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麥積山石窟早期勘察活動
晚清和民國時期，是麥積山石窟發展最為低落的時期，香火敗落，僧人寥寥，原來的秦州佛教中心地位已經不復存在，淪為附近鄉民進行簡單佛事活動之地。當時山體棧道大多斷絕無法登臨，外界對麥積山石窟亦所知甚少。
一九四一年農曆四月初八，天水學者馮國瑞先生考察了麥積山石窟，揭開了對麥積山石窟勘察的序幕。此後，一九四三年國民政府教育部西北藝術文物勘察團、一九五二年中央西北文化局勘察團、一九五三年中央文化部勘察團以及其他學者的考察，都使外界逐步瞭解了麥積山石窟在藝術史、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價值。
（一）馮國瑞先生與麥積山石窟
麥積山石窟地處深山，交通不便，加之棧道長期毀壞未通，無法登臨進入洞窟，故近代以來很少有人涉足，只有附近的山民、香客等偶爾到這裡燒香拜佛。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寺院的宗教活動也只是由少數僧人勉強維持。
將麥積山石窟納入現代學術研究視野的是日本學者大村西崖，一九一七年（日本大正六年），大村西崖出版了《中國美術史•雕塑篇》，在此書中，引用了北周庾信《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並序》，國外始知大都督李允信在天水麥積山建七佛龕一事。但這條資料僅僅是大事記性質的，比較簡單，並沒有引起人們對麥積山石窟的足夠重視。
真正將麥積山石窟引入國人視野的是天水學者馮國瑞先生。馮國瑞，一九〇一年生，一九二六年考入清華國學研究院，師從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等著名學者，一九二七年畢業。一九四九年前，先生曾任甘肅省通志局分纂、青海省政府祕書長、國立西北師範學校教授等職；一九四九年之後任蘭州大學中文系主任、蘭州圖書館特藏部主任、省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等。他先後擔任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省文史館館員和省政協委員等職，著有《絳華樓詩集》《張介侯先生年譜》《麥積山石窟志》《炳靈寺石窟勘察記》等。
一九四一年初，馮先生開始整理地方歷史文獻，接觸了很多有關麥積山石窟的資料。同年農曆四月初八，馮先生和朋友趙堯丞、聶幼蒔等同行，首次到麥積山實地考察，以﹃對證古本﹄的方式去找古蹟，抄錄碑文，勘察地理環境，並對石窟做了編號，發現以前未有人談到的壁畫，頗有收穫。隨後寫成《麥積山石窟志》（下文簡稱《志》），由隴南叢書編印社鉛印線裝本三百冊發行。該小冊子是國人對麥積山首次考察研究的成果，當時的《大公報》《益世報》《燕京學報》等新聞媒體均有相關報道，這對宣傳麥積山石窟起到很大作用。麥積山石窟始繼敦煌之後顯揚於世。蘭州大學劉文炳教授所作的序中高度概括了《志》的價值：必待文物劫餘之後，而始有《敦煌學》之成學；必待像畫劫餘之後，而始有云岡、龍門之審存。故在外人未有所著之先，國人皆未之及。唯秦州麥積山石窟之有志，則自天水馮公仲翔始。
《志》中對麥積山石窟的歷史沿革、造像、壁畫、建築及有關碑刻銘文做了較全面的介紹和考證。全志包括十二部分：一、甘肅諸石窟中之天水麥積山佛龕。二、秦漢間麥積山之史蹟。三、西魏大統時之再建麥積山佛龕。四、北周李允信之建造麥積山七佛龕與庾信之作銘。五、散花樓遺蹟間之六朝壁畫與藻井畫。六、造像。七、建築。八、六朝唐宋明人之摩崖。九、宋明清人之石刻。十、瑞應寺。十一、勝蹟。十二、藝文附錄。全志涉及範圍廣泛，基本上對麥積山石窟遺存的各個方面都有反映。
為了保護麥積山石窟藝術，先生建議修建保存文物的博物館，多次給當局負責人于右任、邵力子、吳稚暉、鄧寶珊以及當時的教育部長陳立夫等去信、打報告，拜見西北行轅主任朱紹良、甘肅省政府主席谷正倫，提出自己對於保護和維修石窟的意見，並多方請求協助。
一九四四年二月，馮先生偕同劉文炳教授再次赴麥積山石窟考察。這次考察，主要完成石窟的編號及草圖測繪工作。隨後他寫成《調查麥積山石窟報告書》，提出研究和保護方案，並呈報甘肅省政府。
一九四五年，馮國瑞對山體正面（即東崖）洞窟情況進行整理並在《和平日報》上報道後，駐榆林的鄧寶珊先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甘肅省人民政府主席）對自發組織保管運動和補修棧道曾給予大力支持，次年（一九四六年）九月撥付了一定的資金對麥積山石窟進行修繕。同年秋天，馮國瑞邀請甘肅省第四區（天水）行政督察專員胡受謙在山中小住，爭取到政府少量資金。十月對東崖臥佛洞到牛兒堂的棧道工程進行了維護。同時在僧人的配合下，補修瑞應寺房屋及僧房，並建設山館五間，工程歷時兩月有餘，為來往的學者和遊客提供基本的參觀和考察條件，並請吳稚暉先生題寫“麥積山館”，還請于右任先生題“藝並莫高窟，文傳庾子山”的對聯。
一九四七年初，馮國瑞先生邀請天水縣長方定中上山考察，並聯合地方有識之士成立了“天水麥積山石窟建修保管委員會”，擬定對有重要史蹟洞窟的補修計劃。這是首次對麥積山石窟從維修保護和周邊環境治理諸方面考慮較為全面的一次保護計劃，惜時局以及資金問題，這些計劃都沒有落實。
此次上山時，通過與僧人交談，得知麥積山西崖有“萬佛洞”，由於棧道斷絕，百年來無人登臨。遂請來當地木匠文得權，於二月十日“挾長板，架敗棧間，遞接而進，至窮處，引索攀援”，於此發現了麥積山最大的洞窟（現編號一三三窟）。馮先生依據文得權的口述，認為此洞即是五代王仁裕《玉堂閒話》中描述的萬菩薩堂，欣喜之餘立即用北周庾信《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並序》的原韻撰寫《天水麥積山西窟萬佛洞銘並序》，後以天水麥積山石窟建修保管委員會的名義刻石于山中，現保存於瑞應寺。次年（一九四八年）還為文得權題寫中堂及對聯各一。對聯寫道：“洞窟猿升山上下，蓮花魚戲葉東西。”
一九五二年十月，馮先生陪同西北考察團對炳靈寺石窟考察後，又對麥積山石窟進行勘察，發現並編號洞窟有一百五十七個，摩崖石刻題記最早為唐代大中七年（八五二年），並對發現的一三三洞窟的第十號造像碑在內容、建築、裝飾、雕刻、藝術等方面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一九五三年七月初，中央文化部組織以吳作人為首的專家組對麥積山石窟做進一步的勘察研究。七月二十九日正式開始調查工作，勘察團主要以馮國瑞《麥積山石窟志》為重要文獻依據，對麥積山進行了歷時三十二天的考察，馮先生隨行。這次勘察收穫很大，後來馮先生也隨團到北京，繼續做資料的整理工作。他寫的《麥積山石窟大事年表》和考察團的報告一起發表於一九五四年《文物參考資料》第二期。從此，眾多專家對麥積山石窟的研究都以馮國瑞先生的考證為依據。
一九六〇年生活困難時期，馮先生身體日漸衰弱。他自覺來日無多，特命兒孫將家藏的各類文物及書畫、拓片共十餘箱，悉數捐贈給麥積山文物保管所收藏。他相信這些藏品只有交給麥積山才會永久保存，如此方不負當年收藏之初衷。馮先生捐贈的藏品不乏精品，極大豐富了麥積山石窟藝術的內容，併為進一步開展研究工作，提供了可資借鑑的材料。
（二）王子云帶領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考察麥積山
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是抗日戰爭時期，由國民政府教育部組建的一個針對西北各省的藝術文物調研的學術考察團體。該團於一九四〇年成立，由留法歸國的藝術家王子云提議組團並擔任團長。歷經四年多的時間，對川、陝、豫、甘、青各省尚未遭到日本侵略者損毀的古代藝術文物進行全面勘察與清理，以文字記錄、測繪、寫生、模鑄、拓印、臨摹等田野調查方法展開對西北古代藝術史的基礎性研究。
一九四三年秋，王子云先生帶領團隊考察了麥積山石窟，由於棧道敗絕，大部分洞窟都無法登臨。王子云等繪製了麥積山石窟全圖，並且對東崖可以登臨位置的刻石進行了拓印，拍攝了照片。這是麥積山石窟的首次攝影記錄，後行文報告了國民政府教育部。時甘肅省政府迫於當時全國文化界搶救麥積山石窟的呼聲，命令天水中學校長範沁勘察石窟、繪圖，提出保管辦法。但限於時局，都沒有具體保護措施。
一九五三年，王子云、何正璜等再次來到麥積山石窟考察，由於之前的西北考察團架設了部分棧道，西崖的部分洞窟及一二八、一三三、一三五窟都能到達，此行則對一九四三年未能到達的洞窟，特別是西崖洞窟進行了考察。西北考察團當時編號一百五十七個，雖然沒有正式對外公佈，但是在學術界還是有流傳，當時王子云採用的編號正是一九五二年西北考察團的編號。隨後，何正璜在一九五三年九月的《旅遊雜誌》上發表了長篇的《一串被遺忘了的珍珠—— 天水麥積山石窟藝術》一文，文中分麥積山石窟興衰史話、洞窟現狀、藝術作品介紹等三個部分對麥積山進行全面介紹，其中藝術作品介紹中又分為麥積山石窟的作品特點、建築、造像、石刻、壁畫等幾個小節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工作。文章整體對麥積山石窟的藝術價值評價很高，對開鑿年代、歷史演變、造像風格等諸多方面均有深刻的認識，是麥積山早期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
（三）敦煌文物研究所閻文儒、李浴及其他學者考察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抗日戰爭勝利的消息傳到敦煌後，敦煌藝術研究所部分工作人員離職東返。在這個過程中，閻文儒、李浴共同考察了麥積山石窟。
閻文儒最先離開敦煌東返，一九四五年初冬，李浴離開敦煌東返，沿途首先考察了安西榆林窟，之後東行。他在蘭州遇到了閻文儒，時閻先生在蘭州西北師範大學教授上古史。稍作停留後二人遂結伴東返，目標就是天水麥積山石窟。
到達天水後，二人首先拜訪熟悉麥積山石窟的馮國瑞先生，瞭解了麥積山石窟的基本情況。後二人乘坐馬車費時兩天（在甘泉鎮住一宿）到達麥積山石窟，因當時寺院荒僻，僧人將他們安排在附近農家住宿，條件非常簡陋，閻先生在後來的描述中說：“時山內荒煙蔓草，景色黯然。”
因當時西崖棧道不通，閻文儒和李浴考察的主要還是東崖的洞窟，記錄了洞窟內容，並且繪製了石窟分佈示意圖，對保存的碑刻也進行了考察，在麥積山停留的時間為八天。
李浴撰寫麥積山調查報告，內容有三項：
（一）石窟寺創修源流考， 說明石窟創建年代及麥積山石窟歷史地理環境。
（二）石窟內容記略，對部分洞窟內容進行記錄。
（三）碑記摩崖錄識， 抄錄麥積山各種碑文題記，報告約萬字。
辜其一先生是四川榮縣人，一九三二年畢業於中央大學建築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歷任四川大學教授，重慶建築工程學院教育、建築系主任，專於中國古代建築藝術。一九五一年，辜其一先生考察了麥積山石窟，之後發表關於麥積山石窟建築藝術的專論《麥積山石窟及窟簷記略》，內容包括：石窟歷史、石窟及佛龕、裝飾及妝鑾、石造窟廊之制度。這是學者首次對麥積山建築藝術的專題研究論文，在文章中引用了王子云一九四三年拍攝的麥積山石窟照片和測繪圖。
（四）西北考察團和中央考察團對麥積山石窟考察
一九五二年，馮國瑞發表了一些炳靈寺石窟的基本情況，在此影響下，九月中旬，由中央政府文化部組織中央美術學院、西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敦煌文物研究所三家單位組成的考察團，對永靖炳靈寺進行了首次勘察。月底返回蘭州後，馮國瑞先生建議，利用此次調查的人力對麥積山石窟進行考察。後決定由常書鴻先生帶隊，參加人員有段文傑、史葦湘、範文藻、王去非、孫儒僩 、竇佔彪等， 馮國瑞先生隨隊考察，時天水行署文教科配合了此次考察。
勘察隊從十月中旬開始至十二月一日結束，歷時四十餘天，對重點洞窟進行攝影、測繪和臨摹工作，共發現石窟一百五十七個並進行編號。這是麥積山石窟有組織勘察工作的開始。勘察小組對一三三窟十號造像碑及北魏造像評價極高，對有關建築裝飾藝術材料倍加註重。勘察小組的工作情況彙總為勘察報告，但並沒有對外刊發。在當時學術界比較有影響力的《文物參考資料》上發表了《西北文化部完成麥積山石窟勘察工作——發現具有民族風格和高度藝術價值的雕像和壁畫》，雖然內容比較簡單，但卻在當時的學術界引起了比較大的反響，也促使中央政府文化部在北京組織相關方面的人員進行下一步的勘察。
常書鴻先生帶領的這次考察，是在完成炳靈寺石窟的考察後主動提出對麥積山石窟的考察。當時的交通條件非常不便，時值寒冬，麥積山寺院破敗，並常有大型的動物如豹子、野豬出現，威脅著調查人員的安全，地方相關部門派出持槍民兵做保衛工作。全體勘察隊員風餐露宿，不畏風雪，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完成了麥積山石窟首次有組織的科學考察，積累了大量的資料，是次年中央勘察團工作的前奏。
為了更進一步地瞭解麥積山石窟的文物以及保存情況，為後期的保護管理提供基礎資料，一九五三年七月初，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鄭振鐸局長親自組織麥積山石窟勘察團以做進一步的勘察研究。團長吳作人，團員王朝聞、常任俠、馮國瑞、李瑞年、羅工柳、鄧白、孫宗慰、蕭淑芳、戴澤、陸鴻年、吳為、張鴻賓、程新民、張建關等共十五人。王朝聞、常任俠、馮國瑞為研究組，羅工柳、李瑞年、孫宗慰、蕭淑芳等為繪畫攝影組，張建關、程新民、張鴻賓為翻模測繪組。從七月二十九日到八月三十一日，勘察團在一個多月的工作中，寫出《麥積山石窟勘察團工作報告》和《麥積山勘察團工作日記》。
勘察團成員的臨摹、特寫、外景照片、翻模作品及測繪洞窟圖紙等研究成果，後於一九五四年均選編入《麥積山石窟》圖冊刊印。研究者們編錄的《麥積山石窟內容總錄》共錄編一百九十四個窟龕，相比西北文化部勘察小組新增三十七個窟，每個編號洞窟內容均涉及窟形、時代、建築、造像、壁畫、題記諸方面。勘察團的《報告》《日記》及《內容總錄》的發表，引起國內外研究我國古代佛教藝術、古代雕塑史和美術史界人士的極大關注，並一致肯定了麥積山石窟的重要性，它可與敦煌莫高窟、大同雲岡和洛陽龍門三大石窟齊名。
勘察團研究成果的公佈，將麥積山石窟再次推介給世人，麥積山石窟漸為國內外學者所關注，引發了國內外學者研究和考察的興趣，這是麥積山石窟研究得以發展的良好外部環境。後期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諸多學者發表麥積山石窟相關的文章都是依據中央勘察團對外發表的成果。雕塑家劉開渠把麥積山石窟譽為“我國曆代的一個大雕塑館”。麥積山石窟能夠在一九六一年成為國家第一批文物保護單位也正是諸多前輩多次調查後的結果。
二、廬江草堂藏麥積山石窟舊影的時間和價值
（一）廬江草堂藏麥積山石窟舊影的時間考訂
在中央考察團考察麥積山石窟之後，麥積山文物保管所正式成立，負責石窟日常管理等工作。由於中央勘察團考察成果陸續對社會公佈，引起了諸多美術、歷史、考古等方面專業人員的注意，並相繼到麥積山石窟進行考察。其中部分學者用在當時條件下甚為貴重的照相機，拍攝了一些外景和洞窟文物的照片。這些照片反映了不同時期洞窟塑像和壁畫的保存狀態，都有重要的價值。
廬江草堂保存有二百餘張麥積山石窟早期的照片，拍攝時間和作者不明，但是通過照片中反映出的各種信息，還是可以相對準確地判斷照片的拍攝時間，為這些照片的價值闡述提供佐證。
照片反映的麥積山石窟外觀全部是木質棧道。麥積山石窟自一九七七年開始，進行了大規模的山體加固工程，山體面貌發生較大的改變，棧道也逐步建造為鋼筋混凝土的結構形式，所以，這些照片的拍攝時間應該在一九七七年之前。
麥積山石窟在歷史上一直是傳統的木質棧道，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之前，由於香火敗落，長期失於修繕，石窟棧道多數斷絕無法通行，僅東崖的中七佛龕和上七佛龕可以通達，其他位置都是隻能遠觀而不能進入洞窟。從一九四三年王子云先生拍攝的照片中就可以看到麥積山石窟最初的面貌，西崖完全無法通達，東崖也只有部分洞窟可以勉強通達。一九五二年，西北勘察團對西崖的棧道進行了修建，最高一層的一二七等窟都可以到達；一九五三年，中央勘察團又對東崖的棧道進行了修建，至此，除中區的個別洞窟外，大部分洞窟都可以到達。從廬江草堂藏麥積山照片看，東、西崖的棧道都已經進行了修建，以此可以判斷，這些照片的拍攝時間是在一九五三年九月份之後。
麥積山文物保管所於一九五三年九月成立，在之前的十年中，因為國家經濟困難，石窟保護工作一直處於簡單的看護階段，較少有一定規模的建設工程，所以這一時期石窟的外貌變化不大。從一九六三年開始，麥積山文物保管所歸屬甘肅省文化局。同年六月，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視察麥積山，此後國家文物局開始對麥積山石窟在資金等方面進行直接扶持。這些資金主要用於對石窟棧道的維修，使得山體外貌逐步發生改變。一九六六年完成了整個山體最危險的一段棧道（五窟— 天橋— 一三五窟）的維修工作，石窟面貌改變明顯。但是在廬江草堂藏的照片中仍然是天橋棧道維修前的面貌，可以肯定是一九六六年前拍攝的照片。
一九六三年，麥積山文物保管所劃歸到甘肅省文化局之前，省文化局、天水行署等單位組成了聯合調查組，對石窟的人員、資產、管理、文物保護等情況進行調研。調研報告中稱有五十五身大型造像呈前傾倒伏的危險狀態，需要進行支護。從一九六三年之後，文管所組織人力對這些塑像進行簡單的支護。但是在廬江草堂藏的照片中沒有看到大型造像被支護的現象，所以可以肯定，這些照片是拍攝於一九六三年前。
圖片中有天王殿內部的照片，可以看到該建築的窗櫺破壞現象。在查閱到的有關天王殿建設的資料中，一九五四年九月對該建築的屋頂進行過修繕活動。雖然沒有直接描述對建築門窗的維修，但是如對損壞窗櫺這類的小的維修活動完全是可以在屋頂的維修中一併修理的。如此，或可將這些照片的拍攝時間推定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之前。
（二）關於作者
拍攝者不詳，但是我們仍是可以從照片中推測到一些信息。
作者應該是從事雕塑的美術工作者。拍攝的照片反映塑像雕塑特點的較多，甚至一個塑像從多個角度拍攝，重視表現塑像的結構等特點。而照片中反映壁畫的則極少，可以反映出作者的身份。
作者在石窟的停留時間比較長，大約為一個星期，並得到了文管所的充分協助。在第一四窟金剛照片中，其中一張是金剛自然狀態的照片，而另外一張則是為了防止塑像前傾倒伏，在胸口位置採用鐵絲捆綁的方法進行固定。這顯然是拍攝過程中發現了塑像有前傾倒伏現象，報告文管所後採取了固定措施。另外還拍攝了一些當時被收進文物庫房的散件造像，這些都是需要文管所協助才能進行的。
（三）照片的價值
這些照片是在西北勘察團和中央勘察團完成麥積山石窟的勘察之後，比較早的以個人名義對麥積山石窟所做的照片記錄，這些資料都是對兩次有組織的考察圖片資料的補充。雖然洞窟內的塑像圖片有重複現象，但是由於拍攝者的理解不同，拍攝的角度也各自不同，所以這些照片可以相互印證，從多個角度反映洞窟內塑像的面貌和保存狀態。
敦煌研究院保存有一九五二年西北勘察團拍攝的照片。但是從提供的照片看，在中央勘察團搭設完東西崖的棧道之後，又派人拍攝了一些照片，兩次或者是多次的照片存放在一起，批次已無法分辨；時過境遷，也無法確定之後拍攝的時間和人員。在廬江草堂保存的九四窟的照片中，塑像背後的一塊壁畫尚有保存，而在敦煌研究院保存的照片中，九四窟塑像背後的壁畫已經脫落，說明當時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在一九五二年的勘察之後再一次拍攝了麥積山石窟的照片。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廬江草堂所藏的照片拍攝時間不會太晚。
麥積山下的瑞應寺是一組保存相對完好的古建築群，各個殿內保存了部分明代的塑像，因為年代相對較晚，所以多次考察都很少拍攝寺院中的塑像。而在廬江草堂保存的照片中，卻有瑞應寺天王殿內的多張天王和菩薩像。這些塑像現在已經不存，這些珍貴的照片使我們得以瞭解明代麥積山石窟寺院中的造像藝術。
在麥積山石窟西側，直線距離約兩公里的位置，有一處北宋時期開鑿的石窟，依據其位置被稱為豆積山石窟或者是羅漢崖石窟。該石窟僅保存一個摩崖窟龕、三尊宋代塑像，規模較小。因位置較為偏僻，所以少有人涉足，在早期的勘察中都沒有學者對這一處石窟進行考察。但是在廬江草堂所藏的圖片中就有多張羅漢崖石窟的照片，這應該是最早反映羅漢崖石窟的照片。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之前，麥積山石窟是處於早期勘察時期，除了西北勘察團和中央勘察團，一些從事美術工作的學者，或是在單位的支持下或是自己獨立考察，都不遠千里來到麥積山石窟考察。當時交通條件很差，需要從城區步行或者是僱傭騾馬車到麥積山；住宿都是在簡陋的寺院裡，條件都非常艱苦；簡易棧道安全性也存在隱患。但是正是在這種條件下，許多美術界的學者為麥積山石窟積累了大量的早期資料。這些考察對麥積山石窟文化影響向外傳播起到了很大作用，許多學者通過這些照片瞭解到麥積山石窟，而這些照片也成為我們瞭解那個時期麥積山石窟文物保存狀態的直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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