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道明談契訶夫:一個可愛的作者,一顆善良的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研究員,著名翻譯家、戲劇評論家童道明,於2019年6月27日上午9時,在中日友好醫院逝世,享年82歲。

童道明是契訶夫研究專家,被稱為中國最懂契訶夫的人。他一生翻譯了許多契訶夫的作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曾出版兩部契訶夫的短篇小說集——《牽小狗的女人》《套中人》,由童道明先生精心翻譯並作序,序言中,童先生深情地書寫了契訶夫的作品和為人。今天,我們想通過童先生談契訶夫的這篇文章,表達我們無盡的追思和哀悼。

童道明談契訶夫:一個可愛的作者,一顆善良的心

童道明

童道明( 1937 - 2019 ),江蘇省張家港市人,1960年畢業於莫斯科大學文學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著名翻譯家、戲劇評論家。

契訶夫:如此的光明,如此的柔情

童道明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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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訶夫是19世紀80年代初開始寫作的,那時他還是莫斯科大學醫學系的學生,作品以幽默小品居多,都用筆名發表,用得最多的筆名是安·契洪特,因此也有學者把契訶夫創作的第一個時期稱作“契洪特時期”。

這個時期也有公認的幾篇傳世佳作,如《一個官員的死亡》(1883)、《胖子和瘦子》(1883)。這兩個儘管篇幅不長但人物形象刻畫得極為鮮明的作品,也凸顯了青年契訶夫一項道德訴求——“在人群中應該意識到自己的尊嚴”(1879年4月6日致弟弟米沙信)

“一個小官”在一位將軍面前的恐懼,一個“瘦子”在一個“胖子”面前的諂媚,都是“在人群中”丟掉了“自己的尊嚴”。契訶夫懷著悲憫之情,摹寫了兩個小人物在所謂的大人物面前喪失“自己的尊嚴”的過程,讓人憫笑,也讓人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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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訶夫小說創作的新階段是哪一個作品作為標誌的?學界大致有兩個選擇。

一種觀點是把《獵人》(1885)視為新階段的開端。

這篇小說,一反先前的幽默小品筆法,開始有了氣韻生動的抒情。《獵人》的開頭是一段情景交融的文字:

“一個酷熱難耐的中午,空中沒有一點雲彩……被太陽晒枯了的青草,神情愁苦、絕望……森林默默地挺立著,紋絲不動,好像是用樹梢往某處眺望著,或是在期待著什麼。”

文學前輩格利戈羅維奇(1822—1899)讀過《獵人》後,於1886年3月25日給契訶夫寫信,對契訶夫的才華表示激賞,這是俄國文壇前輩對契訶夫的頭一次眷顧和“發現”。

另一種觀點是把《苦惱》(1886)視為契訶夫創作的轉折點。《苦惱》一出現,人們發現:先前編寫幽默故事的契洪特,變成了咀嚼人類苦惱的契訶夫。

《苦惱》的題詞來自《聖經》:“我向誰去訴說我的痛苦?”小說主人公馬車伕姚納的兒子剛死去不久,他要把心中的喪子之痛向人傾訴,但竟然沒有一個人願意傾聽他心中的苦惱,於是,姚納最後不得不把他的全部痛苦訴說給那匹他飼養的小母馬聽。小說的結尾,竟是這樣一句:

“小母馬嚼著草,傾聽著,朝自己主人的手上噴著熱氣……姚納講得出了神,把所有要說的話,統統講給了它聽。”

“人與人的隔膜”,後來成了20世紀文學的一個重要主題。契訶夫是這一文學主題的開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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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訶夫生於1860年,俄羅斯的現代化的初級階段開始了。比契訶夫小三歲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自傳《我的藝術生活》中這樣開篇:“我於1863年出生於莫斯科,那正是兩個時代交接的時期……我親眼看到在俄羅斯出現了鐵路……”

童道明談契訶夫:一個可愛的作者,一顆善良的心

契訶夫(1860-1904),全名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訶夫,19世紀末俄國具有世界聲譽的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幽默諷刺大師、短篇小說巨匠、劇作家,與法國的莫泊桑和美國的歐·亨利並稱為“世界三大短篇小說家”。

俄羅斯的現代化是從修鐵路開始的。小說《燈火》(1888)的主人公阿納尼耶夫就是個修鐵路的工程師,而第一人稱的“我”正“身處於一條剛剛開工修建的鐵路線上”,那一片滿地狼藉的工地,“被黑暗染成一種最單調的顏色,給這片大地平添了一種奇怪的、野蠻的景象……”

修鐵路就需要枕木,就需要砍樹。俄羅斯森林在這個現代化過程中遭遇到了空前的劫難,隨之而來的,是河流枯竭、鳥獸絕跡。而契訶夫最早通過文學作品發出了生態危機的警告。從這個意義而言,《牧笛》(1887)也是一篇標誌性的作品。

《牧笛》寫一個田莊管家和一個會吹牧笛的老牧人在樹林裡的相遇,他們你一言我一語地訴說自然環境的不斷惡化——樹木少了,河水小了,鳥獸不見了。小說最後以悲涼的牧笛聲終結:

“當牧笛的最高音顫抖地在天空中飄過,宛如一個哭泣著的人的悲鳴,他(即田莊管家)感到無比的痛苦,也為大自然的無序感到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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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自然界的生態危機的,還有人的精神危機。契訶夫發現了一個當時還很少有人說清楚的道理:在這個世界上,有人因為貧窮而痛苦,但也有人因為擁有財富而痛苦。小說《出診》(1898)就寫了一個人因為擁有財富而痛苦的故事。

醫生柯羅廖夫去到一個擁有五座廠房的工廠主家“出診”,工廠主的千金小姐麗扎得了個怪病,任憑吃什麼藥都不見效。醫生在這個工廠裡盤桓了幾天後終於明白,“她應該儘快擺脫這五座廠房和她可能繼承的百萬家產,應該擺脫那個每晚都監視著她的魔鬼……”

在表現物質與精神的衝突方面,《醋栗》(1898)也是個代表作。它寫了一個因沉溺於世俗的物質享受而喪失了精神追求的庸人。這位名叫尼古拉·伊凡內奇的庸人,把一生的追求定位在能吃到自己莊園生長出來的醋栗。最後他如願以償了:“尼古拉·伊凡內奇笑了,他默默地瞧了醋栗一分鐘,含著眼淚——由於激動,他一時說不出話來,然後他把一粒醋栗放進口中……高興地說:‘多麼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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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契訶夫作了一次艱辛的遠行——到流放犯人聚居地薩哈林島逗留考察了三個月零兩天。帶著從人間地獄歸來的印象,他寫作了《第六病室》(1892)。這個收治精神病人的“第六病室”,就是一個從精神到肉體奴役著良善的社會精英的“人間地獄”。

《第六病室》也許是契訶夫寫作的調子最為灰暗的小說,這是因為必須讓這個社會看清自己,為自己的黑暗害怕。少年列寧讀完《第六病室》之後,甚至感覺到自己似乎也置身到了這個“第六病室。”

從地獄般的薩哈林島歸來之後,契訶夫更加感受到自由的可貴。

《套中人》(1898)也許是契訶夫的一個最有知名度的小說。那個“即便在陽光燦爛的日子出門,也穿上套鞋,帶上兩傘”的別里科夫,給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套子”是個象徵,象徵著一切束縛著人的陳規陋習,這個“極力把自己的思想裝在套子裡”的“套中人”,實際上也是一個最最不自由的人。

童道明談契訶夫:一個可愛的作者,一顆善良的心

《套中人》

[俄羅斯]契訶夫/著

童道明/譯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萬幸,別里科夫後來死了,“套中人”的死亡,伴隨著小說收尾時唱出的自由之歌:“啊嘿,自由,自由!甚至僅僅是對自由的某種暗示,甚至是對自由的微小希望,都能給靈魂插上翅膀,難道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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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訶夫一般不給自己的作品作評價,但蒲寧的回憶錄裡卻記錄了一段契訶夫表示偏愛《大學生》(1894)的自白:“我算什麼‘憂鬱的人’……我算什麼‘悲觀主義者’?要知道在我自己的作品中,我最喜歡的短篇小說就是《大學生》。”

大學生伊凡歸家途中,走進了一個有母女兩個村姑經營的菜園子。在燒得正旺的篝火旁,伊凡給她倆講了耶穌受難的故事。母女二人聽了之後都受到了感動,流出了眼淚,大學生因此受到了鼓舞,因為他由此想到“過去與現在是由一連串連綿不斷、由此及彼的事件聯繫起來的”,想到那一千九百年前曾“指引過人類生活的真與美,直到今天還在連續不斷地指引著人類生活”。

這是契訶夫的樂觀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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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訶夫早期小說的知名主人公都是男性,從1885年起,他便越發關注女性形象的塑造,而且還發表了應該如何描寫女人的心得體會:“應該這樣描寫女人,讓讀者感覺到您是敞開了背心,解掉了領帶在寫作。描寫大自然也應如此。請把自由交給自己!”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爾仁尼琴用“如此的光明,如此的柔情”來形容契訶夫的形象特徵。難怪契訶夫能寫出像納金卡(《玩笑》,1886)、阿紐塔(《阿紐塔》,1886)、米修司(《帶閣樓的房子》,1896)等心靈如此美好的少女。還有那個讓人愛憐的索菲婭(《大小瓦洛佳》,1893),還有願意將“別人的不幸”當成自己的不幸的維羅奇卡(《別人的不幸》,1886),更不要說那個已經向著光明的新生活迎面走去的《未婚妻》(1903)的女主人公了。

隨著女性形象的湧現,愛情題材也隨之而出現。契訶夫的作品中,少有美滿的愛情結局,像獨幕劇《求婚》中的喜劇性的大團圓結局,在小說中少見。

契訶夫寫得最讓人動情的,倒是一些“有情人難成眷屬”的故事。如《薇羅奇卡》(1887),《帶閣樓的房子》(1896)等。

如果要說契訶夫傾全力抒寫愛情的小說,那就是《牽小狗的女人》(1899)了。但契訶夫並沒有著墨去描寫男女主人公之間的肌膚之親。他著力要表現的,是當真正的愛情在人的心中萌生之後,人的精神會發生什麼樣的昇華。

童道明談契訶夫:一個可愛的作者,一顆善良的心

《牽小狗的女人》

[俄羅斯]契訶夫/著

童道明/譯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關於愛情》(1898)也寫了一個未獲正果的暗戀在心的故事。只是到了男女主人公要分手的時候,才相互表白了愛情。這時,主人公才“懷著心中的灼痛終於明白:所有那些曾經妨礙我們相愛的東西,是多麼的渺小,多麼的不必要,多麼的自欺欺人……當你愛著,對於這份愛情,你就得超越所謂的幸福或不幸、罪孽或善行的通俗觀念,去作更高層次的思考,或者乾脆不作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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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全世界都在紀念契訶夫誕生一百週年。俄羅斯作家愛倫堡寫了本名叫《重讀契訶夫》的書。愛倫堡從契訶夫的無以倫比的謙虛的秉性說起,認為契訶夫的簡潔的文風也和他的謙遜的人格不無關係。

然後又說起契訶夫的無往而不可愛的善良,把“文如其人”的理念發揮到了極致;愛倫堡斷言:“如果契訶夫沒有他那少有的善良,就寫不出後來他寫出來的那些作品。”

1960年我初讀《重讀契訶夫》,並沒有十分在意愛倫堡的這句斷言,20年後當我重讀《重讀契訶夫》,才意識到了這句話的彌足珍貴。因為的確是這樣的:不管我們閱讀契訶夫的什麼作品,我們都能感覺到在我們談到的這些文字後,有一個可愛的作者的存在,感覺到有一顆善良的心在跳動。

注:本文系童道明為《牽小狗的女人》《套中人》所作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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