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播一天就遭遇“停播”的電視劇《白鹿原》從昨日起迴歸了。這可不是電視劇版的《白鹿原》在播出過程中的第一次“波折”，實際上，從拿到改編權到播出，人們足足等待了17年。
早在2000年，陳忠實就已經將電視劇改編權進行了授權，但是直到2010年，電視劇版的《白鹿原》才通過審批，2012年得以立項，2016年初完成拍攝，2017年4月17日，播出後一集變遭遇停播。
《白鹿原》作為中國當代文學中重要作品，它每一次走向熒幕、舞臺的路卻又都歷時甚久，磨難頗多。這份磨難，既來自原著本身內容的複雜性，也來自50萬字改編為數萬字劇本的艱鉅性。
小說《白鹿原》：出版後被批評重複揭傷疤
從《白鹿原》完稿的那一刻，陳忠實就隱隱有些擔憂，他在寫給編輯何啟治的信中特意留下一些叮囑，他說希望能讓文學觀念比較新的編輯來取稿看稿，“這是我對自己在這部小說中的全部投入的一種護佑心理，生怕某個依舊‘左’著的教條的嘴巴一口給唾死了。”
這本書的出版過程，並沒有出現陳忠實擔憂的波折，一切看起來都挺順利。書一出版，陳忠實收穫的來自讀者和文學界的反響，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高度讚揚之外當然也有批評聲，對此陳忠實和何啟治都曾說，尚能保持一種平和的心態，因為這是文壇上再正常不過的爭論。
然而有一種批評卻涉及作品的存活，即“歷史傾向性”問題，陳忠實在他的《尋找屬於自己的句子——創作手記》一文中寫到，“我從聽到時就把這種意見看成是誤讀。在被誤讀誤解的幾年裡，涉及《白鹿原》的評論和幾種評獎，都發生過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煩。”
陳忠實在若干年後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說，對《白鹿原》最大的誤讀是白嘉軒和長工鹿三的關係。白嘉軒和鹿三的親密讓很多人認為這是模糊了階級關係，但陳忠實認為，他們之間的僱傭關係沒有改變。“過去文學作品裡寫階級關係，都是地主既想讓長工幹活，還不想給長工工錢，不給長工飯吃……地主需要勤勞的互相信賴的長工，地主再愚蠢也不會為了省下一碗飯，讓長工幹不好活。不能為了顯示地主的壞，連基本常識都不管了。”
另外就是對白靈被活埋的情節，這種對於極左革命歷史的描寫是否真實可信、能不能涉及也是各界圍繞《白鹿原》探討的問題。
這種對“歷史傾向性”的誤解，導致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白鹿原》只在民間讀者中得到讚揚，何啟治回憶，當時想在媒體上公開發表評論文章都頻頻受阻。在何啟治的印象中，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白鹿原》在具官方色彩評獎中均告落選。就連獲得第四屆茅盾文學獎，都是在老評論家陳勇的力薦和陳忠實的妥協刪減下才實現。
何啟治曾說：“和這種暗地裡的壓制不同，某業務主管部門的負責人倒是很直白地公開說出了他對《白鹿原》的看法。他說，寫歷史不能老是重複於揭傷疤，《白鹿原》和《廢都》一樣，寫作的著眼點不對。這兩部作品揭示的主題沒有積極意義，更不宜拍成影視片，變成畫面展示給觀眾。”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這樣的定論讓《白鹿原》的影視化、戲劇化過程變得困難重重。對於歷史傾向性的誤讀，更是成為《白鹿原》不能搬上舞臺、搬上大熒幕的理由之一。
電影《白鹿原》：一路坎坷 一路前行
1993年，在《白鹿原》出版一個多月後，當時遠在美國的導演吳天明就看到了這本小說，而且聯繫上陳忠實，獲得了翻拍電影的委託書。當時看到這部小說改編潛力的不止吳天明一人，謝晉也隨後聯繫了陳忠實，可晚了一步。
但曾經一紙對《白鹿原》“不許拍電影，不許拍電視劇”的禁令，讓吳天明手中的委託書很快過了期限。
時光荏苒，來到了2002年。時任陝西省委書記的李建國發話，要把陝西建設成影視大省，並且提到了《白鹿原》。很快，西安電影製片廠立項成功，並委任蘆葦為編劇。到2009年王全安版電影開始拍攝前，蘆葦在導演人選上先後舉薦過王全安、陳凱歌、張藝謀、吳天明。
2004年，西安電影製片廠已經成立了《白鹿原》攝製組，王全安任導演。但最大的問題是投資沒到位，《白鹿原》項目賣給北京一家名叫紫金長天的公司，製片人的理念與劇組矛盾很大，隨後王全安退出，劇組也宣告解散。
又過了5年，到了2009年，王全安團隊再次獲得改編權，電影《白鹿原》重新籌拍。
2012年9月15日，電影《白鹿原》上映，公映版時長156分鐘，送到柏林國際電影節的版本為188分鐘，另有一版內部放映為220分鐘。陳忠實給電影打了95分的高分，但也曾在採訪中表達過一絲遺憾：“從三個多小時剪到兩個半小時，把革命者白靈都剪掉了，只剩一個女性，確實可惜。”
比起陳忠實這個“外行人”的誇讚，電影圈子裡的各路人士對這版電影的批評之聲卻著實不少，第一個發出負面聲音的便是編劇蘆葦。蘆葦在電影上映後就聲明，自己歷經五載、七易其稿的劇本被王全安“調包”，將《白鹿原》拍成了“田小娥傳”。而觀眾較多不滿的一點是，電影對革命者形象白靈和朱先生的刪節。
儘管電影《白鹿原》已經完成，但對這部鉅著的影視化辯論從未停休。從立項到公映，突破的是“不許拍”的困難，從公映到爭論不休，探討的是如何拍好的難點。
蘆葦曾在採訪中表示，原著時間跨度大，人物繁多，影視化改編最大的難點就是如何去選取、梳理人物與情節，再處理為電影畫面。陳忠實也曾提過，不論任何形式的改編，難以解決的問題就是時空限制，舞臺和熒幕的時間、空間十分有限，“唯一能解決這個問題的，也許只能等電視劇了，那個不受時空限制，裝不下再續一集嘛。”
因此，何處刪、何處留，在改編者需要辨別的地方，也是觀眾評判和談論的關注點。《白鹿原》原著圍繞白、鹿兩家的爭鬥，展現了在新舊交替的歷史關口，人們所經歷的矛盾與選擇。在蘆葦看來，這正是《白鹿原》的價值所在，他曾表明：“這個小說就是講新舊兩代人、新舊兩種價值觀撕裂的過程和痛苦，以及它裡面的關懷。我的劇本是牢牢的抓住這點走的。”
改編《白鹿原》時，引起蘆葦關注的另一點便是書中新舊道德的關係，這也是觀眾評價電影時爭論的方面。蘆葦看來，《白鹿原》中展現了新舊道德的矛盾與衝突，五四時期的打倒孔家店讓傳統的儒家舊道德崩潰，但舊道德中也存在合理的東西，誕生的新道德同時也遇到新問題。原著中對舊道德的衝擊、對新道德的建立，仍發生在當今社會的進程中，《白鹿原》顯現的現實意義使改編難度上升，也讓觀眾的期待與要求變得更高。
蘆葦認為，改編版的《白鹿原》還應該展現關中文化的鄉土魅力，他表示，現有的電影、歌舞劇、話劇等，在關中鄉土魅力上都有一定缺失。正因如此，由蘆葦擔任編劇的新版電影《白鹿原》劇組目前正在西安選景，預計於2017年底開機。
戲劇《白鹿原》：與小說的邏輯截然不同
在電影《白鹿原》被擱置的2006年，話劇版《白鹿原》搶先以視覺形象的方式呈現在觀眾面前。當年，孟冰編劇、林兆華導演的北京人藝版《白鹿原》收穫了許多好評，2016年，孟冰編劇、胡宗琪導演的陝西人藝版《白鹿原》上演，被稱為“陳忠實最滿意的戲劇版本”。
比起電影、電視劇版《白鹿原》，話劇版《白鹿原》的籌備進程相對不那麼坎坷。孟冰是兩版話劇的編劇，對《白鹿原》走向戲劇舞臺的改編過程很有感悟。當年北京人藝和陳忠實簽了3年的作品改編權合約，林兆華找到孟冰的時候，已經是合約期限上的第三年了。兩年間請過幾位編劇改編，林兆華都不大滿意。時任總政話劇團團長的孟冰，並沒一口應下這個重任，待到重讀幾遍小說後，心中有了大致的想法，方才同意。
孟冰接下改編任務的時候，社會上正有一股名著改編熱，很多編劇提到了“對原著的超越”的問題。面對《白鹿原》，孟冰至今仍認為，話劇改編的侷限性和原著的高度，都讓他沒有能力去超越原著。“能在舞臺上運用戲劇的形式，詮釋這部作品的主要精神，還原人物的基本形態，觀眾能夠感受到文學作品的成就和作品對社會、人性的刻畫，就已經十分艱難了，談何超越。”在接受界面文化（公眾號ID:booksandfun）時，他說道。
孟冰表示，比起原創劇本，改編劇本首先會遇到的問題就是戲劇環境與文學環境的不同，改編不是直譯，更不是複製粘貼。“戲劇和觀眾之間的關係是帶有規定性、限制性、甚至強制性的，其中有來自社會公德的約束，例如要考慮看戲著裝不能太隨便，劇場也不能吃東西。同時劇場環境要求觀眾得隨著劇情一氣呵成地走，不能回看也不能快進。即使觀眾有情緒性的反應，比如哭或者笑，戲不會停。”而文學的個人閱讀更加隨意化，隨時可以中斷，可以重複閱讀某一章，可以前後跳躍。孟冰認為，這種戲劇環境對觀眾的制約最終體現為對戲劇內容和創作方式的制約。“你的作品適應這樣的一群人的接受，適應在這樣的環境中呈現。”
北京戲劇家協會副主席、劇作家李龍吟也曾就此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戲劇邏輯和文學邏輯是截然不同的，戲劇邏輯，即衝突，才是改編文學作品的前提。《白鹿原》原著中不乏各種矛盾與衝突，但這樣的衝突並非一一適用於戲劇舞臺，因此就要尋找小說裡符合戲劇邏輯的部分，並且用戲劇的方式重新表達出來。
孟冰正是基於這一點，在劇本創作階段下了大量的功夫，將原著拆散後一個情節一個情節地梳理，再提煉一張人物關係圖貼在牆上，隨後用這張圖梳理人物命運的發展與歷史事件的發展關係，之後再反覆多次提煉必需的主要情節。“你必須把自己化進去，如果是站在外部從筐裡往外挑挑揀揀，是必然有要缺失的。只有把自己放進筐裡，再拿出來的東西，才是連根錯節地帶著你自己的東西，還帶著原著的湯湯水水、枝枝蔓蔓，能水靈靈地、鮮活地呈現在觀眾面前。《白鹿原》是逼著我在文學樣式和戲劇樣式之間轉化，用戲劇的方式進行再創造。”
孟冰的劇本最終儘可能地保留了原著中的白、鹿兩家的主要人物，乃至像白孝文媳婦這樣一個原著中沒有具體交代姓名的人物都留在了舞臺上。孟冰稱取捨上的主要標準是“保持小說的主要情節、主要人物、主要故事線索”，每個人物的重要性並不體現在臺詞多少，而是體現在對整個格局的作用上。
儘管孟冰試圖“忠於原著”，但仍不免刪減原著中很大篇幅，他表示“書裡描寫政治鬥爭的過程都很複雜，這些內容大部分都省略了。”時空限制帶來的戲劇容量問題讓孟冰向林兆華提出過，能不能寫成上下部，分兩個晚上演出，但考慮到當時國內的戲劇環境和觀眾接受度，最終放棄了這個設想。最終孟冰的劇本以白、鹿兩家的爭鬥糾纏為主線，以白嘉軒“巧取風水地”開場，以“仁義白鹿村”牌匾傾覆、老年白嘉軒伏地痛哭作結。
孟冰表示，《白鹿原》的戲劇呈現不單取決於劇本的水準，也取決於戲劇演員的表演和燈光、音響、道具等工作人員，取決於整個劇組對舞臺的規矩、熟練程度等。陝西人藝版《白鹿原》給孟冰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群眾演員的藝術水準，當時孟冰根據導演胡宗琪的想法，將村民設置為古希臘戲劇中的歌隊形象，集體出現推動劇情的起承轉合。孟冰印象中，群眾演員比主角還累，要換好幾套衣服，每個動作的節奏、起伏度都能整齊劃一，沒有半點鬆懈，彰顯出陝西人藝的藝術素養。
儘管話劇版《白鹿原》比起電影版收穫了更多的稱讚與誇獎，孟冰認為《白鹿原》的改編過程中依舊有著遺憾。他說，對白鹿原的評價，從小說到電影，爭論沒有停止過，但並不是有益於對作品理解的爭論，而是“不能這樣”和“不能那樣”的爭論。這其中體現的是一種文化不自信，往往造成主題先行、意念先行，作品容易缺乏藝術家的真實感受，缺乏社會真實體驗的感受。“在改編《白鹿原》的時候，都是小說原著裡的內容，有些臺詞卻得被刪掉。這反映出一種沒有自信，對自己文化的認同的不自信，對自己藝術家的創作的不自信，對自己藝術院團的演出的不自信，對觀眾的接受度、理解度的不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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