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Mia

“幾個小時前，大老闆願意用一千萬買我春節的時候拍戲。沒想到現在，有人要我用幾百萬買回自己的命。”在《解救吾先生》裡，飾演吾先生的劉德華對飾演悍匪張華的王千源說道。這一幕，戲劇性地映照進現實。

東京影帝王千源最近可謂流年不利。先是由他主演的暑期檔頭部大片《八佰》原定為6月15日上影節開幕影片，“因技術原因取消放映”，原定於7月5日公映，今晚宣佈告別暑期檔，新檔期待定，後是因一系列微信聊天截圖，被推上了風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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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昨天11點到現在，#王千源片酬#話題閱讀量過2.1億。曝光的聊天記錄中，疑是劇組方人員表示，“合約與現在的國家新規不能相撞”，疑為王千源經紀人表示“這個政策就是一陣風啊”“那就籤我們更換的主體工作室合約，您把帳陸續開，按現在這個時間點四期結賬”“我們不希望甲方的利益損失，您也得考慮乙方的利益？……剩下的工期等簽好合同再開始。這6180萬，總款什麼時候到位？我們簽好再工作。”

據知情人曝王千源方在拍攝已於今年5月3日上映的《七日生》時，不肯按“限薪令”規定降薪，堅持按照原定合同向劇方索要6180萬片酬，否則罷工。劇方原本打算支付3000萬片酬，最終劇方不得不同意藝人方的要求補付超付3200萬，還提供了王千源的出工紀錄，指其在拍戲時經常遲到早退，團隊試圖更換合同避稅等。

目前，網上輿論分為兩派：一派認為，“老戲骨太奸詐，限薪令只是個擺設嗎？”，一派認為，“劇方無信義，不按簽約合同辦事，還掛人甩截圖想靠輿論抹黑對方，毫無職業道德，以後哪個明星敢接他們的戲？”

限薪令在落地執行上遭遇的種種困難，作為乙方的藝人與作為甲方的劇組方的糾葛矛盾，以及大牌藝人之間的話語權懸殊，籤合同在先，政策在後，“法不溯往”的法治原則，都在上述事件中暴露無遺。而這只是冰山一角。

限薪令五年落地過程：降幅60%-75%，演員降級接戲

事實上，限薪令最早可以追溯到2014年。當年上半年，廣電總局宣佈電視劇播出從過去的四家衛視同時播出變成只能兩家同時播出，即“一劇兩星”政策，衛視購買劇集成本驟然上升，對製作方也提出了壓縮成本的要求，出臺限薪令相關政策呼聲甚高，當時業內盛傳每集製作成本超過150萬到180萬的劇組紛紛撤下，眾多劇組持觀望態度，推遲開機、暫緩建組，相應地，明星片酬也有所下調。

2015年到2016年前後，視頻網站影響力逐步超過衛視，並加大對頭部版權的爭奪，在自制劇賽道上加大籌碼，“大IP+流量藝人”成為這段時間的劇集標配，版權費和天價片酬一路瘋漲。2016年8月，央視在新聞中點名批評《如懿傳》主演周迅和霍建華兩人加起來過億的天價片酬，並點名批評了電影《致青春2》和電視劇《幻城》。

同年9月，廣電總局發佈《關於進一步加強電視劇購播工作管理的通知》，要求“不得在電視劇購播過程中指定明星演員、劃定明星演員範圍、以明星演員為議價標準”，並要求綜藝和網劇按此規定執行。

2017年9月，廣電總局、發改委、財政部、商務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五部委聯合下發《關於支持電視劇繁榮發展若干政策的通知》，14條要求中明確提出“嚴禁播出機構以明星為唯一議價標準”，隨後，廣播電影電視社會組織聯合會電視製片委員會等聯合發佈《關於電視劇網絡劇製作成本配置比例的意見》三條全部劍指高片酬，為其畫下紅線：總片酬不超過製作總成本的40%，主要演員不超過總片酬70%，其他演員不低於總片酬30%。

真正的限薪風暴是在2018年下半年降臨的。這一年，也是影視行業黑天鵝事件頻出的一年。6月，中宣部、國家電影局、國家稅務總局等五部門聯合印發《通知》，要求加強對影視行業天價片酬、陰陽合同、偷逃稅等問題的治理，演員嘉賓片酬不得超過總成本40%。

在此背景下，優愛騰聯合正午陽光、華策、檸萌、慈文、耀客、新麗六大影視公司於當年8月聯合發出限薪令聲明，強調藝人單集片酬不得超過100萬元，總片酬不得超過5000萬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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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范冰冰補稅8.8億，隨後至少17名藝人被約談補稅。11月，補稅風暴進一步發酵，蔓延到宣傳公司、編劇、導演等整個影視圈，共分為自查自糾、約談補稅、稅務上門輔導、檢查及重點抽查四個階段。從去年到今年，小公司拖欠工資、倒閉等時有傳聞，而上市公司股價表現和財報表現亦是一片慘淡。

2018年11月，廣電總局進一步公佈“綜藝限薪令”，要求每期節目藝人總片酬不超過80萬元，常駐嘉賓一季節目片酬不超過1000萬元。《中餐廳》第二季嘉賓舒淇趙薇各自退回4000萬片酬。今年4月，中廣聯重申限薪令，違者或永久取消播出。目前頭部流量藝人從8000萬（含稅）一部降到了2000-3000萬（含稅）一部戲，一線實力派演員從5000萬（含稅）降到了2000-3000萬一部戲，降幅達到60%甚至75%以上。

對於採購方視頻網站而言，“限薪令”無疑是利好：愛奇藝2019年Q1財報顯示，自上市以來，其內容成本首次在季度內出現下降，相比上一季度減少18%，據見智利研究院測算，“一季度外購版權成本約33.5億，環比下降27.4%，佔內容成本比例下降至63.2%，自制內容成本約21.7%，有所上升。”在“限薪令”影響下，其內容成本將進一步收窄，有望儘早由虧損轉向盈利。

直觀可見的是，今年播出的劇集大女主開始“消費降級”，由片酬更高的85後小花變為95後小花甚至新人。

而對於撇去泡沫的頭部流量藝人和一線演員而言，日子就不那麼好過了，不過，金字塔底更不好過：“自去年10月以來，多名藝人保持觀望態度，推掉工作，後來因為曝光率下降又不得不重新復出工作，結果就是項目方接洽藝人比以前容易了，因為競爭變得更激烈了，組訊比前年減少了四五倍以上，一線藝人接二線藝人的活，二線藝人接三線藝人的活，底層無活可接。”一位明星工作室人員說道。

稀缺演員資源、心照不宣的灰色與製作受限

深入探究，“限薪令”完全徹底落地執行無疑存在困難，也會爆發許多利益糾紛：今年4月17日，網上曝光了兩封《異鄉人》發給演員楊爍的公告，顯示楊爍去年接下《異鄉人》男主，在限薪令頒佈後，仍要求劇方按去年4月約定好的8750萬支付，兩方未能達成一致導致劇組停機。

上述事件同王千源事件相似，多名律師指出“限薪令不應高於《合同法》”，且“法不溯往”，應按照舊約履行。不過，王千源經紀人提出“籤更改的工作室主體”則無疑越過了虛假合同的違法紅線。

這並不是單一案例，這次利益糾紛只是捅破了限薪令窗戶紙之下心照不宣的灰色潛規則：有業內人士表示，雖然政策嚴打，但仍有部分藝人頂風作案，採取境外轉賬、另換名目等種種偷天換日的辦法表面退錢，實則暗地裡收錢以暗升片酬。

在爆發利益糾紛後，一般來說，是具有不可替代性的稀缺演員資源在博弈中佔據上風和話語權。“像王千源這種硬漢型老戲骨，國內能夠替代他的人比較少，這也是為什麼一開始劇組開出高價搶他過來的原因。”劇方曝料，用網絡輿論煽動情緒佔據上風的辦法雖屢見不鮮卻行之有效。“這次應該是他得罪了人，要整治他。”一位編劇分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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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經紀人則提出了另一重隱憂：“限薪令並不只是針對演員，而且是針對編劇導演等等所有劇組人員的，平臺劃出紅線，高於3億的戲不買，現在我們所有預算收緊，能夠選擇的題材和體量也比較有限了，如果想像HBO一樣拍出《權力的遊戲》這種工業化奇幻大製作也不太可能了。”

放眼國外，好萊塢奉行“惟市場論”，收入由底薪加票房收益分成組成，例如小羅伯特·唐尼出演《復聯3》拿下了分紅加底薪共7500萬美元，《復聯4》高於這一數字。韓國於2007年曾推行“限薪令”，要求大牌明星單集片酬不超過1500萬韓元（合人民幣8.9萬），受此影響，第一代韓流代表人物之一裴勇俊轉行幕後成為經紀公司老闆。另外在“編劇中心制”下王牌編劇的收入可能比明星更高。

日本由於電視臺而非事務所掌握話語權，明星片酬普遍較低，例如新垣結衣單集片酬約合170萬日元，一部劇集片酬約99萬人民幣。這些國外影視行業薪酬制定規則，或許能為國內帶來部分啟示。

“惟明星論”的天價片酬固然是行業浮躁泡沫的表現，而違背政策法規合同造假也應當受到相應處罰，不過，“一刀切”遍及各個工種的限薪令並不可取，真正需要限制的是那些注水天價薪酬者，優秀的實力派演員、創意人才也應得到更多傾斜和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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