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黨史文苑，作者：武文笑。文章版權歸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毛澤東平靜地坐在那裡，耐心等待著計票員們把選票統計完畢。當毛澤東看到秦邦憲（中委最後一名）、王明（中委倒數第二名）最終選上中央委員時，顯得十分高興，他對計票員們說：“這就好了，七大真正成為一個團結的大會。”毛澤東主席為什麼這樣關心洛甫（張聞天）、博古(秦邦憲)，尤其是王明能否選上中央委員呢？
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開的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中共歷史上一次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具有革命里程碑意義的大會。期間，發生了許多不為人知的，特殊、艱辛而有趣的故事。
會議地點幾度變更、禮堂呈中西合璧風格
與七大開會的時間數度更改一樣，會議地點的確定也是反覆了多次，最終才落腳到了延安楊家嶺。
隨著各根據地的日益壯大，原有的代表名額適應不了新形勢的要求。各地黨組織根據中央的要求又補充選舉了一些代表。這樣就必須要有個大一點的禮堂。
據有關資料介紹，中共中央最初考慮是在陝北安塞縣舉行黨的七大，並打算在那裡修建一座可供大會用的禮堂。
1940年5月，主管這一工作的中央祕書長任弼時和副祕書長李富春還親自去安塞實地考察過。通過實地察看，他們覺得那裡環境隱蔽且便於防空，是當時形勢下召開大型會議的理想之地。可是，有幾點不盡如人意之處：一是交通不便，代表來往十分困難；二是離黨中央所在地延安較遠，許多問題難以銜接；三是生活物資比較缺乏，供應難以跟上。
他們給中央彙報後，通過反覆權衡利弊，只好放棄了這一方案。
安塞計劃被排除後，有關部門就把會議地點放在延安棗園。這個地方有其明顯的優勢和特點：樹木比較密集、高大，便於隱蔽；離中央領導人住處較近，便於有關問題的及時彙報與溝通；相對來說，延安的物資較安塞充足一些，便於與會代表生活物資的採購和供應。
於是，經中央同意後，便在後溝山坡上專門修了一座供大會用的大型禮堂，還打了一些供代表們暫住的窯洞。
然而，待一切就緒後，他們發現這裡的水源嚴重不足，根本供應不上那麼多人的飲用水；而且水質也不怎麼好。加之代表們的住宿也成問題，這樣，在綜合各方面的情況後認為不適宜。因此只得另找地方。
後來，經多方權衡並報中央書記處拍板同意，又將七大會址選定在延安楊家嶺。
因為楊家嶺的地形比較平坦，地勢也相對開闊；而且已經建有不少窯洞，可作為與會代表的住處直接使用。只需建一座大會用的禮堂就可以了。
在黨中央確定會址後不久，中央副祕書長兼七大副祕書長李富春請來了延安自然科學院的楊作材設計禮堂修建方案。
楊家嶺中央大禮堂1941年開始動工修建。施工隊伍是從當地請來的一些建築工人，駐地部隊也輪流抽出人員投入施工。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和中央領導人還擠出時間參加義務勞動。由於軍民通力合作，建設速度非常快，僅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到1942年就建成了。這個禮堂樸素大方、壯觀美麗，並體現了中西合璧的設計風格特點——外觀是蘇聯式，內部是陝北窯洞式的石拱結構。禮堂佔地1056平方米，禮堂大廳長36米、寬34米、高11米，可以容納上千人。修建這麼一座禮堂，今天來說可能算不上什麼，但在當時的延安，可稱得上“宏偉建築”了。當年，這是延安唯一有木樑和木柱的大型建築物。
七大會場是由魯藝美術系教師鍾敬之設計的，整體風格簡樸而富有新意：主席臺中央懸掛著毛澤東、朱德的巨幅側面頭像，兩邊各插三面黨旗，主席臺前後與左右兩側的長條桌後各陳放著五把椅子，供主席團就坐。主席臺前沿的石拱上書寫著“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大幅標語，標語兩側掛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畫像。禮堂兩邊掛有六個很大的V字型旗座，旗座上插著黨旗，並釘有一個標語牌，上書“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八個字，禮堂後牆上書寫著“同心同德”四個大字，正廳擺放著200條長凳
千方百計籌集物資
1944年下半年，黨中央組織有關人員開始了七大會議所需物資的籌措工作。糧食、蔬菜、紙張、藥品以及其他物資的供應是否充足，直接決定著人員眾多、場面宏大、會期較長的七大能不能如期舉行。
由於戰爭環境，加之國民黨的封鎖，當時的延安物資供應十分緊張，黨中央根據實際情況，制定了籌措物資的基本原則：因陋就簡，儘可能就地取材。
七大需要趕印大量的會議材料，而紙張又恰恰是最奇缺的。這難不倒具有創造精神的延安人。在陝甘邊區，路邊曠野長著一簇簇綠色的馬蘭草，它的葉子又扁又長，很有韌性，是一種很好的造紙材料。於是，籌委會的成員便組織有關人員，以當時遍地都是的這種廉價的馬蘭草作原料，採用土法上馬，製造出了一種比較適用的馬蘭紙，解決了紙張的供應問題。七大的會議材料包括毛澤東所作的《論聯合政府》的報告都是用這種馬蘭紙趕印的。
召開七大時，陝甘寧邊區的“大生產運動”已取得顯著成效，部分物資已可供應會議。1945年初，黨中央組織的七大籌糧組從山西境內將糧食順利運送到了延安。聞此喜訊，毛澤東立即拍板定案：“開會，七大不能再延期！”
四面八方代表冒著槍林彈雨千里迢迢赴延安
雖然七大最終順利召開，但鮮為人知的是，這些出席會議的700名代表是歷盡艱辛才到達延安的。從代表赴延安的時間可以看出，七大代表早在離大會開幕還有六七年前就基本確定下來了。因此，與會人員踏上奔赴延安的路程，從這時就陸續開始了。由於處於戰爭年代，代表們去延安的路程可謂曲曲折折，困難重重，險象環生，甚至是冒著生命的危險。他們大都來自淪陷區或抗日根據地，要通過敵人的封鎖區，交通不便，有的騎馬，更多的是步行；因為路途遙遠，環境險惡，有的化裝成商人、小販或乞丐，提前幾年出發，靠一雙腳板晝夜兼程；有的是由游擊隊護送來的，有的則是通過偽軍的關係護送來的；有的是從國外輾轉歸來的；有的在路上遇到敵人襲擊身負重傷，甚至犧牲在奔赴延安的途中。對黨的忠誠，對延安的嚮往，使代表們歷經艱險匯聚到了寶塔山下。
1942年1月13日，劉少奇正在主持中共華中局會議時，中共中央通知他回延安參加七大。當時，華中局的同志為了挽留劉少奇，曾給中共中央回電說：“倘七大會期仍未最後確定或大會於短期內事實上仍不能舉行，則我們仍主張少奇同志不急返延安而留在華中領導工作。倘大會已確定舉行，則少奇同志然在華中局擴大會後於2月底或3月初始能動身。”
中共中央沒有同意華中局的要求，於1月21日堅持要劉少奇返回延安，並讓他順道解決山東問題。
劉少奇赴延安之行牽動著毛澤東和黨中央。考慮到從蘇北到延安千里迢迢，中間要經過許許多多日軍和國民黨的佔領區，安全是個大問題。毛澤東極為關注和重視。
2月13日，毛澤東親自打電話給陳毅、劉少奇：“少奇返延，須帶電臺，並帶一部分得力武裝沿途保衛。”20日又來電強調：“護衛少奇的手槍班須是強有力的，須有得力幹部為骨幹，須加挑選與訓練。”一口氣連用了三個“須”，既可看出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戰友情深，又可見當時形勢之嚴峻、情況之複雜。
後來，毛澤東想到劉少奇要經過華北根據地，又給在華北前線指揮作戰的彭德懷發出電報，要他派人調查華中到華北沿途道路安全情形。3月21日和六七月間，毛澤東又數次給劉少奇發出電報，囑咐：每次出行，“必須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啟程”。
毛澤東對劉少奇赴延之行，如此操心，又如此細心，據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說，這在毛澤東一生裡是非常少見的。
3月19日，劉少奇等人動身，穿越日偽軍嚴密封鎖的隴海路，於3月底到達山東抗日根據地。
劉少奇在山東期間，順利解決了山東抗日根據地領導人之間的團結問題。毛澤東曾在7月初又給劉少奇發電報，說：“我們很希望你來延並參加七大，只因路上很不安全，故不可冒險，在敵後要以依靠軍隊為適宜。你的行止，以安全為第一，工作為第二。”
7月下旬，劉少奇離開山東抗日根據地，向陝北進發，於12月30日到達延安。
陳毅是在1943年11月從華中抗日根據地赴延安參加七大的。當時，華中局代書記、新四軍代政委饒漱石為了打擊和排擠陳毅，發動了“黃花塘事件”。事後，饒漱石給毛澤東、劉少奇發去一份長達1500字的電報。在電報中，饒漱石首先挑撥陳毅與毛澤東、劉少奇的關係，接著又歪曲和捏造一系列的事實，攻擊陳毅。饒漱石在電報的結尾要求中共中央：“速決定特色才德兼全的軍事政治負責幹部來幫助我們。”為了把陳毅拱走，饒漱石還矇蔽和鼓動一些幹部聯名向中共中央發電報批評陳毅。
陳毅也向中共中央發電報報告了事情的經過，並著力檢討了自己的錯誤和缺點，表達了團結工作的願望。
11月8日，毛澤東覆電陳毅並告饒漱石：“此次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講通。可以改正的。”“我們希望陳來延安參加七大。前次你的來電要求以一人來延，那時我們不知你們間不和情形，現既然有此種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為許多黨內問題沒有講通。如陳來延安參加七大，並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瞭黨的新作風及應作重新估計的許多黨內歷史上的重大問題，例如四中全會是錯誤的、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義其它問題等，如對此問題充分明瞭，則一切不和均將冰釋，並對黨有極大利益……陳來延期間，其職務由雲逸暫行代理，七大後仍回華中，並傳達七大方針。”
11月25日一早，陳毅踏上赴延安的路程，經過3個月的跋涉，於1944年3月7日抵達延安。3月16日，華中局和新四軍出席中共七大代表團成立，公推陳毅和張鼎丞任正、副主任。
彭德懷和劉伯承是1943年9月一起去延安的。他們去延安是參加整風運動，之後留在延安參加了七大。劉伯承任晉冀魯豫代表團主任。其他根據地的領導人賀龍、聶榮臻等也先後來到延安。
南方各省七大代表奔赴延安，歷盡艱辛。1939年11月，香港黨組織選出的七大代表有鍾明等5人，分兩批先後進入東江游擊區，由東江縱隊派人護送到韶關，與廣東省委選出的七大代表古大存等會合，組成廣東代表團。隨後，廣東代表團成員分別化裝到桂林，在八路軍辦事處集中，換上了八路軍戰士的軍裝後，乘新四軍派來的軍車到達黃山附近的太平鎮。由於前面沒有公路，代表們徒步翻越黃山，先到涇縣雲嶺新四軍軍部，後又轉移到中共中央東南局駐地丁家山。在這裡，他們與浙江、廣西、湖南、江西、福建、上海、閩粵邊、蘇南等9個地區參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共41人會合。根據東南局的指示，七大代表們組成了臨時黨支部，古大存任書記。這時，中共中央給東南局來電指示，由於局勢惡化，國民黨頑固派加緊反共，南方各省出席七大的代表不宜走西安等後方大城市，而要走敵後根據地到延安。這樣，南方各省代表奔赴延安便更加困難。
1940年1月，新四軍反“掃蕩”取得勝利，銅陵、繁昌先後被攻克，七大代表北上的道路已經打通，東南局讓七大代表立即出發，經敵後根據地到延安。為保密起見，東南局規定這支由代表組成的隊伍對外稱“服務團”，指定古大存為團長。
1月20日，“服務團”在新四軍軍部一個連的護送下，從蕪湖乘坐兩隻大木船，繞過日軍的巡邏艇，渡過長江。之後，他們又隨羅炳輝的部隊夜間越過津浦路，輾轉行軍，到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半塔集。當時華中局也駐在江北指揮部裡。華中局書記劉少奇給“服務團”每個人送了一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作為他們學習的理論課本。
南方各省七大代表奔赴延安，歷盡艱辛。1939年11月，香港黨組織選出的七大代表有鍾明等5人，分兩批先後進入東江游擊區，由東江縱隊派人護送到韶關，與廣東省委選出的七大代表古大存等會合，組成廣東代表團。隨後，廣東代表團成員分別化裝到桂林，在八路軍辦事處集中，換上了八路軍戰士的軍裝後，乘新四軍派來的軍車到達黃山附近的太平鎮。由於前面沒有公路，代表們徒步翻越黃山，先到涇縣雲嶺新四軍軍部，後又轉移到中共中央東南局駐地丁家山。在這裡，他們與浙江、廣西、湖南、江西、福建、上海、閩粵邊、蘇南等9個地區參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共41人會合。根據東南局的指示，七大代表們組成了臨時黨支部，古大存任書記。這時，中共中央給東南局來電指示，由於局勢惡化，國民黨頑固派加緊反共，南方各省出席七大的代表不宜走西安等後方大城市，而要走敵後根據地到延安。這樣，南方各省代表奔赴延安便更加困難。
1940年1月，新四軍反“掃蕩”取得勝利，銅陵、繁昌先後被攻克，七大代表北上的道路已經打通，東南局讓七大代表立即出發，經敵後根據地到延安。為保密起見，東南局規定這支由代表組成的隊伍對外稱“服務團”，指定古大存為團長。
1月20日，“服務團”在新四軍軍部一個連的護送下，從蕪湖乘坐兩隻大木船，繞過日軍的巡邏艇，渡過長江。之後，他們又隨羅炳輝的部隊夜間越過津浦路，輾轉行軍，到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半塔集。當時華中局也駐在江北指揮部裡。華中局書記劉少奇給“服務團”每個人送了一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作為他們學習的理論課本。
《歷史草案》的制定曾十多次易稿
1944年5月10日，中央書記處決定由任弼時主持起草一個黨的歷史問題的決議，並由他負責向七大作黨的歷史問題的報告。對此，任弼時深感責任重大，在他的主持下，當天就成立了有劉少奇、康生、周恩來、張聞天、彭真、高崗（後又增加了博古）參加的“黨內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
準備委員會成立以後，任弼時很快就投入了決議的起草工作。他在當月就以《歷史草案》為藍本起草了一萬兩千字的《檢討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議（草案初稿）》。《草案初稿》從路線鬥爭的角度概述和分析了大革命失敗至抗戰爆發十年間黨發展的歷史和“左”傾錯誤造成的錯誤，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所取得的勝利。
起草報告期間，任弼時還與王明進行了兩次中肯的、推心置腹的談話，聽取王明對黨史上一些問題的看法，並將談話要點進行整理，上報中央。
最終，在反覆修改、集體討論、十多次易稿的基礎上，《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基本定稿，在六屆七中全會上表決通過。《決議》的制定和最終通過，統一了全黨的認識，為七大勝利召開奠定了思想基礎和理論基礎。
正是因為這一點，所以毛澤東才很關心王明能否當選，親自來到後臺瞭解情況。足見，毛澤東能夠如此寬宏大量，不計較過去曾經受過“左”傾路線的打擊，而以黨的利益為重，以團結為重，體現了何等的高風亮節。雖然後來王明叛變了，但當時毛澤東採取的政策，確實起到了團結全黨的作用。
中央委員的選舉本來是45名，但王稼祥的票數沒過半數而落選了。黨中央、毛澤東對王稼祥的功過有正確的評價，在選舉中央候補委員時有意將王稼祥列為第一候選人。毛澤東在給代表們做工作時說：王稼樣同志犯過路線錯誤，但他是有功勞的。在二、三、四次反“圍剿”戰爭中，他提出過正確意見，遵義會議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從莫斯科回來的王稼祥同志對共產國際的意見作了正確的傳達。選舉結果，在33名中央候補委員中，王稼祥名列第二。
可以看出，毛澤東知道了選舉的結果，心情舒暢，便又起了較濃的談興。毛澤東與高揚文拉起了家常。他首先詢問了高揚文的名字。高揚文回答說，名叫楊文（這是當時的名字，未加高姓）。
毛澤東微笑著說：“你的名字很好，‘楊柳、文章’。”頓一頓，他又說：“楊樹、柳樹都是好樹種，特別是柳樹，把樹枝插到地下，就會生根成活。抗戰勝利了，我們在延安的幹部就要大批出去工作，你們要像柳樹一樣，不管到什麼地方，就要到那裡生根，和當地的幹部、人民一起，把革命工作搞好。”
毛澤東的這一番教導，對高揚文啟發很大，影響了他一生的信仰和工作態度。
毛澤東和大家一面交談，一面在後臺共用便餐，一起吃了一頓紅燒肉。
七大始終充滿民主、團結、融洽的氣氛。王稼祥、關嚮應等同志因病不能到會，為了充分發揚民主，毛澤東親自指派人將會議精神帶給他們，請他們提意見。
保衛工作細緻縝密而天衣無縫
這次會議，不僅規模大，而且時間長。七大前，日軍的飛機多次飛臨延安上空轟炸，軍民傷亡較大。
鑑於此，為了保證七大會議的順利召開，保證與會領導和代表們的安全，在大會開幕前夕，黨中央特地調集了防空部隊，加強了安全保衛工作。
中央警備團於1945年2月底，冬季訓練結束後，就開始做迎接七大的各項準備工作。中央警備團組織部隊整修了楊家嶺的防空洞，構築了從會場通往防空洞之間的防空掩體。警備團還在嚴寒時節，搶時間，爭速度，修理了棗園至楊家嶺之間的延水橋，保證中央領導同志和與會代表每日往返順利過河開會和活動。
在大會祕書長任弼時、副祕書長李富春領導下，成立了大會祕書處、總務處、臨時警衛處。中央社會部的陳龍和中央警備團團長兼政治委員吳烈負責警衛處的工作。
警衛處下設內勤組、警衛組、防空指揮組。內勤組由中央機關警衛科長楊時負責，擔任會場內部的招待和中央領導同志的隨身警衛。警衛組由第一營營長劉輝山、教導員莫異明負責，擔任禮堂門衛、會場周圍、代表駐地、往返路線上的巡邏任務。防空指揮組由第二營營長羅滋淮負責，擔任對空監視和駐地周圍山上的警戒。延安城內、南區、東區代表們經過路線的巡邏警戒，由陝甘寧邊區保安處周興處長負責。
這次大會是公開進行的。因此，會場就成了國民黨反動派和日軍進行破壞活動的重要目標。為了防止國民黨反動派和日軍進行破壞活動，警衛處根據大會會址楊家嶺中央禮堂周圍的地形和社會治安情況，採取了對外嚴密控制，加強對空監視和巡邏警戒，對內加強中央領導的隨身警衛。
警衛處在禮堂各大門和沿圍牆以外的各山頭、高地等要點，佈置了內、外兩層警戒，構成嚴密的警衛網。同時，在中央領導和與會代表通行的路線上，增設了固定的和遊動的巡邏哨。擔負這次大會警衛的第一連負責會場開大會和舉辦各種晚會的核心警衛，以及禮堂各大門的檢驗入場證件、檢查修理防空洞和楊家嶺、延水橋的警衛。第二連、三連分別擔負楊家嶺禮堂圍牆以外的山頭、後溝隱蔽地點的控制，代表駐地、往返路線和中央、軍委機關的警戒任務。
高射機槍連重點佈置在楊家嶺、清涼山周圍山頭上，專門擔負防止敵機空襲和對空射擊任務。
騎兵連擔負中央領導和代表經常通行的路線巡邏、護送等任務。除此之外，吳烈還挑選了會游泳的戰士負責涉渡延河去新華社和解放日報遞送大會文件等工作。有時延河水猛漲，橋樑受到威脅，擔任守橋任務的戰士紀永常、李建國、杜林森等戰士，冒著生命危險，下河與洪水搏鬥，搶修和保護橋樑。戰士王更臣同志在河寬、浪大、水流急的情況下，經常不分晝夜地涉渡延河，遞送文件，受到中央領導的表揚。
文體活動豐富多彩而愉悅身心
七大期間，代表們的業餘生活是輕鬆愉快的。在戎馬倥傯的抗日前線，難得有片刻的閒暇，代表們回到延安，就好像到了家一樣。在七大召開的50天裡，大會為代表們安排了比較豐富的文體活動，有體育活動，電影晚會、歌劇、話劇等文藝演出。會議休息時，有的代表在院子裡聊天，有的則抓緊時間打乒乓球或克郎球。
七大期間的文藝活動更為豐富，每個星期六的晚上舉辦舞會，中央領導同志和一些代表都穿著布鞋或草鞋在王家坪的桃林草地上跳交誼舞。參加舞會也是要憑七大代表證才能進場。
七大召開前，延安上演了《甲申三百年祭》《李秀成之死》等話劇。這是魯迅藝術學院和留守兵團部隊藝術學校等文藝劇團為七大代表們準備的節目。還在1944年秋，為了向黨的七大獻禮，彭真就提出，要集中延安的優秀戲劇人才，排演蘇聯衛國戰爭中產生的《前線》話劇。因此，集中了延安的優秀戲劇人才加以排演。七大期間，《前線》話劇給代表們演出，博得一致好評。劇中的戈爾洛夫、客裡空，成為思想僵化、不接受新鮮事物和誇誇其談、譁眾取寵、編造假新聞的代名詞。
除了舞會、話劇，七大期間還給代表們放映了《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等蘇聯電影。這些影片有的是譯製好的，沒譯製的就由蘇聯回來的同志當場做口頭翻譯。七大期間，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比預想的發展還快。5月2日，蘇聯紅軍攻克柏林，希特勒服毒自焚。5月8日，德軍無條件投降，協議在柏林郊區簽字。斯大林在莫斯科向蘇聯人民發表講話，宣佈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消息傳來，整個延安沸騰了，七大代表們深受鼓舞，也充滿了抗日勝利的信心。
6月10日晚，全體七大代表觀看大型歌劇《白毛女》，會場氣氛極為活躍。由王昆主演的《白毛女》，由延安魯藝根據當時流傳於河北平山、阜平一帶“白毛仙姑”的民間傳說集體創作。鮮明的藝術形象和感人的故事告訴人們，必須挖掉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才能奪取革命鬥爭的勝利。
在七大上，進行專場演出的還有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蕭向榮和李鷹航合作製作的《中國共產黨頌——獻給七大》大合唱。這臺節目由聯防軍政治部宣傳隊排演，並在大會期間為代表們進行了專場演出，受到代表們的好評。
閒暇的時候，代表們還在一起下象棋，打康樂球，到處呈現一派祥和、團結與愉悅的美好氣氛。
珍貴紀念品寓意深刻而見證非凡
當時，為了慶祝七大的召開，有些機關和部隊專門設計了一些紀念品，贈送給七大代表作為留念。
中共中央黨校贈送的紀念品是：一個4.7cm×7.2cm的小本子，上面印著毛主席側面頭像，下面寫著“敬祝七大代表健康”，落款為“中共中央黨校贈”。
中央出版局和中央印刷廠贈送的禮物是：一個非常精美的筆記本，紅、黑布包面，裡面是延安自制的毛邊紙，專門為每個七大代表製作的。扉頁上方印有毛澤東手跡“實事求是力戒空談”，下方印有“獻給七大代表”等字樣。有的代表一直捨不得用，只寫過幾頁。
中央出版發行部和新華書店兩家聯合制作“獻給七大代表”的筆記本，扉頁上方印著毛澤東的半身像，下方則是毛澤東手書的題詞“實事求是力戒空談”。這兩句話言簡意賅，是對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和工作作風的生動闡釋，被許多七大代表奉為人生的座右銘。
延安魯藝文供社送給七大的禮物是刻著毛澤東像的紀念章。還有的單位把毛澤東、周恩來的照片作為禮物送給七大代表。有的七大代表得到了一張兩寸大小的毛澤東主席的正面照片，據說是專門發給七大代表的。他們一生都珍藏著。
八路軍第一一五師第三四四旅第六八七團贈送的紀念品是：一張方形的柞蠶絲手帕，上方印著“擁護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中間印著五角星，五星中央是鐮刀、斧頭，下面落款是“一一五師三四四旅六八七團全體指戰員同贈”。做手帕的材料是八路軍指戰員們的戰利品——繳獲的日軍飛機降落傘。
賀晉年回憶說，七大結束後，每人還發了一個紀念冊。說是紀念冊，其實就是延安自己出的油光紙小本子。賀晉年也得到一本，印著毛澤東為中央黨校所題的校訓“實事求是不尚空談”。回到警備第三旅後，旅政治部的宣傳幹事見了，愛不釋手。賀晉年見他如此喜歡，便送給他了。
來自晉察冀地區的七大代表楊春華，非常珍惜七大的紀念品，一直把這些紀念品當做最寶貴的東西保存著。在1945年到1949年整個解放戰爭時期，在艱苦的環境裡，他始終貼身攜帶著這些紀念品，細心保護著不讓它們受損失，終於得以保存下來。
七大以後，楊春華到熱河西部地委工作。1946年2月6日，正是農曆正月初五，敵人包圍了熱西地委駐地，情況十分緊急，子彈呼嘯著在耳邊穿過，敵人的刺刀閃亮都望得見，可以說已經是九死一生了。楊春華和部隊的同志一起突圍，什麼都丟掉了，只有身邊的挎包沒有丟失，那當中就裝著黨的文件和這幾件七大的紀念品。
在這些伴隨著他南征北戰的紀念品中，楊春華最珍視的是七大代表證。這是大會祕書處為代表們專門製作的。代表證的尺寸只比火柴盒稍大。材料是用質地較硬的紙，外面用紫紅色的綢布做面料，精心製作而成。封面沒有文字，打開代表證，可以看到左邊印有代表證的編號，右邊印有代表的姓名、座位號及注意事項，中間加蓋有“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祕書處”的橢圓形的紅色印章。代表證在大會召開之前必須填寫妥當，並分送到代表手裡。開會時，代表出入會場時須出示代表證，接受門衛的查驗。這個代表證如此精緻“袖珍”，既體現了那個年代的艱苦條件，又說明大會是經過非常細緻而精心的準備。
同時，祕書處還用紅綢布為每位代表製作了一個可以別在胸前的會標，非常鮮豔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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