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學翻譯家文潔若：譯路漫漫謹為終身擺渡人

文潔若，著名文學翻譯家，1927年7月生於北京，畢業於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英語專業，歷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編審，日本文學研究會理事。從20世紀50年代起，文潔若譯介了包括井上靖、水上勉、夏目漱石、幸田露伴、川端康成、芥川龍之介、三島由紀夫、谷崎潤一郎在內的日本作家作品，代表譯著有《日本的黑霧》（1965）、《夜聲》（1968）、《春雪》（1990）、《天人五衰》（1990）、《高野聖僧：泉鏡花小說選》（1990）、《羅生門——芥川龍之介小說集》（2010）、《雜憶錄》（2013）、《五重塔》（2019）、《黑白》（2019）等。20世紀90年代，文潔若與丈夫蕭乾合作翻譯了意識流小說《尤利西斯》（1994）。2012年，中國翻譯協會授予文潔若“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作為意識流小說開山之作，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創作的《尤利西斯》（Ulysse，1922）在世界文壇具有極大影響。2015年《時代週刊》評選的“史上最偉大的100部長篇小說”，《尤利西斯》與《堂吉訶德》《戰爭與和平》位列榜單前三甲。我國對《尤利西斯》的譯介始於20世紀90年代。1994年4月，由蕭乾、文潔若合譯的譯林版《尤利西斯》上卷與金隄翻譯的人民文學版上卷同時出版，出現《尤利西斯》兩種中譯本並存競爭的現象。2019年是蕭乾先生逝世20週年和《尤利西斯》中譯本出版25週年，受《中國社會科學報》委託，筆者於2018年11月21日、12月11日，2019年3月23日和4月26日，先後四次圍繞《尤利西斯》翻譯始末以及日本文學譯介等相關話題，對年逾九旬的文潔若先生進行了採訪。

清華大學給我補發了畢業證

潘佳寧：文老您好，感謝接受專訪。首先請您簡述早年的求學經歷。

文潔若：我家祖籍貴州，但我是在北京出生的。我祖父而立之年在貴陽考中舉人後赴京應考進士。他在北京考了三次，才於光緒十五年（1889）考上進士。祖父覺得老家貴陽太偏僻了，為了子女未來，就在北京買了兩處房子，分別在上斜街和北剪子巷桃條衚衕。我們兄弟姐妹共7人，我排行第五。我7歲入孔德學校，就是現在北京第二十七中學的前身，沈尹默、周作人、錢玄同等人都曾在該校任教。我記得一年級剛開學，老師就讓回家寫篇作文。別的同學上過幼兒園，知道該怎麼寫，我不會，就問大姐文桂新。大姐說：“你不會，就寫一首唐詩吧。”我就默寫了《涼州詞》，結果被老師畫了個大叉。我當時經常拿大姐的教科書讀，其中就有冰心的《寂寞》，我百讀不厭。

在孔德學校只讀了一年，我就跟父親去日本了。父親在中國駐日本使館任三等祕書官，每個月掙八百大洋。20世紀20年代日本物價不高，這個收入非常可觀。父親請了幼兒園的保育員幫我們練習日語，後來還給我們請了一位家教，姓今野。今野老師非常會講故事，除了日本民間傳說，他還講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和《天方夜譚》。1936年2月，東京發生“二·二六”武裝政變，父親被免職，我們全家回到北京，我到東單頭條衚衕的日本小學讀書。那段時間父親讓我把一套10卷本日文版《世界小學讀本》翻譯成中文，他跟我說：“你把書裡吐出來的話都寫成中文。”我每天晚上坐在父親對面，跟他共用一盞檯燈，花了4年把這套書翻譯成中文，這應該是我最早的翻譯。

1940年小學畢業，父親送我到聖心學校讀英文，我知道家裡供我上外國學校需要多交不少學費，所以加倍努力。我的功課一直很好，學校每月評獎，我都能獲獎，還跳了兩級。1941年底，因為父親失業，家裡經濟拮据，我只好輟學在家，直到1942年大姐畢業找了工作，幫我交上學費，我才到輔仁大學附屬中學做了一年旁聽生。1946年我參加高考，考入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讀英文，1950年到三聯書店當校對，後調入人民文學出版社，一直到1990年退休。

潘佳寧：清華讀書期間您也非常刻苦，除了上課、吃飯和睡覺，您整天都泡在圖書館，大三就修完了清華的全部課程。後來，您隨母親回老家貴陽，在貴州大學讀完大學。1949年回貴州的時候，西南還沒有完全解放，當年為何一定要回貴陽？

文潔若：北平淪陷時期，我家在桃條衚衕的房子被日本人盯上了，經常來鬧。父親沒辦法就把後院讓給兩個日本人住。日本人也不給錢，就給點兒小米和粗糧。再後來，為了一家人吃飯、供幾個孩子上學，父親把房子作了抵押，但當時沒留下憑證。到了1949年，因為沒法證明這房子是我家的，就被沒收充公了。當時父親不在北京，他1946年跟大伯先回貴州了，家裡只剩下母親帶著幾個孩子，母親一個女人也不知道怎麼辦，就帶著我和兩個弟弟回貴陽老家了。當時西南的確還沒有全部解放，我們到了武漢後被告知往前走到處都在打仗，不通車，母親帶著我們幾個從武漢徒步走回貴陽，走了40多天才到家。

潘佳寧：20世紀90年代，清華大學教務處查檔，才發現您當年已經完成了畢業規定的課程，給您補發了清華大學的畢業證。1950年，您從貴陽回到北京，在三聯書店工作，為什麼沒有當時就聯繫清華大學？

文潔若：當時家裡需要我掙錢養家，我被三聯書店錄用就上班了。沒辦法，不能再上學了。後來是因為我和蕭乾翻譯完《尤利西斯》，清華大學想請我倆給學生做個講座，談談《尤利西斯》的翻譯。他們知道蕭乾的身體不太好，就請我去。我回信跟他們說：“我最後一年沒在清華念，等我以後把最後一年課程補上，拿了清華的文憑才能回去。”有幾個同學好信兒（東北話，形容這人好奇心重，愛打聽），去教務處查了我當年的學籍檔案，發現我儘管最後一年沒念，但課程早就修完了，清華大學就給我補發了畢業證。

翻譯《尤利西斯》是我婚姻生活中最美好的回憶

潘佳寧：據譯林出版社李景端回憶，20世紀80年代，他曾經邀請錢鍾書在內的諸位名家翻譯《尤利西斯》這部小說，均被婉拒。錢鍾書在信中寫道：“八十衰翁，再來自尋煩惱討苦吃，那就彷彿別開生面的自殺了。”後來李景端找到您和蕭乾，蕭乾開始也是拒絕的，是您和李景端把蕭乾“拖下水”，請您先介紹一下《尤利西斯》的翻譯始末。

文潔若：1987年我從人民文學出版社退休後又被返聘三年，1990年7月正式回家。當時孩子都已出國，家裡只有我和蕭乾，還有我的三姐。三姐一輩子未嫁，母親“文革”期間上吊自殺後，三姐就一直跟我倆住在一起，我家的大小事務都由三姐打理。要不是有她照顧，我倆絕不會接下這個重任。8月初李景端登門，此前他除了請過錢鍾書，還有王佐良、周珏良、趙蘿蕤、馮亦代、董樂山等人，都被謝絕了。蕭乾早年在劍橋時就讀過《尤利西斯》，稱之為“天書”，自然也是一口回絕，他說：“我比錢鍾書還大一歲呢，如今80多歲了，去搬這麼一座大山，我可不想沒罪找枷扛。”但李景端把我說動心了。我在清華讀書時，就聽說過《尤利西斯》這部名著；後來在編輯崗位上，一直從事日本文學的翻譯和校對工作，高中和大學期間學了10年的英文始終沒有用武之地。於是我跟李景端約定：翻譯合同先由我簽字，以後再讓蕭乾補籤；合同上寫“文潔若譯，蕭乾校”；另外，交稿時間儘量長一些，不讓蕭乾感覺壓力太大。李景端走後，我跟蕭乾說：“與其我倆每天在家裡擔心你的身體，還不如一塊兒找點事做，說不定對恢復有好處。我倆在大風大浪中度過了30多年，翻譯《尤利西斯》就當作我們結婚40週年的禮物吧。”在我的勸說下，蕭乾終於同意合譯。他跟李景端說：“既然簽了約，我就要對讀者負責，豁上老命也得把它幹好。”

潘佳寧：我查閱了1990—1994年間蕭乾的書信。在1990年8月16日李景端登門後一週，蕭乾給兒子蕭桐寫信，告訴蕭桐“一件大事”，他說：“我和媽媽已答應為譯林出版社翻譯奇書《尤利西斯》了……大功告成之日，會是我和媽媽近半個世紀的文學姻緣中，最值得大書一筆的事。”（見《蕭乾全集·第七卷書信集》882頁）蕭乾對於翻譯《尤利西斯》的興奮和期待溢於言表。此外，蕭乾在1994年1月21日寫給李今的信中寫道：“我們正在衝刺中，今年已第四個年頭。我愛人已熬了幾個通宵，我這84歲老頭子除了天還黑著就從熱被窩中爬起，晚上也時常到深夜。所以什麼都顧不及了。”二位當時全力以赴、爭分奪秒的工作狀態和巨大的工作強度，由此可見一斑。

文潔若：蕭乾的身體不好，不敢讓他太累，所以我負責翻譯初稿、收集資料、編寫註釋和謄抄工作。當年我精力充沛，可以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連續通宵工作也沒問題，一連幾個月都不下樓；蕭乾謝絕了所有約稿和應酬，開足馬力，投入工作。他除了幫我校對潤色譯文，還要聯繫朋友幫忙解決翻譯中遇到的問題。4年裡，我倆每天早上5點就起來開始工作，連大年三十和初一都在趕稿，終於在合同規定時間內完成了任務。翻譯《尤利西斯》的那些日子，是我們45年婚姻生活中最美好的回憶。蕭乾去世後，我才漸漸意識到翻譯《尤利西斯》對他來說有多麼重要。1999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寄來一本《翻譯名家研究》，書中介紹了中國現當代具有重大影響的16位譯者，包括魯迅、周作人、胡適、郭沫若、林語堂、梁實秋等人，蕭乾也在其中。我想，若不是當年翻譯了《尤利西斯》，蕭乾絕不可能與這些翻譯名家一同被該書收錄。

蕭乾通常被認為是記者和作家，實際上他從20世紀30年代起就開始翻譯包括劇本、小說、戲劇在內的大量文學作品，但只有《莎士比亞戲劇故事》（1996）、《好兵帥克》（1991）和《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德傳》（1981）幾部出版，大部分都在“文革”期間付之一炬，或是因為蕭乾“右派分子”的身份沒有署名。比如美國小說家西奧多·德萊塞那（Theodore Dreiser，1871—1945）的《黎明》，我倆翻譯了4年，共40餘萬字的手稿在“文革”期間化為灰燼。20世紀70年代，蕭乾與人合譯赫爾曼·沃克（Herman Wouk，1915—2019）的《戰爭風雲》（The Winds of War），他半年之內就翻譯了16萬字，還校訂了六七萬字的譯稿。蕭乾還參與翻譯了艾利·福爾（，1873—1937）的《拿破崙論》，那是毛主席要看的，他連夜突擊，三天譯好。那段時間他還翻譯了《肯尼迪在白宮的一千天》《光榮與夢想》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不過都是匿名翻譯，沒有署名。如果把他的譯文全部收齊，字數應該跟創作不相上下。

潘佳寧：美國漢學家芮效衛（David T. Roy，1933—2016）曾表示，“西方文學作品中，在語言文體、表現手法和思想內涵方面能與中國明代四大奇書之一《金瓶梅》相媲美的，只有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喬伊斯本人也公開承認自己就是處心積慮要為讀者設置難以逾越的障礙。二位在翻譯過程中如何分工？如何最大程度地傳達和再現原文的信息和風格？

文潔若：在動手翻譯之前，我倆明確翻譯的目標：要儘自己最大的努力，將原著中晦澀難懂的語言化解，讓譯文儘可能流暢通順、易於理解。具體操作上，我翻譯初稿，保證譯文要忠實於原文，我是編輯出身，文字摳得嚴，主張翻譯中“一個零件都不能丟”；蕭乾潤色譯文，負責再現原著的藝術風格。蕭乾是作家，有才氣，所以，我倆合作翻譯可以取長補短。有時蕭乾會跳出原文的“束縛”，但如果我覺得他改得太靈活了，我們就再商量。

作為喬伊斯的代表作，《尤利西斯》的語言、文體和藝術手法都很難處理。在翻譯過程中，我倆始終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因為只要稍不留神，就會掉入喬伊斯精心設計的陷阱裡。首先是語言關，《尤利西斯》全書夾雜了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土耳其文等多種語言，還經常使用希臘文、拉丁文、阿拉伯文和梵文等多種古文字，甚至有時一句話中會混合多種語言。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先後請教過楊憲益、季羨林、金克木、吳小如、呂同六等朋友。其次，喬伊斯還經常使用生僻詞、古語和方言，問愛爾蘭的朋友，他們也表示不知所云。比如rawmeah這個詞是都柏林的土話“胡扯”；Old foggot是17世紀的方言，即“老太太”的意思。再次，喬伊斯還經常自己創造新詞，第八章曾經出現過一個很長的單詞“Smiledyawnednodded”，其實就是“微笑”“打哈氣”和“點頭”三個單詞的過去式連在一起，表現三個動作同時發生。諸如此類的文字遊戲，全書比比皆是。

文體方面，印象最深刻的是第十四章。這一章的背景是婦產醫院，描寫嬰兒的誕生。喬伊斯居然能用英國語言和文體的發展史來呈現嬰兒從發育到分娩的全過程。他使用了古蓋爾文、古拉丁文、古英語等多種語言開篇，接著又模擬了班揚（John Bunyan，1628—1688）、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斯特恩（Laurence Sterne，1713—1768）、謝里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1751—1816）、昆西（Thomas De Quincey，1785—1859）、狄更斯（Charles John Dickens，1812—1870）和卡萊爾（Thomas Carlyle，1795—1881）等20餘位英國文學大師的文體風格。越往後，文體越通俗，到最後還摻雜了方言和俚語。為了體現原文文體的變化，我倆特意讀了中國曆代文選，試圖用不同時代的中文去呼應喬伊斯複雜多樣的英語文體。但我倆國學根底有限，只好將前半部分譯成半文言半白話，後來逐漸過渡到全部白話。

小說最後一章是喬伊斯意識流手法表現得最淋漓盡致的部分，整章都是布盧姆妻子摩莎的胡思亂想、天馬行空。原文1600多行、7個部分，只有第三部分和全章結尾處各有一個句號，整章既無標點符號，句與句之間也無空格。為了尊重原著，我們也沒有加標點，但在該有標點的地方加了空格。喬伊斯好像就躲在原文後面，看著我們步履艱難地爬過一個個精心設計的文字機關。

選擇日本文學翻譯對象的原則性

潘佳寧：您曾經譯介大量日本文學作品，夏目漱石（1867—1916）、幸田露伴（1867—1947）、谷崎潤一郎（1886—1965）、芥川龍之介（1892—1927）、川端康成（1899—1972）、井上靖（1907—1991）、水上勉（1919—2004）、三島由紀夫（1925—1970）等人的作品您都翻譯過。1998年您在接受許鈞教授採訪時曾表示，您著重選擇翻譯那些譴責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作家的作品。傅雷認為，譯者選擇原作好比交朋友。在您譯介的日本作家中，您更願意翻譯誰的作品？有什麼選擇標準？

文潔若：小時候在日本生活的兩年中，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日本孩子罵我們是“支那人”。後來回到北平，我在東單的日本小學讀書，班裡的同學都是日本孩子，我認為他們是侵略者的後代，心中暗暗想一定要在功課上比他們強。所以，像三島由紀夫，儘管他非常有才氣，但是他為日本軍國主義切腹自殺，我覺得非常遺憾。不過我後來也翻譯過他《豐饒之海》（1965—1970）中的兩部：《春雪》和《天人五衰》。

谷崎潤一郎在日本文壇的影響也很大，生前曾7次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他的作品風格傾向頹廢，追求強烈的刺激、自我虐待的快感和變態的官能享受。在其代表作《春琴抄》中，主人公佐助為了表現對盲女春琴的愛，用針刺瞎雙眼，這種變態的自我虐待我實在無法理解，也不喜歡。但谷崎自幼反對日本的侵華戰爭，他曾在代表作《細雪》（1945）中，通過男主人公貞之助表達自己對日本侵華戰爭的不滿，對中國感情很深，中文造詣也很深，還當過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顧問。我翻譯過他的偵探推理小說《黑白》（年代不詳，中譯本發表於2013年），這是谷崎作品中創作風格特別的一部。另外，《細雪》也是谷崎的扛鼎之作，這部小說以筆觸細膩著稱，20世紀80年代還拍成了電影，曾風靡一時。谷崎在創作《細雪》之前，用了8年時間（1934—1941年）完成《源氏物語》的今譯工作，然後才開始創作《細雪》，因此兩部小說的人物設定、創作風格都很相似。上海譯文出版社曾請我翻譯《細雪》，但翻譯了1萬多字，我發現對話中出現大量的大阪方言，我不會說關西話（大阪、京都方言），就謝絕了。

渡邊淳一（1933—2014）我翻譯過他的《魂斷阿寒湖》，是他緬懷青春的自傳體小說。他曾經在《一百種理論不如一份良心》一文中強烈譴責日本政府對二戰罪行緘默不語、拒不認錯的行為。2010年渡邊淳一訪華時，我用日文跟他開玩笑說：“魯迅和喬伊斯都學過醫，後來棄醫從文，成了大家。你也一樣。”他聽了非常高興。

潘佳寧：松本清張（1909—1992）在日本文學界享有極高的聲譽，被稱為“日本社會派推理小說鼻祖”“日本的巴爾扎克”，東野圭吾曾公開表示松本清張是影響自己創作生涯最深的作家。早在20世紀60年代中旬，您就翻譯過鬆本清張的《日本的黑霧》（1960），後來還見過鬆本本人，請您談談對他的印象。

文潔若：松本清張是日本社會派推理小說的開創者，與英國的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和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1890—1976）並稱為世界三大推理文學宗師。松本清張的小說用推理分析現實，揭示現代日本社會的矛盾，使日本推理小說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翻譯《日本的黑霧》，是人民文學出版社許覺民社長交給我的任務。1963年11月，許覺民與冰心、巴金、嚴文井等人訪問日本期間見到了松本清張，松本先生籤贈給許社長一本《日本的黑霧》。回國後，許社長囑咐我利用業務時間把這本書翻譯成中文。這是我跟松本先生第一次打交道。

1986年6月，我作為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成員訪日，回國前跟文藝春秋社的藤井康榮女士專程去松本清張家中拜訪這位老作家。他住在衫井區高戶東，環境幽靜。兩扇木門關著，門牌上寫著“松本”二字。20多年來，松本先生一直是日本版稅最多的作家，但他穿著非常樸素，不修邊幅，灰白色的頭髮蓬蓬鬆鬆，還有一縷垂到臉上。我將帶去的《日本的黑霧》三個譯本送給他，並請他為《深層海流》（《日本的黑霧》續集，1961）譯本寫一篇序；之後他將《驛路：松北清張短篇小說集》（1961）和《熱絹》（1985）籤贈給我。當時松本清張已經年近八十，他跟我說過的一句話，我至今難忘。他說：“只要活著一天，我就爭取多做一些工作。”

閱讀是提高翻譯水平的不二法門

潘佳寧：憑藉60多年筆耕不輟的翻譯，2012年您獲得“中國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該獎項是中國譯協表彰翻譯家個人的最高榮譽獎項，至今只有25位翻譯家獲此殊榮。請您談談對翻譯工作的認識，您覺得譯者應該如何提高翻譯水平？

文潔若：我認為，把一個國家的文字翻譯成另一個國家的文字，努力保留原作的神韻，不因兩國文字句法結構的差異而在譯文中留下牽強生硬的痕跡，這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心目中理想的文學翻譯工作者不但要對兩種語言駕馭自如，還要對兩國文學史，特別是古典文學有所瞭解。

要想提高翻譯水平，翻譯工作者就必須堅持不懈地閱讀，閱讀是提高翻譯水平的不二法門。首先，在動筆翻譯某部作品之前，可以讀讀在語言風格和文體上相近的一些作品。我在翻譯幸田露伴的《五重塔》前，就把“三言”“二拍”等明清小說看了一遍；翻譯芥川龍之介和井上靖之前，我認真閱讀了郁達夫、沈從文、老舍、巴金等作家的小說，力求使譯文語言符合芥川和井上靖的氣質和風格。其次，我認為要想翻譯好一部作品，應該對作者的生平經歷、思想觀點以及文學淵源做一個深入、系統的研究，做到知人論世。最後，我主張譯者應該在翻譯一部作品後寫譯後記，整理對作家作品的認識，總結翻譯的感悟。

潘佳寧：如今您已經92歲高齡了，仍然筆耕不輟地翻譯和創作，有沒有考慮過搬去跟子女一起生活，安享晚年，或者請個人來家裡照顧您的生活？

文潔若：孩子如今都在國外，會按時回來看我，他們有自己的生活，我不想打擾他們；我目前還不需要人照顧，想吃什麼我自己能做，權當是活動活動，總不能一直工作，也要適當休息休息眼睛。我這人獨處慣了，人多了嫌麻煩。我現在最大的願望就是能繼續工作下去。我每天早上7點起來，晚上10點準時睡覺，非常有規律。我吃得也很簡單：早上一根香蕉或者一小盤水果，午飯煮十幾個餃子或者吃塊麵包，晚上喝一杯牛奶加個煮雞蛋就夠了。牛奶和雞蛋保證每天都有。另外我堅持每天下一趟樓扔垃圾，順便取報紙。如果多交點錢，報紙可以送上樓。但那樣我就整天待在屋子裡，一點兒活動都沒有了。

潘佳寧：您計劃工作到什麼時候擱筆？

文潔若：這個可不敢說。目前我的身體很好，眼睛也不花，所以還可以繼續工作，我覺得這是老天爺的眷顧。楊絳先生100歲還在工作，讀書寫作從不間斷，我向她看齊。但我現在的翻譯速度比較慢，一天最多翻譯1000字，正常時每天只有幾百字，跟當年翻譯《尤利西斯》的時候不能比了。我這輩子，沒有人誇過我漂亮，也沒有人誇過我聰明，能取得一點點成就，全靠勤奮。生活中我沒有別的興趣，就喜歡翻譯和寫作，只要活著，我就要一直工作下去！

（本文系2019年度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項目（19YJC740053）、遼寧省社科規劃基金項目（L15CYY005）“中國當代翻譯（學）家口述史研究”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瀋陽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