小孫女的婚禮上和她跳舞，身邊還要有鮑比陪著。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反戰海報
雖然如此，尼克還是很懷念那種年輕人沒有隔閡地聚集在一起的感覺，其中很多人都是反戰青年。那種感覺讓他們當時對未來滿懷希望。
但現在，他們沒有年輕時的樂觀了：“看起來好像我們什麼教訓都沒學到，我們還在不停打仗。”
尼克和鮑比在家中。
鮑比說，“那張照片捕捉了我們愛情開始時的樣子。能和愛了50年的人一起分享這樣的回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尼克說，他後來知道：曾經有藏家到處去尋找他們那條毯子，出價3萬美元。“我們會很樂意把它捐出去，可是它已經不在了。”
鮑比說，當世上有這麼多糟心事時，伍德斯托克就像是一道光，是難得的慰藉。
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考菲爾德和朗格
朗格到唱片公司找工作，和25歲的阿蒂·考菲爾德一見如故。他們考慮開個錄音棚，為了給建棚籌錢，決定先辦一場演出。
他們拿著計劃書，找到另外兩個年輕人：26歲的約翰·羅伯茨和喬爾·羅斯曼，前者出身富商之家，後者是著名牙醫的兒子。
羅伯茨和羅斯曼
羅伯茨和羅斯曼原本想給電視臺寫關於年輕人商業冒險的肥皂劇，為此，他們想要先在現實中體驗一下。
就這樣，四個年輕人決定合夥幹票大的——四人各佔25%的股份，公司名為：“伍德斯托克冒險計劃。”
邁克爾·朗格在音樂節籌辦現場
雖然有富二代的投資兜底，但他們要解決的困難太多了，每個都足以讓他們放棄。
因為沒有名氣，要想讓樂隊經紀人搭理，只能用錢砸——他們用高酬勞搞定少數大牌，再以此連環撬動其他人。
他們想的口號很不錯，“鄉村的快樂週末，臨時的自治村莊”——但計劃最遭村民們反感。
因為伍德斯托克沒有大片空地，他們先是在50公里外的沃基爾談下一塊工業空地，但當地居民討厭嬉皮士，強烈反對。
此時音樂會的票已經預訂出去數萬張，樂隊也會索取鉅額賠償。
於是他們又找到一塊私人農場，那裡交通不便，設施不全，租金翻了10倍。但他們只能硬著頭皮接受。
因為農場道路泥濘，在改建期間，朗格騎馬通勤
談判中，這幾個年輕人最常遇到的就是各種質疑，所以各個環節都向他們要現錢或者銀行擔保的支票。
有個地方官員倒是好心，“我發現他們並不瞭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5萬人相當於軍隊中一個師的人數，相應的後勤部門極其龐大。”
他沒想到實際人數還要加個“0”。
開車去往音樂節的路上。攝影：Ralph Ackerman
音樂節預定8月15日、週五下午開始。但到週三時，已經有大約5萬人在附近紮營。而柵欄和售票亭還沒有安裝完畢，無法阻擋這麼多人進入。組織者不得不決定：門票免費。
這意味著他們會虧損，並且會有更多的人到來。
被堵在路上的年輕人彈琴唱著歌
到了週五中午，已經聚集了快50萬人。還有更多的人因為交通堵塞進不來。
這張照片名為《走向伍德斯托克》。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我每天在人群中游蕩、拍照……不知怎的，我知道那既是一種希望，也是一種失常。”這也讓他聯想起瓊尼·米切爾的歌《伍德斯托克》：
I’m going to try an’ get my soul free我要讓我的靈魂獲得自由 We are stardust我們是星塵 We are golden我們光芒閃耀 And we’ve got to get ourselves我們必須要讓自己 Back to the garden重返樂園
雖然有種種瑕疵，但這畢竟是隻用了三週，三百多個嬉皮士，硬是把一個農場改成了音樂節場地。朗格帶頭苦幹，鼓舞他們“這裡有愛”——但不少人熬過疲憊，依賴的卻是迷幻劑。
50萬年輕人的短暫烏托邦
演出原定下午四點開始，但多個樂隊還堵在路上。
主辦方只好讓民謠歌手臨時上臺頂替，但現場狂熱而混亂，有幾個歌手慫了，不肯上臺。
所以，第一個救場的歌手裡奇·海文斯，因為無人替換，在臺上唱了三個小時。最後實在沒詞了，想到一個詞就唱了出來：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結果，全場都跟著他喊了出來。
有些歌沒有被錄全。紀錄片拍攝團隊為了省錢，原本計劃只拍著名樂隊，出場次序亂掉之後，他們發現只能靈機應變了。不過，他們從導演到助手都很擅長這一點。
27歲的馬丁·斯科塞斯（右二）在伍德斯托克拍攝現場
導演邁克爾·沃德利那年30歲，他的助手兼剪輯師比他還小3歲，叫馬丁·斯科塞斯，幾年後就會成為好萊塢最重要的導演之一。
音樂節共有 32組表演歌手和樂隊，都是音樂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包括瓊·貝茲、吉他大師吉米·亨德里克斯、山塔那合唱團、誰人樂隊、詹尼斯·喬普林等。
沒能前來的大門樂隊後來表示，他們挺後悔拒絕了邀請。
音樂會現場年輕的情侶們
音樂節原定三天，因為下雨，又延長了一天。
因為擔心出亂子，紐約市長曾警告要把現場定性成災區，並派1萬名警察來維持秩序。
羅伯茨他們勸住了市長，還想到一個很關鍵的主意：出雙倍的薪水僱傭警察，條件是要由他們挑選——所有對嬉皮士有成見的警察都不能參加。
結果，在那幾天裡，反而是有些警察忘記了職責，到處追姑娘。
而年輕人則彷彿身在一個烏托邦，雖然大家互不相識，但沒人把彼此當作陌生人：“無論你想要什麼，只要別人有，他們就會和你分享。”
時不時就會有人傳過來一箱吃的：麵包、香蕉……大家都不會多拿，好讓其他人也有得吃。
這張航拍照片的攝影師是巴里·萊文。
飛機著陸後，他們奔向池塘，看到有人在岸邊躍躍欲試。他和同伴就脫了衣服帶頭跳進水裡——集體裸'泳就此開始。
“那就是伍斯托克的象徵——自由。不論男女，一絲不掛，沒有恐懼，也不感到羞恥。敢想敢做的自由。不需要任何權威的許可。年輕人看到了成千上萬跟他們一樣的人。也許在家鄉，他們感覺自己像怪胎，孤獨、無助。但在伍斯托克，他們創造了一個和平、友愛、互相關懷的共同體。”萊文回憶說。
在有些營區，這種共享精神也帶來了麻煩——有人“慷慨地”往他們營區的飲用水裡加了迷幻藥，結果大家全都嗑高了。
音樂節結束時，農場主馬克斯·雅各布說：“我有那麼一種感覺：他們似乎能將今天美國的問題和災劫，都變成對未來積極美好的希望與期待。”
“音樂節雖然只有三天，但這證明了只要人們願意，他們就能夠友好相處。可悲的是，50年後，我們當中的太多人看起來並不想要那種神祕而充滿魔力的和平生活。今天，人們常常表現出他們寧願要恨也不要愛，寧願要暴力也不要和平，甚至他們的音樂也呈現出了一種對未來感到絕望的態度。”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
攝影：Tom Miner
“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
還有人在湖裡裸'泳，
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
音樂節現場吸引來不少攝影師。其中，尤茲利是拒絕了《新聞週刊》的委派自行前來的，——他想自己決定把鏡頭對準哪裡，不用被雜誌社的指令牽著鼻子走。
尤茲利把帳篷紮在附近的河邊，原本計劃看完演出晚上就回去，結果進來後就再也出不去了。
他只帶了半打黑白膠捲在身上，不得不非常謹慎地按快門。後來，山坡上的人們徹底玩瘋了，他自己沒法拍，就去找其他同行。
“我不斷地跑去舞臺那裡，告訴其他攝影師山坡上正在發生什麼，‘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還有人在湖裡裸'泳，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但他們跟我說，他們走不開。雜誌社要求他們拍下每一個表演者。”尤茲利就跟他們借了一些彩色膠捲。
週日一早，太陽升起，遠處傳來傑弗遜飛機合唱團的歌聲。有兩個年輕人站起來擁抱。男子裹著一條沾著泥巴的毯子，女孩把頭靠在他肩上。在他們身後，是漫山遍野的年輕人。尤茲利立刻把它拍了下來。正是靠著借來的膠捲，尤茲利拍下了他最有名的一張照片。
攝影師尤茲利說，“當人們評選上個世紀最重要的照片時，我的這張照片總會被提名。我知道等我死的時候，它也會出現在我的訃告裡，儘管我其他的照片也很好。”
後來，這幅照片刊登在《紐約》雜誌上，又被製作音樂會專輯和紀錄片的人挑中了：“在專輯封面上，通常只會出現歌手。但那時大家都意識到了，是觀眾讓這場音樂節變得偉大，而不是音樂，不是歌星。”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現場專輯。
這個定格的畫面也成為一代又一代搖滾樂迷的標誌性記憶，但畫面中的情侶是誰呢？
直到20年後，才瞭解到他們叫尼克和鮑比。
1969年，尼克和鮑比都才20歲。鮑比是個銀行職員，尼克是個大學生，他們在一個酒吧裡相識，後來開始約會。伍德斯托克音樂節舉辦時，兩人剛剛交往了10周。
尼克和鮑比年輕時的合影。
尼克說，他選擇在酒吧打工，就是為了能結識姑娘：“有一天，有個服務生帶來一位漂亮的金髮女郎，跟我說‘這是我的女朋友，你幫我照看著點。’”那個女孩就是鮑比。之後，每天晚上鮑比都跟著男朋友來酒吧，也會和尼克聊聊天。幾個月後，鮑比和那個服務生鬧崩了，尼克抓住機會，請鮑比去吃披薩、看電影，兩人開始約會。
“我們當時可是20歲，
別人不讓幹什麼，就偏要幹什麼。”
起初，尼克和鮑比沒打算去音樂節。他們是看到電視裡說伍德斯托克大堵車，“我們一下就興奮起來了。”
尼克回憶那個一時衝動的決定：“電視機裡說，'如果你正打算要來伍德斯托克，待在家，不要來了。'我們怎麼可能聽？我們當時可是20歲，別人不讓幹什麼，就偏要幹什麼。”
第二天一早，一幫年輕人把旅行車塞滿了酒，就出發了。汽車被迫停在5英里外，搭上一個擠滿了赤裸嬉皮士的貨車，接著又下車步行。
“成千上萬的人都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人們揹著吉他和睡袋，一路上都是被丟棄的東西——照片裡的那條毯子就是我們撿到。”鮑比回憶說。
他們在附近的山坡上安扎下來，那裡看不到舞臺，但能聽到歌聲。樂隊的表演刻在了尼克的腦海裡。但鮑比說，我們才是那場盛事的主角。
“我的記憶裡沒有音樂，”她說，“我只記得自己被人海包圍，到處都是小小的騷動。”
如今尼克和鮑比，他們還在一起，他們家欄杆上還訂著一個牌子：“Hippies use backdoor
鮑比回憶說：“我仍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氣氛：天空在燈光下呈現出桔紅色，煙霧濛濛。隨處可見縹緲的蒸汽，混雜著營火的煙、大麻燒起來的煙、還有蒸發的汗液。空氣裡有你能想象到的各種聲音：年輕人的喊叫聲、小孩子的哭鬧聲、吉他、班卓琴、手鼓的聲音，人們不管舞臺，各唱各的歌。”
從朋友那裡看到音樂節專輯時，尼克和鮑比都沒意識到照片上是自己，仔細看了毯子後才想起來。
當時，鮑比的第一反應不是自己出名了，而是：“完了，這下要被我媽發現了。”
音樂節後2年，尼克和鮑比結婚了。
音樂節兩年後，他們結婚了，生了2個兒子，然後又有了4個孫輩。
現在他們在當地的博物館當志願者。今年夏天，博物館舉辦了一場紀念伍德斯托克50週年的展覽。在展覽上，他們見到了當年登臺表演的約翰·弗格蒂。弗格蒂邀請他們去參加自己的紀念演出，但他們婉拒了：“對不起，我們的孫女要過生日了。”
1989年，《生活》雜誌發了一條廣告，徵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在場者的故事。
鮑比報了名，隨後，雜誌社派了記者來採訪。當人們知道他倆就是封面上的情侶時，尼克和鮑比的生活發生了點變化：“我們上了歷史頻道，出現在各大新聞臺裡，還被請去做分享會。”
每逢音樂節紀念，就會有媒體來找他們擺拍當年封面裡的姿勢。兩人也很樂意配合。談到婚姻長久的祕訣，鮑比說：“別老生氣。人們不會以同樣的速度成長，你得有耐心等等另一半。”
尼克和鮑比從沒覺得自己是個嬉皮士：“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失望，但我們就是小城鎮的普通人。”
尼克說，他的人生目標是能在小孫女的婚禮上和她跳舞，身邊還要有鮑比陪著。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反戰海報
雖然如此，尼克還是很懷念那種年輕人沒有隔閡地聚集在一起的感覺，其中很多人都是反戰青年。那種感覺讓他們當時對未來滿懷希望。
但現在，他們沒有年輕時的樂觀了：“看起來好像我們什麼教訓都沒學到，我們還在不停打仗。”
尼克和鮑比在家中。
鮑比說，“那張照片捕捉了我們愛情開始時的樣子。能和愛了50年的人一起分享這樣的回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尼克說，他後來知道：曾經有藏家到處去尋找他們那條毯子，出價3萬美元。“我們會很樂意把它捐出去，可是它已經不在了。”
鮑比說，當世上有這麼多糟心事時，伍德斯托克就像是一道光，是難得的慰藉。
“這些人以浪漫的方式
擁抱自己內心的小孩”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最終虧損了200萬美元，這在當時是一筆鉅款，要由羅伯茨的富商父親來幫著埋單；
這四個年輕人隨後也分道揚鑣，並且為了爭奪“伍德斯托克”這個名字的使用權，多次對簿公堂；而“伍德斯托克一代”，不少人將在隨後成為他們曾經討厭的公司老闆、華爾街精英，乃至是政治人物……
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考菲爾德和朗格
朗格到唱片公司找工作，和25歲的阿蒂·考菲爾德一見如故。他們考慮開個錄音棚，為了給建棚籌錢，決定先辦一場演出。
他們拿著計劃書，找到另外兩個年輕人：26歲的約翰·羅伯茨和喬爾·羅斯曼，前者出身富商之家，後者是著名牙醫的兒子。
羅伯茨和羅斯曼
羅伯茨和羅斯曼原本想給電視臺寫關於年輕人商業冒險的肥皂劇，為此，他們想要先在現實中體驗一下。
就這樣，四個年輕人決定合夥幹票大的——四人各佔25%的股份，公司名為：“伍德斯托克冒險計劃。”
邁克爾·朗格在音樂節籌辦現場
雖然有富二代的投資兜底，但他們要解決的困難太多了，每個都足以讓他們放棄。
因為沒有名氣，要想讓樂隊經紀人搭理，只能用錢砸——他們用高酬勞搞定少數大牌，再以此連環撬動其他人。
他們想的口號很不錯，“鄉村的快樂週末，臨時的自治村莊”——但計劃最遭村民們反感。
因為伍德斯托克沒有大片空地，他們先是在50公里外的沃基爾談下一塊工業空地，但當地居民討厭嬉皮士，強烈反對。
此時音樂會的票已經預訂出去數萬張，樂隊也會索取鉅額賠償。
於是他們又找到一塊私人農場，那裡交通不便，設施不全，租金翻了10倍。但他們只能硬著頭皮接受。
因為農場道路泥濘，在改建期間，朗格騎馬通勤
談判中，這幾個年輕人最常遇到的就是各種質疑，所以各個環節都向他們要現錢或者銀行擔保的支票。
有個地方官員倒是好心，“我發現他們並不瞭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5萬人相當於軍隊中一個師的人數，相應的後勤部門極其龐大。”
他沒想到實際人數還要加個“0”。
開車去往音樂節的路上。攝影：Ralph Ackerman
音樂節預定8月15日、週五下午開始。但到週三時，已經有大約5萬人在附近紮營。而柵欄和售票亭還沒有安裝完畢，無法阻擋這麼多人進入。組織者不得不決定：門票免費。
這意味著他們會虧損，並且會有更多的人到來。
被堵在路上的年輕人彈琴唱著歌
到了週五中午，已經聚集了快50萬人。還有更多的人因為交通堵塞進不來。
這張照片名為《走向伍德斯托克》。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我每天在人群中游蕩、拍照……不知怎的，我知道那既是一種希望，也是一種失常。”這也讓他聯想起瓊尼·米切爾的歌《伍德斯托克》：
I’m going to try an’ get my soul free我要讓我的靈魂獲得自由 We are stardust我們是星塵 We are golden我們光芒閃耀 And we’ve got to get ourselves我們必須要讓自己 Back to the garden重返樂園
雖然有種種瑕疵，但這畢竟是隻用了三週，三百多個嬉皮士，硬是把一個農場改成了音樂節場地。朗格帶頭苦幹，鼓舞他們“這裡有愛”——但不少人熬過疲憊，依賴的卻是迷幻劑。
50萬年輕人的短暫烏托邦
演出原定下午四點開始，但多個樂隊還堵在路上。
主辦方只好讓民謠歌手臨時上臺頂替，但現場狂熱而混亂，有幾個歌手慫了，不肯上臺。
所以，第一個救場的歌手裡奇·海文斯，因為無人替換，在臺上唱了三個小時。最後實在沒詞了，想到一個詞就唱了出來：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結果，全場都跟著他喊了出來。
有些歌沒有被錄全。紀錄片拍攝團隊為了省錢，原本計劃只拍著名樂隊，出場次序亂掉之後，他們發現只能靈機應變了。不過，他們從導演到助手都很擅長這一點。
27歲的馬丁·斯科塞斯（右二）在伍德斯托克拍攝現場
導演邁克爾·沃德利那年30歲，他的助手兼剪輯師比他還小3歲，叫馬丁·斯科塞斯，幾年後就會成為好萊塢最重要的導演之一。
音樂節共有 32組表演歌手和樂隊，都是音樂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包括瓊·貝茲、吉他大師吉米·亨德里克斯、山塔那合唱團、誰人樂隊、詹尼斯·喬普林等。
沒能前來的大門樂隊後來表示，他們挺後悔拒絕了邀請。
音樂會現場年輕的情侶們
音樂節原定三天，因為下雨，又延長了一天。
因為擔心出亂子，紐約市長曾警告要把現場定性成災區，並派1萬名警察來維持秩序。
羅伯茨他們勸住了市長，還想到一個很關鍵的主意：出雙倍的薪水僱傭警察，條件是要由他們挑選——所有對嬉皮士有成見的警察都不能參加。
結果，在那幾天裡，反而是有些警察忘記了職責，到處追姑娘。
而年輕人則彷彿身在一個烏托邦，雖然大家互不相識，但沒人把彼此當作陌生人：“無論你想要什麼，只要別人有，他們就會和你分享。”
時不時就會有人傳過來一箱吃的：麵包、香蕉……大家都不會多拿，好讓其他人也有得吃。
這張航拍照片的攝影師是巴里·萊文。
飛機著陸後，他們奔向池塘，看到有人在岸邊躍躍欲試。他和同伴就脫了衣服帶頭跳進水裡——集體裸'泳就此開始。
“那就是伍斯托克的象徵——自由。不論男女，一絲不掛，沒有恐懼，也不感到羞恥。敢想敢做的自由。不需要任何權威的許可。年輕人看到了成千上萬跟他們一樣的人。也許在家鄉，他們感覺自己像怪胎，孤獨、無助。但在伍斯托克，他們創造了一個和平、友愛、互相關懷的共同體。”萊文回憶說。
在有些營區，這種共享精神也帶來了麻煩——有人“慷慨地”往他們營區的飲用水裡加了迷幻藥，結果大家全都嗑高了。
音樂節結束時，農場主馬克斯·雅各布說：“我有那麼一種感覺：他們似乎能將今天美國的問題和災劫，都變成對未來積極美好的希望與期待。”
“音樂節雖然只有三天，但這證明了只要人們願意，他們就能夠友好相處。可悲的是，50年後，我們當中的太多人看起來並不想要那種神祕而充滿魔力的和平生活。今天，人們常常表現出他們寧願要恨也不要愛，寧願要暴力也不要和平，甚至他們的音樂也呈現出了一種對未來感到絕望的態度。”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
攝影：Tom Miner
“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
還有人在湖裡裸'泳，
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
音樂節現場吸引來不少攝影師。其中，尤茲利是拒絕了《新聞週刊》的委派自行前來的，——他想自己決定把鏡頭對準哪裡，不用被雜誌社的指令牽著鼻子走。
尤茲利把帳篷紮在附近的河邊，原本計劃看完演出晚上就回去，結果進來後就再也出不去了。
他只帶了半打黑白膠捲在身上，不得不非常謹慎地按快門。後來，山坡上的人們徹底玩瘋了，他自己沒法拍，就去找其他同行。
“我不斷地跑去舞臺那裡，告訴其他攝影師山坡上正在發生什麼，‘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還有人在湖裡裸'泳，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但他們跟我說，他們走不開。雜誌社要求他們拍下每一個表演者。”尤茲利就跟他們借了一些彩色膠捲。
週日一早，太陽升起，遠處傳來傑弗遜飛機合唱團的歌聲。有兩個年輕人站起來擁抱。男子裹著一條沾著泥巴的毯子，女孩把頭靠在他肩上。在他們身後，是漫山遍野的年輕人。尤茲利立刻把它拍了下來。正是靠著借來的膠捲，尤茲利拍下了他最有名的一張照片。
攝影師尤茲利說，“當人們評選上個世紀最重要的照片時，我的這張照片總會被提名。我知道等我死的時候，它也會出現在我的訃告裡，儘管我其他的照片也很好。”
後來，這幅照片刊登在《紐約》雜誌上，又被製作音樂會專輯和紀錄片的人挑中了：“在專輯封面上，通常只會出現歌手。但那時大家都意識到了，是觀眾讓這場音樂節變得偉大，而不是音樂，不是歌星。”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現場專輯。
這個定格的畫面也成為一代又一代搖滾樂迷的標誌性記憶，但畫面中的情侶是誰呢？
直到20年後，才瞭解到他們叫尼克和鮑比。
1969年，尼克和鮑比都才20歲。鮑比是個銀行職員，尼克是個大學生，他們在一個酒吧裡相識，後來開始約會。伍德斯托克音樂節舉辦時，兩人剛剛交往了10周。
尼克和鮑比年輕時的合影。
尼克說，他選擇在酒吧打工，就是為了能結識姑娘：“有一天，有個服務生帶來一位漂亮的金髮女郎，跟我說‘這是我的女朋友，你幫我照看著點。’”那個女孩就是鮑比。之後，每天晚上鮑比都跟著男朋友來酒吧，也會和尼克聊聊天。幾個月後，鮑比和那個服務生鬧崩了，尼克抓住機會，請鮑比去吃披薩、看電影，兩人開始約會。
“我們當時可是20歲，
別人不讓幹什麼，就偏要幹什麼。”
起初，尼克和鮑比沒打算去音樂節。他們是看到電視裡說伍德斯托克大堵車，“我們一下就興奮起來了。”
尼克回憶那個一時衝動的決定：“電視機裡說，'如果你正打算要來伍德斯托克，待在家，不要來了。'我們怎麼可能聽？我們當時可是20歲，別人不讓幹什麼，就偏要幹什麼。”
第二天一早，一幫年輕人把旅行車塞滿了酒，就出發了。汽車被迫停在5英里外，搭上一個擠滿了赤裸嬉皮士的貨車，接著又下車步行。
“成千上萬的人都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人們揹著吉他和睡袋，一路上都是被丟棄的東西——照片裡的那條毯子就是我們撿到。”鮑比回憶說。
他們在附近的山坡上安扎下來，那裡看不到舞臺，但能聽到歌聲。樂隊的表演刻在了尼克的腦海裡。但鮑比說，我們才是那場盛事的主角。
“我的記憶裡沒有音樂，”她說，“我只記得自己被人海包圍，到處都是小小的騷動。”
如今尼克和鮑比，他們還在一起，他們家欄杆上還訂著一個牌子：“Hippies use backdoor
鮑比回憶說：“我仍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氣氛：天空在燈光下呈現出桔紅色，煙霧濛濛。隨處可見縹緲的蒸汽，混雜著營火的煙、大麻燒起來的煙、還有蒸發的汗液。空氣裡有你能想象到的各種聲音：年輕人的喊叫聲、小孩子的哭鬧聲、吉他、班卓琴、手鼓的聲音，人們不管舞臺，各唱各的歌。”
從朋友那裡看到音樂節專輯時，尼克和鮑比都沒意識到照片上是自己，仔細看了毯子後才想起來。
當時，鮑比的第一反應不是自己出名了，而是：“完了，這下要被我媽發現了。”
音樂節後2年，尼克和鮑比結婚了。
音樂節兩年後，他們結婚了，生了2個兒子，然後又有了4個孫輩。
現在他們在當地的博物館當志願者。今年夏天，博物館舉辦了一場紀念伍德斯托克50週年的展覽。在展覽上，他們見到了當年登臺表演的約翰·弗格蒂。弗格蒂邀請他們去參加自己的紀念演出，但他們婉拒了：“對不起，我們的孫女要過生日了。”
1989年，《生活》雜誌發了一條廣告，徵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在場者的故事。
鮑比報了名，隨後，雜誌社派了記者來採訪。當人們知道他倆就是封面上的情侶時，尼克和鮑比的生活發生了點變化：“我們上了歷史頻道，出現在各大新聞臺裡，還被請去做分享會。”
每逢音樂節紀念，就會有媒體來找他們擺拍當年封面裡的姿勢。兩人也很樂意配合。談到婚姻長久的祕訣，鮑比說：“別老生氣。人們不會以同樣的速度成長，你得有耐心等等另一半。”
尼克和鮑比從沒覺得自己是個嬉皮士：“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失望，但我們就是小城鎮的普通人。”
尼克說，他的人生目標是能在小孫女的婚禮上和她跳舞，身邊還要有鮑比陪著。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反戰海報
雖然如此，尼克還是很懷念那種年輕人沒有隔閡地聚集在一起的感覺，其中很多人都是反戰青年。那種感覺讓他們當時對未來滿懷希望。
但現在，他們沒有年輕時的樂觀了：“看起來好像我們什麼教訓都沒學到，我們還在不停打仗。”
尼克和鮑比在家中。
鮑比說，“那張照片捕捉了我們愛情開始時的樣子。能和愛了50年的人一起分享這樣的回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尼克說，他後來知道：曾經有藏家到處去尋找他們那條毯子，出價3萬美元。“我們會很樂意把它捐出去，可是它已經不在了。”
鮑比說，當世上有這麼多糟心事時，伍德斯托克就像是一道光，是難得的慰藉。
“這些人以浪漫的方式
擁抱自己內心的小孩”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最終虧損了200萬美元，這在當時是一筆鉅款，要由羅伯茨的富商父親來幫著埋單；
這四個年輕人隨後也分道揚鑣，並且為了爭奪“伍德斯托克”這個名字的使用權，多次對簿公堂；而“伍德斯托克一代”，不少人將在隨後成為他們曾經討厭的公司老闆、華爾街精英，乃至是政治人物……
也有年輕人在離開伍德斯托克後，決定帶著愛去生活。
有位叫艾比的人——他當年也去了現場：“那時候，我們的慾望很少。只要有一條牛仔褲和一幫好朋友，我們就很開心了，牌子根本不重要。我覺得自己長在最好的年代裡。它幫助我成為一個充滿愛心的人。”
李安執導的《製造伍德斯托克》，原作也有一句話說：“它也許沒有改變世界，但卻極大地改變了我的生活。”
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考菲爾德和朗格
朗格到唱片公司找工作，和25歲的阿蒂·考菲爾德一見如故。他們考慮開個錄音棚，為了給建棚籌錢，決定先辦一場演出。
他們拿著計劃書，找到另外兩個年輕人：26歲的約翰·羅伯茨和喬爾·羅斯曼，前者出身富商之家，後者是著名牙醫的兒子。
羅伯茨和羅斯曼
羅伯茨和羅斯曼原本想給電視臺寫關於年輕人商業冒險的肥皂劇，為此，他們想要先在現實中體驗一下。
就這樣，四個年輕人決定合夥幹票大的——四人各佔25%的股份，公司名為：“伍德斯托克冒險計劃。”
邁克爾·朗格在音樂節籌辦現場
雖然有富二代的投資兜底，但他們要解決的困難太多了，每個都足以讓他們放棄。
因為沒有名氣，要想讓樂隊經紀人搭理，只能用錢砸——他們用高酬勞搞定少數大牌，再以此連環撬動其他人。
他們想的口號很不錯，“鄉村的快樂週末，臨時的自治村莊”——但計劃最遭村民們反感。
因為伍德斯托克沒有大片空地，他們先是在50公里外的沃基爾談下一塊工業空地，但當地居民討厭嬉皮士，強烈反對。
此時音樂會的票已經預訂出去數萬張，樂隊也會索取鉅額賠償。
於是他們又找到一塊私人農場，那裡交通不便，設施不全，租金翻了10倍。但他們只能硬著頭皮接受。
因為農場道路泥濘，在改建期間，朗格騎馬通勤
談判中，這幾個年輕人最常遇到的就是各種質疑，所以各個環節都向他們要現錢或者銀行擔保的支票。
有個地方官員倒是好心，“我發現他們並不瞭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5萬人相當於軍隊中一個師的人數，相應的後勤部門極其龐大。”
他沒想到實際人數還要加個“0”。
開車去往音樂節的路上。攝影：Ralph Ackerman
音樂節預定8月15日、週五下午開始。但到週三時，已經有大約5萬人在附近紮營。而柵欄和售票亭還沒有安裝完畢，無法阻擋這麼多人進入。組織者不得不決定：門票免費。
這意味著他們會虧損，並且會有更多的人到來。
被堵在路上的年輕人彈琴唱著歌
到了週五中午，已經聚集了快50萬人。還有更多的人因為交通堵塞進不來。
這張照片名為《走向伍德斯托克》。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我每天在人群中游蕩、拍照……不知怎的，我知道那既是一種希望，也是一種失常。”這也讓他聯想起瓊尼·米切爾的歌《伍德斯托克》：
I’m going to try an’ get my soul free我要讓我的靈魂獲得自由 We are stardust我們是星塵 We are golden我們光芒閃耀 And we’ve got to get ourselves我們必須要讓自己 Back to the garden重返樂園
雖然有種種瑕疵，但這畢竟是隻用了三週，三百多個嬉皮士，硬是把一個農場改成了音樂節場地。朗格帶頭苦幹，鼓舞他們“這裡有愛”——但不少人熬過疲憊，依賴的卻是迷幻劑。
50萬年輕人的短暫烏托邦
演出原定下午四點開始，但多個樂隊還堵在路上。
主辦方只好讓民謠歌手臨時上臺頂替，但現場狂熱而混亂，有幾個歌手慫了，不肯上臺。
所以，第一個救場的歌手裡奇·海文斯，因為無人替換，在臺上唱了三個小時。最後實在沒詞了，想到一個詞就唱了出來：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結果，全場都跟著他喊了出來。
有些歌沒有被錄全。紀錄片拍攝團隊為了省錢，原本計劃只拍著名樂隊，出場次序亂掉之後，他們發現只能靈機應變了。不過，他們從導演到助手都很擅長這一點。
27歲的馬丁·斯科塞斯（右二）在伍德斯托克拍攝現場
導演邁克爾·沃德利那年30歲，他的助手兼剪輯師比他還小3歲，叫馬丁·斯科塞斯，幾年後就會成為好萊塢最重要的導演之一。
音樂節共有 32組表演歌手和樂隊，都是音樂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包括瓊·貝茲、吉他大師吉米·亨德里克斯、山塔那合唱團、誰人樂隊、詹尼斯·喬普林等。
沒能前來的大門樂隊後來表示，他們挺後悔拒絕了邀請。
音樂會現場年輕的情侶們
音樂節原定三天，因為下雨，又延長了一天。
因為擔心出亂子，紐約市長曾警告要把現場定性成災區，並派1萬名警察來維持秩序。
羅伯茨他們勸住了市長，還想到一個很關鍵的主意：出雙倍的薪水僱傭警察，條件是要由他們挑選——所有對嬉皮士有成見的警察都不能參加。
結果，在那幾天裡，反而是有些警察忘記了職責，到處追姑娘。
而年輕人則彷彿身在一個烏托邦，雖然大家互不相識，但沒人把彼此當作陌生人：“無論你想要什麼，只要別人有，他們就會和你分享。”
時不時就會有人傳過來一箱吃的：麵包、香蕉……大家都不會多拿，好讓其他人也有得吃。
這張航拍照片的攝影師是巴里·萊文。
飛機著陸後，他們奔向池塘，看到有人在岸邊躍躍欲試。他和同伴就脫了衣服帶頭跳進水裡——集體裸'泳就此開始。
“那就是伍斯托克的象徵——自由。不論男女，一絲不掛，沒有恐懼，也不感到羞恥。敢想敢做的自由。不需要任何權威的許可。年輕人看到了成千上萬跟他們一樣的人。也許在家鄉，他們感覺自己像怪胎，孤獨、無助。但在伍斯托克，他們創造了一個和平、友愛、互相關懷的共同體。”萊文回憶說。
在有些營區，這種共享精神也帶來了麻煩——有人“慷慨地”往他們營區的飲用水裡加了迷幻藥，結果大家全都嗑高了。
音樂節結束時，農場主馬克斯·雅各布說：“我有那麼一種感覺：他們似乎能將今天美國的問題和災劫，都變成對未來積極美好的希望與期待。”
“音樂節雖然只有三天，但這證明了只要人們願意，他們就能夠友好相處。可悲的是，50年後，我們當中的太多人看起來並不想要那種神祕而充滿魔力的和平生活。今天，人們常常表現出他們寧願要恨也不要愛，寧願要暴力也不要和平，甚至他們的音樂也呈現出了一種對未來感到絕望的態度。”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
攝影：Tom Miner
“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
還有人在湖裡裸'泳，
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
音樂節現場吸引來不少攝影師。其中，尤茲利是拒絕了《新聞週刊》的委派自行前來的，——他想自己決定把鏡頭對準哪裡，不用被雜誌社的指令牽著鼻子走。
尤茲利把帳篷紮在附近的河邊，原本計劃看完演出晚上就回去，結果進來後就再也出不去了。
他只帶了半打黑白膠捲在身上，不得不非常謹慎地按快門。後來，山坡上的人們徹底玩瘋了，他自己沒法拍，就去找其他同行。
“我不斷地跑去舞臺那裡，告訴其他攝影師山坡上正在發生什麼，‘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還有人在湖裡裸'泳，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但他們跟我說，他們走不開。雜誌社要求他們拍下每一個表演者。”尤茲利就跟他們借了一些彩色膠捲。
週日一早，太陽升起，遠處傳來傑弗遜飛機合唱團的歌聲。有兩個年輕人站起來擁抱。男子裹著一條沾著泥巴的毯子，女孩把頭靠在他肩上。在他們身後，是漫山遍野的年輕人。尤茲利立刻把它拍了下來。正是靠著借來的膠捲，尤茲利拍下了他最有名的一張照片。
攝影師尤茲利說，“當人們評選上個世紀最重要的照片時，我的這張照片總會被提名。我知道等我死的時候，它也會出現在我的訃告裡，儘管我其他的照片也很好。”
後來，這幅照片刊登在《紐約》雜誌上，又被製作音樂會專輯和紀錄片的人挑中了：“在專輯封面上，通常只會出現歌手。但那時大家都意識到了，是觀眾讓這場音樂節變得偉大，而不是音樂，不是歌星。”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現場專輯。
這個定格的畫面也成為一代又一代搖滾樂迷的標誌性記憶，但畫面中的情侶是誰呢？
直到20年後，才瞭解到他們叫尼克和鮑比。
1969年，尼克和鮑比都才20歲。鮑比是個銀行職員，尼克是個大學生，他們在一個酒吧裡相識，後來開始約會。伍德斯托克音樂節舉辦時，兩人剛剛交往了10周。
尼克和鮑比年輕時的合影。
尼克說，他選擇在酒吧打工，就是為了能結識姑娘：“有一天，有個服務生帶來一位漂亮的金髮女郎，跟我說‘這是我的女朋友，你幫我照看著點。’”那個女孩就是鮑比。之後，每天晚上鮑比都跟著男朋友來酒吧，也會和尼克聊聊天。幾個月後，鮑比和那個服務生鬧崩了，尼克抓住機會，請鮑比去吃披薩、看電影，兩人開始約會。
“我們當時可是20歲，
別人不讓幹什麼，就偏要幹什麼。”
起初，尼克和鮑比沒打算去音樂節。他們是看到電視裡說伍德斯托克大堵車，“我們一下就興奮起來了。”
尼克回憶那個一時衝動的決定：“電視機裡說，'如果你正打算要來伍德斯托克，待在家，不要來了。'我們怎麼可能聽？我們當時可是20歲，別人不讓幹什麼，就偏要幹什麼。”
第二天一早，一幫年輕人把旅行車塞滿了酒，就出發了。汽車被迫停在5英里外，搭上一個擠滿了赤裸嬉皮士的貨車，接著又下車步行。
“成千上萬的人都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人們揹著吉他和睡袋，一路上都是被丟棄的東西——照片裡的那條毯子就是我們撿到。”鮑比回憶說。
他們在附近的山坡上安扎下來，那裡看不到舞臺，但能聽到歌聲。樂隊的表演刻在了尼克的腦海裡。但鮑比說，我們才是那場盛事的主角。
“我的記憶裡沒有音樂，”她說，“我只記得自己被人海包圍，到處都是小小的騷動。”
如今尼克和鮑比，他們還在一起，他們家欄杆上還訂著一個牌子：“Hippies use backdoor
鮑比回憶說：“我仍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氣氛：天空在燈光下呈現出桔紅色，煙霧濛濛。隨處可見縹緲的蒸汽，混雜著營火的煙、大麻燒起來的煙、還有蒸發的汗液。空氣裡有你能想象到的各種聲音：年輕人的喊叫聲、小孩子的哭鬧聲、吉他、班卓琴、手鼓的聲音，人們不管舞臺，各唱各的歌。”
從朋友那裡看到音樂節專輯時，尼克和鮑比都沒意識到照片上是自己，仔細看了毯子後才想起來。
當時，鮑比的第一反應不是自己出名了，而是：“完了，這下要被我媽發現了。”
音樂節後2年，尼克和鮑比結婚了。
音樂節兩年後，他們結婚了，生了2個兒子，然後又有了4個孫輩。
現在他們在當地的博物館當志願者。今年夏天，博物館舉辦了一場紀念伍德斯托克50週年的展覽。在展覽上，他們見到了當年登臺表演的約翰·弗格蒂。弗格蒂邀請他們去參加自己的紀念演出，但他們婉拒了：“對不起，我們的孫女要過生日了。”
1989年，《生活》雜誌發了一條廣告，徵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在場者的故事。
鮑比報了名，隨後，雜誌社派了記者來採訪。當人們知道他倆就是封面上的情侶時，尼克和鮑比的生活發生了點變化：“我們上了歷史頻道，出現在各大新聞臺裡，還被請去做分享會。”
每逢音樂節紀念，就會有媒體來找他們擺拍當年封面裡的姿勢。兩人也很樂意配合。談到婚姻長久的祕訣，鮑比說：“別老生氣。人們不會以同樣的速度成長，你得有耐心等等另一半。”
尼克和鮑比從沒覺得自己是個嬉皮士：“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失望，但我們就是小城鎮的普通人。”
尼克說，他的人生目標是能在小孫女的婚禮上和她跳舞，身邊還要有鮑比陪著。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反戰海報
雖然如此，尼克還是很懷念那種年輕人沒有隔閡地聚集在一起的感覺，其中很多人都是反戰青年。那種感覺讓他們當時對未來滿懷希望。
但現在，他們沒有年輕時的樂觀了：“看起來好像我們什麼教訓都沒學到，我們還在不停打仗。”
尼克和鮑比在家中。
鮑比說，“那張照片捕捉了我們愛情開始時的樣子。能和愛了50年的人一起分享這樣的回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尼克說，他後來知道：曾經有藏家到處去尋找他們那條毯子，出價3萬美元。“我們會很樂意把它捐出去，可是它已經不在了。”
鮑比說，當世上有這麼多糟心事時，伍德斯托克就像是一道光，是難得的慰藉。
“這些人以浪漫的方式
擁抱自己內心的小孩”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最終虧損了200萬美元，這在當時是一筆鉅款，要由羅伯茨的富商父親來幫著埋單；
這四個年輕人隨後也分道揚鑣，並且為了爭奪“伍德斯托克”這個名字的使用權，多次對簿公堂；而“伍德斯托克一代”，不少人將在隨後成為他們曾經討厭的公司老闆、華爾街精英，乃至是政治人物……
也有年輕人在離開伍德斯托克後，決定帶著愛去生活。
有位叫艾比的人——他當年也去了現場：“那時候，我們的慾望很少。只要有一條牛仔褲和一幫好朋友，我們就很開心了，牌子根本不重要。我覺得自己長在最好的年代裡。它幫助我成為一個充滿愛心的人。”
李安執導的《製造伍德斯托克》，原作也有一句話說：“它也許沒有改變世界，但卻極大地改變了我的生活。”
這張照片由艾略特·蘭迪拍攝。
他說喜歡照片中女孩的狀態，“在這樣的情境中，她沒有被物化或性感化。她可以自由地表現出女性化的一面，不用擔心會對別人產生什麼影響，也不在乎別人怎麼看。她幾乎是在愛撫這隻藍色氣球。既女性化，又孩子氣，這就是我對伍德斯托克的總體感覺。這可能是60年代文化中最重要的“教義”之一——像孩子一樣，對一切都充滿好奇，充滿信任。”
時間總是無情，現實也永遠複雜，沒有人能夠迴避。
但越是充滿爭鬥的時代，伍德斯托克就越有它的意義——就因為它打碎了無數的質疑，而確確實實地存在過，哪怕只有三天；它讓很多年輕人，體會到了兩手空空也可以擁有自由，有趣、有愛的才叫做生活，也許他們以後會帶著更多的笑聲生活，也許後面的人生會被身份和責任困住，但總之，在1969年的那個現場，他們知道這個世界上可以有很多種可能。
正如瓊尼·米切爾的《伍德斯托克》所唱：“我要在這塊土地上露營，我要試著讓我的靈魂自由。”
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考菲爾德和朗格
朗格到唱片公司找工作，和25歲的阿蒂·考菲爾德一見如故。他們考慮開個錄音棚，為了給建棚籌錢，決定先辦一場演出。
他們拿著計劃書，找到另外兩個年輕人：26歲的約翰·羅伯茨和喬爾·羅斯曼，前者出身富商之家，後者是著名牙醫的兒子。
羅伯茨和羅斯曼
羅伯茨和羅斯曼原本想給電視臺寫關於年輕人商業冒險的肥皂劇，為此，他們想要先在現實中體驗一下。
就這樣，四個年輕人決定合夥幹票大的——四人各佔25%的股份，公司名為：“伍德斯托克冒險計劃。”
邁克爾·朗格在音樂節籌辦現場
雖然有富二代的投資兜底，但他們要解決的困難太多了，每個都足以讓他們放棄。
因為沒有名氣，要想讓樂隊經紀人搭理，只能用錢砸——他們用高酬勞搞定少數大牌，再以此連環撬動其他人。
他們想的口號很不錯，“鄉村的快樂週末，臨時的自治村莊”——但計劃最遭村民們反感。
因為伍德斯托克沒有大片空地，他們先是在50公里外的沃基爾談下一塊工業空地，但當地居民討厭嬉皮士，強烈反對。
此時音樂會的票已經預訂出去數萬張，樂隊也會索取鉅額賠償。
於是他們又找到一塊私人農場，那裡交通不便，設施不全，租金翻了10倍。但他們只能硬著頭皮接受。
因為農場道路泥濘，在改建期間，朗格騎馬通勤
談判中，這幾個年輕人最常遇到的就是各種質疑，所以各個環節都向他們要現錢或者銀行擔保的支票。
有個地方官員倒是好心，“我發現他們並不瞭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5萬人相當於軍隊中一個師的人數，相應的後勤部門極其龐大。”
他沒想到實際人數還要加個“0”。
開車去往音樂節的路上。攝影：Ralph Ackerman
音樂節預定8月15日、週五下午開始。但到週三時，已經有大約5萬人在附近紮營。而柵欄和售票亭還沒有安裝完畢，無法阻擋這麼多人進入。組織者不得不決定：門票免費。
這意味著他們會虧損，並且會有更多的人到來。
被堵在路上的年輕人彈琴唱著歌
到了週五中午，已經聚集了快50萬人。還有更多的人因為交通堵塞進不來。
這張照片名為《走向伍德斯托克》。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我每天在人群中游蕩、拍照……不知怎的，我知道那既是一種希望，也是一種失常。”這也讓他聯想起瓊尼·米切爾的歌《伍德斯托克》：
I’m going to try an’ get my soul free我要讓我的靈魂獲得自由 We are stardust我們是星塵 We are golden我們光芒閃耀 And we’ve got to get ourselves我們必須要讓自己 Back to the garden重返樂園
雖然有種種瑕疵，但這畢竟是隻用了三週，三百多個嬉皮士，硬是把一個農場改成了音樂節場地。朗格帶頭苦幹，鼓舞他們“這裡有愛”——但不少人熬過疲憊，依賴的卻是迷幻劑。
50萬年輕人的短暫烏托邦
演出原定下午四點開始，但多個樂隊還堵在路上。
主辦方只好讓民謠歌手臨時上臺頂替，但現場狂熱而混亂，有幾個歌手慫了，不肯上臺。
所以，第一個救場的歌手裡奇·海文斯，因為無人替換，在臺上唱了三個小時。最後實在沒詞了，想到一個詞就唱了出來：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結果，全場都跟著他喊了出來。
有些歌沒有被錄全。紀錄片拍攝團隊為了省錢，原本計劃只拍著名樂隊，出場次序亂掉之後，他們發現只能靈機應變了。不過，他們從導演到助手都很擅長這一點。
27歲的馬丁·斯科塞斯（右二）在伍德斯托克拍攝現場
導演邁克爾·沃德利那年30歲，他的助手兼剪輯師比他還小3歲，叫馬丁·斯科塞斯，幾年後就會成為好萊塢最重要的導演之一。
音樂節共有 32組表演歌手和樂隊，都是音樂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包括瓊·貝茲、吉他大師吉米·亨德里克斯、山塔那合唱團、誰人樂隊、詹尼斯·喬普林等。
沒能前來的大門樂隊後來表示，他們挺後悔拒絕了邀請。
音樂會現場年輕的情侶們
音樂節原定三天，因為下雨，又延長了一天。
因為擔心出亂子，紐約市長曾警告要把現場定性成災區，並派1萬名警察來維持秩序。
羅伯茨他們勸住了市長，還想到一個很關鍵的主意：出雙倍的薪水僱傭警察，條件是要由他們挑選——所有對嬉皮士有成見的警察都不能參加。
結果，在那幾天裡，反而是有些警察忘記了職責，到處追姑娘。
而年輕人則彷彿身在一個烏托邦，雖然大家互不相識，但沒人把彼此當作陌生人：“無論你想要什麼，只要別人有，他們就會和你分享。”
時不時就會有人傳過來一箱吃的：麵包、香蕉……大家都不會多拿，好讓其他人也有得吃。
這張航拍照片的攝影師是巴里·萊文。
飛機著陸後，他們奔向池塘，看到有人在岸邊躍躍欲試。他和同伴就脫了衣服帶頭跳進水裡——集體裸'泳就此開始。
“那就是伍斯托克的象徵——自由。不論男女，一絲不掛，沒有恐懼，也不感到羞恥。敢想敢做的自由。不需要任何權威的許可。年輕人看到了成千上萬跟他們一樣的人。也許在家鄉，他們感覺自己像怪胎，孤獨、無助。但在伍斯托克，他們創造了一個和平、友愛、互相關懷的共同體。”萊文回憶說。
在有些營區，這種共享精神也帶來了麻煩——有人“慷慨地”往他們營區的飲用水裡加了迷幻藥，結果大家全都嗑高了。
音樂節結束時，農場主馬克斯·雅各布說：“我有那麼一種感覺：他們似乎能將今天美國的問題和災劫，都變成對未來積極美好的希望與期待。”
“音樂節雖然只有三天，但這證明了只要人們願意，他們就能夠友好相處。可悲的是，50年後，我們當中的太多人看起來並不想要那種神祕而充滿魔力的和平生活。今天，人們常常表現出他們寧願要恨也不要愛，寧願要暴力也不要和平，甚至他們的音樂也呈現出了一種對未來感到絕望的態度。”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
攝影：Tom Miner
“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
還有人在湖裡裸'泳，
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
音樂節現場吸引來不少攝影師。其中，尤茲利是拒絕了《新聞週刊》的委派自行前來的，——他想自己決定把鏡頭對準哪裡，不用被雜誌社的指令牽著鼻子走。
尤茲利把帳篷紮在附近的河邊，原本計劃看完演出晚上就回去，結果進來後就再也出不去了。
他只帶了半打黑白膠捲在身上，不得不非常謹慎地按快門。後來，山坡上的人們徹底玩瘋了，他自己沒法拍，就去找其他同行。
“我不斷地跑去舞臺那裡，告訴其他攝影師山坡上正在發生什麼，‘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還有人在湖裡裸'泳，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但他們跟我說，他們走不開。雜誌社要求他們拍下每一個表演者。”尤茲利就跟他們借了一些彩色膠捲。
週日一早，太陽升起，遠處傳來傑弗遜飛機合唱團的歌聲。有兩個年輕人站起來擁抱。男子裹著一條沾著泥巴的毯子，女孩把頭靠在他肩上。在他們身後，是漫山遍野的年輕人。尤茲利立刻把它拍了下來。正是靠著借來的膠捲，尤茲利拍下了他最有名的一張照片。
攝影師尤茲利說，“當人們評選上個世紀最重要的照片時，我的這張照片總會被提名。我知道等我死的時候，它也會出現在我的訃告裡，儘管我其他的照片也很好。”
後來，這幅照片刊登在《紐約》雜誌上，又被製作音樂會專輯和紀錄片的人挑中了：“在專輯封面上，通常只會出現歌手。但那時大家都意識到了，是觀眾讓這場音樂節變得偉大，而不是音樂，不是歌星。”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現場專輯。
這個定格的畫面也成為一代又一代搖滾樂迷的標誌性記憶，但畫面中的情侶是誰呢？
直到20年後，才瞭解到他們叫尼克和鮑比。
1969年，尼克和鮑比都才20歲。鮑比是個銀行職員，尼克是個大學生，他們在一個酒吧裡相識，後來開始約會。伍德斯托克音樂節舉辦時，兩人剛剛交往了10周。
尼克和鮑比年輕時的合影。
尼克說，他選擇在酒吧打工，就是為了能結識姑娘：“有一天，有個服務生帶來一位漂亮的金髮女郎，跟我說‘這是我的女朋友，你幫我照看著點。’”那個女孩就是鮑比。之後，每天晚上鮑比都跟著男朋友來酒吧，也會和尼克聊聊天。幾個月後，鮑比和那個服務生鬧崩了，尼克抓住機會，請鮑比去吃披薩、看電影，兩人開始約會。
“我們當時可是20歲，
別人不讓幹什麼，就偏要幹什麼。”
起初，尼克和鮑比沒打算去音樂節。他們是看到電視裡說伍德斯托克大堵車，“我們一下就興奮起來了。”
尼克回憶那個一時衝動的決定：“電視機裡說，'如果你正打算要來伍德斯托克，待在家，不要來了。'我們怎麼可能聽？我們當時可是20歲，別人不讓幹什麼，就偏要幹什麼。”
第二天一早，一幫年輕人把旅行車塞滿了酒，就出發了。汽車被迫停在5英里外，搭上一個擠滿了赤裸嬉皮士的貨車，接著又下車步行。
“成千上萬的人都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人們揹著吉他和睡袋，一路上都是被丟棄的東西——照片裡的那條毯子就是我們撿到。”鮑比回憶說。
他們在附近的山坡上安扎下來，那裡看不到舞臺，但能聽到歌聲。樂隊的表演刻在了尼克的腦海裡。但鮑比說，我們才是那場盛事的主角。
“我的記憶裡沒有音樂，”她說，“我只記得自己被人海包圍，到處都是小小的騷動。”
如今尼克和鮑比，他們還在一起，他們家欄杆上還訂著一個牌子：“Hippies use backdoor
鮑比回憶說：“我仍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氣氛：天空在燈光下呈現出桔紅色，煙霧濛濛。隨處可見縹緲的蒸汽，混雜著營火的煙、大麻燒起來的煙、還有蒸發的汗液。空氣裡有你能想象到的各種聲音：年輕人的喊叫聲、小孩子的哭鬧聲、吉他、班卓琴、手鼓的聲音，人們不管舞臺，各唱各的歌。”
從朋友那裡看到音樂節專輯時，尼克和鮑比都沒意識到照片上是自己，仔細看了毯子後才想起來。
當時，鮑比的第一反應不是自己出名了，而是：“完了，這下要被我媽發現了。”
音樂節後2年，尼克和鮑比結婚了。
音樂節兩年後，他們結婚了，生了2個兒子，然後又有了4個孫輩。
現在他們在當地的博物館當志願者。今年夏天，博物館舉辦了一場紀念伍德斯托克50週年的展覽。在展覽上，他們見到了當年登臺表演的約翰·弗格蒂。弗格蒂邀請他們去參加自己的紀念演出，但他們婉拒了：“對不起，我們的孫女要過生日了。”
1989年，《生活》雜誌發了一條廣告，徵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在場者的故事。
鮑比報了名，隨後，雜誌社派了記者來採訪。當人們知道他倆就是封面上的情侶時，尼克和鮑比的生活發生了點變化：“我們上了歷史頻道，出現在各大新聞臺裡，還被請去做分享會。”
每逢音樂節紀念，就會有媒體來找他們擺拍當年封面裡的姿勢。兩人也很樂意配合。談到婚姻長久的祕訣，鮑比說：“別老生氣。人們不會以同樣的速度成長，你得有耐心等等另一半。”
尼克和鮑比從沒覺得自己是個嬉皮士：“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失望，但我們就是小城鎮的普通人。”
尼克說，他的人生目標是能在小孫女的婚禮上和她跳舞，身邊還要有鮑比陪著。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反戰海報
雖然如此，尼克還是很懷念那種年輕人沒有隔閡地聚集在一起的感覺，其中很多人都是反戰青年。那種感覺讓他們當時對未來滿懷希望。
但現在，他們沒有年輕時的樂觀了：“看起來好像我們什麼教訓都沒學到，我們還在不停打仗。”
尼克和鮑比在家中。
鮑比說，“那張照片捕捉了我們愛情開始時的樣子。能和愛了50年的人一起分享這樣的回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尼克說，他後來知道：曾經有藏家到處去尋找他們那條毯子，出價3萬美元。“我們會很樂意把它捐出去，可是它已經不在了。”
鮑比說，當世上有這麼多糟心事時，伍德斯托克就像是一道光，是難得的慰藉。
“這些人以浪漫的方式
擁抱自己內心的小孩”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最終虧損了200萬美元，這在當時是一筆鉅款，要由羅伯茨的富商父親來幫著埋單；
這四個年輕人隨後也分道揚鑣，並且為了爭奪“伍德斯托克”這個名字的使用權，多次對簿公堂；而“伍德斯托克一代”，不少人將在隨後成為他們曾經討厭的公司老闆、華爾街精英，乃至是政治人物……
也有年輕人在離開伍德斯托克後，決定帶著愛去生活。
有位叫艾比的人——他當年也去了現場：“那時候，我們的慾望很少。只要有一條牛仔褲和一幫好朋友，我們就很開心了，牌子根本不重要。我覺得自己長在最好的年代裡。它幫助我成為一個充滿愛心的人。”
李安執導的《製造伍德斯托克》，原作也有一句話說：“它也許沒有改變世界，但卻極大地改變了我的生活。”
這張照片由艾略特·蘭迪拍攝。
他說喜歡照片中女孩的狀態，“在這樣的情境中，她沒有被物化或性感化。她可以自由地表現出女性化的一面，不用擔心會對別人產生什麼影響，也不在乎別人怎麼看。她幾乎是在愛撫這隻藍色氣球。既女性化，又孩子氣，這就是我對伍德斯托克的總體感覺。這可能是60年代文化中最重要的“教義”之一——像孩子一樣，對一切都充滿好奇，充滿信任。”
時間總是無情，現實也永遠複雜，沒有人能夠迴避。
但越是充滿爭鬥的時代，伍德斯托克就越有它的意義——就因為它打碎了無數的質疑，而確確實實地存在過，哪怕只有三天；它讓很多年輕人，體會到了兩手空空也可以擁有自由，有趣、有愛的才叫做生活，也許他們以後會帶著更多的笑聲生活，也許後面的人生會被身份和責任困住，但總之，在1969年的那個現場，他們知道這個世界上可以有很多種可能。
正如瓊尼·米切爾的《伍德斯托克》所唱：“我要在這塊土地上露營，我要試著讓我的靈魂自由。”
文： 巴克 張光裕 協助：溜溜 JOY
主要參考資料: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arts-culture/a-woodstock-moment-40-years-later-33569550/
https://time.com/5644827/woodstock-photo-couple/
http://www.hvmag.com/Hudson-Valley-Magazine/August-2017/The-Couple-From-The-Iconic-Woodstock-Album-Cover/
http://www.hvmag.com/Hudson-Valley-Magazine/August-2017/The-Couple-From-The-Iconic-Woodstock-Album-Cover/
https://time.com/5644827/woodstock-photo-couple/
https://spectrumlocalnews.com/nys/hudson-valley/news/2019/08/16/woodstock-50-iconic-album-cover
https://www.aarp.org/politics-society/history/info-2019/woodstock-album-cover-couple.html
https://vintagenewsdaily.com/fascinating-story-of-nick-and-bobbi-ercoline-the-couple-in-the-iconic-woodstock-album-cover-are-still-together-50-years-later/
https://time.com/5650211/woodstock-photographers-recall-favorite-photos/
袁越《來自民間的叛逆》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原文閱讀：50年前那場音樂的夏天，主角是50萬年輕人，還有那次擁抱
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考菲爾德和朗格
朗格到唱片公司找工作，和25歲的阿蒂·考菲爾德一見如故。他們考慮開個錄音棚，為了給建棚籌錢，決定先辦一場演出。
他們拿著計劃書，找到另外兩個年輕人：26歲的約翰·羅伯茨和喬爾·羅斯曼，前者出身富商之家，後者是著名牙醫的兒子。
羅伯茨和羅斯曼
羅伯茨和羅斯曼原本想給電視臺寫關於年輕人商業冒險的肥皂劇，為此，他們想要先在現實中體驗一下。
就這樣，四個年輕人決定合夥幹票大的——四人各佔25%的股份，公司名為：“伍德斯托克冒險計劃。”
邁克爾·朗格在音樂節籌辦現場
雖然有富二代的投資兜底，但他們要解決的困難太多了，每個都足以讓他們放棄。
因為沒有名氣，要想讓樂隊經紀人搭理，只能用錢砸——他們用高酬勞搞定少數大牌，再以此連環撬動其他人。
他們想的口號很不錯，“鄉村的快樂週末，臨時的自治村莊”——但計劃最遭村民們反感。
因為伍德斯托克沒有大片空地，他們先是在50公里外的沃基爾談下一塊工業空地，但當地居民討厭嬉皮士，強烈反對。
此時音樂會的票已經預訂出去數萬張，樂隊也會索取鉅額賠償。
於是他們又找到一塊私人農場，那裡交通不便，設施不全，租金翻了10倍。但他們只能硬著頭皮接受。
因為農場道路泥濘，在改建期間，朗格騎馬通勤
談判中，這幾個年輕人最常遇到的就是各種質疑，所以各個環節都向他們要現錢或者銀行擔保的支票。
有個地方官員倒是好心，“我發現他們並不瞭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5萬人相當於軍隊中一個師的人數，相應的後勤部門極其龐大。”
他沒想到實際人數還要加個“0”。
開車去往音樂節的路上。攝影：Ralph Ackerman
音樂節預定8月15日、週五下午開始。但到週三時，已經有大約5萬人在附近紮營。而柵欄和售票亭還沒有安裝完畢，無法阻擋這麼多人進入。組織者不得不決定：門票免費。
這意味著他們會虧損，並且會有更多的人到來。
被堵在路上的年輕人彈琴唱著歌
到了週五中午，已經聚集了快50萬人。還有更多的人因為交通堵塞進不來。
這張照片名為《走向伍德斯托克》。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我每天在人群中游蕩、拍照……不知怎的，我知道那既是一種希望，也是一種失常。”這也讓他聯想起瓊尼·米切爾的歌《伍德斯托克》：
I’m going to try an’ get my soul free我要讓我的靈魂獲得自由 We are stardust我們是星塵 We are golden我們光芒閃耀 And we’ve got to get ourselves我們必須要讓自己 Back to the garden重返樂園
雖然有種種瑕疵，但這畢竟是隻用了三週，三百多個嬉皮士，硬是把一個農場改成了音樂節場地。朗格帶頭苦幹，鼓舞他們“這裡有愛”——但不少人熬過疲憊，依賴的卻是迷幻劑。
50萬年輕人的短暫烏托邦
演出原定下午四點開始，但多個樂隊還堵在路上。
主辦方只好讓民謠歌手臨時上臺頂替，但現場狂熱而混亂，有幾個歌手慫了，不肯上臺。
所以，第一個救場的歌手裡奇·海文斯，因為無人替換，在臺上唱了三個小時。最後實在沒詞了，想到一個詞就唱了出來：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結果，全場都跟著他喊了出來。
有些歌沒有被錄全。紀錄片拍攝團隊為了省錢，原本計劃只拍著名樂隊，出場次序亂掉之後，他們發現只能靈機應變了。不過，他們從導演到助手都很擅長這一點。
27歲的馬丁·斯科塞斯（右二）在伍德斯托克拍攝現場
導演邁克爾·沃德利那年30歲，他的助手兼剪輯師比他還小3歲，叫馬丁·斯科塞斯，幾年後就會成為好萊塢最重要的導演之一。
音樂節共有 32組表演歌手和樂隊，都是音樂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包括瓊·貝茲、吉他大師吉米·亨德里克斯、山塔那合唱團、誰人樂隊、詹尼斯·喬普林等。
沒能前來的大門樂隊後來表示，他們挺後悔拒絕了邀請。
音樂會現場年輕的情侶們
音樂節原定三天，因為下雨，又延長了一天。
因為擔心出亂子，紐約市長曾警告要把現場定性成災區，並派1萬名警察來維持秩序。
羅伯茨他們勸住了市長，還想到一個很關鍵的主意：出雙倍的薪水僱傭警察，條件是要由他們挑選——所有對嬉皮士有成見的警察都不能參加。
結果，在那幾天裡，反而是有些警察忘記了職責，到處追姑娘。
而年輕人則彷彿身在一個烏托邦，雖然大家互不相識，但沒人把彼此當作陌生人：“無論你想要什麼，只要別人有，他們就會和你分享。”
時不時就會有人傳過來一箱吃的：麵包、香蕉……大家都不會多拿，好讓其他人也有得吃。
這張航拍照片的攝影師是巴里·萊文。
飛機著陸後，他們奔向池塘，看到有人在岸邊躍躍欲試。他和同伴就脫了衣服帶頭跳進水裡——集體裸'泳就此開始。
“那就是伍斯托克的象徵——自由。不論男女，一絲不掛，沒有恐懼，也不感到羞恥。敢想敢做的自由。不需要任何權威的許可。年輕人看到了成千上萬跟他們一樣的人。也許在家鄉，他們感覺自己像怪胎，孤獨、無助。但在伍斯托克，他們創造了一個和平、友愛、互相關懷的共同體。”萊文回憶說。
在有些營區，這種共享精神也帶來了麻煩——有人“慷慨地”往他們營區的飲用水裡加了迷幻藥，結果大家全都嗑高了。
音樂節結束時，農場主馬克斯·雅各布說：“我有那麼一種感覺：他們似乎能將今天美國的問題和災劫，都變成對未來積極美好的希望與期待。”
“音樂節雖然只有三天，但這證明了只要人們願意，他們就能夠友好相處。可悲的是，50年後，我們當中的太多人看起來並不想要那種神祕而充滿魔力的和平生活。今天，人們常常表現出他們寧願要恨也不要愛，寧願要暴力也不要和平，甚至他們的音樂也呈現出了一種對未來感到絕望的態度。”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
攝影：Tom Miner
“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
還有人在湖裡裸'泳，
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
音樂節現場吸引來不少攝影師。其中，尤茲利是拒絕了《新聞週刊》的委派自行前來的，——他想自己決定把鏡頭對準哪裡，不用被雜誌社的指令牽著鼻子走。
尤茲利把帳篷紮在附近的河邊，原本計劃看完演出晚上就回去，結果進來後就再也出不去了。
他只帶了半打黑白膠捲在身上，不得不非常謹慎地按快門。後來，山坡上的人們徹底玩瘋了，他自己沒法拍，就去找其他同行。
“我不斷地跑去舞臺那裡，告訴其他攝影師山坡上正在發生什麼，‘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還有人在湖裡裸'泳，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但他們跟我說，他們走不開。雜誌社要求他們拍下每一個表演者。”尤茲利就跟他們借了一些彩色膠捲。
週日一早，太陽升起，遠處傳來傑弗遜飛機合唱團的歌聲。有兩個年輕人站起來擁抱。男子裹著一條沾著泥巴的毯子，女孩把頭靠在他肩上。在他們身後，是漫山遍野的年輕人。尤茲利立刻把它拍了下來。正是靠著借來的膠捲，尤茲利拍下了他最有名的一張照片。
攝影師尤茲利說，“當人們評選上個世紀最重要的照片時，我的這張照片總會被提名。我知道等我死的時候，它也會出現在我的訃告裡，儘管我其他的照片也很好。”
後來，這幅照片刊登在《紐約》雜誌上，又被製作音樂會專輯和紀錄片的人挑中了：“在專輯封面上，通常只會出現歌手。但那時大家都意識到了，是觀眾讓這場音樂節變得偉大，而不是音樂，不是歌星。”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現場專輯。
這個定格的畫面也成為一代又一代搖滾樂迷的標誌性記憶，但畫面中的情侶是誰呢？
直到20年後，才瞭解到他們叫尼克和鮑比。
1969年，尼克和鮑比都才20歲。鮑比是個銀行職員，尼克是個大學生，他們在一個酒吧裡相識，後來開始約會。伍德斯托克音樂節舉辦時，兩人剛剛交往了10周。
尼克和鮑比年輕時的合影。
尼克說，他選擇在酒吧打工，就是為了能結識姑娘：“有一天，有個服務生帶來一位漂亮的金髮女郎，跟我說‘這是我的女朋友，你幫我照看著點。’”那個女孩就是鮑比。之後，每天晚上鮑比都跟著男朋友來酒吧，也會和尼克聊聊天。幾個月後，鮑比和那個服務生鬧崩了，尼克抓住機會，請鮑比去吃披薩、看電影，兩人開始約會。
“我們當時可是20歲，
別人不讓幹什麼，就偏要幹什麼。”
起初，尼克和鮑比沒打算去音樂節。他們是看到電視裡說伍德斯托克大堵車，“我們一下就興奮起來了。”
尼克回憶那個一時衝動的決定：“電視機裡說，'如果你正打算要來伍德斯托克，待在家，不要來了。'我們怎麼可能聽？我們當時可是20歲，別人不讓幹什麼，就偏要幹什麼。”
第二天一早，一幫年輕人把旅行車塞滿了酒，就出發了。汽車被迫停在5英里外，搭上一個擠滿了赤裸嬉皮士的貨車，接著又下車步行。
“成千上萬的人都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人們揹著吉他和睡袋，一路上都是被丟棄的東西——照片裡的那條毯子就是我們撿到。”鮑比回憶說。
他們在附近的山坡上安扎下來，那裡看不到舞臺，但能聽到歌聲。樂隊的表演刻在了尼克的腦海裡。但鮑比說，我們才是那場盛事的主角。
“我的記憶裡沒有音樂，”她說，“我只記得自己被人海包圍，到處都是小小的騷動。”
如今尼克和鮑比，他們還在一起，他們家欄杆上還訂著一個牌子：“Hippies use backdoor
鮑比回憶說：“我仍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氣氛：天空在燈光下呈現出桔紅色，煙霧濛濛。隨處可見縹緲的蒸汽，混雜著營火的煙、大麻燒起來的煙、還有蒸發的汗液。空氣裡有你能想象到的各種聲音：年輕人的喊叫聲、小孩子的哭鬧聲、吉他、班卓琴、手鼓的聲音，人們不管舞臺，各唱各的歌。”
從朋友那裡看到音樂節專輯時，尼克和鮑比都沒意識到照片上是自己，仔細看了毯子後才想起來。
當時，鮑比的第一反應不是自己出名了，而是：“完了，這下要被我媽發現了。”
音樂節後2年，尼克和鮑比結婚了。
音樂節兩年後，他們結婚了，生了2個兒子，然後又有了4個孫輩。
現在他們在當地的博物館當志願者。今年夏天，博物館舉辦了一場紀念伍德斯托克50週年的展覽。在展覽上，他們見到了當年登臺表演的約翰·弗格蒂。弗格蒂邀請他們去參加自己的紀念演出，但他們婉拒了：“對不起，我們的孫女要過生日了。”
1989年，《生活》雜誌發了一條廣告，徵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在場者的故事。
鮑比報了名，隨後，雜誌社派了記者來採訪。當人們知道他倆就是封面上的情侶時，尼克和鮑比的生活發生了點變化：“我們上了歷史頻道，出現在各大新聞臺裡，還被請去做分享會。”
每逢音樂節紀念，就會有媒體來找他們擺拍當年封面裡的姿勢。兩人也很樂意配合。談到婚姻長久的祕訣，鮑比說：“別老生氣。人們不會以同樣的速度成長，你得有耐心等等另一半。”
尼克和鮑比從沒覺得自己是個嬉皮士：“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失望，但我們就是小城鎮的普通人。”
尼克說，他的人生目標是能在小孫女的婚禮上和她跳舞，身邊還要有鮑比陪著。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反戰海報
雖然如此，尼克還是很懷念那種年輕人沒有隔閡地聚集在一起的感覺，其中很多人都是反戰青年。那種感覺讓他們當時對未來滿懷希望。
但現在，他們沒有年輕時的樂觀了：“看起來好像我們什麼教訓都沒學到，我們還在不停打仗。”
尼克和鮑比在家中。
鮑比說，“那張照片捕捉了我們愛情開始時的樣子。能和愛了50年的人一起分享這樣的回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尼克說，他後來知道：曾經有藏家到處去尋找他們那條毯子，出價3萬美元。“我們會很樂意把它捐出去，可是它已經不在了。”
鮑比說，當世上有這麼多糟心事時，伍德斯托克就像是一道光，是難得的慰藉。
“這些人以浪漫的方式
擁抱自己內心的小孩”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最終虧損了200萬美元，這在當時是一筆鉅款，要由羅伯茨的富商父親來幫著埋單；
這四個年輕人隨後也分道揚鑣，並且為了爭奪“伍德斯托克”這個名字的使用權，多次對簿公堂；而“伍德斯托克一代”，不少人將在隨後成為他們曾經討厭的公司老闆、華爾街精英，乃至是政治人物……
也有年輕人在離開伍德斯托克後，決定帶著愛去生活。
有位叫艾比的人——他當年也去了現場：“那時候，我們的慾望很少。只要有一條牛仔褲和一幫好朋友，我們就很開心了，牌子根本不重要。我覺得自己長在最好的年代裡。它幫助我成為一個充滿愛心的人。”
李安執導的《製造伍德斯托克》，原作也有一句話說：“它也許沒有改變世界，但卻極大地改變了我的生活。”
這張照片由艾略特·蘭迪拍攝。
他說喜歡照片中女孩的狀態，“在這樣的情境中，她沒有被物化或性感化。她可以自由地表現出女性化的一面，不用擔心會對別人產生什麼影響，也不在乎別人怎麼看。她幾乎是在愛撫這隻藍色氣球。既女性化，又孩子氣，這就是我對伍德斯托克的總體感覺。這可能是60年代文化中最重要的“教義”之一——像孩子一樣，對一切都充滿好奇，充滿信任。”
時間總是無情，現實也永遠複雜，沒有人能夠迴避。
但越是充滿爭鬥的時代，伍德斯托克就越有它的意義——就因為它打碎了無數的質疑，而確確實實地存在過，哪怕只有三天；它讓很多年輕人，體會到了兩手空空也可以擁有自由，有趣、有愛的才叫做生活，也許他們以後會帶著更多的笑聲生活，也許後面的人生會被身份和責任困住，但總之，在1969年的那個現場，他們知道這個世界上可以有很多種可能。
正如瓊尼·米切爾的《伍德斯托克》所唱：“我要在這塊土地上露營，我要試著讓我的靈魂自由。”
文： 巴克 張光裕 協助：溜溜 JOY
主要參考資料: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arts-culture/a-woodstock-moment-40-years-later-33569550/
https://time.com/5644827/woodstock-photo-couple/
http://www.hvmag.com/Hudson-Valley-Magazine/August-2017/The-Couple-From-The-Iconic-Woodstock-Album-Cover/
http://www.hvmag.com/Hudson-Valley-Magazine/August-2017/The-Couple-From-The-Iconic-Woodstock-Album-Cover/
https://time.com/5644827/woodstock-photo-couple/
https://spectrumlocalnews.com/nys/hudson-valley/news/2019/08/16/woodstock-50-iconic-album-cover
https://www.aarp.org/politics-society/history/info-2019/woodstock-album-cover-couple.html
https://vintagenewsdaily.com/fascinating-story-of-nick-and-bobbi-ercoline-the-couple-in-the-iconic-woodstock-album-cover-are-still-together-50-years-later/
https://time.com/5650211/woodstock-photographers-recall-favorite-photos/
袁越《來自民間的叛逆》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原文閱讀：50年前那場音樂的夏天，主角是50萬年輕人，還有那次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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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考菲爾德和朗格
朗格到唱片公司找工作，和25歲的阿蒂·考菲爾德一見如故。他們考慮開個錄音棚，為了給建棚籌錢，決定先辦一場演出。
他們拿著計劃書，找到另外兩個年輕人：26歲的約翰·羅伯茨和喬爾·羅斯曼，前者出身富商之家，後者是著名牙醫的兒子。
羅伯茨和羅斯曼
羅伯茨和羅斯曼原本想給電視臺寫關於年輕人商業冒險的肥皂劇，為此，他們想要先在現實中體驗一下。
就這樣，四個年輕人決定合夥幹票大的——四人各佔25%的股份，公司名為：“伍德斯托克冒險計劃。”
邁克爾·朗格在音樂節籌辦現場
雖然有富二代的投資兜底，但他們要解決的困難太多了，每個都足以讓他們放棄。
因為沒有名氣，要想讓樂隊經紀人搭理，只能用錢砸——他們用高酬勞搞定少數大牌，再以此連環撬動其他人。
他們想的口號很不錯，“鄉村的快樂週末，臨時的自治村莊”——但計劃最遭村民們反感。
因為伍德斯托克沒有大片空地，他們先是在50公里外的沃基爾談下一塊工業空地，但當地居民討厭嬉皮士，強烈反對。
此時音樂會的票已經預訂出去數萬張，樂隊也會索取鉅額賠償。
於是他們又找到一塊私人農場，那裡交通不便，設施不全，租金翻了10倍。但他們只能硬著頭皮接受。
因為農場道路泥濘，在改建期間，朗格騎馬通勤
談判中，這幾個年輕人最常遇到的就是各種質疑，所以各個環節都向他們要現錢或者銀行擔保的支票。
有個地方官員倒是好心，“我發現他們並不瞭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5萬人相當於軍隊中一個師的人數，相應的後勤部門極其龐大。”
他沒想到實際人數還要加個“0”。
開車去往音樂節的路上。攝影：Ralph Ackerman
音樂節預定8月15日、週五下午開始。但到週三時，已經有大約5萬人在附近紮營。而柵欄和售票亭還沒有安裝完畢，無法阻擋這麼多人進入。組織者不得不決定：門票免費。
這意味著他們會虧損，並且會有更多的人到來。
被堵在路上的年輕人彈琴唱著歌
到了週五中午，已經聚集了快50萬人。還有更多的人因為交通堵塞進不來。
這張照片名為《走向伍德斯托克》。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我每天在人群中游蕩、拍照……不知怎的，我知道那既是一種希望，也是一種失常。”這也讓他聯想起瓊尼·米切爾的歌《伍德斯托克》：
I’m going to try an’ get my soul free我要讓我的靈魂獲得自由 We are stardust我們是星塵 We are golden我們光芒閃耀 And we’ve got to get ourselves我們必須要讓自己 Back to the garden重返樂園
雖然有種種瑕疵，但這畢竟是隻用了三週，三百多個嬉皮士，硬是把一個農場改成了音樂節場地。朗格帶頭苦幹，鼓舞他們“這裡有愛”——但不少人熬過疲憊，依賴的卻是迷幻劑。
50萬年輕人的短暫烏托邦
演出原定下午四點開始，但多個樂隊還堵在路上。
主辦方只好讓民謠歌手臨時上臺頂替，但現場狂熱而混亂，有幾個歌手慫了，不肯上臺。
所以，第一個救場的歌手裡奇·海文斯，因為無人替換，在臺上唱了三個小時。最後實在沒詞了，想到一個詞就唱了出來：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結果，全場都跟著他喊了出來。
有些歌沒有被錄全。紀錄片拍攝團隊為了省錢，原本計劃只拍著名樂隊，出場次序亂掉之後，他們發現只能靈機應變了。不過，他們從導演到助手都很擅長這一點。
27歲的馬丁·斯科塞斯（右二）在伍德斯托克拍攝現場
導演邁克爾·沃德利那年30歲，他的助手兼剪輯師比他還小3歲，叫馬丁·斯科塞斯，幾年後就會成為好萊塢最重要的導演之一。
音樂節共有 32組表演歌手和樂隊，都是音樂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包括瓊·貝茲、吉他大師吉米·亨德里克斯、山塔那合唱團、誰人樂隊、詹尼斯·喬普林等。
沒能前來的大門樂隊後來表示，他們挺後悔拒絕了邀請。
音樂會現場年輕的情侶們
音樂節原定三天，因為下雨，又延長了一天。
因為擔心出亂子，紐約市長曾警告要把現場定性成災區，並派1萬名警察來維持秩序。
羅伯茨他們勸住了市長，還想到一個很關鍵的主意：出雙倍的薪水僱傭警察，條件是要由他們挑選——所有對嬉皮士有成見的警察都不能參加。
結果，在那幾天裡，反而是有些警察忘記了職責，到處追姑娘。
而年輕人則彷彿身在一個烏托邦，雖然大家互不相識，但沒人把彼此當作陌生人：“無論你想要什麼，只要別人有，他們就會和你分享。”
時不時就會有人傳過來一箱吃的：麵包、香蕉……大家都不會多拿，好讓其他人也有得吃。
這張航拍照片的攝影師是巴里·萊文。
飛機著陸後，他們奔向池塘，看到有人在岸邊躍躍欲試。他和同伴就脫了衣服帶頭跳進水裡——集體裸'泳就此開始。
“那就是伍斯托克的象徵——自由。不論男女，一絲不掛，沒有恐懼，也不感到羞恥。敢想敢做的自由。不需要任何權威的許可。年輕人看到了成千上萬跟他們一樣的人。也許在家鄉，他們感覺自己像怪胎，孤獨、無助。但在伍斯托克，他們創造了一個和平、友愛、互相關懷的共同體。”萊文回憶說。
在有些營區，這種共享精神也帶來了麻煩——有人“慷慨地”往他們營區的飲用水裡加了迷幻藥，結果大家全都嗑高了。
音樂節結束時，農場主馬克斯·雅各布說：“我有那麼一種感覺：他們似乎能將今天美國的問題和災劫，都變成對未來積極美好的希望與期待。”
“音樂節雖然只有三天，但這證明了只要人們願意，他們就能夠友好相處。可悲的是，50年後，我們當中的太多人看起來並不想要那種神祕而充滿魔力的和平生活。今天，人們常常表現出他們寧願要恨也不要愛，寧願要暴力也不要和平，甚至他們的音樂也呈現出了一種對未來感到絕望的態度。”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
攝影：Tom Miner
“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
還有人在湖裡裸'泳，
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
音樂節現場吸引來不少攝影師。其中，尤茲利是拒絕了《新聞週刊》的委派自行前來的，——他想自己決定把鏡頭對準哪裡，不用被雜誌社的指令牽著鼻子走。
尤茲利把帳篷紮在附近的河邊，原本計劃看完演出晚上就回去，結果進來後就再也出不去了。
他只帶了半打黑白膠捲在身上，不得不非常謹慎地按快門。後來，山坡上的人們徹底玩瘋了，他自己沒法拍，就去找其他同行。
“我不斷地跑去舞臺那裡，告訴其他攝影師山坡上正在發生什麼，‘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還有人在湖裡裸'泳，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但他們跟我說，他們走不開。雜誌社要求他們拍下每一個表演者。”尤茲利就跟他們借了一些彩色膠捲。
週日一早，太陽升起，遠處傳來傑弗遜飛機合唱團的歌聲。有兩個年輕人站起來擁抱。男子裹著一條沾著泥巴的毯子，女孩把頭靠在他肩上。在他們身後，是漫山遍野的年輕人。尤茲利立刻把它拍了下來。正是靠著借來的膠捲，尤茲利拍下了他最有名的一張照片。
攝影師尤茲利說，“當人們評選上個世紀最重要的照片時，我的這張照片總會被提名。我知道等我死的時候，它也會出現在我的訃告裡，儘管我其他的照片也很好。”
後來，這幅照片刊登在《紐約》雜誌上，又被製作音樂會專輯和紀錄片的人挑中了：“在專輯封面上，通常只會出現歌手。但那時大家都意識到了，是觀眾讓這場音樂節變得偉大，而不是音樂，不是歌星。”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現場專輯。
這個定格的畫面也成為一代又一代搖滾樂迷的標誌性記憶，但畫面中的情侶是誰呢？
直到20年後，才瞭解到他們叫尼克和鮑比。
1969年，尼克和鮑比都才20歲。鮑比是個銀行職員，尼克是個大學生，他們在一個酒吧裡相識，後來開始約會。伍德斯托克音樂節舉辦時，兩人剛剛交往了10周。
尼克和鮑比年輕時的合影。
尼克說，他選擇在酒吧打工，就是為了能結識姑娘：“有一天，有個服務生帶來一位漂亮的金髮女郎，跟我說‘這是我的女朋友，你幫我照看著點。’”那個女孩就是鮑比。之後，每天晚上鮑比都跟著男朋友來酒吧，也會和尼克聊聊天。幾個月後，鮑比和那個服務生鬧崩了，尼克抓住機會，請鮑比去吃披薩、看電影，兩人開始約會。
“我們當時可是20歲，
別人不讓幹什麼，就偏要幹什麼。”
起初，尼克和鮑比沒打算去音樂節。他們是看到電視裡說伍德斯托克大堵車，“我們一下就興奮起來了。”
尼克回憶那個一時衝動的決定：“電視機裡說，'如果你正打算要來伍德斯托克，待在家，不要來了。'我們怎麼可能聽？我們當時可是20歲，別人不讓幹什麼，就偏要幹什麼。”
第二天一早，一幫年輕人把旅行車塞滿了酒，就出發了。汽車被迫停在5英里外，搭上一個擠滿了赤裸嬉皮士的貨車，接著又下車步行。
“成千上萬的人都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人們揹著吉他和睡袋，一路上都是被丟棄的東西——照片裡的那條毯子就是我們撿到。”鮑比回憶說。
他們在附近的山坡上安扎下來，那裡看不到舞臺，但能聽到歌聲。樂隊的表演刻在了尼克的腦海裡。但鮑比說，我們才是那場盛事的主角。
“我的記憶裡沒有音樂，”她說，“我只記得自己被人海包圍，到處都是小小的騷動。”
如今尼克和鮑比，他們還在一起，他們家欄杆上還訂著一個牌子：“Hippies use backdoor
鮑比回憶說：“我仍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氣氛：天空在燈光下呈現出桔紅色，煙霧濛濛。隨處可見縹緲的蒸汽，混雜著營火的煙、大麻燒起來的煙、還有蒸發的汗液。空氣裡有你能想象到的各種聲音：年輕人的喊叫聲、小孩子的哭鬧聲、吉他、班卓琴、手鼓的聲音，人們不管舞臺，各唱各的歌。”
從朋友那裡看到音樂節專輯時，尼克和鮑比都沒意識到照片上是自己，仔細看了毯子後才想起來。
當時，鮑比的第一反應不是自己出名了，而是：“完了，這下要被我媽發現了。”
音樂節後2年，尼克和鮑比結婚了。
音樂節兩年後，他們結婚了，生了2個兒子，然後又有了4個孫輩。
現在他們在當地的博物館當志願者。今年夏天，博物館舉辦了一場紀念伍德斯托克50週年的展覽。在展覽上，他們見到了當年登臺表演的約翰·弗格蒂。弗格蒂邀請他們去參加自己的紀念演出，但他們婉拒了：“對不起，我們的孫女要過生日了。”
1989年，《生活》雜誌發了一條廣告，徵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在場者的故事。
鮑比報了名，隨後，雜誌社派了記者來採訪。當人們知道他倆就是封面上的情侶時，尼克和鮑比的生活發生了點變化：“我們上了歷史頻道，出現在各大新聞臺裡，還被請去做分享會。”
每逢音樂節紀念，就會有媒體來找他們擺拍當年封面裡的姿勢。兩人也很樂意配合。談到婚姻長久的祕訣，鮑比說：“別老生氣。人們不會以同樣的速度成長，你得有耐心等等另一半。”
尼克和鮑比從沒覺得自己是個嬉皮士：“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失望，但我們就是小城鎮的普通人。”
尼克說，他的人生目標是能在小孫女的婚禮上和她跳舞，身邊還要有鮑比陪著。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反戰海報
雖然如此，尼克還是很懷念那種年輕人沒有隔閡地聚集在一起的感覺，其中很多人都是反戰青年。那種感覺讓他們當時對未來滿懷希望。
但現在，他們沒有年輕時的樂觀了：“看起來好像我們什麼教訓都沒學到，我們還在不停打仗。”
尼克和鮑比在家中。
鮑比說，“那張照片捕捉了我們愛情開始時的樣子。能和愛了50年的人一起分享這樣的回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尼克說，他後來知道：曾經有藏家到處去尋找他們那條毯子，出價3萬美元。“我們會很樂意把它捐出去，可是它已經不在了。”
鮑比說，當世上有這麼多糟心事時，伍德斯托克就像是一道光，是難得的慰藉。
“這些人以浪漫的方式
擁抱自己內心的小孩”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最終虧損了200萬美元，這在當時是一筆鉅款，要由羅伯茨的富商父親來幫著埋單；
這四個年輕人隨後也分道揚鑣，並且為了爭奪“伍德斯托克”這個名字的使用權，多次對簿公堂；而“伍德斯托克一代”，不少人將在隨後成為他們曾經討厭的公司老闆、華爾街精英，乃至是政治人物……
也有年輕人在離開伍德斯托克後，決定帶著愛去生活。
有位叫艾比的人——他當年也去了現場：“那時候，我們的慾望很少。只要有一條牛仔褲和一幫好朋友，我們就很開心了，牌子根本不重要。我覺得自己長在最好的年代裡。它幫助我成為一個充滿愛心的人。”
李安執導的《製造伍德斯托克》，原作也有一句話說：“它也許沒有改變世界，但卻極大地改變了我的生活。”
這張照片由艾略特·蘭迪拍攝。
他說喜歡照片中女孩的狀態，“在這樣的情境中，她沒有被物化或性感化。她可以自由地表現出女性化的一面，不用擔心會對別人產生什麼影響，也不在乎別人怎麼看。她幾乎是在愛撫這隻藍色氣球。既女性化，又孩子氣，這就是我對伍德斯托克的總體感覺。這可能是60年代文化中最重要的“教義”之一——像孩子一樣，對一切都充滿好奇，充滿信任。”
時間總是無情，現實也永遠複雜，沒有人能夠迴避。
但越是充滿爭鬥的時代，伍德斯托克就越有它的意義——就因為它打碎了無數的質疑，而確確實實地存在過，哪怕只有三天；它讓很多年輕人，體會到了兩手空空也可以擁有自由，有趣、有愛的才叫做生活，也許他們以後會帶著更多的笑聲生活，也許後面的人生會被身份和責任困住，但總之，在1969年的那個現場，他們知道這個世界上可以有很多種可能。
正如瓊尼·米切爾的《伍德斯托克》所唱：“我要在這塊土地上露營，我要試著讓我的靈魂自由。”
文： 巴克 張光裕 協助：溜溜 JOY
主要參考資料: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arts-culture/a-woodstock-moment-40-years-later-33569550/
https://time.com/5644827/woodstock-photo-couple/
http://www.hvmag.com/Hudson-Valley-Magazine/August-2017/The-Couple-From-The-Iconic-Woodstock-Album-Cover/
http://www.hvmag.com/Hudson-Valley-Magazine/August-2017/The-Couple-From-The-Iconic-Woodstock-Album-Cover/
https://time.com/5644827/woodstock-photo-couple/
https://spectrumlocalnews.com/nys/hudson-valley/news/2019/08/16/woodstock-50-iconic-album-cover
https://www.aarp.org/politics-society/history/info-2019/woodstock-album-cover-couple.html
https://vintagenewsdaily.com/fascinating-story-of-nick-and-bobbi-ercoline-the-couple-in-the-iconic-woodstock-album-cover-are-still-together-50-years-later/
https://time.com/5650211/woodstock-photographers-recall-favorite-photos/
袁越《來自民間的叛逆》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原文閱讀：50年前那場音樂的夏天，主角是50萬年輕人，還有那次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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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昂納德·科恩：我只是一個假裝內行的人萊昂納德·科恩：我只是一個假裝內行的人
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考菲爾德和朗格
朗格到唱片公司找工作，和25歲的阿蒂·考菲爾德一見如故。他們考慮開個錄音棚，為了給建棚籌錢，決定先辦一場演出。
他們拿著計劃書，找到另外兩個年輕人：26歲的約翰·羅伯茨和喬爾·羅斯曼，前者出身富商之家，後者是著名牙醫的兒子。
羅伯茨和羅斯曼
羅伯茨和羅斯曼原本想給電視臺寫關於年輕人商業冒險的肥皂劇，為此，他們想要先在現實中體驗一下。
就這樣，四個年輕人決定合夥幹票大的——四人各佔25%的股份，公司名為：“伍德斯托克冒險計劃。”
邁克爾·朗格在音樂節籌辦現場
雖然有富二代的投資兜底，但他們要解決的困難太多了，每個都足以讓他們放棄。
因為沒有名氣，要想讓樂隊經紀人搭理，只能用錢砸——他們用高酬勞搞定少數大牌，再以此連環撬動其他人。
他們想的口號很不錯，“鄉村的快樂週末，臨時的自治村莊”——但計劃最遭村民們反感。
因為伍德斯托克沒有大片空地，他們先是在50公里外的沃基爾談下一塊工業空地，但當地居民討厭嬉皮士，強烈反對。
此時音樂會的票已經預訂出去數萬張，樂隊也會索取鉅額賠償。
於是他們又找到一塊私人農場，那裡交通不便，設施不全，租金翻了10倍。但他們只能硬著頭皮接受。
因為農場道路泥濘，在改建期間，朗格騎馬通勤
談判中，這幾個年輕人最常遇到的就是各種質疑，所以各個環節都向他們要現錢或者銀行擔保的支票。
有個地方官員倒是好心，“我發現他們並不瞭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5萬人相當於軍隊中一個師的人數，相應的後勤部門極其龐大。”
他沒想到實際人數還要加個“0”。
開車去往音樂節的路上。攝影：Ralph Ackerman
音樂節預定8月15日、週五下午開始。但到週三時，已經有大約5萬人在附近紮營。而柵欄和售票亭還沒有安裝完畢，無法阻擋這麼多人進入。組織者不得不決定：門票免費。
這意味著他們會虧損，並且會有更多的人到來。
被堵在路上的年輕人彈琴唱著歌
到了週五中午，已經聚集了快50萬人。還有更多的人因為交通堵塞進不來。
這張照片名為《走向伍德斯托克》。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我每天在人群中游蕩、拍照……不知怎的，我知道那既是一種希望，也是一種失常。”這也讓他聯想起瓊尼·米切爾的歌《伍德斯托克》：
I’m going to try an’ get my soul free我要讓我的靈魂獲得自由 We are stardust我們是星塵 We are golden我們光芒閃耀 And we’ve got to get ourselves我們必須要讓自己 Back to the garden重返樂園
雖然有種種瑕疵，但這畢竟是隻用了三週，三百多個嬉皮士，硬是把一個農場改成了音樂節場地。朗格帶頭苦幹，鼓舞他們“這裡有愛”——但不少人熬過疲憊，依賴的卻是迷幻劑。
50萬年輕人的短暫烏托邦
演出原定下午四點開始，但多個樂隊還堵在路上。
主辦方只好讓民謠歌手臨時上臺頂替，但現場狂熱而混亂，有幾個歌手慫了，不肯上臺。
所以，第一個救場的歌手裡奇·海文斯，因為無人替換，在臺上唱了三個小時。最後實在沒詞了，想到一個詞就唱了出來：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結果，全場都跟著他喊了出來。
有些歌沒有被錄全。紀錄片拍攝團隊為了省錢，原本計劃只拍著名樂隊，出場次序亂掉之後，他們發現只能靈機應變了。不過，他們從導演到助手都很擅長這一點。
27歲的馬丁·斯科塞斯（右二）在伍德斯托克拍攝現場
導演邁克爾·沃德利那年30歲，他的助手兼剪輯師比他還小3歲，叫馬丁·斯科塞斯，幾年後就會成為好萊塢最重要的導演之一。
音樂節共有 32組表演歌手和樂隊，都是音樂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包括瓊·貝茲、吉他大師吉米·亨德里克斯、山塔那合唱團、誰人樂隊、詹尼斯·喬普林等。
沒能前來的大門樂隊後來表示，他們挺後悔拒絕了邀請。
音樂會現場年輕的情侶們
音樂節原定三天，因為下雨，又延長了一天。
因為擔心出亂子，紐約市長曾警告要把現場定性成災區，並派1萬名警察來維持秩序。
羅伯茨他們勸住了市長，還想到一個很關鍵的主意：出雙倍的薪水僱傭警察，條件是要由他們挑選——所有對嬉皮士有成見的警察都不能參加。
結果，在那幾天裡，反而是有些警察忘記了職責，到處追姑娘。
而年輕人則彷彿身在一個烏托邦，雖然大家互不相識，但沒人把彼此當作陌生人：“無論你想要什麼，只要別人有，他們就會和你分享。”
時不時就會有人傳過來一箱吃的：麵包、香蕉……大家都不會多拿，好讓其他人也有得吃。
這張航拍照片的攝影師是巴里·萊文。
飛機著陸後，他們奔向池塘，看到有人在岸邊躍躍欲試。他和同伴就脫了衣服帶頭跳進水裡——集體裸'泳就此開始。
“那就是伍斯托克的象徵——自由。不論男女，一絲不掛，沒有恐懼，也不感到羞恥。敢想敢做的自由。不需要任何權威的許可。年輕人看到了成千上萬跟他們一樣的人。也許在家鄉，他們感覺自己像怪胎，孤獨、無助。但在伍斯托克，他們創造了一個和平、友愛、互相關懷的共同體。”萊文回憶說。
在有些營區，這種共享精神也帶來了麻煩——有人“慷慨地”往他們營區的飲用水裡加了迷幻藥，結果大家全都嗑高了。
音樂節結束時，農場主馬克斯·雅各布說：“我有那麼一種感覺：他們似乎能將今天美國的問題和災劫，都變成對未來積極美好的希望與期待。”
“音樂節雖然只有三天，但這證明了只要人們願意，他們就能夠友好相處。可悲的是，50年後，我們當中的太多人看起來並不想要那種神祕而充滿魔力的和平生活。今天，人們常常表現出他們寧願要恨也不要愛，寧願要暴力也不要和平，甚至他們的音樂也呈現出了一種對未來感到絕望的態度。”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
攝影：Tom Miner
“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
還有人在湖裡裸'泳，
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
音樂節現場吸引來不少攝影師。其中，尤茲利是拒絕了《新聞週刊》的委派自行前來的，——他想自己決定把鏡頭對準哪裡，不用被雜誌社的指令牽著鼻子走。
尤茲利把帳篷紮在附近的河邊，原本計劃看完演出晚上就回去，結果進來後就再也出不去了。
他只帶了半打黑白膠捲在身上，不得不非常謹慎地按快門。後來，山坡上的人們徹底玩瘋了，他自己沒法拍，就去找其他同行。
“我不斷地跑去舞臺那裡，告訴其他攝影師山坡上正在發生什麼，‘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還有人在湖裡裸'泳，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但他們跟我說，他們走不開。雜誌社要求他們拍下每一個表演者。”尤茲利就跟他們借了一些彩色膠捲。
週日一早，太陽升起，遠處傳來傑弗遜飛機合唱團的歌聲。有兩個年輕人站起來擁抱。男子裹著一條沾著泥巴的毯子，女孩把頭靠在他肩上。在他們身後，是漫山遍野的年輕人。尤茲利立刻把它拍了下來。正是靠著借來的膠捲，尤茲利拍下了他最有名的一張照片。
攝影師尤茲利說，“當人們評選上個世紀最重要的照片時，我的這張照片總會被提名。我知道等我死的時候，它也會出現在我的訃告裡，儘管我其他的照片也很好。”
後來，這幅照片刊登在《紐約》雜誌上，又被製作音樂會專輯和紀錄片的人挑中了：“在專輯封面上，通常只會出現歌手。但那時大家都意識到了，是觀眾讓這場音樂節變得偉大，而不是音樂，不是歌星。”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現場專輯。
這個定格的畫面也成為一代又一代搖滾樂迷的標誌性記憶，但畫面中的情侶是誰呢？
直到20年後，才瞭解到他們叫尼克和鮑比。
1969年，尼克和鮑比都才20歲。鮑比是個銀行職員，尼克是個大學生，他們在一個酒吧裡相識，後來開始約會。伍德斯托克音樂節舉辦時，兩人剛剛交往了10周。
尼克和鮑比年輕時的合影。
尼克說，他選擇在酒吧打工，就是為了能結識姑娘：“有一天，有個服務生帶來一位漂亮的金髮女郎，跟我說‘這是我的女朋友，你幫我照看著點。’”那個女孩就是鮑比。之後，每天晚上鮑比都跟著男朋友來酒吧，也會和尼克聊聊天。幾個月後，鮑比和那個服務生鬧崩了，尼克抓住機會，請鮑比去吃披薩、看電影，兩人開始約會。
“我們當時可是20歲，
別人不讓幹什麼，就偏要幹什麼。”
起初，尼克和鮑比沒打算去音樂節。他們是看到電視裡說伍德斯托克大堵車，“我們一下就興奮起來了。”
尼克回憶那個一時衝動的決定：“電視機裡說，'如果你正打算要來伍德斯托克，待在家，不要來了。'我們怎麼可能聽？我們當時可是20歲，別人不讓幹什麼，就偏要幹什麼。”
第二天一早，一幫年輕人把旅行車塞滿了酒，就出發了。汽車被迫停在5英里外，搭上一個擠滿了赤裸嬉皮士的貨車，接著又下車步行。
“成千上萬的人都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人們揹著吉他和睡袋，一路上都是被丟棄的東西——照片裡的那條毯子就是我們撿到。”鮑比回憶說。
他們在附近的山坡上安扎下來，那裡看不到舞臺，但能聽到歌聲。樂隊的表演刻在了尼克的腦海裡。但鮑比說，我們才是那場盛事的主角。
“我的記憶裡沒有音樂，”她說，“我只記得自己被人海包圍，到處都是小小的騷動。”
如今尼克和鮑比，他們還在一起，他們家欄杆上還訂著一個牌子：“Hippies use backdoor
鮑比回憶說：“我仍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氣氛：天空在燈光下呈現出桔紅色，煙霧濛濛。隨處可見縹緲的蒸汽，混雜著營火的煙、大麻燒起來的煙、還有蒸發的汗液。空氣裡有你能想象到的各種聲音：年輕人的喊叫聲、小孩子的哭鬧聲、吉他、班卓琴、手鼓的聲音，人們不管舞臺，各唱各的歌。”
從朋友那裡看到音樂節專輯時，尼克和鮑比都沒意識到照片上是自己，仔細看了毯子後才想起來。
當時，鮑比的第一反應不是自己出名了，而是：“完了，這下要被我媽發現了。”
音樂節後2年，尼克和鮑比結婚了。
音樂節兩年後，他們結婚了，生了2個兒子，然後又有了4個孫輩。
現在他們在當地的博物館當志願者。今年夏天，博物館舉辦了一場紀念伍德斯托克50週年的展覽。在展覽上，他們見到了當年登臺表演的約翰·弗格蒂。弗格蒂邀請他們去參加自己的紀念演出，但他們婉拒了：“對不起，我們的孫女要過生日了。”
1989年，《生活》雜誌發了一條廣告，徵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在場者的故事。
鮑比報了名，隨後，雜誌社派了記者來採訪。當人們知道他倆就是封面上的情侶時，尼克和鮑比的生活發生了點變化：“我們上了歷史頻道，出現在各大新聞臺裡，還被請去做分享會。”
每逢音樂節紀念，就會有媒體來找他們擺拍當年封面裡的姿勢。兩人也很樂意配合。談到婚姻長久的祕訣，鮑比說：“別老生氣。人們不會以同樣的速度成長，你得有耐心等等另一半。”
尼克和鮑比從沒覺得自己是個嬉皮士：“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失望，但我們就是小城鎮的普通人。”
尼克說，他的人生目標是能在小孫女的婚禮上和她跳舞，身邊還要有鮑比陪著。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反戰海報
雖然如此，尼克還是很懷念那種年輕人沒有隔閡地聚集在一起的感覺，其中很多人都是反戰青年。那種感覺讓他們當時對未來滿懷希望。
但現在，他們沒有年輕時的樂觀了：“看起來好像我們什麼教訓都沒學到，我們還在不停打仗。”
尼克和鮑比在家中。
鮑比說，“那張照片捕捉了我們愛情開始時的樣子。能和愛了50年的人一起分享這樣的回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尼克說，他後來知道：曾經有藏家到處去尋找他們那條毯子，出價3萬美元。“我們會很樂意把它捐出去，可是它已經不在了。”
鮑比說，當世上有這麼多糟心事時，伍德斯托克就像是一道光，是難得的慰藉。
“這些人以浪漫的方式
擁抱自己內心的小孩”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最終虧損了200萬美元，這在當時是一筆鉅款，要由羅伯茨的富商父親來幫著埋單；
這四個年輕人隨後也分道揚鑣，並且為了爭奪“伍德斯托克”這個名字的使用權，多次對簿公堂；而“伍德斯托克一代”，不少人將在隨後成為他們曾經討厭的公司老闆、華爾街精英，乃至是政治人物……
也有年輕人在離開伍德斯托克後，決定帶著愛去生活。
有位叫艾比的人——他當年也去了現場：“那時候，我們的慾望很少。只要有一條牛仔褲和一幫好朋友，我們就很開心了，牌子根本不重要。我覺得自己長在最好的年代裡。它幫助我成為一個充滿愛心的人。”
李安執導的《製造伍德斯托克》，原作也有一句話說：“它也許沒有改變世界，但卻極大地改變了我的生活。”
這張照片由艾略特·蘭迪拍攝。
他說喜歡照片中女孩的狀態，“在這樣的情境中，她沒有被物化或性感化。她可以自由地表現出女性化的一面，不用擔心會對別人產生什麼影響，也不在乎別人怎麼看。她幾乎是在愛撫這隻藍色氣球。既女性化，又孩子氣，這就是我對伍德斯托克的總體感覺。這可能是60年代文化中最重要的“教義”之一——像孩子一樣，對一切都充滿好奇，充滿信任。”
時間總是無情，現實也永遠複雜，沒有人能夠迴避。
但越是充滿爭鬥的時代，伍德斯托克就越有它的意義——就因為它打碎了無數的質疑，而確確實實地存在過，哪怕只有三天；它讓很多年輕人，體會到了兩手空空也可以擁有自由，有趣、有愛的才叫做生活，也許他們以後會帶著更多的笑聲生活，也許後面的人生會被身份和責任困住，但總之，在1969年的那個現場，他們知道這個世界上可以有很多種可能。
正如瓊尼·米切爾的《伍德斯托克》所唱：“我要在這塊土地上露營，我要試著讓我的靈魂自由。”
文： 巴克 張光裕 協助：溜溜 JOY
主要參考資料: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arts-culture/a-woodstock-moment-40-years-later-33569550/
https://time.com/5644827/woodstock-photo-couple/
http://www.hvmag.com/Hudson-Valley-Magazine/August-2017/The-Couple-From-The-Iconic-Woodstock-Album-Cover/
http://www.hvmag.com/Hudson-Valley-Magazine/August-2017/The-Couple-From-The-Iconic-Woodstock-Album-Cover/
https://time.com/5644827/woodstock-photo-couple/
https://spectrumlocalnews.com/nys/hudson-valley/news/2019/08/16/woodstock-50-iconic-album-cover
https://www.aarp.org/politics-society/history/info-2019/woodstock-album-cover-couple.html
https://vintagenewsdaily.com/fascinating-story-of-nick-and-bobbi-ercoline-the-couple-in-the-iconic-woodstock-album-cover-are-still-together-50-years-later/
https://time.com/5650211/woodstock-photographers-recall-favorite-photos/
袁越《來自民間的叛逆》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原文閱讀：50年前那場音樂的夏天，主角是50萬年輕人，還有那次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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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昂納德·科恩：我只是一個假裝內行的人萊昂納德·科恩：我只是一個假裝內行的人
音樂人鮑勃·迪倫獲得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他走的始終是自己所開的路
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考菲爾德和朗格
朗格到唱片公司找工作，和25歲的阿蒂·考菲爾德一見如故。他們考慮開個錄音棚，為了給建棚籌錢，決定先辦一場演出。
他們拿著計劃書，找到另外兩個年輕人：26歲的約翰·羅伯茨和喬爾·羅斯曼，前者出身富商之家，後者是著名牙醫的兒子。
羅伯茨和羅斯曼
羅伯茨和羅斯曼原本想給電視臺寫關於年輕人商業冒險的肥皂劇，為此，他們想要先在現實中體驗一下。
就這樣，四個年輕人決定合夥幹票大的——四人各佔25%的股份，公司名為：“伍德斯托克冒險計劃。”
邁克爾·朗格在音樂節籌辦現場
雖然有富二代的投資兜底，但他們要解決的困難太多了，每個都足以讓他們放棄。
因為沒有名氣，要想讓樂隊經紀人搭理，只能用錢砸——他們用高酬勞搞定少數大牌，再以此連環撬動其他人。
他們想的口號很不錯，“鄉村的快樂週末，臨時的自治村莊”——但計劃最遭村民們反感。
因為伍德斯托克沒有大片空地，他們先是在50公里外的沃基爾談下一塊工業空地，但當地居民討厭嬉皮士，強烈反對。
此時音樂會的票已經預訂出去數萬張，樂隊也會索取鉅額賠償。
於是他們又找到一塊私人農場，那裡交通不便，設施不全，租金翻了10倍。但他們只能硬著頭皮接受。
因為農場道路泥濘，在改建期間，朗格騎馬通勤
談判中，這幾個年輕人最常遇到的就是各種質疑，所以各個環節都向他們要現錢或者銀行擔保的支票。
有個地方官員倒是好心，“我發現他們並不瞭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5萬人相當於軍隊中一個師的人數，相應的後勤部門極其龐大。”
他沒想到實際人數還要加個“0”。
開車去往音樂節的路上。攝影：Ralph Ackerman
音樂節預定8月15日、週五下午開始。但到週三時，已經有大約5萬人在附近紮營。而柵欄和售票亭還沒有安裝完畢，無法阻擋這麼多人進入。組織者不得不決定：門票免費。
這意味著他們會虧損，並且會有更多的人到來。
被堵在路上的年輕人彈琴唱著歌
到了週五中午，已經聚集了快50萬人。還有更多的人因為交通堵塞進不來。
這張照片名為《走向伍德斯托克》。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我每天在人群中游蕩、拍照……不知怎的，我知道那既是一種希望，也是一種失常。”這也讓他聯想起瓊尼·米切爾的歌《伍德斯托克》：
I’m going to try an’ get my soul free我要讓我的靈魂獲得自由 We are stardust我們是星塵 We are golden我們光芒閃耀 And we’ve got to get ourselves我們必須要讓自己 Back to the garden重返樂園
雖然有種種瑕疵，但這畢竟是隻用了三週，三百多個嬉皮士，硬是把一個農場改成了音樂節場地。朗格帶頭苦幹，鼓舞他們“這裡有愛”——但不少人熬過疲憊，依賴的卻是迷幻劑。
50萬年輕人的短暫烏托邦
演出原定下午四點開始，但多個樂隊還堵在路上。
主辦方只好讓民謠歌手臨時上臺頂替，但現場狂熱而混亂，有幾個歌手慫了，不肯上臺。
所以，第一個救場的歌手裡奇·海文斯，因為無人替換，在臺上唱了三個小時。最後實在沒詞了，想到一個詞就唱了出來：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結果，全場都跟著他喊了出來。
有些歌沒有被錄全。紀錄片拍攝團隊為了省錢，原本計劃只拍著名樂隊，出場次序亂掉之後，他們發現只能靈機應變了。不過，他們從導演到助手都很擅長這一點。
27歲的馬丁·斯科塞斯（右二）在伍德斯托克拍攝現場
導演邁克爾·沃德利那年30歲，他的助手兼剪輯師比他還小3歲，叫馬丁·斯科塞斯，幾年後就會成為好萊塢最重要的導演之一。
音樂節共有 32組表演歌手和樂隊，都是音樂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包括瓊·貝茲、吉他大師吉米·亨德里克斯、山塔那合唱團、誰人樂隊、詹尼斯·喬普林等。
沒能前來的大門樂隊後來表示，他們挺後悔拒絕了邀請。
音樂會現場年輕的情侶們
音樂節原定三天，因為下雨，又延長了一天。
因為擔心出亂子，紐約市長曾警告要把現場定性成災區，並派1萬名警察來維持秩序。
羅伯茨他們勸住了市長，還想到一個很關鍵的主意：出雙倍的薪水僱傭警察，條件是要由他們挑選——所有對嬉皮士有成見的警察都不能參加。
結果，在那幾天裡，反而是有些警察忘記了職責，到處追姑娘。
而年輕人則彷彿身在一個烏托邦，雖然大家互不相識，但沒人把彼此當作陌生人：“無論你想要什麼，只要別人有，他們就會和你分享。”
時不時就會有人傳過來一箱吃的：麵包、香蕉……大家都不會多拿，好讓其他人也有得吃。
這張航拍照片的攝影師是巴里·萊文。
飛機著陸後，他們奔向池塘，看到有人在岸邊躍躍欲試。他和同伴就脫了衣服帶頭跳進水裡——集體裸'泳就此開始。
“那就是伍斯托克的象徵——自由。不論男女，一絲不掛，沒有恐懼，也不感到羞恥。敢想敢做的自由。不需要任何權威的許可。年輕人看到了成千上萬跟他們一樣的人。也許在家鄉，他們感覺自己像怪胎，孤獨、無助。但在伍斯托克，他們創造了一個和平、友愛、互相關懷的共同體。”萊文回憶說。
在有些營區，這種共享精神也帶來了麻煩——有人“慷慨地”往他們營區的飲用水裡加了迷幻藥，結果大家全都嗑高了。
音樂節結束時，農場主馬克斯·雅各布說：“我有那麼一種感覺：他們似乎能將今天美國的問題和災劫，都變成對未來積極美好的希望與期待。”
“音樂節雖然只有三天，但這證明了只要人們願意，他們就能夠友好相處。可悲的是，50年後，我們當中的太多人看起來並不想要那種神祕而充滿魔力的和平生活。今天，人們常常表現出他們寧願要恨也不要愛，寧願要暴力也不要和平，甚至他們的音樂也呈現出了一種對未來感到絕望的態度。”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
攝影：Tom Miner
“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
還有人在湖裡裸'泳，
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
音樂節現場吸引來不少攝影師。其中，尤茲利是拒絕了《新聞週刊》的委派自行前來的，——他想自己決定把鏡頭對準哪裡，不用被雜誌社的指令牽著鼻子走。
尤茲利把帳篷紮在附近的河邊，原本計劃看完演出晚上就回去，結果進來後就再也出不去了。
他只帶了半打黑白膠捲在身上，不得不非常謹慎地按快門。後來，山坡上的人們徹底玩瘋了，他自己沒法拍，就去找其他同行。
“我不斷地跑去舞臺那裡，告訴其他攝影師山坡上正在發生什麼，‘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還有人在湖裡裸'泳，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但他們跟我說，他們走不開。雜誌社要求他們拍下每一個表演者。”尤茲利就跟他們借了一些彩色膠捲。
週日一早，太陽升起，遠處傳來傑弗遜飛機合唱團的歌聲。有兩個年輕人站起來擁抱。男子裹著一條沾著泥巴的毯子，女孩把頭靠在他肩上。在他們身後，是漫山遍野的年輕人。尤茲利立刻把它拍了下來。正是靠著借來的膠捲，尤茲利拍下了他最有名的一張照片。
攝影師尤茲利說，“當人們評選上個世紀最重要的照片時，我的這張照片總會被提名。我知道等我死的時候，它也會出現在我的訃告裡，儘管我其他的照片也很好。”
後來，這幅照片刊登在《紐約》雜誌上，又被製作音樂會專輯和紀錄片的人挑中了：“在專輯封面上，通常只會出現歌手。但那時大家都意識到了，是觀眾讓這場音樂節變得偉大，而不是音樂，不是歌星。”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現場專輯。
這個定格的畫面也成為一代又一代搖滾樂迷的標誌性記憶，但畫面中的情侶是誰呢？
直到20年後，才瞭解到他們叫尼克和鮑比。
1969年，尼克和鮑比都才20歲。鮑比是個銀行職員，尼克是個大學生，他們在一個酒吧裡相識，後來開始約會。伍德斯托克音樂節舉辦時，兩人剛剛交往了10周。
尼克和鮑比年輕時的合影。
尼克說，他選擇在酒吧打工，就是為了能結識姑娘：“有一天，有個服務生帶來一位漂亮的金髮女郎，跟我說‘這是我的女朋友，你幫我照看著點。’”那個女孩就是鮑比。之後，每天晚上鮑比都跟著男朋友來酒吧，也會和尼克聊聊天。幾個月後，鮑比和那個服務生鬧崩了，尼克抓住機會，請鮑比去吃披薩、看電影，兩人開始約會。
“我們當時可是20歲，
別人不讓幹什麼，就偏要幹什麼。”
起初，尼克和鮑比沒打算去音樂節。他們是看到電視裡說伍德斯托克大堵車，“我們一下就興奮起來了。”
尼克回憶那個一時衝動的決定：“電視機裡說，'如果你正打算要來伍德斯托克，待在家，不要來了。'我們怎麼可能聽？我們當時可是20歲，別人不讓幹什麼，就偏要幹什麼。”
第二天一早，一幫年輕人把旅行車塞滿了酒，就出發了。汽車被迫停在5英里外，搭上一個擠滿了赤裸嬉皮士的貨車，接著又下車步行。
“成千上萬的人都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人們揹著吉他和睡袋，一路上都是被丟棄的東西——照片裡的那條毯子就是我們撿到。”鮑比回憶說。
他們在附近的山坡上安扎下來，那裡看不到舞臺，但能聽到歌聲。樂隊的表演刻在了尼克的腦海裡。但鮑比說，我們才是那場盛事的主角。
“我的記憶裡沒有音樂，”她說，“我只記得自己被人海包圍，到處都是小小的騷動。”
如今尼克和鮑比，他們還在一起，他們家欄杆上還訂著一個牌子：“Hippies use backdoor
鮑比回憶說：“我仍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氣氛：天空在燈光下呈現出桔紅色，煙霧濛濛。隨處可見縹緲的蒸汽，混雜著營火的煙、大麻燒起來的煙、還有蒸發的汗液。空氣裡有你能想象到的各種聲音：年輕人的喊叫聲、小孩子的哭鬧聲、吉他、班卓琴、手鼓的聲音，人們不管舞臺，各唱各的歌。”
從朋友那裡看到音樂節專輯時，尼克和鮑比都沒意識到照片上是自己，仔細看了毯子後才想起來。
當時，鮑比的第一反應不是自己出名了，而是：“完了，這下要被我媽發現了。”
音樂節後2年，尼克和鮑比結婚了。
音樂節兩年後，他們結婚了，生了2個兒子，然後又有了4個孫輩。
現在他們在當地的博物館當志願者。今年夏天，博物館舉辦了一場紀念伍德斯托克50週年的展覽。在展覽上，他們見到了當年登臺表演的約翰·弗格蒂。弗格蒂邀請他們去參加自己的紀念演出，但他們婉拒了：“對不起，我們的孫女要過生日了。”
1989年，《生活》雜誌發了一條廣告，徵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在場者的故事。
鮑比報了名，隨後，雜誌社派了記者來採訪。當人們知道他倆就是封面上的情侶時，尼克和鮑比的生活發生了點變化：“我們上了歷史頻道，出現在各大新聞臺裡，還被請去做分享會。”
每逢音樂節紀念，就會有媒體來找他們擺拍當年封面裡的姿勢。兩人也很樂意配合。談到婚姻長久的祕訣，鮑比說：“別老生氣。人們不會以同樣的速度成長，你得有耐心等等另一半。”
尼克和鮑比從沒覺得自己是個嬉皮士：“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失望，但我們就是小城鎮的普通人。”
尼克說，他的人生目標是能在小孫女的婚禮上和她跳舞，身邊還要有鮑比陪著。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反戰海報
雖然如此，尼克還是很懷念那種年輕人沒有隔閡地聚集在一起的感覺，其中很多人都是反戰青年。那種感覺讓他們當時對未來滿懷希望。
但現在，他們沒有年輕時的樂觀了：“看起來好像我們什麼教訓都沒學到，我們還在不停打仗。”
尼克和鮑比在家中。
鮑比說，“那張照片捕捉了我們愛情開始時的樣子。能和愛了50年的人一起分享這樣的回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尼克說，他後來知道：曾經有藏家到處去尋找他們那條毯子，出價3萬美元。“我們會很樂意把它捐出去，可是它已經不在了。”
鮑比說，當世上有這麼多糟心事時，伍德斯托克就像是一道光，是難得的慰藉。
“這些人以浪漫的方式
擁抱自己內心的小孩”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最終虧損了200萬美元，這在當時是一筆鉅款，要由羅伯茨的富商父親來幫著埋單；
這四個年輕人隨後也分道揚鑣，並且為了爭奪“伍德斯托克”這個名字的使用權，多次對簿公堂；而“伍德斯托克一代”，不少人將在隨後成為他們曾經討厭的公司老闆、華爾街精英，乃至是政治人物……
也有年輕人在離開伍德斯托克後，決定帶著愛去生活。
有位叫艾比的人——他當年也去了現場：“那時候，我們的慾望很少。只要有一條牛仔褲和一幫好朋友，我們就很開心了，牌子根本不重要。我覺得自己長在最好的年代裡。它幫助我成為一個充滿愛心的人。”
李安執導的《製造伍德斯托克》，原作也有一句話說：“它也許沒有改變世界，但卻極大地改變了我的生活。”
這張照片由艾略特·蘭迪拍攝。
他說喜歡照片中女孩的狀態，“在這樣的情境中，她沒有被物化或性感化。她可以自由地表現出女性化的一面，不用擔心會對別人產生什麼影響，也不在乎別人怎麼看。她幾乎是在愛撫這隻藍色氣球。既女性化，又孩子氣，這就是我對伍德斯托克的總體感覺。這可能是60年代文化中最重要的“教義”之一——像孩子一樣，對一切都充滿好奇，充滿信任。”
時間總是無情，現實也永遠複雜，沒有人能夠迴避。
但越是充滿爭鬥的時代，伍德斯托克就越有它的意義——就因為它打碎了無數的質疑，而確確實實地存在過，哪怕只有三天；它讓很多年輕人，體會到了兩手空空也可以擁有自由，有趣、有愛的才叫做生活，也許他們以後會帶著更多的笑聲生活，也許後面的人生會被身份和責任困住，但總之，在1969年的那個現場，他們知道這個世界上可以有很多種可能。
正如瓊尼·米切爾的《伍德斯托克》所唱：“我要在這塊土地上露營，我要試著讓我的靈魂自由。”
文： 巴克 張光裕 協助：溜溜 JOY
主要參考資料: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arts-culture/a-woodstock-moment-40-years-later-33569550/
https://time.com/5644827/woodstock-photo-couple/
http://www.hvmag.com/Hudson-Valley-Magazine/August-2017/The-Couple-From-The-Iconic-Woodstock-Album-Cover/
http://www.hvmag.com/Hudson-Valley-Magazine/August-2017/The-Couple-From-The-Iconic-Woodstock-Album-Cover/
https://time.com/5644827/woodstock-photo-couple/
https://spectrumlocalnews.com/nys/hudson-valley/news/2019/08/16/woodstock-50-iconic-album-cover
https://www.aarp.org/politics-society/history/info-2019/woodstock-album-cover-couple.html
https://vintagenewsdaily.com/fascinating-story-of-nick-and-bobbi-ercoline-the-couple-in-the-iconic-woodstock-album-cover-are-still-together-50-years-later/
https://time.com/5650211/woodstock-photographers-recall-favorite-photos/
袁越《來自民間的叛逆》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原文閱讀：50年前那場音樂的夏天，主角是50萬年輕人，還有那次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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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昂納德·科恩：我只是一個假裝內行的人萊昂納德·科恩：我只是一個假裝內行的人
音樂人鮑勃·迪倫獲得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他走的始終是自己所開的路
今年8月，本應有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節，來紀念50年前、搖滾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夏天”——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
但在預算超標、場地談不攏、後勤安全無法保障、大腕明星接連退出的煩惱下，策劃者宣佈計劃取消。
策劃者是邁克爾·朗格，50年前，正是時年26歲的他和三個年輕合夥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操辦了那場以“愛與和平”為主題的音樂節。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伊甸園之門》的作者迪克斯坦這樣評論。
4個年輕人決定幹票大事
事實上，這個音樂節名不副實。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州一個河谷地區的小鎮，1967年，26歲的鮑勃·迪倫搬到那裡“隱居”，也吸引了其他一些音樂人。
第二年底，邁克爾·朗格因為崇拜迪倫，尾隨而至。他之前開過嬉皮士用品商店，有過一些音樂節的組織經驗。
考菲爾德和朗格
朗格到唱片公司找工作，和25歲的阿蒂·考菲爾德一見如故。他們考慮開個錄音棚，為了給建棚籌錢，決定先辦一場演出。
他們拿著計劃書，找到另外兩個年輕人：26歲的約翰·羅伯茨和喬爾·羅斯曼，前者出身富商之家，後者是著名牙醫的兒子。
羅伯茨和羅斯曼
羅伯茨和羅斯曼原本想給電視臺寫關於年輕人商業冒險的肥皂劇，為此，他們想要先在現實中體驗一下。
就這樣，四個年輕人決定合夥幹票大的——四人各佔25%的股份，公司名為：“伍德斯托克冒險計劃。”
邁克爾·朗格在音樂節籌辦現場
雖然有富二代的投資兜底，但他們要解決的困難太多了，每個都足以讓他們放棄。
因為沒有名氣，要想讓樂隊經紀人搭理，只能用錢砸——他們用高酬勞搞定少數大牌，再以此連環撬動其他人。
他們想的口號很不錯，“鄉村的快樂週末，臨時的自治村莊”——但計劃最遭村民們反感。
因為伍德斯托克沒有大片空地，他們先是在50公里外的沃基爾談下一塊工業空地，但當地居民討厭嬉皮士，強烈反對。
此時音樂會的票已經預訂出去數萬張，樂隊也會索取鉅額賠償。
於是他們又找到一塊私人農場，那裡交通不便，設施不全，租金翻了10倍。但他們只能硬著頭皮接受。
因為農場道路泥濘，在改建期間，朗格騎馬通勤
談判中，這幾個年輕人最常遇到的就是各種質疑，所以各個環節都向他們要現錢或者銀行擔保的支票。
有個地方官員倒是好心，“我發現他們並不瞭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5萬人相當於軍隊中一個師的人數，相應的後勤部門極其龐大。”
他沒想到實際人數還要加個“0”。
開車去往音樂節的路上。攝影：Ralph Ackerman
音樂節預定8月15日、週五下午開始。但到週三時，已經有大約5萬人在附近紮營。而柵欄和售票亭還沒有安裝完畢，無法阻擋這麼多人進入。組織者不得不決定：門票免費。
這意味著他們會虧損，並且會有更多的人到來。
被堵在路上的年輕人彈琴唱著歌
到了週五中午，已經聚集了快50萬人。還有更多的人因為交通堵塞進不來。
這張照片名為《走向伍德斯托克》。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我每天在人群中游蕩、拍照……不知怎的，我知道那既是一種希望，也是一種失常。”這也讓他聯想起瓊尼·米切爾的歌《伍德斯托克》：
I’m going to try an’ get my soul free我要讓我的靈魂獲得自由 We are stardust我們是星塵 We are golden我們光芒閃耀 And we’ve got to get ourselves我們必須要讓自己 Back to the garden重返樂園
雖然有種種瑕疵，但這畢竟是隻用了三週，三百多個嬉皮士，硬是把一個農場改成了音樂節場地。朗格帶頭苦幹，鼓舞他們“這裡有愛”——但不少人熬過疲憊，依賴的卻是迷幻劑。
50萬年輕人的短暫烏托邦
演出原定下午四點開始，但多個樂隊還堵在路上。
主辦方只好讓民謠歌手臨時上臺頂替，但現場狂熱而混亂，有幾個歌手慫了，不肯上臺。
所以，第一個救場的歌手裡奇·海文斯，因為無人替換，在臺上唱了三個小時。最後實在沒詞了，想到一個詞就唱了出來：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結果，全場都跟著他喊了出來。
有些歌沒有被錄全。紀錄片拍攝團隊為了省錢，原本計劃只拍著名樂隊，出場次序亂掉之後，他們發現只能靈機應變了。不過，他們從導演到助手都很擅長這一點。
27歲的馬丁·斯科塞斯（右二）在伍德斯托克拍攝現場
導演邁克爾·沃德利那年30歲，他的助手兼剪輯師比他還小3歲，叫馬丁·斯科塞斯，幾年後就會成為好萊塢最重要的導演之一。
音樂節共有 32組表演歌手和樂隊，都是音樂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包括瓊·貝茲、吉他大師吉米·亨德里克斯、山塔那合唱團、誰人樂隊、詹尼斯·喬普林等。
沒能前來的大門樂隊後來表示，他們挺後悔拒絕了邀請。
音樂會現場年輕的情侶們
音樂節原定三天，因為下雨，又延長了一天。
因為擔心出亂子，紐約市長曾警告要把現場定性成災區，並派1萬名警察來維持秩序。
羅伯茨他們勸住了市長，還想到一個很關鍵的主意：出雙倍的薪水僱傭警察，條件是要由他們挑選——所有對嬉皮士有成見的警察都不能參加。
結果，在那幾天裡，反而是有些警察忘記了職責，到處追姑娘。
而年輕人則彷彿身在一個烏托邦，雖然大家互不相識，但沒人把彼此當作陌生人：“無論你想要什麼，只要別人有，他們就會和你分享。”
時不時就會有人傳過來一箱吃的：麵包、香蕉……大家都不會多拿，好讓其他人也有得吃。
這張航拍照片的攝影師是巴里·萊文。
飛機著陸後，他們奔向池塘，看到有人在岸邊躍躍欲試。他和同伴就脫了衣服帶頭跳進水裡——集體裸'泳就此開始。
“那就是伍斯托克的象徵——自由。不論男女，一絲不掛，沒有恐懼，也不感到羞恥。敢想敢做的自由。不需要任何權威的許可。年輕人看到了成千上萬跟他們一樣的人。也許在家鄉，他們感覺自己像怪胎，孤獨、無助。但在伍斯托克，他們創造了一個和平、友愛、互相關懷的共同體。”萊文回憶說。
在有些營區，這種共享精神也帶來了麻煩——有人“慷慨地”往他們營區的飲用水裡加了迷幻藥，結果大家全都嗑高了。
音樂節結束時，農場主馬克斯·雅各布說：“我有那麼一種感覺：他們似乎能將今天美國的問題和災劫，都變成對未來積極美好的希望與期待。”
“音樂節雖然只有三天，但這證明了只要人們願意，他們就能夠友好相處。可悲的是，50年後，我們當中的太多人看起來並不想要那種神祕而充滿魔力的和平生活。今天，人們常常表現出他們寧願要恨也不要愛，寧願要暴力也不要和平，甚至他們的音樂也呈現出了一種對未來感到絕望的態度。” 攝影師巴倫·沃爾曼說。
攝影：Tom Miner
“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
還有人在湖裡裸'泳，
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
音樂節現場吸引來不少攝影師。其中，尤茲利是拒絕了《新聞週刊》的委派自行前來的，——他想自己決定把鏡頭對準哪裡，不用被雜誌社的指令牽著鼻子走。
尤茲利把帳篷紮在附近的河邊，原本計劃看完演出晚上就回去，結果進來後就再也出不去了。
他只帶了半打黑白膠捲在身上，不得不非常謹慎地按快門。後來，山坡上的人們徹底玩瘋了，他自己沒法拍，就去找其他同行。
“我不斷地跑去舞臺那裡，告訴其他攝影師山坡上正在發生什麼，‘人們都脫得光溜溜的，還有人在湖裡裸'泳，你們真的不去看看嗎。’但他們跟我說，他們走不開。雜誌社要求他們拍下每一個表演者。”尤茲利就跟他們借了一些彩色膠捲。
週日一早，太陽升起，遠處傳來傑弗遜飛機合唱團的歌聲。有兩個年輕人站起來擁抱。男子裹著一條沾著泥巴的毯子，女孩把頭靠在他肩上。在他們身後，是漫山遍野的年輕人。尤茲利立刻把它拍了下來。正是靠著借來的膠捲，尤茲利拍下了他最有名的一張照片。
攝影師尤茲利說，“當人們評選上個世紀最重要的照片時，我的這張照片總會被提名。我知道等我死的時候，它也會出現在我的訃告裡，儘管我其他的照片也很好。”
後來，這幅照片刊登在《紐約》雜誌上，又被製作音樂會專輯和紀錄片的人挑中了：“在專輯封面上，通常只會出現歌手。但那時大家都意識到了，是觀眾讓這場音樂節變得偉大，而不是音樂，不是歌星。”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現場專輯。
這個定格的畫面也成為一代又一代搖滾樂迷的標誌性記憶，但畫面中的情侶是誰呢？
直到20年後，才瞭解到他們叫尼克和鮑比。
1969年，尼克和鮑比都才20歲。鮑比是個銀行職員，尼克是個大學生，他們在一個酒吧裡相識，後來開始約會。伍德斯托克音樂節舉辦時，兩人剛剛交往了10周。
尼克和鮑比年輕時的合影。
尼克說，他選擇在酒吧打工，就是為了能結識姑娘：“有一天，有個服務生帶來一位漂亮的金髮女郎，跟我說‘這是我的女朋友，你幫我照看著點。’”那個女孩就是鮑比。之後，每天晚上鮑比都跟著男朋友來酒吧，也會和尼克聊聊天。幾個月後，鮑比和那個服務生鬧崩了，尼克抓住機會，請鮑比去吃披薩、看電影，兩人開始約會。
“我們當時可是20歲，
別人不讓幹什麼，就偏要幹什麼。”
起初，尼克和鮑比沒打算去音樂節。他們是看到電視裡說伍德斯托克大堵車，“我們一下就興奮起來了。”
尼克回憶那個一時衝動的決定：“電視機裡說，'如果你正打算要來伍德斯托克，待在家，不要來了。'我們怎麼可能聽？我們當時可是20歲，別人不讓幹什麼，就偏要幹什麼。”
第二天一早，一幫年輕人把旅行車塞滿了酒，就出發了。汽車被迫停在5英里外，搭上一個擠滿了赤裸嬉皮士的貨車，接著又下車步行。
“成千上萬的人都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人們揹著吉他和睡袋，一路上都是被丟棄的東西——照片裡的那條毯子就是我們撿到。”鮑比回憶說。
他們在附近的山坡上安扎下來，那裡看不到舞臺，但能聽到歌聲。樂隊的表演刻在了尼克的腦海裡。但鮑比說，我們才是那場盛事的主角。
“我的記憶裡沒有音樂，”她說，“我只記得自己被人海包圍，到處都是小小的騷動。”
如今尼克和鮑比，他們還在一起，他們家欄杆上還訂著一個牌子：“Hippies use backdoor
鮑比回憶說：“我仍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氣氛：天空在燈光下呈現出桔紅色，煙霧濛濛。隨處可見縹緲的蒸汽，混雜著營火的煙、大麻燒起來的煙、還有蒸發的汗液。空氣裡有你能想象到的各種聲音：年輕人的喊叫聲、小孩子的哭鬧聲、吉他、班卓琴、手鼓的聲音，人們不管舞臺，各唱各的歌。”
從朋友那裡看到音樂節專輯時，尼克和鮑比都沒意識到照片上是自己，仔細看了毯子後才想起來。
當時，鮑比的第一反應不是自己出名了，而是：“完了，這下要被我媽發現了。”
音樂節後2年，尼克和鮑比結婚了。
音樂節兩年後，他們結婚了，生了2個兒子，然後又有了4個孫輩。
現在他們在當地的博物館當志願者。今年夏天，博物館舉辦了一場紀念伍德斯托克50週年的展覽。在展覽上，他們見到了當年登臺表演的約翰·弗格蒂。弗格蒂邀請他們去參加自己的紀念演出，但他們婉拒了：“對不起，我們的孫女要過生日了。”
1989年，《生活》雜誌發了一條廣告，徵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在場者的故事。
鮑比報了名，隨後，雜誌社派了記者來採訪。當人們知道他倆就是封面上的情侶時，尼克和鮑比的生活發生了點變化：“我們上了歷史頻道，出現在各大新聞臺裡，還被請去做分享會。”
每逢音樂節紀念，就會有媒體來找他們擺拍當年封面裡的姿勢。兩人也很樂意配合。談到婚姻長久的祕訣，鮑比說：“別老生氣。人們不會以同樣的速度成長，你得有耐心等等另一半。”
尼克和鮑比從沒覺得自己是個嬉皮士：“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失望，但我們就是小城鎮的普通人。”
尼克說，他的人生目標是能在小孫女的婚禮上和她跳舞，身邊還要有鮑比陪著。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反戰海報
雖然如此，尼克還是很懷念那種年輕人沒有隔閡地聚集在一起的感覺，其中很多人都是反戰青年。那種感覺讓他們當時對未來滿懷希望。
但現在，他們沒有年輕時的樂觀了：“看起來好像我們什麼教訓都沒學到，我們還在不停打仗。”
尼克和鮑比在家中。
鮑比說，“那張照片捕捉了我們愛情開始時的樣子。能和愛了50年的人一起分享這樣的回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尼克說，他後來知道：曾經有藏家到處去尋找他們那條毯子，出價3萬美元。“我們會很樂意把它捐出去，可是它已經不在了。”
鮑比說，當世上有這麼多糟心事時，伍德斯托克就像是一道光，是難得的慰藉。
“這些人以浪漫的方式
擁抱自己內心的小孩”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最終虧損了200萬美元，這在當時是一筆鉅款，要由羅伯茨的富商父親來幫著埋單；
這四個年輕人隨後也分道揚鑣，並且為了爭奪“伍德斯托克”這個名字的使用權，多次對簿公堂；而“伍德斯托克一代”，不少人將在隨後成為他們曾經討厭的公司老闆、華爾街精英，乃至是政治人物……
也有年輕人在離開伍德斯托克後，決定帶著愛去生活。
有位叫艾比的人——他當年也去了現場：“那時候，我們的慾望很少。只要有一條牛仔褲和一幫好朋友，我們就很開心了，牌子根本不重要。我覺得自己長在最好的年代裡。它幫助我成為一個充滿愛心的人。”
李安執導的《製造伍德斯托克》，原作也有一句話說：“它也許沒有改變世界，但卻極大地改變了我的生活。”
這張照片由艾略特·蘭迪拍攝。
他說喜歡照片中女孩的狀態，“在這樣的情境中，她沒有被物化或性感化。她可以自由地表現出女性化的一面，不用擔心會對別人產生什麼影響，也不在乎別人怎麼看。她幾乎是在愛撫這隻藍色氣球。既女性化，又孩子氣，這就是我對伍德斯托克的總體感覺。這可能是60年代文化中最重要的“教義”之一——像孩子一樣，對一切都充滿好奇，充滿信任。”
時間總是無情，現實也永遠複雜，沒有人能夠迴避。
但越是充滿爭鬥的時代，伍德斯托克就越有它的意義——就因為它打碎了無數的質疑，而確確實實地存在過，哪怕只有三天；它讓很多年輕人，體會到了兩手空空也可以擁有自由，有趣、有愛的才叫做生活，也許他們以後會帶著更多的笑聲生活，也許後面的人生會被身份和責任困住，但總之，在1969年的那個現場，他們知道這個世界上可以有很多種可能。
正如瓊尼·米切爾的《伍德斯托克》所唱：“我要在這塊土地上露營，我要試著讓我的靈魂自由。”
文： 巴克 張光裕 協助：溜溜 JOY
主要參考資料: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arts-culture/a-woodstock-moment-40-years-later-33569550/
https://time.com/5644827/woodstock-photo-couple/
http://www.hvmag.com/Hudson-Valley-Magazine/August-2017/The-Couple-From-The-Iconic-Woodstock-Album-Cover/
http://www.hvmag.com/Hudson-Valley-Magazine/August-2017/The-Couple-From-The-Iconic-Woodstock-Album-Cover/
https://time.com/5644827/woodstock-photo-couple/
https://spectrumlocalnews.com/nys/hudson-valley/news/2019/08/16/woodstock-50-iconic-album-cover
https://www.aarp.org/politics-society/history/info-2019/woodstock-album-cover-couple.html
https://vintagenewsdaily.com/fascinating-story-of-nick-and-bobbi-ercoline-the-couple-in-the-iconic-woodstock-album-cover-are-still-together-50-years-later/
https://time.com/5650211/woodstock-photographers-recall-favorite-photos/
袁越《來自民間的叛逆》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原文閱讀：50年前那場音樂的夏天，主角是50萬年輕人，還有那次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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