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潘文捷
編輯：朱潔樹
《大偵探霍桑》上映以來，不僅票房慘淡，而且在豆瓣上也僅獲得3.5分的低分，不少網友甚至稱其為“2019開年第一糟心爛片”。熱門短評稱這部電影“劇情弱智，對白低幼，表演浮誇，人物單薄”。影評人戴桃疆在澎湃新聞撰文，稱“從懸念設計和推理結構來說，《大偵探霍桑》的懸疑性為零，推理邏輯也是零”。他還認為，追溯歷史和文學底蘊，其實“偵探霍桑”資歷老、文本豐富，如果做得好，本可以塑造一個超越《唐人街探案》的本土偵探群像。
這部票房和口碑均撲街的國產懸疑喜劇本是紀念“中國偵探小說家之第一人”程小青誕辰126週年之作。鮮為人知的是，霍桑不僅是民國年間最受歡迎的中國偵探形象之一，而且還曾經在影視化門檻很高的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屢屢被搬上大銀幕。《霍桑探案集》的作者程小青1893年出生於上海，成長於民初戰亂頻繁之際，他在《時務報》上讀到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故事，萌發了創作偵探小說的想法，當時，偵探類型的小說在國內幾乎還是空白。1914年，程小青參加上海《新聞報》副刊《快活林》徵文比賽，創作了以私人偵探霍桑為主角的小說。霍桑體格魁梧，目光敏銳，具有超人的記憶力和推斷力，對生物、物理、哲學、法律，甚至對醫學和搏擊術都有深入的學習。擁有科學頭腦和進步思想的霍桑受到了讀者的好評。在獲獎兩年以後，程小青和周瘦鵑等人合力翻譯了《福爾摩斯探案全集》12冊。接著，程小青的小說《江南燕》被拍成了電影，從此偵探霍桑和他的助手包朗不僅成為了人們的枕邊讀物，也在電影銀幕頻頻出現。
程小青的作品在今日銀幕上的“復活”或許令人失望，但《霍桑探案集》自身的魅力依舊存在——直到今天，它依然是不少讀者最早接觸到的中國偵探小說。事實上，程小青是把偵探小說當做“通俗科學教科書”來寫的，他通過小說來破除迷信、宣揚科學，也著力對當時的法律和制度進行批判和顛覆。不過，在學者李歐梵看來，這些努力或多或少犧牲了小說本身的可讀性，他也指出，程小青對上海的都市文化缺乏敏感和了解，對都市生活的現代性及其陰暗面描寫不足。即便如此，程小青對偵探小說在中國的紮根與普及起到了開創性貢獻，至今依然被稱為“中國偵探小說第一人”。
關於科學：偵探小說是“一種化裝的通俗科學教科書”
在電影《大偵探霍桑》的開頭部分，霍桑的助手包朗告訴觀眾，他認識的霍桑是個“過分自我、嚴重潔癖、極度固執、吹毛求疵”的神探。這樣的概括雖說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霍桑的個性，但無意中也忽略了程小青創作霍桑這個人物的本意——其實，在程小青的小說中，主人公霍桑是一位極具科學頭腦的現代偵探。程小青本人在《偵探小說的多方面》一文中強調，偵探小說是“一種化裝的通俗科學教科書”，“除了文藝的欣賞以外，還有喚醒好奇和啟發理智的作用。在我們這樣根深蒂固的迷信和頹廢的社會裡，的確用得著偵探小說來做一種摧陷廓清的對症藥啊。”
程小青之所以對偵探小說這一題材寄寓了“摧陷廓清”的厚望，與他對中國傳統公案小說與傳統“斷案”方式的研究和思考密不可分。很多讀者都認可公案小說是“中國式偵探小說”。其實，公案小說旨在通過破案歌頌忠君愛民、明察秋毫的清官，其主題在“警世”，而不著重描寫案件的推理和偵破過程，其中雖然涉及一些傳統的法醫和偵破技術，但大量依靠神鬼而非實證科學分析探案的情節，讓現代人讀來常感荒誕不經。《三俠五義》裡的包公可以到閻羅殿裡去查明案件，《龍圖公案》裡的案件也多數是在陰風、夢兆的幫助下偵破的。程小青認為，這些古典公案小說雖然已經粗具偵探小說的雛形，但“內容不合科學原理，結果往往侈述武俠和參雜神怪”。
清末，隨著西方科學技術的傳入，中國法醫科學逐漸誕生。但是即使到了民國初年，現實中的“斷案”方式依然被迷信所籠罩。在1929年發表的《談偵探小說》中，程小青明確對此表達了嘲諷：“我記得某城裡出過一件殺人的巨案，案發以後，那個偵探因著凶手逃遁無蹤，便虔虔誠誠地點了三柱長香，在死者的腳上繞了幾繞，又默默地祈禱了一回，希望因此可以使凶手不能走遠，而自投羅網。可是那死者的靈魂竟偶然失效，凶手到底沒有自投羅網裡來！”
為了創作出能夠傳播科學、開啟民智的中國式偵探小說，程小青不僅翻譯了《福爾摩斯探案》，還廣泛涉獵各個門類的科學知識——閱讀刑事心理學家葛洛斯（H.Gross） 的偵查理論、法國犯罪學家拉卡薩尼（Lacassagne）的學說、日本學者勝水淳行的《罪犯社會學》等，並且還作為函授生進修了美國大學專業的偵探學、 罪犯心理學課程。他還翻譯和創作過不少相關的科普文章。可以說，中國近代的偵探小說家在專業知識素養方面幾乎無人可以與程小青媲美。因此，他筆下的偵探霍桑常常能夠利用五花八門的先進科學成果進行探案。霍桑可以使用行為心理學的理論，推斷案件當事人的心理狀況。例如，在《兩粒珠》當中，兩個人同樣拿到了假珠，一個認為是真的，一個卻辨別出是假的，霍桑指出，這和兩個人迥然不同的心境有關。霍桑也時常鑽進實驗室，熟練使用顯微鏡、照相機、鉛粉瓶、放大鏡等設備，化驗血液、毒藥。在霍桑這裡，一些被警探和包朗無視甚至覺得是無關緊要的線索，最後卻能成為破案的關鍵。例如，在《青春之火》的案件裡，案發現場的桌子上有一壺紅茶，上面漂浮著厚層茶葉，霍桑認為凶手情急之中往壺裡注入了冷水，由此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他也會採用歸納和演繹的方法，運用邏輯思維指導偵探破獲案件。
程小青還讓霍桑使用科學偵破手法來證實凶案不是因為鬼怪作祟，而是因為人本性的邪惡。他寫了一系列涉及“鬧鬼”的奇怪案件，讓霍桑通過實地調查和科學取證，對封建迷信的現象進行揭露和打擊，用通俗化的偵探小說文本切近市民的生活，弘揚科學觀念和科學精神，客觀上進行了寓教於樂的通俗化的啟蒙。
關於法治：以“中國式審判”反思法治缺陷
“我們探案，一半在滿足求知的興趣，一半在維持公道。所以在正義範圍之下，往往不受呆板法律的拘束。有時遇到那些因公義而犯罪的人，我們便自由處置。這是因為在這以物質為重心的社會之中，法治精神既然還不能普遍實施，細弱平民，受冤蒙屈，往往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故而我們不得不本著良心，權宜行事。”程小青在《白紗巾》一案中，藉由霍桑之口說出了這樣的話。當時，辛亥革命已經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人們對西方的法治有著熱烈的嚮往，但在傳統文化的巨大慣性之下，舊的影響依然揮之不去。中國近代的偵探小說就成為了近代中西方法文化衝突和融合的縮影。
在傳統的公案小說當中，清官以其明察秋毫和平冤除奸的能力受到百姓愛戴。例如包公，其形象植根於對皇權的忠誠和維護，他在高堂之上的審訊和象徵皇權的金牌令劍、御鍘三刀反映了權力的獨斷性和專制的暴力性。如果說公案小說宣揚的是人治，那麼偵探小說中的斷案過程講究的則是實地調查、證據確鑿、依法辦事。霍桑這樣的私家偵探不依附於任何政權或者團體，他們只希望以符合現代法治文明的方式使案件真相大白，卻不會希望藉此維護某個政權的統治。霍桑以普通人的形象出現，他也會犯錯，也會有缺點，這對傳統的清官崇拜來說是一種祛魅化的書寫，“青天大老爺”變成了現代理性人，獨斷的公權力放到了民間，體現出了對人的尊重。
1912年，臨時政府提出了“三權分立”的司法原則，並且有細則規定不能夠對嫌疑人屈打成招。但是在實際操作中，行政司法一體化的情況依然存在，刑訊逼供、漠視生命的現象屢見不鮮。程小青在一些偵探小說中批評了這些現象。比如在《輪痕與血跡》 案件中，警探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確認了死者身份，逮捕了“凶手”。這些警探缺少經驗，卻剛愎自用，無視霍桑的好心提醒，只是根據一兩個字的證言就逮捕有嫌疑的人。程小青根據這些基層警探的辦案表現，間接地對上層執法者也進行了諷刺和批判。 程小青還看到，正是因為司法不完善，一些特權階層才會不受法律約束，而大量平民的權利卻得不到法律保障，受到損害只能忍氣吞聲。例如在《血手印》當中，被軍閥蹂躪的婦女無法獲得法律的支持，最終產生了報復之心，走上利用暴力方式維護自身權益的道路。正因為對這些人抱有同情之心，霍桑才會選擇自由處置那些因為公義而犯罪的人，對他們進行“中國式審判”，這也和西方偵探小說中完全按照法律進行處理的方式形成了對比。
關於都市：罪惡的源頭是應當深入探討的“虎穴”
電影《大偵探霍桑》裡，故事發生地是中俄邊境一個虛構的城市黃金城，霍桑則是“來自上海的大偵探”。在原著《霍桑探案集》中，霍桑也是住在上海——這塊中國近現代中西文化碰撞最為劇烈的土地。黃金城不是上海，但卻帶著舊上海的痕跡——“繁華勝過巴黎”，魚龍混雜，“love to speak English”的南方人，打扮得像瑪麗蓮·夢露的銀行祕書，外國攝影師、警察和刺客……架空的黃金城和上海一樣，帶著多元異質的社會文化。
本雅明在《發達資本主義的抒情詩人》當中提出了“都市漫遊者”的概念，“漫遊者”以邊緣的姿態行走於都市之中，帶著頹廢的不事生產者的印跡。本雅明通過愛倫·坡小說《人群中的人》指出，“都市漫遊者”的凝視和偵探角色是相互勾連的。偵探不僅是城市的凝視者，而且擁有敏銳的洞察力，有對混沌信息流的迅速處理能力，對城市有獨特的閱讀方式。
中國偵探小說的創作也和城市發展密不可分。19世紀40年代開始，英租界用了大約十年時間，圍繞著上海蘇州河開通了二十六路。這以後，租界早期的街道交通格局逐漸形成，接著，煤氣、電力、自來水等也投入了規劃和使用。街道建設使得上海原本侷促狹窄的道路被切割為有序的網格型現代都市空間，這樣的新空間也給“五四時期”的偵探小說帶來創新。偵探的查案需要到各處走訪調查，穿行在都市的道路當中。作者們也樂於點出每一條馬路的路名。何樸齋的《雪裡紅》就是其中的一個代表，偵探和助手走訪上海各大珠寶商店和古玩店，打聽“雪裡紅”寶石的下落，作者在描述兩人的行蹤時，以空間的位移架構起全篇，讀者可以從中描繪出一張城市地圖。
城市街道延伸出了各種各樣不同的都市景觀，例如舞廳、電影院、銀行、咖啡館等，這些都市空間也被近代的偵探小說攝入了文本。舞廳是當時“夜上海”的代表，也是當時文學作品當中塑造的都會上海的經典形象。程小青在《舞后生涯》當中寫到了“廣寒宮舞廳”，稱其外部巍峨而氣勢宏偉，羅馬式的大門、高大的花崗石柱子、光滑的石級，晚上還閃爍著形形色色的點燈，令人神往。在他的另一篇《活屍》中，則有對“紫霞路明月舞場”內部的描述，其中有白帆軟椅、紅漆牆壁、鏤花壁燈、玻璃櫥櫃、香檳美酒等各種時尚元素，混雜著異國情調，熱力四射，享樂主義氛圍濃厚。在《大偵探霍桑》的電影當中，也有體現不同都市景觀的海軍別墅、銀行、警局、教堂、碼頭、會所、火車站等場所，男女主角在“貓眼石會所”霓虹燈下舞蹈的情景，帶著昔日上海舞廳的色彩。
李歐梵認為，程小青雖是“中國偵探小說的宗匠”或“偵探泰斗”，但並不是一個典型的“海派作家”。事實上，程小青有一部分時間住在蘇州，是一個蘇州文人，和其他“鴛鴦蝴蝶派”作家的背景相似。所以程小青對上海都市文化的看法和“新感覺派”的劉吶鷗、穆時英很不一樣，更沒有施蟄存西方現代文學的學養。李歐梵指出，“鴛鴦蝴蝶派”的作家所寫的大多是城隍廟和四馬路、福州路附近的旅館、妓院和餐館的世界，而“新感覺派”和其他新派作家則洋化得多，以租界裡的咖啡館、大飯店和舞廳為背景。相形之下，程小青筆下的世界似乎在兩者之間：霍桑的探案故事當中，罪犯全部都是華人，霍桑和包朗的“中國味”也太濃，甚至還有江南燕這樣的舊式江湖俠客，此外，故事雖然發生在都市當中，卻缺乏城市文化誘惑力的代表——“尤物”女人（femme fatale）。
程小青試圖以小說來弘揚科學和法治精神，試圖將思想啟蒙與遊戲消遣相互結合。不過，在李歐梵看來，程小青在小說中刻意提倡偵探學和犯罪學這兩門新學問，“近乎說教”，使得情節鬆散，不能一氣呵成。不過，在他看來，程小青小說的致命傷還是對上海的都市文化描繪得不夠深入。上海這個大都市——或其中的一部分，應該是罪惡的淵源或頹廢的所在地，是霍桑應該深入探討的“虎穴”。然而，霍桑探案中的犯罪案件有不少發生在其他小城或鄉下，即使發生在上海，故事對城市陰暗面的描寫依然不足。美國漢學家金介甫在接受澎湃新聞的採訪時也指出，“就像早期（1920年代）的五四一代作家一樣，程小青是科學和法制的堅定支持者，他也不憚於把這些東西體現在他的小說裡。”但是，程小青對上海都市生活的描繪，比起那些最優秀的作家，確實是更膚淺的。“他會不禁讚歎上海的先進發達，但就價值觀來說，他在心理上是和這些東西保持距離的。他被上海的現代性所吸引，但他又會抗拒它。”
【參考資料】
李歐梵《福爾摩斯在中國》
澎湃新聞《專訪｜美國漢學家金介甫：近些年來中國作家釋放了想象力》
張瑩《五四偵探小說：都市裡的新文學》
周楠《近代偵探小說中的都市元素研究》
朱定愛《論程小青的偵探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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