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橫掃艾美獎,小說原著關乎女性、宗教和預言

文學 小說 美國 聖經 澎湃有戲 澎湃有戲 2017-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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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文 鍾娜 譯

【編者按】北京時間9月18日上午,美國電視類最高獎項,第69屆艾美獎揭曉。根據阿特伍德小說《使女的故事》改編的同名劇集,橫掃最重要的劇情類劇集獎項,囊括最佳劇集、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導演和最佳編劇等獎項。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一系列反烏托邦題材的小說開始在美國熱銷。其中,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也進入了美國亞馬遜圖書暢銷榜。本文為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為新版《使女的故事》撰寫的序言。

《使女的故事》橫掃艾美獎,小說原著關乎女性、宗教和預言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與《使女的故事》劇組共同上臺領取第69屆艾美獎劇情類最佳劇集獎。

1984年春,我開始寫《使女的故事》,它最初並不叫這個名字。我用手寫,絕大多數時候寫在黃色法律記事本上,然後把我難以辨識的潦草手稿在一臺租來的德國鍵盤手動打字機上敲出來。

鍵盤是德國產是因為我當時住在西柏林,那時它還被柏林牆包圍:蘇聯仍然強勢,並且要等上五年才會崩塌。每週日,東德空軍制造音爆,提醒我們,他們近在咫尺。我造訪過幾個鐵幕國家——捷克斯洛伐克、東德——經歷了那種警覺、被監視的感覺、死寂、轉換話題、人們用來傳遞信息的曖昧方式,這些對我當時的寫作產生了影響。那些重新分配用途的大樓也一樣。“這本來屬於……但後來他們消失了。”這種故事我聽了很多回。

《使女的故事》橫掃艾美獎,小說原著關乎女性、宗教和預言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我出生於1939年,在二戰時開始記事,我知道建立起的秩序可能會一夜之間消失。變化可以迅疾如閃電。“這在這裡是不會發生的”並不可靠:任何事都可能發生,在一定的情形下。

到了1984年,我那會兒迴避自己的小說已經有一兩年了。它在我看來是一項冒險。自1950年代高中生涯以來,我一直廣泛地涉獵科幻小說、懸測小說、烏托邦和反烏托邦小說,但我從未寫過這樣一本書。我能寫嗎?這種形式遍佈陷阱,其中包括說教的傾向,轉入寓言的危險,以及缺乏說服力。如果我要創造一個虛構的花園,我希望裡面的蟾蜍是真的。我的其中一項原則是,我不會在書中放入任何詹姆斯·喬伊斯所言歷史的“噩夢”中已經發生過的事件,或者任何已經存在的科技。沒有想象的小玩意兒,沒有想象的法律,沒有想象的暴行。俗話說,上帝顯身於細節。魔鬼也是。

《使女的故事》橫掃艾美獎,小說原著關乎女性、宗教和預言

電視劇《使女的故事》於今年4月開播。

回到1984年,書中主要的前提假設——即使在我看來——都相當出格。我能說服讀者,美國發生了一場政變,從前的自由民主政權變成了一個缺乏想象力的神權獨裁嗎?在書中,憲政和國會不復存在:基列共和國建立在17世紀新教信仰根基上,它也是我們自以為了解的當代美國的根基。

這本書發生的具體地點在麻省劍橋,哈佛大學所在之地,如今這裡是一所前沿的自由教育機構,但曾經是新教神學院。基列祕密服務機構位於懷德納圖書館,我在書架間度過了很長時間,查找我的新英格蘭祖先的資料,還有薩勒姆女巫審判的資料。把哈佛牆安排為受刑者屍體的陳列處會不會讓有的人感到冒犯?(的確有。)

在小說中,人口由於有毒的環境不斷減少,社會急需生育能存活下來的嬰兒。在極權制度之下——或者在任何一個高度等級分明的社會——統治階級獨佔寶貴資源,所以政權精英們安排將具備生育能力的女性分配給他們,作為使女。《聖經》中存在先例,即雅各和他的兩名妻子拉結和利亞,還有他們的兩個使女。一個男人,四個女人,十二個兒子——但是使女不能擁有她們的孩子。他們分別屬於兩名妻子。

於是故事就此展開。

我剛開始寫《使女的故事》時,它的名字是《奧芙弗雷德(Offred)》,即主人公的名字。這個名字來自一個男人的名,“弗雷德”,再加上前綴“奧芙”(of)表示“從屬”,就好像法語裡的“德”(de),或者德語裡的“馮”(von),或者英語姓氏如威廉姆森中的後綴“森”(son)。這個名字裡隱藏著另一種可能:“獻祭的”(offered),意味著一種宗教的獻祭,一個作為祭品供上的受害者。

經常有人問我,為什麼我們直到最後都不知道主人公的真實姓名?我回答,因為在歷史上許許多多的人的姓名都被更改了,或者乾脆消失了。有人推斷奧芙弗雷德的真實姓名是瓊,因為使女們在寢室裡聊的所有名字裡,只有“瓊”這個名字再也沒出現過。這並不是我的本意,但它說得通,因此讀者也儘可以採納。

在寫作的過程中,小說名改成了“使女的故事”,一部分原因是向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致敬,另一部分原因是引入童話和民間故事色彩:這個故事由主人公講述給後來的、遙遠的聆聽者,它具備那種不可置信的奇幻色彩,和那些經歷過驚天動地事件的人們講的故事有共通之處。

《使女的故事》橫掃艾美獎,小說原著關乎女性、宗教和預言

經年累月,《使女的故事》有了許多種形式。它被翻譯成四十多種語言。它在1990年拍成了電影。它被改編成了戲劇,還被編成了芭蕾舞。它被改寫成一本繪本。2017年4月,它作為電視劇在MGM/Hulu播出。

在這部電視劇中我會客串一個配角。在這個場景中,新徵募的使女將會在某種再教育機構裡被洗腦。她們必須學會擯棄之前的身份,明白她們的地位和義務,瞭解她們不具備真實的權利,但只要順從,就能得到保護,她們還將學會輕視自己,以便接受既定的命運,不會反叛或逃跑。

侍女們圍坐一圈,泰瑟電槍逼迫她們加入到一種如今被稱為(在1984年還未得名)“蕩婦羞辱”的活動中,辱罵她們中的一名叫珍妮的成員,她被迫講述自己青少年時期被輪姦的經歷。其他使女,則唸誦珍妮的過錯,因為她引誘了施暴者。

儘管這“只是一部電視劇”,女演員們在休息時間裡會咯咯輕笑,而我自己也“僅僅是在假裝”,我仍然覺得這種場景可怕得讓人不安。這太像歷史了。是的,女人們會聯合起來打擊其他女人。

是的,她們會指責他人,從而保護自己:這在社交媒體時代公開發生在我們眼前,社交媒體本身也讓這種拉幫結派成為可能。是的,她們會欣然攫取權利凌駕於他人之上,甚至——或許尤其是——在女人作為弱勢集體的社會體系裡:所有的權力都是相對的,在艱難的時局裡,任何一丁點權力都比什麼都沒有要好。有的掌權的教官阿姨真的相信她們是在幫助使女們。至少她們沒有被送去清掃有毒的廢料,至少在這個美麗新世界裡她們不會被強暴,至少不會被那樣強暴,不會被陌生人強暴。有的教官是施虐狂者。有的是投機主義者。她們都長於利用1984年女性主義運動的宗旨——比如反色情宣傳以及預防性侵——來達成她們的目的。正如我所說的:現實亦如是。

藉此我來回答三個經常被問到的問題。

其一,《使女的故事》是一部“女性主義”小說嗎?如果你指的是一本意識形態的小冊子,裡面所有女人都是天使,或者都是無法作出道德選擇的受害者,或者二者皆是,那麼它不是。但如果你說的是這樣一部小說,裡面的女人都是人——性格各異、舉止不同——並且也很有趣,重要,發生在她們身上的事對於整本書的主題、結構和情節都很重要,那麼,是的。在這種意義上,許多書都是“女性主義”的。

為什麼既有趣又重要呢?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女性是既有趣又重要的。她們不是自然造物事後添加的產物,她們不是人類命運中的次等參與者,每個社會一直以來都明白這一點。沒有女人生育,人類會滅絕。正因如此,對成年女性、少女、幼童的大規模強暴、謀殺長久以來都是種族滅絕戰爭以及其他意在征服剝削某個群體的戰爭的特徵之一。殺掉他們的嬰兒,用你的來取代,貓是這樣做的;讓女人生育孩子而養不起他們,或者為了自己的目的將孩子從她們身邊奪走,偷走——這是一個流傳廣泛、年歲悠久的主題。

第二個經常提起的問題:《使女的故事》是反宗教的嗎?同樣,這取決於你的問題的涵義。的確,一群專制主義的男人掌握政權,試圖重新建立一種極端的父系社會,禁止女人們(就像19世紀美國黑奴一樣)閱讀。更進一步,她們無法掌管金錢,無法在外工作,《聖經》裡的某些女性並非如此。這種政權運用宗教象徵,任何獨裁美國的政權都會採取這一措施。

基列國的女人們穿著的樸素服飾來自西方宗教標誌——妻子穿著藍色,象徵純潔,源自聖母瑪利亞;使女們著紅色,象徵誕子的出血,同時也源自抹大拉的馬利亞(耶穌的女追隨者)。另外,如果你要出逃,紅色也更容易辨識。社會階層較低的男人們的妻子被稱為執帚,著條紋服裝。我得坦白說,那些遮臉的繫帶女帽的靈感不僅來自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的服飾以及修女服飾,還來源於20世紀40年代老荷蘭清潔劑的包裝,上面有個女人的臉被遮住了,我還是小孩時很怕她。許多極權主義都曾採用服飾——無論是禁止穿什麼還是強制穿什麼——來識別和掌控人們(比如黃色五星和羅馬紫)——它們中許多都打著宗教的旗號進行統治。這讓異教徒更容易出現了。

在這本書裡,主導的“宗教”旨在進行教條主義的掌控,我們熟悉的宗教教派被廢除了。貴格會潛入底下,逃到了加拿大,正如我所料。奧芙弗雷德有一本私藏的聖經主禱文,她拒絕相信這個政權是由一個公正的、慈悲的上帝授權的。在如今的真實世界裡,有的宗教集團引領運動保護弱勢群體,其中包括女性。

因此,這本書並不是“反宗教”的。它反對的是將宗教作為暴政的掩護;這完全是另一碼事。

《使女的故事》是預言小說嗎?這是我被問到的第三個問題——並且伴隨著美國社會中的某些人掌權並通過法令,實施他們過去——甚至就在1984年,我正在寫這本小說時——聲稱想要做的事。不,這不是預言小說,因為預知未來實在是不可能的:有太多的變量,和無法預知的可能性。不妨說這是一部反預言小說:如果未來能如此鉅細無遺地講述出來,或許它不會發生。但這種想當然的想法也靠不住。

《使女的故事》橫掃艾美獎,小說原著關乎女性、宗教和預言

有太多不同的材料孕育了《使女的故事》——集體處決,禁奢法,焚書,黨衛軍的生命之泉計劃,阿根廷將軍偷竊幼童的行為,蓄奴制的歷史,美國一夫多妻制的歷史……不枚勝舉。

但還有一種文學形式我沒提到:目擊者文學。奧芙弗雷德盡其所能地記錄了她的故事;然後她將它藏了起來,相信它日後可能會被某人發現,他能理解它並傳播出去。這種行為代表了希望:每一個被記錄下的故事都暗含著一個未來的讀者。魯濱遜記日記。塞繆爾·佩皮斯也寫日記,他詳細記錄了倫敦大火。黑死病瘟疫期間也有很多人這麼做,但他們的很多記錄常常戛然而止。還有羅密歐·達萊爾,他記下了盧旺達大屠殺,和冷漠的世界。還有安妮·弗蘭克,把日記藏在她的祕室裡。

奧芙弗雷德的記錄有兩種讀者:一種就在這本書的末尾,在未來的某場學術會議上,這種讀者能自由地閱讀,但並不總是如我們所願得具備同情心;還有一種就是任何一個時代裡單個的讀者。這是“真正的”讀者,每個作家為之寫作的“親愛的讀者”。許多“親愛的讀者”自己也會成為作者。這正是我們寫作者的開端:從閱讀開始。我們聽到一本書的聲音向我們訴說。

最近的美國大選後,恐懼與焦慮蔓延。基本的公民自由被視作受到侵害,過去數十載、甚至幾個世紀以來女性贏得的許多權利也遭到侵害,對許多群體的仇恨開始滋長,形形色色的極端主義者開始表達對民主政權的嘲諷,我確定某處的某人——我猜應該有很多人——正在寫下他們的親身經歷。或者他們將銘記在心,日後如有可能,將它記錄下來。

他們的訊息將被壓迫和埋藏嗎?幾百年後,在一間舊房子的一面牆後,會有人發現它們嗎?

讓我們期待這一切不至於糟到那個地步。我相信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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