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肅文學還有希望嗎？ 一個青年作家的出東北記

2018年12月15日，酒仙橋北路的MeePark對鄭執來說是個有點特殊的場合。這是由“鯉”、“騰訊大家”、“理想國”聯合主辦的匿名作家計劃的頒獎典禮現場。他穿著皮夾克和高領衫，一隻手拿著面具遮在臉前，站上舞臺時顯得有些不知所措。面對臺下的格非、蘇童、畢飛宇，他的開場白是：“我既算新人，其實也不是新人。”

“新”指的是他此前從未在國內的嚴肅文學期刊上發表過作品；“不算新人”，則是因為18歲那年暑假，他已經開始創作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並在第二年正式付梓。那時候，他是作家出版社力捧的年輕程度僅次於韓寒的“少年作家”，一條可堪預期的成名之路似乎已經在眼前勾勒了出來。

然而，一直到站上舞臺，揭下面具，從蘇童手中接過匿名作家計劃的首獎獎牌，時年31歲的鄭執才算用一篇《仙症》完成了他在嚴肅文學寫作上的自我證明，他也把《仙症》稱為自己“寫作履歷中一個最重要的拐點”。這部分解釋了，今年年初，我們在藍天曠闊的北京見到鄭執時，他身上的那種意氣風發。放在幾年前，這樣的鄭執不會出現。

獲獎之後，接下來，用鄭執的話說，他將“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洗”的是什麼樣的心？怎樣“革面”？寫作者被命運為難的那幾年，鄭執有自己的生存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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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執來北京即將滿三個年頭。

2016年8月，因為短篇集《我在時間盡頭等你》裡一個故事所屬的電影項目即將開機，擔任編劇的他被項目監製召喚到北京。彼時，他還在臺灣大學讀戲劇方向的研究生，在鄭執眼中，那是一段非常悠然的日子，為了休養生息。

然而在北京住下來之後，項目卻因種種原因一再延宕。很快，鄭執接到了第二個編劇項目，又賣出了他的第三個、第四個小說版權——北京成了一座無法離開的城市。

鄭執主動回到臺灣辦理退學，他的老師紀蔚然教授用玩笑口吻說：“你還留著幹嘛，早點滾回去賺錢吧。”事實上，這一次離開臺灣時，鄭執已經解決了生計問題，不再是他口中那些有滿腹才華卻被困窘和世界的勢利埋沒的年輕人。“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是愛倫•坡、蒲松齡、曹雪芹，苦一輩子，活成一個傳奇，留下一本傑作，這個時代也許不容許你幹這種事兒，你他媽也不確定自己是不是天才到那個程度。”

才華無法被量化，所以很難實現與金錢之間的等價交換，但才華可以自證，可以通過外界的反饋，比如來自他人的鼓勵、出版社的賞識、獎項的肯定，來完成自身的“血液循環”。在這方面，鄭執是幸運的。“能寫這件事我從小就知道。”

高中，鄭執就讀於以理科見長的名校東北育才，他瘋狂掠食般的閱讀是從高二——一段自我封閉的成長期開始的。與之同步的，是他在模擬考試800字的作文框架裡恣肆的小說創作，這一切都被當時的語文老師用高分寬縱了下來。等到真正踏上了考場，鄭執突然開竅了，他還記得考的是命題作文“肩膀”：“就甭想了，‘責任’，舉幾個例子，收尾。”拿了當年遼寧省的高考作文最高分。

當時正值香港的高校對遼寧省開放招生的第二年，香港高校的面試成績佔到40%，班主任建議鄭執去試一試。最終，鄭執在三百餘人中衝出重圍，拿到了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專業在內地的唯一一個招生名額。學校的事解決了，鄭執用充沛的暑假創作他的處女長篇。

長篇是校園題材，半自傳體，一開始只在搜狐的私人頻道連載，特供給自己即將四散到北京、加拿大、美國的寢室哥們兒閱讀，鄭執並沒有太過留意。但有一天點開之後，突然發現閱讀量已經突破了三百萬，搜狐還給他寄了一個狐狸公仔。更直接的建議來自身邊一個家裡從事出版行業的同學，他的父親讀了鄭執的小說，認為他應該去投稿。

鄭執把尚未連載完的內容從網上撤了下來，將剩餘的部分繼續寫下去。那時候，他在香港的讀書生活已經展開，TVB8娛樂頻道要開一個付費的普通話節目，面向浸會大學招收形象良好的學生做實習主播。鄭執和一位日後成為港姐的同學一起前去應聘，被留用後，卻一直在幕後做實習剪輯。長篇完稿之後，稿子打印出來，裝在書包裡，鄭執特意請了假，來到位於北京團結湖文聯大樓的作家出版社，投稿給編輯，留下了瀋陽家裡的電話。這一招出自同學父親的言傳：“你往最牛逼的出版社投，然後等待著被退稿，然後你再往下一家投，直到有一家不開眼了，接受了你的稿子，你就有機會出版。”

兩週後，鄭執的父親率先收到了書能出版的電話，“當時我爸以為騙子呢。”遠在香港的鄭執，正被困在如同8月的港島天氣一樣溽熱潮悶的實習期裡。有一天室外大雨瓢潑，辦公室內擠滿了人。有人突然喊了一句什麼，人們一窩蜂地擁出了辦公室。那時鄭執還不太懂粵語，他的同學說：“張柏芝生啦。”那一刻，鄭執感到恍惚——“一個明星生了孩子，你們就冒著大雨奔出去了？”

小說能夠出版的消息為焦灼的生活解了圍，鄭執立刻找到主管辭職，“不幹了，老子回家當作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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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水嶺從鄭執父親的去世開始劃下。鄭執曾經在一場演講中分享過一張父親的照片，照片拍攝於上世紀80年代，照片裡的父親剛剛升任市電容器廠的銷售科副科長，穿著西裝、皮衣，立著領子，蓄著兩撇脣髭，頗有派頭。在鄭執的記憶中，父親是一個很有前瞻性的人，早在東北下崗大潮開始前的上世紀90年代初，他就自己辦了停薪留職，在火車站附近開了家抻面館。一碗麵賣兩塊，月收入很高。母親在東北最好的醫院工作，旱澇保收，優渥的日子一直支撐到鄭執初中畢業。

高中那幾年抻面館生意幾經波折後開始走下坡，酗酒成了父親的習慣。與此同時，父子關係也進入冰河期，不說話，見面像仇人。一直到後來，鄭執才知道，當年父親完全是硬撐著面子東拼西湊送他去香港讀書的。

冰河尚未解凍，大三上學期，鄭執被母親一個電話叫回了瀋陽，此時他才知道，父親已經到了癌症晚期，只剩一個月的時間。像是一部電影猝然迎來轉折，倒逼出被懸置的和解時刻，那一個月，鄭執守在父親的病榻前，“我跟他說，爸，我對你所有的印象都來自親戚的講述，如果你不告訴我一些東西，我永遠不知道你是個什麼樣的人。”宛如對電影《大魚》的現實複寫。

生活的玻璃罩很快被打破，他選擇休學一年。這一年，鄭執在自己的第二本長篇小說裡釋光了所有陰鬱的能量，小說十分晦澀，因此銷量慘淡。回到香港後，鄭執面臨的頭等大事就是：如何把書唸完？“我知道錢這個問題要我自己解決，我不能再伸手跟我媽要了。”

在香港讀書的留學生不能打工，沒有永居證也無法申請助學貸款，鄭執還試圖代理過一種製造酸奶冰淇淋的雪糕機，這個計劃很快顯露出了他的盲目。情急之下，他借了高利貸。

香港，一座明暗交替的城市。維多利亞港灣和中環地區，是門面；擠擠挨挨的窮宅陋巷、兩男一女群居、面積不足一張雙人床大的房間，才是畢業後屬於鄭執的真實生活。“最後那一兩年，我都快抑鬱了，你想走不能走啊。”工作也令鄭執痛苦不堪，他做了一年半的編輯，成天為香港一幫業已成名的作家改稿，漸漸和父親一樣，染上了酗酒的毛病，三個月後，得了盲腸炎被送進醫院。“做手術時我還在想，這個住院的手術費怎麼辦？”事後他才明白為什麼上司讓他去公立醫院，12900塊港幣的手術費，香港政府報了12000塊。

病痛使鄭執警醒，他決定靠寫東西來緩解酒癮。這時候，從父親那聽來的故事成了他的敘述母本，他創作了第三本長篇小說，講述父母那一代的故事。小說陸陸續續寫了兩年，“ 我認清了這輩子就要幹這行，我要搞嚴肅文學。”最後，成了鄭執賣出的第一個小說版權。當年借的高利貸12萬港幣已經利滾利成了20萬，小說賣出去的錢正好是20萬。

“所以人生有一種很神奇的力量，這個20萬好像是我爸給我定的，‘多一分你也別留了，還完了你就趕緊走吧’。”這筆錢將鄭執從港島解救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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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香港後，鄭執與自己的下一篇嚴肅文學作品之間，又隔了五年。恰逢張嘉佳的情感小故事流行之際，影視圈一片利好，大大小小影視公司不惜砸下重金搜刮IP，正在臺灣唸書的鄭執琢磨了一下同類型的短篇，“我也能寫呀。”對於這一系列的短篇，鄭執有自己明確的訴求和創作方式，“就是當一本電影大綱在寫，每篇故事8千到1萬字。你知道他們要什麼，就往這方面寫。”

事實證明，鄭執成功了。前一個系列的短篇結集出版之後，在北京開始新生活的鄭執不僅劇本邀約不斷，又緊接著寫了一本目的仍然是為了賺錢的書，自我懷疑的情緒不間斷地泛起，“我懷疑的是，我是不是一輩子只能寫寫這種東西。”

《生吞》在這個節點應運而生。它花了一年多構思，實際完成的時間卻只有三個月。東北下崗潮、改頭換面的“三八”大案，都出現在了這本黑色懸疑軀殼的青春故事裡。對於《生吞》，鄭執的評價是“我寫了一本很聰明的書。”聰明度體現在了題材的選擇上：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商業類型，內核嚴肅。從第一本長篇到第三本長篇逐漸遞減的銷量趨勢，讓鄭執急於向周圍人證明，自己即便寫偏嚴肅的題材也仍然能夠吸引讀者。

“這件事我做成了。”提起《生吞》，鄭執臉上不乏得意之色，但更多的是感激，“我始終覺得書寫完了就跟作者脫離了關係，它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它給我帶來了所有的東西。”“所有的東西”裡，包含足以讓鄭執在北京保持安適生活的物質和放鬆的情緒，在這樣的情緒之下，鄭執不疾不徐地寫出了《仙症》。

《仙症》最開始匿名發佈時，不少讀者猜測作者是雙雪濤、筆名“坦克手貝吉塔”的班宇，結果揭曉之後，這成為不少人爭議的焦點。作家張楚就評論此事道：“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劍法還是不要趨同的好。”

針對這個問題，與二人同為朋友的鄭執有不少自發的思考：“寫作就是一個人的集體記憶和個人記憶的結合。我們的集體記憶確實太相似了，同一個時間段出生，在一個同樣的環境里長大，同樣的語言環境。而語言是決定人思維邏輯的東西。”鄭執認為，處理這個爭議的最佳方式是“有一個清醒的意識，但不要成為包袱。”

“一個作家寫作的道路大概是一個菱形，一開始進去是一道窄門，大家都從這道門擠進去，這是寫作最基本的門檻：你的語言、結構、敘事、對小說的意識。跨過這道門檻，是一個越變越寬的過程，很多道路給你走，你完全可以跟別人不撞路。”但最後，仍然殊途同歸，歸結到一點：“人性裡面幾千年來沒有新發明。”

創作嚴肅文學給鄭執的感覺，就像是“在霧裡抓蚊子”，但他願意為此熬下去，這是他的初心，也是他努力賺錢所要供養的。現在，除了日常跑健身館，時而與朋友聚會，以及固定刷一小時“抖音”瞭解他所不瞭解的“中國主流社會”之外，其餘時間都獻給了創作。今年，鄭執將創作一本完整的嚴肅文學題材的短篇小說集，逐漸回暖的嚴肅文學市場讓他充滿了信心。

“我總覺得，一片土地的命運跟個體的命運是一樣的，你不會白白遭受一些苦難，但是具體會顯現在哪，中間的時長是不確定的。”鄭執等待著有一天，無可抹滅的遭遇會滋養到他的寫作，他笑道：“我就嚴肅文學奔到頭了。”

攝影 王曉東 ／ 採訪、撰文 何焜

編輯 費斯基 ／ 妝發 楊紫惠

本文刊載於《ELLEMEN新青年》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