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耳、盤腸、槍戰……你真看懂了港片裡的“暴力”嗎
提及港片中的暴力，很容易想起張徹、吳宇森電影中的“暴力美學”，不只影響了幾代觀眾，也影響了西方，包括昆汀·塔倫蒂諾等大牌導演
都直言是暴力美學港片的擁躉，絲毫不加掩飾地進行模仿致敬，比如《被解放的姜戈》中就有不少鏡頭有邵氏的既視感。
其實，港片中的暴力不只有美學，還有其他學問的，不過咱們先從美學說起。
雲宮音
羅大佑 - 空
吳宇森的暴力美學
這個話題老生常談，再說也沒有什麼新意了。吳宇森對於暴力場面的處理，實在有過人之處，哪怕現在的技術已突飛猛進，重看吳宇森的老港片，仍舊覺得好看過癮。
哪怕是《英雄本色2》《辣手神探》等劇情較弱的電影，靠幾場漂亮的槍戰，仍能支撐起整部影片的觀賞性。
除了表象的鴿子、教堂，吳宇森在暴力之外也做足鋪墊，要解決“槍戰因何而起”的問題，不是為槍戰而槍戰。如同拍A片一樣，也需要有前後的劇情串聯，不可能從頭到尾都是床戲嘿咻，這是最低級最沒水平的製造。
看槍戰片追求快感，但不能滿屏都是讓子彈飛，一言不合就開槍，吳宇森也成不了電影大師。所以，吳宇森電影中的義氣是承接自武俠小說、武俠電影而來，他讓人物從書中走向銀幕，從佩劍轉為配槍。
張徹電影中的盤腸大戰，展現了男人的外在陽剛之美，到了吳宇森這裡，不是秀肌肉，而是重在瀟灑的身姿和內在的品格，配以精緻的畫面，造就了濃墨重彩的浪漫主義，在武俠小說式微的時代，觀看吳宇森的電影，不失為重新找到了“成年人的童話”。
時代在變，吳宇森無論變與不變，其實都無法獲得1980年的市場反饋和觀眾反饋了。
今時今日在大銀幕上看吳宇森，多是以情懷當成座標。武俠劇仍然在播，但武俠文化早已沒落，槍戰片的場面也無法滿足當前的觀影口味。
面對新的市場，吳宇森已經無法跟上腳步，他沒有淪為黃百鳴那樣徹底地消費老本主義者，已算保住了我們的情懷，也算是留存了一點記憶和情懷的美學。
所以，吳宇森走大片路線，觀眾不買賬，迴歸槍戰電影，觀眾還是不大買賬。
《喋血雙雄》中，周潤發有句臺詞：我們都不適合這個世界，我們太懷舊。其實，導演和觀眾都在懷舊，但要將這兩種懷舊無縫對接，實在很難。猶如舊情人邂逅，溫存有之，但物是人非，再像當年如膠似漆已不可能，像重新做朋友也不可能，總之是一種尷尬的關係。
這種尷尬關係在以暴力美學著稱的吳宇森身上還更加明顯，因為他的電影主題本就關乎情懷，當主題中的情懷遭遇了觀眾的情懷，尤其是經過時光流逝的情懷，寄予的期望和自找的失望也就成了宿命。
這點不能全怪吳宇森，有時也怪當觀眾的一廂情願。
杜琪峰的暴力哲學
吳宇森電影的氣質比較“熱”，老杜的電影偏冷，同是槍戰場面，子彈和血漿齊飛的場面不多見，有很多敘事的留白，給人看的不是場面，而是氛圍。
以杜琪峰為代表的銀河團隊，偏重黑色電影，暴力場面自然不少，不過他們不以暴力取勝，而是以氛圍和主題見長，都關乎命運二字。主題不離人物的命運，氛圍之張力也在於命運的無常不測。因此，老杜的電影能給人一種哲學意味。
上一秒可能還風平浪靜，下一秒就風雨大作，冥冥中似乎總有力量，將人的命運變為一葉扁舟，推進浩瀚滄海，方向不明，路徑不清，隨時都可能傾覆。
從具有個人特色的《碧水寒山奪命金》開始，杜琪峰的電影就帶有濃重的宿命色彩，宿命的含義本是註定的，而這種註定本身就帶有不確定性。
所以老杜的黑色電影幾乎不變色調，很難找到在他的喜劇電影中的大團圓。用趙本山的話說，主人公你得讓他慘，才有看頭。
老杜的早期電影就側重一個“慘”字，而且是很直白的慘，比如劉松仁主演的《愛的世界》，落魄的父親帶著孩子，從欠債到出車禍，銀幕上揮灑的就是兩種液體——血和淚。
《阿郎的故事》也是如此，到了結局，周潤發騎著摩托車發生意外，血流不止，音樂響起，極盡煽情之能事。而且老杜擅長用孩子煽情，除了《愛的世界》《阿郎的故事》，還有《至尊無上之永霸天下》。
此時的杜琪峰將電影拍得很滿，有臺灣苦情戲的既視感，只能說是手法成熟的導演，還算不上優秀。
《真心英雄》和《槍火》是分野，前者還充滿飽和的煽情，有點吳宇森的電影風格，而《槍火》就有了留白，臺詞不多，子彈發射也不多，但整個故事更加精彩，人物也更加鮮活立體。
在暴力場面上，沒有了車拖著人的血跡，也沒有花哨的姿勢和過多的子彈，老杜學會了剋制，用剋制的風格來展現人物的宿命，將主題的境界從“慘”提升到了“無常”。
《槍火》裡，老大被追殺，殺來殺去，黑手竟是身邊最信任的阿叔，一切擺平之後，保鏢小弟和老大的老婆的姦情又被發現，是殺是放，就成了兩難。
《暗戰》裡，貓鼠遊戲輪番上演，警察怎麼抓都抓不到，而賊怎麼逃也逃不過重病對生命的威脅。
《大隻佬》裡，將人的命運上升到佛家修禪的哲學，活著還是死掉，放下還是執著，都是一場修行和涅槃。至於《放逐》《PTU》《大事件》《黑社會》等，更是無處不有宿命的哲學。
不只老杜，銀河映像的電影莫不沾染這樣的哲學色彩，遊達志的《暗花》《兩個只能活一個》《非常突然》，韋家輝的《一個字頭的誕生》，鄭保瑞的《意外》，都是如此。
即便主題只有一個，仍有迷人的魅力，因為人對於命運總是關注的，但無論怎樣解讀都沒有確切答案。老杜的黑色電影很難嚴格地定義為悲劇還是喜劇，正是這種類型的不確定和觀後思考的延續性，助長了電影的魅力。
他用最簡潔的暴力，訴諸了最幽深的哲學。巔峰之作我覺得是《神探》，能夠看出人心中之鬼的神探，根本無法駕馭那些鬼，只能眼睜睜看著人變成鬼，人性和命運的鏈接隱藏得太深，誰能夠點擊、點擊之後是否有效，全都是未知之數。
巔峰之後，老杜的水準有所下滑，無論在香港本土和北上之後，即便拉到的投資更多了，但作品不大如意，他又開始滑向了起初的創作狀態——注重表象的猛烈敘事，少了留白，少了哲學，老杜的電影就不純粹了。
爾冬升的暴力社會學
爾冬升的電影分兩個系統，這點和杜琪峰一樣，一種是喜劇，尤其是都市愛情喜劇，一種是黑色電影，沒有喜劇那麼輕，主題都很沉重。
從演員做起，演了一堆古裝俠客。當了導演，幾乎不碰古裝，但一出手就足夠驚豔。而且沒有被商業文化裹挾，將鏡頭指向了社會各種現象，關注著社會的特殊群體。
《顛佬正傳》拍的是精神病患者、《人民英雄》拍的是犯罪分子、《色情男女》拍的是三級片導演和演員、《旺角黑夜》拍的是北姑和槍手、《門徒》拍的是吸毒者和毒販、《新宿事件》拍的是黑幫、《我是路人甲》拍的是群眾演員。
這些群體都是和“正統”不相入的，他們要麼處於食物鏈的頂端和底端，要麼處於鄙視鏈的頂端和底端。
爾冬升的電影很少講從底端到頂端的流動和奮鬥，更多的是講兩端人物的各自掙扎，底端有底端的掙扎，而頂端有頂端的掙扎，沒有誰的日子是完全好過，為了維持將日子過下去，還可以隱忍，一旦突破了忍的界限，暴力也就產生了。
《顛佬正傳》裡的精神病患者原本想安寧度日，也努力在做個正常人，但遭受各種刺激之後，拿起刀大砍起來，成為了危險分子。《旺角黑夜》裡的暴力更加多，有團伙之間的暴力，有個人與團伙之間的暴力，也有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暴力，各種暴力疊加摻雜，是個人命運的不可逆轉，面對暴力，以暴力迴應，最終也被暴力吞噬，片名的“黑夜”恰如其分。
《門徒》是關於吸毒者和毒販的電影，有毒品，怎會沒有暴力，其中用錘子打斷開門的手、劉德華扮演的毒販自殺的暴力場面，雖然並不宏大，但慘烈得挑動人的神經，讓人跟著一起疼痛，捍衛利益需用暴力，終結生命也用暴力。
《新宿事件》講黑社會，暴力更是俯仰皆是，而且有些場面尺度大開，讓人看不下去，社會的分配和秩序是靠暴力來建構和維持，穩定需要暴力，變革也需要暴力，個體的生命融入到暴力的體制中，實在命如螻蟻，而螻蟻始終難以成為大象。
其實不想提2016年的《三少爺的劍》，因為實在太對不起爾冬升之前的作品。但這部看不下去的電影也暗含著導演此前一貫的暴力社會學主題。主人公謝曉峰放棄三少爺身份，甘心當個沒用的阿吉，從頂端自願滑向底端，通過底端身份來逃避成為暴力工具的命運。
可阿吉也不好當，日子沒法太平，要面對太多利益頂端、中端者的盤剝和欺負，光靠忍耐和自我安慰是無法度日的，最終還是需要以暴力解決，而暴力一旦發生，就像是滾了雪球，越來越大，想停已是不可能了。
從主題內核來說，此片的敗筆就在於爾冬升想將以往的暴力社會學類電影和雞湯輕喜劇進行融合，而且是強行融合，結果電影的味道就壞了。
那個曾經對導演田壯壯說“《藍風箏》我是一輩子都忘不了”的爾冬升，一直也在用電影關注著社會萬象，這份責任和擔當實屬難得，對於敢將最佳影片頒給某片（陳奕迅同名歌曲）的香港導演，我是充滿敬意和期待的。
林嶺東的暴力心理學
若說回憶，不能忘了林嶺東。若說槍戰戲和男人戲，他的經典地位也不在吳宇森之下，而且都將周潤發用得很好。如果說吳宇森展現的是美學，是男人的形體之美和情懷之美，那麼林嶺東展現的是暴力中人的心理變化。
如果找尋暴力的反義詞，那麼剋制、忍耐可以列入其中。一旦將剋制、忍耐從心理狀態中驅逐，那麼暴力也就應運而生了。
暴力不會無緣無故，應該是一個心理過程的變革。以代表作“風雲”系列來看，《龍虎風雲》說的是暴力的指向，臥底原本的敵人是劫匪，但隨著瞭解漸深，感情也越深，敵我的界限開始模糊，警察和劫匪惺惺相惜、共同赴死。
所以，劇情最考驗的是高秋作為臥底的心理變化，從只想完成臥底任務到和劫匪並肩作戰，還是經歷了很多的波折，最終才一起慷慨赴死。
如果沒有這種心理變化，《龍虎風雲》充其量只是部不錯的暴力槍戰片，周潤發也不會說“船頭尺不敵高秋”而得到金像影帝，這部電影的經典程度也不會如此之高，更不會讓好萊塢大導昆汀·塔倫蒂諾搬到《落水狗》中致敬了一把。
《落水狗》
《監獄風雲》照樣是周潤發做主角，從平時的樂天知命到最後的血腥爆發，笑——憤——怒——惡是個很完整的心理活動過程，所以電影開篇和中間都算是喜氣洋洋，很有喜感，但越到後來，暴戾之氣就越濃，這氣氛不是一時之間形成，而是經過了醞釀，真應了《新少林五祖》中李連杰的臺詞：忍無可忍就無需再忍。
所以才有了周潤發跳過床鋪撲將過來，一口咬住張耀揚的耳朵，然後仰面大叫。這一幕之痛快淋漓，和同是監獄題材的《肖申克的救贖》中蒂姆·羅賓斯越獄成功在雨水中仰天長嘯有著一拼。
《學校風雲》具有較深的社會批判色彩，社會暴力強勢存在，弱勢的個體只能忍讓卻得不到保護，為了減少暴力對自己的侵害，忍氣吞聲，不斷放寬犧牲的尺度，學生打工、少女當雛妓，結果還是無法滿足暴力者的胃口，在警察都無能為力的時候，是平時最溫文爾雅老實本分的教師拔刀相助，一路砍殺。
心理上的幻滅導致了弱勢者的暴力，所以林嶺東的電影不如吳宇森的來得痛快，因為情懷指向腎上腺素，而心理指向著真實的精神狀態，折射的是人性面對各種強勢力量的反應，即便有復仇的情節，卻少有暢快之感，更多的是玉石俱焚的悲烈。
包括《目露凶光》《極度重犯》《高度戒備》《謎城》等片中，林嶺東對於暴力的心理式呈現也是存在的，甚至在《目露凶光》中還有過之。不過林嶺東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和吳宇森一樣，成為了電影流放地的李爾王，能否重整旗鼓，是個未知之數。
除了以上的四位導演，其實港導中善用暴力手法的人還很多，僅在邵氏就有張徹、牟敦芾、孫仲、桂治洪等人，新浪潮中有徐克、餘允抗、樑普智等人，還有眾多三級導演，如邱禮濤、鄧衍成、黎繼明等人。
隨著大環境的變幻，題材的血氣越來越弱，幾乎沒了對電影領域的執迷探索和挺進，多的是絞盡商業算計的腦汁，在更加龐大的市場中渾水摸魚。
電影不再是藝術問題、魔術問題，而成了徹底的算術問題了。
當然了，最近幾部都是技術問題。
作者：餘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