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身份證省籍欄在1990年代中，已經被出生地所取代，就是為了期待外省人、本省人之間的區別早日泯滅。但是民進黨上臺後，推出很多針對軍公教、警消、國民黨以及“去中華民國”的做法，已經嚴重影響到外省第二代在臺灣的安全感及歸屬感。
外省二代
外省第二代這裡指的是1949年以後出生在臺灣，父母或其中一人從中國大陸來的，本來一個人在一地出生、成長、受教、就業，乃至納稅、退休，早應該算是當地人。但是似乎外省人，不管第一代、第二代，很多人仍然標籤為既得利益者、“大中國主義者”、統派。
最可悲的是很多身在綠營的外省第二代，為了證實自己的忠誠度，在當上民意代表、“入閣”或身為名嘴後，要更加執行綠營的意識形態、加力打擊外省人及外省第二代，或任何與中國大陸有關的人與事，一位前“政府官員”說，他們為綠營做事，不管什麼職位，都要更賣力，才能顯示自己的焚膏繼晷、忠貞不二。
（上圖顧立雄、下圖林峰正都是為民進黨服務的外省二代）
早期很多學者指出，外省籍民眾的經濟社會地位明顯高於本省籍民眾，但是隨著臺灣經濟蓬勃，家無恆產的外省人及其第二代頂多拿到的是薪水，卻沒有地，做不了“田僑仔”。土地是這個小島上最大的資源，而有地的民眾，多屬本省籍，但外省人仍然被認為既得利益階層，實在不公平。
外省第二代多成長於眷村，一般來說他們有幾種出路，學業成績優良者升大學，畢業後去國外讀書，或留在臺灣進入公教單位，而外省第二代在幾十年前踏入公教也有其淵源，那時要進民營企業，如臺塑、東元，第一個條件就是要會講閩南話，長在眷村的外省第二代在第一關就被刷掉。當時的出路就是做軍人或做公教人員，那時是待遇菲薄的工作。
其次成績普通者，父母已知他們很難考上大學（上世紀60年代，大學錄取率只有20%左右），即使進入軍校，當時軍人待遇也很差，還要與家人長期分隔，是很難吸引人的職業，所以有“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說法。外省第二代後段班者，當時沒有補救措施，有的去做車掌小姐（欣欣客運）、做女工，也有的進入幫派組織，和本省籍底層人士境遇相同。
社會有表面印象，認為外省第二代接受大專教育的比例高，1990年代臺灣大學社會系教授範雲甚至做研究指出，外省第二代能受較高教育是“政府”對軍公教子女的學費補貼，但是稍後“中研院”的吳乃德做出的研究指出，這項因素並不明顯。
其實外省人家庭對子女教育的重視，其原因是父母輩來臺灣，已是江山已盡，死無退路，又家無恆產，只有費盡心力，要子女進大學，以求自立，每逢學期開始，這些父母也是到處張羅借學費。比如，我和父母搬來臺北時，租屋居住，房東看到我上政治大學，就和我母親說，為什麼不送我進工廠工作，還可拿錢回家，還好我母親沒有聽她的話。
外省第二代就和所有四年級、五年級生一樣，參與、貢獻臺灣的成長及蓬勃，但外省第二代常被標為“大中國主義者”、統派，但他們到大陸，仍然被稱為臺灣人，例如我任教的汕頭大學，都稱我是從臺灣來的老師（是稱讚之意，但不知這個稱讚意味還能持續多久），當然這也表示在大陸我是客人。而臺灣再視外省第二代為既得利益者，他們要如何安身立命？
外省第二代在臺灣屬於少數（10%左右），但是“執政者”不宜忽略少數人的失落及不滿，綠營也要注意不要把少數人逼上梁山，否則再多的轉型正義也無法彌補。
本文原載於臺灣《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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