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此文：獻給中國11世紀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的王安石團隊！

宋朝，是一個很值得深思的朝代。

一邊是軍事上的羸弱，一邊是經濟上的繁榮。就連當時士大夫們，都是溫文爾雅又個性鮮明，霹靂手段又菩薩心腸。譬如，我們很熟知的蘇東坡與王安石，兩人交集半生，亦敵亦友。

王安石，既是滿腹才情的文學家，也是具有經天緯地之才的大政治家。蘇東坡，既是才華橫溢的藝術家，也是北宋中期粉絲最多的文壇領袖。

王安石與蘇東坡，都是天賦異稟的奇才，只不過二人在仕途上，走了兩條完全不同的路。

一個少年老成，胸懷匡時大志，逐步成為富國強兵的賢相，最後因改革而飽受爭議。一個少年得志，不知仕途險惡，被人唆使充當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半輩子都在貶謫中度過，最後因藝術而留名青史。

《宋史》，混亂而失實，往往讓人一頭霧水，這也是它迷人的地方，值得我們去獨立思考。王安石到底是富國強兵的賢相，還是禍國殃民的罪臣？蘇軾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為什麼這哥們總是被貶職？司馬光除了是大名鼎鼎歷史學家，他還充當什麼歷史角色？王安石、蘇軾、司馬光，三者之間又有什麼瓜葛？

不妨，我們來剖析這段歷史，看看歷史真相的是什麼？

1、其人

先上一段比較老套的人物簡介。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諡文，封荊國公，出生於天禧五年（1021），江西臨川延壽鄉人（今江西省東鄉縣黎圩鎮上池村）。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經濟學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自幼聰慧，刻苦學習，並且記憶力驚人，達到過目不忘的地步。他出生在官宦家庭，條件相對優渥，從小受到了良好教育，比寒門出身的范仲淹要好很多。但王安石身上，沒有半點官宦子弟的惡習，恰恰相反他是個品學兼優的青少年。

王安石讀書，不侷限於四書五經，涉獵道、儒、法各家學問，研究大農、大工、大商。寫詩作文，嚴格來說只是他業餘愛好，興致來了就發幾篇微頭條。即使如此，他都能躋身“唐宋八大家”，可見其天賦才思，非同尋常。

其父王益，是北宋地方官員，先後在江西、福建、廣東、四川、河南、江蘇等地任職。王安石從小隨父四處做官，宦遊南北，增長了見識，開闊了視野，豐富了閱歷，也知曉了民間疾苦。

17歲那年的雨季，王安石跟隨父親來到江寧（今南京市）。同齡人有共同的期許，緊緊黏在一起，吟詩弄月，或遊山玩水。而他卻跑到郊區農田地頭，向老農民學習農業種植，這個舉動難人可貴。

蘇軾，字子瞻，號鐵冠道人、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後追贈太師，諡號“文忠”。其出生於景祐三年（1037），四川眉州眉山人（今屬四川省眉山市），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畫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蘇軾家境也不錯，算是眉州當地望族，祖父蘇序是當地土豪，不事筆墨，為人卻灑脫。其人緣與酒量都很好，據說平時家裡藏有幾萬石糧食，屬於名副其實的大地主。

其父蘇洵，算是個大器晚成的“富二代”，年輕時喜歡喝酒擼串，到了27歲才開始奮發讀書。多次科舉落榜後，四處求學，廣交詩友。遊學幾年後，回老家專注讀書作文，培養孩子讀書，算是浪子回頭的經典案例。

蘇軾，6歲開始接受啟蒙教育，在母親程氏悉心教育下，養成閱讀的好習慣。後在父親蘇洵管教下，博覽經文史籍，學業大進，下筆成文。當時流行華麗唯美的文風，而蘇洵勉勵蘇軾多寫質樸清晰、說理透出的文章。

這份不同尋常的堅持，為後來蘇軾成名打下基礎。這個舉動，得益於他和歐陽修建立深厚的私人友誼，教育理念上受其影響。

20歲前，蘇軾都生活四川境內。由於家境殷實，可以心無旁騖地讀書，為參加科舉做準備。這個時候，他還只是一個思想單純的青年才子，對外面世界瞭解甚少，人生閱歷相對簡單。

2、其仕

慶曆二年（1042），王安石21歲，參加科舉考試，全國第四名，賜進士及第。按照朝廷慣例，王安石直接被授淮南節度判官，成為北宋基層官員。

按宋朝祖制，官員任期結束後，准許報名參加館閣職務考試。在北宋，進入館閣，等於進入中央直屬機關單位，同朝廷高層共事，有機會得到皇帝召見，是一條仕途捷徑。很多人擠破腦袋要進去，唯獨王安石直接放棄，強調要求去地方工作，擔任基層扶貧幹部。

王安石被調到鄞縣任知縣（今浙江寧波市），在四年任期內，組織修建水利工程，興建大量學校。青黃不接時，把官倉穀子拿出來，借貸給百姓，秋後豐收時，百姓加點利息償還即可。這樣做，既可以讓官倉中的陳谷換成新谷，也避免鄞縣百姓遭受高利貸的盤剝。

這是一項惠民政策，後來成為北宋普惠金融政策。

皇祐三年（1051），王安石調任舒州通判，期間勤政愛民，政績很突出。時任宰相文彥博，向皇帝推薦王安石，請求越級提拔，藉此來激勵其他官員。

王安石以越級提拔難於服眾為由，拒絕了領導的好意。不久，歐陽修推薦他任諫官，他以祖母年歲已高而辭謝。後來，調往常州擔任太守，繼續治理地方，政績斐然，當選北宋“十大傑出青年”。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調為度支判官，這次他很爽快，按時進京報到。很顯然，他志在經濟財政工作，希望能為國家做出更大貢獻。做官從來不考慮位子，心裡只想著做實事，這是王安石的為官之道。

在中央工作期間，王安石寫了篇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深刻總結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經歷，剖析國家積弱積貧的現狀及原因，系統提出變法圖強的解決方案。

可惜的是，宋仁宗並沒有在意這份奏疏，只是束之高閣。

後來，王安石母親逝世，辭官守喪。丁憂期滿，他又拒絕回京任職，寧可待在江寧。

從慶曆二年（1042），到治平四年（1067），這25年期間，王安石基本都在偏遠地方擔任基層幹部。令人驚愕的是，他有很多次機會升官，竟然都謝絕了朝廷，和大多數官員熱衷升遷，截然不同。

在很多人看來，王安石是個不合群的怪人，不僅屢次謝絕朝廷的擢升，也拒絕夫人給他納妾。不坐轎，不近女色，不講究吃穿，為官正直清廉。以此認為，王安石是在沽名釣譽，未免有點輕率與失實。

因為王安石品質幾近完美，以富國強兵為己任，從不在乎世俗的言論。在謝絕朝廷提升同時，王安石在不同地方與崗位上，總是做出讓同僚嘖嘖稱讚的政績，顯示出非凡的行政才幹。

宋仁宗

蘇軾，於嘉祐二年（1057），隨父親蘇洵、弟弟蘇澈進京科考。當時的主考官是文壇領袖歐陽修，副主考官是詩壇巨匠梅堯臣。

歐陽修是蘇洵私交甚密的好友，此時有意扭轉文壇華美空洞的文風。恰好，蘇軾策論文章《刑賞忠厚之至論》，文風清新、說理透出，因此獲得歐陽修的賞識，成績名列全國第二。後來在殿試中，蘇軾表現更出彩，和弟弟蘇澈同時賜進士及第，傳為科舉佳話。

歐陽修對同僚講，我當退讓此人，讓他出人頭地。又說，三十年後沒有人再談我歐陽修，天下只知蘇軾。

歐陽修是文壇領袖，亦是社會意見領袖，其一褒一貶，直接關乎學子的前途。在歐陽修力挺與吹捧之下，蘇軾幾乎是一夜成名，成為北宋文壇“小鮮肉”，其新作成為北宋搜索熱條。

以此同時，“蘇家三父子”也成為北宋文壇最牛組合，一時名動京師，刷爆了今日頭條，而蘇軾就是這個組合的核心成員。

宋朝科舉制度，主考官與考生之間，彼此會建立一種師生關係，這種關係也是日後仕途中重要紐帶。而蘇軾與歐陽修關係，不止是師生關係，還有父輩之誼。蘇洵絕對不是單純的文人，他善於社交，長於營銷，和歐陽修是好友，同朝廷另一位重臣張方平關係也很鐵。

這種非同尋常的關係，為蘇軾仕途鋪好了路，這是蘇洵最精明的地方。同時，這也是蘇洵最糊塗的地方，從某種程度上影響了蘇軾，讓他在後來做出錯誤的選擇。

蘇家三父子成名後，沒隔多久，就接到蘇軾老媽去世的消息，只好匆忙回家治喪守孝。直到嘉祐四年（1059），蘇軾才回到京城開封，等候朝廷具體的工作安排。

嘉祐六年（1061），蘇軾被授大理評事、籤書鳳翔府判官。而王安石調到京城，擔任度支判官，主管中央財經工作已有三個年頭。

在京城，王安石與蘇軾，只是短暫的交集。

十年之後，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開始在全國推廣新法。二人因為政見不同，開始激烈的交鋒。實事呢，不止是政見不同那麼簡單，背後還蘊藏著兩個集團的利益之爭。

以蘇軾的聰明，肯定知道其中的微妙關係，然而政局，沒有給他更多的選擇。

歐陽修

3、其時

治平四年（1067），宋神宗趙頊（xū）即位。

宋英宗因執政時間很短，在政治上沒有什麼大作為。等趙頊踐祚繼位時，北宋表面上繁榮安定，實則危機四伏。

朝廷外部，邊疆的和平，依然是靠“金錢”來維持，每年需贈送大量“歲幣”給契丹和西夏。儘管如此，西夏與北宋邊疆衝突仍時有發生，為了防禦西夏軍事侵擾，又不得不招募更多士兵，導致軍費開支劇增，繁衍出冗兵冗員問題。

朝廷內部，韓琦、富弼、文彥博等元老重臣，表面上恪守盡職，實際上在維持一種現狀，缺乏開拓進取的銳氣。官僚機構臃腫，行政效率低效，運營成本居高不下，誘發中央政府嚴重的財政赤字。

據《宋史·食貨志》記載，北宋治平二年（1065），國家財政虧空白銀高達1750餘萬兩。宋神宗即位時，中央財政壓力更加明顯，常常讓年輕的皇帝，愁得寢食難安。

1065北宋

廟堂之外，民間的商業貿易卻異常繁榮，形成強大的私人資本財團。根據北宋地理著作《萍洲可談》記載：海外50多個國家，同北宋建立貿易關係，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把400多種商品源源不斷運進廣州。然後商人，再輾轉販賣到開封，成為士大夫玩賞的物品。

一句話，國窮官富。

宋神宗，因久慕王安石賢明，即位後直接任命他為江寧知府。幾個月後，又擢升為翰林學士，倚為股肱重臣，不久授予參知政事。

在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之前，廟堂上看似波瀾不驚，暗地卻上演一段權力交鋒的遊戲，最終達成政治上的平衡。

朝廷前臺是韓琦與曾公亮，在維持朝廷格局，幕後卻處處有高太后的影子。宋神宗初掌大權，根基並不穩固，沒有自己的班底。韓、曾都是三朝元老，擔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負責主持朝廷政務。

韓琦曾在陝西經略邊疆，算是文韜武略的能臣幹吏。幾經沉浮，成為朝廷重臣，勢力橫跨軍政兩界。曾公亮提醒宋神宗，韓琦手握軍政大權，權勢過重，需要平衡約束。這並不是完全處於嫉妒心，而是政局平衡的需要，為此他力薦王安石擔任參政知事，對此宋神宗深以為然。

宋神宗

熙寧元年（1068）四月，宋神宗單獨召見王安石，商討軍國大政，治國之道。王安石乘機提出通過變法圖強，來改變積貧積弱的戰略方案，勉勵神宗效法聖賢堯舜，完成富國強兵的宏圖大業。

沒多久，王安石上書《本朝百年無事札子》，深度闡述國際、國內時局，剖析政治、軍事、經濟等國家大事，激勵宋神宗完成民族偉大復興的雄心壯志。

熙寧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被任命為參知政事（副宰相），進入內閣班子。王安石執政後，認為當前首要任務是改變風俗、建立法度、革故鼎新，宋神宗對此深以為然，表示極力支持。

不久，北宋正式成立改革領導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類似於中央財經改革小組），權力在財政三司（度支、戶部、鹽鐵）之上，中書及門下皆無權過問。

參知政事王安石兼任組長、知樞密院事陳昇之任副組長，後由樞密副使韓絳擔任。

王安石任命呂惠卿負責制置條例司的日常事務，提拔章惇、蔡確、曾布、呂嘉問、沈括（科學家）、薛向等一批新人。機構成立，人員配置到位後，王安石開始全面實施新法。

這年，蘇軾從四川眉州千里迢迢趕回京都。因為三年前，他父親蘇洵病逝，蘇軾、蘇澈按祖制辭官回家守孝。對朝廷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蘇軾其實並不是很清楚。由於早期人生過於順利，已過而立之年的蘇軾，把王安石與司馬光之間的政見不合，看得過於簡單。

在沒有深思熟慮的情況下，成為攻擊新法最得力的先鋒，類似於今天為利益集團而搖旗吶喊的公知。王安石比蘇軾大16歲，但是王安石在蘇軾這個年紀，最關心民間疾苦，遠離朝堂元老的拉攏，積極紮根農村幹革命，努力探索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發展之路。

而蘇軾，顯然缺少高度與格局，純粹是為個人利益而戰。相比王安石，他缺失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大志，缺失天下為公的家國情懷。這也是他後來，在政治上沒有大作為的根本原因，他的成就只侷限在傳統的書畫文學範圍內。

4、其法

王安石變法，完全出於公心，目的是富國、強兵、育才。

公道地說，其個人與家族在整個改革過程中，並沒有撈取半點好處，王安石死後沒有遺產。單純就變法內容來分析，王安石具有商鞅、桑弘羊之才，實施的是聖王之經濟。通過發展與壯大國營企業，積累雄厚國家資本，來掌控國家經濟命脈；在此基礎上，再推行軍事、教育改革，重振文治武功，再造漢唐盛世。

我們來簡單瞭解新法的主要內容。

均輸法：均輸法精髓是：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一方面，把國庫裡東西賣到價格貴的地方去，採購物資時哪裡便宜哪裡買，國家要做中間商，努力賺差價。另一方面，國家要建立物流貿易網絡，從而掌控供應鏈，保證商品穩定供應。

青苗法：農民在青黃不接時，直接找政府借貸，秋收時連本帶息還給政府，不用向地主借高利貸。既可以減輕農民經濟負擔，政府又可以從中賺取利息，增加國家財政收入。通俗理解，就是成立國有銀行，發展普惠金融，讓老百姓遠離高利貸、套路貸、校園貸，維護國家金融秩序的安定。

這條新法，搶了民間高利貸的生意，斷了地主資本家的財路，也是遭受保守派攻擊最激烈的新法。它觸動了地主利益，地主肯定不會說政府斷了他們財路；而是兜個圈子說，青苗法強迫農民貸款，導致農民破產，影響社會安定。

北宋士大夫階層，80%以上都是出身於地主家庭，高利貸是他們生財之道。

市易法：在首都開封設都市易司，邊境和重要城市設市易司，平價收購市面上滯銷的貨物，市場短缺時再賣出去。這條新法，類似今天的國營專賣制度，限制了富商、大資本家壟斷市場或控制市場，有利於市場物價穩定和商品正常流通，同時也為國家擴增了財源。

免疫法：又名“募役法”，簡單地說就是以錢代役，農民沒有時間參加政府攤派的差役，可以交點錢完事。政府收到錢，另外再花錢請農民工做事。這條新法好處，就是減輕農民負擔，可以按時搞農業生產，另外富人、地主也要攤派，增加政府收入。

方田均稅法：在全國範圍內，對各州縣耕田重新盤點，全部重新丈量，核實各戶土地的實際數量，然後按照地勢、土質等條件，重新登記造冊存檔，根據真實數據來確定稅賦比例。目的是清查地主隱瞞田地，杜絕偷稅漏稅現象，這條新法遭受地方豪強地主的極力反對。

農田水利法：此法規定政府，要派相應官員管理農業水利工作，獎勵農民建設水利工程，開墾荒廢田地，改良種植技術。新法實施7年，北宋修建水利工程達10000多處，灌溉面積增加了36萬多頃，促進糧食增產豐收。

保甲法：在農村施行，每十家組成一保，每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家有兩個兒子，派一個人當保丁（民兵），以此類推。農閒時集合保丁，進行軍訓，夜間輪崗巡查，維持地方治安，戰時要接受國家徵招。保甲法就是現在民兵制度，是科學的軍事制度改革，毛主席後來把它運用到極致。

科舉改革：目的是為了育才，為國家培養能臣幹吏。北宋科舉制度，基本上沿襲唐制，進士科考經義、策問、詩賦、詞章等。王安石新法廢除科舉考試考詞章詩賦，改為考經義、律令、時務策，另外整頓了官方太學，設置醫學、科技等專業，培養了大量的技術人才。

這年蘇軾34歲，在中央館閣任職。

5、其爭

王安石變法，目的在於富國強兵育才，藉此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然而變法絕非易事，它觸動了保守派（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遭到司馬光、韓琦、文彥博、張方平等人的激勵反對。

保守派與改革派之間，圍繞新法展開了激烈的政治鬥爭，從朝堂辯論、輿論攻擊到政治打壓，其激烈程度，絲毫不亞於邊疆的軍事鬥爭。

變法初期，王安石與司馬光還只是停留在爭論階段，雙方各執一詞，都在極力說服對方認可自己的觀點。王安石主張開源，而司馬光只主張節流。

王安石認為，國家財政赤字嚴重，是因為沒有善於理財的人，國家理財工作沒有做好。司馬光懟了一句，所謂的善於理財，就是巧立名目，加重老百姓負擔。

王安石解釋到，善於理財的人，在不增加賦稅與人民負擔的情況下，可以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司馬光認為，王安石在扯淡，國家要增加財政收入，就勢必會增加人民負擔。桑弘羊那套把戲，是用來忽悠漢武帝的，就不要再用它來忽悠當今皇帝和全國老百姓。

很顯然，王安石的經濟理念是正確的，司馬光不懂經濟，並且固執得幾近迂腐。實事呢？以司馬光從政經歷與歷史造詣情況來看，其實他深知王安石說得在理，漢朝桑弘羊理財故事是真實的案例。

既然知道王安石是對的，為什麼司馬光還要堅持自己錯誤的觀點呢？原因很簡單，司馬光是個精通權術的官僚，並非政治家。在官僚的眼裡，沒有觀點的對與錯，只有權力的大與小，利益的多與少，動了他們奶酪都是錯的。

熙寧二年（1069），六月，御史中丞呂誨，第一個跳出來攻訐新法，羅列十大過失，宋神宗將其貶為鄧州知州。

八月，知諫院範純仁（范仲淹次子），向皇帝投訴王安石變法，說新法改變祖宗法度，聚斂財利，不得人心，宋神宗沒有動搖。範純仁改任成都轉運使，因阻止地方政府實施新法，被王安石貶為和州知州。

同月，蘇轍攻擊新法，貶為河南推官。

十月，三朝元老富弼稱身體不適，請求下調地方任職，實則反對新法。

蘇澈

熙寧三年（1070），王安石頒佈青苗法之後，司馬光集團開始對新法發起猛烈的攻勢。首先，司馬光同志搞不合作的冷暴力，推辭宋神宗任命的樞密副使之職，請求外調洛陽。

在洛陽期間，司馬光一邊編寫《資治通鑑》，一邊組織力量攻擊新法。形成類似明朝東林黨的學術中心，聚集國內當時很多大V公知，如程顥、程頤、蘇軾、蘇澈等人，對王安石改革發起第一波進攻。

時任監察御史劉摯、御史中丞楊繪攻擊免役法；開封府推官韓川、樞密使文彥博詆譭市易法；史館蘇軾、推官蘇轍等人抵制均輸法；太子少保王拱辰、御史中丞馮京等要求廢除保甲法。

而三朝元老兼宰相韓琦，在大名府也沒有閒過，直接寫奏疏給宋神宗，反對朝廷實施青苗法，並列舉青苗法各種社會弊端。宰相富弼、翰林學士呂公著、文壇領袖歐陽修、禮部侍郎範鎮、昭文館傅堯俞、侍御史知雜事陳襄、知諫院李常等朝中大臣跟進附和，反對青苗法。

司馬光很有策略，他在洛陽指揮筆桿子，攻擊執行新法的官員，主要負責抓對方的小辮子，發現問題直接向御史臺舉報，指示言官彈劾新法。宋神宗身居內宮，又失去輿論控制權，一時被保守派鋪天蓋地的奏疏打懵了，第一次對新法產生動搖。

王安石對年輕的宋神宗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有人拿正常的自然災害，當成“天生異象”來說事，目的是攻擊新法，不必畏懼這些謠言。前人制定的法度，如果不適應當前需要，甚至是阻礙社會發展，該修改就修改，該廢除就廢除，不能盲目遵從繼承。對於朝野的流言蜚語無需顧慮。

在王安石激勵下，宋神宗再次堅定了變法信心。

緊接著，司馬光集團發起第二波攻勢。

司馬光派出金牌寫手——蘇軾，讓其赤膊上陣攻擊新法。王安石為了奪回輿論控制權，開始改組御史臺，貶謫蘇軾等人。蘇軾在地方為官期間，變本加厲，寫了大量譏諷新法的詩文。

譬如《山村五絕4》：“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這首詩大意是，農民都向政府去借錢，卻在城裡花錢酒地，不想回農村勞動，時間久了只學會了一些城裡口音，卻把農業勞作生產給荒廢了。總之，兜個大圈諷刺青苗法不利於農業生產，

又如《山村五絕3》：老翁七十自腰鐮，慚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韻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

意思說，七十歲老人家還要腰插鐮刀，到深山去割筍蕨充飢。老百姓生活慘淡，因為好幾個月都沒有嚐到鹽的味道。赤裸裸地諷刺新法苛刻，導致老百姓買不起鹽。

再如《雨中游天竺靈感觀音院》：蠶欲老，麥半黃，山前山後水浪浪！農夫輟耒女廢筐，白衣仙人在高堂！

意思說，農夫停止耕作，農女無法採桑，而白衣仙人空自坐在高堂上。“白衣仙人”就是諷刺執行新政的地方官，不關心農事，高高在上的樣子。做事總是難的，批評總是容易的，等蘇軾明白這個道理已是中年人。

還有《八月十五看潮五絕》：“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輕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

當時蘇軾任杭州通判，觀看錢塘江漲潮，藉此來諷喻朝廷興建水利過多。自古水利工程都是農業的命脈，興修水利，保障農業發展，有益無害。蘇軾連農田水利法都要噴，看來真是吃得太飽了，撐得有點難受。

王安石後來變法失利，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失去輿論控制權，筆桿子沒有抓在自己手裡。司馬光集團有很多筆桿子，掌控輿論權，所以佔據很大的優勢，可以左右朝局。

司馬光集團最犀利的筆桿子就是蘇軾，背後是韓琦、富弼、文彥博、呂公著、張方平、歐陽修等元老。只不過像韓琦、富弼、歐陽修這種重量級人物，一般都是潛伏在幕後，冷眼觀察時局的變化。

韓琦、富弼、歐陽修年輕時，也曾因為變法（慶曆新政）遭受保守派攻擊而貶職。只不過物轉星移，當年極力主張變法的有志青年，在漫長的光陰中，逐漸變成油膩的既得利益者。當年的基層幹部，如今都是董事會成員，自然不願意參與改革。因為現有的利益，把他們進取之心消磨殆盡。

熙寧四年（1071）三月，宋神宗召見王安石、文彥博，在資政殿討論免疫法。

時任樞密使文彥博說：“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祖宗法律法規都很健全，不要搞什麼變法，否則人心不穩，導致失去人心。

宋神宗說：“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推行新法，對士大夫們來說確實會不太高興，但對百姓卻沒有不方便啊。

文彥博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陛下是和士大夫們一起共治天下，不是百姓一起治天下噢！”

文彥博這句話，道出了司馬光集團的心聲，他們表面上關心百姓社稷，實際上最關心自己的爵位及家族利益。我們不要把這些滿嘴仁義道德的敦儒老臣，想得過於高尚與美好。很多時候，仁義道德對於他們而言，往往只是一塊遮羞布，而利益才是最讓人怦然心動的東西。

北宋的事情，壞就壞在當時的精英階層，喜歡把個人利益，包裝成國家大義。這種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善於包裝與表演，成為當時王安石推廣新法的最大阻力。

6、其案

熙寧七年（1074年）春，北宋很多地方，都發生大面積旱災。

北宋的幅員遼闊雖不如漢唐，但土地廣袤、自然氣候多樣、地理生態複雜，也是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每年都有大量的自然災害，至於個別地方災情嚴重，導致百姓生活困苦也屬於情理之中。政府安排救災，調撥各類物資，適量蠲除稅賦就行，沒有必要大驚小怪。

然而災情，卻被司馬光集團故意誇大，蓄意製造各種恐慌，還製作了一張全國受災流民地圖。

這樣做，並不是為了方便皇帝開展救災工作，而是為了隔山打牛，把災民流離失所、社會動亂情況歸咎於新法。其真實目地是，給皇帝施加政治壓力，逼迫王安石下野，從而停止推廣新法。

在這波攻勢中，司馬光集團成功找到切入點，鋪天蓋地的災情宣傳報道。司馬光等人演技非常好，幾招下來讓身居宮內的曹太后、高太后都坐立不安（新法觸動了外戚利益）。就演技而言，老戲骨司馬光要比王安石高一個層次，這也是王安石的短板。

王安石

太后乘機向宋神宗哭訴，說天下旱災四起，表示朝廷失德，這是上天最好的警示。王安石執政，把朝中元老重臣悉數趕走（很多人是故意搞非暴力不合作），這是失察失德所致啊，要引起重視，否則社稷不穩，皇位不保。太后的話，綿裡藏針，宋神宗再次感到威脅。

總之，全國受災嚴重，是上天在警告朝廷，責任全在王安石。

宋神宗迫於各方的政治壓力，必須要有所表示。不得已，罷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職務，改任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王安石第一次罷相，表示宋神宗向司馬光集團派做出讓步與妥協，可見宋神宗是個弱勢皇帝。

熙寧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回到汴京開封。

熙寧九年（1076），王安石因宋神宗的搖擺不定，以及個人健康原因請求離職。

熙寧十年（1077），王安石基本退出權力中樞。

同年，在徐州擔任知州的蘇軾，寫了一首詩快遞給洛陽的司馬光。這首詩全名《司馬君實獨樂園》，內容是吹捧司馬光，為其復出擔任宰相營造輿論聲勢。

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因諷刺新法，被調任湖州知州。

按慣例，蘇軾要向朝廷上謝表，正常人寫謝表都是客套話，感謝皇帝信任，我會繼續努力工作之類。蘇軾卻在謝表《湖州謝上表》中，夾槍帶棒，冷嘲熱諷。比如“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養小民”等。

還是皇上懂我，知道我這個人迂腐，不能跟新進幹部一起工作；又知道我這人不太喜歡惹是生非，只適合到地方上做點關心民生類的小工作，所以才派我來湖州上班。

時任監察御史何正臣，藉此上表彈劾蘇軾，理由是《湖州謝表》謝恩表中，暗藏譏刺新法與皇帝的忤逆言論。御史李定，也乘機發布蘇軾諷刺新政的詩文，彈劾蘇軾四大之罪。蘇軾因此獲罪，被朝廷羈押在御史臺監獄，這就是著名的“烏臺詩案”。

坦誠說，這是蘇軾不對，竟然是謝表，就應該恭敬。你還藉此拐彎抹角地譏諷皇帝，這是欺負領導沒文化啊。脾氣再好的領導，看到這個謝表，也要發飆。嚴格地說《湖州謝上表》，只是 “烏臺詩案”的導火線，因為蘇軾平時嘲諷朝廷新法的詩文太多了，到了不能不整飭的地步了。

這不是蘇軾第一次在公文中，調侃戲謔新法。他的《密州謝上表》：“論不適時，皆老生常談陳腐之說”，說他跟不上王安石等新黨的思想節奏。再比如《徐州謝上表》：“顧力報之無所，懷孤忠而自憐”，他又說自己懷才不遇，想報效皇上被王安石等人打壓。

除了諷刺王安石新法，還敢戲謔皇帝，暗諷宋神宗是沒有作為的“蜇龍”。比如《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蜇龍知。”又如《戲子游》：“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等。

很多人為蘇軾辯解，說這是王安石指使何正臣、舒亶、沈括等人斷章取義、搞“文字獄”來誣陷蘇軾。這樣認為的人，是典型的文人墨客思維，因為他們骨子裡太愛蘇軾。

事實上，李定收集蘇軾100多篇問題詩文，不可能全都是栽髒。以蘇軾的文字功底，難道他不知道“蜇龍”是一個很忌諱的敏感詞嗎？難道每次都是巧合與誤會？說巧合，蘇軾自己都不相信。

蘇軾並不是單純的自由撰稿人，更不是無黨派人士。蘇軾有正當職業，是體制內的士大夫。既然是士大夫，就應該為國效力，認真落實貫徹中央變法政策，而不是坐在辦公室，寫詩文來妄議中央政策。從職業操守方面來講，蘇軾是嚴重的瀆職，降級調用是客氣，開除黨籍都不過混。

蘇軾剛出道時被捧得太高，對自己能力過於自負。後被官場老江湖所利用，成為攻擊新法最得力的筆桿子，因此被王安石數次貶謫，先後在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職。

公道地講，王安石還是很惜才，即使蘇軾對新法冷嘲熱諷，整天嘰嘰歪歪，還是讓蘇軾出任密州、徐州知州，相當於現在手握實權的市委書記。以蘇軾的行政才幹，讓他當地委書記，簡直就是變相提拔。

而此時的蘇軾卻意識不到，直到“烏臺詩案”發生後，經歷了牢獄之災才有所悟。在蘇軾落難期間，司馬光集團成員集體保持沉默，並沒有開展撈人工作，連上書求情的都沒有。當時，蘇軾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這不符合劇情啊。

原因很簡單，司馬光集團並非鐵板一塊，都是為了自己與家族利益，而暫時形成聯盟。他們內心有鬼，自己做賊心虛，深知抨擊新法與朝政是違紀的。而蘇軾，這次又踩到高壓線，嘲諷當今皇帝是“蜇龍”，這可是忤逆之罪，生怕這事牽連到自己。

在司馬光陣營，除了蘇澈之外，人人都想和蘇軾撇開關係，誰還敢主動去為蘇軾求情？這就是官場，你爭我斗的過程中，雙方總會有人被定義為背鍋俠，成為集團的犧牲品。

患難見真情，蘇軾在監獄四個多月，終於看透了官場與人性。為了保命，或者說迷途知返，最後蘇軾把該招供的都招供了。在蘇軾配合下，專案組編輯收集了蘇軾數萬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蘇軾譏諷新法詩文的人物名單，包括司馬光、範鎮、張方平、王詵、蘇轍、黃庭堅等29位朝廷官員與社會名流。

蘇軾的案情基本明朗，最後就是如何定罪的問題。改革派基本達到自己目的，就是想借此案打擊司馬光，奪回輿論控制權，並沒有把蘇軾置於死地。王安石曾多次寫信面勸說宋神宗，說蘇軾是當今名士，不能誅殺。言外之意就是，蘇軾是當今最大的公知，在社會有很大影響力，如果他能幫朝廷宣傳新法豈不是更好？

宋神宗領會到其中深意，於是同意赦免蘇軾死罪，把他貶謫為黃州團練副使（縣武裝部副部長）。其他涉事官員，如司馬光、張方平、範鎮等人，被黨內警告處分一次，並罰款若干。張方平等大官罰紅銅三十斤，司馬光和範鎮等人，各罰紅銅二十斤。

紅銅就是純銅，在北宋年間用於鑄造貨幣，二十斤紅銅在當時價值不菲。從處罰涉案官員這件事來看，北宋政府真的很窮，北宋官員真的很富。明朝末年，也是典型的國窮官富，導致國家很多機構都不能正常運轉，誘發了高迎祥、李自成等農民起義，動了國本根基。

烏臺詩案是蘇軾人生的轉折點，讓他看透了人性，重新認知了官場。司馬光等大佬，沒有他想象中的厚道與君子；王安石等人，也沒有他臆想中的討厭與冷漠。蘇軾，在煙雨迷濛的黃州赤壁山上，終於恍然大悟，過去以往，自己只是一根被人利用的紅纓槍。

7、其史

元豐八年（1085），宋神宗因病去世，宋哲宗趙煦即位。

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

高太后，屬於保守派，神宗生前就極力阻止變法，等到自己聽政後，立即起用司馬光為相，改革派官員遭到大面積清洗，新法全面廢除，史稱“元祐更化”。

宋神宗之死，是北宋歷史的分水嶺，標誌著富國強兵育才的新法，遭到毀滅性的破壞。

很多人都說王安石變法失敗了，其實這個結論值得商榷。從政治角度，司馬光當權之後，全面廢除新法，在形式上是被失敗了。但是在實際效果中，王安石變法是成功的，它改善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國庫得到充盈，軍事得到提振，綜合國力得到提升。

只不過，宋神宗崩得太早，利國利民的好政策，沒有得到延續。熙寧變法的政治遺產，被高太后、司馬光等保守派清零了，甚至是抹黑了。少年睿智的宋哲宗就看得非常清楚，等他親政之後，重新恢復利國惠民的新法時，一切都為時太晚。

宋哲宗

元祐元年（1086），宋神宗死後第二年，王安石在江寧病逝，享年66歲。王安石死後，朝廷並不太平，他的改革團隊，遭受到不公平待遇。新法被曲解與抹黑，王安石本人被攻訐與抹黑，沒有得到歷史公正的評價，直到梁啟超撰寫《王安石傳》，為其鳴冤翻案。

這讓我想起《道德經》裡面一句話，“不笑不足於為道”。

如果什麼人都懂王安石，那他就不是通天徹地的偉人。

偉人隕落，北宋之殤。

而蘇軾，在司馬光掌權之後，境遇得到很大的改善，被委任翰林學士。

蘇軾重返繁華的汴京後，司馬光正在全面清洗新法官員，打壓章惇、蔡確等能臣幹吏。

媒體將司馬光、範純仁和韓維吹捧為“三賢”，而將蔡確、章惇和韓縝抹黑為“三奸”。朝廷黨爭，似乎愈演愈烈，讓蘇軾深感不安。為此，蘇軾上書朝廷，提出反對意見，卻遭受到司馬光的訓斥。

高太后

保守派重掌大權之後，北宋朝政再次失去了平衡，重新回到過去的政治生態。

對外，繼續沿用花錢買和平的政策，甚至是割地賠款。對內，維持舊制章法，實則是不求上進，滋生了各種腐敗問題。蘇軾看不過去，開始寫文章發表自己的政見，保守派認為蘇軾在抨擊朝政，被視為異類分子。

蘇軾，曾在黃州這個荒涼的山區，呆了足足五年之久。通過身體力行地調查研究，發現王安石新法有很多可取之處，並沒有自己想象中的那麼糟糕。在京都開封，高官員們的燈紅酒綠生活，反而讓他感覺到不適，於是請求外調地方，出任杭州知州。兩年後，因詔令重返汴京，擔任禮部尚書等職，又因政見不合，再度出任地方知州。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宋哲宗親政。

改元紹聖，召回章惇、曾布等改革派官員，恢復新法。由於高太后與司馬光、範純仁等人，過去壓制宋哲宗，導致內心產生積怨。宋哲宗掌權後，下詔追貶司馬光，罷免範純仁、呂大防、蘇澈、蘇軾等舊黨官員。蘇軾被貶謫到廣東惠州，四年後被貶謫到海南島儋州。

元符三年（1100）正月，蘇軾被召回朝廷任職。在第二年的歸途中，意外殞命常州，享年六十五歲。

蘇軾晚年畫像

巨星皆落，到了該總結的時候了。

梁啟超曾這樣評價王安石。

“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悠悠千年，間生偉人，此國史之光，而國民所當買絲以繡，鑄金以祀也。距公之後，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國民之視公何如，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慟也。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

王安石，被歷史嚴重抹黑，他潛心研究經世之學，推崇聖賢之道，注重經世致用，以富國強兵為己任，渾身充滿正能量，可謂德才兼備，堪稱國家之棟樑、歷史之偉人。列寧說他是“中國11世紀最偉大的改革家”，此言客觀。

王荊公也有短板，他是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完人，作為政治家還是缺少手腕，面對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往往過於剛烈。柔軟有時候，也是一種力量，甚至強過剛猛。

王安石

林語堂是這樣評價蘇軾的。

“蘇東坡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樂天派、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一個百姓的朋友、一個大文豪、大書法家、創新的畫家、造酒試驗家、一個工程師、一個憎恨清教徒主義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個皇帝的祕書、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專唱反調的人。”

在我看來，蘇東坡被歷史過於美化，他天資聰穎，多才多藝，精通詩、文、書、畫，甚至對美食、釀酒、中醫、佛理都有很深造詣。被人利用的文壇精英，熱衷吃喝玩樂的名士，因捲入政治鬥爭而顛沛流離的朝廷官員，中年覺醒之後活得豁達的藝術家。

王安石值得緬懷與敬仰，蘇東坡值得同情與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