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寶林（1917-1993），一位公認的相聲大師，新中國政治地位最高的相聲演員，數次進中南海演出，曾是毛主席親自提名的人大代表。

1979年，荒誕的歲月過去了，當人們翹首期盼這位62歲的相聲大師在舞臺上繼續煥發光彩時，聲望日隆的侯寶林卻正式宣佈退出相聲舞臺。面對人們的不解，侯寶林告訴自己的好友薛寶琨，他說他的藝術高峰時期已過，無論怎樣努力也不會再度創造輝煌，他不願意憑著以往的盛譽讓觀眾扶持他、安慰他，甚至可憐他，他絕不希望最後在觀眾的頭腦裡留下一個滿臉皺紋可憐巴巴的侯寶林形象，“絕不的，我現在息影舞臺，就是為劃下我藝術生涯一個完滿的句號”。

“說了一輩子相聲，又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我最需要的就是一點尊嚴——一點做人的尊嚴、一點藝術的尊嚴”，尊嚴，這位相聲大師用一生尋求做人、做藝的尊嚴：幼年衣食無著、自己討生活的經歷讓他對尊嚴極度渴望；他是相聲界第一個蓄分頭、穿西裝的人；他改變了相聲演員耍貧嘴、油腔滑調的舞臺形象，以傳神的學唱、清新的語言、儒雅的風格，把相聲抬入藝術的行列；他和教授們做朋友，西裝革履走進大學講堂做報告，一心想讓相聲躋身學術；他要在相聲裡給窮人找回尊嚴，他勸京劇演員把唱詞裡歧視窮人的“窩頭臉”改成“饅頭臉”，他把百姓生活的悲劇底色融入相聲這一喜劇形式之中。

喜劇演員的內心深處總有嚴肅的東西，偉大的喜劇大師無不如此。有人說侯寶林“在任何一個群落裡從不‘耍活寶’，也不‘逗你玩’，他的精神和靈魂世界不僅是嚴肅的，甚而是傷感的”；他那“留有餘地，恰到好處；寧可不夠，不可過頭”的相聲藝術，將喜劇的形式與對生活嚴肅的情感結合在了一起，充斥的是小人物悲劇生活的底色；他在臺上不油滑、不貧嘴、蓄分頭、穿西裝的舞臺風度背後，是一個相聲藝人尋求尊嚴的靈魂。

侯寶林和搭檔郭啟儒

“寧可讓人嫉妒，絕不被人可憐。讓人嫉妒，說明你是強者；被人可憐，在那個社會，除非你是個廢物！”

不願意讓人可憐、安慰。是的，飢餓難捱、痛苦求生的幼年生活，讓他的內心極度渴望尊嚴。他有句話：“寧可讓人嫉妒，絕不被人可憐。讓人嫉妒，說明你是強者；被人可憐，在那個社會，除非你是個廢物！”

和同時代的相聲大師馬三立門裡出身不同，侯寶林跟著窮困的養父養母生活，父親沒有固定營生，為了不餓死，幼時的侯寶林七八歲就要自己想法子掙錢，他在垃圾堆裡撿鐵釘、天不亮去粥廠排隊打粥、賣冰核，實在沒辦法的時候去離家遠點的地方要飯。等到11歲，被送去跟人學京戲，簽了三年半的“賣身契”，白天在天橋唱戲，晚上揹著羅鍋的師兄，師徒三人串妓院賣唱，母親死的那天，老師帶著他去茶館跟觀眾討了五十個銅板，最後給了他四枚。

十幾歲的侯寶林，幾乎過著流浪生活，家這個概念已經沒有了實體的存在，不過是父親實在活不下去的時候找他要幾個銅板，他不知道父親什麼時候死的，死在了哪裡。為了活下去，天橋、鼓樓、西單，北京所有街頭說唱的場子，他幾乎都去幹過。

所以，當他經歷過這些，1940年，終於在天津一炮走紅之後，他把尊嚴看作是極重要的東西。他第一個留起了分頭穿上了西裝，有人嘲笑，他抗爭：“說相聲的就不是人啦？”為了招攬觀眾，別人演荒唐的滑稽戲，說葷段子，他不演。他可以使苦力氣，學唱時從高八度到低八度全來，別人唱兩句，他怕不夠勁，就唱四句；他要演“正經東西”，他在改編段子上找出路，靠自己傳神的學唱、清新的語言、儒雅的風度贏得觀眾，等到1945年離開天津時，天津觀眾送他一句“侯寶林的相聲文明，髒話很少”。

侯寶林和社科院研究員吳曉鈴（右）

以西裝革履的學者形象，登上北大講臺

要讓自己有尊嚴，就必須給自己從事的相聲行當找份尊嚴。在天津五年，他把相聲從曲藝舞臺的“末二”演成“攢底”，還爭取到了和京韻大鼓一樣的錢，改變了曲藝界對相聲演員不合理的規定，因為這個原因，張壽臣說他“對相聲有功”。

新中國成立後，只上過三個月免費學校的他和老舍、王力、吳曉鈴這些教授們交朋友，一心把相聲與語言藝術融合在一起。80年代，他投入相聲史的研究當中，他從唐代的“參軍戲”、宋代的“像生”裡給相聲尋找歷史定位。他甚至頂著社會的議論，以西裝革履的學者形象，登上北大、南開這些高校的講堂，給知識分子們做起了關於相聲和語言藝術的報告。

於他而言，相聲是嚴肅的，如果說，他在40年代的抗爭，是讓相聲從“下九流”抬成藝術，他對相聲史的沉迷，則是讓相聲躋身學術的努力。

“我從戲詞和老百姓的談話裡，知道了‘受人家滴水恩，必當湧泉答報’這些樸素的道理”

他還要為窮兄弟們、窮百姓們在相聲里正名，要把相聲裡歧視下層人的東西剷除掉，給他們找回尊嚴。他反對相聲乃至京劇中歧視勞動人民的東西，他曾勸京劇藝人把《烏盆記》裡歧視下層窮人只能是“吃窩頭命”的“窩頭臉”一詞，改成“饅頭臉”，“讓他也吃上饅頭吧”。

他“忘不了在困難的日子裡，那些對我有恩的人”，直到晚年，他仍然記得當年在鼓樓市場大冬天免掉他棉被租金的“三姐”，給他錢買米麵做烙餅的“晁師傅”，他用“滴水之恩，當湧泉報答”的樸素道理指導自己的藝術創作，他的相聲裡，沉澱著對生活嚴肅甚而悲傷的情感。

侯寶林一家

他膩味別人當面叫他侯寶林兒

他的尊嚴感有時甚至到了極其敏感的程度。他膩味別人當面叫他侯寶林兒。在他看來，“兒化韻”裡輕蔑的意味多於親暱，總是與“小”“賤”一類侮辱性含義相關，甚至還包含著把相聲這種“藝術”仍然當做“玩意兒”，對他這樣的“藝術家”仍然當做“說相聲的”或“臭說相聲的”錯誤看法。每當遇到這類情況,他的情致哪怕再好，也會一落千丈,使自己與對方都陷入極其尷尬的境地。

有一次，他去南開大學做報告，報告前校長們去住處看望他，談笑間並無惡意地請他表演一番，沒曾想他卻正顏厲色地拒絕：“我是來講學的。”事後，有人向他解釋，他說：“我明白，但還是得強調說相聲與做報告的區別。”

“一戶侯”

越到晚年，侯寶林給自己尋求尊嚴的感覺越發強烈。新中國的成立，讓他的地位驟然提升，但隨之而來的政治動盪又讓他趴到了只求活著的地步。經歷過這一切，社會復歸正常，他的地位被再次承認時，他說：“說了一輩子相聲，又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我最需要的就是一點尊嚴——一點做人的尊嚴、一點藝術的尊嚴，人老了尤其如此。”

他愛上了寫字，恭維他的人向他求字，他很少拒絕。有人善意提醒他：“你是‘名人字畫’，不是‘字畫名人’。”他聽後笑了，他說他明白，其實他意不在那幅字畫，而是字畫下的那幅印章，上面刻著“一戶侯”，他是要在揮灑中尋求“一戶之侯”的尊嚴。

哪怕是面對死亡，他也要體體面面地離開人世。臨終前，他口述了《對觀眾最後所說的話》，他體面地說道“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永別觀眾，我也會帶微笑而去。祝願大家萬事如意，生財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