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前期儒釋道融合得好好的,為何後期皇帝又是迎佛骨又是滅佛?

唐朝 國學 唐玄宗 道教 唐肅宗 華夏人文歷史 2018-12-01

導語:如果我們把宗教比作一個市場,那麼皇帝與官府就是最大的買家。無論是佛教還是道教,都極力向皇家推銷自己,希望更多介入國家政治。


唐代是一個宗教盛行、多元幷包的社會,在這一時期,發生了玄奘西天取經,卻又出現了會昌滅佛道教取得了類似於國教的地位,卻始終不及佛教深入人心在相互競爭又相互滲透的各種宗教之上,則是籠罩一切的皇權。武則天利用佛教的經義為其登上皇位進行合法性的論證,而玄宗、武宗、宣宗則都接受了道教大師的授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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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西行求法,陝西榆林窟壁畫

儒釋道辯難。624年二月的一個清晨,唐都長安的國學裡,一場隆重的釋奠禮儀正在舉行,唐高祖李淵親自出席,陪同高祖前來聽講的還有秦王李世民與滿朝文武,氣氛顯得莊嚴肅穆。

釋奠本來是國家祭祀先聖孔子的大典,但這次儀式卻顯得與眾不同,因為參加講論的,不僅有一代大儒,還有來自佛教、道教的代表性人物。代表儒家出場的,是國子博士徐文遠與太學博士陸德明;代表佛教出場的,是長安聖光寺沙門慧乘、普光寺沙門道嶽;道教方面,則由清虛觀道士劉進喜李仲卿出馬。這幾位均為一時名流,比如道嶽曾是玄奘西行求法之前的授業恩師

在這次釋奠之前發佈的詔書中,高祖定下了“三教雖異,善歸一揆”的原則與基調。三教講論的目的,是使其相互觀摩,商量意旨,而參與各方為了攻擊對方,樹立本教威望,莫不廣引對方經典以資辯駁,這在客觀上促進了三教之間的相互瞭解,許多人開始兼明三教,否則無從在論戰中取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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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摩面壁圖


唐代是中國佛教發展史上的黃金時代,也是佛教中國化的定型時期,除了天台宗創立於隋代之外,其他如唯識宗、三論宗、華嚴宗、禪宗、律宗、淨土宗、密宗等中國化佛教宗派,都是在唐代真正定型的。

不過,與印度傳來的佛教相比,中國本土發展起來的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朝廷更多的支持。這首先是因為,在大唐開國的過程中,不斷有道教徒附會李氏為老子後裔的神話,以強調李唐建國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對於李唐皇室而言,這的確是一種方便的宣傳策略,以天命所歸的神話,來爭取更多民眾的支持。

666年,從泰山上走下來的唐高宗特意來到了老子故里亳州,在此,他追號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並創建祠廟,置官員進行日常管理從此以後道教正式獲得了比較特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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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南山古樓觀

與佛教更多介入民眾個人信仰生活不同,唐代道教卻力圖影響國家的禮儀制度。在唐玄宗時期,這種努力到達了頂峰。不過,唐玄宗雖然是位狂熱崇道的皇帝,但作為一位掌握帝國命運的統治者,他還是希望得到更多人的支持,面對當時各種宗教與意識形態,他還是採取了平衡的手段

開元十年(722年),唐玄宗將御注的《孝經》頒於天下。,還要求天下百姓每家都必須藏一本《孝經》,勤加研習。開元二十三年(735年),唐玄宗御製《道德經注》,頒行天下,令諸州大道觀刻石,今存邢州、易州碑刻本。同一年,唐玄宗還御注了佛教的《金剛經》

《孝經》《金剛經》《道德經》,這三部經典篇幅都不大,但對於儒、釋、道三教而言,卻都是根本性的經典。唐玄宗遍注三教,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徵意義。這說明,他的宗教政策是尊儒、崇道、不抑佛。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是一種三教齊一的政策。

開元二十三年(735年)八月初五,是紀念唐玄宗生日的千秋節,為此特舉行了一次三教講論活動。在這次講論中,玄宗明確提出了“會三歸一”的主張,當時的宰相張九齡也提出了“萬殊一貫,三教同歸”的說法,恰好是玄宗“會三歸一”的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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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本《大雲經疏》,是武則天上臺重要的政治宣傳文件,是雜糅了佛經和陰陽讖緯的產物。


如果我們把宗教比作一個市場,那麼皇帝與官府就是最大的買家。無論是佛教還是道教,都極力向皇家推銷自己,希望更多介入國家政治。

唐玄宗之後,肅宗、代宗父子十分寵信胡僧不空不空是天竺人, 長期在中國, 故被稱為胡僧。 安史之亂時, 肅宗(756—762年在位)逃到靈武, 曾密遣使者向不空求祕密法。 於是不空率沙門一百人入行宮, 朝晚誦經求佛保佑郭子儀力戰, 並以重酬招回紇兵為助,才收回京師, 唐肅宗卻認為不空有功不空也乘機居功, 遂入宮建道場, 為唐肅宗七寶灌頂, 受菩薩戒

唐代宗(762—779年在位)讓不空為亡母章敬太后造冥福, 建章敬寺, 共四十八院, 四千餘間, 窮極壯麗, 費錢億萬。 《資治通鑑》 評價說, 胡僧不空, 官至卿監, 尊為國公, 出入禁闥, 勢移權貴, 京畿良田美利, 多歸僧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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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繪《六尊者像》

唐憲宗李純(805—820年在位)即位後,“讀列聖實錄,見貞觀、開元故事,竦慕不能釋卷”。他勵精圖治,重用賢良,改革弊政,取得了削藩的巨大成果,史稱“元和中興”。在取得了一些成就以後,就自以為立下了不朽之功,漸漸驕侈。任用皇甫鎛而罷賢相裴度,政治日見衰敗。他還信仙好佛,想求長生不老之藥。818年,他下詔徵求方士。皇甫鎛向他推薦了一個名叫柳泌山人,由他配製長生藥

819年正月,憲宗派使者前往鳳翔迎佛骨,長安一時間掀起信佛狂潮韓愈不顧個人安危,毅然上《論佛骨表》極力勸諫,認為供奉佛骨實在荒唐,要求將佛骨燒燬,不能讓天下人被佛骨誤導。

憲宗覽奏後大怒,要用極刑處死韓愈,裴度、崔群等人極力勸諫,憲宗卻仍憤怒。一時人心震驚歎惜,乃至皇親國戚們也認為對韓愈加罪太重,為其說情,憲宗便將他貶為潮州刺史。同一期間,李純開始服用長生藥,性情變得暴躁易怒,經常斥責或誅殺左右宦官,820年於大明宮暴死,年四十二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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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

韓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

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唐文宗李昂(826―840年在位)曾對宰相說, 吾民尤困於佛。 他本想發動廢佛, 因佛教勢力強大, 不能發動。

之後,唐武宗李炎(840—846年在位)繼位, 下令廢佛。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滅佛”中的會昌滅佛。

會昌滅佛有著深刻的政治與經濟原因,唐代佛教寺院經濟極為興盛,侵佔了大量土地和勞動力,對唐王朝的財政收入造成巨大危害,這是滅佛最根本的原因。當然,在宮廷中,還有趙歸真一批道士在推波助瀾,甚至聲稱正是這些緇衣僧尼的存在阻礙了武宗的成仙之道,因此,道教方面的鼓動成為武宗廢佛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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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煉石

武宗在位的六年裡,一道接著一道的反佛詔令從宮中發出。會昌二年(842年)三月,武宗要求各寺院開始驅趕那些沒有度牒的僧人,並禁止寺院剃度沙彌。十月,開始沙汰僧尼,並沒收一些寺院的財產。隨後,開始限制各寺院擁有的奴婢人數。會昌四年(844年),武宗下令禁止長安各寺院供養佛牙,禁止信徒前往五臺山、終南山及泗州普光王寺等佛教聖地巡禮,拆除民間的小規模的山房、蘭若、佛堂等。

到了會昌五年(845 年),滅佛進入了高潮。七月,武宗下令省並天下佛寺,規定兩京的左右街各留寺四所,僧徒各三十諸州各留寺一所,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其餘全部拆毀,僧尼一律還俗。拆下的寺材被用來修理官廨驛站,像被熔鑄為農器,銅像用來鑄錢其他奇珍異寶則被獻給皇帝。

經過這次滅佛,全國共毀佛寺四千六百餘所,招提、蘭若等四萬餘所,沒收寺院良田數千萬畝,共有超過二十六萬僧尼還俗,十五萬奴婢成為國家納稅人口,使佛教勢力受到極為沉重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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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羅漢洞中入定

會昌六年(846年)三月,武宗因病去世了據說是因為服用了道士所煉的丹藥所致宦官擁立其叔父李忱(846—859年在位)即位,是為宣宗。在他的統治時期,開始復興佛法,一些被廢毀的寺院重新建立,一些被迫還俗的僧尼又重新獲得出家修行的機會。

到了懿宗李漼(859—873年在位)時期,對佛教的崇奉達到頂峰。873年,他不顧朝臣的規勸,派遣一群僧人前往鳳翔的法門寺,迎請釋迦牟尼的佛指骨舍利入長安。這並不是唐朝皇帝第一次迎請舍利,但可能是最為隆重的一次

當神聖的鐘磬奏響,在禁軍的護送之下,佛骨舍利進入長安城,並在城中舉行了盛大的巡遊,長安百姓觀者如潮,如醉如痴,一些信徒甚至燃指以求功德。據說懿宗皇帝親自來到安福門迎接,他拜伏於舍利之前,淚流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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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門寺佛文化景區

舍利在大明宮的內道場供養三天之後,又輪流供奉在長安各大寺院,供百姓禮拜。八個月後,舍利被送回法門寺,當時懿宗卻已經駕崩,其子僖宗在送還舍利之時,按照佛教密宗的儀軌,將佛指舍利及數千件稀世珍寶一同封入塔下地宮,用唐密曼荼羅結壇供養。從此,這些珍寶在地宮中封存了千年之久

事實上,雖然朝廷的三教講論曾帶有相互競爭的意味,晚唐甚至發生了會昌滅佛這樣極其嚴重的慘劇,但在民間社會,對於這些在家的普通信眾而言,佛、道二教的邊界並不是那麼森嚴的

位於北京南郊房山區雲居寺房山石經是天下佛教界的重要文物,其刻經事業是從隋代開始的,到了唐代獲得巨大發展。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盛唐時期房山石經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其背後的推手卻是一位女道士,她就是唐玄宗的胞妹金仙長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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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房山雲居寺

懿宗鹹通十四年( 873年),劍南資州的錄事參軍鄧喑同時造立佛教的觀音和道教的天尊像供養。甚至在佛教聖地龍門石窟也出現了道教造像。可見民間信仰中無論佛、道,只要能佑助自己,即加以崇奉,這種實用主義的傾向在造像記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唐玄宗時青城山道士劉知古的家庭中,他的兄長學儒家經典,弟弟則奉佛,出家於武擔山靜亂寺,法號履徹。據當時宰相張說的記載,劉知古曾在成都太清觀的靜思院畫了老子、孔子與釋迦牟尼張說評論說:“三聖同在此堂,煥乎有意哉!達觀之一致也。”

在唐代,同一家庭內部的不同成員可以分別信奉佛、道,這既是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反映,也是唐宋之際三教合一的基礎。


唐朝前期儒釋道融合得好好的,為何後期皇帝又是迎佛骨又是滅佛?

卜憲群 總撰稿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撰稿

華夏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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