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王羲之生活的時代背景

現代美學家宗白華在《美學散步》中講："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東漢王朝在經歷了兩次大動盪———"黃巾軍起義"、"董卓之亂"後，持續四百多年的漢帝國崩潰了。舉國統一的格局不復存在，大小軍閥各自為政，相互混戰，"天下三分"的三國時代掀起了歷史的新篇章，魏晉南北朝開始了。這是一個動盪的時代，朝代更替頻繁，共有三十多個大小王朝興衰交替，社會秩序混亂。長期的封建割據、連綿的戰爭，無不影響著當時人們的思想意識，使得這一時期的文化發展掀起了巨大的變革浪潮。玄學的興起、佛教的輸入、道教的勃興，以及波斯、希臘文化的羼入，也對當時的文化形成極大的衝擊。由此，各種社會因素交相混雜，使得文藝的發展奏響了自覺的號角。

在這動盪的年代，士大夫們生命朝不保夕，往往只得朝秦暮楚。有的逃離現實，走向山林；有的裝瘋賣傻，放蕩不羈；有的終日狂飲，談玄就虛……因此，魏晉時期的士大夫是生活在痛苦和無奈之中的。他們對人生表示出了高度的敏感和睿智。無論是貴為君王的"三曹"，還是嵇康、阮籍等"七賢"，均在吟歎中表現出了生命苦短的無奈、人生易老的感慨，以及對生離死別的苦楚、對歡樂稍縱即逝的哀息，顯現出一種對及時行樂的無奈追求。在這種社會現實中，即便是生活在相對平靜的東晉的王羲之也吟唱出慨嘆生命短暫的悲歌，《蘭亭序》一文中處處可見其對"世殊事異，所以興懷"的感慨。所以，魏晉時期，士大夫們在吃藥、飲酒、縱慾追求刺激的同時，在精神上也追求著一種超脫、一種解懷、一種自由，一種對生命、宇宙本質的思考。在如此一個既崇尚老莊思想，又對"儒家經義"進行自修自律的"儒玄兼綜，禮玄雙修"的玄學時代，人們在文藝上的追求趨於自覺。士大夫們通過對人生、社會、宇宙的哲理性思考，使文學藝術出現了空前的繁榮，文藝完全進入了"自覺的時代"。同時，玄學的興盛，使人們的思想達到進一步解放，玄學所主張的放達不時地對封建政權及禮法構成破壞和瓦解。因此，魏晉時期的人們崇尚新風、不慕古質。這種風尚對文藝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這一時期，作為文字書寫技藝的書法得到了人們的高度重視。尤其是士族力量的推動，使得書法的發展顯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人們好"新體"，尚"新風"（洛陽新風），"新書體中的草、行、楷漸漸為士族階層所接受，成為私人之間書寫交流的時調兒，這是魏晉新書風形成的重要標誌。西晉時，精通字學、傳古法的衛氏也將草書列為書法的'四體'之一"（《中國書法史·魏晉南北朝卷》）。不僅如此，楷書也在當時取得了合法的地位（隸書、篆書漸漸退出歷史舞臺）。人們在書寫中不斷地改進著書寫的法則，新書體的筆法要素、章法特點逐步形成了一定的定式，並漸漸被士大夫們所欣賞和接受。而且，在書法上，魏晉時期已經是正、草、隸、篆、行諸體皆備，欣賞水平也得到不斷提高，"遊目騁懷"、人物品鑑成了一種時尚。這一時期的書法人崇尚意蘊，強調氣韻生動，以反映個人的情感、才氣。而且，紙張的盛行，使書寫的習慣也大大地改變了。人們的書寫從簡牘轉移到書寫更為簡便的紙張上，而這種紙張則更適合才情的發揮、個性的流露。於是，魏晉士大夫們所崇尚的氣韻與風流蔚然成風。《十七帖》就是這樣一個背景下的自然產物。

2.生活化的《十七帖》

王羲之的流便書風不僅成就了書家個體，而且影響了一個時代。從王羲之自身的情況來看，他的書法獨領風騷是歷史的必然。其主要原因有三個。

第一個原因，在注重門第的社會裡，王羲之生在望族。王家原為山東琅琊的名族，而司馬睿為琅琊王，與王氏兄弟（王敦、王導、王曠、王廙）關係甚密。王氏兄弟中，王導、王廙的名聲較大；王曠為王羲之的父親，"善行、隸書"（陳思《書小史》）。"八王之亂"時，王導和一批知識分子過江，擁立司馬睿，東晉成立，司馬睿為晉元帝，王導為相。當時，王氏家族有二十餘人任顯職，權傾朝野。因此，他們在文藝上的影響具有輻射式的表率功能。王羲之11歲時隨叔父王廙南渡至建康（當時其父王曠因上黨一役下落不明）。王廙"性倨傲"，"工書畫，善音樂、射御、博弈、雜技"（《晉書·王廙傳》），是王氏家族中書法影響最大的一位。他在藝術上有著較高的修養，對羲之的教育功不可沒。他曾對王羲之講："吾諸事不足法，唯書畫可法。"（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另外，王廙與元帝、明帝的關係非同尋常，這對羲之書法日後在書界的聲名是有著極大影響的。

第二個原因，王羲之創制新體，獨領風騷。東晉的第一代書家是南渡的北方士族，如王廙、王導、衛夫人等，都已經是四十多歲；王羲之、王述、庾翼、郗愔等第二代書家還很小，都出生在西晉，隨父輩一起南渡。到了4世紀20年代左右，第一代書壇中堅人物王廙、李式相繼謝世，而王導、庾亮、郗鑑等朝廷重臣皆忙於政務和權力的爭鬥，無暇於書藝。此時的王羲之，書名還難勝庾翼和郗愔。到了40年代，羲之才書名日盛，士族紛紛效仿其書風，包括庾氏子弟。這遭到當時處於鼎盛的庾氏門閥的極大不滿，庾翼尤其反對。儘管羲之早年的書法（章草）還得到過庾翼的讚賞，即"頓還張芝章草舊觀"，但對自家子弟效仿"王書"則很是不滿，斥責這種舉動為"賤家雞愛野鶩"，因為庾翼早年的名聲在王羲之之上。由此，他揚言要與羲之比試高下，一爭霸主之名。公元345年，庾翼（41歲）謝世，東晉書壇才由王羲之獨領風騷，形成"羲之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南朝齊王僧虔《論書》）的局面。

第三個原因，王羲之鐘情翰墨不僅與教育有關，還與其人生經歷有關。他在政治上的業績實在沒什麼。王家第一代書家大多忙於仕途，命系旦夕，而第二代書家已經可以悠遊于山水之間了。養尊處優的環境、祖蔭的庇護，使王羲之一開始就任祕書郎，歷任臨川太守、徵西參軍、寧遠將軍、江州刺史、護軍將軍。永和七年（351），他升任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到郡治山陰縣赴任，在任四年。永和十一年，他辭職並繼續住在那裡，與名士們一起遊山玩水、修心服食、談玄論道。王羲之的辭職與王述（前會稽內史）有關。王述向來為羲之所不屑。後來，王述出守揚州，而會稽郡在其管轄之下，"羲之恥為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行人失辭，大為時賢所笑"（《晉書·王羲之傳》）。而就是這一年的三月九日，在會稽，王羲之在其父母墓（已由臨川遷來）前置宴，以告先靈，誓言不再做官，說"吾原無志於朝廷"。由具體情況分析，這恐怕是一種對世俗的"憤慨"之言。隨即他"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弋釣為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遍遊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世說新語·言語第二》）。他還對四川的山形地貌產生濃厚的興趣，在《十七帖》中就有他給益州刺史周撫的信。信中說："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郗氏生），婚娶以畢。唯一小者尚未婚耳。過此一婚，便得至彼。"（《兒女帖》）他嚮往巴蜀與信奉道教有關。而在《旃罽帖》、《胡桃帖》、《來禽帖》等帖中記載的周撫贈給他的巴蜀地產"旃罽"、"青李"、"來禽"、"日給藤"等，都是"服食"中名貴的藥物配料。另外，巴蜀也是"五斗米"道的興盛之地，當時有名的譙周也在此地。所以，王羲之對巴蜀具有嚮往之心，只可惜他年事漸高，不得親自前往。不僅如此，由於羲之晚年長期痴迷道教，總想"長生不老"，"服食"不斷，以至於身體內虧，痛苦不堪。這些在《十七帖》的《服食帖》中也有記載："吾服食久，猶為劣劣。"對"死生"的感慨、對人事滄桑之變的無奈，在其《蘭亭序》中都有表現。他的內心之痛一般不被外人所知，只以退讓之心，戒之以輕薄，而盡家長之責，教誨子弟。公元361年，王羲之病逝，終年59歲。

綜上分析可見，王羲之在書法上的成就與仕途不暢有著很大的關聯。仕途不得志與高潔的內心、清淡的世風糾合在一起，其良好的家學———書法自然就成了其棲居、放達的天地。《十七帖》就基本反映了他的生活現狀。該帖文字內容多且雜，流美的筆法自然地刻畫出了當時一幕幕活生生的生活場景，也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其在草書上的突出成就。該帖內容的豐實、風格的多變、點畫的流美與自然生髮、"書勢"中的相生相剋，恐怕是永遠值得我們追尋的。

3.對《十七帖》的分析

草書有章草和今草之分，今草有大草（或狂草）、小草之別。《十七帖》屬於小草。草書大概在秦漢之交就出現了。它由於日常書寫的簡捷快速而在下層書吏、民間書手之間流行。後來，這種"俗體"漸為士大夫們所鍾愛，發展為章草。

章草在東漢時已興盛。東漢趙壹《非草書》雲："草書之人，蓋伎藝之細者耳。"這說明草書技法已相當成熟。《非草書》又言："鄉邑不以此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講試，四科不以此求備，徵聘不問此意，考績不課此字。"這句透露出趙壹對"痴迷"者的反對態度，但更說明了草書的興盛，且已由實用向純藝術化轉變。

章草有著明顯的隸意，字字獨立，少有牽連之態。曹魏、西晉時期還沒有成熟的今草。魏晉時期的書家都擅長章草，王羲之就是傑出的代表。南朝宋虞龢《論書表》載："（羲之）嘗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歎服，因與羲之書雲：'吾昔有張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亡失，常痛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如神明，頓還舊觀。'"今從《豹奴帖》、《寒切帖》《遠宦帖》中可窺其章草意味。《十七帖》中，大多筆畫筆形寬厚，字形扁平而有開張之勢，字字獨立，筆斷而形密，趣長筆短，備八分之法度。

章草到今草的轉變是通過章草的"潦草"化來完成的。在漢末至西晉期間，民間書手、下層書吏對章草的"草化"與"簡省"，主要以去"波磔"、取"縱引"來加速對今草的改進。王羲之則在吸收張芝、鍾繇、衛夫人、王廙等人用筆、用意的基礎上，"俱變古形"而集之大成，完成對章草的改變，筆勢有起伏跌宕、引帶連綿之意，字形突破了前期以單個字為造型單位的開張筆勢，漸漸向"字群結構"的連綿組合方向拓展，向著更為抒情、狂放的方向深入，再次拓寬了書路———那種"狂放"的書路，則由其小兒獻之來完成。所以，羲之書去古未遠，新體中蘊涵舊質，至暮年更趨"逸態"。當代國學大師胡小石《書藝略論》雲："羲之變章為草，其源來自章，則自西漢以至張芝、衛瓘、索靖、陸機等各家紙張草書皆其所據之遺產。而羲之省章之波挑，簡化以為今草，其風亦非其所創，而實自西晉開之。今觀西陲簡牘中西晉人諸書箋，已儼然今草，而其書人，皆非後世知名之大家，是其時民間已早有此一種書風，為羲之所依據，更勤苦加工，發揮旁通，因得成為一代之典範。"王羲之從弟王洽在一封信中對羲之評價說："俱變古形，不爾，至今猶法鍾、張。"（南朝齊王僧虔《論書》）由此，我們在觀察《十七帖》時，不僅要注意其古樸厚實及章草意韻，還應從綜合的角度來體會，不能就《十七帖》而論《十七帖》。宋陳思《書苑菁華·晉王羲之別傳》載："羲之善草、隸、八分、飛白、章、行，備精諸體，自成一家之法，千變萬化，得之神功……無以加之。"

還有，羲之書被奉為"聖"譽的根本原因是，他符合中國傳統思想中的"中庸"之道。其"成教化，助人倫"的教化功能被唐太宗所獨鍾，也符合士大夫們的思想意志。唐張懷瓘《書斷》講："右軍開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損古法，裁成今體，進退憲章，耀文含質，推方履度，動必中庸。"清劉熙載《書概》也講："右軍書'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所謂'中和誠可經'也。"而這種"中庸"思想也一直貫穿著《十七帖》的始終。

《十七帖》為後人樹立了小草風範。它是情感與法度的巧妙融合，是理性和自由結合的產物，是"中庸"的代表，是古典的開端，是浪漫的始祖，更是唯美的化身、倫理教化的使者。雖是匯帖，但其豐實的內容、奧妙的變化給後人提供了無窮的品賞空間。

4.《十七帖》的版本比較

《十七帖》因卷首有"十七日"而得名，內容為信札，今僅有刻本，且已不能見到唐刻本了，所見皆為臨本所刻。該帖被一刻再刻，版本"妍媸雜糅"。

宋黃伯思在《東觀餘論》中說："《十七帖》多臨本……今世所傳者，雖非皆右軍真跡，然皆出於右軍，要皆不及唐人摹刻。"宋黃庭堅在《山谷題跋》中也說："《十七帖》者必多臨本。"不僅如此，歷來對《十七帖》的記載也有出入。較為可信的唐張彥遠《法書要錄》雲："《十七帖》長一丈二尺，即貞觀中內本也，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二字，是烜赫著名帖也。太宗皇帝購求'二王'書，'大王'草有三千紙，率以一丈二尺為卷，取其書跡及言語，以類相從，綴成卷。"唐時弘文館曾將此本摹勒上石，末有一大"敕"字，下刻"付直弘文館臣解無畏勒充館本，臣褚遂良校無失"，俗稱"館本"。原刻本未見流傳，後世傳本多據館本輾轉摹刻，有優有劣。還有根據唐、宋人臨本或勾填本上石者，亦各具面目。

據記載，傳世《十七帖》善本有：明邢侗藏本（現香港中文大學藏）、文徵明朱釋本（今在上海）、吳寬藏本（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有印影本）、姜宸英藏本（日本博文堂有印影本）等。另外，開封市博物館有馮銓舊藏宋拓本一本。上海圖書館藏宋拓"館本"為最善本。此本為吳寬所藏，清嘉道年間入內府，較《法書要錄》所記要多六本。這些善本面貌都不相一致。除"館本"外，《十七帖》還有"刻本"。也就是說，今天我們所見的《十七帖》都是刻本或者說是臨本的刻本，假如臨本不好，則會以訛傳訛。對《十七帖》的"館本"與"刻本"，一般人實在難辨好壞。我們今天所知道的版本有：上海圖書館藏張正蒙跋本，其尺寸為縱422釐米、橫25.5釐米；開封博物館藏馮銓舊藏本；美國安思遠藏文徵明朱書釋文版本；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藏姜宸英舊藏本，世稱"上野本"；日本江川吟舟所藏王文治舊藏，世稱"江川本"；日本書道博物館所藏王穉登舊藏本；日本三井氏聽冰閣本，世稱"三井本"。另外知名的還有賀知章臨本、唐人臨本（即"陝本"）。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缺行少字的版本，如缺失17行的宋魏泰跋本；《餘清齋》、《鬱岡齋》兩部匯帖中的

《十七帖》版本；日本書藝文化院、書道博物館、清雅堂所藏《十七帖》匯帖"來禽館"刻本及南宋曹之格增補重刻的《晉寶齋法帖》卷四的《十七帖》等等。

學習《十七帖》，選擇好的版本是極其重要的。從以上《十七帖》版本來看，"館本"是比較符合王羲之書法原貌的。而"館本"也有優劣之分。首先是上海圖書館所藏《十七帖》，點畫厚重、朴茂，儘管磨損厲害，但還基本保留著王羲之書法的俊逸和流美，其氣勢、風神還在。不過，筆畫的細微處模糊不清，不能清晰地看到筆畫與筆畫的交代和呼應，這對初學者來講是不利的。與其相同的有開封市博物館藏馮銓藏本和美國安思遠藏文徵明朱書版本。其次，日本所藏各版本的《十七帖》，其風格大都是追求細節的巧妙變化，形勢備至，但在摹刻時似乎只注意字口的清晰而忽視了對王羲之書法厚朴一面的再現，僅注意了筆法中的轉折、提按、起訖等，對神態的再現有所不足。

所以，對王羲之的書法應該綜合地看。我們可以對上海圖書館藏本和日本"三井本"進行綜合分析與臨摹。這樣臨習，既有王羲之書法的厚朴、凝重，又有其流美、俊達，可以全面體現《十七帖》的真實面貌。

5.臨習《十七帖》的思路

為了更好地學習《十七帖》，除在版本上考究外，還要注重方法和模式。版本的好壞事關根本，而方法的好壞則事關臨帖的成敗。

臨習書法首重墨跡。《十七帖》非墨跡，但我們可從同時期的墨跡來窺其筆意。儘管它們的風格各不相同，但總有一定的互通性。如存世最早的行書墨跡有東晉王珣的《伯遠帖》，它是東晉書風的真實反映。還可以用與"王書"風格相近的唐、宋、元人的作品來做分析比較。如唐孫過庭《書譜》及宋米南宮的一系列信札。《書譜》體現的是典型的魏晉意義上的復古。唐人的墨跡較多，真正意義上傳承"王書"跡象的無疑是孫過庭。因此，為了更好地研究和臨習《十七帖》，學習《書譜》是能起到積極作用的。依此類推，宋有米南宮，元有趙文敏。他們就像組合有序的齒輪組，其技法、風格的展現對理解《十七帖》的墨跡原貌能起到臆想和推斷作用。我們可以據他們的作品來暢想《十七帖》的墨跡原貌，而不會被動地來臨習《十七帖》刻本所體現的技法和意韻，更不會臨出帖本不該有的東西，因而模糊了原帖的氣韻，導致臨習之作與原貌大相徑庭。好在今天還保存著《十七帖》中的唐人墨跡臨本《瞻近帖》及《龍保帖》，我們從中可發現唐人是如何來臨習《十七帖》的。然而，這些臨作與刻本的出入有多大？這也是我們不得不思考的問題。如唐人臨本《龍保帖》與"三井本"的出入簡直太大了，說明這是一種較為尊重原帖的意臨本。而《瞻近帖》也同樣如此。這就告訴我們，在臨習《十七帖》時完全可以放開手腳，在抓住主體精神的前提下，以意臨為上。

另一線索是"王書"的摹本，如"神龍本"《蘭亭序》、《喪亂帖》、《平安帖》、《何如帖》、《寒切帖》等。摹本比"墨跡"要遜色得多，其失真性比臨本稍微好些。主要表現在：一、筆畫過於光滑，沒有自然書寫所表現出的"澀勁"；二、筆畫的起筆與收筆處所顯現的筆觸與墨跡相比有失真實；三、摹本墨色較為厚重，墨跡的墨色自然且較淺；四、因是摹本，對其所反映的"王字"基本精神是要持懷疑態度的。但摹本基本保持了"二王"的結構特點、行筆線路及筆法的基本特徵，這對檢驗《十七帖》刻本的好壞是極有裨益的。還有，刻本在契刻過程中附帶著契刻者的意圖及原臨摹者的習氣等，這也是導致《十七帖》刻本與原貌不盡相同的原因。因此，摹本可作為準確理解《十七帖》的參照。如《遠宦帖》和《遊目帖》都是唐摹本，也都是《十七帖》中的一帖，可以此作為臨習《十七帖》的參照，把這種感覺由一帖擴展到整個字帖，這樣來理解《十七帖》，就會使得該帖與原貌更加接近。

第三條線索是《聖教序》及《閣帖》（魏晉部分），尤以《聖教序》為主。這一線索是刻本。前兩條線索所提供的王字材料太少，不足以來破解他們，而這一線索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數據和值得參考的東西。《聖教序》留下了大量王羲之的字法，儘管沒有墨跡、摹本那樣逼真，但也基本保持了他的結字特點。由於《聖教序》是集字帖，也是刻本，其中也保留著很多《蘭亭序》及其他字帖中的字，如《蘭亭序》中的"會"、"領"、"崇"等字在《聖教序》裡就有。《聖教序》的失真程度，只要與《蘭亭序》一比較便可知。這既告訴我們要以什麼方式去臨習《聖教序》，以什麼標準來衡量臨習的好壞，也告訴我們如何去理解《十七帖》。《閣帖》或《絳帖》中保留著大量的草書作品，儘管其中有一些存在著真偽的問題，但它們完全可以作為臨習《十七帖》的參照物。《閣帖》的契刻水平、字口的清晰程度等都是研究《十七帖》應該注意的問題。

通過上述三條線索的探求來理解、把握王字，起到了把握總體的作用。這樣，《十七帖》所包含的東西及它所涉及的外在因素就更多了；《十七帖》也更加活泛起來，不會孤零零地就帖而帖；而對王書中營養的吸收也會顯得較為主動而有所取捨，也會因理性分析及反覆推敲，思路更加寬泛，使得《十七帖》變成一個涉及範圍寬廣的整體。也就是說，在學習《十七帖》時，如沒有墨跡，就只能找唐摹本；若沒有唐摹本，就只能找好的刻本。好在我們能找到《十七帖》中的《遠宦帖》和《遊目帖》兩件唐摹本，這對《十七帖》的好壞、真實性的理解是能給予極大幫助的，也會指導我們最終選擇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和方法來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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