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歲高齡遠在廣州的金承濤先生，以數年之力，編成其族《後金杜度家族人物史略及其直承後裔譜志》，囑餘在最末說幾句話。以區區曾襄助金先生編纂是稿，幾次得睹全文，見證是稿編纂經過，自是責無旁貸。但自何角度談，不免躊躇良久。現就讀此譜志之感觸，從譜志體例與歷史書寫、家族史研究中之大歷史視野及文化與家族傳承三個方面，談談自己的感想。
“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録。”
這是劉勰在《文心雕龍》裡的話。縱觀古今中外，族譜（genealogy）始終是人類以血緣為核心的親緣關係投影。作為族譜核心和基本內容的“世系認同”（lineage identity），是人類為求生存和發展需要而產生的倫理法則之一，古今同理，中外等義。中國之譜牒學，最遠可追溯至《世本》，然普遍認為，自司馬遷《史記·三代世表》和《五帝本紀》開始，方開創後世族譜修撰和姓氏研究之先河。之後歷經東漢，迭經魏晉南北朝，一直至隋唐，隨門閥政治，莫與之盛。朝廷亦特設專門之機構譜局，凡涉及朝廷徵辟及人事銓選，必先稽考其譜籍。如鄭樵《通志·氏族略》即謂：“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譜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為考定詳實，藏於祕閣，副在左戶。若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書。……所以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
唐以後，隨著門閥世族瓦解，特別是科舉取士逐步定型以來，朝廷用人，開始側重考試，重策論而輕門庭，從而引發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深刻的“裂變”，此即世之謂“唐宋變革”，影響方方面面。而修撰譜牒，亦由朝廷掌管，轉向民間私修，世風丕變。如歐陽修所作《歐陽氏譜圖》，蘇洵所撰《蘇氏族譜》，被後世公認為編纂族譜的範本，亦奠定後世民間修譜的基本格局。至明清及近代，幾乎是“家家問譜牒，身身重鄉貫”。
"九十歲高齡遠在廣州的金承濤先生，以數年之力，編成其族《後金杜度家族人物史略及其直承後裔譜志》，囑餘在最末說幾句話。以區區曾襄助金先生編纂是稿，幾次得睹全文，見證是稿編纂經過，自是責無旁貸。但自何角度談，不免躊躇良久。現就讀此譜志之感觸，從譜志體例與歷史書寫、家族史研究中之大歷史視野及文化與家族傳承三個方面，談談自己的感想。
“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録。”
這是劉勰在《文心雕龍》裡的話。縱觀古今中外，族譜（genealogy）始終是人類以血緣為核心的親緣關係投影。作為族譜核心和基本內容的“世系認同”（lineage identity），是人類為求生存和發展需要而產生的倫理法則之一，古今同理，中外等義。中國之譜牒學，最遠可追溯至《世本》，然普遍認為，自司馬遷《史記·三代世表》和《五帝本紀》開始，方開創後世族譜修撰和姓氏研究之先河。之後歷經東漢，迭經魏晉南北朝，一直至隋唐，隨門閥政治，莫與之盛。朝廷亦特設專門之機構譜局，凡涉及朝廷徵辟及人事銓選，必先稽考其譜籍。如鄭樵《通志·氏族略》即謂：“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譜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為考定詳實，藏於祕閣，副在左戶。若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書。……所以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
唐以後，隨著門閥世族瓦解，特別是科舉取士逐步定型以來，朝廷用人，開始側重考試，重策論而輕門庭，從而引發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深刻的“裂變”，此即世之謂“唐宋變革”，影響方方面面。而修撰譜牒，亦由朝廷掌管，轉向民間私修，世風丕變。如歐陽修所作《歐陽氏譜圖》，蘇洵所撰《蘇氏族譜》，被後世公認為編纂族譜的範本，亦奠定後世民間修譜的基本格局。至明清及近代，幾乎是“家家問譜牒，身身重鄉貫”。
清愛新覺羅皇族宗譜玉牒
宋以來的譜牒修撰，均以族為單位，強調以“尊祖、敬宗、收族”為其主要內容，重在“敬先睦族，無貴賤一，昌大門閭，光前裕後”。如上海圖書館藏宣統二年版《安徽建德縣紙坑山周氏宗譜》，卷前周馥《續修宗譜序》即雲：“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道在敬先睦族，無貴賤一也。”其他則為序親疏、敦人倫、別婚姻、厚風俗、禁止子弟不端等。總結而言，其主要功用即是“顯揚祖德，教誡子孫”，要使：（一）其族源、族祠有牒譜可考，（二）族內先代忠義節孝、懿德善行之可紀，（三）後嗣子孫毋忘祖宗創構之艱、天道報應之理，而益勵其操修，以永永無墜焉可已。此一方面，固然是為家族昌盛久安之計；另一層面，亦是社會、家族一體，屬於舊時整個社會綱紀體系、等級制度、倫理觀念、社會階層升降的一個核心環節，以輔正教。族譜修撰的背後是整個家族，是整個家族在社會及朝廷的位置。羅泰（Lotharvon Falkenhausen）教授撰《宗子維城：從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年至前250年的中國社會》談及早期中國（書中主要論列西周至戰國時期）氏族、列鼎制度時，亦曾點明祖先墓葬是所屬整個家族在社會及朝廷地位的反映。祖先儀型鄉國，範式後世，而後起子弟，亦須知進退廉恥、忠孝道義，彬彬然頭角崢嶸，如此方可“人文蔚起，服疇食德”。
族譜修撰，世俗一般是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以三十年為一世，六十年人事莫辨矣。如果沒有按時進行，即可被認為有不孝之罪。其體例，即為考亭所云，“序昭穆，別疏戚，因流溯源，由本達枝，作譜以傳，庶幾不忘本也。”（參見朱子《胡氏族譜敘》）一般包括譜名、譜序、凡例、譜論、先世遺像、恩榮錄、族氏流源考、先世考、族規家法、祠堂、五服圖、世系、傳記、族產、契據文約、墳塋、年譜、吉凶禮、藝文、名績錄、仕宦記、字輩譜、續後編、領譜字號等內容。其中譜名、譜序、遺像、先世考、世系、傳記、字輩譜為常見的內容，也是各種宗譜的核心。譜名，為區別同姓他支計，一般系之以地名或地望，如晚清重臣周馥家族於宣統二年修纂族譜時，即名之為《安徽建德縣紙坑山周氏宗譜》，以同縣尚有其他周姓也，故別之以小地名。譜序，即一部宗譜的序言，一般放在宗譜的首位，少則兩三篇，多則數十篇，內容包括修譜緣由、修纂目的、修譜經過、修譜人員、家族歷史淵源、遷徒經過、郡望堂號、歷代修譜情況及譜學理論等。由於請來作序之人都有一定之地位及社會聲望、身份，甚至有的還出於當世鴻儒名宿之手，故此，譜序的文辭一般是質量極高的，譜牒研究者甚至認為譜序是一部宗譜上的“金色飾物”。凡例，顧名思義，是闡明一部宗譜的纂修原則和體例。譜論，則是收錄古人關於宗譜修撰的意義和作用之論述。恩榮錄，則主要包括朝廷和地方官府贈貽的光耀家族門楣的敕書、誥命、賜字、匾額，或御製諡文、碑文等。先世考，則是對家族血統源流的考證，使族人知其族何時自何地遷來，知其本初。族規家法，是宗族自己制定的約束和教化族人的家族法規。遇到不觸犯國家大法的事，一般在自己族內解決，勿訟之公庭。如《建德縣紙坑山周氏宗譜》所列“家規十八條”，即專門有一條“息訟端”，言：“族中倘有禮直受屈，當憑尊長公正人調處。即與族外親友有所爭論，亦應請兩邊公正人調處。不得已而訟於官，當警懼知止，不可健訟。我欲求勝於人，人亦求勝於我，互相求勝，而不敗業亡家者幾希，切戒之。”觸犯族規家法，輕則叱責，重則打板子、不準入祠祭祀；“至於作奸犯科，貽羞宗族者，或不奉孔聖之教而入外教者，或不守王法而入放僻邪侈招事惹禍者，或不孝養父母久缺祭掃者，如此等人，概將草譜名字貼除，再過三年不改，永遠除名，修正譜時，不準入譜”。何茲全先生在回憶錄中曾談過他們菏澤何氏祠堂甚至有將不法的子弟“點天燈”者，此當非普遍族規，但亦可想見過去宗族族規家法之重。祠堂，是對宗族祠堂建築歷史、創制、方位等一系列有關內容的介紹性文字，亦會附圖。世系，則是以世代的形式表示誰是誰之子、誰是誰之承嗣子等承屬關係。
體例如是，其編纂態度，以因要傳之子孫，族內永寶，因此遵循詳近略遠、傳信不傳疑、寧缺毋濫的修譜原則和求實宗旨，是即是，無即無，不亂認祖宗，亦不厚汙祖宗。此與史家筆法同。因此族譜、宗譜之可靠性，自不待言。而自古至今，亦一般將族譜、宗譜等同地方誌，作為正史的必要補充，匡正史之不逮，補志傳之不足。如明人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二》即言：“紀傳録：一國史，二注歷，三舊事，四職官，五儀典，六法制，七偽史，八雜傳，九鬼神，十土地，十一譜狀，十二簿録。”清人章學誠《文史通義》內亦謂：“夫家有譜，州縣有志，國有史，其義一也。”（參見章氏《為張吉甫司馬撰大名縣誌序》，《文史通義》卷八）可見家譜與地方誌、國史都有重要之地位和作用，具有歷史書寫之共性。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即嘗總結說：“我國鄉鄉家家皆有譜，實可謂史界瑰寶……能盡集天下之家譜，俾學者分析研究，實不朽之盛業也。”梁氏還盛讚章實齋“知族屬譜牒之要”，撰《永清縣誌》，將譜牒運用自如於志，是“其長六也”。
金 承濤先生所編此本《後金杜度家族人物史略及其直承後裔譜志》，是就其族內自愛新覺羅·褚英特別是杜度以降，整個家族發展、演變的歷史記載與人物生平事蹟傳稿。志稿以家族世襲爵位的各位先輩為主軸，旁及相關者，講述近三百年間家與國之歷史、一族內之變遷，鉤稽沉隱，蒐集靡遺，且每加以辨析及案斷。金先生之所撰寫此部志稿，為感喟過去清史中多忽略或有意掩蓋其先祖褚英是建州女真的“三統帥”（按為努爾哈赤、舒爾哈齊、褚英）之一，曾長期參與統軍和執政，不是如清史所述僅僅代父理政數十天而已；亦對向來清史撰寫者或研究者憑臆斷妄言褚英死後除爵、收沒財產深表不以為然，因他們家族實際上不但保有封號、爵位，遺族還繼續領有包衣佐領。此點光緒三十三年《宗人府第一次統計表》之第四表《宗室奉恩鎮國公、輔國公爵秩銜名統計表》所列，亦可作為明證，“奉恩輔國公廣壽”之名赫然在焉。以他們這一支在整部清史上的特殊地位，此部志稿不光可補正《清史稿》《清史列傳》之不足，亦可與《玉牒》《滿文老檔》《八旗通志》等皇清資料相參酌，史料性與價值性俱在。
如章學誠謂：“史如日月，志乘如燈。燈者，所以補日月所不及也。故方誌之於人物，但當補史之缺、參史之錯、詳史之略、續史之無，方為有功紀載。如史傳人物本已昭如日月，志乘又為之傳，豈其人身依日月而猶借光於燈火耶？”（參見吳興劉氏嘉業堂刊《章氏遺書》之《修湖北通志駁陳熷議》）話雖如此，亦不必竟然。以金先生他們這一支的一世祖、創建鑲白旗的多羅安平貝勒杜度為例。杜度在大清開國史上功勳卓著，是清入關前建功至偉的幾位驍將之一，徵多羅特部、徵察哈爾、徵朝鮮、徵明，無役不與；松山之役，重創洪承疇，他是最高指揮者之一，功勞僅在多爾袞之下。《清史稿》卷二一六“列傳三·諸王二”，及《清史列傳》卷三“宗室王公傳三”，皆有《杜度傳》。然這些傳記多本乎瀋陽崇謨閣藏本《滿文老檔》（為金樑於1918—1929間僱人所譯）。而崇謨閣藏本，是乾隆四十三年之重繕本，世稱“小黃綾本”。重繕時因檔冊原件年久糟舊，字跡漫漶，繕寫人員於杜度事蹟不熟，抄錄時不時誤將杜度本事當作老滿文字型極為近似且彼時大家耳熟能詳的裕親王多鐸。故不光《清史稿》《清史列傳》，包括《滿文老檔》，凡提及杜度處，張冠李戴，所在多多。如杜度為天命朝的八旗旗主之一，多鐸也在天命後期被努爾哈赤或皇太極任命為旗主，弄清他們各自的史事，意義甚大。再如尼堪與杜度之關係及尼堪本事，金先生此志稿均能結合《玉牒》，辨正前人所說之誤，以正視聽，所涉者小，所關者大。
再如《東華錄》及《清實錄》中記康熙帝曾言“褚英後裔有為其先祖復仇之意”，金先生在寫給筆者的一封信中曾說：“康熙朝杜度後裔人才輩出，陸續擔任滿蒙八旗都統的有四人，其中杜度之孫蘇努曾任盛京將軍八年，任鑲紅旗滿洲都統長達四十四年，他的兒子勒什亨、舒爾臣亦受到康熙帝呵護提升，勒什亨任宮廷侍衛內大臣並身兼數職。曾孫普奇曾同時身兼正紅旗滿洲都統、正白旗滿洲都統二職。康熙晚年又任命杜度曾孫阿布蘭為鑲藍旗滿洲都統。在康熙朝進入宗人府任宗正、宗人的有準達、蘇努、阿布蘭。這些任職幾乎貫穿了康熙朝主要過程，可以肯定地說康熙帝對於這一支宗族，不但無歧視，而且信賴提攜有加。在雍正時期為打擊蘇努及阿布蘭，張廷玉在撰寫康熙朝實錄中秉承主子意圖竟然捏造康熙曾說‘褚英後裔有為其先祖復仇之意’。此話顯然與康熙帝多年的實際作為不符。雍正本人也擢用杜度曾孫普泰為吏部左侍郎、正黃旗滿洲副都統，參與議政。普泰連續任職至乾隆元年，轉任兵部侍郎。此‘復仇說’在民國初年竟被清史學家孟森囫圇引用，誤導後人。”所涉諸史事及諸人物，金先生在此本志稿中，均有很好的辯正，細心的讀者可參酌。
再如志稿中記其祖德裕公雲：“宣統二年（1910）九月奉旨臨危授命任盛京副都統，並充福陵、昭陵守護大臣，兼署金州副都統。代表清政府軍方與日軍代表乃木大將談判。要求日方按照1895年11月8日中日簽訂的《交收遼南條約》各款執行，日軍應由遼東各地撤出，堅持收回金州（大連）主權。他在各任職期中著力支持改革維新，預備行憲政。亦曾被推舉為奉天各地滿蒙漢八旗、內務府、宗室覺羅總代表上奏政軍意見。”這些都是過去近代史研究忽略不察，地方史研究亦未曾道及者。《奉天通志》卷一九三有〈德裕傳〉，說德裕公光緒三十一年（1905）任後金龍興故都遼陽城守尉時，講求新政，“創八旗學堂、八旗鐵工廠、講演所”，可見是位胸有抱負、思想能跟得上時代的愛新覺羅宗室。諸事雖小，而所關涉者大，均可補官家正史之闕、地方誌乘之遺。
"九十歲高齡遠在廣州的金承濤先生，以數年之力，編成其族《後金杜度家族人物史略及其直承後裔譜志》，囑餘在最末說幾句話。以區區曾襄助金先生編纂是稿，幾次得睹全文，見證是稿編纂經過，自是責無旁貸。但自何角度談，不免躊躇良久。現就讀此譜志之感觸，從譜志體例與歷史書寫、家族史研究中之大歷史視野及文化與家族傳承三個方面，談談自己的感想。
“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録。”
這是劉勰在《文心雕龍》裡的話。縱觀古今中外，族譜（genealogy）始終是人類以血緣為核心的親緣關係投影。作為族譜核心和基本內容的“世系認同”（lineage identity），是人類為求生存和發展需要而產生的倫理法則之一，古今同理，中外等義。中國之譜牒學，最遠可追溯至《世本》，然普遍認為，自司馬遷《史記·三代世表》和《五帝本紀》開始，方開創後世族譜修撰和姓氏研究之先河。之後歷經東漢，迭經魏晉南北朝，一直至隋唐，隨門閥政治，莫與之盛。朝廷亦特設專門之機構譜局，凡涉及朝廷徵辟及人事銓選，必先稽考其譜籍。如鄭樵《通志·氏族略》即謂：“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譜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為考定詳實，藏於祕閣，副在左戶。若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書。……所以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
唐以後，隨著門閥世族瓦解，特別是科舉取士逐步定型以來，朝廷用人，開始側重考試，重策論而輕門庭，從而引發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深刻的“裂變”，此即世之謂“唐宋變革”，影響方方面面。而修撰譜牒，亦由朝廷掌管，轉向民間私修，世風丕變。如歐陽修所作《歐陽氏譜圖》，蘇洵所撰《蘇氏族譜》，被後世公認為編纂族譜的範本，亦奠定後世民間修譜的基本格局。至明清及近代，幾乎是“家家問譜牒，身身重鄉貫”。
清愛新覺羅皇族宗譜玉牒
宋以來的譜牒修撰，均以族為單位，強調以“尊祖、敬宗、收族”為其主要內容，重在“敬先睦族，無貴賤一，昌大門閭，光前裕後”。如上海圖書館藏宣統二年版《安徽建德縣紙坑山周氏宗譜》，卷前周馥《續修宗譜序》即雲：“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道在敬先睦族，無貴賤一也。”其他則為序親疏、敦人倫、別婚姻、厚風俗、禁止子弟不端等。總結而言，其主要功用即是“顯揚祖德，教誡子孫”，要使：（一）其族源、族祠有牒譜可考，（二）族內先代忠義節孝、懿德善行之可紀，（三）後嗣子孫毋忘祖宗創構之艱、天道報應之理，而益勵其操修，以永永無墜焉可已。此一方面，固然是為家族昌盛久安之計；另一層面，亦是社會、家族一體，屬於舊時整個社會綱紀體系、等級制度、倫理觀念、社會階層升降的一個核心環節，以輔正教。族譜修撰的背後是整個家族，是整個家族在社會及朝廷的位置。羅泰（Lotharvon Falkenhausen）教授撰《宗子維城：從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年至前250年的中國社會》談及早期中國（書中主要論列西周至戰國時期）氏族、列鼎制度時，亦曾點明祖先墓葬是所屬整個家族在社會及朝廷地位的反映。祖先儀型鄉國，範式後世，而後起子弟，亦須知進退廉恥、忠孝道義，彬彬然頭角崢嶸，如此方可“人文蔚起，服疇食德”。
族譜修撰，世俗一般是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以三十年為一世，六十年人事莫辨矣。如果沒有按時進行，即可被認為有不孝之罪。其體例，即為考亭所云，“序昭穆，別疏戚，因流溯源，由本達枝，作譜以傳，庶幾不忘本也。”（參見朱子《胡氏族譜敘》）一般包括譜名、譜序、凡例、譜論、先世遺像、恩榮錄、族氏流源考、先世考、族規家法、祠堂、五服圖、世系、傳記、族產、契據文約、墳塋、年譜、吉凶禮、藝文、名績錄、仕宦記、字輩譜、續後編、領譜字號等內容。其中譜名、譜序、遺像、先世考、世系、傳記、字輩譜為常見的內容，也是各種宗譜的核心。譜名，為區別同姓他支計，一般系之以地名或地望，如晚清重臣周馥家族於宣統二年修纂族譜時，即名之為《安徽建德縣紙坑山周氏宗譜》，以同縣尚有其他周姓也，故別之以小地名。譜序，即一部宗譜的序言，一般放在宗譜的首位，少則兩三篇，多則數十篇，內容包括修譜緣由、修纂目的、修譜經過、修譜人員、家族歷史淵源、遷徒經過、郡望堂號、歷代修譜情況及譜學理論等。由於請來作序之人都有一定之地位及社會聲望、身份，甚至有的還出於當世鴻儒名宿之手，故此，譜序的文辭一般是質量極高的，譜牒研究者甚至認為譜序是一部宗譜上的“金色飾物”。凡例，顧名思義，是闡明一部宗譜的纂修原則和體例。譜論，則是收錄古人關於宗譜修撰的意義和作用之論述。恩榮錄，則主要包括朝廷和地方官府贈貽的光耀家族門楣的敕書、誥命、賜字、匾額，或御製諡文、碑文等。先世考，則是對家族血統源流的考證，使族人知其族何時自何地遷來，知其本初。族規家法，是宗族自己制定的約束和教化族人的家族法規。遇到不觸犯國家大法的事，一般在自己族內解決，勿訟之公庭。如《建德縣紙坑山周氏宗譜》所列“家規十八條”，即專門有一條“息訟端”，言：“族中倘有禮直受屈，當憑尊長公正人調處。即與族外親友有所爭論，亦應請兩邊公正人調處。不得已而訟於官，當警懼知止，不可健訟。我欲求勝於人，人亦求勝於我，互相求勝，而不敗業亡家者幾希，切戒之。”觸犯族規家法，輕則叱責，重則打板子、不準入祠祭祀；“至於作奸犯科，貽羞宗族者，或不奉孔聖之教而入外教者，或不守王法而入放僻邪侈招事惹禍者，或不孝養父母久缺祭掃者，如此等人，概將草譜名字貼除，再過三年不改，永遠除名，修正譜時，不準入譜”。何茲全先生在回憶錄中曾談過他們菏澤何氏祠堂甚至有將不法的子弟“點天燈”者，此當非普遍族規，但亦可想見過去宗族族規家法之重。祠堂，是對宗族祠堂建築歷史、創制、方位等一系列有關內容的介紹性文字，亦會附圖。世系，則是以世代的形式表示誰是誰之子、誰是誰之承嗣子等承屬關係。
體例如是，其編纂態度，以因要傳之子孫，族內永寶，因此遵循詳近略遠、傳信不傳疑、寧缺毋濫的修譜原則和求實宗旨，是即是，無即無，不亂認祖宗，亦不厚汙祖宗。此與史家筆法同。因此族譜、宗譜之可靠性，自不待言。而自古至今，亦一般將族譜、宗譜等同地方誌，作為正史的必要補充，匡正史之不逮，補志傳之不足。如明人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二》即言：“紀傳録：一國史，二注歷，三舊事，四職官，五儀典，六法制，七偽史，八雜傳，九鬼神，十土地，十一譜狀，十二簿録。”清人章學誠《文史通義》內亦謂：“夫家有譜，州縣有志，國有史，其義一也。”（參見章氏《為張吉甫司馬撰大名縣誌序》，《文史通義》卷八）可見家譜與地方誌、國史都有重要之地位和作用，具有歷史書寫之共性。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即嘗總結說：“我國鄉鄉家家皆有譜，實可謂史界瑰寶……能盡集天下之家譜，俾學者分析研究，實不朽之盛業也。”梁氏還盛讚章實齋“知族屬譜牒之要”，撰《永清縣誌》，將譜牒運用自如於志，是“其長六也”。
金 承濤先生所編此本《後金杜度家族人物史略及其直承後裔譜志》，是就其族內自愛新覺羅·褚英特別是杜度以降，整個家族發展、演變的歷史記載與人物生平事蹟傳稿。志稿以家族世襲爵位的各位先輩為主軸，旁及相關者，講述近三百年間家與國之歷史、一族內之變遷，鉤稽沉隱，蒐集靡遺，且每加以辨析及案斷。金先生之所撰寫此部志稿，為感喟過去清史中多忽略或有意掩蓋其先祖褚英是建州女真的“三統帥”（按為努爾哈赤、舒爾哈齊、褚英）之一，曾長期參與統軍和執政，不是如清史所述僅僅代父理政數十天而已；亦對向來清史撰寫者或研究者憑臆斷妄言褚英死後除爵、收沒財產深表不以為然，因他們家族實際上不但保有封號、爵位，遺族還繼續領有包衣佐領。此點光緒三十三年《宗人府第一次統計表》之第四表《宗室奉恩鎮國公、輔國公爵秩銜名統計表》所列，亦可作為明證，“奉恩輔國公廣壽”之名赫然在焉。以他們這一支在整部清史上的特殊地位，此部志稿不光可補正《清史稿》《清史列傳》之不足，亦可與《玉牒》《滿文老檔》《八旗通志》等皇清資料相參酌，史料性與價值性俱在。
如章學誠謂：“史如日月，志乘如燈。燈者，所以補日月所不及也。故方誌之於人物，但當補史之缺、參史之錯、詳史之略、續史之無，方為有功紀載。如史傳人物本已昭如日月，志乘又為之傳，豈其人身依日月而猶借光於燈火耶？”（參見吳興劉氏嘉業堂刊《章氏遺書》之《修湖北通志駁陳熷議》）話雖如此，亦不必竟然。以金先生他們這一支的一世祖、創建鑲白旗的多羅安平貝勒杜度為例。杜度在大清開國史上功勳卓著，是清入關前建功至偉的幾位驍將之一，徵多羅特部、徵察哈爾、徵朝鮮、徵明，無役不與；松山之役，重創洪承疇，他是最高指揮者之一，功勞僅在多爾袞之下。《清史稿》卷二一六“列傳三·諸王二”，及《清史列傳》卷三“宗室王公傳三”，皆有《杜度傳》。然這些傳記多本乎瀋陽崇謨閣藏本《滿文老檔》（為金樑於1918—1929間僱人所譯）。而崇謨閣藏本，是乾隆四十三年之重繕本，世稱“小黃綾本”。重繕時因檔冊原件年久糟舊，字跡漫漶，繕寫人員於杜度事蹟不熟，抄錄時不時誤將杜度本事當作老滿文字型極為近似且彼時大家耳熟能詳的裕親王多鐸。故不光《清史稿》《清史列傳》，包括《滿文老檔》，凡提及杜度處，張冠李戴，所在多多。如杜度為天命朝的八旗旗主之一，多鐸也在天命後期被努爾哈赤或皇太極任命為旗主，弄清他們各自的史事，意義甚大。再如尼堪與杜度之關係及尼堪本事，金先生此志稿均能結合《玉牒》，辨正前人所說之誤，以正視聽，所涉者小，所關者大。
再如《東華錄》及《清實錄》中記康熙帝曾言“褚英後裔有為其先祖復仇之意”，金先生在寫給筆者的一封信中曾說：“康熙朝杜度後裔人才輩出，陸續擔任滿蒙八旗都統的有四人，其中杜度之孫蘇努曾任盛京將軍八年，任鑲紅旗滿洲都統長達四十四年，他的兒子勒什亨、舒爾臣亦受到康熙帝呵護提升，勒什亨任宮廷侍衛內大臣並身兼數職。曾孫普奇曾同時身兼正紅旗滿洲都統、正白旗滿洲都統二職。康熙晚年又任命杜度曾孫阿布蘭為鑲藍旗滿洲都統。在康熙朝進入宗人府任宗正、宗人的有準達、蘇努、阿布蘭。這些任職幾乎貫穿了康熙朝主要過程，可以肯定地說康熙帝對於這一支宗族，不但無歧視，而且信賴提攜有加。在雍正時期為打擊蘇努及阿布蘭，張廷玉在撰寫康熙朝實錄中秉承主子意圖竟然捏造康熙曾說‘褚英後裔有為其先祖復仇之意’。此話顯然與康熙帝多年的實際作為不符。雍正本人也擢用杜度曾孫普泰為吏部左侍郎、正黃旗滿洲副都統，參與議政。普泰連續任職至乾隆元年，轉任兵部侍郎。此‘復仇說’在民國初年竟被清史學家孟森囫圇引用，誤導後人。”所涉諸史事及諸人物，金先生在此本志稿中，均有很好的辯正，細心的讀者可參酌。
再如志稿中記其祖德裕公雲：“宣統二年（1910）九月奉旨臨危授命任盛京副都統，並充福陵、昭陵守護大臣，兼署金州副都統。代表清政府軍方與日軍代表乃木大將談判。要求日方按照1895年11月8日中日簽訂的《交收遼南條約》各款執行，日軍應由遼東各地撤出，堅持收回金州（大連）主權。他在各任職期中著力支持改革維新，預備行憲政。亦曾被推舉為奉天各地滿蒙漢八旗、內務府、宗室覺羅總代表上奏政軍意見。”這些都是過去近代史研究忽略不察，地方史研究亦未曾道及者。《奉天通志》卷一九三有〈德裕傳〉，說德裕公光緒三十一年（1905）任後金龍興故都遼陽城守尉時，講求新政，“創八旗學堂、八旗鐵工廠、講演所”，可見是位胸有抱負、思想能跟得上時代的愛新覺羅宗室。諸事雖小，而所關涉者大，均可補官家正史之闕、地方誌乘之遺。
清愛新覺羅皇族宗譜玉牒
走筆至此，亦須一言。族譜研究是當代家族史研究中極度重要的一環。研究者固然要關注所研究族譜、宗譜內所涉人物的個人命運、家族遭際，但更要注意大時代大變遷大背景下人物與家族、人物與社會、家族與社會之關係，細心體察。毛主席曾說：“如果家譜、族譜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也可以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寶貴的資料。”〔參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成都會議）》（1958年3月8—26日），此話為後來研究家族史、譜牒學者所常引〕此句話實可謂點出大歷史視野下譜牒學研究的意義。以今天眼光看，隨著科學技術發展，世界一體，信息互通有無，人文學科領域也觀念日新、層進日深，研究方法、研究視角呈多維狀況，同一件事，歷史學家有他們的角度，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或遺傳學家看則是另外一個角度。當今進行譜牒學研究，均不免要同時關照它在考古學、歷史學、民俗學、人口學、遺傳學等學科之價值及意義。家譜的字裡行間都存在鮮為人知的寶貴數據，家譜有著其他文獻不可代替之作用。
結合金先生此志稿，以為它有如下價值：
（一）家譜的符號是姓氏，它首先是其家族變遷史，亦為現代宏觀意義上的家族史研究提供史料。
（二）可以與《奉天府志》《八旗通志》《東華錄》《清史稿》《清史列傳》《清實錄》《滿文老檔》《玉牒》等正史相互參證，甚至可補史志之闕。要知往往方誌、正史未備未詳，或者記載有誤處，或恰恰詳備于姓氏家譜之中。
（三）有助於為解決清史研究中所涉族內人物及歷史事件之爭，提供進一步研究之線索。
（四）為研究清代早期（雍正以前）愛新覺羅皇族內部宗族信仰 （主要指蘇努家族之事）、皇族與政治之關係，及清代制度史、外交關係史、經濟史、文化史、社會史、民族史、人口史，乃至北京史地文化，提供可研究的文獻資料。
金 先生他們這一支，在有清近三百年間，雖非被封爵至親王、郡王，但也是貝勒、貝子累代遞降至入八分的奉恩輔國公，世代擁有所屬佐領，世襲罔替，是真正的閥閱之家。《滿文老檔》天聰元年十二月初八條，記大貝勒代善追述以前努爾哈赤時議政情況說：“爾先時尚不得入五大臣之列，臺基德格類、臺吉濟爾哈朗、臺吉杜度、臺吉嶽託及臺吉碩託，早已隨班議政。因爾阿巴泰在諸弟之列，幸得六牛錄，方入諸貝勒之列，今爾欲欺誰乎？阿哥阿濟格、阿哥多爾袞、阿哥多鐸，皆系父汗分給全旗之子，諸貝勒又先爾入八分之列。”（參見中華書局譯漢本《滿文老檔》下冊）入八分，《大清會典》中註釋雲：“天命年間，立八和碩貝勒共議國政，各置官屬，朝會燕饗，皆異其禮，錫齎必均及，是為八分。”（參見乾隆《大清會典》卷一，“宗人府·封爵”）此是後金時期，在當時特殊體制下，宗室中的高等階層成員所擁有的特權及其某種資格。其特權，不僅僅限於按八分分財務，最主要享有議政權，即參與朝政、處理後金（清）軍國要務權。當時能享有此權力者，在天命朝主要是宗室貴族中的旗主貝勒和非旗主貝勒，統稱“入八分貝勒”。杜度在他們同輩中，封貝勒最早，在戰場上智勇善戰，終生征戰，戰績恢宏。征戰朝鮮，若阿敏與杜度久佔不歸，或擁兵自重，則八旗主力必將分裂，其後果必將造成後金、朝鮮以及清史之歷史改寫。他們這一家族在清初開國史上之重要性，不言而喻。
入關後，隨著中央皇權加固，八分體制解體，議政王大臣會議逐步走向瓦解，八旗宗室王公領主對所屬本旗軍隊的統領權受到削弱，逐步為爵位制度所替代，但入不入八分，依然是一明顯的等級概念與等級界線。崇德元年，朝廷制定爵位制度，從高至下依次為：和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固山貝子、鎮國公、輔國公、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九級，入關後又增奉恩將軍，凡十等。而此十等裡，“入八分公”（即“八分內公”）與“不入八分公”，是一明顯的分界嶺。如崇德元年封爵制度即明令：“皇子系庶妃所生者，為鎮國將軍。親王側室妾媵子，封輔國將軍。郡王側室妾媵子，封奉國將軍。”（參見萬有文庫“十通本”《清朝文獻通考》）以上即使有佳子弟，蒙聖恩，由皇帝“特恩”破格封為公爵者，亦不得入八分之列。當時封爵方式有兩種，一系因軍功受封，稱“軍功封”；另一系以皇帝直系子孫受封，稱之為“恩封”。以軍功封者無論王、貝勒、貝子、八分公均世襲，永不降封。以恩封者一般則每一代降封一等承爵。親王降至鎮國公，郡王降至輔國公，貝勒降至不入八分鎮國公，貝子降至不入八分輔國公，鎮國公降至輔國將軍，輔國公降至輔國將軍，以後則世襲罔替，不再遞降。清代共有世襲罔替的親王、郡王十二家，俗稱“鐵帽子王”，其中八家以軍功封爵，四家以恩封。軍功封公，同與貝子，可世代領有佐領。恩封公雖也領有佐領，但一是數目較少，二是截世而止，不得世襲。如《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載鑲紅旗輔國公阿布蘭向宗人府報告他們家分繼其祖父貝子薩弼佐領的情況說：“我祖父原有滿洲佐領五個、漢軍佐領二個。康熙三十年，我祖母於我兄弟分家時，俱交我伯父蘇努辦理之。”接下蘇努報告說：“我嬸母囑咐我說，‘我與小孫子法布蘭一起過，仲孫阿布蘭給滿洲佐領三個、漢軍佐領一個，小孫子法布蘭給滿洲佐領二個、漢軍佐領一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第一四八號折）佐領按即受封牛錄，府中屬人的意思。其具體人數，努爾哈赤時一牛錄三百人，皇太極時每佐領約二百人，康熙時百三四十人，嘉慶後則以一百五十人為率，於此可想見八分公府邸之規模。至光緒三十三年，宗室中入八分奉恩鎮國公、輔國公爵秩世襲罔替者共二十一家，金先生他們家族居其二焉（杜度系與尼堪系）。於此均可以想見他們家族在有清近二百餘年間之地位，雖不至過顯，但世代王孫，可謂鐘鳴鼎食之家。
錢穆先生說過：“欲研究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必當注意研究中國之家庭。……今所謂門第中人者，亦只是上有父兄，下有子弟，為此門第之所依賴以維繫而久在者，則必在上有賢父兄，在下有賢子弟。若此二者俱無，政治上之權勢，經濟上之豐盈，豈可支持此門第幾百年而不敝不敗？”“當時門第傳統共同理想，所希望於門第中人，上自賢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兩大要目：一則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內容，一則希望其能有經籍文史學業之修養。此兩種希望，併合成為當時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項之表現，則成為家風。後一項之表現，則成為家學。”（參見氏撰《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新亞學報》第五卷第二期〔1963年〕）此話移用於金先生他們一族，亦屬妥貼。綜觀這部志稿，金先生他們這一支，褚英、杜度以降，雍正朝以前，可謂迭受嚴重打擊，但整體並未消沉，代代出人，子弟見聞習尚，以悲情為動力，奮發自強，秉承其先祖識大體、顧大局、堅忍有為的精神。如金先生嘗謂杜度從政穩健務實，終生領軍，無一敗績，在逆境中上進有為。至清末民初，社會劇變，眾多滿蒙世宦之家逐漸敗落，子孫如杜甫《哀王孫》中所寫，“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但金先生他們一族在大變遷之下，在其祖父德裕公的引領下，不僅維護了兄弟各房家人的後續，而且使下一代能接受新教育、新思想，使整個家族能自立於新時代。這在那個時代，是非常難能的。再如金先生於志稿中提及其母恆太夫人時說：“先母喜塔拉氏恆太夫人諱寶琳，力挽困厄，辛勤撫育吾輩成長，晚年履艱，開創新天地惠及子孫。社會在發展，歷史的潮流滾滾向前，個人靠自強、自律奮發開拓，自祈福祉！”要知自晚清以降之一百年，為中國有史三千年以來從未有之大變局，金先生的父母經歷晚清向民國之轉變，特別是經歷北洋亂局及八年抗戰，真可謂社會動盪，民生艱難，其母恆太夫人能不畏艱險，整頓家業，堅持子女教育以學業為本，真可謂目光宏遠，識見不凡，可與歷史上的孟母之類前後輝映。
綜上，可以想見金先生他們這一支之家風與文化信條。真所謂君子創業垂統，子孫亦仰體先志、修身慎行，與時俱進，諸事取法乎上，識大體，顧大局，堅忍有為。如此方至於今三百餘年，譜系不絕。其家族文化，有進一步深入研究之必要。
最後，想以一副駢偶句作為結尾：“百年世澤，賴此牒墜緒僅存；後嗣振興，在各人立志自立。”
作者：孟繁之（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與人文高等研究院學術助理）
編輯：於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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