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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書法，人們自然而言想到“二王”父子、歐陽詢、褚遂良、顏真卿、“宋四家”、趙孟、“吳門四家”等一批書法大家，正是由於他們對書法藝術的演繹與傳承，才形成了一部輝煌絢爛的書法史。《神龍蘭亭》、《褚摹蘭亭》、《快雪時晴帖》、《中秋帖》、《自敘帖》、《苦筍帖》、《張好好詩》、《韭花帖》、《黃州寒食帖》、《松風閣帖》、《蜀素帖》、《苕溪詩帖》……這些名作令無數學人為之傾倒，是它們在不斷地改寫並延續著書史，詮釋著經典最為本真的含義。
晉 王羲之《快雪時晴帖》 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
歷經千餘年後，這些名作靜靜地躺在世界各大博物館中，但或許只有極少的人知道，500年前，它們曾匯聚於浙江嘉興的天籟閣，而這些只是其主人項元汴書法收藏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梳理項元汴所藏的法書目錄，其所藏曆代法書數量在600件以上，儼然是一部基本完整的明前書法史，這樣的規模在中國書法收藏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項元汴像
項元汴（1525年至1590年），字子京，號墨林居士等，別署甚多，嘉興人。青年時期即繼承祖業，主營典當，樂於從商，無意科舉。受父兄影響，喜書畫詩歌。
由於項元汴是商人，沒有功名，所作詩文的格調並不算高，常被文人恥笑，所以在眾多明清筆記中對他多有負面的評價。在很多人看來，他只是一個附庸風雅的“土豪”，擁有吝嗇刻薄的嘴臉，且因為文彭、文嘉兄弟長期擔任他的書畫鑑定顧問，其本人的鑑賞水準也飽受質疑。他沒有一部著作，給人印象最深的只有鈐蓋在歷代佳作之上的各類印章，在這一點上，與乾隆帝可謂是同病相憐，這就使項元汴的藝術形象隨著時間的流逝越發變得模糊與粗陋。
晉 王獻之《中秋帖》 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大多數人似乎只關注藝術本體及藝術品本身，忽略了鑑藏家對於藝術傳播的現實意義。其實，若沒有鑑藏家的存在，藝術作品便不可能流傳於世。不僅如此，鑑藏家也逐步形成了各自的收藏理念、審美取向和品第標準，乃至在形成一定的規模後可以梳理出藝術源流。這些要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此後藝術家們的創作風格，這種強大的推動作用甚至在左右著各種藝術流派的走向和發展趨勢。
項元汴跋《中秋帖》
明代中葉的“吳門書派”和江南書法市場是異常繁榮的，項元汴即生活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之下。他不是一個純粹的書畫投機商，他收藏書畫只是出於對藝術的熱愛，以至於常常為此一擲千金。
唐 懷素《苦筍貼》 現藏於上海博物館
項氏區別於其他藏家的一大特點在於這些法書名品絕非束之高閣、祕不示人，而是與身邊的文人雅士共同研究把玩。而同樣極負盛譽的寧波天一閣，能真正進入其內窺得祕珍者，數百年間也不過十幾人而已。在幾乎所有藏家都“好自矜嗇，獨享其成”的大環境下，項元汴的無私則更顯彌足珍貴。
宋 黃庭堅 《松風閣帖》 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
明代中後期的很多文人、書家都曾有過造訪天籟閣的經歷，諸如董其昌、詹景鳳、陳繼儒等人，這使得江南一帶形成了一個以項氏收藏為核心的文化交流圈。其中最大的受益者便是董其昌。董其昌二十多歲時曾遊學嘉興，與項元汴之子項穆為同門。項元汴賞識其才，嘗與之品評歷代法書名跡，並以己之所藏供董氏學習、臨摹，這對他的影響是具有顛覆性的。董氏直至晚年依然對此念念不忘，他在《墨禪軒說》中言道：“三五年間遊學就李（指嘉興），盡發項太學子京所藏晉唐墨跡，始知從前苦心徒費年月。”
宋 米芾《苕溪詩帖》（局部） 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陳繼儒也曾雲董氏自得觀天籟閣所藏後方能“直悟人用筆、用墨三昧”。這足以說明項元汴所起到的關鍵性作用。可以說，天籟閣之行徹底影響了董其昌的書學觀，為他今後成為集大成者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將他的書法創作引向了一條通關大道，甚至他今後所主張的“畫分南北宗”之論也與此大有關聯。
元 龔璛 《教授帖》 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項氏在中國文化史的地位可見一斑。此外，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那些曾被前代文人苛責為“朱跡斑斑”的項氏鑑藏印記，因項元汴在收藏界無人能及的名號，已作為至寶極品的象徵，構成了這些名跡不可分割的內容，這或許也是眾多項氏藏品雖歷經數次劫難卻仍能留存的重要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