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地說，《水滸傳》是一部寫“土匪強盜怎麼形成”的書。有不少人把它當歷史看，事實上，嚴格地說，《水滸傳》連歷史小說都稱不上，只是一部虛構的演義小說，其中的人物、故事一分真、九分假。所謂“演義小說”，指的是小說中的部分人物和故事，歷史上的確有過，但有相當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卻是編造出來的。換言之，《水滸傳》這部演義小說只是歷史人物、事件的大合集。只是書寫得太好了，以至於讓後人以為這就是歷史，而真正的歷史反倒隱退了。
“一百單八將”原型只有三十六人
《水滸傳》中塑造了梁山泊“一百單八將”，個個形象鮮明，故事生動。但是，與史書對比，其中只有三十六個人物是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其餘七十二個，大都是創作出來的，純屬子虛烏有。
據史家考證研究，在宋徽宗宣和年間，確有宋江其人及其領導的梁山泊起義，這就是淮南地區宋江等三十六人“橫行河朔”的歷史事件，但不像《水滸傳》所寫的有一百零八將，也沒有那麼多生動的戲劇性場面。這三十六個人在正史書沒有客觀具體的記錄，大部分是根據民間傳說再加工而成的，這樣一算，整部小說中的人物就一分真、九分假了。
梁山泊位於山東西部，原是個很小的湖泊，後因從五代到北宋期間黃河多次缺口氾濫，它與四周的許多小湖泊匯成一片，到北宋末年便形成縱橫八百里水域的大湖泊，湖中港汊交錯，蘆葦縱橫，並有許多天然小島，形勢險要複雜。當時許多破產農民、漁民以及一些被政府通緝追捕的逃犯藏匿於此，成群結夥，靠進行一些“非法”的活動營生。有若干股勢力日益增大，人數愈聚愈多，到北宋末年更掀起了多次反抗官府腐敗、盤剝與壓迫的武裝鬥爭和農民起義。宋江起義軍就是其中的一股。
宋江起義的導火線是宋朝廷為了解決財政困難，宣佈將整個梁山泊八百里水域全部收為“公有”，規定百姓凡入湖捕魚、採藕、割蒲，都要依船隻大小課以重稅，若有違規犯禁者，則以盜賊論處。貧苦的農民與漁民交不起重稅，於是在宋江等人的領導下，鋌而走險，憑藉梁山泊易守難攻的地形，阻殺前來鎮壓的官兵。
最初四五年，宋江等人一直堅守在梁山泊，直至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才正式宣佈起義，隨後離開梁山泊，轉戰於青、齊、濮各州之間，官府也才開始注意到這支起義軍的存在，並下令“（京）東、西路提刑督捕之”“招撫山東盜宋江”（見《皇宋十朝綱要》）。該起義軍最終以被官府招安結束。
宋江起義規模到底有多大，從《宋史·侯蒙傳》《宣和遺事》等的記載看，只有三十六人。據郎瑛《七修類稿》載，這三十六人為：宋江、晁蓋、吳用、盧俊義、關勝、史進、柴進、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劉唐、張青、燕青、孫立、張順、張橫、呼延綽、李俊、花榮、秦明、李逵、雷橫、戴宗、索超、楊志、楊雄、董平、解珍、解寶、朱仝、穆橫、石秀、徐寧、李英、花和尚、武松。
這個名單有一個可疑之處就是，作為一次有影響的農民起義，僅三十六人就“橫行齊魏”，官兵數萬人不能抵抗，這是不可能辦到的。因此有人認為這三十六人可能是起義軍大小領袖的總數，也就是說與宋江一起舉事起義的三十六條好漢，後來每一個好漢統率一支部隊，但為了方便起見，仍以三十六人的名字稱呼，這種解釋倒也合理。那麼，宋江領導的農民起義到底有多少人？由於史無記載，確切數字無法統計，推測至少應有數千人。
史書記載宋江起義有三十六位英雄，為何到了《水滸傳》卻變成一百零八位呢？或許是作者“欲成其書，以三十六為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郎瑛《七修類稿》載），使小說更添傳奇色彩以迎合百姓喜好，琅琅上口，便於流傳。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發生農民起義次數最多的朝代。有宋三百多年，農民起義大大小小有數百次之多，宋江起義只是其中規模與影響都較小的一次。但因南宋時編印出版了《宣和遺事》，把宋江起義史事演義化、故事化；明初又出現《水滸傳》，將宋江起義故事描述得更加生動感人，因而使這次原本平常的農民起義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以至家喻戶曉、人人皆知。
但是，小說雖與歷史有聯繫，畢竟不完全是一回事，這是我們看《水滸傳》時所要注意的。
宋江是否徵方臘
宋江接受招安以後，又幹了些什麼事情？小說中，宋江投降後被宋朝派去鎮壓方臘了。方臘起義是與宋江起義幾乎同時發生的一次農民起義，從起義規模和影響上講都比宋江起義大得多。
關於此說，史書中也有相似的記載，如《續資治通鑑長編》《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三朝北盟會編》《皇宋十朝綱要》以及《大宋宣和遺事》都稱宋江投降後隨官兵前往鎮壓方臘起義，宋江從農民起義領袖變成了屠殺農民起義的劊子手。但1939年出土的《折可存墓誌銘》中卻明確地說，折可存是在徵方臘勝利後才逮住宋江的，換言之，宋江沒有徵過方臘。同是史料，孰真孰假，史學界爭論不休。由於這些史書的作者都是一流的史學家，基本上是當時人寫當代史，因此，多數學者認為宋江投降、徵方臘的記載不會有誤，反倒是折可存墓誌銘記載可能會失真。
然而，通過對史料的梳理，卻發現宋江徵方臘一說疑點重重。
前述史書中雖然提到宋江滅了方臘後，被封為節度使，但沒有具體的時間。此外，《通鑑長編紀事本末》《皇宋十朝綱要》等書都提到，宋江曾經在宣和二年或三年去浙江徵方臘。然而，根據《宋史》，宣和二年宋江還沒有投降，又如何去徵方臘？這一資料顯然不準確，至於宣和三年，從《宋史》中看，也不太可能，這可以從下面兩段文字中得到印證。
《宋史·徽宗本紀四》中說：“(宣和)三年（1120年）春正月……是月方臘陷婺州（浙江金華），又陷衢州……宋至道三年（1121年），……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四月庚寅，忠州御使辛興宗擒方臘於清溪。”
這段記載對方臘失敗、宋江起義的時間、地點都記述得很清楚：1120年，方臘起義，先後攻下婺州、衢州、杭州等處，正激戰中，宋江於1121年起兵犯淮陽軍。到了四月，方臘起義失敗。
至於宋江何時投降，上面這段中沒有具體的日子，倒是《宋史·張叔夜傳》中對宋江投降的經過有比較詳細的記載：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張叔夜在連雲港南面的海州當知州的時候，宋江等人在黃河的北邊起兵造反，佔領了十個郡，官軍不敢抗拒。聽說宋江等人將要到海州來，張叔夜派出探子打探宋江等人所走的方向。得知賊兵湧到海濱，於是組織了一支有一千人的敢死隊，在城邊和海邊埋伏，然後派出一支尖兵去誘敵。等到宋江等人上岸作戰，張叔夜派人把他的船都燒了。宋江的義軍沒了退路，失去鬥志。這時候伏兵乘勝攻擊，宋江損失慘重，退路又被切斷。在這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不得不率眾投降，接受朝廷招安。
此段記載雖然沒有詳說宋江具體什麼時間被誘捕，但粗略推算一下，從他於宣和三年二月起兵，接著又犯京東、江北，入楚(州)、海州界，最後被誘捕，總需要一兩個月時間，這樣就到了四月份，此時方臘已經全軍覆沒了，宋江不可能參與徵方臘。
《東都事略·徽宗紀》中倒是明確說宋江投降的日子，是在方臘被擒以後的一個月，當然不可能也不需要他去徵方臘了。遺憾的是此書不是正史，可信度不免要差一些。
此外，《宋史》中分明記載著生擒方臘的將軍是宋代名將韓世忠，這說明平方臘戰役和宋江並沒有什麼關係。
可見，宋江徵方臘的故事很可能不存在。
那麼，宋江最後是什麼結局呢？
有人懷疑宋江投降後被殺。例如宋代學者洪邁的《夷堅乙志(六)·蔡侍郎》中記了一件頗有神話色彩的事件：宣和七年，戶部侍郎蔡居厚被罷官，後因背上疽瘡發作，死了。沒過多久，他所喜歡的一個叫王生的人死而復生，自言他在冥界見到蔡居厚正在受懲罰（冥譴）。蔡居厚讓王生回來轉告其妻說：“我如今只理鄆州事。”夫人慟哭道：“侍郎你去年在鄆州當差時，梁山泊五百名叛賊受降，你去把他們都殺了，我當時屢屢勸你不要這麼做，你就是不聽。”
有人據此認為蔡居厚所殺的就是宋江等人。《夷堅乙志》成書於乾道二年(1166年)，離宣和六年(1124年)不過四十餘年，儘管所述故事是道聽途說，而且“冥譴”之說也荒誕不經，不過“殺降”一事大概不是虛構的。
但是此書與史書在時間上又有極大的出入：宋江投降，是宣和三年間事，蔡侍郎招降“梁山濼（梁山泊）賊五百人，既而悉誅之”，是宣和六年的事。即便宋江確實是宣和三年在山東梁山泊投降的，蔡居厚所殺的也應該是另一支土匪或起義軍。也有人據此推測說：宣和三年投降後的宋江，命運不會比宣和六年投降的“梁山濼賊五百人”更好。不過推測不等於就是事實，這裡只能“聊備一說”而已。
總之，宋江等人投降之後，如何結果，已經無法考證了。
《水滸傳》的作者是誰
《水滸傳》的作者是誰，歷來研究者說法不一。在中國大陸最流行的說法是施耐庵，但是也有一些版本卻標明著作者為施耐庵、羅貫中兩個人。
其實，早在明、清兩代，關於《水滸傳》版本上的署名，在文人們的筆記和書目的記載中，就有如下三種說法：
一、羅貫中撰。這種說法不見於任何一種早期刻本。
二、施耐庵撰。這種說法最早的兩種版本出現於明末崇禎年間。
三、施耐庵、羅貫中合撰。有這種題署的版本最早出現於明代的嘉靖、萬曆年間。
清初文學評論家金聖嘆也認為《水滸傳》是施耐庵和羅貫中二人合著的。不過他認為前七十回是施耐庵寫的，後五十回才是羅貫中續的。所以他要“腰斬”《水滸傳》，並在第七十回正文後面發表這樣的評論：
“一部書七十回，可謂大鋪排，此一回可謂大結束。讀之正如千里群龍，一齊入海，更無絲毫未了之憾。笑殺羅貫中橫添狗尾，徒見其醜也。”
不過，金聖嘆並沒有提出他所根據的是什麼。
一般的評價，有兩個共識：第一，都認為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比《水滸傳》寫得好，特別是關於戰爭部分。《水滸傳》最擅長寫殺人越獲，但戰爭場面卻寫得極為粗糙，漏洞百出。所以，不太像羅貫中的手筆。第二，都認為《水滸傳》的前七十回比後五十回寫得好。如果《水滸傳》的後五十回是羅貫中所續，不應該寫成這個樣子。
可是，如果此書沒有羅貫中什麼事，為什麼又會出現他是此書作者的傳言呢？可見，其中必定另有原委。此外，還有人認為施、羅都不是《水滸傳》的作者。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下面我們不妨梳理一下這二人的關係，試圖從中找到答案。
“施耐庵”不是人名？
極少數的人認為施耐庵不過是個假託的人名。例如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就說：“疑施為演為繁本者之託名。”他的根據是最早出版的《水滸傳》簡本書上並沒有編著者署名，幾十年後出現繁本，不但內容有所增加，作者也署名了。因此這個作者，很可能就是萬曆年間繁本的修訂者，不過是編個人名隨意加上去的而已。甚至有人認為“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的“施耐庵”是“是乃俺”的諧音，意思“就是我”，也就是編者羅貫中。
今天的人無法理解，完成一部文學作品是非常辛苦的事，作為一部優秀作品的作者，本該是一件榮耀的事，怎麼會有人不願意署名呢？原來，這中間，有一個對“小說”的認識演變過程。
在中國古代，“小說”算不得文學作品，“小說家”只是“下九流”人物。最早的“說書人”，高級點兒的在茶館或“勾欄”也就是妓院裡說，低級的只能在馬路邊說，跟叫花子差不多。給說書人寫“話本”也就是底稿的人，大都是窮困潦倒的落魄文人，有的甚至是煙鬼、酒鬼、嫖客、敗子。這些人幼年讀過書，懂點兒歷史，長大了闖蕩江湖，見多識廣，有的還特別善於言辭。落魄以後，無以謀生，就編一些歷史故事，要麼自己講，要麼把底稿賣給“說書人”讓人家去講。在這種情況下，小說家不但不敢爭版權，還生怕別人知道，壞了讀書人的“名聲”。在讀書人的眼中，寫八股文章的才是“文人”，寫詩詞歌賦的才是“雅士”，寫小說的，就是“文痞”甚至是作孽的“罪人”了。例如明代的廬陵(江西吉安)人李昌祺，學問不淺，官兒做得也不小，就因為寫了一部五卷二十二篇傳奇小說《剪燈餘話》，結果不但生前受到嘲笑，死後還被取消了進入鄉賢祠的資格。
在“正人君子”們看來，小說家不但要受到世人責罵，還要受到天譴、遭到報應的。例如明代人田汝成在《西湖遊覽志餘》中說，羅貫中因為編《水滸傳》，“其子孫三代皆啞”。清代的鐵珊在光緒十五年刊印的《增訂太上感應篇圖說》中已經到了不惜用造謠中傷來汙衊、侮辱小說家的地步了：“施耐庵作《水滸傳》，其子孫三代皆啞。袁于令撰《西樓記》，患舌癢症，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盡而死。高蘭墅（高鶚）撰《紅樓夢》，終生困厄。王實甫作《西廂》，至‘北雁南飛’句，忽撲地，嚼舌而死；金聖嘆評而刻之，身陷大辟，且絕嗣。”
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下，中國古代的小說家，大都不署名或用別號署名，例如漱六山房、花也憐儂、蘭陵笑笑生等等。《水滸傳》是中國最早期的白話小說，寫的人物又都是土匪強盜，宣揚“善殺人者即英雄”，鼓勵造反，作者不敢署名，毫不奇怪。
江浙人寫不出山東話？
還有一種觀點更有趣。有人認為施、羅是江浙人，而《水滸傳》中滿是山東、河南方言，江浙人施、羅不可能寫出山東腔，所以二人都不是作者。
先來看看施、羅的生平。
施耐庵或者羅貫中歷史資料，少得簡直如鳳毛麟角，許多專家考證，甚至連考古學家也參加進來發掘，所得到的資料，有的模稜兩可，有的被批駁者所否定。目前一般的說法是：
施耐庵，名子安，號耐庵，原籍錢塘(浙江杭州)人或蘇州人，後來遷居江蘇興化或淮安，元代至順二年(1331年)，與劉基同榜中進士，並與劉基結識，曾在錢塘當官兩年，後來退出官場，終生不再仕，立志著書。大約在1296—1370年間去世，著書的時間共有三十多年。終年七十五歲。著書的地點，傳說是在江蘇興化的白駒場。有一種說法：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冬，朱元璋與張士誠交戰，施耐庵為避戰亂，遷來白駒場西定居，此地現名施家橋。
張士誠是元末泰州白駒人，施耐庵後來定居白駒，與張士誠可以說是小同鄉。許多有關施耐庵的文章都提到張士誠和朱元璋都想請施耐庵出仕，即便不是事實，至少也有一定的歷史依據。還有人說施耐庵曾經當過張士誠的軍師，可惜張士誠目光短淺，不聽施耐庵的良策，於是施耐庵離開了張士誠，張士誠也終於被朱元璋打敗。張士誠的失敗，施耐庵一直耿耿於懷，覺得自己也有一分責任，所以他在《水滸傳》中特地把梁山軍師智多星吳加亮改名為“吳（無）用”，意思就是自己沒有盡到責任幫助張士誠平定天下——是軍師無用啊。
白駒場現在有不少與施耐庵有關的遺蹟，如施耐庵陵園，還有施耐庵在白駒鎮寫作《水滸傳》的書齋。清咸豐五年（1855年），施耐庵的十四代孫施涔將此齋加以修建，改成了“施氏宗祠”，供有第十五世始祖施耐庵的牌位。
據稱當地施氏宗譜卷末有《施耐庵傳》殘頁，為淮安人王道生作，其中提到施耐庵著有《江湖豪客傳》，即《水滸》等多部著作，每一部著作完成都要仔細校對，其中得到弟子羅貫中的幫助最多。從文字看，作者王道生比施耐庵小七十來歲，比羅貫中小三十多歲，而且與羅貫中在福建見過面，所講的事蹟，應該可信。但是據《水滸》研究者及考古學家們的考證，此文僅見於清代的施氏族譜，不是明代的版本，也沒有旁證，有偽造的嫌疑。
後來又陸續發現各種有關施耐庵的資料，如清咸豐年間的《施氏族譜》、施家橋出土的《施讓地券》《施氏家簿譜》等文物，民間也有各種傳說。整合這些資料後，可以大致勾勒出施耐庵的生平：施耐庵，元末明初人，名子安，又名肇端，字彥端，耐庵是他的又字或者別號。祖居揚州興化，後來遷居海陵白駒，至順間“鄉貢進士”，流寓錢塘，曾入張士誠幕，張敗後隱居白駒著書，後因躲避朱元璋的徵召而去淮安，死後骨殖遷葬白駒施家橋。
關於以上推測，學術界尚有爭議。因為這些資料都是在施耐庵死去幾百年了，《水滸傳》廣泛流傳之後才出現的，不是第一手材料，可信度不免要大打折扣。
再來看羅貫中。
通常的看法是，羅貫中（約1330—1400年），名本，一說名貫，字貫中，號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一說錢塘人或廬陵(江西吉安)人，終年七十一歲。也就是說，羅貫中比施耐庵小三十五歲，施耐庵中進士的那一年，羅貫中剛出生；施耐庵死的那一年，羅貫中四十一歲。羅貫中的著作比施耐庵多，除《三國演義》外，還有《三遂平妖傳》《隋唐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粉妝樓》《宋太祖龍虎風雲會》等共幾十種。但是從這些作品的文字水平看，比《三國》相差太遠，不大可能出於同一人之手，很有可能是羅氏的早期作品或後人偽託。
有人從語言方面分析，認為《水滸傳》中使用了大量山東、河南方言，據此認為《水滸傳》不可能是身居錢塘的施耐庵或羅貫中編寫。其實《水滸傳》中同時也使用了大量江浙方言如“稿薦、桶盤、做人家、做羹飯”之類。再說，水滸故事的來源是宋元話本，而話本的主要流行地區是河南、河北、山東，話本所使用的文學語言是當時的“官話”，即首都開封方言。因此，《水滸傳》中出現許多河南、山東方言語詞，很可能施耐庵就是直接照抄話本底稿的。因此，認為施、羅都與《水滸》無關的說法不可用。只是，到底誰是真正的作者，至今仍是個謎。
施、羅不可能同為作者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中說羅貫中是施耐庵的門人。高儒《百川書志》說：“《忠義水滸傳》一百卷，錢塘施耐庵的本，羅本貫中編次。”意思是說：《水滸傳》是施耐庵寫的，羅貫中編的，也可以理解為兩人合作的。
如果前文對二人的生平考證屬實，那麼，二人同時著書似乎不大可能。從年齡上看，施耐庵辭官不做，開始著述時是四十二歲左右，思想水平和文字水平都已經成熟了，這時候羅貫中還是個三歲的小孩兒。等到羅貫中成人，施耐庵的小說已經寫了近二十年，早應該定稿了。
另外，羅貫中的水平比施耐庵要高得多，這從《三國演義》與《水滸傳》的對比中明顯可以看出來。一般來說，老師的水平即使不高於學生，也不會相差太遠。羅貫中寫《三國》，戰爭場面寫得十分生動，地理位置也大都與實際相符，而《水滸》所寫的戰爭場面大都出於想象，有的近似兒戲，地理位置更是錯誤百出，是名副其實的“紙上談兵”。如果羅貫中參與《水滸傳》的“編次”，總不會眼睜睜地看著老師的作品錯誤百出而無動於衷吧？
舉幾個典型的錯誤。
其一，為了救宋江，兩百多梁山好漢來回六千里路從梁山到江州去劫法場。回來的時候，還收了四個好漢和近一千人馬，一路衝州撞府，平安返回梁山。如此不要命的軍事部署，寫出精彩三國戰爭場面的羅貫中怎麼可能看得下去？
其二，救史進和魯智深時，梁山泊出動七千大軍，來回三四千裡，半路上還劫持了欽差大臣的“金鈴吊掛”，最終平安回到梁山。這簡直是軍事神話。任官軍的力量再薄弱，也不可能讓宋江等人“橫行”到這種程度，否則大宋的江山早就拱手讓與他人了，怎麼可能持續三百年之久。
其三，小說中稱武松在滄州別了柴進和宋江，回清河縣去看望哥哥，路過陽谷縣時順便打死了一隻老虎（景陽崗打虎）。然而，這個路線犯有嚴重的地理常識性錯誤。清河縣在滄州的南面兩三百里，陽谷縣在滄州的南面五六百里，三個地方基本上是一條直線。武松本可以從滄州直接回到清河，沒必要“路過”陽谷縣。但是小說中，武松不但路過了陽谷縣還在那裡的景陽岡打死了一隻老虎，而後又折回頭回到清河縣。
再比如著名的“智取生辰綱”。書中說朝廷從大名府運送生辰綱到開封去，中途要經過黃泥岡、二龍山、桃花山等強人出沒的地方，導致生辰綱最後在黃泥岡被劫。且不說這條道路有現成的“官道”，官兵根本沒必要走荒山野嶺。可見《水滸傳》對這些地方位置描述就有錯誤。從山東大名府到開封幾乎是一條由北向南的直線路線，按小說的說法，生辰綱在黃泥岡被劫，這些地方都應該在大名府的正南、開封府的正北面。可是，《水滸傳》中又說，黃泥岡在大名府的正東面，屬於濟州管轄。二龍山、桃花山和清風山同屬青州管轄，青州在濟州的東北，離大名府到開封的路線相距千里。這顯然是作者地理知識不足造成的。
書中類似地理和戰爭的硬傷還有不少，像這樣的錯誤，不太可能在熟悉地理和戰事艱辛的羅貫中筆下出現。
有一點要特別指出，即《水滸傳》中的地理性錯誤，只錯在北方地區，到了後面，宋江大軍開到浙江去“徵方臘”時，作者對浙江的地理環境特別是杭州地區的地理描述，幾乎沒有錯誤。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水滸傳》的作者或編撰者是個沒有到過北方的南方人，或者就是杭州人。這身份，與施耐庵、羅貫中完全符合。
此外，作者對北方氣候的錯誤描述也可以證明作者是南方人。
例如“風雪山神廟”那一場。當時林沖的住處被奸人所燒，林沖冒著紛紛揚揚的大雪，在嚴冬歲末走了十來天到了梁山。此時梁山泊不但沒有結冰，還“山排巨浪，水接遙天”，林沖還能夠坐著小嘍囉劃的船上了梁山。這對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華北來說，簡直就是亙古奇蹟！
再例如，呼延灼用鐵甲連環馬進攻梁山泊一節，先不說這種連環馬根本不可能上戰場(只要射倒一匹，其他馬就會受影響)。就是當時正值冬令，在那冰封的湖面上任何馬匹都無法奔跑，哪裡還用得著徐寧的鉤鐮槍？連環馬極有可能是從岳飛柺子馬聯想而來的。
《水滸傳》的作者是誰？將以上種種觀點綜合起來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水滸傳》並非成於一時，也不是作於一人之手，其中施耐庵可能是第一個進行編纂加工的“總其成者”，貢獻最大。至於羅貫中是否是施耐庵的弟子並且參與修改，鑑於書中存在諸多歷史、地理、氣候方面的錯誤，我們更傾向於認為，熟悉歷史、地理的羅貫中沒有參與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