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 飛：

我的父親滕代遠，是一位大革命時期參加中國共產黨的老同志。在兒女的心目中，他是一位慈愛的好父親，更是一位身體力行、循循善誘、培育我們樹立共產主義信念的引路人。他逝世後，沒有給我們留下任何物質遺產，留給我們的卻是一筆彌足珍貴、用之不竭的精神財富，一位老紅軍戰士、老共產黨員頂天立地的革命氣節和一份視人民為衣食父母的公僕情懷。

知識青年要和工農兵相結合

1923年，我父親考入位於常德的湖南省立第二師範學校。1924年6月，他在中共湘區委員陳佑魁的領導下，組織進步學生成立了“麻陽新民社”，創辦了傳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錦江潮》，積極宣傳馬列主義思想。他撰寫發表了《中國的現狀》、《讀書為什麼》等一批進步文章，痛斥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指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同年10月，他參加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由於表現積極，次年10月轉入中國共產黨。從此，他將自己的一生完完全全貢獻給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

少不更事的時候，我曾好奇地問父親：“您在學校讀書，成績優秀，為什麼還被學校開除？為什麼書沒讀完就去搞農民運動？”父親說：“被學校開除，是因為學校當局被國民黨右派分子把持，我們組織群眾反對國民黨右派破壞大革命運動，當然會被他們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我們參加革命，就是要推翻一切不平等、不民主的社會制度。讓‘耕者有其田’，讓中國的老百姓當家作主。”這正是父親投身革命的初衷。在湖南二師讀書期間，他一邊做學生的工作，一邊做工人和常德近郊農民的發動工作。不久，他受湖南省委的指派，去長沙、平江、瀏陽、醴陵從事農民運動，成為湖南農民協會委員長，從此走上了職業革命家的人生道路。我父親是以一個知識青年的身份投入工農解放運動的，他一直認為：知識青年如果不和廣大的工農兵相結合，必將一事無成。緣此動機，20世紀60年代起，他陸續將4個兒子送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廣闊天地去鍛鍊成長。1962年，在臺灣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時，他就讓正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學讀高中二年級的大兒子滕久光應徵入伍，去海防前線服役。1965年，他又讓二兒子滕久明報考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簡稱哈軍工），獻身於國防事業。1968年，他又堅定地支持三兒子滕飛應徵入伍，到祖國西北獻身於核武器研發事業。這一年年底，他又將最小的兒子滕久昕送往內蒙古大草原插隊當牧民。

好鋼必須經過千錘百煉

在漫長的戰爭年代，父親身體力行歸結出一條真理——好鋼必須經過千錘百煉地鍛造，如此才能去除汙垢和雜質。因此，他對於和平年代成長起來的我們，要求都特別嚴格。

大哥滕久光在海軍航空兵服役時，父親在家書中要求他戒除幹部子弟優越感，以工農子弟為學習榜樣，吃苦耐勞，悉心掌握過硬的軍事技術。對久光的個人生活，父親要求他晚一些談婚論嫁，把精力都放到工作和事業上。對其他幾個兒子，同樣如此。起初，我們並不瞭解父親的良苦用心，還在私下裡偷偷埋怨：“現在又不是戰爭年代，幹嗎那麼晚結婚？！”但是，又不能違背父親的規定，我們弟兄幾個都是30歲以後才結的婚，我則是35歲結的婚。今天，我們才深深感到父親對我們的要求一點也不過分，是為我們的長遠而考慮的。

父親特別注重用我黨我軍的光榮革命傳統來教育和影響我們的價值觀，這個過程在我們剛剛懂事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在我上初中時，父親曾帶我參觀軍事博物館“雷鋒事蹟內部預展”，在參觀時他要我好好想一想：雷鋒為什麼那樣愛學習？雷鋒為什麼對人民群眾一往情深？毛澤東主席為何號召“向雷鋒同志學習”？20世紀60年代初期，正是我國三年經濟困難的年代。工資級別為四級（副總理、大將級別）的父親主動寫報告給毛主席、黨中央，要求降低自己的工資級別，與全國人民同甘苦、共患難。那個年代，媽媽雖然也是1935年參加革命的老紅軍，工資級別為行政十級的廳局級幹部，但是和我們一樣，她也不能享受父親的伙食標準。國家保證父親的主食是細糧——大米，儘管我們是一日三頓和父親共同進餐，但是媽媽和我們的主食是以粗糧為主。而且，即便是玉米麵窩頭，也不全是玉米麵，必須摻進很多菜葉才能吃飽飯。我當時十二、三歲，正是男孩子猛長身體的發育時期，所以飯量特別大，當時留給我的印象就是——什麼時候能吃上不要摻菜葉的玉米麵窩窩頭就是幸福。父親經常也來吃我們的窩窩頭，把他的大米飯讓給孩子們吃。父親說：“戰爭年代我們經常吃窩窩頭，那還算是後勤保障不那麼艱苦的時候。挖野菜、吃樹葉，那才是家常便飯。”我和弟弟年齡雖小，也不會去動父親的那一小碗白米飯。因為我們知道，那是黨和國家給父親的，父親還要擔負很重要的工作任務。我們弟兄四個，從來都是哥哥的衣服小了，留給弟弟穿。當我穿著打補丁的舊衣服時，我感到的是自豪和驕傲，因為我雖然沒有成長在戰爭年代，但是父輩艱苦奮鬥的光榮傳統在我身上得以體現。從我上小學起，凡是填報個人檔案資料，在家庭出身一欄，父親規定我只能填寫“職員”。父親說：“從國家主席到總理，從部長、省委書記到科長都是為國家、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人員，也就是職員。你們不要有任何特殊感，工人、農民的孩子和你們一個樣，甚至許多地方比你們還強，你們要好好向工農子弟學習。”

1968年2月，父親送我入伍時，親自教我打揹包，並鄭重地將一本毛澤東著作和一本《雷鋒日記》放進我的軍用挎包，叮囑要求我以雷鋒為榜樣，做一名毛主席的好戰士。

我當兵來到了祖國的大西北，雖然從軍前已經做好艱苦奮鬥的思想準備，但是一下子從繁華的首都來到那一眼望不到邊的戈壁灘，整天喝著苦澀的地表水，漫天風沙見不到綠色。這巨大的反差，還是讓我在家書中流露出茫然失措的情緒。父親敏銳地察覺到我遇到了新的考驗，他馬上給我回了一封信。信中，用“金張掖，銀酒泉”的古話教育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待祖國的大西北。父親曾多次向我講述過他對這塊熱土的深厚感情，1937年5月1日，按照黨中央命令，父親曾和陳雲從莫斯科趕赴這裡援接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左支隊。

難忘的新疆工作經歷

在父親的革命生涯中，新疆的戰鬥經歷佔了一個重要位置。1935年底，黨中央和共產國際的通信聯絡突然中斷。為了與共產國際保持聯繫，取得國際支援，黨中央派鄧發到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但是6月27日鄧發到達張掖後，就與黨中央失去了聯繫。後來才知道鄧發化裝由安西到了迪化。父親由蘇聯祕密赴新疆，去接應鄧發。在蘇聯紅軍幫助下，他越過中蘇邊境，然後由一位維吾爾族老人趕馬車送到塔城，在塔城和蘇聯領事打了招呼，就坐長途汽車到了迪化。父親找到事先聯繫好的新疆省民政廳長，住在他家裡。經過多方面打聽尋找，後來打聽到鄧發的下落，父親終於和鄧發在迪化見了面。父親返回莫斯科後，黨中央又命令陳雲和他分別擔任團長與副團長，帶領中共代表團再次赴新疆接應紅軍西路軍。在中共代表團離開莫斯科前，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宴請他們，並詢問他們有什麼困難和要求？父親提出，西路軍進新疆後，缺少武器彈藥。於是，季米特洛夫通過蘇共中央答應送他們90門大炮。西路軍在甘肅河西走廊梨園口慘遭失敗後，黨中央通知西路軍左支隊餘部向新疆轉移，黨中央已派陳雲和父親前去接應他們。經蘇聯的斡旋，1937年3月，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對邊務處交代：“共產黨有一部分軍隊在甘肅被國民黨打散了，新疆省政府同意接應他們，現在已派王效典為全權代表前往星星峽做接應工作。但是，駐哈密的警備司令堯樂博斯極力反對共產黨進入新疆，企圖在中途阻擊，要讓邊防處安排部隊消滅他。”4月下旬，邊防處星星峽辦事分處發回電報：“紅軍已到星星峽，人數只有三、四百。”這時已到迪化的陳雲和父親，還有一個蘇聯顧問等人於4月28日，乘坐由盛世才提供的汽車，滿載著武器、服裝和食品，以及一個營的武裝部隊，啟程向星星峽開進。這天適逢春雪，冷峻的天空，雪花劃破凝重。浩浩蕩蕩的車隊魚貫而行，在雨雪中顛簸前進。車隊當天到達吐魯番縣城，第二天繼續前進，到達七角井。途中，車隊的警衛部隊與堯樂博斯的騎兵發生激烈交火，堯樂博斯匪徒被擊退。後來，他們來到星星峽以後，只見二三十座碉堡挺立山頂，俯視峽口。王效典領著兩個人走進教導大隊隊長宮自寬住的小屋，介紹說：“這是中共中央代表施平（陳雲的化名）和李廣（父親的化名）！”又向二人介紹說：“這是宮大隊長。”宮自寬命令警衛部隊將從省裡帶來的衣服、米麵、餅乾、罐頭以及日用品分發給紅軍西路軍左支隊指戰員。陳雲和父親與早已等候在那裡的西路軍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煥、郭天民、黃火青、宋侃夫、王子綱等人熱烈擁抱。繼陳雲講話後，父親高聲對大家說：“我們是代表黨中央、毛主席來迎接大夥的。同志們，你們辛苦了、受罪了。現在你們回到自己家裡了。”當他和西路軍總部作戰科科長呂黎平握手時，站在一旁的李卓然介紹了小呂。父親鬆開手後退一步，上下端詳著呂黎平說：“呂繼熙？你不是呂繼熙嗎？”原來，呂黎平本名叫呂繼熙，在父親擔任中革軍委總動員武裝部長時，呂黎平在軍委作戰科，他們經常接觸很熟悉。父親再一次緊緊摟住了呂黎平說：“小呂，你受苦了，你們都受苦了。”

在星星峽召開的五一節紀念大會上，陳雲和父親代表黨中央親切地慰問了西路軍左支隊的同志們。5月1日下午，西路軍左支隊四百餘將士在陳雲帶領下，乘車向迪化駛去。5月7日傍晚，車隊進入迪化西南十餘公里的紅雁池，爾後，西路軍將士們住進了新落成的紡織廠工人宿舍。兩天後，盛世才在督辦公署東花園貴賓室祕密會見了陳雲和父親以及西路軍的主要領導人。7月底，西路軍的將士們從駐地遷移到東門外的營房裡（今五星路）。經陳雲和父親研究決定，將西路軍左支隊整編為紅軍西路軍總支隊，下設幹部隊和四個大隊，對外稱“新兵營”。

陳雲和父親親自為指戰員們上文化補習課，爾後，又開展了飛機、大炮、坦克、騎兵、電臺等業務訓練。陳雲和父親還專門為“新兵營”上馬克思主義理論課，使將士們在掌握現代軍事知識的同時提高了思想政治覺悟。同年10月，根據黨中央命令，在迪化南樑正式設立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黨中央決定父親出任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主任，對外稱“南樑第三招待所”。在父親主持下，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緊緊抓住中共與盛世才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有利時機，宣傳我黨的抗日主張，幫助盛世才穩固新疆政局；二是鞏固抗戰後方和保持國際交通線的暢通；三是籌集和轉運國際和新疆援助延安八路軍的軍火和其它軍需物品；四是為八路軍培養人才；五是迎接和接待往返於延安和共產國際間的高級幹部；六是指導和管理在新疆各地的共產黨員，積極開展黨的工作。父親除了管好“新兵營”的工作外，還積極與共產國際、盛世才進行聯絡、交涉，籌集了羊皮大衣5萬件、汽車10輛、高射機槍12挺、子彈12萬發支援八路軍。

1937年底，父親奉命調離新疆返回延安就任中共中央軍委參謀長。

滕代遠報告毛澤東請求保留鐵道兵

滕久昕

1949年1月10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根據中央政治局的決定，發出電令，成立軍委鐵道部，統一領導各解放區的鐵路修建、管理和運輸，任命滕代遠為軍委鐵道部部長。

同年5月16日，中央軍委命令，將鐵道縱隊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團。由軍委鐵道部部長滕代遠兼任兵團司令員和政治委員，鐵道部副部長呂正操兼任兵團副司令員，縱隊參謀長李壽軒任兵團參謀長，鐵道部政治部主任王鶴峰兼任兵團政治部主任。兵團領導機關設司令部、政治部、工程部。供給、衛生等後勤保障工作由鐵道部負責。

鐵道兵——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的一個工程技術兵種，包括鐵路、隧道、橋樑、建築、舟橋、通信工程等部隊，擔負著工程保障任務。戰時，擔負戰區的鐵路搶修、搶建任務，保障軍隊的機動和作戰物資的輸送；平時，主要參加國家鐵路建設。“野戰軍打到哪裡，就把鐵路修到哪裡”成為鐵道兵部隊的口號。從1948年夏到1949年底，鐵道部隊廣大官兵與鐵路員工齊心協力，克服重重困難，勝利地完成了搶修任務，使全國遭國民黨軍隊破壞的幾條主要鐵路幹線均已通車。據統計，這期間共修復線路1629公里、橋樑976座、車站房屋5898平方米，修復信號232站，為解放軍渡江南下、進軍西北、解放全中國提供了鐵路保障，為戰後全國經濟恢復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1949年6月1日，平保築路工程總隊被改編為鐵道兵團第一工程處。6月15日，北平和平改編的裝甲列車總隊第一總隊劃歸兵團建制，改編為兵團鐵甲總隊。8月1日，軍委電令，將察哈爾軍區預備醫院第三分院調歸兵團，分配到各支隊醫療單位。10月15日，將華北軍區石家莊醫院劃歸兵團建制，改稱鐵道兵團直屬醫院。11月26日，從山東軍區接收新兵1.02萬人，除補入各支隊部分外，暫組3個新兵訓練團，在石家莊集訓。12月下旬，鐵道部將機械築路工程總隊調歸兵團領導。1950年2月15日，遵照軍委1月9日電示，將石家莊集訓的3個新兵團與裝甲總隊合編為鐵道兵團第六支隊（轄3個大隊），任命尹詩炎為支隊長。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正式成立。滕代遠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鐵道部部長、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務委員和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呂正操、武競天和石志仁同時被任命為鐵道部副部長。

1950年，全國轉入戰後經濟恢復時期，戰時應急搶修的鐵路，已不能適應繁重運輸任務的需要，必須進行全面的永久性復舊。1月，全國鐵路工程計劃聯席會議後，鐵道兵團全力配合鐵路職工參加京漢、粵漢、隴海3大幹線及同蒲線北段的永久性復舊工程。

1950年5月26日，鐵道兵團在北京召開黨委擴大會議。會上，滕代遠傳達了中央財經委員會4月22日向政務院、中央軍委提出的將鐵道兵團改為工程隊，實行企業化建設的報告。“實際上，內部對這件事的行動步驟已經基本定了”，時任三支隊政治委員的徐斌在1987年3月19日上午接受採訪時說。經與會同志討論，大家反映強烈，認為兵團已經建設成為有相當規模的修建鐵路的技術兵種，在當前還有戰爭的情況下，為了適應戰時搶修的需要，兵團不宜削弱。兵改工，轉得這麼快，工作不好做，而且也會影響到工程質量。從鞏固國防、加強備戰出發，與會者一致認為：兵團仍應保留並需加強。

滕代遠深入各個小組，耐心聽取大家意見，沒有把上面的意見硬往下壓。會後，滕代遠主持召開了鐵道兵團黨委會議，認真研究分析後認為，為減少費用開支和適應全軍整編的要求，兵團部隊可進行縮編，但要保存主力和技術骨幹，以利必要時迅速擴大部隊，適應戰爭需要。會後，兵團黨委即向中央軍委建議報告：保留兵團番號，部隊縮編，仍歸軍委建制；工程業務和軍費供應由鐵道部負責，其他工作統歸軍委各有關部門領導。滕代遠建議鐵道兵“應成為一個特種兵，成為戰鬥序列不可缺少的一個兵種”，這個建議受到兵團上下的一致贊同。

6月10日，中央軍委批准了保留鐵道兵團縮編部隊的報告。遵照軍委關於保存主力、縮編部隊的批示，鐵道兵團於7月中旬下發整編命令，8月1日開始正式整編。此次整編以國防軍戰時陸軍編制為基礎，本著“加強機關，充實連隊，減少層次，提高出勤率”的原則，根據全軍整編要求，將支隊編為師，大隊編為團，取消中隊（營）一級領導，每師設2個橋樑團、1個線路團。按上述原則，將一、二、三、四、六支隊和第一工程處、機械築路總隊、汽車大隊、長辛店南廠及兵團直屬機關3.8萬餘人，縮編為3個師、1個直屬橋樑團、1個直屬汽車團及兵團直屬機關等共2.57萬餘人。原一支隊編為第一師，任命劉克為師長，郭延林為政治委員；二支隊編為第二師，任命劉震寰為師長，馬鳳舞為政治委員；四支隊和三支隊二十七線路大隊編為第三師，任命龍桂林為師長，徐斌為政治委員；三支隊直屬隊、第三橋樑大隊及二十三線路大隊一部編為直屬橋樑團；汽車大隊編為汽車團。六支隊直屬隊與三十一線路大隊編為公安師，和原鐵甲總隊均隸屬公安部建制，暫由兵團領導（1951年1月1日歸屬鐵道公安司令部）；第六橋樑大隊和三十二線路大隊番號撤銷；第一工程處及長辛店南廠調歸鐵道部；機械築路總隊撥歸交通部公路總局。為有計劃地培養提高幹部的政治文化水平，1950年9月，在北京成立鐵道兵團幹部學校（當年11月6日干部學校移駐河南洛陽）。

在滕代遠撰寫的《我的回憶》（未發表）中可以看到這段文字：“我親自出面找軍委、總參、總政負責人商定（量），不能取消，應該加強。結果，毛主席的書面批示下達後，才算鐵道兵團應該長期存在，要加強政治和技術建設，成為我軍一個不可或缺的兵種。”據第三師政委、後來成為鐵道兵團參謀長的徐斌回憶：以後滕（部長）還開玩笑地對我們講“你們勝利了”。

9月18日，中央軍委下發通令指出：“為健全鐵道兵團的組織領導，走向正規化建設，成為現代國家兵種之一，確定該兵團為軍委建制，加強各部門的領導，除工程業務由鐵道部直接領導並負責經費外，其他各業務部門的請示報告、會議指示、文件分發，以及幹部受練調動等，均與其他直屬部隊相同，建立領導關係。”這份由毛澤東主席簽署的中央軍委通令，明確提出了鐵道兵團的建設方向，再次明確規定鐵道兵團隸屬軍委建制。原任兵團參謀長的徐斌回憶這段往事時說：“滕代遠同志當時這個決定是正確的，對兵團建設起了關鍵的重要作用。不久朝鮮戰爭爆發，兵團在援朝作戰中發揮了作用，實踐說明滕代遠同志是有遠見的。”

10月9日，鐵道兵團奉命進入朝鮮，執行抗美援朝鐵路搶修任務。

10月11日，在北京召開鐵道兵團黨代表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各師、團、直屬機關和部隊代表62人。會議以總結工作、統一建軍思想、檢查兵團領導思想和工作作風為中心。會上，兵團副政治委員崔田民作了一年來部隊工作總結報告。兵團黨委書記滕代遠作了會議總結，檢查和批評了兵團黨委對貫徹鐵道兵團建設方針上的錯誤和缺點，指出，中央軍委對兵團建設方針一直是明確的，如何在工作中貫徹實現軍委方針，是兵團黨委應解決的首要問題。為統一建軍思想，總結中再次強調了毛澤東1950年9月18日對鐵道兵團建設方針的批示和朱德總司令對“鐵道兵團要整編但不能縮小”的指示。總結報告中再次指出鐵道兵團的性質和任務。根據侵朝美軍不斷侵犯我國邊境的戰爭形勢，在總結中要求各部隊結合整黨運動，提高戰鬥意志，克服鬥志鬆懈、解甲歸田思想，切實做好戰鬥準備。會議於10月22日結束。

11月，兵團各師召開了黨代表會議或代表大會，認真傳達貫徹了兵團黨代表會議精神，總結了近期工作，統一了思想，堅定了鬥志，為加強部隊建設和即將入朝執行新的任務，奠定了思想基礎。

1951年抗美援朝戰爭初期，中央軍委從人民解放軍劃撥10個師到鐵道部，參加修建鐵路的工作。根據鐵道部部長兼鐵道兵團司令員滕代遠的意見，這10個師全部編入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團，擔任搶修、破壞和新建鐵路的戰略任務。

1953年9月，中央軍委決定組建鐵道兵領導機關。9月9日，中央軍委命令：志願軍在朝鮮的6個鐵道工程師，正式劃歸軍委系統，與鐵道兵團現有的4個師、1個獨立團，統一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從此，鐵道兵正式作為一個兵種列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序列中。

滕代遠對鐵道兵有著深厚的感情，時刻關注著這個新兵種的成長，為這支英雄部隊的創建與發展，花費了許多心血。鐵道兵為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援越抗美戰爭和共和國鐵路大動脈建設立下的不朽功績，使人難以忘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