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羅生活的年代是美國曆史上由農業社會向工商業社會過渡的轉型期。在此過程中，他的家鄉康科德由昔日的寧靜小鎮一下子變得熙熙攘攘，“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拜物教的盛行……爭先恐後的人流在奔向市場的路上”。與此同時，受“淘金熱”的鼓舞而摩拳擦掌的康科德居民根本沒有意識到“人的世界的貶值與物的世界的升值有著直接聯繫”，也沒有意識到在這樣的忙碌勞動中，他們逐漸失去個人的完整性和主體性(subjectivity)，而被迫屈從(subject)於外部的壓力和誘惑，其結果必然是自蹈死地——“加州距地獄不過三千英里”，梭羅以他一貫冷峻的口吻預言。
"梭羅生活的年代是美國曆史上由農業社會向工商業社會過渡的轉型期。在此過程中，他的家鄉康科德由昔日的寧靜小鎮一下子變得熙熙攘攘，“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拜物教的盛行……爭先恐後的人流在奔向市場的路上”。與此同時，受“淘金熱”的鼓舞而摩拳擦掌的康科德居民根本沒有意識到“人的世界的貶值與物的世界的升值有著直接聯繫”，也沒有意識到在這樣的忙碌勞動中，他們逐漸失去個人的完整性和主體性(subjectivity)，而被迫屈從(subject)於外部的壓力和誘惑，其結果必然是自蹈死地——“加州距地獄不過三千英里”，梭羅以他一貫冷峻的口吻預言。
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意識到問題嚴重性的還有梭羅“超驗俱樂部”的同道中人。作為“馬克思主義誕生以前的馬克思主義者”，布朗森教長呼籲階級鬥爭的必要性，但他的學說無人響應。瑞普利牧師創辦的“布魯克農場”、奧爾科特創辦的“果園農莊”等帶有烏托邦性質的社會改造計劃也相繼失敗——與梭羅在瓦爾登湖的個人生活實踐一樣，他們的矛頭都指向敗壞人心的商業社會以及唯利是圖的商業價值觀：經濟與政治權力聯合起來，更多地被商業與工業資本所有者掌控，“這種聯合產生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靠著對利潤的無情追逐來強力驅動的社會”。而普通勞動階層卻心甘情願遭受盤剝和奴役——像南方種植園的奴隸和北方工廠的女工——“改進的只是手段工具，人生的目的卻毫無改進。”梭羅由此感嘆道：“人可是在一個大錯底下勞動的啊。”
1830年代，剛從哈佛學院畢業的梭羅跟絕大多數同齡人一樣面臨擇業的困難。出任教職此前也許是最佳選擇，但身處風雲激盪的年代，新舊教派之間以及同一教派內部鬥爭激烈，個性剛強如梭羅顯然很難適應。事實上，在他職業生涯的第一階段，即從他畢業之年（1837）到1845年，他嘗試過教師、記者、編輯，也打過零工，從一個職業跳到另一個，但始終未能如願。如果單純從經濟角度考慮，回到他父親創辦的鉛筆製作工廠從事經營管理或發明創造，也是不錯的選擇——愛默生對梭羅的實踐技能極為讚賞，曾自嘆天生笨拙，無法擁有“他那一雙會動之手”——但梭羅本人卻“不想掉入商業陷阱……不想將生命浪費在（制鉛）這樣無聊的事業上”。
愛默生擔任主編的《日晷》倒閉後，梭羅心灰意冷。於是接受愛默生勸告，卜居瓦爾登湖，由此開始了人生第二階段（1845-1849）“以務農做偽裝而潛心創作”的職業規劃。為期兩年多的瓦爾登湖生活實驗其實並不像他日後書裡展示的那樣遠離俗世、逍遙自在，相反從他的書信日記來看，每天的日程非常飽滿，探親訪友、接客對談，閒暇時候還要徜徉林間，自願擔當“大自然的勘察員”，同時更不輟寫作。據統計，他在此期間完成了《康科德及梅里馬克河一週遊記》（以下簡稱《河上一週》）全部初稿和二稿，卡萊爾長篇書評，《瓦爾登湖》前七章（共一百一十七頁），《卡塔丁遊記》，以及散文短篇若干。可謂著述頗豐。1850-1862年，這是梭羅人生職業生涯的第三階段。他在履歷表職業欄中鄭重其事地填入“土地丈量員”；同時在打出的廣告中宣稱自己“能精確測出僱主指定的任何地塊”，自得之情溢於言表。當然，梭羅堅信，他真正的事業還是文學創作與發表。
十九世紀中期前後的美國文學市場可謂魚龍混雜。據考證，1820-1830年間，美國小說創作總數不過一百零九部，而下一個十年，即1840-1850年間，其總數已達千部，但與此同時，藝術家的創作個性與商業社會價值衝突的問題也日益嚴峻。麥爾維爾坦承：他的第一部小說《泰比》“就是為了迎合市場”；他在寫給霍桑的信中（1851）曾宣稱：“我真正想寫的已遭禁——因為掙不到錢。而換一種法子寫，我又做不到。在當今時代，哪怕我寫出《福音書》，也難免葬身於溝壑。”對此霍桑一定也深有同感——在1855年寫給出版商的信中，霍桑毫不掩飾自己對於市面上成功女作家的藐視：“美國如今已經完全沉迷於一夥該死的亂寫亂畫的女人。只要公眾陶醉於她們的陳詞濫調，我便沒有成功的機會。即便我成功也會為自己感到羞愧。”
同樣，梭羅對商業化運作的文學市場也頗多微詞。1850年代他在紐約結識老亨利·詹姆斯和錢寧等名人，但並未能成功打入他們的朋友圈——“這裡的文學市場很可憐……他們並不真正在意你寫什麼，只是看重名氣”。他在寫給母親的信中也抱怨道：“他們不吞我的餌——他們早已被餵飽。”儘管他一直在努力，四處投稿，但錄用很少，稿酬更少——除了他不大瞧得上的《婦女之友》——該刊是通俗讀物，在文學界影響甚微；而梭羅念茲在茲的，是要出版他的大作《河上一週》。令他始料不及的是，該書的面世卻使他大半生揹負上沉重的經濟包袱。
梭羅原先的計劃是《河上一週》和《瓦爾登湖》同時出版，或許他渴望如此可以一炮走紅。然而出版社針對無名作者的條件異常苛刻：所有出版發行成本由作者承擔；倘若市場銷售達到一定數量，作者可以抽取一成半版稅。梭羅毅然簽訂了這一不平等條約——事實也不出所料：首印一千冊，三年後剩餘七百八十九冊。大作家不僅分文未得，還欠下兩百七十美元的鉅額債務。梭羅自我調侃說他的書架上將近千餘本書，其中一多半都是他自己寫的——“世界，就像一頭奶牛，只是擠奶大不易”，他在書信裡說——其憤懣之情不難想見。
"梭羅生活的年代是美國曆史上由農業社會向工商業社會過渡的轉型期。在此過程中，他的家鄉康科德由昔日的寧靜小鎮一下子變得熙熙攘攘，“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拜物教的盛行……爭先恐後的人流在奔向市場的路上”。與此同時，受“淘金熱”的鼓舞而摩拳擦掌的康科德居民根本沒有意識到“人的世界的貶值與物的世界的升值有著直接聯繫”，也沒有意識到在這樣的忙碌勞動中，他們逐漸失去個人的完整性和主體性(subjectivity)，而被迫屈從(subject)於外部的壓力和誘惑，其結果必然是自蹈死地——“加州距地獄不過三千英里”，梭羅以他一貫冷峻的口吻預言。
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意識到問題嚴重性的還有梭羅“超驗俱樂部”的同道中人。作為“馬克思主義誕生以前的馬克思主義者”，布朗森教長呼籲階級鬥爭的必要性，但他的學說無人響應。瑞普利牧師創辦的“布魯克農場”、奧爾科特創辦的“果園農莊”等帶有烏托邦性質的社會改造計劃也相繼失敗——與梭羅在瓦爾登湖的個人生活實踐一樣，他們的矛頭都指向敗壞人心的商業社會以及唯利是圖的商業價值觀：經濟與政治權力聯合起來，更多地被商業與工業資本所有者掌控，“這種聯合產生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靠著對利潤的無情追逐來強力驅動的社會”。而普通勞動階層卻心甘情願遭受盤剝和奴役——像南方種植園的奴隸和北方工廠的女工——“改進的只是手段工具，人生的目的卻毫無改進。”梭羅由此感嘆道：“人可是在一個大錯底下勞動的啊。”
1830年代，剛從哈佛學院畢業的梭羅跟絕大多數同齡人一樣面臨擇業的困難。出任教職此前也許是最佳選擇，但身處風雲激盪的年代，新舊教派之間以及同一教派內部鬥爭激烈，個性剛強如梭羅顯然很難適應。事實上，在他職業生涯的第一階段，即從他畢業之年（1837）到1845年，他嘗試過教師、記者、編輯，也打過零工，從一個職業跳到另一個，但始終未能如願。如果單純從經濟角度考慮，回到他父親創辦的鉛筆製作工廠從事經營管理或發明創造，也是不錯的選擇——愛默生對梭羅的實踐技能極為讚賞，曾自嘆天生笨拙，無法擁有“他那一雙會動之手”——但梭羅本人卻“不想掉入商業陷阱……不想將生命浪費在（制鉛）這樣無聊的事業上”。
愛默生擔任主編的《日晷》倒閉後，梭羅心灰意冷。於是接受愛默生勸告，卜居瓦爾登湖，由此開始了人生第二階段（1845-1849）“以務農做偽裝而潛心創作”的職業規劃。為期兩年多的瓦爾登湖生活實驗其實並不像他日後書裡展示的那樣遠離俗世、逍遙自在，相反從他的書信日記來看，每天的日程非常飽滿，探親訪友、接客對談，閒暇時候還要徜徉林間，自願擔當“大自然的勘察員”，同時更不輟寫作。據統計，他在此期間完成了《康科德及梅里馬克河一週遊記》（以下簡稱《河上一週》）全部初稿和二稿，卡萊爾長篇書評，《瓦爾登湖》前七章（共一百一十七頁），《卡塔丁遊記》，以及散文短篇若干。可謂著述頗豐。1850-1862年，這是梭羅人生職業生涯的第三階段。他在履歷表職業欄中鄭重其事地填入“土地丈量員”；同時在打出的廣告中宣稱自己“能精確測出僱主指定的任何地塊”，自得之情溢於言表。當然，梭羅堅信，他真正的事業還是文學創作與發表。
十九世紀中期前後的美國文學市場可謂魚龍混雜。據考證，1820-1830年間，美國小說創作總數不過一百零九部，而下一個十年，即1840-1850年間，其總數已達千部，但與此同時，藝術家的創作個性與商業社會價值衝突的問題也日益嚴峻。麥爾維爾坦承：他的第一部小說《泰比》“就是為了迎合市場”；他在寫給霍桑的信中（1851）曾宣稱：“我真正想寫的已遭禁——因為掙不到錢。而換一種法子寫，我又做不到。在當今時代，哪怕我寫出《福音書》，也難免葬身於溝壑。”對此霍桑一定也深有同感——在1855年寫給出版商的信中，霍桑毫不掩飾自己對於市面上成功女作家的藐視：“美國如今已經完全沉迷於一夥該死的亂寫亂畫的女人。只要公眾陶醉於她們的陳詞濫調，我便沒有成功的機會。即便我成功也會為自己感到羞愧。”
同樣，梭羅對商業化運作的文學市場也頗多微詞。1850年代他在紐約結識老亨利·詹姆斯和錢寧等名人，但並未能成功打入他們的朋友圈——“這裡的文學市場很可憐……他們並不真正在意你寫什麼，只是看重名氣”。他在寫給母親的信中也抱怨道：“他們不吞我的餌——他們早已被餵飽。”儘管他一直在努力，四處投稿，但錄用很少，稿酬更少——除了他不大瞧得上的《婦女之友》——該刊是通俗讀物，在文學界影響甚微；而梭羅念茲在茲的，是要出版他的大作《河上一週》。令他始料不及的是，該書的面世卻使他大半生揹負上沉重的經濟包袱。
梭羅原先的計劃是《河上一週》和《瓦爾登湖》同時出版，或許他渴望如此可以一炮走紅。然而出版社針對無名作者的條件異常苛刻：所有出版發行成本由作者承擔；倘若市場銷售達到一定數量，作者可以抽取一成半版稅。梭羅毅然簽訂了這一不平等條約——事實也不出所料：首印一千冊，三年後剩餘七百八十九冊。大作家不僅分文未得，還欠下兩百七十美元的鉅額債務。梭羅自我調侃說他的書架上將近千餘本書，其中一多半都是他自己寫的——“世界，就像一頭奶牛，只是擠奶大不易”，他在書信裡說——其憤懣之情不難想見。
梭羅的湖邊木屋。1845年，28歲的梭羅來到瓦爾登湖畔，開始他兩年的“生活實驗”。
由於文場失意，梭羅的興趣很快便轉向了土地測量。到1850年代，梭羅已自詡為“康科德乃至新英格蘭最精準的”土地測量員，僱主約單不斷。儘管如此，任何時候梭羅都沒有忘記他真正的文學事業。從他洋洋兩百萬字的日記來看，即使在1860年代時常臥病在床的日子裡，他也未嘗廢卷，而是照常讀寫。《瓦爾登湖》在出版前已七易其稿，但其中的核心內容如“經濟篇”卻始終縈迴在他的腦海，引起他的深思：一切當時盛行的經濟觀——無論是法國重農學派還是英國古典派，無論是保守的清教倫理還是激進的烏托邦計劃——很大程度上都由於過分強調“經濟”因素而忽視了“人”的因素。而他所倡導的，則是主張人性完整、全面發展的新型經濟觀。
梭羅的經濟觀受到亞當·斯密的影響。斯密在考察一家制針工廠之後發現：釦針的製作可以分為抽線、拉直、截斷、圓頭、包裝等十八道工序，如果由一個人獨立完成，日均產量不超過二十枚；相反，如果每人做兩三道工序，日平均成針將高達四千八百枚。勞動分工的作用何等巨大！這位格拉斯哥大學的倫理學教授在驚呼之餘，將這一案例寫進《國富論》（1776），由此為古典經濟學奠定理論基礎。巧合的是，到十九世紀中期，梭羅在外出演講的閒暇應邀參觀織布工場。“規模宏大，效率之高令人驚歎”，他在日記中記載。但與斯密不同，他的興奮點似乎不在龐大的織機，也不在精密的管理——凝視著流水線上一刻不停忙碌的女工，他聯想到他的康科德鄰人——日復一日，生活在平靜的絕望之中。一年以後，《瓦爾登湖》（1854）出版。梭羅的目的，就是要向世人展示他所理解的生活之道和勞動價值觀。
"梭羅生活的年代是美國曆史上由農業社會向工商業社會過渡的轉型期。在此過程中，他的家鄉康科德由昔日的寧靜小鎮一下子變得熙熙攘攘，“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拜物教的盛行……爭先恐後的人流在奔向市場的路上”。與此同時，受“淘金熱”的鼓舞而摩拳擦掌的康科德居民根本沒有意識到“人的世界的貶值與物的世界的升值有著直接聯繫”，也沒有意識到在這樣的忙碌勞動中，他們逐漸失去個人的完整性和主體性(subjectivity)，而被迫屈從(subject)於外部的壓力和誘惑，其結果必然是自蹈死地——“加州距地獄不過三千英里”，梭羅以他一貫冷峻的口吻預言。
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意識到問題嚴重性的還有梭羅“超驗俱樂部”的同道中人。作為“馬克思主義誕生以前的馬克思主義者”，布朗森教長呼籲階級鬥爭的必要性，但他的學說無人響應。瑞普利牧師創辦的“布魯克農場”、奧爾科特創辦的“果園農莊”等帶有烏托邦性質的社會改造計劃也相繼失敗——與梭羅在瓦爾登湖的個人生活實踐一樣，他們的矛頭都指向敗壞人心的商業社會以及唯利是圖的商業價值觀：經濟與政治權力聯合起來，更多地被商業與工業資本所有者掌控，“這種聯合產生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靠著對利潤的無情追逐來強力驅動的社會”。而普通勞動階層卻心甘情願遭受盤剝和奴役——像南方種植園的奴隸和北方工廠的女工——“改進的只是手段工具，人生的目的卻毫無改進。”梭羅由此感嘆道：“人可是在一個大錯底下勞動的啊。”
1830年代，剛從哈佛學院畢業的梭羅跟絕大多數同齡人一樣面臨擇業的困難。出任教職此前也許是最佳選擇，但身處風雲激盪的年代，新舊教派之間以及同一教派內部鬥爭激烈，個性剛強如梭羅顯然很難適應。事實上，在他職業生涯的第一階段，即從他畢業之年（1837）到1845年，他嘗試過教師、記者、編輯，也打過零工，從一個職業跳到另一個，但始終未能如願。如果單純從經濟角度考慮，回到他父親創辦的鉛筆製作工廠從事經營管理或發明創造，也是不錯的選擇——愛默生對梭羅的實踐技能極為讚賞，曾自嘆天生笨拙，無法擁有“他那一雙會動之手”——但梭羅本人卻“不想掉入商業陷阱……不想將生命浪費在（制鉛）這樣無聊的事業上”。
愛默生擔任主編的《日晷》倒閉後，梭羅心灰意冷。於是接受愛默生勸告，卜居瓦爾登湖，由此開始了人生第二階段（1845-1849）“以務農做偽裝而潛心創作”的職業規劃。為期兩年多的瓦爾登湖生活實驗其實並不像他日後書裡展示的那樣遠離俗世、逍遙自在，相反從他的書信日記來看，每天的日程非常飽滿，探親訪友、接客對談，閒暇時候還要徜徉林間，自願擔當“大自然的勘察員”，同時更不輟寫作。據統計，他在此期間完成了《康科德及梅里馬克河一週遊記》（以下簡稱《河上一週》）全部初稿和二稿，卡萊爾長篇書評，《瓦爾登湖》前七章（共一百一十七頁），《卡塔丁遊記》，以及散文短篇若干。可謂著述頗豐。1850-1862年，這是梭羅人生職業生涯的第三階段。他在履歷表職業欄中鄭重其事地填入“土地丈量員”；同時在打出的廣告中宣稱自己“能精確測出僱主指定的任何地塊”，自得之情溢於言表。當然，梭羅堅信，他真正的事業還是文學創作與發表。
十九世紀中期前後的美國文學市場可謂魚龍混雜。據考證，1820-1830年間，美國小說創作總數不過一百零九部，而下一個十年，即1840-1850年間，其總數已達千部，但與此同時，藝術家的創作個性與商業社會價值衝突的問題也日益嚴峻。麥爾維爾坦承：他的第一部小說《泰比》“就是為了迎合市場”；他在寫給霍桑的信中（1851）曾宣稱：“我真正想寫的已遭禁——因為掙不到錢。而換一種法子寫，我又做不到。在當今時代，哪怕我寫出《福音書》，也難免葬身於溝壑。”對此霍桑一定也深有同感——在1855年寫給出版商的信中，霍桑毫不掩飾自己對於市面上成功女作家的藐視：“美國如今已經完全沉迷於一夥該死的亂寫亂畫的女人。只要公眾陶醉於她們的陳詞濫調，我便沒有成功的機會。即便我成功也會為自己感到羞愧。”
同樣，梭羅對商業化運作的文學市場也頗多微詞。1850年代他在紐約結識老亨利·詹姆斯和錢寧等名人，但並未能成功打入他們的朋友圈——“這裡的文學市場很可憐……他們並不真正在意你寫什麼，只是看重名氣”。他在寫給母親的信中也抱怨道：“他們不吞我的餌——他們早已被餵飽。”儘管他一直在努力，四處投稿，但錄用很少，稿酬更少——除了他不大瞧得上的《婦女之友》——該刊是通俗讀物，在文學界影響甚微；而梭羅念茲在茲的，是要出版他的大作《河上一週》。令他始料不及的是，該書的面世卻使他大半生揹負上沉重的經濟包袱。
梭羅原先的計劃是《河上一週》和《瓦爾登湖》同時出版，或許他渴望如此可以一炮走紅。然而出版社針對無名作者的條件異常苛刻：所有出版發行成本由作者承擔；倘若市場銷售達到一定數量，作者可以抽取一成半版稅。梭羅毅然簽訂了這一不平等條約——事實也不出所料：首印一千冊，三年後剩餘七百八十九冊。大作家不僅分文未得，還欠下兩百七十美元的鉅額債務。梭羅自我調侃說他的書架上將近千餘本書，其中一多半都是他自己寫的——“世界，就像一頭奶牛，只是擠奶大不易”，他在書信裡說——其憤懣之情不難想見。
梭羅的湖邊木屋。1845年，28歲的梭羅來到瓦爾登湖畔，開始他兩年的“生活實驗”。
由於文場失意，梭羅的興趣很快便轉向了土地測量。到1850年代，梭羅已自詡為“康科德乃至新英格蘭最精準的”土地測量員，僱主約單不斷。儘管如此，任何時候梭羅都沒有忘記他真正的文學事業。從他洋洋兩百萬字的日記來看，即使在1860年代時常臥病在床的日子裡，他也未嘗廢卷，而是照常讀寫。《瓦爾登湖》在出版前已七易其稿，但其中的核心內容如“經濟篇”卻始終縈迴在他的腦海，引起他的深思：一切當時盛行的經濟觀——無論是法國重農學派還是英國古典派，無論是保守的清教倫理還是激進的烏托邦計劃——很大程度上都由於過分強調“經濟”因素而忽視了“人”的因素。而他所倡導的，則是主張人性完整、全面發展的新型經濟觀。
梭羅的經濟觀受到亞當·斯密的影響。斯密在考察一家制針工廠之後發現：釦針的製作可以分為抽線、拉直、截斷、圓頭、包裝等十八道工序，如果由一個人獨立完成，日均產量不超過二十枚；相反，如果每人做兩三道工序，日平均成針將高達四千八百枚。勞動分工的作用何等巨大！這位格拉斯哥大學的倫理學教授在驚呼之餘，將這一案例寫進《國富論》（1776），由此為古典經濟學奠定理論基礎。巧合的是，到十九世紀中期，梭羅在外出演講的閒暇應邀參觀織布工場。“規模宏大，效率之高令人驚歎”，他在日記中記載。但與斯密不同，他的興奮點似乎不在龐大的織機，也不在精密的管理——凝視著流水線上一刻不停忙碌的女工，他聯想到他的康科德鄰人——日復一日，生活在平靜的絕望之中。一年以後，《瓦爾登湖》（1854）出版。梭羅的目的，就是要向世人展示他所理解的生活之道和勞動價值觀。
《瓦爾登湖》，初版於1854年。
正如梭羅在參觀工廠時感慨的那樣，勞動分工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增加了社會總供給，但在他所處的時代（以及我們所處的時代），這一改進並未能改善從事生產的人的處境。相反，卻造成了人的“異化”。這種異化，不僅體現在馬克思所說的“商品拜物教”即物的異化：商品本來只是勞動者生產的產品，勞動者不但無法擁有，反而受其操控，彷彿人匍匐在他所塑造的上帝面前。同時，由於單調重複地勞動，這種分工也意味著人自身的異化：人的頭腦和心靈變得機械，行為受外部世界力量控制，形成即黑格爾所謂自我異化。其結果是：工人（及其產品）會成為他自己的敵人——生產越多，危險越大，因為市場飽和。或者用梭羅的話說：“他的勞動，一到市場上，總是跌價。”更為致命的是，這種異化最終也徹底改變了人以及人與人的關係——溫情脈脈的面紗被撕去，世間不再有親情、友情，一切都轉化為赤裸裸的利益和金錢關係。勞動的產物（商品及貨幣），而非勞動的過程，成為唯一的評價標準，而人則真的“成為他們的工具的工具”。
富蘭克林相信“時間就是金錢”，梭羅卻相信它的逆定理：金錢就是時間，就是生命，不要為了不必要的物質而浪費金錢，虛擲生命。像馬克思一樣，梭羅也發現商品的價值取決於生產商品必要的勞動時間，但他卻不願將全部勞動時間用於生產——照他的估算，一年只需勞作六週，便可以養活自己；其餘的時間則可以自由支配，用於更高的精神追求。像古代的聖哲，“外表生活再窮沒有，而內心生活再富不過”——即他本人一直主張的“甘貧樂苦”。此外，Extra-vagance（超越界限）這個梭羅自造的詞彙也堪稱理解《瓦爾登湖》“經濟篇”的關鍵。追求物質財富和生活舒適本身無可厚非，但是一旦過度，則近乎熱病。如舉國上下為之瘋狂的淘金熱——“撒旦將加利福利亞王國展示給世人，而他們立刻與之達成協定”，他諷刺道。他本人終生奉行的則是斯多葛派的主張：物質生活滿足生活之必需即可，超乎於此即為過度。“多餘的財富只能夠買多餘的東西，人的靈魂必需的東西，是不需要花錢買的。”這裡又明顯見出他的反資本主義消費觀。資本主義經濟原理主張鼓勵甚至刺激消費——為此不惜人為創造需求。從生活必需品到輕度奢侈品，再到超級奢侈品，總之要最大限度利用人性的貪慾來謀利。哪怕造成舉世的瘋狂！
據梭羅考證，經濟學的最初含義，本意指家庭（oikos）的秩序或規則（nomos）。自經濟學由倫理學析出之時起，經濟學家便將這一詞彙外延擴展至於家庭以外的領域，並認定“現代世界是人人都成為商人的世界，交易是一種自然傾向。人的一切活動都是關乎自身利益的‘經濟’活動”。由此假想出“經濟人”的模型——即會計算、有創造力、能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這一種“經濟人”的一切活動皆出於理性的算計。在理性高度發達的同時，其情感及意志等因素或者可以忽略不計，或者根本就不存在。許多時候，甚至理性也淪為利益追求的婢女。這樣的一種真空之人，無疑有利於經濟學家做理論推演和歸納總結，並由此形成“科學”結論。遺憾的是，這樣的結論往往見樹不見林：只看到一串串乏味的統計數據，卻未見到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由此，梭羅提出他所理解的經濟學並非馬爾薩斯、李嘉圖的那一套經濟學，而是指導如何生活的哲學。梭羅在《瓦爾登湖》中通篇使用大量經濟學詞彙，其目的即在於暗示：“生命就是由有限的時間與精力構成的，可以顛倒、積累、花費、使用、揮霍和儲存，如同財產一般。”——因此人應當將生命的精華花費在美好的事物上，而不是被財產所累，成為幽禁在他所購買的農場中的囚徒。人得以逃脫被囚禁的命運的唯一方法，在梭羅看來，首要任務必須重新定義經濟領域的這些核心概念，將人的經濟活動由外部世界轉向經營內心，由動物性的生存轉向更高的法則，由病態的物質追求轉向健康的精神享受。
在梭羅新型的經濟學說當中，閒暇跟勞動一樣成為核心詞彙，因為閒暇與人的精神自由密切相關。霍桑在布魯克農莊不到半年就宣告退出，正因為繁重的勞動使他無暇從事閱讀、思考和寫作。梭羅本人不願從事任何一種“固定”職業，哪怕是經濟回報豐厚的工場主，主要也是擔心會失卻那一份閒暇——在他看來也許便是生命最本質的東西——而他被吸引住到林中的原因也是要生活得有閒暇。有了閒暇，才能像將日常瑣屑交由奴隸打理的古希臘哲學家那樣，追求更高的理想和更大的自由。他甚至公然宣稱：“懶惰是最誘惑人的事業，它的產量也是最豐富的。我這樣偷閒地過了許多個上午。我寧願把一日之計在於晨的最寶貴的光陰這樣虛擲……”
確實，這一種“虛擲光陰”的快樂很難為他的鄰人所理解——據說連他的好友、詩人錢寧也曾表示疑惑：似乎他是在無所事事之中消磨時間、浪費生命。對此梭羅回答說，他能看到第一朵綻放的春花，第一縷冬日的暖陽，和隨時變幻的林中美景。這一種移動的美景帶給人的精神享受，是任何靜止的風景畫所無法比擬的。人們為何總要急匆匆地趕路，梭羅反問，而“不肯放慢腳步，去欣賞沿途的風景？”與美國清教徒狂熱的工作倫理相反，梭羅堅持認為“閒暇與勞動同等重要”——照帕靈頓在《美國思想史》中的看法，這是“他（梭羅）在瓦爾登湖畔生活實驗的重大發現”。這一種顛覆性的經濟觀，在當時堪稱驚世駭俗；時至今日，仍不無啟發意義。
當代著名經濟學家、奧地利學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堪稱梭羅的隔代知己。他在《人的行為》一書中說：工作的特徵之一是“勞動的負效用”——即承認人類偏好閒暇勝於工作，但人的行為，並不總是出於“經濟人”的理性算計。週末去菜場買菜做飯，與美團外賣相比，顯然既費時又費力，不夠“經濟”，但一家老小圍桌共食的歡愉溫馨，卻是任何經濟學原理難以估量的。“去康科德林間採摘野果”，梭羅建議說，“它的風味在任何一家門市都品嚐不到”。馬克思經濟學說認為勞動造就人，通過勞動人能發揮出所有的潛能，即實現人的“完整性”，梭羅對此一定欣然同意——今日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被看作充滿創造性的、有才智的行為人的“人的經濟學”，道理可能正在於此。
胡塞爾在《歐洲科學的危機和超驗現象學》一書中指出：世界是人與自然共同形成的水乳交融的情境世界，應是一個“包括了個人生存體驗、先於理性統治的世界”。梭羅的瓦爾登湖生活實踐表明：長期以來西方社會普遍存在一種“進步的幻象”，以為科學的進步和技術的改良必然能造就公眾的福祉，人類將在此進步的階梯上拾級而上，直達天堂。但梭羅卻相信社會進步不一定增加幸福——便捷的交通為人提供了更大的活動範圍，也意味著人可以享受更多的滿足，但它無疑也會增加痛苦和不滿意的範圍和程度。正如胡塞爾所說：恰恰是科技文明造成了生活世界的貧困——在生產-消費因果邏輯指導下，人失去自由，失去生活的意義，“成為單純的消費主體”，成為盧卡奇所謂“物化”之人，或成為梭羅筆下身為物累、心為物役的“嗇夫”（serf）。由此，誠如桑德斯所言，梭羅讓讀者意識到“他們（我們）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囚徒”——而梭羅所倡導的超驗的經濟學，則更重視個人生活的情感體驗和精神成長——像經濟增長一樣，這一種有機的增長方式應當包括人的內心精神世界以及個體生活世界的完善。正如梭羅在《瓦爾登湖》中所言，唯有勞動與閒暇的有機結合，才能讓人“吸取到生命的精髓”，體驗到完滿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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