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即是中華民族的文化。
中華民族是由許多的民族(或稱為種族)共同構成的一個整體。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中國各族的文化相互交融，共同構成為豐富燦爛的中華民族文化。
從歷史來看，不能不承認，漢族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居於主導的地位。漢族文化曾經對各兄弟民族的文化產生深刻的影響，但也汲取過各兄弟民族的文化成就。漢族和各兄弟民族，彼此之間有一個長期的文化交融的過程。
從世界範圍來看，中國文化是一個獨立發展的體系，有一個連續不斷的發展過程。在這發展過程中，雖經常吸收外來文化的長處，但始終保持著自己的獨立性，因而成為世界上一個獨特的文化類型，影響及於國外，對於世界文化作出過巨大的貢獻。
中國文化在幾千年中，巍然獨立，存在於世界東方，除了有一定的物質基礎(物質生產的原因)之外，還有其一定的思想基礎。這種思想基礎，可以叫做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
何謂精神？精神本是對形體而言，文化的基本精神應該是對文化的具體表現而言。就字源來講，精是細微之義，神是能動的作用之義。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發展過程中的精微的內在動力，也即是指導民族文化不斷前進的基本思想。
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中曾經指出：“還必須注意到結合成一個民族的人們在精神形態上的特點。各個民族之所以不同，不僅在於他們的生活條件不同，而且在於表現在民族文化特點上的精神形態不同。”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也就是中華民族在精神形態上的基本特點。
近代以來，由於中國受帝國主義的欺凌，由於反動統治者的腐敗無能，由於中國淪為半殖民地，人們特別注意考察中國舊有的思想意識中有消極衰朽的方面，注意考察舊有思想意識中的陳腐萎靡的病態。這當然是必要的。對於這些缺點、病態，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堅決地加以改革。但是，如果中國文化僅僅是一些缺點、病態的堆積，那麼，中華民族就只有衰亡之一途了。過去，一些帝國主義者正是以此對中國進行惡毒的攻擊。我們在嚴正地予以反駁的同時，應當注意考察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積極的健康的要素，深切地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指導作用的推動歷史前進的精神力量。
中國文化有五千年的歷史，新中國成立以後，文化又獲得了新生，進入了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新階段。中國文化能夠歷久不衰、雖衰而復盛的情況，證明了中國文化中一定有不少積極的具有生命力的精粹內容。
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什麼呢？指導中國文化不斷前進的基本思想是什麼呢？這裡試舉出四點：剛健有為，和與中，崇德利用，天人協調。我認為這些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略說如下。
01 剛健有為：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
《周易大傳》提出“剛健”的學說，《彖傳》說：“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又云：“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又云：“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這些都是讚揚“剛健”的品德。《說卦》雲：“乾，健也，坤，順也。”健是陽氣的本性，順是陰氣的本性。在二者之中，陽健居於主導的地位。《象傳》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體運行，永無已時，故稱為健。健含有主動性、能動性以及剛強不屈之義。君子法天，故應自強不息。《周易大傳》強調 “剛健”，主張“自強不息”，這是有深刻意義的精粹思想。
從漢代到清代，二千年之中，《周易大傳》被認為是孔子的著作，它是以孔子手著的名義產生影響的。所以，“自強不息”的思想在歷史上曾對很多知識分子起過激勵作用。事實上，《周易大傳》並非孔子所著，“剛健”之說應是戰國時代儒家中講《易》的學者提出來的。“剛健”雖不是孔子提出的，但孔子確實比較重視“剛”，《論語》記載：“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欲，焉得剛？”鄭玄注云：“剛謂強志不屈撓。”《論語》又載孔子云：“剛毅木訥近仁。”可見孔子肯定“剛” 是有價值的品德。《周易大傳》的剛健之說實淵源於孔子。
孟子鄙視“以順為正”，提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生活準則。《孟子》記載：“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大丈夫應有獨立的人格，遵守一定的準則，不屈服於外在的壓力。孟子這種見解與《周易大傳》的剛健思想有一致之處。孔子重“剛”，老子則貴“柔”，兩說相反。都有深遠的影響，老子提出“無為”說，孔子也嘗讚美無為的政治，但孔子認為在日常生活中應該有為。他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孔子自稱“為之不 厭，誨人不倦”，“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他堅決主張有作所為，表現了“自強不息”的精神。
宋代周敦頤受道家影響，提出“主靜”之說，在宋、明時代，影響很大。到明、清之際，王夫之重新肯定了《周易大傳》的剛健學說。王夫之說：“聖人盡人道而合天德。合天德者，健以存生之理；盡人道者，動以順生之幾。”又說：“惟君子積剛以固其 德，而不懈於動。”王夫之有力地宣揚了“健”與“動”的學說。
《周易大傳》關於“剛健”和“自強不息”的思想，在歷史上起了一定的推動中國文化向前發展的積極作用。而道家和部分宋儒的“柔靜”學說，則是“剛健”思想的一種補充，兩者相互對峙，相互引發，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面貌。
02 和與中：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
西周末年至春秋時期，有所謂“和同”之辨。“同”是簡單的同一，“和”是眾多不同事物之間的諧和。《國語•鄭語》記載西周末年史伯的言論說：“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於是乎先王聘後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史伯區別“和”與“同”：“以他平他謂之和”，意謂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叫作和，這樣就能產生新事物，所以說“和實生物”；“以同裨同”，即把相同的事物加起來，那是不能產生新事物的。《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晏子論和同的區別說：“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火+單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幹。……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 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這所謂和，也是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
君、臣之間，臣能提出不同的意見，君能容納不同的意見，然後可稱為和。史伯、晏子關於和同的思想，一是要求多樣，二是要求平衡。這是一種促進文化發展的思想。
孔子也區別了和與同，他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0)看來孔子是同意晏子關於和同區別的言論的。孔子對於和、同之辨未多講，而提出了“中庸”的觀念。後來孔子之孫子思作《中庸》篇，對中庸觀念作了進一步的發揮。於是中庸觀念在中國文化史上產生了巨大的深遠的影響。由於後來的思想家對中庸有不同的理解，因而中庸觀念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影響也不是單純的。
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對於中庸的含義未加說明。《中庸》篇雲：“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這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又云：“舜其大知也與，……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這裡以“時中”、“用中”來解說中庸，時中即隨時處中，依條件的不同隨時選取適當的標準。用中即不陷於某一極端，隨情況的不同而採取確當的方法。
從漢至宋，經學家對於中庸有不同解釋。鄭玄詮釋《中庸》篇的題義雲：“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這是認為中庸指中的運用。程頤詮釋中庸雲：“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13)這是把中庸看成固定的原則。鄭玄的解釋是比較符合原意的。
中庸思想的主要涵義是：在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對於實現一定的目的來說，有一個一定的標準，達到這個標準就可以實現這個目的，否則就不可能實現這個目的。沒有達到這個標準叫做不及，超過了這個標準叫作過。如果超過了這個標準，就不可能實現原來的目的，而會轉變到原來的的反面。所謂“中庸之為德”就是經常遵守一定的標準，既不過，亦不是不及，這是中庸的品德。有些事情，確有一個適當的標準，例如，飲食衛生一類的事情，確有一個適度的問題，這個度在過與不及之間。但是社會的變革，在一定條件下，需要打破原來的標準，這樣才能取得更大的發展；如果固守原來的標準，就會陷於停滯不前了。中庸思想在中國文化史上有兩方面的作用：第一，保證了民族文化發展的穩定性，反對過度的破壞活動，使文化發展不致中斷；第二，對於根本性的變革又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
03 崇德利用：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
春秋時代有“三事”之說。《左傳》文公七年記載晉國貴族卻缺的言論說：“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正德，端正品德；利用，便利器用(用指工具器物之類)；厚生，豐富生活。正德是提高精神生活，利用、厚生是提高物質生活。《左傳》成公十六年記載楚國申叔時之言云：“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又襄公二十八年記齊國晏嬰之言云：“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生活豐厚，器用便利，然後端正德行加以節制。幅是節制之義。晉、楚、齊三國的貴族都談到正德、利用、厚生，可見這是當時比較流行的思想。“三事”之說兼重物質生活和精神，是比較全面的觀點。
《周易大傳》中講到“崇德”與“利用”的關係問題，《繫辭下傳》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朱熹《本義》解釋說：“精研其義，至於入神，……然乃所以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無適不安，……然乃所以為入而崇德之資。……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義指事物的規律，神指微妙的變化。精研事物的規律，以至於理解深微的變化，是為了實用；便利實際運用，是為了提高道德；而道德提高了，就更能對微妙的變化有更深入的理解了。《周易大傳》既重“崇德”，又重“利用”，也是比較全面的觀點。
春秋時代的“三事”之說，兼重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是比較全面的正確觀點。儒家特重“正德”、“崇德”，而對“利用”、“厚生”的問題則研究得不多。道家反對“利用”，也不贊成“厚生”，這對文化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但歷代都有一些自然科學家，對“利用厚生”的實際問題進行過切實的研究，從而促進了文經的發展。
“正德、利用、厚生”，“崇德、利用”的思想，雖然秦、漢以後在理論上沒有得到進一步的發揮，但確實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重要的指導思想。
04 天人協調：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
天、人關係問題，亦即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是中國傳統哲學的一個根本問題，也是文化方向的基本問題。在中國古代哲學中，關於人與自然的關係，有三種學說。莊子主張因任自然：“不以人助天”，“無以人滅天”。荀子主張改造自然：“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而最重要的是《周易大傳》的“輔相天地”的學說。《象傳》說：“天地交泰，後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所謂裁成、輔相，亦即加以調整輔助。《繫辭上傳》說：“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範圍亦即裁成之義，曲成亦即輔相之義。《文言》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此所謂先天，即引導自然；此所謂後天，即隨順自然。在自然變化未萌之先加以引導，在自然變化既成之後注意適應，做到天不違人，人亦不違天，即天、人相互協調。這是中國古代哲學的最高理想，亦即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道路。《周易大傳》在歷史上是以孔子手著的名義產生影響的，所以這種天、人協調的思想在中國文化史上居於主導地位。
王夫之提出“相天”之說，他說：“語相天之大業，則必舉而歸之於聖人。……人弗敢以聖自屍，抑豈同禽、魚之化哉？……故天之所死，猶將生之；天之所愚，猶將哲之；天之所無，猶將有之；天之所亂，猶將治之。”傳統的觀點以為“相天”是聖人的大業，普通人雖非聖人，但也與禽、魚等動物有所不同。增加自然所沒有的，改變自然所已有的，這是人的作用。王夫之的“相天”之說，是對古代“裁成、輔相”天、地的思想的發揮。
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直至今日，仍然是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近代西方強調克服自己，戰勝自然，確實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如果不注意生態平衡，也會受到自然的懲罰。改造自然是必要的，而破壞自然則必自食苦果。中國傳統的天人協調的觀點，確實有重要的理論價值。
文化是受生產方式決定的。周、秦至明、清的文化，基本上是封建文化。西方中世紀文化，也是封建文化。中、西的封建文化，彼此很不相同。中國封建制時代的文化確實有很高的成就。到了近代，中國文化，較之西方，卻相形見絀，遠遠落後了。中國的傳統文化，確有消極的病態的一面，但也有積極的健康的一面。識別中國民族文化中的優良傳統，對於樹立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是非常必要的。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還有一個維護民族獨立，為“報國”而獻身的優良傳統。孔子稱讚管仲：“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從此以後，維護民族的尊嚴、保衛民族文化，便成為一個根深蒂固的信念。在歷史上，漢族和少數民族有一個相互競爭、相互融合的過程，經歷了曲折的道路。在各族中，都有許多為國家為本族而獻身的志士仁人，表現了複雜的情況。例如宋、元之際，文天祥寧死不屈，發揚了民族的正氣，起了激勵人心的巨大作用。許衡把南宋的學術傳播到北方，也對於中國文化的發展有重要意義。這都是不能用簡單化的辦法隨意抹煞的。
中華民族還有一個善於吸收外來文化成就藉以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的優良傳統。佛教的輸入和流傳，表明了中國人民對待外來文化的態度。佛教在中國流傳之後，一部分中國佛教徒把佛教教義中國化了，做出了自己的理論貢獻；而儒家學者在批判佛教的過程中，充實了傳統儒學的思想，提高了理論思維的水平，使中國的固有學術放出新的光彩。中華民族善於吸收外來文化，又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的獨立性，從而對世界文化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五四”運動展開了對傳統文化的批判，這對於除舊佈新，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新中國的成立，使中國歷史進入社會主義的新時代，不但要批判封建文化，也要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我們的任務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文化。社會主義文化不是憑空產生的，我們必須尊重歷史，對過去各時代的文化，批判地加以總結，這樣才有利於社會主義新文化的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化一定要有中國的特點。清理傳統文化的複雜內容，區別其中的精華和糟粕，肅清一切陳腐、庸俗思想的流毒，充分認識在歷史上起過積極作用的文化遺產，並加以改造提高，這是我們今天的一項重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