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第四十九章 聖無常心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歙歙（xī xī）焉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這一章講了聖人“德善”、“德信”的境界。聖人以大道為根本，不因為環境和人情的改變而改變,所以對善和不善、信與不信的人都以一樣的善良之心和誠信之心相待。一般人著力分辨善與不善、信與不信這些觀念。聖人則打破這些分別，讓人迴歸到淳樸的大道之中,即“為天下渾其心”。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這裡所說的“常心”是恆心的意思。什麼是恆心？就是個人所擁有的一種持久不懈的生命意志力的具體表現。恆心是一種因為知識而引發出來的磅礴慾望，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進取心或上進心，這種心理隨著時代發展而不斷滲透到了人生的各個階段和各個領域之中。

由上可知，“常心”需要毅力來支撐，在毅力支撐下，常心會逐漸變為勃勃雄心。因此，常心便成了為人們追求知識和滿足慾望提供無窮動力的源泉。人類在常心的刺激之下，或長久不懈地追求知識，探索天地；或無止境地聚斂財富，奔走四方；或極其放肆地追逐權力，殘殺無辜。一旦出現這樣的局面，就會把越來越多的人捲入到慾望的滾滾洪流之中。人類在常心的驅使下，心靈和身體逐漸走向對立。在老子看來，古代的聖人們是沒有常心的，而是以百姓的心作為自己的常心。

那麼，聖人是如何以百姓的心作為自己的常心的呢？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那些事而有善的人，我們應該讓他們儘量保持和發揮這種善行；對於那些事而無善的人，我們應該包容他們，並幫助他們儘可能地表現其善行。這樣，我們的“德”性修為也就會普遍的提升。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這個人有道德，相信道德，他當然是我所信的，也會對他更好；反對道德的那些壞人，我一樣信他。信他什麼呢？相信人性本善，有一天他會自己覺悟的，會走上道德這條路的。

聖人作為國家的領導者，如果能夠使自己的常心合乎百姓的感情和心理，那麼這就是難能可貴的行為；同時，他們如果能夠抵制百姓心中的一些不正常感情和心理，那麼這就是高人一等的做法。在現實社會中，普遍流行的準則或時尚並不一定是真實的價值判斷，這就要求聖人不能追隨大眾輿論而隨波逐流，他應該對所有的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和立場。這就是聖人能夠獲得真正的“善”和“信”的原因。

“聖人在天下，歙歙（xī xī）焉，為天下渾其心”，“歙”是合、收斂的意思；“歙歙”即統治者收斂自己的意志。“渾其心”即使人的心思歸於渾樸。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有道的聖人在其位，收斂自己的慾望，使天下人的心思歸於渾樸。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正因為他是這樣的一視同仁，所以他才是一個德高望重的長者，所有的人都會聚精會神地看著他的表情，聆聽著他的教化。對於他來說，所有百姓都象他的孩子一樣。有的孩子聽話，學習成績好；有的孩子毛病不少，調皮搗蛋。但是對於父母來說，無論孩子是什麼樣，都是他的孩子啊！好孩子、壞孩子，都是我的孩子，好孩子有他的努力，也有我正確的教化之功；壞孩子儘管有這樣那樣的原因，根子上只是因為我沒有好好地教化。

渾厚虛靜---隋文帝開創“開皇之治”

統治者只有善待百姓，才能得到百姓的擁護，天下才會出現大治的局面。歷史上出現的諸多治世，都是統治者注重民本的結果，“開皇之治”便是一例。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楊堅奪取政權，建立隋朝，定都長安，年號開皇，楊堅就是隋文帝。隋文帝在位的二十多年間，不但滅掉了南方的陳國，統一了南北，還通過採取一系列措施，實現社會富庶，人民安樂，開創了一個令後世欽仰的治世局面,後世稱隋文帝的統治為“開皇之治”。

隋文帝楊堅（張丹峰飾演）

隋文帝即位以後，先是以身作則，大力倡導節儉,為朝廷節省了不少開支，宮中的妃嬪不作美飾，一般士人穿衣多用布帛，飾帶只用銅鐵骨角，而不用金玉。由於皇帝的大力提倡,隋朝初年朝中形成了崇尚節儉的風氣。這種躬行節儉的行為，使人民的負擔減輕了很多，而且也有利於各項措施的推行。

隋文帝釆取的措施，主要可以分為政治、經濟、法制等幾個方面：

政治方面：在中央，實行五省（尚書、門下、內史、祕書、內侍）六部（吏、禮、兵、刑、戶、工）制；在地方，則把州、郡、縣三級改為州、縣兩級這樣一來，不但提高了行政效率，還減少了不少機構，節省了財政開支。

經濟方面：隋文帝仿照北魏的均田制，實行均田法。均田法規定：成年男子（即丁男）可以分到露田（露田是北魏至隋行均田制時計口分配種植穀物的田地，是政府課徵田賦的依據）80畝，永業田（舊時稱私有土地為永業田或世業田）20畝；成年女子分露田40畝。露田死後歸還政府，永業田可以傳給子孫。奴婢和平民的佔田數相等。此外，官員從一品到九品，可以分到一到五頃數量不等的職分田（古代按品級授予官吏作俸祿的公田），以此作為俸祿，等以後不做官了再上交國家。各地的行政機關也有一些土地，收入作為辦公的費用支出，叫作公廨田（隋唐時期給各官署以所收地租補充辦公經費的公田）。

開皇七年（ 587 ）前出現的倉庫充實、府庫山積之繁榮景象，就是推行均田法的成果。均田法的施行，較大幅度地降低了賦稅，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均田制本身也使農民得到了土地，而且還有了一定的穩定收入，這些都大大緩和了社會矛盾，鞏固了隋朝的統治。

在賦役上,隋文帝廢除了一些苛捐雜稅，並設置穀倉儲藏食糧。滅掉陳國以後，隋文帝為了扭轉因長期分裂而導致的民生困苦、國庫空虛的局面，自開皇九年（589 ）開始，隋文帝即以富國為首要目標，他採取輕徭薄賦的措施，在確保朝廷稅收充足的同時，儘量減輕農民的負擔。以穩定民生，具體來說，隋朝的賦役分租、調、力役三類。賦役的對象是十八歲到六十歲之間的男丁，每年服勞役的時間從一個月減為二十天，調絹從一匹減為兩丈。開皇十年（600）,隋文帝又規定成年男子的力役，從五十歲以後可以交納布帛代替，稱為“庸”。租、調、力役的推行，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促進了農業發展。租庸調製被唐朝所沿襲。

法制方面：定刑名為死、流、徒、杖、笞五種，形成了五刑制。秦朝統一天下後，制定了殘酷而嚴苛的刑律，這也直接造成了秦朝的暴政。自漢朝建立以來，直到魏晉南北朝，儘管對秦律有所改革，但它們都是一脈相承的。隋朝建立以後，楊堅親自參與、制訂和頒佈了《開皇律》十二篇，總計五百條。《開皇律》刪除了魏晉南北朝以來一些殘酷的刑罰，其中規定，民眾如遇有冤屈，可以逐級上訴。而在對犯人處置的問題上，《開皇律》則持審慎態度，有效地避免了冤案的發生，這是以前各代所沒有的。此外，《開皇律》還把原先的梟首、車裂、孥戮、連坐等殘酷刑法予以廢除。隋文帝對法制的改革，在中國法制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流傳至今最完整的《唐律疏議》,其實就是從《開皇律》中繼承發展而來的。

正是由於上述措施的推行，隋朝在文帝統治的二十多年間，政治清明，人口增加，府庫充實，外患不生，社會呈現出一片繁榮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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