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我國發展的社會心理因素及其引導培育丨理論視點'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階段，意味著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對於這種歷史性變化，我們在精神上、在社會心理上準備得如何？現實生活中民眾的精神面貌，能否適應物質領域的變化？精神上、心理上的準備狀況，又會對“偉大飛躍”和“光明前景”的實現產生什麼影響？諸如此類的問題，應該成為我們研究新時代中國發展問題的一個重要切入點。更加註重經濟社會發展的心理維度，才能更好地促進中國的全面進步。

一、心理因素在新時代我國發展中的重要性愈加凸顯

依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發展的本質是人的徹底解放和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我們黨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強調發展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又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強調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與此同時，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提出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總佈局。確立並落實以人為本、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強調包括經濟在內的社會各方面、各領域的共同進步，表明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意味著社會要在不同層面滿足人與生俱來但同時具有歷史規定性的豐富需要，包括物質方面與精神方面的需要。黨的十九大通過社會主要矛盾理論的創新，首次明確了當代中國人需要的新變化。過去，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現在，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十九大特別強調，“我國穩定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總體上實現小康，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中國人的需要更加多元化：既有“更高要求”的“物質文化生活”，更有“日益增長”的“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

需要的多元化特別是“更高要求”“日益增長”這樣的現實，一方面折射出人民對現實的不滿，如對食藥品安全狀況的不滿，對普遍存在的人為的不公平、不正義等現象的不滿，對特權、權力大於法的不滿等；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人民解決問題的迫切期望，對黨和政府領導中國持續進步的信心。尤其是，“日益增長”的“公平、正義、安全”等要求，既有制度方面的要求，也是社會心理需要的反映。制度的不完善使得相當多群體的利益不能有效實現，或者他們面臨的問題如住房、教育、醫療等，得不到有效解決，或者他們關心的公共議題得不到有效迴應。隨之產生的，是個體的、群體的心理上的感受，如利益受損群體的被剝奪感、關注社會問題但又參與不進去的無力感等。

需要本身乃至需要的實現及其評價，既涉及主體對其利益（諸如勞動報酬、教育、養老、醫療等）的認知與獲取狀況，又涉及他們主觀上的評價與感受。“美好生活需要”之“美好”，就包含著主觀上的評價。當今時代是一個信息數量無限龐雜、傳遞手段空前便捷、現實空間與虛擬空間複雜交織的自媒體時代。現實中的人，對工作、生活中存在的一些問題、現象，特別是關係到自己切身利益的問題更敏感，更容易產生共鳴。共鳴，必然產生“放大效應”。人民所“放大”的，是自己的生活經驗和體悟。個體的經驗和體悟，毫無疑問是有限的，尤其是在“放大”之後，更容易被扭曲，或者以偏概全，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定範圍內的社會真實。這種現實，對黨和政府精準把握社會脈動，細緻體察群眾輿情，及時做好解釋、溝通、安撫、引導乃至解決工作，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

人的精神、心理層面上的需要的變化，某種程度上也是現代化進程中人的精神面貌變化的結果。“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594頁），人的精神面貌的變化是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早在2000年，我們黨就注意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帶來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的巨大進步，增強了人們的競爭意識、效率意識、民主法制意識、開拓創新精神，為我們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創造了更好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同時，由於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係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加”（《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頁）。這個判斷，與其說是近20年前的中國人精神面貌的寫照，不如說更切合當下中國社會的實際。人民的需要升級了，要求更嚴苛了。滿足人民精神、心理上的需要，或者說，即使受限於條件而暫時不能有效滿足，也要以主動心態和積極舉措有效疏導、緩解，爭取人民群眾的理解，成為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內容。

二、對轉型期社會心理變化的清醒認識

對於中國社會轉型和發展進程中出現的這些新現象，尤其是社會心理因素的凸顯，我們黨總體上是清醒的。習近平總書記對此進行過很多論述。

“獲得感”是習近平總書記近些年來經常使用的一個概念，首次出現在2015年11月總書記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演講中。自此以後，“獲得感”這個概念頻頻出現在不同場合、不同語境中。關於共享發展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習近平：“深化合作夥伴關係共建亞洲美好家園—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演講”，《人民日報》2015年11月8日）。在全面深化改革問題上，習總書記強調改革舉措要有針對性與時效性，“做到老百姓關心什麼、期盼什麼，改革就要抓住什麼、推進什麼，通過改革給人民群眾帶來更多獲得感”（《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03頁）。甚至在反腐敗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也細緻入微地注意到人民的感受：“我們著力解決發生在基層和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讓正風反腐給老百姓帶來更多獲得感。”（《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67頁）當然，在教育、衛生、養老等民生領域，尤其是在貧困群體的脫貧問題上，人民的感受最直接也最敏感，習近平總書記同樣作了大量的論述。例如，“要實施精準幫扶，把錢花在對特定人群特殊困難的針對性幫扶上，使他們有現實獲得感，使他們及其後代發展能力得到有效提升”（《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44頁）。

在“獲得感”之外，習近平總書記還使用過“幸福感”“安全感”等概念。例如，他在強調城市規劃時指出，“一個地方弄得生活不便、交通不便、房價飆升、環境惡化，群眾還有什麼幸福感啊！”（《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604頁）他在談到產權保護時指出，“必須加強產權保護，健全現代產權制度，加強對國有資產所有權、經營權、企業法人財產權保護，加強對非公有制經濟產權保護，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增強人民群眾財產安全感”（《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69頁）。黨的其他領導人還使用過“歸屬感”等概念。如在農民工在城市落戶的問題上，要解決他們的公共服務問題，“讓他們有歸屬感，不能讓他們長期徘徊在城市邊緣，不能加大他們成為城市貧民的風險”（《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617頁）。

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都是心理層面的感受。與這些概念相比，習近平總書記更是頻繁地使用“感受”一詞。在環境問題上，要“著力解決生態環境方面突出問題，讓人民群眾不斷感受到生態環境的改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93頁）。在改革問題上，要“讓人民群眾感受到實實在在的改革成效，引導廣大幹部群眾共同為改革想招、一起為改革發力”（《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97頁）。在特殊群體的關照上，“要關心留守兒童、留守老年人，完善工作機制和措施，加強管理和服務，讓他們都能感受到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溫暖”（《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62頁）。此外，“人民的期待”等話語也經常出現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中。

感受，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負面的感受，對黨和政府的公信力折損非常大，尤其是在互聯網時代。這一點，黨和政府也注意到了。“現代社會已經是一個透明度很高的社會”，該公開的政府信息不公開，“社會上就議論紛紛，甚至無端猜測，容易引起群眾不滿，產生負面影響。”尤其是在公共資源的分配上，最大的風險是暗箱操作、分配不公，“如果這方面出了問題，……不但事與願違，與我們的初衷不一致，還會使人民群眾對我們做了好事也不信任，甚至反感”（《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270—271頁）。與負面感受、“反感”相關的，還有道德底線、心理底線、社會容忍度等問題。例如，在特困群體問題上，“兜底線”非常重要，“一旦發生‘等錢救命’、‘流浪者無家可歸’等現象，即使只是個例，都會對社會的道德底線產生巨大沖擊”（《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247頁）。“把底托住，不讓衝破社會道德和心理底線的事情屢屢發生”，是“更有力地推進市場化改革”（《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450頁）的基本前提。

從一般的“感受”，到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正面的感受，以及“反感”“道德底線”“心理底線”等，乃至黨的十九大強調的既包括物質生活又包括精神生活的“美好生活需要”，頻頻出現在黨和政府的文件中，出現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中。這說明，我們的社會已經由過去更加註重物質生活的階段，跨入了一個物質與精神並重的發展階段；我們黨敏銳地意識到了新變化，並在經濟社會各個領域採取得力的措施，向著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適應並引領新變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階段，意味著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對於這種歷史性變化，我們在精神上、在社會心理上準備得如何？現實生活中民眾的精神面貌，能否適應物質領域的變化？精神上、心理上的準備狀況，又會對“偉大飛躍”和“光明前景”的實現產生什麼影響？諸如此類的問題，應該成為我們研究新時代中國發展問題的一個重要切入點。更加註重經濟社會發展的心理維度，才能更好地促進中國的全面進步。

一、心理因素在新時代我國發展中的重要性愈加凸顯

依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發展的本質是人的徹底解放和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我們黨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強調發展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又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強調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與此同時，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提出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總佈局。確立並落實以人為本、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強調包括經濟在內的社會各方面、各領域的共同進步，表明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意味著社會要在不同層面滿足人與生俱來但同時具有歷史規定性的豐富需要，包括物質方面與精神方面的需要。黨的十九大通過社會主要矛盾理論的創新，首次明確了當代中國人需要的新變化。過去，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現在，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十九大特別強調，“我國穩定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總體上實現小康，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中國人的需要更加多元化：既有“更高要求”的“物質文化生活”，更有“日益增長”的“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

需要的多元化特別是“更高要求”“日益增長”這樣的現實，一方面折射出人民對現實的不滿，如對食藥品安全狀況的不滿，對普遍存在的人為的不公平、不正義等現象的不滿，對特權、權力大於法的不滿等；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人民解決問題的迫切期望，對黨和政府領導中國持續進步的信心。尤其是，“日益增長”的“公平、正義、安全”等要求，既有制度方面的要求，也是社會心理需要的反映。制度的不完善使得相當多群體的利益不能有效實現，或者他們面臨的問題如住房、教育、醫療等，得不到有效解決，或者他們關心的公共議題得不到有效迴應。隨之產生的，是個體的、群體的心理上的感受，如利益受損群體的被剝奪感、關注社會問題但又參與不進去的無力感等。

需要本身乃至需要的實現及其評價，既涉及主體對其利益（諸如勞動報酬、教育、養老、醫療等）的認知與獲取狀況，又涉及他們主觀上的評價與感受。“美好生活需要”之“美好”，就包含著主觀上的評價。當今時代是一個信息數量無限龐雜、傳遞手段空前便捷、現實空間與虛擬空間複雜交織的自媒體時代。現實中的人，對工作、生活中存在的一些問題、現象，特別是關係到自己切身利益的問題更敏感，更容易產生共鳴。共鳴，必然產生“放大效應”。人民所“放大”的，是自己的生活經驗和體悟。個體的經驗和體悟，毫無疑問是有限的，尤其是在“放大”之後，更容易被扭曲，或者以偏概全，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定範圍內的社會真實。這種現實，對黨和政府精準把握社會脈動，細緻體察群眾輿情，及時做好解釋、溝通、安撫、引導乃至解決工作，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

人的精神、心理層面上的需要的變化，某種程度上也是現代化進程中人的精神面貌變化的結果。“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594頁），人的精神面貌的變化是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早在2000年，我們黨就注意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帶來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的巨大進步，增強了人們的競爭意識、效率意識、民主法制意識、開拓創新精神，為我們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創造了更好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同時，由於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係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加”（《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頁）。這個判斷，與其說是近20年前的中國人精神面貌的寫照，不如說更切合當下中國社會的實際。人民的需要升級了，要求更嚴苛了。滿足人民精神、心理上的需要，或者說，即使受限於條件而暫時不能有效滿足，也要以主動心態和積極舉措有效疏導、緩解，爭取人民群眾的理解，成為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內容。

二、對轉型期社會心理變化的清醒認識

對於中國社會轉型和發展進程中出現的這些新現象，尤其是社會心理因素的凸顯，我們黨總體上是清醒的。習近平總書記對此進行過很多論述。

“獲得感”是習近平總書記近些年來經常使用的一個概念，首次出現在2015年11月總書記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演講中。自此以後，“獲得感”這個概念頻頻出現在不同場合、不同語境中。關於共享發展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習近平：“深化合作夥伴關係共建亞洲美好家園—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演講”，《人民日報》2015年11月8日）。在全面深化改革問題上，習總書記強調改革舉措要有針對性與時效性，“做到老百姓關心什麼、期盼什麼，改革就要抓住什麼、推進什麼，通過改革給人民群眾帶來更多獲得感”（《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03頁）。甚至在反腐敗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也細緻入微地注意到人民的感受：“我們著力解決發生在基層和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讓正風反腐給老百姓帶來更多獲得感。”（《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67頁）當然，在教育、衛生、養老等民生領域，尤其是在貧困群體的脫貧問題上，人民的感受最直接也最敏感，習近平總書記同樣作了大量的論述。例如，“要實施精準幫扶，把錢花在對特定人群特殊困難的針對性幫扶上，使他們有現實獲得感，使他們及其後代發展能力得到有效提升”（《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44頁）。

在“獲得感”之外，習近平總書記還使用過“幸福感”“安全感”等概念。例如，他在強調城市規劃時指出，“一個地方弄得生活不便、交通不便、房價飆升、環境惡化，群眾還有什麼幸福感啊！”（《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604頁）他在談到產權保護時指出，“必須加強產權保護，健全現代產權制度，加強對國有資產所有權、經營權、企業法人財產權保護，加強對非公有制經濟產權保護，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增強人民群眾財產安全感”（《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69頁）。黨的其他領導人還使用過“歸屬感”等概念。如在農民工在城市落戶的問題上，要解決他們的公共服務問題，“讓他們有歸屬感，不能讓他們長期徘徊在城市邊緣，不能加大他們成為城市貧民的風險”（《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617頁）。

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都是心理層面的感受。與這些概念相比，習近平總書記更是頻繁地使用“感受”一詞。在環境問題上，要“著力解決生態環境方面突出問題，讓人民群眾不斷感受到生態環境的改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93頁）。在改革問題上，要“讓人民群眾感受到實實在在的改革成效，引導廣大幹部群眾共同為改革想招、一起為改革發力”（《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97頁）。在特殊群體的關照上，“要關心留守兒童、留守老年人，完善工作機制和措施，加強管理和服務，讓他們都能感受到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溫暖”（《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62頁）。此外，“人民的期待”等話語也經常出現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中。

感受，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負面的感受，對黨和政府的公信力折損非常大，尤其是在互聯網時代。這一點，黨和政府也注意到了。“現代社會已經是一個透明度很高的社會”，該公開的政府信息不公開，“社會上就議論紛紛，甚至無端猜測，容易引起群眾不滿，產生負面影響。”尤其是在公共資源的分配上，最大的風險是暗箱操作、分配不公，“如果這方面出了問題，……不但事與願違，與我們的初衷不一致，還會使人民群眾對我們做了好事也不信任，甚至反感”（《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270—271頁）。與負面感受、“反感”相關的，還有道德底線、心理底線、社會容忍度等問題。例如，在特困群體問題上，“兜底線”非常重要，“一旦發生‘等錢救命’、‘流浪者無家可歸’等現象，即使只是個例，都會對社會的道德底線產生巨大沖擊”（《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247頁）。“把底托住，不讓衝破社會道德和心理底線的事情屢屢發生”，是“更有力地推進市場化改革”（《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450頁）的基本前提。

從一般的“感受”，到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正面的感受，以及“反感”“道德底線”“心理底線”等，乃至黨的十九大強調的既包括物質生活又包括精神生活的“美好生活需要”，頻頻出現在黨和政府的文件中，出現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中。這說明，我們的社會已經由過去更加註重物質生活的階段，跨入了一個物質與精神並重的發展階段；我們黨敏銳地意識到了新變化，並在經濟社會各個領域採取得力的措施，向著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適應並引領新變化。

三、引導培育健康向上的社會心態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十九大報告重申，“加強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換言之，健康的、符合新時代要求的社會心理，不是自然生成的，是需要精心培育的。在這個幾乎與所有社會主體都相關的系統工程中，黨和政府作為公共權力的掌握者、行使者，擔負著非常艱鉅的歷史任務。

首先，加強權力監督與協調機制建設的同時，加強權力運行的心理建設。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各級領導幹部要“心中有戒”：“我們的權力是黨和人民賦予的，是為黨和人民做事用的，姓公不姓私，只能用來為黨分憂、為國幹事、為民謀利。要……保持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謹慎，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處理好公和私、情和法、利和法的關係。”（《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325頁）與此同時，還要解決權力的“不作為”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反對官僚主義，要著重解決在人民群眾利益上不維護、不作為的問題”（《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314頁）。

其次，強化問題意識，把解決老百姓最關心的問題放在首位，尤其是容易引起社會普遍不滿的問題。“獲得感”“幸福感”等，根子在於“獲得”，在於利益問題。突出問題意識，強調問題導向，強調“要著力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特別是要下大氣力解決好人民不滿意的問題”（《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322頁）。相應地，“要把解決了多少實際問題、人民群眾對於問題解決的滿意度作為評價改革成效的標準”（《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192頁），是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工作的顯著特點。尤其是，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步伐的加速，“人民群眾的公平意識、民主意識、權利意識不斷增強，對社會不公問題反映越來越強烈。”重點在於，“我們要通過創新制度安排，努力克服人為因素造成的有違公平正義的現象，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552、553頁）在當代中國，所謂的“人為因素”主要是由於戶籍、身份等方面的差別，導致的在工資、福利、高考、醫療等方面的差別對待。這些“人為因素”的產生有歷史等方面的原因，但在客觀條件已經具備的情況下，如果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只能說是有悖於普遍利益的特殊利益在作祟，必然會引發社會的強烈質疑與不滿。

複次，圍繞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根據時代條件，創新思維模式和工作方式，把中央部署的各項改革發展舉措落到實處。以人民為中心，從根本上講是以人民的利益實現為中心。人民利益的實現，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改革發展很大程度上涉及利益關係的調整，要講究方法和智慧。這幾年，在對外交往和國際領域，黨和國家領導人經常強調要破除“零和思維”（習近平：“共創中韓合作未來 同襄亞洲振興繁榮—在韓國國立首爾大學的演講”，新華網2014年7月4日），反對“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354頁）。在國內的改革發展問題上，我們也是這麼做的。例如，在收入分配問題上，“調整利益不能只以靜態的觀點、在既有利益格局下切‘蛋糕’，更要用動態的、發展的眼光，著眼於增量利益、在做大‘蛋糕’的同時分好‘蛋糕’。即使是既有利益格局調整，也不能簡單地搞平均主義那一套。……我們通過發展、通過增量來理順利益關係、優化利益格局的餘地很大，讓人民群眾普遍受益的空間也很大”（《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787—788頁）。

最後，建立完善科學的社會輿情收集與反饋機制，完善、創新民意表達平臺和體制機制，層層落實責任，及時迴應社會關切，提升社會溝通效果，引導社會情緒與預期。現在的體制、機制和平臺，要以創新的思維尤其是充分利用互聯網等新媒體，加大完善的力度，使之真正發揮“下情上傳”“上情下達”的作用。尤其要注重三點，即透明、及時和責任。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共產黨沒有自己的私利，除國家機密外，沒有什麼需要隱瞞的。黨務公開、政務公開，是滿足人民知情權與當家作主心理的根本途徑。及時公開，才會杜絕誤會，防止以訛傳訛。有權必有責，有責必追究，追究必落實，是現代政治的重要特徵，也是政治文明素養不斷提升的人民群眾對政治人物的基本要求。

在新時代，社會心理、人民感受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擁護和支持是黨執政的最牢固根基。人心向背關係黨的生死存亡”（《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310頁）。他還強調，“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社情民意是觀察政治問題的晴雨表。”（習近平：“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3日）準確把握新時代的民心，深刻洞察不斷變化的社情民意，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不偏狹、不激進的社會心態，是各級黨委和政府不可迴避的重要工作，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社會心理保證。

本文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經典著作研究所所長、教授。

責任編輯：呂紅娟

微信編輯：孫 潔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階段，意味著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對於這種歷史性變化，我們在精神上、在社會心理上準備得如何？現實生活中民眾的精神面貌，能否適應物質領域的變化？精神上、心理上的準備狀況，又會對“偉大飛躍”和“光明前景”的實現產生什麼影響？諸如此類的問題，應該成為我們研究新時代中國發展問題的一個重要切入點。更加註重經濟社會發展的心理維度，才能更好地促進中國的全面進步。

一、心理因素在新時代我國發展中的重要性愈加凸顯

依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發展的本質是人的徹底解放和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我們黨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強調發展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又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強調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與此同時，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提出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總佈局。確立並落實以人為本、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強調包括經濟在內的社會各方面、各領域的共同進步，表明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意味著社會要在不同層面滿足人與生俱來但同時具有歷史規定性的豐富需要，包括物質方面與精神方面的需要。黨的十九大通過社會主要矛盾理論的創新，首次明確了當代中國人需要的新變化。過去，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現在，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十九大特別強調，“我國穩定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總體上實現小康，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中國人的需要更加多元化：既有“更高要求”的“物質文化生活”，更有“日益增長”的“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

需要的多元化特別是“更高要求”“日益增長”這樣的現實，一方面折射出人民對現實的不滿，如對食藥品安全狀況的不滿，對普遍存在的人為的不公平、不正義等現象的不滿，對特權、權力大於法的不滿等；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人民解決問題的迫切期望，對黨和政府領導中國持續進步的信心。尤其是，“日益增長”的“公平、正義、安全”等要求，既有制度方面的要求，也是社會心理需要的反映。制度的不完善使得相當多群體的利益不能有效實現，或者他們面臨的問題如住房、教育、醫療等，得不到有效解決，或者他們關心的公共議題得不到有效迴應。隨之產生的，是個體的、群體的心理上的感受，如利益受損群體的被剝奪感、關注社會問題但又參與不進去的無力感等。

需要本身乃至需要的實現及其評價，既涉及主體對其利益（諸如勞動報酬、教育、養老、醫療等）的認知與獲取狀況，又涉及他們主觀上的評價與感受。“美好生活需要”之“美好”，就包含著主觀上的評價。當今時代是一個信息數量無限龐雜、傳遞手段空前便捷、現實空間與虛擬空間複雜交織的自媒體時代。現實中的人，對工作、生活中存在的一些問題、現象，特別是關係到自己切身利益的問題更敏感，更容易產生共鳴。共鳴，必然產生“放大效應”。人民所“放大”的，是自己的生活經驗和體悟。個體的經驗和體悟，毫無疑問是有限的，尤其是在“放大”之後，更容易被扭曲，或者以偏概全，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定範圍內的社會真實。這種現實，對黨和政府精準把握社會脈動，細緻體察群眾輿情，及時做好解釋、溝通、安撫、引導乃至解決工作，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

人的精神、心理層面上的需要的變化，某種程度上也是現代化進程中人的精神面貌變化的結果。“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594頁），人的精神面貌的變化是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早在2000年，我們黨就注意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帶來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的巨大進步，增強了人們的競爭意識、效率意識、民主法制意識、開拓創新精神，為我們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創造了更好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同時，由於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係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加”（《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頁）。這個判斷，與其說是近20年前的中國人精神面貌的寫照，不如說更切合當下中國社會的實際。人民的需要升級了，要求更嚴苛了。滿足人民精神、心理上的需要，或者說，即使受限於條件而暫時不能有效滿足，也要以主動心態和積極舉措有效疏導、緩解，爭取人民群眾的理解，成為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內容。

二、對轉型期社會心理變化的清醒認識

對於中國社會轉型和發展進程中出現的這些新現象，尤其是社會心理因素的凸顯，我們黨總體上是清醒的。習近平總書記對此進行過很多論述。

“獲得感”是習近平總書記近些年來經常使用的一個概念，首次出現在2015年11月總書記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演講中。自此以後，“獲得感”這個概念頻頻出現在不同場合、不同語境中。關於共享發展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習近平：“深化合作夥伴關係共建亞洲美好家園—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演講”，《人民日報》2015年11月8日）。在全面深化改革問題上，習總書記強調改革舉措要有針對性與時效性，“做到老百姓關心什麼、期盼什麼，改革就要抓住什麼、推進什麼，通過改革給人民群眾帶來更多獲得感”（《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03頁）。甚至在反腐敗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也細緻入微地注意到人民的感受：“我們著力解決發生在基層和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讓正風反腐給老百姓帶來更多獲得感。”（《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67頁）當然，在教育、衛生、養老等民生領域，尤其是在貧困群體的脫貧問題上，人民的感受最直接也最敏感，習近平總書記同樣作了大量的論述。例如，“要實施精準幫扶，把錢花在對特定人群特殊困難的針對性幫扶上，使他們有現實獲得感，使他們及其後代發展能力得到有效提升”（《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44頁）。

在“獲得感”之外，習近平總書記還使用過“幸福感”“安全感”等概念。例如，他在強調城市規劃時指出，“一個地方弄得生活不便、交通不便、房價飆升、環境惡化，群眾還有什麼幸福感啊！”（《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604頁）他在談到產權保護時指出，“必須加強產權保護，健全現代產權制度，加強對國有資產所有權、經營權、企業法人財產權保護，加強對非公有制經濟產權保護，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增強人民群眾財產安全感”（《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69頁）。黨的其他領導人還使用過“歸屬感”等概念。如在農民工在城市落戶的問題上，要解決他們的公共服務問題，“讓他們有歸屬感，不能讓他們長期徘徊在城市邊緣，不能加大他們成為城市貧民的風險”（《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617頁）。

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都是心理層面的感受。與這些概念相比，習近平總書記更是頻繁地使用“感受”一詞。在環境問題上，要“著力解決生態環境方面突出問題，讓人民群眾不斷感受到生態環境的改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93頁）。在改革問題上，要“讓人民群眾感受到實實在在的改革成效，引導廣大幹部群眾共同為改革想招、一起為改革發力”（《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97頁）。在特殊群體的關照上，“要關心留守兒童、留守老年人，完善工作機制和措施，加強管理和服務，讓他們都能感受到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溫暖”（《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62頁）。此外，“人民的期待”等話語也經常出現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中。

感受，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負面的感受，對黨和政府的公信力折損非常大，尤其是在互聯網時代。這一點，黨和政府也注意到了。“現代社會已經是一個透明度很高的社會”，該公開的政府信息不公開，“社會上就議論紛紛，甚至無端猜測，容易引起群眾不滿，產生負面影響。”尤其是在公共資源的分配上，最大的風險是暗箱操作、分配不公，“如果這方面出了問題，……不但事與願違，與我們的初衷不一致，還會使人民群眾對我們做了好事也不信任，甚至反感”（《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270—271頁）。與負面感受、“反感”相關的，還有道德底線、心理底線、社會容忍度等問題。例如，在特困群體問題上，“兜底線”非常重要，“一旦發生‘等錢救命’、‘流浪者無家可歸’等現象，即使只是個例，都會對社會的道德底線產生巨大沖擊”（《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247頁）。“把底托住，不讓衝破社會道德和心理底線的事情屢屢發生”，是“更有力地推進市場化改革”（《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450頁）的基本前提。

從一般的“感受”，到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正面的感受，以及“反感”“道德底線”“心理底線”等，乃至黨的十九大強調的既包括物質生活又包括精神生活的“美好生活需要”，頻頻出現在黨和政府的文件中，出現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中。這說明，我們的社會已經由過去更加註重物質生活的階段，跨入了一個物質與精神並重的發展階段；我們黨敏銳地意識到了新變化，並在經濟社會各個領域採取得力的措施，向著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適應並引領新變化。

三、引導培育健康向上的社會心態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十九大報告重申，“加強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換言之，健康的、符合新時代要求的社會心理，不是自然生成的，是需要精心培育的。在這個幾乎與所有社會主體都相關的系統工程中，黨和政府作為公共權力的掌握者、行使者，擔負著非常艱鉅的歷史任務。

首先，加強權力監督與協調機制建設的同時，加強權力運行的心理建設。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各級領導幹部要“心中有戒”：“我們的權力是黨和人民賦予的，是為黨和人民做事用的，姓公不姓私，只能用來為黨分憂、為國幹事、為民謀利。要……保持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謹慎，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處理好公和私、情和法、利和法的關係。”（《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325頁）與此同時，還要解決權力的“不作為”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反對官僚主義，要著重解決在人民群眾利益上不維護、不作為的問題”（《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314頁）。

其次，強化問題意識，把解決老百姓最關心的問題放在首位，尤其是容易引起社會普遍不滿的問題。“獲得感”“幸福感”等，根子在於“獲得”，在於利益問題。突出問題意識，強調問題導向，強調“要著力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特別是要下大氣力解決好人民不滿意的問題”（《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322頁）。相應地，“要把解決了多少實際問題、人民群眾對於問題解決的滿意度作為評價改革成效的標準”（《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192頁），是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工作的顯著特點。尤其是，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步伐的加速，“人民群眾的公平意識、民主意識、權利意識不斷增強，對社會不公問題反映越來越強烈。”重點在於，“我們要通過創新制度安排，努力克服人為因素造成的有違公平正義的現象，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552、553頁）在當代中國，所謂的“人為因素”主要是由於戶籍、身份等方面的差別，導致的在工資、福利、高考、醫療等方面的差別對待。這些“人為因素”的產生有歷史等方面的原因，但在客觀條件已經具備的情況下，如果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只能說是有悖於普遍利益的特殊利益在作祟，必然會引發社會的強烈質疑與不滿。

複次，圍繞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根據時代條件，創新思維模式和工作方式，把中央部署的各項改革發展舉措落到實處。以人民為中心，從根本上講是以人民的利益實現為中心。人民利益的實現，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改革發展很大程度上涉及利益關係的調整，要講究方法和智慧。這幾年，在對外交往和國際領域，黨和國家領導人經常強調要破除“零和思維”（習近平：“共創中韓合作未來 同襄亞洲振興繁榮—在韓國國立首爾大學的演講”，新華網2014年7月4日），反對“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354頁）。在國內的改革發展問題上，我們也是這麼做的。例如，在收入分配問題上，“調整利益不能只以靜態的觀點、在既有利益格局下切‘蛋糕’，更要用動態的、發展的眼光，著眼於增量利益、在做大‘蛋糕’的同時分好‘蛋糕’。即使是既有利益格局調整，也不能簡單地搞平均主義那一套。……我們通過發展、通過增量來理順利益關係、優化利益格局的餘地很大，讓人民群眾普遍受益的空間也很大”（《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787—788頁）。

最後，建立完善科學的社會輿情收集與反饋機制，完善、創新民意表達平臺和體制機制，層層落實責任，及時迴應社會關切，提升社會溝通效果，引導社會情緒與預期。現在的體制、機制和平臺，要以創新的思維尤其是充分利用互聯網等新媒體，加大完善的力度，使之真正發揮“下情上傳”“上情下達”的作用。尤其要注重三點，即透明、及時和責任。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共產黨沒有自己的私利，除國家機密外，沒有什麼需要隱瞞的。黨務公開、政務公開，是滿足人民知情權與當家作主心理的根本途徑。及時公開，才會杜絕誤會，防止以訛傳訛。有權必有責，有責必追究，追究必落實，是現代政治的重要特徵，也是政治文明素養不斷提升的人民群眾對政治人物的基本要求。

在新時代，社會心理、人民感受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擁護和支持是黨執政的最牢固根基。人心向背關係黨的生死存亡”（《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310頁）。他還強調，“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社情民意是觀察政治問題的晴雨表。”（習近平：“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3日）準確把握新時代的民心，深刻洞察不斷變化的社情民意，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不偏狹、不激進的社會心態，是各級黨委和政府不可迴避的重要工作，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社會心理保證。

本文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經典著作研究所所長、教授。

責任編輯：呂紅娟

微信編輯：孫 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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