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愛相殺”的宋柯徐毅和留給音樂行業的legacy'
作者/抖腿少年
當得知刺蝟樂隊榮獲第三屆CMA年度樂隊時，子建有些激動，他高舉著石璐走向頒獎臺，“感謝這麼多年，我們終於找到了回家的路”，石璐說罷向臺下鞠躬致謝，子建在旁邊嘴角上揚，小聲嘀咕，“這是搖滾樂的夏天啊。”
作者/抖腿少年
當得知刺蝟樂隊榮獲第三屆CMA年度樂隊時，子建有些激動，他高舉著石璐走向頒獎臺，“感謝這麼多年，我們終於找到了回家的路”，石璐說罷向臺下鞠躬致謝，子建在旁邊嘴角上揚，小聲嘀咕，“這是搖滾樂的夏天啊。”
CMA把年度樂隊給刺蝟，這是很多人沒想到的，和他們同臺提名的競爭者不乏五月天、旅行團等搖滾老炮兒以及落日飛車、鹿先森等新秀。
為此，CMA給出的理由如下：給用創作表達音樂理想和精神追求，態度鮮明、理念契合、能力匹配，表演配合默契，呈現出獨一無二音樂風格和強烈的樂隊現場魅力。
還讓人有所意外的是火箭少女101，這個摘得了最佳組合的女子團體獲將的原因，CMA也做了系統性的總結，“憑藉默契的配合，激發出超越個體的優秀表現，成員能力優秀且保有個人特色，音樂自成一格，有獨特的現場感染力和強大的市場影響力。”
作者/抖腿少年
當得知刺蝟樂隊榮獲第三屆CMA年度樂隊時，子建有些激動，他高舉著石璐走向頒獎臺，“感謝這麼多年，我們終於找到了回家的路”，石璐說罷向臺下鞠躬致謝，子建在旁邊嘴角上揚，小聲嘀咕，“這是搖滾樂的夏天啊。”
CMA把年度樂隊給刺蝟，這是很多人沒想到的，和他們同臺提名的競爭者不乏五月天、旅行團等搖滾老炮兒以及落日飛車、鹿先森等新秀。
為此，CMA給出的理由如下：給用創作表達音樂理想和精神追求，態度鮮明、理念契合、能力匹配，表演配合默契，呈現出獨一無二音樂風格和強烈的樂隊現場魅力。
還讓人有所意外的是火箭少女101，這個摘得了最佳組合的女子團體獲將的原因，CMA也做了系統性的總結，“憑藉默契的配合，激發出超越個體的優秀表現，成員能力優秀且保有個人特色，音樂自成一格，有獨特的現場感染力和強大的市場影響力。”
九連真人表演《莫欺少年窮》
把每個獲獎原因解釋清晰，以此建立行業內的評審標準，這是CMA的特色。除此之外，CMA還設立了很多獎項圍繞在音樂工業體系中，許多錄音師、混音師、電音配樂和音樂導演也能和明星歌手同臺領獎。
雖然成立只有短短三年，但CMA無疑已經在行業內立起了一個標的。
在華語樂壇獲獎無數的周杰倫經紀公司的辦公室裡只擺放了兩個獎盃，其中一個就是CMA；作為樂壇“大哥”的李宗盛也在花甲之年擔任評委會顧問，並寫下萬字倡議書去試圖通過CMA建立一個行業標準；在海外久負盛名的搖滾樂隊Pink Floyd也對CMA開放了自己歌曲的授權以示尊敬……
蔡琴也來到了現場，作為臺灣金曲獎的發起人，她深知做一個有規格、有標準、有影響力的音樂獎有多難，吸引她到場是CMA評委會主席徐毅的一番話：
“我們要做一個有獎格的獎。”
作者/抖腿少年
當得知刺蝟樂隊榮獲第三屆CMA年度樂隊時，子建有些激動，他高舉著石璐走向頒獎臺，“感謝這麼多年，我們終於找到了回家的路”，石璐說罷向臺下鞠躬致謝，子建在旁邊嘴角上揚，小聲嘀咕，“這是搖滾樂的夏天啊。”
CMA把年度樂隊給刺蝟，這是很多人沒想到的，和他們同臺提名的競爭者不乏五月天、旅行團等搖滾老炮兒以及落日飛車、鹿先森等新秀。
為此，CMA給出的理由如下：給用創作表達音樂理想和精神追求，態度鮮明、理念契合、能力匹配，表演配合默契，呈現出獨一無二音樂風格和強烈的樂隊現場魅力。
還讓人有所意外的是火箭少女101，這個摘得了最佳組合的女子團體獲將的原因，CMA也做了系統性的總結，“憑藉默契的配合，激發出超越個體的優秀表現，成員能力優秀且保有個人特色，音樂自成一格，有獨特的現場感染力和強大的市場影響力。”
九連真人表演《莫欺少年窮》
把每個獲獎原因解釋清晰，以此建立行業內的評審標準，這是CMA的特色。除此之外，CMA還設立了很多獎項圍繞在音樂工業體系中，許多錄音師、混音師、電音配樂和音樂導演也能和明星歌手同臺領獎。
雖然成立只有短短三年，但CMA無疑已經在行業內立起了一個標的。
在華語樂壇獲獎無數的周杰倫經紀公司的辦公室裡只擺放了兩個獎盃，其中一個就是CMA；作為樂壇“大哥”的李宗盛也在花甲之年擔任評委會顧問，並寫下萬字倡議書去試圖通過CMA建立一個行業標準；在海外久負盛名的搖滾樂隊Pink Floyd也對CMA開放了自己歌曲的授權以示尊敬……
蔡琴也來到了現場，作為臺灣金曲獎的發起人，她深知做一個有規格、有標準、有影響力的音樂獎有多難，吸引她到場是CMA評委會主席徐毅的一番話：
“我們要做一個有獎格的獎。”
作者/抖腿少年
當得知刺蝟樂隊榮獲第三屆CMA年度樂隊時，子建有些激動，他高舉著石璐走向頒獎臺，“感謝這麼多年，我們終於找到了回家的路”，石璐說罷向臺下鞠躬致謝，子建在旁邊嘴角上揚，小聲嘀咕，“這是搖滾樂的夏天啊。”
CMA把年度樂隊給刺蝟，這是很多人沒想到的，和他們同臺提名的競爭者不乏五月天、旅行團等搖滾老炮兒以及落日飛車、鹿先森等新秀。
為此，CMA給出的理由如下：給用創作表達音樂理想和精神追求，態度鮮明、理念契合、能力匹配，表演配合默契，呈現出獨一無二音樂風格和強烈的樂隊現場魅力。
還讓人有所意外的是火箭少女101，這個摘得了最佳組合的女子團體獲將的原因，CMA也做了系統性的總結，“憑藉默契的配合，激發出超越個體的優秀表現，成員能力優秀且保有個人特色，音樂自成一格，有獨特的現場感染力和強大的市場影響力。”
九連真人表演《莫欺少年窮》
把每個獲獎原因解釋清晰，以此建立行業內的評審標準，這是CMA的特色。除此之外，CMA還設立了很多獎項圍繞在音樂工業體系中，許多錄音師、混音師、電音配樂和音樂導演也能和明星歌手同臺領獎。
雖然成立只有短短三年，但CMA無疑已經在行業內立起了一個標的。
在華語樂壇獲獎無數的周杰倫經紀公司的辦公室裡只擺放了兩個獎盃，其中一個就是CMA；作為樂壇“大哥”的李宗盛也在花甲之年擔任評委會顧問，並寫下萬字倡議書去試圖通過CMA建立一個行業標準；在海外久負盛名的搖滾樂隊Pink Floyd也對CMA開放了自己歌曲的授權以示尊敬……
蔡琴也來到了現場，作為臺灣金曲獎的發起人，她深知做一個有規格、有標準、有影響力的音樂獎有多難，吸引她到場是CMA評委會主席徐毅的一番話：
“我們要做一個有獎格的獎。”
“相愛相殺”的宋柯徐毅
在星光璀璨的頒獎禮後，是疲憊和艱辛。
CMA頒獎典禮開始的前幾個禮拜，徐毅頻繁和宋柯通電話，倆人每次聊的內容幾近雷同，無非就是CMA的那點事；聊天的形式也無出其右，起初先互相抱怨一通，然後接著互相勉勵。
“第三年了，不能再靠大家臨時一湊辦盛典，一切都靠有情懷加玩命了。我們一定得努力完成常設機構這件事了。CMA的階段不一樣了。”徐毅告訴宋柯。對此，宋柯每次的回覆也很直接，“先撐完這一年吧。你不幹還有誰能幹？”
為了CMA的事情，徐毅太累了。
在接受採訪前，徐毅剛結束了一場兩個小時的電話會議，他的臉上寫滿了疲態。見到記者後，也少了一些寒暄，而是靜靜的坐在椅子上，休憩了一會。
作為CMA的評審會主席，從送審到評選、從統計結果到監督獲獎名單，徐毅每個環節均參與其中，思考哪些步驟的進步才能更好地讓CMA的機制達到目標，憂慮哪些細節不被遺漏現場才會完美，事無鉅細，事必躬親。
一個多月前，李宗盛坐在位於三里屯的太合音樂辦公室內也告訴徐毅，“小徐你這麼玩命，這行裡頭還有誰能這麼幹，你得趕緊有個常設機構，有團隊來日常完成這些工作。不然，我很擔心這件事（CMA）會持續不下去。”
作者/抖腿少年
當得知刺蝟樂隊榮獲第三屆CMA年度樂隊時，子建有些激動，他高舉著石璐走向頒獎臺，“感謝這麼多年，我們終於找到了回家的路”，石璐說罷向臺下鞠躬致謝，子建在旁邊嘴角上揚，小聲嘀咕，“這是搖滾樂的夏天啊。”
CMA把年度樂隊給刺蝟，這是很多人沒想到的，和他們同臺提名的競爭者不乏五月天、旅行團等搖滾老炮兒以及落日飛車、鹿先森等新秀。
為此，CMA給出的理由如下：給用創作表達音樂理想和精神追求，態度鮮明、理念契合、能力匹配，表演配合默契，呈現出獨一無二音樂風格和強烈的樂隊現場魅力。
還讓人有所意外的是火箭少女101，這個摘得了最佳組合的女子團體獲將的原因，CMA也做了系統性的總結，“憑藉默契的配合，激發出超越個體的優秀表現，成員能力優秀且保有個人特色，音樂自成一格，有獨特的現場感染力和強大的市場影響力。”
九連真人表演《莫欺少年窮》
把每個獲獎原因解釋清晰，以此建立行業內的評審標準，這是CMA的特色。除此之外，CMA還設立了很多獎項圍繞在音樂工業體系中，許多錄音師、混音師、電音配樂和音樂導演也能和明星歌手同臺領獎。
雖然成立只有短短三年，但CMA無疑已經在行業內立起了一個標的。
在華語樂壇獲獎無數的周杰倫經紀公司的辦公室裡只擺放了兩個獎盃，其中一個就是CMA；作為樂壇“大哥”的李宗盛也在花甲之年擔任評委會顧問，並寫下萬字倡議書去試圖通過CMA建立一個行業標準；在海外久負盛名的搖滾樂隊Pink Floyd也對CMA開放了自己歌曲的授權以示尊敬……
蔡琴也來到了現場，作為臺灣金曲獎的發起人，她深知做一個有規格、有標準、有影響力的音樂獎有多難，吸引她到場是CMA評委會主席徐毅的一番話：
“我們要做一個有獎格的獎。”
“相愛相殺”的宋柯徐毅
在星光璀璨的頒獎禮後，是疲憊和艱辛。
CMA頒獎典禮開始的前幾個禮拜，徐毅頻繁和宋柯通電話，倆人每次聊的內容幾近雷同，無非就是CMA的那點事；聊天的形式也無出其右，起初先互相抱怨一通，然後接著互相勉勵。
“第三年了，不能再靠大家臨時一湊辦盛典，一切都靠有情懷加玩命了。我們一定得努力完成常設機構這件事了。CMA的階段不一樣了。”徐毅告訴宋柯。對此，宋柯每次的回覆也很直接，“先撐完這一年吧。你不幹還有誰能幹？”
為了CMA的事情，徐毅太累了。
在接受採訪前，徐毅剛結束了一場兩個小時的電話會議，他的臉上寫滿了疲態。見到記者後，也少了一些寒暄，而是靜靜的坐在椅子上，休憩了一會。
作為CMA的評審會主席，從送審到評選、從統計結果到監督獲獎名單，徐毅每個環節均參與其中，思考哪些步驟的進步才能更好地讓CMA的機制達到目標，憂慮哪些細節不被遺漏現場才會完美，事無鉅細，事必躬親。
一個多月前，李宗盛坐在位於三里屯的太合音樂辦公室內也告訴徐毅，“小徐你這麼玩命，這行裡頭還有誰能這麼幹，你得趕緊有個常設機構，有團隊來日常完成這些工作。不然，我很擔心這件事（CMA）會持續不下去。”
徐毅很無奈，不是不想，而是具備一個常設機構本身就需要相當專注的時間和條件來建設，而目前，CMA基本上是靠業界人事義務臨時在堅持的。在日常本職工作已經極度繁重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義工實難為繼，心力不足，天人交戰。而徐毅一直在尋找的評委會主席的接班人，也是難上加難。
“首先，找這樣一個有行業影響力的人，而且又不會在評審的角度上有利益衝突的人很難。當年，選我就是因為我剛巧離任SONY音樂，身份相對單純。再來就是這份要求極高的專業工作，動輒就需要持續半年嚴謹不懈，繁複浩瀚的投入… …辛苦，沒有固定的工作團隊，沒有酬勞，一切真的是在困苦中。所以，我們一定要改變這個缺乏。”
每每焦慮時，徐毅就找宋柯互訴傾腸。宋柯總是一副江湖做派，嬉笑勸之。甚至有些時候徐毅找宋柯經常出現找不到人的情況。
久而久之，現在雙方的關係有些微妙。宋柯把這段關係比喻成兩個戀人冷戰的階段，互相受不了對方，互相又離不開對方，“我受不了他抱怨，他受不了我這種大而化之。但是我們又特敬重對方，知道離了誰CMA都做不到今天，也知道彼此都是踏踏實實的想為這個行業做一點事。”
作者/抖腿少年
當得知刺蝟樂隊榮獲第三屆CMA年度樂隊時，子建有些激動，他高舉著石璐走向頒獎臺，“感謝這麼多年，我們終於找到了回家的路”，石璐說罷向臺下鞠躬致謝，子建在旁邊嘴角上揚，小聲嘀咕，“這是搖滾樂的夏天啊。”
CMA把年度樂隊給刺蝟，這是很多人沒想到的，和他們同臺提名的競爭者不乏五月天、旅行團等搖滾老炮兒以及落日飛車、鹿先森等新秀。
為此，CMA給出的理由如下：給用創作表達音樂理想和精神追求，態度鮮明、理念契合、能力匹配，表演配合默契，呈現出獨一無二音樂風格和強烈的樂隊現場魅力。
還讓人有所意外的是火箭少女101，這個摘得了最佳組合的女子團體獲將的原因，CMA也做了系統性的總結，“憑藉默契的配合，激發出超越個體的優秀表現，成員能力優秀且保有個人特色，音樂自成一格，有獨特的現場感染力和強大的市場影響力。”
九連真人表演《莫欺少年窮》
把每個獲獎原因解釋清晰，以此建立行業內的評審標準，這是CMA的特色。除此之外，CMA還設立了很多獎項圍繞在音樂工業體系中，許多錄音師、混音師、電音配樂和音樂導演也能和明星歌手同臺領獎。
雖然成立只有短短三年，但CMA無疑已經在行業內立起了一個標的。
在華語樂壇獲獎無數的周杰倫經紀公司的辦公室裡只擺放了兩個獎盃，其中一個就是CMA；作為樂壇“大哥”的李宗盛也在花甲之年擔任評委會顧問，並寫下萬字倡議書去試圖通過CMA建立一個行業標準；在海外久負盛名的搖滾樂隊Pink Floyd也對CMA開放了自己歌曲的授權以示尊敬……
蔡琴也來到了現場，作為臺灣金曲獎的發起人，她深知做一個有規格、有標準、有影響力的音樂獎有多難，吸引她到場是CMA評委會主席徐毅的一番話：
“我們要做一個有獎格的獎。”
“相愛相殺”的宋柯徐毅
在星光璀璨的頒獎禮後，是疲憊和艱辛。
CMA頒獎典禮開始的前幾個禮拜，徐毅頻繁和宋柯通電話，倆人每次聊的內容幾近雷同，無非就是CMA的那點事；聊天的形式也無出其右，起初先互相抱怨一通，然後接著互相勉勵。
“第三年了，不能再靠大家臨時一湊辦盛典，一切都靠有情懷加玩命了。我們一定得努力完成常設機構這件事了。CMA的階段不一樣了。”徐毅告訴宋柯。對此，宋柯每次的回覆也很直接，“先撐完這一年吧。你不幹還有誰能幹？”
為了CMA的事情，徐毅太累了。
在接受採訪前，徐毅剛結束了一場兩個小時的電話會議，他的臉上寫滿了疲態。見到記者後，也少了一些寒暄，而是靜靜的坐在椅子上，休憩了一會。
作為CMA的評審會主席，從送審到評選、從統計結果到監督獲獎名單，徐毅每個環節均參與其中，思考哪些步驟的進步才能更好地讓CMA的機制達到目標，憂慮哪些細節不被遺漏現場才會完美，事無鉅細，事必躬親。
一個多月前，李宗盛坐在位於三里屯的太合音樂辦公室內也告訴徐毅，“小徐你這麼玩命，這行裡頭還有誰能這麼幹，你得趕緊有個常設機構，有團隊來日常完成這些工作。不然，我很擔心這件事（CMA）會持續不下去。”
徐毅很無奈，不是不想，而是具備一個常設機構本身就需要相當專注的時間和條件來建設，而目前，CMA基本上是靠業界人事義務臨時在堅持的。在日常本職工作已經極度繁重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義工實難為繼，心力不足，天人交戰。而徐毅一直在尋找的評委會主席的接班人，也是難上加難。
“首先，找這樣一個有行業影響力的人，而且又不會在評審的角度上有利益衝突的人很難。當年，選我就是因為我剛巧離任SONY音樂，身份相對單純。再來就是這份要求極高的專業工作，動輒就需要持續半年嚴謹不懈，繁複浩瀚的投入… …辛苦，沒有固定的工作團隊，沒有酬勞，一切真的是在困苦中。所以，我們一定要改變這個缺乏。”
每每焦慮時，徐毅就找宋柯互訴傾腸。宋柯總是一副江湖做派，嬉笑勸之。甚至有些時候徐毅找宋柯經常出現找不到人的情況。
久而久之，現在雙方的關係有些微妙。宋柯把這段關係比喻成兩個戀人冷戰的階段，互相受不了對方，互相又離不開對方，“我受不了他抱怨，他受不了我這種大而化之。但是我們又特敬重對方，知道離了誰CMA都做不到今天，也知道彼此都是踏踏實實的想為這個行業做一點事。”
或許相比GMA（金曲獎）、AMA（全美音樂獎）和BMA（公告牌音樂獎），CMA（唱工委音樂獎）還遠沒被大眾熟知。
CMA（CMIC Music Award），是“中國首個由唱片行業協會發起設立的音樂獎項”，其發起人不乏中國音樂產業資深前輩宋柯、徐毅、李宗盛及沈黎暉等人，評審更全是由音樂行業從業前輩和新銳組成。該獎致力於打造中國音樂行業最具公信力的獎項，參考格萊美音樂獎（Grammy）的獎項設置，流派風格涉略廣，由行業協會進行評審。
作者/抖腿少年
當得知刺蝟樂隊榮獲第三屆CMA年度樂隊時，子建有些激動，他高舉著石璐走向頒獎臺，“感謝這麼多年，我們終於找到了回家的路”，石璐說罷向臺下鞠躬致謝，子建在旁邊嘴角上揚，小聲嘀咕，“這是搖滾樂的夏天啊。”
CMA把年度樂隊給刺蝟，這是很多人沒想到的，和他們同臺提名的競爭者不乏五月天、旅行團等搖滾老炮兒以及落日飛車、鹿先森等新秀。
為此，CMA給出的理由如下：給用創作表達音樂理想和精神追求，態度鮮明、理念契合、能力匹配，表演配合默契，呈現出獨一無二音樂風格和強烈的樂隊現場魅力。
還讓人有所意外的是火箭少女101，這個摘得了最佳組合的女子團體獲將的原因，CMA也做了系統性的總結，“憑藉默契的配合，激發出超越個體的優秀表現，成員能力優秀且保有個人特色，音樂自成一格，有獨特的現場感染力和強大的市場影響力。”
九連真人表演《莫欺少年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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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成立只有短短三年，但CMA無疑已經在行業內立起了一個標的。
在華語樂壇獲獎無數的周杰倫經紀公司的辦公室裡只擺放了兩個獎盃，其中一個就是CMA；作為樂壇“大哥”的李宗盛也在花甲之年擔任評委會顧問，並寫下萬字倡議書去試圖通過CMA建立一個行業標準；在海外久負盛名的搖滾樂隊Pink Floyd也對CMA開放了自己歌曲的授權以示尊敬……
蔡琴也來到了現場，作為臺灣金曲獎的發起人，她深知做一個有規格、有標準、有影響力的音樂獎有多難，吸引她到場是CMA評委會主席徐毅的一番話：
“我們要做一個有獎格的獎。”
“相愛相殺”的宋柯徐毅
在星光璀璨的頒獎禮後，是疲憊和艱辛。
CMA頒獎典禮開始的前幾個禮拜，徐毅頻繁和宋柯通電話，倆人每次聊的內容幾近雷同，無非就是CMA的那點事；聊天的形式也無出其右，起初先互相抱怨一通，然後接著互相勉勵。
“第三年了，不能再靠大家臨時一湊辦盛典，一切都靠有情懷加玩命了。我們一定得努力完成常設機構這件事了。CMA的階段不一樣了。”徐毅告訴宋柯。對此，宋柯每次的回覆也很直接，“先撐完這一年吧。你不幹還有誰能幹？”
為了CMA的事情，徐毅太累了。
在接受採訪前，徐毅剛結束了一場兩個小時的電話會議，他的臉上寫滿了疲態。見到記者後，也少了一些寒暄，而是靜靜的坐在椅子上，休憩了一會。
作為CMA的評審會主席，從送審到評選、從統計結果到監督獲獎名單，徐毅每個環節均參與其中，思考哪些步驟的進步才能更好地讓CMA的機制達到目標，憂慮哪些細節不被遺漏現場才會完美，事無鉅細，事必躬親。
一個多月前，李宗盛坐在位於三里屯的太合音樂辦公室內也告訴徐毅，“小徐你這麼玩命，這行裡頭還有誰能這麼幹，你得趕緊有個常設機構，有團隊來日常完成這些工作。不然，我很擔心這件事（CMA）會持續不下去。”
徐毅很無奈，不是不想，而是具備一個常設機構本身就需要相當專注的時間和條件來建設，而目前，CMA基本上是靠業界人事義務臨時在堅持的。在日常本職工作已經極度繁重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義工實難為繼，心力不足，天人交戰。而徐毅一直在尋找的評委會主席的接班人，也是難上加難。
“首先，找這樣一個有行業影響力的人，而且又不會在評審的角度上有利益衝突的人很難。當年，選我就是因為我剛巧離任SONY音樂，身份相對單純。再來就是這份要求極高的專業工作，動輒就需要持續半年嚴謹不懈，繁複浩瀚的投入… …辛苦，沒有固定的工作團隊，沒有酬勞，一切真的是在困苦中。所以，我們一定要改變這個缺乏。”
每每焦慮時，徐毅就找宋柯互訴傾腸。宋柯總是一副江湖做派，嬉笑勸之。甚至有些時候徐毅找宋柯經常出現找不到人的情況。
久而久之，現在雙方的關係有些微妙。宋柯把這段關係比喻成兩個戀人冷戰的階段，互相受不了對方，互相又離不開對方，“我受不了他抱怨，他受不了我這種大而化之。但是我們又特敬重對方，知道離了誰CMA都做不到今天，也知道彼此都是踏踏實實的想為這個行業做一點事。”
或許相比GMA（金曲獎）、AMA（全美音樂獎）和BMA（公告牌音樂獎），CMA（唱工委音樂獎）還遠沒被大眾熟知。
CMA（CMIC Music Award），是“中國首個由唱片行業協會發起設立的音樂獎項”，其發起人不乏中國音樂產業資深前輩宋柯、徐毅、李宗盛及沈黎暉等人，評審更全是由音樂行業從業前輩和新銳組成。該獎致力於打造中國音樂行業最具公信力的獎項，參考格萊美音樂獎（Grammy）的獎項設置，流派風格涉略廣，由行業協會進行評審。
CMA幾乎代表著整個中國唱片行業對華語音樂看法，被看作“中國的格萊美”。同時也是宋柯、徐毅、李宗盛等在音樂行業的推手對未來華語樂壇的所有嚮往，希望通過CMA來建立一個可以長久遵循的行業標準。
用宋柯的話來說，CMA是他們留給中國音樂的“legacy”。
作者/抖腿少年
當得知刺蝟樂隊榮獲第三屆CMA年度樂隊時，子建有些激動，他高舉著石璐走向頒獎臺，“感謝這麼多年，我們終於找到了回家的路”，石璐說罷向臺下鞠躬致謝，子建在旁邊嘴角上揚，小聲嘀咕，“這是搖滾樂的夏天啊。”
CMA把年度樂隊給刺蝟，這是很多人沒想到的，和他們同臺提名的競爭者不乏五月天、旅行團等搖滾老炮兒以及落日飛車、鹿先森等新秀。
為此，CMA給出的理由如下：給用創作表達音樂理想和精神追求，態度鮮明、理念契合、能力匹配，表演配合默契，呈現出獨一無二音樂風格和強烈的樂隊現場魅力。
還讓人有所意外的是火箭少女101，這個摘得了最佳組合的女子團體獲將的原因，CMA也做了系統性的總結，“憑藉默契的配合，激發出超越個體的優秀表現，成員能力優秀且保有個人特色，音樂自成一格，有獨特的現場感染力和強大的市場影響力。”
九連真人表演《莫欺少年窮》
把每個獲獎原因解釋清晰，以此建立行業內的評審標準，這是CMA的特色。除此之外，CMA還設立了很多獎項圍繞在音樂工業體系中，許多錄音師、混音師、電音配樂和音樂導演也能和明星歌手同臺領獎。
雖然成立只有短短三年，但CMA無疑已經在行業內立起了一個標的。
在華語樂壇獲獎無數的周杰倫經紀公司的辦公室裡只擺放了兩個獎盃，其中一個就是CMA；作為樂壇“大哥”的李宗盛也在花甲之年擔任評委會顧問，並寫下萬字倡議書去試圖通過CMA建立一個行業標準；在海外久負盛名的搖滾樂隊Pink Floyd也對CMA開放了自己歌曲的授權以示尊敬……
蔡琴也來到了現場，作為臺灣金曲獎的發起人，她深知做一個有規格、有標準、有影響力的音樂獎有多難，吸引她到場是CMA評委會主席徐毅的一番話：
“我們要做一個有獎格的獎。”
“相愛相殺”的宋柯徐毅
在星光璀璨的頒獎禮後，是疲憊和艱辛。
CMA頒獎典禮開始的前幾個禮拜，徐毅頻繁和宋柯通電話，倆人每次聊的內容幾近雷同，無非就是CMA的那點事；聊天的形式也無出其右，起初先互相抱怨一通，然後接著互相勉勵。
“第三年了，不能再靠大家臨時一湊辦盛典，一切都靠有情懷加玩命了。我們一定得努力完成常設機構這件事了。CMA的階段不一樣了。”徐毅告訴宋柯。對此，宋柯每次的回覆也很直接，“先撐完這一年吧。你不幹還有誰能幹？”
為了CMA的事情，徐毅太累了。
在接受採訪前，徐毅剛結束了一場兩個小時的電話會議，他的臉上寫滿了疲態。見到記者後，也少了一些寒暄，而是靜靜的坐在椅子上，休憩了一會。
作為CMA的評審會主席，從送審到評選、從統計結果到監督獲獎名單，徐毅每個環節均參與其中，思考哪些步驟的進步才能更好地讓CMA的機制達到目標，憂慮哪些細節不被遺漏現場才會完美，事無鉅細，事必躬親。
一個多月前，李宗盛坐在位於三里屯的太合音樂辦公室內也告訴徐毅，“小徐你這麼玩命，這行裡頭還有誰能這麼幹，你得趕緊有個常設機構，有團隊來日常完成這些工作。不然，我很擔心這件事（CMA）會持續不下去。”
徐毅很無奈，不是不想，而是具備一個常設機構本身就需要相當專注的時間和條件來建設，而目前，CMA基本上是靠業界人事義務臨時在堅持的。在日常本職工作已經極度繁重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義工實難為繼，心力不足，天人交戰。而徐毅一直在尋找的評委會主席的接班人，也是難上加難。
“首先，找這樣一個有行業影響力的人，而且又不會在評審的角度上有利益衝突的人很難。當年，選我就是因為我剛巧離任SONY音樂，身份相對單純。再來就是這份要求極高的專業工作，動輒就需要持續半年嚴謹不懈，繁複浩瀚的投入… …辛苦，沒有固定的工作團隊，沒有酬勞，一切真的是在困苦中。所以，我們一定要改變這個缺乏。”
每每焦慮時，徐毅就找宋柯互訴傾腸。宋柯總是一副江湖做派，嬉笑勸之。甚至有些時候徐毅找宋柯經常出現找不到人的情況。
久而久之，現在雙方的關係有些微妙。宋柯把這段關係比喻成兩個戀人冷戰的階段，互相受不了對方，互相又離不開對方，“我受不了他抱怨，他受不了我這種大而化之。但是我們又特敬重對方，知道離了誰CMA都做不到今天，也知道彼此都是踏踏實實的想為這個行業做一點事。”
或許相比GMA（金曲獎）、AMA（全美音樂獎）和BMA（公告牌音樂獎），CMA（唱工委音樂獎）還遠沒被大眾熟知。
CMA（CMIC Music Award），是“中國首個由唱片行業協會發起設立的音樂獎項”，其發起人不乏中國音樂產業資深前輩宋柯、徐毅、李宗盛及沈黎暉等人，評審更全是由音樂行業從業前輩和新銳組成。該獎致力於打造中國音樂行業最具公信力的獎項，參考格萊美音樂獎（Grammy）的獎項設置，流派風格涉略廣，由行業協會進行評審。
CMA幾乎代表著整個中國唱片行業對華語音樂看法，被看作“中國的格萊美”。同時也是宋柯、徐毅、李宗盛等在音樂行業的推手對未來華語樂壇的所有嚮往，希望通過CMA來建立一個可以長久遵循的行業標準。
用宋柯的話來說，CMA是他們留給中國音樂的“legacy”。
被宋柯“誑”進CMA的徐毅
和宋柯在唱片時代就聲名遠揚相比，徐毅有些過於低調。這個在中國音樂行業近三十年的幕後“大佬”幾乎在搜索引擎上檢索不到太多信息。
徐毅現在Title是太合音樂集團的總裁兼CEO，在此之前，他1992年入行，在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公司起步。24歲就入主是英國EMI百代唱片的中國區代表。而入職太合音樂前，徐毅更作為大中華區主席暨首席執行官，執掌整個索尼音樂娛樂五年，成為這個職位的內地第一人。
作者/抖腿少年
當得知刺蝟樂隊榮獲第三屆CMA年度樂隊時，子建有些激動，他高舉著石璐走向頒獎臺，“感謝這麼多年，我們終於找到了回家的路”，石璐說罷向臺下鞠躬致謝，子建在旁邊嘴角上揚，小聲嘀咕，“這是搖滾樂的夏天啊。”
CMA把年度樂隊給刺蝟，這是很多人沒想到的，和他們同臺提名的競爭者不乏五月天、旅行團等搖滾老炮兒以及落日飛車、鹿先森等新秀。
為此，CMA給出的理由如下：給用創作表達音樂理想和精神追求，態度鮮明、理念契合、能力匹配，表演配合默契，呈現出獨一無二音樂風格和強烈的樂隊現場魅力。
還讓人有所意外的是火箭少女101，這個摘得了最佳組合的女子團體獲將的原因，CMA也做了系統性的總結，“憑藉默契的配合，激發出超越個體的優秀表現，成員能力優秀且保有個人特色，音樂自成一格，有獨特的現場感染力和強大的市場影響力。”
九連真人表演《莫欺少年窮》
把每個獲獎原因解釋清晰，以此建立行業內的評審標準，這是CMA的特色。除此之外，CMA還設立了很多獎項圍繞在音樂工業體系中，許多錄音師、混音師、電音配樂和音樂導演也能和明星歌手同臺領獎。
雖然成立只有短短三年，但CMA無疑已經在行業內立起了一個標的。
在華語樂壇獲獎無數的周杰倫經紀公司的辦公室裡只擺放了兩個獎盃，其中一個就是CMA；作為樂壇“大哥”的李宗盛也在花甲之年擔任評委會顧問，並寫下萬字倡議書去試圖通過CMA建立一個行業標準；在海外久負盛名的搖滾樂隊Pink Floyd也對CMA開放了自己歌曲的授權以示尊敬……
蔡琴也來到了現場，作為臺灣金曲獎的發起人，她深知做一個有規格、有標準、有影響力的音樂獎有多難，吸引她到場是CMA評委會主席徐毅的一番話：
“我們要做一個有獎格的獎。”
“相愛相殺”的宋柯徐毅
在星光璀璨的頒獎禮後，是疲憊和艱辛。
CMA頒獎典禮開始的前幾個禮拜，徐毅頻繁和宋柯通電話，倆人每次聊的內容幾近雷同，無非就是CMA的那點事；聊天的形式也無出其右，起初先互相抱怨一通，然後接著互相勉勵。
“第三年了，不能再靠大家臨時一湊辦盛典，一切都靠有情懷加玩命了。我們一定得努力完成常設機構這件事了。CMA的階段不一樣了。”徐毅告訴宋柯。對此，宋柯每次的回覆也很直接，“先撐完這一年吧。你不幹還有誰能幹？”
為了CMA的事情，徐毅太累了。
在接受採訪前，徐毅剛結束了一場兩個小時的電話會議，他的臉上寫滿了疲態。見到記者後，也少了一些寒暄，而是靜靜的坐在椅子上，休憩了一會。
作為CMA的評審會主席，從送審到評選、從統計結果到監督獲獎名單，徐毅每個環節均參與其中，思考哪些步驟的進步才能更好地讓CMA的機制達到目標，憂慮哪些細節不被遺漏現場才會完美，事無鉅細，事必躬親。
一個多月前，李宗盛坐在位於三里屯的太合音樂辦公室內也告訴徐毅，“小徐你這麼玩命，這行裡頭還有誰能這麼幹，你得趕緊有個常設機構，有團隊來日常完成這些工作。不然，我很擔心這件事（CMA）會持續不下去。”
徐毅很無奈，不是不想，而是具備一個常設機構本身就需要相當專注的時間和條件來建設，而目前，CMA基本上是靠業界人事義務臨時在堅持的。在日常本職工作已經極度繁重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義工實難為繼，心力不足，天人交戰。而徐毅一直在尋找的評委會主席的接班人，也是難上加難。
“首先，找這樣一個有行業影響力的人，而且又不會在評審的角度上有利益衝突的人很難。當年，選我就是因為我剛巧離任SONY音樂，身份相對單純。再來就是這份要求極高的專業工作，動輒就需要持續半年嚴謹不懈，繁複浩瀚的投入… …辛苦，沒有固定的工作團隊，沒有酬勞，一切真的是在困苦中。所以，我們一定要改變這個缺乏。”
每每焦慮時，徐毅就找宋柯互訴傾腸。宋柯總是一副江湖做派，嬉笑勸之。甚至有些時候徐毅找宋柯經常出現找不到人的情況。
久而久之，現在雙方的關係有些微妙。宋柯把這段關係比喻成兩個戀人冷戰的階段，互相受不了對方，互相又離不開對方，“我受不了他抱怨，他受不了我這種大而化之。但是我們又特敬重對方，知道離了誰CMA都做不到今天，也知道彼此都是踏踏實實的想為這個行業做一點事。”
或許相比GMA（金曲獎）、AMA（全美音樂獎）和BMA（公告牌音樂獎），CMA（唱工委音樂獎）還遠沒被大眾熟知。
CMA（CMIC Music Award），是“中國首個由唱片行業協會發起設立的音樂獎項”，其發起人不乏中國音樂產業資深前輩宋柯、徐毅、李宗盛及沈黎暉等人，評審更全是由音樂行業從業前輩和新銳組成。該獎致力於打造中國音樂行業最具公信力的獎項，參考格萊美音樂獎（Grammy）的獎項設置，流派風格涉略廣，由行業協會進行評審。
CMA幾乎代表著整個中國唱片行業對華語音樂看法，被看作“中國的格萊美”。同時也是宋柯、徐毅、李宗盛等在音樂行業的推手對未來華語樂壇的所有嚮往，希望通過CMA來建立一個可以長久遵循的行業標準。
用宋柯的話來說，CMA是他們留給中國音樂的“legacy”。
被宋柯“誑”進CMA的徐毅
和宋柯在唱片時代就聲名遠揚相比，徐毅有些過於低調。這個在中國音樂行業近三十年的幕後“大佬”幾乎在搜索引擎上檢索不到太多信息。
徐毅現在Title是太合音樂集團的總裁兼CEO，在此之前，他1992年入行，在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公司起步。24歲就入主是英國EMI百代唱片的中國區代表。而入職太合音樂前，徐毅更作為大中華區主席暨首席執行官，執掌整個索尼音樂娛樂五年，成為這個職位的內地第一人。
如果不是因為CMA，徐毅不會對外接受採訪，也不會把自己搞的這麼疲憊。
在頒獎典禮臨近前，徐毅告訴太合音樂的董事長錢實穆，希望能從太合的業務中抽出幾天時間用於CMA的工作，“對此老錢也理解，他說，能為行業做點事，咱們多支持。”。
一方面錢實穆相信CMA是能給行業帶來一些良好變化的；另外一點，他也確實看到了徐毅對CMA的真切投入——在去年頒獎禮結束後的第二天，徐毅本人在所供職的太合音樂集團有一個工作會議中竟兩次睡過去，這是他以往的職業經歷中從未有過的。
如果沒有宋柯，徐毅大概率不會這麼累。換而言之，徐毅是被宋柯“誑”到CMA評審會主席這個崗位上。
早在四五年前，宋柯就萌生要做一個公正、公開、為行業建立標準的音樂獎項。他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徐毅，倆人一拍而合。為此，他們曾帶著一票唱片公司老闆數次參觀學習全英音樂獎和格萊美獎。
作者/抖腿少年
當得知刺蝟樂隊榮獲第三屆CMA年度樂隊時，子建有些激動，他高舉著石璐走向頒獎臺，“感謝這麼多年，我們終於找到了回家的路”，石璐說罷向臺下鞠躬致謝，子建在旁邊嘴角上揚，小聲嘀咕，“這是搖滾樂的夏天啊。”
CMA把年度樂隊給刺蝟，這是很多人沒想到的，和他們同臺提名的競爭者不乏五月天、旅行團等搖滾老炮兒以及落日飛車、鹿先森等新秀。
為此，CMA給出的理由如下：給用創作表達音樂理想和精神追求，態度鮮明、理念契合、能力匹配，表演配合默契，呈現出獨一無二音樂風格和強烈的樂隊現場魅力。
還讓人有所意外的是火箭少女101，這個摘得了最佳組合的女子團體獲將的原因，CMA也做了系統性的總結，“憑藉默契的配合，激發出超越個體的優秀表現，成員能力優秀且保有個人特色，音樂自成一格，有獨特的現場感染力和強大的市場影響力。”
九連真人表演《莫欺少年窮》
把每個獲獎原因解釋清晰，以此建立行業內的評審標準，這是CMA的特色。除此之外，CMA還設立了很多獎項圍繞在音樂工業體系中，許多錄音師、混音師、電音配樂和音樂導演也能和明星歌手同臺領獎。
雖然成立只有短短三年，但CMA無疑已經在行業內立起了一個標的。
在華語樂壇獲獎無數的周杰倫經紀公司的辦公室裡只擺放了兩個獎盃，其中一個就是CMA；作為樂壇“大哥”的李宗盛也在花甲之年擔任評委會顧問，並寫下萬字倡議書去試圖通過CMA建立一個行業標準；在海外久負盛名的搖滾樂隊Pink Floyd也對CMA開放了自己歌曲的授權以示尊敬……
蔡琴也來到了現場，作為臺灣金曲獎的發起人，她深知做一個有規格、有標準、有影響力的音樂獎有多難，吸引她到場是CMA評委會主席徐毅的一番話：
“我們要做一個有獎格的獎。”
“相愛相殺”的宋柯徐毅
在星光璀璨的頒獎禮後，是疲憊和艱辛。
CMA頒獎典禮開始的前幾個禮拜，徐毅頻繁和宋柯通電話，倆人每次聊的內容幾近雷同，無非就是CMA的那點事；聊天的形式也無出其右，起初先互相抱怨一通，然後接著互相勉勵。
“第三年了，不能再靠大家臨時一湊辦盛典，一切都靠有情懷加玩命了。我們一定得努力完成常設機構這件事了。CMA的階段不一樣了。”徐毅告訴宋柯。對此，宋柯每次的回覆也很直接，“先撐完這一年吧。你不幹還有誰能幹？”
為了CMA的事情，徐毅太累了。
在接受採訪前，徐毅剛結束了一場兩個小時的電話會議，他的臉上寫滿了疲態。見到記者後，也少了一些寒暄，而是靜靜的坐在椅子上，休憩了一會。
作為CMA的評審會主席，從送審到評選、從統計結果到監督獲獎名單，徐毅每個環節均參與其中，思考哪些步驟的進步才能更好地讓CMA的機制達到目標，憂慮哪些細節不被遺漏現場才會完美，事無鉅細，事必躬親。
一個多月前，李宗盛坐在位於三里屯的太合音樂辦公室內也告訴徐毅，“小徐你這麼玩命，這行裡頭還有誰能這麼幹，你得趕緊有個常設機構，有團隊來日常完成這些工作。不然，我很擔心這件事（CMA）會持續不下去。”
徐毅很無奈，不是不想，而是具備一個常設機構本身就需要相當專注的時間和條件來建設，而目前，CMA基本上是靠業界人事義務臨時在堅持的。在日常本職工作已經極度繁重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義工實難為繼，心力不足，天人交戰。而徐毅一直在尋找的評委會主席的接班人，也是難上加難。
“首先，找這樣一個有行業影響力的人，而且又不會在評審的角度上有利益衝突的人很難。當年，選我就是因為我剛巧離任SONY音樂，身份相對單純。再來就是這份要求極高的專業工作，動輒就需要持續半年嚴謹不懈，繁複浩瀚的投入… …辛苦，沒有固定的工作團隊，沒有酬勞，一切真的是在困苦中。所以，我們一定要改變這個缺乏。”
每每焦慮時，徐毅就找宋柯互訴傾腸。宋柯總是一副江湖做派，嬉笑勸之。甚至有些時候徐毅找宋柯經常出現找不到人的情況。
久而久之，現在雙方的關係有些微妙。宋柯把這段關係比喻成兩個戀人冷戰的階段，互相受不了對方，互相又離不開對方，“我受不了他抱怨，他受不了我這種大而化之。但是我們又特敬重對方，知道離了誰CMA都做不到今天，也知道彼此都是踏踏實實的想為這個行業做一點事。”
或許相比GMA（金曲獎）、AMA（全美音樂獎）和BMA（公告牌音樂獎），CMA（唱工委音樂獎）還遠沒被大眾熟知。
CMA（CMIC Music Award），是“中國首個由唱片行業協會發起設立的音樂獎項”，其發起人不乏中國音樂產業資深前輩宋柯、徐毅、李宗盛及沈黎暉等人，評審更全是由音樂行業從業前輩和新銳組成。該獎致力於打造中國音樂行業最具公信力的獎項，參考格萊美音樂獎（Grammy）的獎項設置，流派風格涉略廣，由行業協會進行評審。
CMA幾乎代表著整個中國唱片行業對華語音樂看法，被看作“中國的格萊美”。同時也是宋柯、徐毅、李宗盛等在音樂行業的推手對未來華語樂壇的所有嚮往，希望通過CMA來建立一個可以長久遵循的行業標準。
用宋柯的話來說，CMA是他們留給中國音樂的“legacy”。
被宋柯“誑”進CMA的徐毅
和宋柯在唱片時代就聲名遠揚相比，徐毅有些過於低調。這個在中國音樂行業近三十年的幕後“大佬”幾乎在搜索引擎上檢索不到太多信息。
徐毅現在Title是太合音樂集團的總裁兼CEO，在此之前，他1992年入行，在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公司起步。24歲就入主是英國EMI百代唱片的中國區代表。而入職太合音樂前，徐毅更作為大中華區主席暨首席執行官，執掌整個索尼音樂娛樂五年，成為這個職位的內地第一人。
如果不是因為CMA，徐毅不會對外接受採訪，也不會把自己搞的這麼疲憊。
在頒獎典禮臨近前，徐毅告訴太合音樂的董事長錢實穆，希望能從太合的業務中抽出幾天時間用於CMA的工作，“對此老錢也理解，他說，能為行業做點事，咱們多支持。”。
一方面錢實穆相信CMA是能給行業帶來一些良好變化的；另外一點，他也確實看到了徐毅對CMA的真切投入——在去年頒獎禮結束後的第二天，徐毅本人在所供職的太合音樂集團有一個工作會議中竟兩次睡過去，這是他以往的職業經歷中從未有過的。
如果沒有宋柯，徐毅大概率不會這麼累。換而言之，徐毅是被宋柯“誑”到CMA評審會主席這個崗位上。
早在四五年前，宋柯就萌生要做一個公正、公開、為行業建立標準的音樂獎項。他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徐毅，倆人一拍而合。為此，他們曾帶著一票唱片公司老闆數次參觀學習全英音樂獎和格萊美獎。
契機出現在2017年，這一年宋柯、徐毅以及沈黎暉等唱工委的常務理事決定要把第一屆CMA做出來，並且要推選出一個評委會主席。
在會議召開時，徐毅還在西安照顧生病的母親。結果在徐毅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宋柯“缺席審判”推選徐毅當選為評委會主席，並全票通過。（除了徐毅那票）
“說起來特別不道德，但我不知道(他母親生病），不賴我。結果出來後我告訴徐毅，你已經被光榮的推選成第一屆CMA的評審會主席，結果老徐哭笑不得，回我第一句話是，‘你瘋了吧，你找別人去好嗎？”
宋柯以“服從組織安排”迴應徐毅，“因為我特別瞭解他這人。如果我不這麼逼著他，他大概能跟我聊到頒獎前（也不願意當選）。但是他自己後來也說，他其實他生命中也需要缺一個我這樣在後邊老推著他的人。”
當然，推選徐毅的背後，宋柯也有自己的小心思。相比自己一直是音樂行業創業者+老闆的身份，徐毅在近三十年的行業生涯中，一直是一個出色的職業經理人。
“只要他答應了的事，不管多難，一定會用心做好。我們六零年代生人一直有一種使命感，我有，徐毅（七零後）也有，他對音樂行業是有理想的。”
作者/抖腿少年
當得知刺蝟樂隊榮獲第三屆CMA年度樂隊時，子建有些激動，他高舉著石璐走向頒獎臺，“感謝這麼多年，我們終於找到了回家的路”，石璐說罷向臺下鞠躬致謝，子建在旁邊嘴角上揚，小聲嘀咕，“這是搖滾樂的夏天啊。”
CMA把年度樂隊給刺蝟，這是很多人沒想到的，和他們同臺提名的競爭者不乏五月天、旅行團等搖滾老炮兒以及落日飛車、鹿先森等新秀。
為此，CMA給出的理由如下：給用創作表達音樂理想和精神追求，態度鮮明、理念契合、能力匹配，表演配合默契，呈現出獨一無二音樂風格和強烈的樂隊現場魅力。
還讓人有所意外的是火箭少女101，這個摘得了最佳組合的女子團體獲將的原因，CMA也做了系統性的總結，“憑藉默契的配合，激發出超越個體的優秀表現，成員能力優秀且保有個人特色，音樂自成一格，有獨特的現場感染力和強大的市場影響力。”
九連真人表演《莫欺少年窮》
把每個獲獎原因解釋清晰，以此建立行業內的評審標準，這是CMA的特色。除此之外，CMA還設立了很多獎項圍繞在音樂工業體系中，許多錄音師、混音師、電音配樂和音樂導演也能和明星歌手同臺領獎。
雖然成立只有短短三年，但CMA無疑已經在行業內立起了一個標的。
在華語樂壇獲獎無數的周杰倫經紀公司的辦公室裡只擺放了兩個獎盃，其中一個就是CMA；作為樂壇“大哥”的李宗盛也在花甲之年擔任評委會顧問，並寫下萬字倡議書去試圖通過CMA建立一個行業標準；在海外久負盛名的搖滾樂隊Pink Floyd也對CMA開放了自己歌曲的授權以示尊敬……
蔡琴也來到了現場，作為臺灣金曲獎的發起人，她深知做一個有規格、有標準、有影響力的音樂獎有多難，吸引她到場是CMA評委會主席徐毅的一番話：
“我們要做一個有獎格的獎。”
“相愛相殺”的宋柯徐毅
在星光璀璨的頒獎禮後，是疲憊和艱辛。
CMA頒獎典禮開始的前幾個禮拜，徐毅頻繁和宋柯通電話，倆人每次聊的內容幾近雷同，無非就是CMA的那點事；聊天的形式也無出其右，起初先互相抱怨一通，然後接著互相勉勵。
“第三年了，不能再靠大家臨時一湊辦盛典，一切都靠有情懷加玩命了。我們一定得努力完成常設機構這件事了。CMA的階段不一樣了。”徐毅告訴宋柯。對此，宋柯每次的回覆也很直接，“先撐完這一年吧。你不幹還有誰能幹？”
為了CMA的事情，徐毅太累了。
在接受採訪前，徐毅剛結束了一場兩個小時的電話會議，他的臉上寫滿了疲態。見到記者後，也少了一些寒暄，而是靜靜的坐在椅子上，休憩了一會。
作為CMA的評審會主席，從送審到評選、從統計結果到監督獲獎名單，徐毅每個環節均參與其中，思考哪些步驟的進步才能更好地讓CMA的機制達到目標，憂慮哪些細節不被遺漏現場才會完美，事無鉅細，事必躬親。
一個多月前，李宗盛坐在位於三里屯的太合音樂辦公室內也告訴徐毅，“小徐你這麼玩命，這行裡頭還有誰能這麼幹，你得趕緊有個常設機構，有團隊來日常完成這些工作。不然，我很擔心這件事（CMA）會持續不下去。”
徐毅很無奈，不是不想，而是具備一個常設機構本身就需要相當專注的時間和條件來建設，而目前，CMA基本上是靠業界人事義務臨時在堅持的。在日常本職工作已經極度繁重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義工實難為繼，心力不足，天人交戰。而徐毅一直在尋找的評委會主席的接班人，也是難上加難。
“首先，找這樣一個有行業影響力的人，而且又不會在評審的角度上有利益衝突的人很難。當年，選我就是因為我剛巧離任SONY音樂，身份相對單純。再來就是這份要求極高的專業工作，動輒就需要持續半年嚴謹不懈，繁複浩瀚的投入… …辛苦，沒有固定的工作團隊，沒有酬勞，一切真的是在困苦中。所以，我們一定要改變這個缺乏。”
每每焦慮時，徐毅就找宋柯互訴傾腸。宋柯總是一副江湖做派，嬉笑勸之。甚至有些時候徐毅找宋柯經常出現找不到人的情況。
久而久之，現在雙方的關係有些微妙。宋柯把這段關係比喻成兩個戀人冷戰的階段，互相受不了對方，互相又離不開對方，“我受不了他抱怨，他受不了我這種大而化之。但是我們又特敬重對方，知道離了誰CMA都做不到今天，也知道彼此都是踏踏實實的想為這個行業做一點事。”
或許相比GMA（金曲獎）、AMA（全美音樂獎）和BMA（公告牌音樂獎），CMA（唱工委音樂獎）還遠沒被大眾熟知。
CMA（CMIC Music Award），是“中國首個由唱片行業協會發起設立的音樂獎項”，其發起人不乏中國音樂產業資深前輩宋柯、徐毅、李宗盛及沈黎暉等人，評審更全是由音樂行業從業前輩和新銳組成。該獎致力於打造中國音樂行業最具公信力的獎項，參考格萊美音樂獎（Grammy）的獎項設置，流派風格涉略廣，由行業協會進行評審。
CMA幾乎代表著整個中國唱片行業對華語音樂看法，被看作“中國的格萊美”。同時也是宋柯、徐毅、李宗盛等在音樂行業的推手對未來華語樂壇的所有嚮往，希望通過CMA來建立一個可以長久遵循的行業標準。
用宋柯的話來說，CMA是他們留給中國音樂的“legacy”。
被宋柯“誑”進CMA的徐毅
和宋柯在唱片時代就聲名遠揚相比，徐毅有些過於低調。這個在中國音樂行業近三十年的幕後“大佬”幾乎在搜索引擎上檢索不到太多信息。
徐毅現在Title是太合音樂集團的總裁兼CEO，在此之前，他1992年入行，在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公司起步。24歲就入主是英國EMI百代唱片的中國區代表。而入職太合音樂前，徐毅更作為大中華區主席暨首席執行官，執掌整個索尼音樂娛樂五年，成為這個職位的內地第一人。
如果不是因為CMA，徐毅不會對外接受採訪，也不會把自己搞的這麼疲憊。
在頒獎典禮臨近前，徐毅告訴太合音樂的董事長錢實穆，希望能從太合的業務中抽出幾天時間用於CMA的工作，“對此老錢也理解，他說，能為行業做點事，咱們多支持。”。
一方面錢實穆相信CMA是能給行業帶來一些良好變化的；另外一點，他也確實看到了徐毅對CMA的真切投入——在去年頒獎禮結束後的第二天，徐毅本人在所供職的太合音樂集團有一個工作會議中竟兩次睡過去，這是他以往的職業經歷中從未有過的。
如果沒有宋柯，徐毅大概率不會這麼累。換而言之，徐毅是被宋柯“誑”到CMA評審會主席這個崗位上。
早在四五年前，宋柯就萌生要做一個公正、公開、為行業建立標準的音樂獎項。他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徐毅，倆人一拍而合。為此，他們曾帶著一票唱片公司老闆數次參觀學習全英音樂獎和格萊美獎。
契機出現在2017年，這一年宋柯、徐毅以及沈黎暉等唱工委的常務理事決定要把第一屆CMA做出來，並且要推選出一個評委會主席。
在會議召開時，徐毅還在西安照顧生病的母親。結果在徐毅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宋柯“缺席審判”推選徐毅當選為評委會主席，並全票通過。（除了徐毅那票）
“說起來特別不道德，但我不知道(他母親生病），不賴我。結果出來後我告訴徐毅，你已經被光榮的推選成第一屆CMA的評審會主席，結果老徐哭笑不得，回我第一句話是，‘你瘋了吧，你找別人去好嗎？”
宋柯以“服從組織安排”迴應徐毅，“因為我特別瞭解他這人。如果我不這麼逼著他，他大概能跟我聊到頒獎前（也不願意當選）。但是他自己後來也說，他其實他生命中也需要缺一個我這樣在後邊老推著他的人。”
當然，推選徐毅的背後，宋柯也有自己的小心思。相比自己一直是音樂行業創業者+老闆的身份，徐毅在近三十年的行業生涯中，一直是一個出色的職業經理人。
“只要他答應了的事，不管多難，一定會用心做好。我們六零年代生人一直有一種使命感，我有，徐毅（七零後）也有，他對音樂行業是有理想的。”
中國音樂獎的“弊端”
華語樂壇，或者說內地樂壇缺少一個公正、乾淨、有態度、有影響力的獎項已經很多年，“立牌坊、分豬肉”是圈內心照不宣的事實。
作為在唱片行業摸爬滾打二十多年的徐毅和宋柯也參加過不少類似頒獎典禮，有的是通過唱片公司或者藝人贊助公然“賣”獎，有的通過獎項吸引明星演出，再高價出售轉播費……
作者/抖腿少年
當得知刺蝟樂隊榮獲第三屆CMA年度樂隊時，子建有些激動，他高舉著石璐走向頒獎臺，“感謝這麼多年，我們終於找到了回家的路”，石璐說罷向臺下鞠躬致謝，子建在旁邊嘴角上揚，小聲嘀咕，“這是搖滾樂的夏天啊。”
CMA把年度樂隊給刺蝟，這是很多人沒想到的，和他們同臺提名的競爭者不乏五月天、旅行團等搖滾老炮兒以及落日飛車、鹿先森等新秀。
為此，CMA給出的理由如下：給用創作表達音樂理想和精神追求，態度鮮明、理念契合、能力匹配，表演配合默契，呈現出獨一無二音樂風格和強烈的樂隊現場魅力。
還讓人有所意外的是火箭少女101，這個摘得了最佳組合的女子團體獲將的原因，CMA也做了系統性的總結，“憑藉默契的配合，激發出超越個體的優秀表現，成員能力優秀且保有個人特色，音樂自成一格，有獨特的現場感染力和強大的市場影響力。”
九連真人表演《莫欺少年窮》
把每個獲獎原因解釋清晰，以此建立行業內的評審標準，這是CMA的特色。除此之外，CMA還設立了很多獎項圍繞在音樂工業體系中，許多錄音師、混音師、電音配樂和音樂導演也能和明星歌手同臺領獎。
雖然成立只有短短三年，但CMA無疑已經在行業內立起了一個標的。
在華語樂壇獲獎無數的周杰倫經紀公司的辦公室裡只擺放了兩個獎盃，其中一個就是CMA；作為樂壇“大哥”的李宗盛也在花甲之年擔任評委會顧問，並寫下萬字倡議書去試圖通過CMA建立一個行業標準；在海外久負盛名的搖滾樂隊Pink Floyd也對CMA開放了自己歌曲的授權以示尊敬……
蔡琴也來到了現場，作為臺灣金曲獎的發起人，她深知做一個有規格、有標準、有影響力的音樂獎有多難，吸引她到場是CMA評委會主席徐毅的一番話：
“我們要做一個有獎格的獎。”
“相愛相殺”的宋柯徐毅
在星光璀璨的頒獎禮後，是疲憊和艱辛。
CMA頒獎典禮開始的前幾個禮拜，徐毅頻繁和宋柯通電話，倆人每次聊的內容幾近雷同，無非就是CMA的那點事；聊天的形式也無出其右，起初先互相抱怨一通，然後接著互相勉勵。
“第三年了，不能再靠大家臨時一湊辦盛典，一切都靠有情懷加玩命了。我們一定得努力完成常設機構這件事了。CMA的階段不一樣了。”徐毅告訴宋柯。對此，宋柯每次的回覆也很直接，“先撐完這一年吧。你不幹還有誰能幹？”
為了CMA的事情，徐毅太累了。
在接受採訪前，徐毅剛結束了一場兩個小時的電話會議，他的臉上寫滿了疲態。見到記者後，也少了一些寒暄，而是靜靜的坐在椅子上，休憩了一會。
作為CMA的評審會主席，從送審到評選、從統計結果到監督獲獎名單，徐毅每個環節均參與其中，思考哪些步驟的進步才能更好地讓CMA的機制達到目標，憂慮哪些細節不被遺漏現場才會完美，事無鉅細，事必躬親。
一個多月前，李宗盛坐在位於三里屯的太合音樂辦公室內也告訴徐毅，“小徐你這麼玩命，這行裡頭還有誰能這麼幹，你得趕緊有個常設機構，有團隊來日常完成這些工作。不然，我很擔心這件事（CMA）會持續不下去。”
徐毅很無奈，不是不想，而是具備一個常設機構本身就需要相當專注的時間和條件來建設，而目前，CMA基本上是靠業界人事義務臨時在堅持的。在日常本職工作已經極度繁重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義工實難為繼，心力不足，天人交戰。而徐毅一直在尋找的評委會主席的接班人，也是難上加難。
“首先，找這樣一個有行業影響力的人，而且又不會在評審的角度上有利益衝突的人很難。當年，選我就是因為我剛巧離任SONY音樂，身份相對單純。再來就是這份要求極高的專業工作，動輒就需要持續半年嚴謹不懈，繁複浩瀚的投入… …辛苦，沒有固定的工作團隊，沒有酬勞，一切真的是在困苦中。所以，我們一定要改變這個缺乏。”
每每焦慮時，徐毅就找宋柯互訴傾腸。宋柯總是一副江湖做派，嬉笑勸之。甚至有些時候徐毅找宋柯經常出現找不到人的情況。
久而久之，現在雙方的關係有些微妙。宋柯把這段關係比喻成兩個戀人冷戰的階段，互相受不了對方，互相又離不開對方，“我受不了他抱怨，他受不了我這種大而化之。但是我們又特敬重對方，知道離了誰CMA都做不到今天，也知道彼此都是踏踏實實的想為這個行業做一點事。”
或許相比GMA（金曲獎）、AMA（全美音樂獎）和BMA（公告牌音樂獎），CMA（唱工委音樂獎）還遠沒被大眾熟知。
CMA（CMIC Music Award），是“中國首個由唱片行業協會發起設立的音樂獎項”，其發起人不乏中國音樂產業資深前輩宋柯、徐毅、李宗盛及沈黎暉等人，評審更全是由音樂行業從業前輩和新銳組成。該獎致力於打造中國音樂行業最具公信力的獎項，參考格萊美音樂獎（Grammy）的獎項設置，流派風格涉略廣，由行業協會進行評審。
CMA幾乎代表著整個中國唱片行業對華語音樂看法，被看作“中國的格萊美”。同時也是宋柯、徐毅、李宗盛等在音樂行業的推手對未來華語樂壇的所有嚮往，希望通過CMA來建立一個可以長久遵循的行業標準。
用宋柯的話來說，CMA是他們留給中國音樂的“legacy”。
被宋柯“誑”進CMA的徐毅
和宋柯在唱片時代就聲名遠揚相比，徐毅有些過於低調。這個在中國音樂行業近三十年的幕後“大佬”幾乎在搜索引擎上檢索不到太多信息。
徐毅現在Title是太合音樂集團的總裁兼CEO，在此之前，他1992年入行，在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公司起步。24歲就入主是英國EMI百代唱片的中國區代表。而入職太合音樂前，徐毅更作為大中華區主席暨首席執行官，執掌整個索尼音樂娛樂五年，成為這個職位的內地第一人。
如果不是因為CMA，徐毅不會對外接受採訪，也不會把自己搞的這麼疲憊。
在頒獎典禮臨近前，徐毅告訴太合音樂的董事長錢實穆，希望能從太合的業務中抽出幾天時間用於CMA的工作，“對此老錢也理解，他說，能為行業做點事，咱們多支持。”。
一方面錢實穆相信CMA是能給行業帶來一些良好變化的；另外一點，他也確實看到了徐毅對CMA的真切投入——在去年頒獎禮結束後的第二天，徐毅本人在所供職的太合音樂集團有一個工作會議中竟兩次睡過去，這是他以往的職業經歷中從未有過的。
如果沒有宋柯，徐毅大概率不會這麼累。換而言之，徐毅是被宋柯“誑”到CMA評審會主席這個崗位上。
早在四五年前，宋柯就萌生要做一個公正、公開、為行業建立標準的音樂獎項。他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徐毅，倆人一拍而合。為此，他們曾帶著一票唱片公司老闆數次參觀學習全英音樂獎和格萊美獎。
契機出現在2017年，這一年宋柯、徐毅以及沈黎暉等唱工委的常務理事決定要把第一屆CMA做出來，並且要推選出一個評委會主席。
在會議召開時，徐毅還在西安照顧生病的母親。結果在徐毅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宋柯“缺席審判”推選徐毅當選為評委會主席，並全票通過。（除了徐毅那票）
“說起來特別不道德，但我不知道(他母親生病），不賴我。結果出來後我告訴徐毅，你已經被光榮的推選成第一屆CMA的評審會主席，結果老徐哭笑不得，回我第一句話是，‘你瘋了吧，你找別人去好嗎？”
宋柯以“服從組織安排”迴應徐毅，“因為我特別瞭解他這人。如果我不這麼逼著他，他大概能跟我聊到頒獎前（也不願意當選）。但是他自己後來也說，他其實他生命中也需要缺一個我這樣在後邊老推著他的人。”
當然，推選徐毅的背後，宋柯也有自己的小心思。相比自己一直是音樂行業創業者+老闆的身份，徐毅在近三十年的行業生涯中，一直是一個出色的職業經理人。
“只要他答應了的事，不管多難，一定會用心做好。我們六零年代生人一直有一種使命感，我有，徐毅（七零後）也有，他對音樂行業是有理想的。”
中國音樂獎的“弊端”
華語樂壇，或者說內地樂壇缺少一個公正、乾淨、有態度、有影響力的獎項已經很多年，“立牌坊、分豬肉”是圈內心照不宣的事實。
作為在唱片行業摸爬滾打二十多年的徐毅和宋柯也參加過不少類似頒獎典禮，有的是通過唱片公司或者藝人贊助公然“賣”獎，有的通過獎項吸引明星演出，再高價出售轉播費……
長期不透明的評審狀態，讓很多唱片公司和藝人對華語樂壇的獎項充斥著不信任感。
在頒獎前很多臺下的藝人已經知道了獲獎情況，如果沒得獎的“陪跑者”常常由於面子掛不住，乾脆都不出席。甚至有些主辦方本來要把這個獎頒給某位藝人，結果得知對方無檔期參加後，直接修改了獲獎名單。
“我們想做一個乾乾淨淨的獎，不僅要評審公正，更要建立一個行業標準，說清楚為什麼要把這個獎給他。”
作為一個非盈利性的組織，CMA每年收入並不多，但在資金緊張的情況下，為了確保評審環節公平，仍然請了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首的英國PwC來公證每個環節。
在具體的評審上，唱工委音樂獎設立了獨有的“工會獎+學院獎”評獎模式。唱工委目前擁有的174家會員單位幾乎覆蓋國內大小唱片公司和音樂廠牌，他們投票選出入圍名單後。
在最終評獎環節，由徐毅擔任評委會主席，邀請九位業內的資深及新銳人士分別擔任評審召集人，由他們九人各自再邀請十位不同領域的樂界同行，組成包括主席在內的100位業內評審團，在評委會首席顧問李宗盛持續推動下，101位評審團進行行業標準論述的工作，最終評選出獲獎名單。
具體有嚴苛？每年徐毅組織的10位業界評審名單保密，甚至連同是獎項發起人的宋柯都不清楚。
“我和老徐分工時說好了我不過問評審環節，結果他丫真的一點消息沒給我露，甚至還不讓我見評審成員。”宋柯回憶，“有一次聽說李宗盛大哥來了北京，我這當兄弟的（徐毅）都不讓我見，至少讓我和大哥喝杯咖啡聊會天，結果不行，不讓我摻和。”
作者/抖腿少年
當得知刺蝟樂隊榮獲第三屆CMA年度樂隊時，子建有些激動，他高舉著石璐走向頒獎臺，“感謝這麼多年，我們終於找到了回家的路”，石璐說罷向臺下鞠躬致謝，子建在旁邊嘴角上揚，小聲嘀咕，“這是搖滾樂的夏天啊。”
CMA把年度樂隊給刺蝟，這是很多人沒想到的，和他們同臺提名的競爭者不乏五月天、旅行團等搖滾老炮兒以及落日飛車、鹿先森等新秀。
為此，CMA給出的理由如下：給用創作表達音樂理想和精神追求，態度鮮明、理念契合、能力匹配，表演配合默契，呈現出獨一無二音樂風格和強烈的樂隊現場魅力。
還讓人有所意外的是火箭少女101，這個摘得了最佳組合的女子團體獲將的原因，CMA也做了系統性的總結，“憑藉默契的配合，激發出超越個體的優秀表現，成員能力優秀且保有個人特色，音樂自成一格，有獨特的現場感染力和強大的市場影響力。”
九連真人表演《莫欺少年窮》
把每個獲獎原因解釋清晰，以此建立行業內的評審標準，這是CMA的特色。除此之外，CMA還設立了很多獎項圍繞在音樂工業體系中，許多錄音師、混音師、電音配樂和音樂導演也能和明星歌手同臺領獎。
雖然成立只有短短三年，但CMA無疑已經在行業內立起了一個標的。
在華語樂壇獲獎無數的周杰倫經紀公司的辦公室裡只擺放了兩個獎盃，其中一個就是CMA；作為樂壇“大哥”的李宗盛也在花甲之年擔任評委會顧問，並寫下萬字倡議書去試圖通過CMA建立一個行業標準；在海外久負盛名的搖滾樂隊Pink Floyd也對CMA開放了自己歌曲的授權以示尊敬……
蔡琴也來到了現場，作為臺灣金曲獎的發起人，她深知做一個有規格、有標準、有影響力的音樂獎有多難，吸引她到場是CMA評委會主席徐毅的一番話：
“我們要做一個有獎格的獎。”
“相愛相殺”的宋柯徐毅
在星光璀璨的頒獎禮後，是疲憊和艱辛。
CMA頒獎典禮開始的前幾個禮拜，徐毅頻繁和宋柯通電話，倆人每次聊的內容幾近雷同，無非就是CMA的那點事；聊天的形式也無出其右，起初先互相抱怨一通，然後接著互相勉勵。
“第三年了，不能再靠大家臨時一湊辦盛典，一切都靠有情懷加玩命了。我們一定得努力完成常設機構這件事了。CMA的階段不一樣了。”徐毅告訴宋柯。對此，宋柯每次的回覆也很直接，“先撐完這一年吧。你不幹還有誰能幹？”
為了CMA的事情，徐毅太累了。
在接受採訪前，徐毅剛結束了一場兩個小時的電話會議，他的臉上寫滿了疲態。見到記者後，也少了一些寒暄，而是靜靜的坐在椅子上，休憩了一會。
作為CMA的評審會主席，從送審到評選、從統計結果到監督獲獎名單，徐毅每個環節均參與其中，思考哪些步驟的進步才能更好地讓CMA的機制達到目標，憂慮哪些細節不被遺漏現場才會完美，事無鉅細，事必躬親。
一個多月前，李宗盛坐在位於三里屯的太合音樂辦公室內也告訴徐毅，“小徐你這麼玩命，這行裡頭還有誰能這麼幹，你得趕緊有個常設機構，有團隊來日常完成這些工作。不然，我很擔心這件事（CMA）會持續不下去。”
徐毅很無奈，不是不想，而是具備一個常設機構本身就需要相當專注的時間和條件來建設，而目前，CMA基本上是靠業界人事義務臨時在堅持的。在日常本職工作已經極度繁重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義工實難為繼，心力不足，天人交戰。而徐毅一直在尋找的評委會主席的接班人，也是難上加難。
“首先，找這樣一個有行業影響力的人，而且又不會在評審的角度上有利益衝突的人很難。當年，選我就是因為我剛巧離任SONY音樂，身份相對單純。再來就是這份要求極高的專業工作，動輒就需要持續半年嚴謹不懈，繁複浩瀚的投入… …辛苦，沒有固定的工作團隊，沒有酬勞，一切真的是在困苦中。所以，我們一定要改變這個缺乏。”
每每焦慮時，徐毅就找宋柯互訴傾腸。宋柯總是一副江湖做派，嬉笑勸之。甚至有些時候徐毅找宋柯經常出現找不到人的情況。
久而久之，現在雙方的關係有些微妙。宋柯把這段關係比喻成兩個戀人冷戰的階段，互相受不了對方，互相又離不開對方，“我受不了他抱怨，他受不了我這種大而化之。但是我們又特敬重對方，知道離了誰CMA都做不到今天，也知道彼此都是踏踏實實的想為這個行業做一點事。”
或許相比GMA（金曲獎）、AMA（全美音樂獎）和BMA（公告牌音樂獎），CMA（唱工委音樂獎）還遠沒被大眾熟知。
CMA（CMIC Music Award），是“中國首個由唱片行業協會發起設立的音樂獎項”，其發起人不乏中國音樂產業資深前輩宋柯、徐毅、李宗盛及沈黎暉等人，評審更全是由音樂行業從業前輩和新銳組成。該獎致力於打造中國音樂行業最具公信力的獎項，參考格萊美音樂獎（Grammy）的獎項設置，流派風格涉略廣，由行業協會進行評審。
CMA幾乎代表著整個中國唱片行業對華語音樂看法，被看作“中國的格萊美”。同時也是宋柯、徐毅、李宗盛等在音樂行業的推手對未來華語樂壇的所有嚮往，希望通過CMA來建立一個可以長久遵循的行業標準。
用宋柯的話來說，CMA是他們留給中國音樂的“legacy”。
被宋柯“誑”進CMA的徐毅
和宋柯在唱片時代就聲名遠揚相比，徐毅有些過於低調。這個在中國音樂行業近三十年的幕後“大佬”幾乎在搜索引擎上檢索不到太多信息。
徐毅現在Title是太合音樂集團的總裁兼CEO，在此之前，他1992年入行，在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公司起步。24歲就入主是英國EMI百代唱片的中國區代表。而入職太合音樂前，徐毅更作為大中華區主席暨首席執行官，執掌整個索尼音樂娛樂五年，成為這個職位的內地第一人。
如果不是因為CMA，徐毅不會對外接受採訪，也不會把自己搞的這麼疲憊。
在頒獎典禮臨近前，徐毅告訴太合音樂的董事長錢實穆，希望能從太合的業務中抽出幾天時間用於CMA的工作，“對此老錢也理解，他說，能為行業做點事，咱們多支持。”。
一方面錢實穆相信CMA是能給行業帶來一些良好變化的；另外一點，他也確實看到了徐毅對CMA的真切投入——在去年頒獎禮結束後的第二天，徐毅本人在所供職的太合音樂集團有一個工作會議中竟兩次睡過去，這是他以往的職業經歷中從未有過的。
如果沒有宋柯，徐毅大概率不會這麼累。換而言之，徐毅是被宋柯“誑”到CMA評審會主席這個崗位上。
早在四五年前，宋柯就萌生要做一個公正、公開、為行業建立標準的音樂獎項。他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徐毅，倆人一拍而合。為此，他們曾帶著一票唱片公司老闆數次參觀學習全英音樂獎和格萊美獎。
契機出現在2017年，這一年宋柯、徐毅以及沈黎暉等唱工委的常務理事決定要把第一屆CMA做出來，並且要推選出一個評委會主席。
在會議召開時，徐毅還在西安照顧生病的母親。結果在徐毅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宋柯“缺席審判”推選徐毅當選為評委會主席，並全票通過。（除了徐毅那票）
“說起來特別不道德，但我不知道(他母親生病），不賴我。結果出來後我告訴徐毅，你已經被光榮的推選成第一屆CMA的評審會主席，結果老徐哭笑不得，回我第一句話是，‘你瘋了吧，你找別人去好嗎？”
宋柯以“服從組織安排”迴應徐毅，“因為我特別瞭解他這人。如果我不這麼逼著他，他大概能跟我聊到頒獎前（也不願意當選）。但是他自己後來也說，他其實他生命中也需要缺一個我這樣在後邊老推著他的人。”
當然，推選徐毅的背後，宋柯也有自己的小心思。相比自己一直是音樂行業創業者+老闆的身份，徐毅在近三十年的行業生涯中，一直是一個出色的職業經理人。
“只要他答應了的事，不管多難，一定會用心做好。我們六零年代生人一直有一種使命感，我有，徐毅（七零後）也有，他對音樂行業是有理想的。”
中國音樂獎的“弊端”
華語樂壇，或者說內地樂壇缺少一個公正、乾淨、有態度、有影響力的獎項已經很多年，“立牌坊、分豬肉”是圈內心照不宣的事實。
作為在唱片行業摸爬滾打二十多年的徐毅和宋柯也參加過不少類似頒獎典禮，有的是通過唱片公司或者藝人贊助公然“賣”獎，有的通過獎項吸引明星演出，再高價出售轉播費……
長期不透明的評審狀態，讓很多唱片公司和藝人對華語樂壇的獎項充斥著不信任感。
在頒獎前很多臺下的藝人已經知道了獲獎情況，如果沒得獎的“陪跑者”常常由於面子掛不住，乾脆都不出席。甚至有些主辦方本來要把這個獎頒給某位藝人，結果得知對方無檔期參加後，直接修改了獲獎名單。
“我們想做一個乾乾淨淨的獎，不僅要評審公正，更要建立一個行業標準，說清楚為什麼要把這個獎給他。”
作為一個非盈利性的組織，CMA每年收入並不多，但在資金緊張的情況下，為了確保評審環節公平，仍然請了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首的英國PwC來公證每個環節。
在具體的評審上，唱工委音樂獎設立了獨有的“工會獎+學院獎”評獎模式。唱工委目前擁有的174家會員單位幾乎覆蓋國內大小唱片公司和音樂廠牌，他們投票選出入圍名單後。
在最終評獎環節，由徐毅擔任評委會主席，邀請九位業內的資深及新銳人士分別擔任評審召集人，由他們九人各自再邀請十位不同領域的樂界同行，組成包括主席在內的100位業內評審團，在評委會首席顧問李宗盛持續推動下，101位評審團進行行業標準論述的工作，最終評選出獲獎名單。
具體有嚴苛？每年徐毅組織的10位業界評審名單保密，甚至連同是獎項發起人的宋柯都不清楚。
“我和老徐分工時說好了我不過問評審環節，結果他丫真的一點消息沒給我露，甚至還不讓我見評審成員。”宋柯回憶，“有一次聽說李宗盛大哥來了北京，我這當兄弟的（徐毅）都不讓我見，至少讓我和大哥喝杯咖啡聊會天，結果不行，不讓我摻和。”
徐毅記得，在2017年唱工委音樂獎第一屆盛典舉辦的前一刻，有一位藝人帶著妝到了現場。在進場前，這位藝人悄悄詢問徐毅，究竟自己有沒有獎可拿？如果不告知，就不進去了……
而同樣在第一屆CMA時，也有不少唱片公司老闆找到宋柯，詢問能不能給自己的藝人一個獎，“給不了最佳男歌手，給一個最佳流行歌手可以談嗎？你暗示一下能得獎我就安排藝人來給你撐場子。”
“第一我確實不知道，我也不能開這個口子。假如CMA公佈了五個提名，結果只有得獎那個人來了，有什麼意義呢？一點榮耀感都沒有，特沒勁。”
後來的結果是，首屆CMA頒獎盛典上臺領獎的人士，大多是藝人的助理、家人，甚至連場地座位都沒坐滿。但也正是在徐毅的這份執拗下，第二屆、第三屆CMA，越來越多的藝人開始認可這個獎項，
“越講人情傷害越大，越講原則傷害越小。”徐毅告訴娛樂資本論矩陣號河豚文旅（ID:hetunwenlv），有一次他跟周杰倫的經紀人在一起開會，無意間就看到他的辦公室裡面就放了兩排獎座，金曲獎和CMA唱工委音樂獎。
作者/抖腿少年
當得知刺蝟樂隊榮獲第三屆CMA年度樂隊時，子建有些激動，他高舉著石璐走向頒獎臺，“感謝這麼多年，我們終於找到了回家的路”，石璐說罷向臺下鞠躬致謝，子建在旁邊嘴角上揚，小聲嘀咕，“這是搖滾樂的夏天啊。”
CMA把年度樂隊給刺蝟，這是很多人沒想到的，和他們同臺提名的競爭者不乏五月天、旅行團等搖滾老炮兒以及落日飛車、鹿先森等新秀。
為此，CMA給出的理由如下：給用創作表達音樂理想和精神追求，態度鮮明、理念契合、能力匹配，表演配合默契，呈現出獨一無二音樂風格和強烈的樂隊現場魅力。
還讓人有所意外的是火箭少女101，這個摘得了最佳組合的女子團體獲將的原因，CMA也做了系統性的總結，“憑藉默契的配合，激發出超越個體的優秀表現，成員能力優秀且保有個人特色，音樂自成一格，有獨特的現場感染力和強大的市場影響力。”
九連真人表演《莫欺少年窮》
把每個獲獎原因解釋清晰，以此建立行業內的評審標準，這是CMA的特色。除此之外，CMA還設立了很多獎項圍繞在音樂工業體系中，許多錄音師、混音師、電音配樂和音樂導演也能和明星歌手同臺領獎。
雖然成立只有短短三年，但CMA無疑已經在行業內立起了一個標的。
在華語樂壇獲獎無數的周杰倫經紀公司的辦公室裡只擺放了兩個獎盃，其中一個就是CMA；作為樂壇“大哥”的李宗盛也在花甲之年擔任評委會顧問，並寫下萬字倡議書去試圖通過CMA建立一個行業標準；在海外久負盛名的搖滾樂隊Pink Floyd也對CMA開放了自己歌曲的授權以示尊敬……
蔡琴也來到了現場，作為臺灣金曲獎的發起人，她深知做一個有規格、有標準、有影響力的音樂獎有多難，吸引她到場是CMA評委會主席徐毅的一番話：
“我們要做一個有獎格的獎。”
“相愛相殺”的宋柯徐毅
在星光璀璨的頒獎禮後，是疲憊和艱辛。
CMA頒獎典禮開始的前幾個禮拜，徐毅頻繁和宋柯通電話，倆人每次聊的內容幾近雷同，無非就是CMA的那點事；聊天的形式也無出其右，起初先互相抱怨一通，然後接著互相勉勵。
“第三年了，不能再靠大家臨時一湊辦盛典，一切都靠有情懷加玩命了。我們一定得努力完成常設機構這件事了。CMA的階段不一樣了。”徐毅告訴宋柯。對此，宋柯每次的回覆也很直接，“先撐完這一年吧。你不幹還有誰能幹？”
為了CMA的事情，徐毅太累了。
在接受採訪前，徐毅剛結束了一場兩個小時的電話會議，他的臉上寫滿了疲態。見到記者後，也少了一些寒暄，而是靜靜的坐在椅子上，休憩了一會。
作為CMA的評審會主席，從送審到評選、從統計結果到監督獲獎名單，徐毅每個環節均參與其中，思考哪些步驟的進步才能更好地讓CMA的機制達到目標，憂慮哪些細節不被遺漏現場才會完美，事無鉅細，事必躬親。
一個多月前，李宗盛坐在位於三里屯的太合音樂辦公室內也告訴徐毅，“小徐你這麼玩命，這行裡頭還有誰能這麼幹，你得趕緊有個常設機構，有團隊來日常完成這些工作。不然，我很擔心這件事（CMA）會持續不下去。”
徐毅很無奈，不是不想，而是具備一個常設機構本身就需要相當專注的時間和條件來建設，而目前，CMA基本上是靠業界人事義務臨時在堅持的。在日常本職工作已經極度繁重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義工實難為繼，心力不足，天人交戰。而徐毅一直在尋找的評委會主席的接班人，也是難上加難。
“首先，找這樣一個有行業影響力的人，而且又不會在評審的角度上有利益衝突的人很難。當年，選我就是因為我剛巧離任SONY音樂，身份相對單純。再來就是這份要求極高的專業工作，動輒就需要持續半年嚴謹不懈，繁複浩瀚的投入… …辛苦，沒有固定的工作團隊，沒有酬勞，一切真的是在困苦中。所以，我們一定要改變這個缺乏。”
每每焦慮時，徐毅就找宋柯互訴傾腸。宋柯總是一副江湖做派，嬉笑勸之。甚至有些時候徐毅找宋柯經常出現找不到人的情況。
久而久之，現在雙方的關係有些微妙。宋柯把這段關係比喻成兩個戀人冷戰的階段，互相受不了對方，互相又離不開對方，“我受不了他抱怨，他受不了我這種大而化之。但是我們又特敬重對方，知道離了誰CMA都做不到今天，也知道彼此都是踏踏實實的想為這個行業做一點事。”
或許相比GMA（金曲獎）、AMA（全美音樂獎）和BMA（公告牌音樂獎），CMA（唱工委音樂獎）還遠沒被大眾熟知。
CMA（CMIC Music Award），是“中國首個由唱片行業協會發起設立的音樂獎項”，其發起人不乏中國音樂產業資深前輩宋柯、徐毅、李宗盛及沈黎暉等人，評審更全是由音樂行業從業前輩和新銳組成。該獎致力於打造中國音樂行業最具公信力的獎項，參考格萊美音樂獎（Grammy）的獎項設置，流派風格涉略廣，由行業協會進行評審。
CMA幾乎代表著整個中國唱片行業對華語音樂看法，被看作“中國的格萊美”。同時也是宋柯、徐毅、李宗盛等在音樂行業的推手對未來華語樂壇的所有嚮往，希望通過CMA來建立一個可以長久遵循的行業標準。
用宋柯的話來說，CMA是他們留給中國音樂的“legacy”。
被宋柯“誑”進CMA的徐毅
和宋柯在唱片時代就聲名遠揚相比，徐毅有些過於低調。這個在中國音樂行業近三十年的幕後“大佬”幾乎在搜索引擎上檢索不到太多信息。
徐毅現在Title是太合音樂集團的總裁兼CEO，在此之前，他1992年入行，在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公司起步。24歲就入主是英國EMI百代唱片的中國區代表。而入職太合音樂前，徐毅更作為大中華區主席暨首席執行官，執掌整個索尼音樂娛樂五年，成為這個職位的內地第一人。
如果不是因為CMA，徐毅不會對外接受採訪，也不會把自己搞的這麼疲憊。
在頒獎典禮臨近前，徐毅告訴太合音樂的董事長錢實穆，希望能從太合的業務中抽出幾天時間用於CMA的工作，“對此老錢也理解，他說，能為行業做點事，咱們多支持。”。
一方面錢實穆相信CMA是能給行業帶來一些良好變化的；另外一點，他也確實看到了徐毅對CMA的真切投入——在去年頒獎禮結束後的第二天，徐毅本人在所供職的太合音樂集團有一個工作會議中竟兩次睡過去，這是他以往的職業經歷中從未有過的。
如果沒有宋柯，徐毅大概率不會這麼累。換而言之，徐毅是被宋柯“誑”到CMA評審會主席這個崗位上。
早在四五年前，宋柯就萌生要做一個公正、公開、為行業建立標準的音樂獎項。他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徐毅，倆人一拍而合。為此，他們曾帶著一票唱片公司老闆數次參觀學習全英音樂獎和格萊美獎。
契機出現在2017年，這一年宋柯、徐毅以及沈黎暉等唱工委的常務理事決定要把第一屆CMA做出來，並且要推選出一個評委會主席。
在會議召開時，徐毅還在西安照顧生病的母親。結果在徐毅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宋柯“缺席審判”推選徐毅當選為評委會主席，並全票通過。（除了徐毅那票）
“說起來特別不道德，但我不知道(他母親生病），不賴我。結果出來後我告訴徐毅，你已經被光榮的推選成第一屆CMA的評審會主席，結果老徐哭笑不得，回我第一句話是，‘你瘋了吧，你找別人去好嗎？”
宋柯以“服從組織安排”迴應徐毅，“因為我特別瞭解他這人。如果我不這麼逼著他，他大概能跟我聊到頒獎前（也不願意當選）。但是他自己後來也說，他其實他生命中也需要缺一個我這樣在後邊老推著他的人。”
當然，推選徐毅的背後，宋柯也有自己的小心思。相比自己一直是音樂行業創業者+老闆的身份，徐毅在近三十年的行業生涯中，一直是一個出色的職業經理人。
“只要他答應了的事，不管多難，一定會用心做好。我們六零年代生人一直有一種使命感，我有，徐毅（七零後）也有，他對音樂行業是有理想的。”
中國音樂獎的“弊端”
華語樂壇，或者說內地樂壇缺少一個公正、乾淨、有態度、有影響力的獎項已經很多年，“立牌坊、分豬肉”是圈內心照不宣的事實。
作為在唱片行業摸爬滾打二十多年的徐毅和宋柯也參加過不少類似頒獎典禮，有的是通過唱片公司或者藝人贊助公然“賣”獎，有的通過獎項吸引明星演出，再高價出售轉播費……
長期不透明的評審狀態，讓很多唱片公司和藝人對華語樂壇的獎項充斥著不信任感。
在頒獎前很多臺下的藝人已經知道了獲獎情況，如果沒得獎的“陪跑者”常常由於面子掛不住，乾脆都不出席。甚至有些主辦方本來要把這個獎頒給某位藝人，結果得知對方無檔期參加後，直接修改了獲獎名單。
“我們想做一個乾乾淨淨的獎，不僅要評審公正，更要建立一個行業標準，說清楚為什麼要把這個獎給他。”
作為一個非盈利性的組織，CMA每年收入並不多，但在資金緊張的情況下，為了確保評審環節公平，仍然請了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首的英國PwC來公證每個環節。
在具體的評審上，唱工委音樂獎設立了獨有的“工會獎+學院獎”評獎模式。唱工委目前擁有的174家會員單位幾乎覆蓋國內大小唱片公司和音樂廠牌，他們投票選出入圍名單後。
在最終評獎環節，由徐毅擔任評委會主席，邀請九位業內的資深及新銳人士分別擔任評審召集人，由他們九人各自再邀請十位不同領域的樂界同行，組成包括主席在內的100位業內評審團，在評委會首席顧問李宗盛持續推動下，101位評審團進行行業標準論述的工作，最終評選出獲獎名單。
具體有嚴苛？每年徐毅組織的10位業界評審名單保密，甚至連同是獎項發起人的宋柯都不清楚。
“我和老徐分工時說好了我不過問評審環節，結果他丫真的一點消息沒給我露，甚至還不讓我見評審成員。”宋柯回憶，“有一次聽說李宗盛大哥來了北京，我這當兄弟的（徐毅）都不讓我見，至少讓我和大哥喝杯咖啡聊會天，結果不行，不讓我摻和。”
徐毅記得，在2017年唱工委音樂獎第一屆盛典舉辦的前一刻，有一位藝人帶著妝到了現場。在進場前，這位藝人悄悄詢問徐毅，究竟自己有沒有獎可拿？如果不告知，就不進去了……
而同樣在第一屆CMA時，也有不少唱片公司老闆找到宋柯，詢問能不能給自己的藝人一個獎，“給不了最佳男歌手，給一個最佳流行歌手可以談嗎？你暗示一下能得獎我就安排藝人來給你撐場子。”
“第一我確實不知道，我也不能開這個口子。假如CMA公佈了五個提名，結果只有得獎那個人來了，有什麼意義呢？一點榮耀感都沒有，特沒勁。”
後來的結果是，首屆CMA頒獎盛典上臺領獎的人士，大多是藝人的助理、家人，甚至連場地座位都沒坐滿。但也正是在徐毅的這份執拗下，第二屆、第三屆CMA，越來越多的藝人開始認可這個獎項，
“越講人情傷害越大，越講原則傷害越小。”徐毅告訴娛樂資本論矩陣號河豚文旅（ID:hetunwenlv），有一次他跟周杰倫的經紀人在一起開會，無意間就看到他的辦公室裡面就放了兩排獎座，金曲獎和CMA唱工委音樂獎。
“對方告訴我杰倫很喜歡這個獎，去年杰倫《周杰倫的床邊故事》這張專輯獲得4項獎項，其中一項是“最佳音樂錄影帶”，我們的評審團把他在MV中運用借鑑的好幾個電影手法都講出來了，所以評審是當真地在評。杰倫為此非常高興，因為，評審若是知音，當然會讓人信服。這就是獎的份量。”
CMA的“獎格”保住了。
作者/抖腿少年
當得知刺蝟樂隊榮獲第三屆CMA年度樂隊時，子建有些激動，他高舉著石璐走向頒獎臺，“感謝這麼多年，我們終於找到了回家的路”，石璐說罷向臺下鞠躬致謝，子建在旁邊嘴角上揚，小聲嘀咕，“這是搖滾樂的夏天啊。”
CMA把年度樂隊給刺蝟，這是很多人沒想到的，和他們同臺提名的競爭者不乏五月天、旅行團等搖滾老炮兒以及落日飛車、鹿先森等新秀。
為此，CMA給出的理由如下：給用創作表達音樂理想和精神追求，態度鮮明、理念契合、能力匹配，表演配合默契，呈現出獨一無二音樂風格和強烈的樂隊現場魅力。
還讓人有所意外的是火箭少女101，這個摘得了最佳組合的女子團體獲將的原因，CMA也做了系統性的總結，“憑藉默契的配合，激發出超越個體的優秀表現，成員能力優秀且保有個人特色，音樂自成一格，有獨特的現場感染力和強大的市場影響力。”
九連真人表演《莫欺少年窮》
把每個獲獎原因解釋清晰，以此建立行業內的評審標準，這是CMA的特色。除此之外，CMA還設立了很多獎項圍繞在音樂工業體系中，許多錄音師、混音師、電音配樂和音樂導演也能和明星歌手同臺領獎。
雖然成立只有短短三年，但CMA無疑已經在行業內立起了一個標的。
在華語樂壇獲獎無數的周杰倫經紀公司的辦公室裡只擺放了兩個獎盃，其中一個就是CMA；作為樂壇“大哥”的李宗盛也在花甲之年擔任評委會顧問，並寫下萬字倡議書去試圖通過CMA建立一個行業標準；在海外久負盛名的搖滾樂隊Pink Floyd也對CMA開放了自己歌曲的授權以示尊敬……
蔡琴也來到了現場，作為臺灣金曲獎的發起人，她深知做一個有規格、有標準、有影響力的音樂獎有多難，吸引她到場是CMA評委會主席徐毅的一番話：
“我們要做一個有獎格的獎。”
“相愛相殺”的宋柯徐毅
在星光璀璨的頒獎禮後，是疲憊和艱辛。
CMA頒獎典禮開始的前幾個禮拜，徐毅頻繁和宋柯通電話，倆人每次聊的內容幾近雷同，無非就是CMA的那點事；聊天的形式也無出其右，起初先互相抱怨一通，然後接著互相勉勵。
“第三年了，不能再靠大家臨時一湊辦盛典，一切都靠有情懷加玩命了。我們一定得努力完成常設機構這件事了。CMA的階段不一樣了。”徐毅告訴宋柯。對此，宋柯每次的回覆也很直接，“先撐完這一年吧。你不幹還有誰能幹？”
為了CMA的事情，徐毅太累了。
在接受採訪前，徐毅剛結束了一場兩個小時的電話會議，他的臉上寫滿了疲態。見到記者後，也少了一些寒暄，而是靜靜的坐在椅子上，休憩了一會。
作為CMA的評審會主席，從送審到評選、從統計結果到監督獲獎名單，徐毅每個環節均參與其中，思考哪些步驟的進步才能更好地讓CMA的機制達到目標，憂慮哪些細節不被遺漏現場才會完美，事無鉅細，事必躬親。
一個多月前，李宗盛坐在位於三里屯的太合音樂辦公室內也告訴徐毅，“小徐你這麼玩命，這行裡頭還有誰能這麼幹，你得趕緊有個常設機構，有團隊來日常完成這些工作。不然，我很擔心這件事（CMA）會持續不下去。”
徐毅很無奈，不是不想，而是具備一個常設機構本身就需要相當專注的時間和條件來建設，而目前，CMA基本上是靠業界人事義務臨時在堅持的。在日常本職工作已經極度繁重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義工實難為繼，心力不足，天人交戰。而徐毅一直在尋找的評委會主席的接班人，也是難上加難。
“首先，找這樣一個有行業影響力的人，而且又不會在評審的角度上有利益衝突的人很難。當年，選我就是因為我剛巧離任SONY音樂，身份相對單純。再來就是這份要求極高的專業工作，動輒就需要持續半年嚴謹不懈，繁複浩瀚的投入… …辛苦，沒有固定的工作團隊，沒有酬勞，一切真的是在困苦中。所以，我們一定要改變這個缺乏。”
每每焦慮時，徐毅就找宋柯互訴傾腸。宋柯總是一副江湖做派，嬉笑勸之。甚至有些時候徐毅找宋柯經常出現找不到人的情況。
久而久之，現在雙方的關係有些微妙。宋柯把這段關係比喻成兩個戀人冷戰的階段，互相受不了對方，互相又離不開對方，“我受不了他抱怨，他受不了我這種大而化之。但是我們又特敬重對方，知道離了誰CMA都做不到今天，也知道彼此都是踏踏實實的想為這個行業做一點事。”
或許相比GMA（金曲獎）、AMA（全美音樂獎）和BMA（公告牌音樂獎），CMA（唱工委音樂獎）還遠沒被大眾熟知。
CMA（CMIC Music Award），是“中國首個由唱片行業協會發起設立的音樂獎項”，其發起人不乏中國音樂產業資深前輩宋柯、徐毅、李宗盛及沈黎暉等人，評審更全是由音樂行業從業前輩和新銳組成。該獎致力於打造中國音樂行業最具公信力的獎項，參考格萊美音樂獎（Grammy）的獎項設置，流派風格涉略廣，由行業協會進行評審。
CMA幾乎代表著整個中國唱片行業對華語音樂看法，被看作“中國的格萊美”。同時也是宋柯、徐毅、李宗盛等在音樂行業的推手對未來華語樂壇的所有嚮往，希望通過CMA來建立一個可以長久遵循的行業標準。
用宋柯的話來說，CMA是他們留給中國音樂的“legacy”。
被宋柯“誑”進CMA的徐毅
和宋柯在唱片時代就聲名遠揚相比，徐毅有些過於低調。這個在中國音樂行業近三十年的幕後“大佬”幾乎在搜索引擎上檢索不到太多信息。
徐毅現在Title是太合音樂集團的總裁兼CEO，在此之前，他1992年入行，在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公司起步。24歲就入主是英國EMI百代唱片的中國區代表。而入職太合音樂前，徐毅更作為大中華區主席暨首席執行官，執掌整個索尼音樂娛樂五年，成為這個職位的內地第一人。
如果不是因為CMA，徐毅不會對外接受採訪，也不會把自己搞的這麼疲憊。
在頒獎典禮臨近前，徐毅告訴太合音樂的董事長錢實穆，希望能從太合的業務中抽出幾天時間用於CMA的工作，“對此老錢也理解，他說，能為行業做點事，咱們多支持。”。
一方面錢實穆相信CMA是能給行業帶來一些良好變化的；另外一點，他也確實看到了徐毅對CMA的真切投入——在去年頒獎禮結束後的第二天，徐毅本人在所供職的太合音樂集團有一個工作會議中竟兩次睡過去，這是他以往的職業經歷中從未有過的。
如果沒有宋柯，徐毅大概率不會這麼累。換而言之，徐毅是被宋柯“誑”到CMA評審會主席這個崗位上。
早在四五年前，宋柯就萌生要做一個公正、公開、為行業建立標準的音樂獎項。他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徐毅，倆人一拍而合。為此，他們曾帶著一票唱片公司老闆數次參觀學習全英音樂獎和格萊美獎。
契機出現在2017年，這一年宋柯、徐毅以及沈黎暉等唱工委的常務理事決定要把第一屆CMA做出來，並且要推選出一個評委會主席。
在會議召開時，徐毅還在西安照顧生病的母親。結果在徐毅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宋柯“缺席審判”推選徐毅當選為評委會主席，並全票通過。（除了徐毅那票）
“說起來特別不道德，但我不知道(他母親生病），不賴我。結果出來後我告訴徐毅，你已經被光榮的推選成第一屆CMA的評審會主席，結果老徐哭笑不得，回我第一句話是，‘你瘋了吧，你找別人去好嗎？”
宋柯以“服從組織安排”迴應徐毅，“因為我特別瞭解他這人。如果我不這麼逼著他，他大概能跟我聊到頒獎前（也不願意當選）。但是他自己後來也說，他其實他生命中也需要缺一個我這樣在後邊老推著他的人。”
當然，推選徐毅的背後，宋柯也有自己的小心思。相比自己一直是音樂行業創業者+老闆的身份，徐毅在近三十年的行業生涯中，一直是一個出色的職業經理人。
“只要他答應了的事，不管多難，一定會用心做好。我們六零年代生人一直有一種使命感，我有，徐毅（七零後）也有，他對音樂行業是有理想的。”
中國音樂獎的“弊端”
華語樂壇，或者說內地樂壇缺少一個公正、乾淨、有態度、有影響力的獎項已經很多年，“立牌坊、分豬肉”是圈內心照不宣的事實。
作為在唱片行業摸爬滾打二十多年的徐毅和宋柯也參加過不少類似頒獎典禮，有的是通過唱片公司或者藝人贊助公然“賣”獎，有的通過獎項吸引明星演出，再高價出售轉播費……
長期不透明的評審狀態，讓很多唱片公司和藝人對華語樂壇的獎項充斥著不信任感。
在頒獎前很多臺下的藝人已經知道了獲獎情況，如果沒得獎的“陪跑者”常常由於面子掛不住，乾脆都不出席。甚至有些主辦方本來要把這個獎頒給某位藝人，結果得知對方無檔期參加後，直接修改了獲獎名單。
“我們想做一個乾乾淨淨的獎，不僅要評審公正，更要建立一個行業標準，說清楚為什麼要把這個獎給他。”
作為一個非盈利性的組織，CMA每年收入並不多，但在資金緊張的情況下，為了確保評審環節公平，仍然請了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首的英國PwC來公證每個環節。
在具體的評審上，唱工委音樂獎設立了獨有的“工會獎+學院獎”評獎模式。唱工委目前擁有的174家會員單位幾乎覆蓋國內大小唱片公司和音樂廠牌，他們投票選出入圍名單後。
在最終評獎環節，由徐毅擔任評委會主席，邀請九位業內的資深及新銳人士分別擔任評審召集人，由他們九人各自再邀請十位不同領域的樂界同行，組成包括主席在內的100位業內評審團，在評委會首席顧問李宗盛持續推動下，101位評審團進行行業標準論述的工作，最終評選出獲獎名單。
具體有嚴苛？每年徐毅組織的10位業界評審名單保密，甚至連同是獎項發起人的宋柯都不清楚。
“我和老徐分工時說好了我不過問評審環節，結果他丫真的一點消息沒給我露，甚至還不讓我見評審成員。”宋柯回憶，“有一次聽說李宗盛大哥來了北京，我這當兄弟的（徐毅）都不讓我見，至少讓我和大哥喝杯咖啡聊會天，結果不行，不讓我摻和。”
徐毅記得，在2017年唱工委音樂獎第一屆盛典舉辦的前一刻，有一位藝人帶著妝到了現場。在進場前，這位藝人悄悄詢問徐毅，究竟自己有沒有獎可拿？如果不告知，就不進去了……
而同樣在第一屆CMA時，也有不少唱片公司老闆找到宋柯，詢問能不能給自己的藝人一個獎，“給不了最佳男歌手，給一個最佳流行歌手可以談嗎？你暗示一下能得獎我就安排藝人來給你撐場子。”
“第一我確實不知道，我也不能開這個口子。假如CMA公佈了五個提名，結果只有得獎那個人來了，有什麼意義呢？一點榮耀感都沒有，特沒勁。”
後來的結果是，首屆CMA頒獎盛典上臺領獎的人士，大多是藝人的助理、家人，甚至連場地座位都沒坐滿。但也正是在徐毅的這份執拗下，第二屆、第三屆CMA，越來越多的藝人開始認可這個獎項，
“越講人情傷害越大，越講原則傷害越小。”徐毅告訴娛樂資本論矩陣號河豚文旅（ID:hetunwenlv），有一次他跟周杰倫的經紀人在一起開會，無意間就看到他的辦公室裡面就放了兩排獎座，金曲獎和CMA唱工委音樂獎。
“對方告訴我杰倫很喜歡這個獎，去年杰倫《周杰倫的床邊故事》這張專輯獲得4項獎項，其中一項是“最佳音樂錄影帶”，我們的評審團把他在MV中運用借鑑的好幾個電影手法都講出來了，所以評審是當真地在評。杰倫為此非常高興，因為，評審若是知音，當然會讓人信服。這就是獎的份量。”
CMA的“獎格”保住了。
CMA難在哪？
“窮、忙、亂”這是在CMA頒獎典禮光鮮的幕後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當音樂行業沒有將自身標準整理論述出來之前，許多可供前行的基礎就會處於混沌之中，人們也就無從遵循標準。
問題首先出自內部，CMA成立之一的目的是為音樂獎項建立一個可量化的標準，為此李宗盛曾撰寫萬字報告遞交給了徐毅，但真正執行卻很難。
“不是每一個評審，他的語言、文字表達能力都好。大家能聽出來好或不好，但把音樂中感性的東西、技術的經驗變成專業的描述其實很難延伸。”
同時由於CMA獎項提名是由會員單位投票選出，在最初的送審環節，徐毅就經歷過一次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一家小的唱片公司，拿了90首輕音樂用來提名最佳女歌手獎。結果當CMA的工作人員和PwC每一首都監聽完後，發現都沒有人唱。
“我當時氣的要死，然後打電話過去詢問為什麼這麼做，結果對方回覆，我們公司雖小，但輸人不能輸陣。”
甚至早先唱片公司投票的時候出現，沒經過公司內部認真或有系統地討論和評審。直接由公司前臺代投的情況時有發生……
這些看似瑣碎的小事代表著CMA的公正和專業，也給原本人員緊缺的他們帶來了龐大的工作量，徐毅事無鉅細的都要過問、解決。時常要親自致電會員單位的老闆，拜託大家要嚴謹積極。
由於目前CMA並沒有設立常駐機構，很多工作人員都屬於義工。所以常常召開前，都是徐毅臨時找來太合的工作人員幫忙，宋柯招呼過來的阿里文娛的老朋友一起幫忙。工作繁多時經常忙到凌晨，但卻沒有一分酬勞。
作者/抖腿少年
當得知刺蝟樂隊榮獲第三屆CMA年度樂隊時，子建有些激動，他高舉著石璐走向頒獎臺，“感謝這麼多年，我們終於找到了回家的路”，石璐說罷向臺下鞠躬致謝，子建在旁邊嘴角上揚，小聲嘀咕，“這是搖滾樂的夏天啊。”
CMA把年度樂隊給刺蝟，這是很多人沒想到的，和他們同臺提名的競爭者不乏五月天、旅行團等搖滾老炮兒以及落日飛車、鹿先森等新秀。
為此，CMA給出的理由如下：給用創作表達音樂理想和精神追求，態度鮮明、理念契合、能力匹配，表演配合默契，呈現出獨一無二音樂風格和強烈的樂隊現場魅力。
還讓人有所意外的是火箭少女101，這個摘得了最佳組合的女子團體獲將的原因，CMA也做了系統性的總結，“憑藉默契的配合，激發出超越個體的優秀表現，成員能力優秀且保有個人特色，音樂自成一格，有獨特的現場感染力和強大的市場影響力。”
九連真人表演《莫欺少年窮》
把每個獲獎原因解釋清晰，以此建立行業內的評審標準，這是CMA的特色。除此之外，CMA還設立了很多獎項圍繞在音樂工業體系中，許多錄音師、混音師、電音配樂和音樂導演也能和明星歌手同臺領獎。
雖然成立只有短短三年，但CMA無疑已經在行業內立起了一個標的。
在華語樂壇獲獎無數的周杰倫經紀公司的辦公室裡只擺放了兩個獎盃，其中一個就是CMA；作為樂壇“大哥”的李宗盛也在花甲之年擔任評委會顧問，並寫下萬字倡議書去試圖通過CMA建立一個行業標準；在海外久負盛名的搖滾樂隊Pink Floyd也對CMA開放了自己歌曲的授權以示尊敬……
蔡琴也來到了現場，作為臺灣金曲獎的發起人，她深知做一個有規格、有標準、有影響力的音樂獎有多難，吸引她到場是CMA評委會主席徐毅的一番話：
“我們要做一個有獎格的獎。”
“相愛相殺”的宋柯徐毅
在星光璀璨的頒獎禮後，是疲憊和艱辛。
CMA頒獎典禮開始的前幾個禮拜，徐毅頻繁和宋柯通電話，倆人每次聊的內容幾近雷同，無非就是CMA的那點事；聊天的形式也無出其右，起初先互相抱怨一通，然後接著互相勉勵。
“第三年了，不能再靠大家臨時一湊辦盛典，一切都靠有情懷加玩命了。我們一定得努力完成常設機構這件事了。CMA的階段不一樣了。”徐毅告訴宋柯。對此，宋柯每次的回覆也很直接，“先撐完這一年吧。你不幹還有誰能幹？”
為了CMA的事情，徐毅太累了。
在接受採訪前，徐毅剛結束了一場兩個小時的電話會議，他的臉上寫滿了疲態。見到記者後，也少了一些寒暄，而是靜靜的坐在椅子上，休憩了一會。
作為CMA的評審會主席，從送審到評選、從統計結果到監督獲獎名單，徐毅每個環節均參與其中，思考哪些步驟的進步才能更好地讓CMA的機制達到目標，憂慮哪些細節不被遺漏現場才會完美，事無鉅細，事必躬親。
一個多月前，李宗盛坐在位於三里屯的太合音樂辦公室內也告訴徐毅，“小徐你這麼玩命，這行裡頭還有誰能這麼幹，你得趕緊有個常設機構，有團隊來日常完成這些工作。不然，我很擔心這件事（CMA）會持續不下去。”
徐毅很無奈，不是不想，而是具備一個常設機構本身就需要相當專注的時間和條件來建設，而目前，CMA基本上是靠業界人事義務臨時在堅持的。在日常本職工作已經極度繁重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義工實難為繼，心力不足，天人交戰。而徐毅一直在尋找的評委會主席的接班人，也是難上加難。
“首先，找這樣一個有行業影響力的人，而且又不會在評審的角度上有利益衝突的人很難。當年，選我就是因為我剛巧離任SONY音樂，身份相對單純。再來就是這份要求極高的專業工作，動輒就需要持續半年嚴謹不懈，繁複浩瀚的投入… …辛苦，沒有固定的工作團隊，沒有酬勞，一切真的是在困苦中。所以，我們一定要改變這個缺乏。”
每每焦慮時，徐毅就找宋柯互訴傾腸。宋柯總是一副江湖做派，嬉笑勸之。甚至有些時候徐毅找宋柯經常出現找不到人的情況。
久而久之，現在雙方的關係有些微妙。宋柯把這段關係比喻成兩個戀人冷戰的階段，互相受不了對方，互相又離不開對方，“我受不了他抱怨，他受不了我這種大而化之。但是我們又特敬重對方，知道離了誰CMA都做不到今天，也知道彼此都是踏踏實實的想為這個行業做一點事。”
或許相比GMA（金曲獎）、AMA（全美音樂獎）和BMA（公告牌音樂獎），CMA（唱工委音樂獎）還遠沒被大眾熟知。
CMA（CMIC Music Award），是“中國首個由唱片行業協會發起設立的音樂獎項”，其發起人不乏中國音樂產業資深前輩宋柯、徐毅、李宗盛及沈黎暉等人，評審更全是由音樂行業從業前輩和新銳組成。該獎致力於打造中國音樂行業最具公信力的獎項，參考格萊美音樂獎（Grammy）的獎項設置，流派風格涉略廣，由行業協會進行評審。
CMA幾乎代表著整個中國唱片行業對華語音樂看法，被看作“中國的格萊美”。同時也是宋柯、徐毅、李宗盛等在音樂行業的推手對未來華語樂壇的所有嚮往，希望通過CMA來建立一個可以長久遵循的行業標準。
用宋柯的話來說，CMA是他們留給中國音樂的“legacy”。
被宋柯“誑”進CMA的徐毅
和宋柯在唱片時代就聲名遠揚相比，徐毅有些過於低調。這個在中國音樂行業近三十年的幕後“大佬”幾乎在搜索引擎上檢索不到太多信息。
徐毅現在Title是太合音樂集團的總裁兼CEO，在此之前，他1992年入行，在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公司起步。24歲就入主是英國EMI百代唱片的中國區代表。而入職太合音樂前，徐毅更作為大中華區主席暨首席執行官，執掌整個索尼音樂娛樂五年，成為這個職位的內地第一人。
如果不是因為CMA，徐毅不會對外接受採訪，也不會把自己搞的這麼疲憊。
在頒獎典禮臨近前，徐毅告訴太合音樂的董事長錢實穆，希望能從太合的業務中抽出幾天時間用於CMA的工作，“對此老錢也理解，他說，能為行業做點事，咱們多支持。”。
一方面錢實穆相信CMA是能給行業帶來一些良好變化的；另外一點，他也確實看到了徐毅對CMA的真切投入——在去年頒獎禮結束後的第二天，徐毅本人在所供職的太合音樂集團有一個工作會議中竟兩次睡過去，這是他以往的職業經歷中從未有過的。
如果沒有宋柯，徐毅大概率不會這麼累。換而言之，徐毅是被宋柯“誑”到CMA評審會主席這個崗位上。
早在四五年前，宋柯就萌生要做一個公正、公開、為行業建立標準的音樂獎項。他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徐毅，倆人一拍而合。為此，他們曾帶著一票唱片公司老闆數次參觀學習全英音樂獎和格萊美獎。
契機出現在2017年，這一年宋柯、徐毅以及沈黎暉等唱工委的常務理事決定要把第一屆CMA做出來，並且要推選出一個評委會主席。
在會議召開時，徐毅還在西安照顧生病的母親。結果在徐毅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宋柯“缺席審判”推選徐毅當選為評委會主席，並全票通過。（除了徐毅那票）
“說起來特別不道德，但我不知道(他母親生病），不賴我。結果出來後我告訴徐毅，你已經被光榮的推選成第一屆CMA的評審會主席，結果老徐哭笑不得，回我第一句話是，‘你瘋了吧，你找別人去好嗎？”
宋柯以“服從組織安排”迴應徐毅，“因為我特別瞭解他這人。如果我不這麼逼著他，他大概能跟我聊到頒獎前（也不願意當選）。但是他自己後來也說，他其實他生命中也需要缺一個我這樣在後邊老推著他的人。”
當然，推選徐毅的背後，宋柯也有自己的小心思。相比自己一直是音樂行業創業者+老闆的身份，徐毅在近三十年的行業生涯中，一直是一個出色的職業經理人。
“只要他答應了的事，不管多難，一定會用心做好。我們六零年代生人一直有一種使命感，我有，徐毅（七零後）也有，他對音樂行業是有理想的。”
中國音樂獎的“弊端”
華語樂壇，或者說內地樂壇缺少一個公正、乾淨、有態度、有影響力的獎項已經很多年，“立牌坊、分豬肉”是圈內心照不宣的事實。
作為在唱片行業摸爬滾打二十多年的徐毅和宋柯也參加過不少類似頒獎典禮，有的是通過唱片公司或者藝人贊助公然“賣”獎，有的通過獎項吸引明星演出，再高價出售轉播費……
長期不透明的評審狀態，讓很多唱片公司和藝人對華語樂壇的獎項充斥著不信任感。
在頒獎前很多臺下的藝人已經知道了獲獎情況，如果沒得獎的“陪跑者”常常由於面子掛不住，乾脆都不出席。甚至有些主辦方本來要把這個獎頒給某位藝人，結果得知對方無檔期參加後，直接修改了獲獎名單。
“我們想做一個乾乾淨淨的獎，不僅要評審公正，更要建立一個行業標準，說清楚為什麼要把這個獎給他。”
作為一個非盈利性的組織，CMA每年收入並不多，但在資金緊張的情況下，為了確保評審環節公平，仍然請了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首的英國PwC來公證每個環節。
在具體的評審上，唱工委音樂獎設立了獨有的“工會獎+學院獎”評獎模式。唱工委目前擁有的174家會員單位幾乎覆蓋國內大小唱片公司和音樂廠牌，他們投票選出入圍名單後。
在最終評獎環節，由徐毅擔任評委會主席，邀請九位業內的資深及新銳人士分別擔任評審召集人，由他們九人各自再邀請十位不同領域的樂界同行，組成包括主席在內的100位業內評審團，在評委會首席顧問李宗盛持續推動下，101位評審團進行行業標準論述的工作，最終評選出獲獎名單。
具體有嚴苛？每年徐毅組織的10位業界評審名單保密，甚至連同是獎項發起人的宋柯都不清楚。
“我和老徐分工時說好了我不過問評審環節，結果他丫真的一點消息沒給我露，甚至還不讓我見評審成員。”宋柯回憶，“有一次聽說李宗盛大哥來了北京，我這當兄弟的（徐毅）都不讓我見，至少讓我和大哥喝杯咖啡聊會天，結果不行，不讓我摻和。”
徐毅記得，在2017年唱工委音樂獎第一屆盛典舉辦的前一刻，有一位藝人帶著妝到了現場。在進場前，這位藝人悄悄詢問徐毅，究竟自己有沒有獎可拿？如果不告知，就不進去了……
而同樣在第一屆CMA時，也有不少唱片公司老闆找到宋柯，詢問能不能給自己的藝人一個獎，“給不了最佳男歌手，給一個最佳流行歌手可以談嗎？你暗示一下能得獎我就安排藝人來給你撐場子。”
“第一我確實不知道，我也不能開這個口子。假如CMA公佈了五個提名，結果只有得獎那個人來了，有什麼意義呢？一點榮耀感都沒有，特沒勁。”
後來的結果是，首屆CMA頒獎盛典上臺領獎的人士，大多是藝人的助理、家人，甚至連場地座位都沒坐滿。但也正是在徐毅的這份執拗下，第二屆、第三屆CMA，越來越多的藝人開始認可這個獎項，
“越講人情傷害越大，越講原則傷害越小。”徐毅告訴娛樂資本論矩陣號河豚文旅（ID:hetunwenlv），有一次他跟周杰倫的經紀人在一起開會，無意間就看到他的辦公室裡面就放了兩排獎座，金曲獎和CMA唱工委音樂獎。
“對方告訴我杰倫很喜歡這個獎，去年杰倫《周杰倫的床邊故事》這張專輯獲得4項獎項，其中一項是“最佳音樂錄影帶”，我們的評審團把他在MV中運用借鑑的好幾個電影手法都講出來了，所以評審是當真地在評。杰倫為此非常高興，因為，評審若是知音，當然會讓人信服。這就是獎的份量。”
CMA的“獎格”保住了。
CMA難在哪？
“窮、忙、亂”這是在CMA頒獎典禮光鮮的幕後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當音樂行業沒有將自身標準整理論述出來之前，許多可供前行的基礎就會處於混沌之中，人們也就無從遵循標準。
問題首先出自內部，CMA成立之一的目的是為音樂獎項建立一個可量化的標準，為此李宗盛曾撰寫萬字報告遞交給了徐毅，但真正執行卻很難。
“不是每一個評審，他的語言、文字表達能力都好。大家能聽出來好或不好，但把音樂中感性的東西、技術的經驗變成專業的描述其實很難延伸。”
同時由於CMA獎項提名是由會員單位投票選出，在最初的送審環節，徐毅就經歷過一次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一家小的唱片公司，拿了90首輕音樂用來提名最佳女歌手獎。結果當CMA的工作人員和PwC每一首都監聽完後，發現都沒有人唱。
“我當時氣的要死，然後打電話過去詢問為什麼這麼做，結果對方回覆，我們公司雖小，但輸人不能輸陣。”
甚至早先唱片公司投票的時候出現，沒經過公司內部認真或有系統地討論和評審。直接由公司前臺代投的情況時有發生……
這些看似瑣碎的小事代表著CMA的公正和專業，也給原本人員緊缺的他們帶來了龐大的工作量，徐毅事無鉅細的都要過問、解決。時常要親自致電會員單位的老闆，拜託大家要嚴謹積極。
由於目前CMA並沒有設立常駐機構，很多工作人員都屬於義工。所以常常召開前，都是徐毅臨時找來太合的工作人員幫忙，宋柯招呼過來的阿里文娛的老朋友一起幫忙。工作繁多時經常忙到凌晨，但卻沒有一分酬勞。
“我們連份像樣的大餐都請不起”，徐毅有些無奈，“我們前後一直忙這件事的人，不超過5個，唯一一個領薪水的員工，已經三個月沒開支了。”
“窮”這個詞，一直伴隨在CMA左右。
CMA目前主要的收入來自播映權、商家贊助、以及會費、會員捐助，但靠這點資金做一個像樣的頒獎禮遠遠不夠，甚至在第一屆時連組織評審、邀請第三方公證的成本都覆蓋不了。
這一切幾乎靠著宋柯、徐毅“刷臉”撐起來的。
“第一年哭喪著臉求爺爺告奶奶的時候，也確實得到了不少幫助，大家也覺得你太不容易了。比如愛奇藝的龔宇在我們冷啟動的時候硬生生的簽了三年的播映權；京東的徐雷是我球友，也連續三年贊助了我們。”宋柯回憶，甚至第一屆CMA時他常常莫名的收到一些未署名的捐款。
宋柯有時候會開玩笑的告訴評委會，實在缺錢就把北京的房子賣了，換一套小點的住。但後來換麼換房不清楚，只知道他和徐毅為了CMA已經陸續搭進去了幾十萬。
“我們有時候連評審的機票都覆蓋不了“，徐毅告訴河豚文旅（ID:hetunwenlv），”每次李宗盛大哥是蹭著開演唱會的契機來北京和我們開會，儘可能幫組委會省下一點成本。很多評審也是在國外巡演的途中飛回來參加CMA，也沒一分酬勞或補貼。這個行業的人真是有情有義！”
錢是刷臉刷出來的，人也是刷臉刷出來，做了三屆CMA後，徐毅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個詞是“感謝”。
徐毅記得前年CMA，湖南的超級馬力主動義務幫助CMA做了全程紀錄拍攝，完整的拍攝了整個CMA初創到評審，以及盛典的所有環節。之後，馬力團隊就忙其他節目了，但片子拍出來後卻一直沒人剪，為此徐毅拜託了一名青年導演晁晨無償地完成了後期，也許是共同的情懷，這個名為《千里之行》的紀錄短片令每一位觀者都能深深地被髮生在2017年的春夏往事感動。
剪輯的時候，導演使用了60年代英國搖滾樂隊平克弗洛伊德樂隊（Pink Floyd）的歌曲《被困》作為配樂。“片子做的非常好，情緒也配合著音樂渲染的很到位，但是我們沒有Pink Floyd歌曲授權，這個短片是無法播放的。”
作者/抖腿少年
當得知刺蝟樂隊榮獲第三屆CMA年度樂隊時，子建有些激動，他高舉著石璐走向頒獎臺，“感謝這麼多年，我們終於找到了回家的路”，石璐說罷向臺下鞠躬致謝，子建在旁邊嘴角上揚，小聲嘀咕，“這是搖滾樂的夏天啊。”
CMA把年度樂隊給刺蝟，這是很多人沒想到的，和他們同臺提名的競爭者不乏五月天、旅行團等搖滾老炮兒以及落日飛車、鹿先森等新秀。
為此，CMA給出的理由如下：給用創作表達音樂理想和精神追求，態度鮮明、理念契合、能力匹配，表演配合默契，呈現出獨一無二音樂風格和強烈的樂隊現場魅力。
還讓人有所意外的是火箭少女101，這個摘得了最佳組合的女子團體獲將的原因，CMA也做了系統性的總結，“憑藉默契的配合，激發出超越個體的優秀表現，成員能力優秀且保有個人特色，音樂自成一格，有獨特的現場感染力和強大的市場影響力。”
九連真人表演《莫欺少年窮》
把每個獲獎原因解釋清晰，以此建立行業內的評審標準，這是CMA的特色。除此之外，CMA還設立了很多獎項圍繞在音樂工業體系中，許多錄音師、混音師、電音配樂和音樂導演也能和明星歌手同臺領獎。
雖然成立只有短短三年，但CMA無疑已經在行業內立起了一個標的。
在華語樂壇獲獎無數的周杰倫經紀公司的辦公室裡只擺放了兩個獎盃，其中一個就是CMA；作為樂壇“大哥”的李宗盛也在花甲之年擔任評委會顧問，並寫下萬字倡議書去試圖通過CMA建立一個行業標準；在海外久負盛名的搖滾樂隊Pink Floyd也對CMA開放了自己歌曲的授權以示尊敬……
蔡琴也來到了現場，作為臺灣金曲獎的發起人，她深知做一個有規格、有標準、有影響力的音樂獎有多難，吸引她到場是CMA評委會主席徐毅的一番話：
“我們要做一個有獎格的獎。”
“相愛相殺”的宋柯徐毅
在星光璀璨的頒獎禮後，是疲憊和艱辛。
CMA頒獎典禮開始的前幾個禮拜，徐毅頻繁和宋柯通電話，倆人每次聊的內容幾近雷同，無非就是CMA的那點事；聊天的形式也無出其右，起初先互相抱怨一通，然後接著互相勉勵。
“第三年了，不能再靠大家臨時一湊辦盛典，一切都靠有情懷加玩命了。我們一定得努力完成常設機構這件事了。CMA的階段不一樣了。”徐毅告訴宋柯。對此，宋柯每次的回覆也很直接，“先撐完這一年吧。你不幹還有誰能幹？”
為了CMA的事情，徐毅太累了。
在接受採訪前，徐毅剛結束了一場兩個小時的電話會議，他的臉上寫滿了疲態。見到記者後，也少了一些寒暄，而是靜靜的坐在椅子上，休憩了一會。
作為CMA的評審會主席，從送審到評選、從統計結果到監督獲獎名單，徐毅每個環節均參與其中，思考哪些步驟的進步才能更好地讓CMA的機制達到目標，憂慮哪些細節不被遺漏現場才會完美，事無鉅細，事必躬親。
一個多月前，李宗盛坐在位於三里屯的太合音樂辦公室內也告訴徐毅，“小徐你這麼玩命，這行裡頭還有誰能這麼幹，你得趕緊有個常設機構，有團隊來日常完成這些工作。不然，我很擔心這件事（CMA）會持續不下去。”
徐毅很無奈，不是不想，而是具備一個常設機構本身就需要相當專注的時間和條件來建設，而目前，CMA基本上是靠業界人事義務臨時在堅持的。在日常本職工作已經極度繁重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義工實難為繼，心力不足，天人交戰。而徐毅一直在尋找的評委會主席的接班人，也是難上加難。
“首先，找這樣一個有行業影響力的人，而且又不會在評審的角度上有利益衝突的人很難。當年，選我就是因為我剛巧離任SONY音樂，身份相對單純。再來就是這份要求極高的專業工作，動輒就需要持續半年嚴謹不懈，繁複浩瀚的投入… …辛苦，沒有固定的工作團隊，沒有酬勞，一切真的是在困苦中。所以，我們一定要改變這個缺乏。”
每每焦慮時，徐毅就找宋柯互訴傾腸。宋柯總是一副江湖做派，嬉笑勸之。甚至有些時候徐毅找宋柯經常出現找不到人的情況。
久而久之，現在雙方的關係有些微妙。宋柯把這段關係比喻成兩個戀人冷戰的階段，互相受不了對方，互相又離不開對方，“我受不了他抱怨，他受不了我這種大而化之。但是我們又特敬重對方，知道離了誰CMA都做不到今天，也知道彼此都是踏踏實實的想為這個行業做一點事。”
或許相比GMA（金曲獎）、AMA（全美音樂獎）和BMA（公告牌音樂獎），CMA（唱工委音樂獎）還遠沒被大眾熟知。
CMA（CMIC Music Award），是“中國首個由唱片行業協會發起設立的音樂獎項”，其發起人不乏中國音樂產業資深前輩宋柯、徐毅、李宗盛及沈黎暉等人，評審更全是由音樂行業從業前輩和新銳組成。該獎致力於打造中國音樂行業最具公信力的獎項，參考格萊美音樂獎（Grammy）的獎項設置，流派風格涉略廣，由行業協會進行評審。
CMA幾乎代表著整個中國唱片行業對華語音樂看法，被看作“中國的格萊美”。同時也是宋柯、徐毅、李宗盛等在音樂行業的推手對未來華語樂壇的所有嚮往，希望通過CMA來建立一個可以長久遵循的行業標準。
用宋柯的話來說，CMA是他們留給中國音樂的“legacy”。
被宋柯“誑”進CMA的徐毅
和宋柯在唱片時代就聲名遠揚相比，徐毅有些過於低調。這個在中國音樂行業近三十年的幕後“大佬”幾乎在搜索引擎上檢索不到太多信息。
徐毅現在Title是太合音樂集團的總裁兼CEO，在此之前，他1992年入行，在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公司起步。24歲就入主是英國EMI百代唱片的中國區代表。而入職太合音樂前，徐毅更作為大中華區主席暨首席執行官，執掌整個索尼音樂娛樂五年，成為這個職位的內地第一人。
如果不是因為CMA，徐毅不會對外接受採訪，也不會把自己搞的這麼疲憊。
在頒獎典禮臨近前，徐毅告訴太合音樂的董事長錢實穆，希望能從太合的業務中抽出幾天時間用於CMA的工作，“對此老錢也理解，他說，能為行業做點事，咱們多支持。”。
一方面錢實穆相信CMA是能給行業帶來一些良好變化的；另外一點，他也確實看到了徐毅對CMA的真切投入——在去年頒獎禮結束後的第二天，徐毅本人在所供職的太合音樂集團有一個工作會議中竟兩次睡過去，這是他以往的職業經歷中從未有過的。
如果沒有宋柯，徐毅大概率不會這麼累。換而言之，徐毅是被宋柯“誑”到CMA評審會主席這個崗位上。
早在四五年前，宋柯就萌生要做一個公正、公開、為行業建立標準的音樂獎項。他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徐毅，倆人一拍而合。為此，他們曾帶著一票唱片公司老闆數次參觀學習全英音樂獎和格萊美獎。
契機出現在2017年，這一年宋柯、徐毅以及沈黎暉等唱工委的常務理事決定要把第一屆CMA做出來，並且要推選出一個評委會主席。
在會議召開時，徐毅還在西安照顧生病的母親。結果在徐毅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宋柯“缺席審判”推選徐毅當選為評委會主席，並全票通過。（除了徐毅那票）
“說起來特別不道德，但我不知道(他母親生病），不賴我。結果出來後我告訴徐毅，你已經被光榮的推選成第一屆CMA的評審會主席，結果老徐哭笑不得，回我第一句話是，‘你瘋了吧，你找別人去好嗎？”
宋柯以“服從組織安排”迴應徐毅，“因為我特別瞭解他這人。如果我不這麼逼著他，他大概能跟我聊到頒獎前（也不願意當選）。但是他自己後來也說，他其實他生命中也需要缺一個我這樣在後邊老推著他的人。”
當然，推選徐毅的背後，宋柯也有自己的小心思。相比自己一直是音樂行業創業者+老闆的身份，徐毅在近三十年的行業生涯中，一直是一個出色的職業經理人。
“只要他答應了的事，不管多難，一定會用心做好。我們六零年代生人一直有一種使命感，我有，徐毅（七零後）也有，他對音樂行業是有理想的。”
中國音樂獎的“弊端”
華語樂壇，或者說內地樂壇缺少一個公正、乾淨、有態度、有影響力的獎項已經很多年，“立牌坊、分豬肉”是圈內心照不宣的事實。
作為在唱片行業摸爬滾打二十多年的徐毅和宋柯也參加過不少類似頒獎典禮，有的是通過唱片公司或者藝人贊助公然“賣”獎，有的通過獎項吸引明星演出，再高價出售轉播費……
長期不透明的評審狀態，讓很多唱片公司和藝人對華語樂壇的獎項充斥著不信任感。
在頒獎前很多臺下的藝人已經知道了獲獎情況，如果沒得獎的“陪跑者”常常由於面子掛不住，乾脆都不出席。甚至有些主辦方本來要把這個獎頒給某位藝人，結果得知對方無檔期參加後，直接修改了獲獎名單。
“我們想做一個乾乾淨淨的獎，不僅要評審公正，更要建立一個行業標準，說清楚為什麼要把這個獎給他。”
作為一個非盈利性的組織，CMA每年收入並不多，但在資金緊張的情況下，為了確保評審環節公平，仍然請了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首的英國PwC來公證每個環節。
在具體的評審上，唱工委音樂獎設立了獨有的“工會獎+學院獎”評獎模式。唱工委目前擁有的174家會員單位幾乎覆蓋國內大小唱片公司和音樂廠牌，他們投票選出入圍名單後。
在最終評獎環節，由徐毅擔任評委會主席，邀請九位業內的資深及新銳人士分別擔任評審召集人，由他們九人各自再邀請十位不同領域的樂界同行，組成包括主席在內的100位業內評審團，在評委會首席顧問李宗盛持續推動下，101位評審團進行行業標準論述的工作，最終評選出獲獎名單。
具體有嚴苛？每年徐毅組織的10位業界評審名單保密，甚至連同是獎項發起人的宋柯都不清楚。
“我和老徐分工時說好了我不過問評審環節，結果他丫真的一點消息沒給我露，甚至還不讓我見評審成員。”宋柯回憶，“有一次聽說李宗盛大哥來了北京，我這當兄弟的（徐毅）都不讓我見，至少讓我和大哥喝杯咖啡聊會天，結果不行，不讓我摻和。”
徐毅記得，在2017年唱工委音樂獎第一屆盛典舉辦的前一刻，有一位藝人帶著妝到了現場。在進場前，這位藝人悄悄詢問徐毅，究竟自己有沒有獎可拿？如果不告知，就不進去了……
而同樣在第一屆CMA時，也有不少唱片公司老闆找到宋柯，詢問能不能給自己的藝人一個獎，“給不了最佳男歌手，給一個最佳流行歌手可以談嗎？你暗示一下能得獎我就安排藝人來給你撐場子。”
“第一我確實不知道，我也不能開這個口子。假如CMA公佈了五個提名，結果只有得獎那個人來了，有什麼意義呢？一點榮耀感都沒有，特沒勁。”
後來的結果是，首屆CMA頒獎盛典上臺領獎的人士，大多是藝人的助理、家人，甚至連場地座位都沒坐滿。但也正是在徐毅的這份執拗下，第二屆、第三屆CMA，越來越多的藝人開始認可這個獎項，
“越講人情傷害越大，越講原則傷害越小。”徐毅告訴娛樂資本論矩陣號河豚文旅（ID:hetunwenlv），有一次他跟周杰倫的經紀人在一起開會，無意間就看到他的辦公室裡面就放了兩排獎座，金曲獎和CMA唱工委音樂獎。
“對方告訴我杰倫很喜歡這個獎，去年杰倫《周杰倫的床邊故事》這張專輯獲得4項獎項，其中一項是“最佳音樂錄影帶”，我們的評審團把他在MV中運用借鑑的好幾個電影手法都講出來了，所以評審是當真地在評。杰倫為此非常高興，因為，評審若是知音，當然會讓人信服。這就是獎的份量。”
CMA的“獎格”保住了。
CMA難在哪？
“窮、忙、亂”這是在CMA頒獎典禮光鮮的幕後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當音樂行業沒有將自身標準整理論述出來之前，許多可供前行的基礎就會處於混沌之中，人們也就無從遵循標準。
問題首先出自內部，CMA成立之一的目的是為音樂獎項建立一個可量化的標準，為此李宗盛曾撰寫萬字報告遞交給了徐毅，但真正執行卻很難。
“不是每一個評審，他的語言、文字表達能力都好。大家能聽出來好或不好，但把音樂中感性的東西、技術的經驗變成專業的描述其實很難延伸。”
同時由於CMA獎項提名是由會員單位投票選出，在最初的送審環節，徐毅就經歷過一次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一家小的唱片公司，拿了90首輕音樂用來提名最佳女歌手獎。結果當CMA的工作人員和PwC每一首都監聽完後，發現都沒有人唱。
“我當時氣的要死，然後打電話過去詢問為什麼這麼做，結果對方回覆，我們公司雖小，但輸人不能輸陣。”
甚至早先唱片公司投票的時候出現，沒經過公司內部認真或有系統地討論和評審。直接由公司前臺代投的情況時有發生……
這些看似瑣碎的小事代表著CMA的公正和專業，也給原本人員緊缺的他們帶來了龐大的工作量，徐毅事無鉅細的都要過問、解決。時常要親自致電會員單位的老闆，拜託大家要嚴謹積極。
由於目前CMA並沒有設立常駐機構，很多工作人員都屬於義工。所以常常召開前，都是徐毅臨時找來太合的工作人員幫忙，宋柯招呼過來的阿里文娛的老朋友一起幫忙。工作繁多時經常忙到凌晨，但卻沒有一分酬勞。
“我們連份像樣的大餐都請不起”，徐毅有些無奈，“我們前後一直忙這件事的人，不超過5個，唯一一個領薪水的員工，已經三個月沒開支了。”
“窮”這個詞，一直伴隨在CMA左右。
CMA目前主要的收入來自播映權、商家贊助、以及會費、會員捐助，但靠這點資金做一個像樣的頒獎禮遠遠不夠，甚至在第一屆時連組織評審、邀請第三方公證的成本都覆蓋不了。
這一切幾乎靠著宋柯、徐毅“刷臉”撐起來的。
“第一年哭喪著臉求爺爺告奶奶的時候，也確實得到了不少幫助，大家也覺得你太不容易了。比如愛奇藝的龔宇在我們冷啟動的時候硬生生的簽了三年的播映權；京東的徐雷是我球友，也連續三年贊助了我們。”宋柯回憶，甚至第一屆CMA時他常常莫名的收到一些未署名的捐款。
宋柯有時候會開玩笑的告訴評委會，實在缺錢就把北京的房子賣了，換一套小點的住。但後來換麼換房不清楚，只知道他和徐毅為了CMA已經陸續搭進去了幾十萬。
“我們有時候連評審的機票都覆蓋不了“，徐毅告訴河豚文旅（ID:hetunwenlv），”每次李宗盛大哥是蹭著開演唱會的契機來北京和我們開會，儘可能幫組委會省下一點成本。很多評審也是在國外巡演的途中飛回來參加CMA，也沒一分酬勞或補貼。這個行業的人真是有情有義！”
錢是刷臉刷出來的，人也是刷臉刷出來，做了三屆CMA後，徐毅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個詞是“感謝”。
徐毅記得前年CMA，湖南的超級馬力主動義務幫助CMA做了全程紀錄拍攝，完整的拍攝了整個CMA初創到評審，以及盛典的所有環節。之後，馬力團隊就忙其他節目了，但片子拍出來後卻一直沒人剪，為此徐毅拜託了一名青年導演晁晨無償地完成了後期，也許是共同的情懷，這個名為《千里之行》的紀錄短片令每一位觀者都能深深地被髮生在2017年的春夏往事感動。
剪輯的時候，導演使用了60年代英國搖滾樂隊平克弗洛伊德樂隊（Pink Floyd）的歌曲《被困》作為配樂。“片子做的非常好，情緒也配合著音樂渲染的很到位，但是我們沒有Pink Floyd歌曲授權，這個短片是無法播放的。”
英國搖滾樂隊Pink Floyd
而此時，距離頒獎典禮只有短短一個禮拜，重新剪輯根本來不及。
徐毅給自己老東家的索尼音樂亞太區負責人丹尼斯總裁打了電話，希望能得到Pink Floyd的使用授權，結果對方得知徐毅和一種中國同行在做一個有行業標準的獎叫CMA之後，四天內把免費使用的授權說明書發了過來。
“這當然是莫大的鼓勵。如果換做之前，我是不會這短的時間去做事的。雖然對方認可我們的理想，願意幫助我們，但很容易來不及達成。現在回頭看，挺感動的。”
作者/抖腿少年
當得知刺蝟樂隊榮獲第三屆CMA年度樂隊時，子建有些激動，他高舉著石璐走向頒獎臺，“感謝這麼多年，我們終於找到了回家的路”，石璐說罷向臺下鞠躬致謝，子建在旁邊嘴角上揚，小聲嘀咕，“這是搖滾樂的夏天啊。”
CMA把年度樂隊給刺蝟，這是很多人沒想到的，和他們同臺提名的競爭者不乏五月天、旅行團等搖滾老炮兒以及落日飛車、鹿先森等新秀。
為此，CMA給出的理由如下：給用創作表達音樂理想和精神追求，態度鮮明、理念契合、能力匹配，表演配合默契，呈現出獨一無二音樂風格和強烈的樂隊現場魅力。
還讓人有所意外的是火箭少女101，這個摘得了最佳組合的女子團體獲將的原因，CMA也做了系統性的總結，“憑藉默契的配合，激發出超越個體的優秀表現，成員能力優秀且保有個人特色，音樂自成一格，有獨特的現場感染力和強大的市場影響力。”
九連真人表演《莫欺少年窮》
把每個獲獎原因解釋清晰，以此建立行業內的評審標準，這是CMA的特色。除此之外，CMA還設立了很多獎項圍繞在音樂工業體系中，許多錄音師、混音師、電音配樂和音樂導演也能和明星歌手同臺領獎。
雖然成立只有短短三年，但CMA無疑已經在行業內立起了一個標的。
在華語樂壇獲獎無數的周杰倫經紀公司的辦公室裡只擺放了兩個獎盃，其中一個就是CMA；作為樂壇“大哥”的李宗盛也在花甲之年擔任評委會顧問，並寫下萬字倡議書去試圖通過CMA建立一個行業標準；在海外久負盛名的搖滾樂隊Pink Floyd也對CMA開放了自己歌曲的授權以示尊敬……
蔡琴也來到了現場，作為臺灣金曲獎的發起人，她深知做一個有規格、有標準、有影響力的音樂獎有多難，吸引她到場是CMA評委會主席徐毅的一番話：
“我們要做一個有獎格的獎。”
“相愛相殺”的宋柯徐毅
在星光璀璨的頒獎禮後，是疲憊和艱辛。
CMA頒獎典禮開始的前幾個禮拜，徐毅頻繁和宋柯通電話，倆人每次聊的內容幾近雷同，無非就是CMA的那點事；聊天的形式也無出其右，起初先互相抱怨一通，然後接著互相勉勵。
“第三年了，不能再靠大家臨時一湊辦盛典，一切都靠有情懷加玩命了。我們一定得努力完成常設機構這件事了。CMA的階段不一樣了。”徐毅告訴宋柯。對此，宋柯每次的回覆也很直接，“先撐完這一年吧。你不幹還有誰能幹？”
為了CMA的事情，徐毅太累了。
在接受採訪前，徐毅剛結束了一場兩個小時的電話會議，他的臉上寫滿了疲態。見到記者後，也少了一些寒暄，而是靜靜的坐在椅子上，休憩了一會。
作為CMA的評審會主席，從送審到評選、從統計結果到監督獲獎名單，徐毅每個環節均參與其中，思考哪些步驟的進步才能更好地讓CMA的機制達到目標，憂慮哪些細節不被遺漏現場才會完美，事無鉅細，事必躬親。
一個多月前，李宗盛坐在位於三里屯的太合音樂辦公室內也告訴徐毅，“小徐你這麼玩命，這行裡頭還有誰能這麼幹，你得趕緊有個常設機構，有團隊來日常完成這些工作。不然，我很擔心這件事（CMA）會持續不下去。”
徐毅很無奈，不是不想，而是具備一個常設機構本身就需要相當專注的時間和條件來建設，而目前，CMA基本上是靠業界人事義務臨時在堅持的。在日常本職工作已經極度繁重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義工實難為繼，心力不足，天人交戰。而徐毅一直在尋找的評委會主席的接班人，也是難上加難。
“首先，找這樣一個有行業影響力的人，而且又不會在評審的角度上有利益衝突的人很難。當年，選我就是因為我剛巧離任SONY音樂，身份相對單純。再來就是這份要求極高的專業工作，動輒就需要持續半年嚴謹不懈，繁複浩瀚的投入… …辛苦，沒有固定的工作團隊，沒有酬勞，一切真的是在困苦中。所以，我們一定要改變這個缺乏。”
每每焦慮時，徐毅就找宋柯互訴傾腸。宋柯總是一副江湖做派，嬉笑勸之。甚至有些時候徐毅找宋柯經常出現找不到人的情況。
久而久之，現在雙方的關係有些微妙。宋柯把這段關係比喻成兩個戀人冷戰的階段，互相受不了對方，互相又離不開對方，“我受不了他抱怨，他受不了我這種大而化之。但是我們又特敬重對方，知道離了誰CMA都做不到今天，也知道彼此都是踏踏實實的想為這個行業做一點事。”
或許相比GMA（金曲獎）、AMA（全美音樂獎）和BMA（公告牌音樂獎），CMA（唱工委音樂獎）還遠沒被大眾熟知。
CMA（CMIC Music Award），是“中國首個由唱片行業協會發起設立的音樂獎項”，其發起人不乏中國音樂產業資深前輩宋柯、徐毅、李宗盛及沈黎暉等人，評審更全是由音樂行業從業前輩和新銳組成。該獎致力於打造中國音樂行業最具公信力的獎項，參考格萊美音樂獎（Grammy）的獎項設置，流派風格涉略廣，由行業協會進行評審。
CMA幾乎代表著整個中國唱片行業對華語音樂看法，被看作“中國的格萊美”。同時也是宋柯、徐毅、李宗盛等在音樂行業的推手對未來華語樂壇的所有嚮往，希望通過CMA來建立一個可以長久遵循的行業標準。
用宋柯的話來說，CMA是他們留給中國音樂的“legacy”。
被宋柯“誑”進CMA的徐毅
和宋柯在唱片時代就聲名遠揚相比，徐毅有些過於低調。這個在中國音樂行業近三十年的幕後“大佬”幾乎在搜索引擎上檢索不到太多信息。
徐毅現在Title是太合音樂集團的總裁兼CEO，在此之前，他1992年入行，在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公司起步。24歲就入主是英國EMI百代唱片的中國區代表。而入職太合音樂前，徐毅更作為大中華區主席暨首席執行官，執掌整個索尼音樂娛樂五年，成為這個職位的內地第一人。
如果不是因為CMA，徐毅不會對外接受採訪，也不會把自己搞的這麼疲憊。
在頒獎典禮臨近前，徐毅告訴太合音樂的董事長錢實穆，希望能從太合的業務中抽出幾天時間用於CMA的工作，“對此老錢也理解，他說，能為行業做點事，咱們多支持。”。
一方面錢實穆相信CMA是能給行業帶來一些良好變化的；另外一點，他也確實看到了徐毅對CMA的真切投入——在去年頒獎禮結束後的第二天，徐毅本人在所供職的太合音樂集團有一個工作會議中竟兩次睡過去，這是他以往的職業經歷中從未有過的。
如果沒有宋柯，徐毅大概率不會這麼累。換而言之，徐毅是被宋柯“誑”到CMA評審會主席這個崗位上。
早在四五年前，宋柯就萌生要做一個公正、公開、為行業建立標準的音樂獎項。他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徐毅，倆人一拍而合。為此，他們曾帶著一票唱片公司老闆數次參觀學習全英音樂獎和格萊美獎。
契機出現在2017年，這一年宋柯、徐毅以及沈黎暉等唱工委的常務理事決定要把第一屆CMA做出來，並且要推選出一個評委會主席。
在會議召開時，徐毅還在西安照顧生病的母親。結果在徐毅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宋柯“缺席審判”推選徐毅當選為評委會主席，並全票通過。（除了徐毅那票）
“說起來特別不道德，但我不知道(他母親生病），不賴我。結果出來後我告訴徐毅，你已經被光榮的推選成第一屆CMA的評審會主席，結果老徐哭笑不得，回我第一句話是，‘你瘋了吧，你找別人去好嗎？”
宋柯以“服從組織安排”迴應徐毅，“因為我特別瞭解他這人。如果我不這麼逼著他，他大概能跟我聊到頒獎前（也不願意當選）。但是他自己後來也說，他其實他生命中也需要缺一個我這樣在後邊老推著他的人。”
當然，推選徐毅的背後，宋柯也有自己的小心思。相比自己一直是音樂行業創業者+老闆的身份，徐毅在近三十年的行業生涯中，一直是一個出色的職業經理人。
“只要他答應了的事，不管多難，一定會用心做好。我們六零年代生人一直有一種使命感，我有，徐毅（七零後）也有，他對音樂行業是有理想的。”
中國音樂獎的“弊端”
華語樂壇，或者說內地樂壇缺少一個公正、乾淨、有態度、有影響力的獎項已經很多年，“立牌坊、分豬肉”是圈內心照不宣的事實。
作為在唱片行業摸爬滾打二十多年的徐毅和宋柯也參加過不少類似頒獎典禮，有的是通過唱片公司或者藝人贊助公然“賣”獎，有的通過獎項吸引明星演出，再高價出售轉播費……
長期不透明的評審狀態，讓很多唱片公司和藝人對華語樂壇的獎項充斥著不信任感。
在頒獎前很多臺下的藝人已經知道了獲獎情況，如果沒得獎的“陪跑者”常常由於面子掛不住，乾脆都不出席。甚至有些主辦方本來要把這個獎頒給某位藝人，結果得知對方無檔期參加後，直接修改了獲獎名單。
“我們想做一個乾乾淨淨的獎，不僅要評審公正，更要建立一個行業標準，說清楚為什麼要把這個獎給他。”
作為一個非盈利性的組織，CMA每年收入並不多，但在資金緊張的情況下，為了確保評審環節公平，仍然請了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首的英國PwC來公證每個環節。
在具體的評審上，唱工委音樂獎設立了獨有的“工會獎+學院獎”評獎模式。唱工委目前擁有的174家會員單位幾乎覆蓋國內大小唱片公司和音樂廠牌，他們投票選出入圍名單後。
在最終評獎環節，由徐毅擔任評委會主席，邀請九位業內的資深及新銳人士分別擔任評審召集人，由他們九人各自再邀請十位不同領域的樂界同行，組成包括主席在內的100位業內評審團，在評委會首席顧問李宗盛持續推動下，101位評審團進行行業標準論述的工作，最終評選出獲獎名單。
具體有嚴苛？每年徐毅組織的10位業界評審名單保密，甚至連同是獎項發起人的宋柯都不清楚。
“我和老徐分工時說好了我不過問評審環節，結果他丫真的一點消息沒給我露，甚至還不讓我見評審成員。”宋柯回憶，“有一次聽說李宗盛大哥來了北京，我這當兄弟的（徐毅）都不讓我見，至少讓我和大哥喝杯咖啡聊會天，結果不行，不讓我摻和。”
徐毅記得，在2017年唱工委音樂獎第一屆盛典舉辦的前一刻，有一位藝人帶著妝到了現場。在進場前，這位藝人悄悄詢問徐毅，究竟自己有沒有獎可拿？如果不告知，就不進去了……
而同樣在第一屆CMA時，也有不少唱片公司老闆找到宋柯，詢問能不能給自己的藝人一個獎，“給不了最佳男歌手，給一個最佳流行歌手可以談嗎？你暗示一下能得獎我就安排藝人來給你撐場子。”
“第一我確實不知道，我也不能開這個口子。假如CMA公佈了五個提名，結果只有得獎那個人來了，有什麼意義呢？一點榮耀感都沒有，特沒勁。”
後來的結果是，首屆CMA頒獎盛典上臺領獎的人士，大多是藝人的助理、家人，甚至連場地座位都沒坐滿。但也正是在徐毅的這份執拗下，第二屆、第三屆CMA，越來越多的藝人開始認可這個獎項，
“越講人情傷害越大，越講原則傷害越小。”徐毅告訴娛樂資本論矩陣號河豚文旅（ID:hetunwenlv），有一次他跟周杰倫的經紀人在一起開會，無意間就看到他的辦公室裡面就放了兩排獎座，金曲獎和CMA唱工委音樂獎。
“對方告訴我杰倫很喜歡這個獎，去年杰倫《周杰倫的床邊故事》這張專輯獲得4項獎項，其中一項是“最佳音樂錄影帶”，我們的評審團把他在MV中運用借鑑的好幾個電影手法都講出來了，所以評審是當真地在評。杰倫為此非常高興，因為，評審若是知音，當然會讓人信服。這就是獎的份量。”
CMA的“獎格”保住了。
CMA難在哪？
“窮、忙、亂”這是在CMA頒獎典禮光鮮的幕後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當音樂行業沒有將自身標準整理論述出來之前，許多可供前行的基礎就會處於混沌之中，人們也就無從遵循標準。
問題首先出自內部，CMA成立之一的目的是為音樂獎項建立一個可量化的標準，為此李宗盛曾撰寫萬字報告遞交給了徐毅，但真正執行卻很難。
“不是每一個評審，他的語言、文字表達能力都好。大家能聽出來好或不好，但把音樂中感性的東西、技術的經驗變成專業的描述其實很難延伸。”
同時由於CMA獎項提名是由會員單位投票選出，在最初的送審環節，徐毅就經歷過一次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一家小的唱片公司，拿了90首輕音樂用來提名最佳女歌手獎。結果當CMA的工作人員和PwC每一首都監聽完後，發現都沒有人唱。
“我當時氣的要死，然後打電話過去詢問為什麼這麼做，結果對方回覆，我們公司雖小，但輸人不能輸陣。”
甚至早先唱片公司投票的時候出現，沒經過公司內部認真或有系統地討論和評審。直接由公司前臺代投的情況時有發生……
這些看似瑣碎的小事代表著CMA的公正和專業，也給原本人員緊缺的他們帶來了龐大的工作量，徐毅事無鉅細的都要過問、解決。時常要親自致電會員單位的老闆，拜託大家要嚴謹積極。
由於目前CMA並沒有設立常駐機構，很多工作人員都屬於義工。所以常常召開前，都是徐毅臨時找來太合的工作人員幫忙，宋柯招呼過來的阿里文娛的老朋友一起幫忙。工作繁多時經常忙到凌晨，但卻沒有一分酬勞。
“我們連份像樣的大餐都請不起”，徐毅有些無奈，“我們前後一直忙這件事的人，不超過5個，唯一一個領薪水的員工，已經三個月沒開支了。”
“窮”這個詞，一直伴隨在CMA左右。
CMA目前主要的收入來自播映權、商家贊助、以及會費、會員捐助，但靠這點資金做一個像樣的頒獎禮遠遠不夠，甚至在第一屆時連組織評審、邀請第三方公證的成本都覆蓋不了。
這一切幾乎靠著宋柯、徐毅“刷臉”撐起來的。
“第一年哭喪著臉求爺爺告奶奶的時候，也確實得到了不少幫助，大家也覺得你太不容易了。比如愛奇藝的龔宇在我們冷啟動的時候硬生生的簽了三年的播映權；京東的徐雷是我球友，也連續三年贊助了我們。”宋柯回憶，甚至第一屆CMA時他常常莫名的收到一些未署名的捐款。
宋柯有時候會開玩笑的告訴評委會，實在缺錢就把北京的房子賣了，換一套小點的住。但後來換麼換房不清楚，只知道他和徐毅為了CMA已經陸續搭進去了幾十萬。
“我們有時候連評審的機票都覆蓋不了“，徐毅告訴河豚文旅（ID:hetunwenlv），”每次李宗盛大哥是蹭著開演唱會的契機來北京和我們開會，儘可能幫組委會省下一點成本。很多評審也是在國外巡演的途中飛回來參加CMA，也沒一分酬勞或補貼。這個行業的人真是有情有義！”
錢是刷臉刷出來的，人也是刷臉刷出來，做了三屆CMA後，徐毅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個詞是“感謝”。
徐毅記得前年CMA，湖南的超級馬力主動義務幫助CMA做了全程紀錄拍攝，完整的拍攝了整個CMA初創到評審，以及盛典的所有環節。之後，馬力團隊就忙其他節目了，但片子拍出來後卻一直沒人剪，為此徐毅拜託了一名青年導演晁晨無償地完成了後期，也許是共同的情懷，這個名為《千里之行》的紀錄短片令每一位觀者都能深深地被髮生在2017年的春夏往事感動。
剪輯的時候，導演使用了60年代英國搖滾樂隊平克弗洛伊德樂隊（Pink Floyd）的歌曲《被困》作為配樂。“片子做的非常好，情緒也配合著音樂渲染的很到位，但是我們沒有Pink Floyd歌曲授權，這個短片是無法播放的。”
英國搖滾樂隊Pink Floyd
而此時，距離頒獎典禮只有短短一個禮拜，重新剪輯根本來不及。
徐毅給自己老東家的索尼音樂亞太區負責人丹尼斯總裁打了電話，希望能得到Pink Floyd的使用授權，結果對方得知徐毅和一種中國同行在做一個有行業標準的獎叫CMA之後，四天內把免費使用的授權說明書發了過來。
“這當然是莫大的鼓勵。如果換做之前，我是不會這短的時間去做事的。雖然對方認可我們的理想，願意幫助我們，但很容易來不及達成。現在回頭看，挺感動的。”
這屆從業者行不行
宋柯和徐毅認識二十多年，多數時間他們是朋友，也是競爭對手。倆人同在唱片行業時，宋柯想籤的藝人被徐毅搶過，而徐毅想籤的歌手後來也落入過宋柯手中。
“相愛相殺”，宋柯用這個詞來描述他和徐毅一直以來的關係，但倆人也同樣因為彼此懷揣著一份對音樂的嚮往，使得從競爭對手變成另類“合夥人”。這一干，就是三年。
作者/抖腿少年
當得知刺蝟樂隊榮獲第三屆CMA年度樂隊時，子建有些激動，他高舉著石璐走向頒獎臺，“感謝這麼多年，我們終於找到了回家的路”，石璐說罷向臺下鞠躬致謝，子建在旁邊嘴角上揚，小聲嘀咕，“這是搖滾樂的夏天啊。”
CMA把年度樂隊給刺蝟，這是很多人沒想到的，和他們同臺提名的競爭者不乏五月天、旅行團等搖滾老炮兒以及落日飛車、鹿先森等新秀。
為此，CMA給出的理由如下：給用創作表達音樂理想和精神追求，態度鮮明、理念契合、能力匹配，表演配合默契，呈現出獨一無二音樂風格和強烈的樂隊現場魅力。
還讓人有所意外的是火箭少女101，這個摘得了最佳組合的女子團體獲將的原因，CMA也做了系統性的總結，“憑藉默契的配合，激發出超越個體的優秀表現，成員能力優秀且保有個人特色，音樂自成一格，有獨特的現場感染力和強大的市場影響力。”
九連真人表演《莫欺少年窮》
把每個獲獎原因解釋清晰，以此建立行業內的評審標準，這是CMA的特色。除此之外，CMA還設立了很多獎項圍繞在音樂工業體系中，許多錄音師、混音師、電音配樂和音樂導演也能和明星歌手同臺領獎。
雖然成立只有短短三年，但CMA無疑已經在行業內立起了一個標的。
在華語樂壇獲獎無數的周杰倫經紀公司的辦公室裡只擺放了兩個獎盃，其中一個就是CMA；作為樂壇“大哥”的李宗盛也在花甲之年擔任評委會顧問，並寫下萬字倡議書去試圖通過CMA建立一個行業標準；在海外久負盛名的搖滾樂隊Pink Floyd也對CMA開放了自己歌曲的授權以示尊敬……
蔡琴也來到了現場，作為臺灣金曲獎的發起人，她深知做一個有規格、有標準、有影響力的音樂獎有多難，吸引她到場是CMA評委會主席徐毅的一番話：
“我們要做一個有獎格的獎。”
“相愛相殺”的宋柯徐毅
在星光璀璨的頒獎禮後，是疲憊和艱辛。
CMA頒獎典禮開始的前幾個禮拜，徐毅頻繁和宋柯通電話，倆人每次聊的內容幾近雷同，無非就是CMA的那點事；聊天的形式也無出其右，起初先互相抱怨一通，然後接著互相勉勵。
“第三年了，不能再靠大家臨時一湊辦盛典，一切都靠有情懷加玩命了。我們一定得努力完成常設機構這件事了。CMA的階段不一樣了。”徐毅告訴宋柯。對此，宋柯每次的回覆也很直接，“先撐完這一年吧。你不幹還有誰能幹？”
為了CMA的事情，徐毅太累了。
在接受採訪前，徐毅剛結束了一場兩個小時的電話會議，他的臉上寫滿了疲態。見到記者後，也少了一些寒暄，而是靜靜的坐在椅子上，休憩了一會。
作為CMA的評審會主席，從送審到評選、從統計結果到監督獲獎名單，徐毅每個環節均參與其中，思考哪些步驟的進步才能更好地讓CMA的機制達到目標，憂慮哪些細節不被遺漏現場才會完美，事無鉅細，事必躬親。
一個多月前，李宗盛坐在位於三里屯的太合音樂辦公室內也告訴徐毅，“小徐你這麼玩命，這行裡頭還有誰能這麼幹，你得趕緊有個常設機構，有團隊來日常完成這些工作。不然，我很擔心這件事（CMA）會持續不下去。”
徐毅很無奈，不是不想，而是具備一個常設機構本身就需要相當專注的時間和條件來建設，而目前，CMA基本上是靠業界人事義務臨時在堅持的。在日常本職工作已經極度繁重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義工實難為繼，心力不足，天人交戰。而徐毅一直在尋找的評委會主席的接班人，也是難上加難。
“首先，找這樣一個有行業影響力的人，而且又不會在評審的角度上有利益衝突的人很難。當年，選我就是因為我剛巧離任SONY音樂，身份相對單純。再來就是這份要求極高的專業工作，動輒就需要持續半年嚴謹不懈，繁複浩瀚的投入… …辛苦，沒有固定的工作團隊，沒有酬勞，一切真的是在困苦中。所以，我們一定要改變這個缺乏。”
每每焦慮時，徐毅就找宋柯互訴傾腸。宋柯總是一副江湖做派，嬉笑勸之。甚至有些時候徐毅找宋柯經常出現找不到人的情況。
久而久之，現在雙方的關係有些微妙。宋柯把這段關係比喻成兩個戀人冷戰的階段，互相受不了對方，互相又離不開對方，“我受不了他抱怨，他受不了我這種大而化之。但是我們又特敬重對方，知道離了誰CMA都做不到今天，也知道彼此都是踏踏實實的想為這個行業做一點事。”
或許相比GMA（金曲獎）、AMA（全美音樂獎）和BMA（公告牌音樂獎），CMA（唱工委音樂獎）還遠沒被大眾熟知。
CMA（CMIC Music Award），是“中國首個由唱片行業協會發起設立的音樂獎項”，其發起人不乏中國音樂產業資深前輩宋柯、徐毅、李宗盛及沈黎暉等人，評審更全是由音樂行業從業前輩和新銳組成。該獎致力於打造中國音樂行業最具公信力的獎項，參考格萊美音樂獎（Grammy）的獎項設置，流派風格涉略廣，由行業協會進行評審。
CMA幾乎代表著整個中國唱片行業對華語音樂看法，被看作“中國的格萊美”。同時也是宋柯、徐毅、李宗盛等在音樂行業的推手對未來華語樂壇的所有嚮往，希望通過CMA來建立一個可以長久遵循的行業標準。
用宋柯的話來說，CMA是他們留給中國音樂的“legacy”。
被宋柯“誑”進CMA的徐毅
和宋柯在唱片時代就聲名遠揚相比，徐毅有些過於低調。這個在中國音樂行業近三十年的幕後“大佬”幾乎在搜索引擎上檢索不到太多信息。
徐毅現在Title是太合音樂集團的總裁兼CEO，在此之前，他1992年入行，在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公司起步。24歲就入主是英國EMI百代唱片的中國區代表。而入職太合音樂前，徐毅更作為大中華區主席暨首席執行官，執掌整個索尼音樂娛樂五年，成為這個職位的內地第一人。
如果不是因為CMA，徐毅不會對外接受採訪，也不會把自己搞的這麼疲憊。
在頒獎典禮臨近前，徐毅告訴太合音樂的董事長錢實穆，希望能從太合的業務中抽出幾天時間用於CMA的工作，“對此老錢也理解，他說，能為行業做點事，咱們多支持。”。
一方面錢實穆相信CMA是能給行業帶來一些良好變化的；另外一點，他也確實看到了徐毅對CMA的真切投入——在去年頒獎禮結束後的第二天，徐毅本人在所供職的太合音樂集團有一個工作會議中竟兩次睡過去，這是他以往的職業經歷中從未有過的。
如果沒有宋柯，徐毅大概率不會這麼累。換而言之，徐毅是被宋柯“誑”到CMA評審會主席這個崗位上。
早在四五年前，宋柯就萌生要做一個公正、公開、為行業建立標準的音樂獎項。他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徐毅，倆人一拍而合。為此，他們曾帶著一票唱片公司老闆數次參觀學習全英音樂獎和格萊美獎。
契機出現在2017年，這一年宋柯、徐毅以及沈黎暉等唱工委的常務理事決定要把第一屆CMA做出來，並且要推選出一個評委會主席。
在會議召開時，徐毅還在西安照顧生病的母親。結果在徐毅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宋柯“缺席審判”推選徐毅當選為評委會主席，並全票通過。（除了徐毅那票）
“說起來特別不道德，但我不知道(他母親生病），不賴我。結果出來後我告訴徐毅，你已經被光榮的推選成第一屆CMA的評審會主席，結果老徐哭笑不得，回我第一句話是，‘你瘋了吧，你找別人去好嗎？”
宋柯以“服從組織安排”迴應徐毅，“因為我特別瞭解他這人。如果我不這麼逼著他，他大概能跟我聊到頒獎前（也不願意當選）。但是他自己後來也說，他其實他生命中也需要缺一個我這樣在後邊老推著他的人。”
當然，推選徐毅的背後，宋柯也有自己的小心思。相比自己一直是音樂行業創業者+老闆的身份，徐毅在近三十年的行業生涯中，一直是一個出色的職業經理人。
“只要他答應了的事，不管多難，一定會用心做好。我們六零年代生人一直有一種使命感，我有，徐毅（七零後）也有，他對音樂行業是有理想的。”
中國音樂獎的“弊端”
華語樂壇，或者說內地樂壇缺少一個公正、乾淨、有態度、有影響力的獎項已經很多年，“立牌坊、分豬肉”是圈內心照不宣的事實。
作為在唱片行業摸爬滾打二十多年的徐毅和宋柯也參加過不少類似頒獎典禮，有的是通過唱片公司或者藝人贊助公然“賣”獎，有的通過獎項吸引明星演出，再高價出售轉播費……
長期不透明的評審狀態，讓很多唱片公司和藝人對華語樂壇的獎項充斥著不信任感。
在頒獎前很多臺下的藝人已經知道了獲獎情況，如果沒得獎的“陪跑者”常常由於面子掛不住，乾脆都不出席。甚至有些主辦方本來要把這個獎頒給某位藝人，結果得知對方無檔期參加後，直接修改了獲獎名單。
“我們想做一個乾乾淨淨的獎，不僅要評審公正，更要建立一個行業標準，說清楚為什麼要把這個獎給他。”
作為一個非盈利性的組織，CMA每年收入並不多，但在資金緊張的情況下，為了確保評審環節公平，仍然請了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首的英國PwC來公證每個環節。
在具體的評審上，唱工委音樂獎設立了獨有的“工會獎+學院獎”評獎模式。唱工委目前擁有的174家會員單位幾乎覆蓋國內大小唱片公司和音樂廠牌，他們投票選出入圍名單後。
在最終評獎環節，由徐毅擔任評委會主席，邀請九位業內的資深及新銳人士分別擔任評審召集人，由他們九人各自再邀請十位不同領域的樂界同行，組成包括主席在內的100位業內評審團，在評委會首席顧問李宗盛持續推動下，101位評審團進行行業標準論述的工作，最終評選出獲獎名單。
具體有嚴苛？每年徐毅組織的10位業界評審名單保密，甚至連同是獎項發起人的宋柯都不清楚。
“我和老徐分工時說好了我不過問評審環節，結果他丫真的一點消息沒給我露，甚至還不讓我見評審成員。”宋柯回憶，“有一次聽說李宗盛大哥來了北京，我這當兄弟的（徐毅）都不讓我見，至少讓我和大哥喝杯咖啡聊會天，結果不行，不讓我摻和。”
徐毅記得，在2017年唱工委音樂獎第一屆盛典舉辦的前一刻，有一位藝人帶著妝到了現場。在進場前，這位藝人悄悄詢問徐毅，究竟自己有沒有獎可拿？如果不告知，就不進去了……
而同樣在第一屆CMA時，也有不少唱片公司老闆找到宋柯，詢問能不能給自己的藝人一個獎，“給不了最佳男歌手，給一個最佳流行歌手可以談嗎？你暗示一下能得獎我就安排藝人來給你撐場子。”
“第一我確實不知道，我也不能開這個口子。假如CMA公佈了五個提名，結果只有得獎那個人來了，有什麼意義呢？一點榮耀感都沒有，特沒勁。”
後來的結果是，首屆CMA頒獎盛典上臺領獎的人士，大多是藝人的助理、家人，甚至連場地座位都沒坐滿。但也正是在徐毅的這份執拗下，第二屆、第三屆CMA，越來越多的藝人開始認可這個獎項，
“越講人情傷害越大，越講原則傷害越小。”徐毅告訴娛樂資本論矩陣號河豚文旅（ID:hetunwenlv），有一次他跟周杰倫的經紀人在一起開會，無意間就看到他的辦公室裡面就放了兩排獎座，金曲獎和CMA唱工委音樂獎。
“對方告訴我杰倫很喜歡這個獎，去年杰倫《周杰倫的床邊故事》這張專輯獲得4項獎項，其中一項是“最佳音樂錄影帶”，我們的評審團把他在MV中運用借鑑的好幾個電影手法都講出來了，所以評審是當真地在評。杰倫為此非常高興，因為，評審若是知音，當然會讓人信服。這就是獎的份量。”
CMA的“獎格”保住了。
CMA難在哪？
“窮、忙、亂”這是在CMA頒獎典禮光鮮的幕後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當音樂行業沒有將自身標準整理論述出來之前，許多可供前行的基礎就會處於混沌之中，人們也就無從遵循標準。
問題首先出自內部，CMA成立之一的目的是為音樂獎項建立一個可量化的標準，為此李宗盛曾撰寫萬字報告遞交給了徐毅，但真正執行卻很難。
“不是每一個評審，他的語言、文字表達能力都好。大家能聽出來好或不好，但把音樂中感性的東西、技術的經驗變成專業的描述其實很難延伸。”
同時由於CMA獎項提名是由會員單位投票選出，在最初的送審環節，徐毅就經歷過一次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一家小的唱片公司，拿了90首輕音樂用來提名最佳女歌手獎。結果當CMA的工作人員和PwC每一首都監聽完後，發現都沒有人唱。
“我當時氣的要死，然後打電話過去詢問為什麼這麼做，結果對方回覆，我們公司雖小，但輸人不能輸陣。”
甚至早先唱片公司投票的時候出現，沒經過公司內部認真或有系統地討論和評審。直接由公司前臺代投的情況時有發生……
這些看似瑣碎的小事代表著CMA的公正和專業，也給原本人員緊缺的他們帶來了龐大的工作量，徐毅事無鉅細的都要過問、解決。時常要親自致電會員單位的老闆，拜託大家要嚴謹積極。
由於目前CMA並沒有設立常駐機構，很多工作人員都屬於義工。所以常常召開前，都是徐毅臨時找來太合的工作人員幫忙，宋柯招呼過來的阿里文娛的老朋友一起幫忙。工作繁多時經常忙到凌晨，但卻沒有一分酬勞。
“我們連份像樣的大餐都請不起”，徐毅有些無奈，“我們前後一直忙這件事的人，不超過5個，唯一一個領薪水的員工，已經三個月沒開支了。”
“窮”這個詞，一直伴隨在CMA左右。
CMA目前主要的收入來自播映權、商家贊助、以及會費、會員捐助，但靠這點資金做一個像樣的頒獎禮遠遠不夠，甚至在第一屆時連組織評審、邀請第三方公證的成本都覆蓋不了。
這一切幾乎靠著宋柯、徐毅“刷臉”撐起來的。
“第一年哭喪著臉求爺爺告奶奶的時候，也確實得到了不少幫助，大家也覺得你太不容易了。比如愛奇藝的龔宇在我們冷啟動的時候硬生生的簽了三年的播映權；京東的徐雷是我球友，也連續三年贊助了我們。”宋柯回憶，甚至第一屆CMA時他常常莫名的收到一些未署名的捐款。
宋柯有時候會開玩笑的告訴評委會，實在缺錢就把北京的房子賣了，換一套小點的住。但後來換麼換房不清楚，只知道他和徐毅為了CMA已經陸續搭進去了幾十萬。
“我們有時候連評審的機票都覆蓋不了“，徐毅告訴河豚文旅（ID:hetunwenlv），”每次李宗盛大哥是蹭著開演唱會的契機來北京和我們開會，儘可能幫組委會省下一點成本。很多評審也是在國外巡演的途中飛回來參加CMA，也沒一分酬勞或補貼。這個行業的人真是有情有義！”
錢是刷臉刷出來的，人也是刷臉刷出來，做了三屆CMA後，徐毅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個詞是“感謝”。
徐毅記得前年CMA，湖南的超級馬力主動義務幫助CMA做了全程紀錄拍攝，完整的拍攝了整個CMA初創到評審，以及盛典的所有環節。之後，馬力團隊就忙其他節目了，但片子拍出來後卻一直沒人剪，為此徐毅拜託了一名青年導演晁晨無償地完成了後期，也許是共同的情懷，這個名為《千里之行》的紀錄短片令每一位觀者都能深深地被髮生在2017年的春夏往事感動。
剪輯的時候，導演使用了60年代英國搖滾樂隊平克弗洛伊德樂隊（Pink Floyd）的歌曲《被困》作為配樂。“片子做的非常好，情緒也配合著音樂渲染的很到位，但是我們沒有Pink Floyd歌曲授權，這個短片是無法播放的。”
英國搖滾樂隊Pink Floyd
而此時，距離頒獎典禮只有短短一個禮拜，重新剪輯根本來不及。
徐毅給自己老東家的索尼音樂亞太區負責人丹尼斯總裁打了電話，希望能得到Pink Floyd的使用授權，結果對方得知徐毅和一種中國同行在做一個有行業標準的獎叫CMA之後，四天內把免費使用的授權說明書發了過來。
“這當然是莫大的鼓勵。如果換做之前，我是不會這短的時間去做事的。雖然對方認可我們的理想，願意幫助我們，但很容易來不及達成。現在回頭看，挺感動的。”
這屆從業者行不行
宋柯和徐毅認識二十多年，多數時間他們是朋友，也是競爭對手。倆人同在唱片行業時，宋柯想籤的藝人被徐毅搶過，而徐毅想籤的歌手後來也落入過宋柯手中。
“相愛相殺”，宋柯用這個詞來描述他和徐毅一直以來的關係，但倆人也同樣因為彼此懷揣著一份對音樂的嚮往，使得從競爭對手變成另類“合夥人”。這一干，就是三年。
從96年回國創立麥田算起，宋柯在音樂行業摸爬滾打了23年，而徐毅比他更久。
但可惜的是，在這而後的二十多年裡，音樂行業一直過的不算太好。
先是互聯網盜版洗刷唱片公司，大家總是怪政策不支持，現在互聯網音樂的版權開始管控了，也沒見音樂人過的多好，只是苦了高價買版權的平臺方而已；後來又覺得是資本沒到位，說沒錢怎麼做生意，去年網易雲和太合哪次融資低於了10億，TME都登陸納斯達克了，結果呢，連首傳唱的好歌都沒出現，反而是一些“安琪拉”和“喵喵喵”等洗腦且無腦的歌充斥街頭。
這個行業需要有人告訴他們什麼音樂是好的，並且要讓整個音樂產業的人從幕後走向臺前，挺起腰板賺錢。無疑，CMA就是在做這麼一件事。
2011年時，對行業失望的宋柯留下一句“唱片已死”就跑去賣烤鴨了。但真正熱愛這個行業的人不會就這麼撒手而去。
徐毅也是如此。彼時宋柯找他做CMA時，他剛剛從索尼音樂離職，所以欣然應允。後來加入太合後因為工作原因兩度請辭，最後堅持下來，一方面是熱愛，另一方面，也是完成與宋柯的至少撐三年的約定。
“要把獎格立住，在評獎的過程裡逐步建立行業標準的論述機制，從藝術與技術角度為行業累計好的經驗做法，提煉出可以對未來發展有益的方法論。這件事花了三年，開了個好頭。推動常設機構的意義就是要讓這些工作，更系統更專注地持續推動下去。希望唱工委這個獎能夠與中國的發展合拍。” 徐毅說。
在CMA第三屆頒獎典禮，徐毅把自己的孩子帶到了現場，老徐告訴小徐，這就是你老爸每天忙到無法陪伴你的事情，並告誡他，之後也要做一個專業且被需要的人。
宋柯在開場前也做了致辭，“其實CMA成立的初心是樹立一個行業標準，希望在找到行業標準的同時幫助行業找回驕傲和自尊。有朋友問我，CMA能辦多久，我想肯定十年不止。當每年CMA大家齊聚一堂，給行業帶來一些變化時，我想我的表情一定是幸福並且愉悅的。”
說到這裡時，宋柯有點哽咽。很難猜出，他是因為CMA現在的成就喜極而泣，還是想到了三年來的艱辛情悽意切，抑或是通過CMA真的看到音樂行業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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