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四帖》究竟是不是張旭的真跡？

書法張旭啟功謝稚柳顏真卿聞是書畫 2018-11-28

啟功、謝稚柳、楊仁愷對張旭《古詩四帖》鑑定的不同結論

林如

啟功的文史文獻考證鑑定方法與其他鑑定家的鑑定方法形成鮮明對比。值得一提的就是啟功、謝稚柳、楊仁愷三家對張旭《古詩四帖》的鑑定，以及從而引發的一場真偽辨別的爭論。謝稚柳認為《古詩四帖》為唐張旭真跡，併為此著文《唐張旭草書古詩四帖》和《宋黃山谷諸上座帖與張旭古詩四帖》，論證了他的判斷。他所憑藉的論據是筆法、個人風格和時代風格。謝稚柳以歷來對張旭草書的敘說，如杜甫的《張旭草書歌》：“鏘鏘鳴玉動，落落長鬆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 等對張旭筆法的形容與《古詩四帖》筆勢相印證;並從對《古詩四帖》與懷素狂草《自序帖》和顏真卿《劉中使帖》筆勢結體的具體比較分析中，證明《古詩四帖》確為張旭所書。謝稚柳反覆提到的就是筆法、風格、形式，這非常具體地體現了他以筆墨形式風格分析為主的鑑定方法。

楊仁愷也認定《古詩四帖》是張旭的真跡，他對草書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時代背景作了綜合分析考察，從顏真卿的《祭侄稿》、懷素《苦筍帖》、《自敘帖》到五代楊凝式的《神仙起居帖》、北宋人黃庭堅《諸上座》等直接或間接受張旭影響的後代草書家作品真跡進行對照和分析，論證了張旭此卷的特點。他認為：“(顏真卿《祭侄稿》等)所有這些真跡，都與《古詩四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其中最突出之點，就是用筆。……盛唐以後書法之風為之一變，草書始於張旭，正楷定於顏真卿，不僅是風貌有別，而且運筆方法都具有劃時代的標誌。從盛唐上溯到東晉，運筆有一個普遍的法則，無論是真、行、草、隸的橫筆豎畫，基本上是方頭側入，自然形成橫筆筆鋒在上，豎畫筆鋒在左的狀態，以此去考察這一時期的字跡，不致有多大的差誤。到了盛唐以後，運筆改用圓頭逆入，筆鋒居於橫豎畫的正中，近於篆書筆法。《古詩四帖》是這樣，《苦筍帖》、《自敘帖》、《祭侄稿》也莫不是如此。如果硬是不承認這種運筆法則始於張旭，那麼顏真卿、懷素新的運筆法又是從何而來?再說《古詩四帖》用圓筆運筆是那樣的明顯，如錐畫沙，無往不收，內擫的筆勢，又處處與右軍相默契，是亞棲、彥修之輩無從想象的!” (楊仁愷著《楊仁愷書畫鑑定集·唐張旭的書風和他的〈古詩四帖〉》，河南美術出版社，1999年4月)在此，楊仁愷也提到主要以用筆、風格的特徵來判斷此卷的真偽，根據經驗對某個時代的筆法特徵加以概括，多方比較之後得出結論。

啟功的鑑定方法同樣是旗幟鮮明的——文史考證法，只是最後得出的結論卻是和謝、楊兩家截然不同。他對作品的跋文和關於此卷記載的疑點作了詳細考證，包括項元汴、豐坊、董其昌等人的跋文，還有《宣和書譜》和王世貞《王弇州四部稿》中所記，啟功還特別對董其昌的鑑定提出了質疑。最後他闡述了自己對此帖的一番見解：“這卷字跡本身究竟是什麼時候人所寫的?算不算張旭真跡?我的回答如下：按古代排列五行方位和顏色，是東方甲乙木，青色;南方丙丁火，赤色;西方庚辛金，白色;北方壬癸水，黑色;中央戊己土，黃色。庾信原句‘北闕臨玄水，南宮生絳雲’，玄即是黑，絳即是紅，北方黑水，南方紅雲，一一相對。宋真宗自稱夢見他的始祖名叫‘玄朗’，命令天下諱這兩字，凡‘玄’改為‘元’或‘真’，‘朗’改為‘明’，或缺其點畫。這事發表在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見(宋李攸《宋朝事實》卷七)所見宋人臨文所寫，除了按照規定改寫之外也有改寫其他字的，如紹興御書院所寫《千字文》，改‘朗曜’為‘晃曜’，即其一例。這裡‘玄水’寫作‘丹水’，分明是由於避改，也就不管方位顏色以及南北同紅的重複。那麼這卷的書寫時間，下限不會超過宣和入藏，《宣和書譜》編訂的時間;而上限則不會超過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 (啟功著《啟功叢稿·論文卷》，中華書局，1999年7月，第79、80頁)

雖然啟功根據“玄水”改“丹水” 所得出的結論遭到了楊仁愷等人的質疑，但對於他的依據，卻並沒有來自正面的辯駁，它表明啟功的立論是不輕率的，有分量的。這樣的例子一多，啟功的文史考證鑑定方法逐漸得到了許多鑑定家和學者的認可，從而成為當今鑑定學界的一個典型代表。 2016年04月21日 | 作者:林如 | 來源：杭州日報

張旭《古詩四帖》辨偽

王乃棟

唐張旭《古詩四帖》草書墨跡，是一件赫赫有名而又爭議極大的古代書法，梳理這件草書名作的種種亂麻，將是一件既困難又有意義的書法藝術鑑定趣事。

張旭《古詩四帖》墨跡，色箋紙，縱29.5cm，橫195.2cm，遼寧省博物館藏。

遼寧省博物館所編《遼寧博物館藏書畫著錄·書法卷》（遼寧美術出版社1998年出版）一書介紹《古詩四帖》墨跡說：“目前多數專家學者認為此帖出自張旭之筆，並有詳細論敘。但也有不同意見，認為非張旭所書，書寫的時間不能早於北宋大中祥符五年。這一不同看法，有待今後進一步探索和討論了。”

據《中國古代書畫鑑定實錄》第七冊（東方出版中心2011年出版，勞繼雄著）記錄，1988年7月26日國家文物局書畫鑑定組在遼寧省博物館鑑定書畫時的鑑定結論是：“唐張旭草書古詩四帖卷，真跡、精，五色箋紙本，按：豐道生承認為謝靈運所書，而董其昌在此卷題中首次承認為張旭書。”這說明當時的鑑定者不僅認為《古詩四帖》是張旭真跡，還當做精品。

按此書名為實錄，實際上所記不實。據《中國古代書畫目錄》第八冊（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文物出版社1993年出版）一書中所披露，在《古詩四帖》條目的備註中說明：“傅：北宋人書。‘玄水’改‘丹水’，避宋諱。劉：同意。”即鑑定組成員中有傅熹年、劉九庵兩位專家不同意《古詩四帖》是張旭所書。當然，還有啟功先生，他在《舊題張旭草書古詩帖辨》一文（見《啟功叢稿論文卷》，中華書局1999年出版）中詳辨了這本偽帖。

認為《古詩四帖》的書寫者是張旭的有遼寧博物館的楊仁愷和上海博物館的謝稚柳兩位先生。

楊仁愷先生在《唐張旭的書風和他的<古詩四帖>》一文（載《中國書畫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中說：“近來學術界對《古詩四帖》開展了研究，儘管有各種說法，總括起來不外四種論點：一種認為它的草法狂獗，與五代僧彥修風貌接近，因而說成是五代的作品；一種說法既不同意是彥修之作，也不肯定為張旭，卻是唐人之筆；一種意見認為《初學記》所載第一首《步虛詞》為‘北闕臨玄水’，而墨跡作‘丹水’，嘉祐刻本有意漏刻‘丹水’兩字，據此推斷，‘玄’為宋始祖趙玄朗諱，於是決定它的書寫時代不得早於宋初，一句話，應屬北宋人手筆；一種是從具體的作品分析入手，比較其異同，以為應是張旭的真跡，我就是這個主張之一。”

謝稚柳先生在《宋黃山谷<諸上座>與張旭<古詩四帖>》一文（載《鑑餘雜稿》增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中說：“然而《諸上座》卻特殊地顯示著懷素尤其是張旭的習性與形象的同一。其中有若干字與《古詩四帖》可謂波瀾莫二（現在《古詩四帖》與《諸上座》都有印本，傳播較廣，隨時可以看到，故不再瑣瑣詳列），因此，可以證明山谷草書之源出於張旭，而《古詩四帖》從而也可以證明其為張旭所書。這正是從兩者相互引證而來的。”

楊、謝二位先生均是從《古詩四帖》書法本身來論證此帖是張旭所作。姑且不論楊先生的“從具體的作品分析入手”和謝先生的“可以證明山谷草書之源出於張旭，而《古詩四帖》從而也可以證明其為張旭所書”的分析和結論是否合理，就讓我們來仔細看看《古詩四帖》墨跡是一件什麼樣的書法名作吧。

一、《古詩四帖》墨跡非自然書寫之作

《古詩四帖》墨跡是狂草書法，草書書寫的特徵是書寫時速度較

快，氣勢流暢，一氣呵成，筆畫線條圓轉自然，痛快凌利，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當我們仔細觀察《古詩四帖》墨跡的草書筆畫時，卻意外地發現很多草書的筆畫並非一筆寫出，而是在筆畫線條中出現多次接筆和描摹的明顯筆觸，這些不符合自然書寫草書筆畫的可疑筆畫，在《古詩四帖》墨跡中比比皆是，並非一處。如文中“向金華”中的“華”字、“看桃核”中的“看”字、“齊侯”中的“齊”字、“同來”中的“來”字、“絳雲”中的“絳”字、“風雨散”中的“散”字、“區中”的“中”字、“既見”的“既”字、“浮丘”的“浮”字、“相對”的“對”字，都可見非自然書寫的可疑筆觸。尤其是文中“王子復”的“子”字，一字之中竟然出現多達三、四次的可疑接筆描摹之處。（圖1）

圖1

這一在狂草書寫過程中出現多次描接筆的可疑筆觸的書法現象，我們翻閱歷代草書作品而不可再見，因此，可以將這一書法現象稱為“《古詩四帖》贗草法。”

看穿了這個“《古詩四帖》贗草法”，就會明白這個“《古詩四帖》贗草法”原來就是《古詩四帖》墨跡的偽造者暗中留下的讓人們去識別的標記。看懂了這個贗記，就不會上當受騙。如果不識這個贗記，就不免會把《古詩四帖》的作者當作什麼謝靈運、賀知章、張旭、周越！

二、《古詩四帖》墨跡非《戲鴻堂法帖》所刻底本

《古詩四帖》墨跡的作者原本被認為是謝靈運，明代董其昌始鑑定為張旭並將《古詩四帖》刻入他於萬曆年間刻成的《戲鴻堂法帖》，從此以後，人們便將《古詩四帖》當作張旭的作品了。

但是人們如果翻開《戲鴻堂法帖》（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卷七所收的《古詩四帖》刻本，就立刻會驚奇地發現上文所指出的“《古詩四帖》贗草法”無影無蹤了。《戲鴻堂法帖》所刻《古詩四帖》，草書書寫的筆畫流暢自然，絲毫不見描接等非正常書寫痕跡。

圖2

尤其是《古詩四帖》墨跡中“上元風雨散”一句的“上”字，偽造者顯然在這個“上”字上做了手腳，在“上”字上面留下了一條弧形的斜線，彷彿給“上”字戴了個小帽（圖2）。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贗品識別記。而在《戲鴻堂法帖》所刻《古詩四帖》中，這個“上”字是寫得十分自然的。（圖3）

圖3

還有董其昌所刻《戲鴻堂法帖》對於帖上所鈐蓋的古印是照原樣刻入法帖的。如卷七《古詩四帖》前一帖是《張旭郎官石記序》，帖上有“趙氏子昂”一印照樣刻入。卷一所刻《黃庭經》和卷二所刻《唐明皇鶺鴒頌》上原有的北宋“宣和”等印記均照樣刻出，“御書”半印也原樣照刻。但對《古詩四帖》墨跡上的“宣和”、“政和”等宋徽宗的印章一個也不刻，是否《古詩四帖》底本上原本無古印或古印已被擦去？其中原因不得而知。

《古詩四帖》墨跡與《戲鴻堂法帖》刻本《古詩四帖》的區別還有一點：就是末一首詩中的“不可別”，墨跡本作“不別可”。刻帖則不誤，作“不可別”。原文究竟是“不可別”，還是當時就寫錯作“不別可”？又是一個懸案。

《古詩四帖》墨跡和刻帖既然存在著巨大差異，那麼如何認識這種差異呢？是董其昌在刻《戲鴻堂法帖》時對《古詩四帖》墨跡進行了加工修改？還是《古詩四帖》墨跡根本就不是《戲鴻堂法帖》據以刻帖的底本？

要弄清墨跡是刻帖的底本，或者墨跡是依據刻帖（或刻帖底本）“白翻黑”製作出來的，唯一的鑑定方法就是深入分析兩者的書法藝術性。如果墨跡的筆法精妙，筆勢流暢，筆意高雅，就應該是刻帖的底本。反之，如果刻帖的筆畫圓勁，筆勢自然，筆意深沉，效果甚至超過墨跡，則可能就是墨跡據以白翻黑的底本。

認真分析《古詩四帖》墨跡和刻帖的書法藝術性，《戲鴻堂法帖》所刻《古詩四帖》無論是筆勢還是筆意，遠勝《古詩四帖》墨跡。則《古詩四帖》墨跡並非《戲鴻堂法帖》所收《古詩四帖》底本的可能性，遠遠大於不可能性。

三、《古詩四帖》墨跡非北宋內府藏本

宋代《宣和書譜》（上海書畫出版社1984年出版）卷十六記載：

“謝靈運，……今御府所藏草書一：《古詩帖》”。後人就以為這一件謝靈運《古詩帖》就是現在的《古詩四帖》墨跡。但是這種傳說的事實依據不足，明代的董其昌就有不同的看法。董其昌在《古詩四帖》墨跡後題跋中說：“豐人翁乃不深考，而以《宣和書譜》為證。宣和鑑書如龍大淵輩，極不具眼，且譜止雲《古詩》，不雲《步虛詞》云云也。”

董其昌的意思很明確，是指出《宣和書譜》記載的謝靈運《古詩帖》，並不一定就是包括《步虛詞》的《古詩四帖》，所以《古詩四帖》不見得就是北宋內府藏本。

人們可能要問，《古詩四帖》墨跡上不是明明有北宋內府宣和七璽的印章嗎？

是的，現存《古詩四帖》墨跡上是鈐蓋著“宣和”等印章，但這些印章的可靠性有待科學檢測。

前文說過《戲鴻堂法帖》中收入的古帖，凡有北宋“宣和”七璽的，均原樣刻出，而《古詩四帖》中卻未刻“宣和”等印章。這不能不使人懷疑刻帖的底本上是否鈐有北宋內府印章，也就是說北宋內府是否收藏過這本《古詩四帖》。

再看《古詩四帖》墨跡後段所鈐蓋的“政和”(上方)、“宣和”（下方）騎縫印，卻不在一起，右邊半個騎縫印蓋在離左半個印十一行文字的後半段。

如果說後面一首詩十一行字是後配的，並未收入北宋內府。後配接裱在詩卷後面，所以後面的兩印左右分開，這類話只可以哄騙外行。

當我們用尺子計量分開兩印中間的距離，就會發現左右兩印上下之間的距離不同，左半印上下之間的距離足足比右半印上下之間的距離長了半公分。

這個半印之間的不同距離，無疑說明了左右的兩半印並非原配，而是雜配。雜配的“政和”、“宣和”半印，又無疑說明了《古詩四帖》墨跡是否被北宋內府收藏的貓膩。

《古詩四帖》墨跡的前邊還有一個北宋內府“雙龍圓璽”的殘印（約三分之一不到），這個殘印的可靠性同樣存疑，如果以“雙龍圓璽”的真印來與這一殘印進行對比鑑定（圖4，左：陸機《平復帖》，中：殘印，右：孫過庭《書譜》），將難以得出殘印亦真的明確結論。

圖4

四、《古詩四帖》墨跡非唐人所書

當楊仁愷和謝稚柳這兩位鑑定專家振振有詞地論述《古詩四帖》墨跡的書寫者是張旭時，不知他們是否考慮過《古詩四帖》墨跡所用紙張的時代屬性？是否有證據證明《古詩四帖》墨跡所寫的色箋紙是唐代製造？這個問題，可能是關於《古詩四帖》墨跡的爭議中的關鍵性問題。

無疑，關於這種色箋紙的斷代，關係到對《古詩四帖》墨跡的斷代問題，也牽涉到使用這種色箋紙書寫的其他古帖如顏真卿《劉中使帖》等等的斷代問題。

元末明初人曹昭《格古要論》（中華書局2012年出版）一書中，有“古紙”一段文字專論歷代所造各種紙張，其中記載宋代造紙則說：“宋有觀音紙，匹紙長三丈；有彩色粉箋，其質光滑，蘇、黃多用是作字。”又明屠隆《紙墨筆硯箋》中“宋紙”一段文字與此相似，說蘇東坡、黃庭堅常用色箋紙寫字。

還有明代文震亨在《長物志》一書（見《長物志圖說》，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出版）中也有類似記載：“宋有澄心堂紙，有黃白經箋，可揭開用；有碧雲春樹、龍鳳、團花、金花等箋；有匹紙三丈至五丈；有彩色粉箋及藤白、鵠白、蠶繭等紙。”

以上文獻充分說明了色箋紙是宋代所製造的。

張旭能用宋紙來寫字嗎？明人都知道色箋紙是宋代所制，宋人能不知嗎？宋代《宣和書譜》一書能收入南北朝人謝靈運寫在本朝人所造色箋紙上的《古詩帖》嗎？

缺失可以證明《古詩四帖》墨跡是唐以前人所書寫的確切證據。

五、《古詩四帖》墨跡非草書佳帖

《古詩四帖》的書寫者無款識，人們原先題為謝靈運書，是明代董其昌始命名為張旭。董其昌在《古詩四帖》後題跋說：“唐張長史書庚開府《步虛詞》，謝客《王子晉》、《衡山老人贊》。有懸崖墜石，急雨旋風之勢。”

董其昌以“懸崖墜石，急雨旋風之勢”來評說《古詩四帖》的書藝，大差不差。因為從《戲鴻堂法帖》所刻《古詩四帖》來看，刻得筆畫紮實，筆勢圓轉，章法不那麼拘束。雖然時有俗筆，但總體狂草的氣勢不失。

對《古詩四帖》墨跡的書藝評價，則以沈尹默所論最有代表性並常被人們引用。沈尹默先生1962年在《歷代名家學書經驗談輯要釋義（一）》（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出版）一書中說：“最近故宮博物院印行了一本沒有署名的草書，有董其昌的跋，經他品評，認為是張旭筆墨。雖然現在還有不同的意見，但卻是一種好物，我認為它與杜甫描寫他的草書詩句‘鏘鏘鳴玉動，落落群鬆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所形容頗相合。”

沈尹默先生論《古詩四帖》墨跡的論點包含了兩層含義，代表了一種思潮。第一層含義是關於鑑定研究層面，但那是鑑定家的事，我們不用去管那麼多，而且因為不懂，也管不了；第二層含義是關於鑑賞學習層面，只要有人說好（如董其昌），便是“好物”，管它是真是假，均可學習。

這種思潮便是當代書法界普遍存在的不論真偽（因為太難），只論好壞（可作學習參考）的實用主義做法。這種思潮氾濫的結果導致書店貨架上常見各種書法贗品字帖，導致書法審美眼光普遍降低和平庸書法逐漸增多。

又如《書法七個問題——一份關於書法的知識、觀念和深入途徑的備忘錄》（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出版，邱振中著）一書中說：“《古詩四帖》，關於這件作品的作者一直存在爭議，但它是書法史上屈指可數的幾件狂草傑作之一，書寫時線條、結構似乎毫無顧忌地推行，沒有任何猶豫；軸線並無太多變化，但字結構都按周圍情勢處理；結構與用筆的節奏變化融為一體，不可移易。它體現了狂草特有的感覺狀態。各行排列緊密，形成了特殊的章法效果。作品共長195。2釐米，作品推移中包含豐富的節奏變化。”

時隔將近五十年，兩位著名書家如此相同地推崇《古詩四帖》墨跡（另在各類報刊上還時時有一些為《古詩四帖》墨跡叫好的文章），“疑品好物”思潮迭起，經典意識世風日下。

讓我們來簡單分析《古詩四帖》墨跡中的幾個具有代表性的草書單字：“齊、運、既、其”（圖5），這幾個草字寫法的共同特點是筆法不佳，書寫惡俗，筆畫中毫無應有的提按轉折變化，完全是將毛筆用如拖把拖地一樣一拖了之。這是書法藝術中之大忌，更是草書藝術之大忌，如果認為草書書寫時可以像刷子一樣平刷過去而不需要提按轉折運動則大謬了。視而不見者則更謬了。

圖5

《古詩四帖》墨跡的第二個問題是書寫草書的草法不規範，通篇草書中錯字和似是而非的草書比比皆是，如“青鳥”的“鳥”字寫如“馬”字，“桃核”的“桃”字寫作“挑”，“大火”的“大”字草作“犬”，“萬年”的“年”字寫如“草”，“少年”的“年”字寫作“手”，“衡山”的“山”字寫似“心”。

《古詩四帖》墨跡的第三個問題是草書章法不佳，該帖的章法大體上是直行章法，缺少變化。又有部分章法過於擁擠，筆畫有穿插而無避讓，導致草書氣勢不暢。如第一首詩的第二行至第七行，第二首詩的第四行至第五行，第四首詩的第六行至第七行，均是如此。

雖然《古詩四帖》墨跡的書法存在這麼多問題，但是《中國書畫定級圖典》（蕭燕翼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出版）一書仍然說：“落筆瀟灑狂放，恣意揮灑，通篇點畫呼應，極具整體感。……此帖是有很高藝術水平的名作，故定為一級品。”

故宮博物院徐邦達先生則是聰明人，他早就在《古書畫偽訛考辯》一書（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中尖銳指出：“可是《古詩四帖》又如何呢？我們看到的是狂獗怪異、驚心駭目，有些字甚至點劃狼藉，結構鬆散，其書法藝術水平頗為低下。論筆法，如：第三行‘出’字的落筆轉側，……（省略號為筆者所加）第三十四行‘息’字的末一橫（‘心’的草寫），無不醜惡異常。論結體，如：第二行‘車’字，……（省略號為筆者所加）第四十行‘哲’字等，則大都形態逼仄，或脫骱落節，不成章法。論其書體，倒和傳刻本《肚痛帖》有些相近，而藝術水平還等而下之，豈能為大書法家張旭所應有。”

此文中徐老批評《古詩四帖》墨跡書寫水平的文字還有很多，不一一抄錄了。迷信《古詩四帖》墨跡的人，如果能去認真閱讀徐先生文章，深入認識《古詩四帖》墨跡的謬誤之處，深入認識《古詩四帖》墨跡這類俗體亂草是不是什麼狂草傑作，就不至於貽笑大方了。

六、《古詩四帖》墨跡非張旭所書

如前所述，即《古詩四帖》墨跡非草書佳帖一項就可以鑑定這類書寫錯謬，格調低劣的古代俗草《古詩四帖》墨跡決非張旭所書。

張旭，唐代狂草書法大師，人稱張顛。《唐書本傳》：“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文宗時，詔以李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為三絕”。宋《宣和書譜》：“其草字雖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無一點畫不該規矩者，或謂張顛不顛者是也”。

張旭的書法墨跡雖然已經失傳，但是傳為張旭的碑帖刻石還是有幾件。如宋《淳化閣帖》卷五收有張旭《晚復》、《十五日》兩帖，西安碑林存有宋刻張旭《肚痛帖》、《斷碑千字文》等。其中《肚痛帖》、《斷碑千字文》狂草書法較好，應該是比較接近張旭的狂草書風。

我們再從《斷碑千字文》和《肚痛帖》中各取一字：“濟”、“臨”，來和《古詩四帖》墨跡中的“齊”、“臨”進行對比分析，看看兩者之間的藝術差距，看看狂草大師的書法和魚目混珠的書法之間的關鍵差別。（圖6，濟、齊對比）（圖7，臨字對比）

圖6

圖7

顯然，經過兩者的對比，什麼是狂草的提按和轉折變化，什麼是亂拖亂掃的線條排列，什麼是狂草書藝的重心、節奏和動態，什麼是俗草的筆畫拼湊，優劣真贗一目瞭然。

宋黃庭堅早就在《跋張長史書》中說：“予嘗於楊次公家見長史行草三帖，與王子敬不甚相遠。蓋其姿性顛逸，故謂之張顛。然其書極端正，字字入古法，人聞張顛之名，不知是何種語，故每見猖獗之書，輒歸之長史耳。”（見《黃庭堅書論全輯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吳光田編注）

那些把《古詩四帖》墨跡當作張旭之作或“好物”、“傑作”的先生們，應當重讀黃庭堅這段題跋並仔細看看《古詩四帖》墨跡是否“字字入古法”。如再繼續把這件猖獗的“六非”《古詩四帖》墨跡歸之於張旭名下或宣傳所謂的草書學習鑑賞價值，若非無知，定當汗顏。

亦真亦幻難取捨——從《古詩四帖》真偽說看鑑定

陳金

前些年，中國鑑定有四大家之說，印象是啟功、謝稚柳、徐邦達、楊仁愷，如何排名沒有深究。在文物鑑定界，有些有共同的看法，有些則不然，即使是大家之間，如對《古詩四帖》的看法。

關於《古詩四帖》的爭議由來已久。

據記載，這件作品宋代收入宮中，並被載入《宣和書譜》，定為謝靈運作品，明代豐坊、項元汴懷疑並否定了這一說法，至董其昌大筆一揮定為張旭法書，並刻人《戲鴻堂法帖》。這件作品在宋代深藏內府，很少有人能看到，故無異詞，至明代流落民間，就產生了不同意見。清代《石渠寶籍》定為贗本。

上面列舉的四位都是古書畫鑑定界的重鎮，但他們所持觀點卻分為完全相反的兩種觀點：謝稚柳、楊仁愷先生持肯定態度，認為此帖非張旭莫屬。啟功、徐邦達先生是持否定態度，認為此帖不是張旭所書；另外法國熊秉明先生根據他的研究，也寫有《疑張旭草書四帖是一臨本》一文。

手頭有一本謝稚柳先生《鑑餘雜稿》，內有專文《唐張旭草書＜古詩四帖＞》。他在文中提出了不少理由：

他說在唐代，顏真卿是學張旭的，字裡當有張旭的風格，此帖運筆和風格近顏真卿的《劉中使帖》。懷素也是學張旭的，字裡也有他的影子。“懷素《自敘帖》和顏真卿《劉中使帖》從淵源而言，顯示了它追風接武，血脈相連的關係，以之辯證此卷為張旭的真筆，是唯一的實證。”

謝稚柳還說，這種風格在唐前不曾有，“這一流派的特徵，在於逆折的筆勢所產生的奇氣橫溢的體態，顯示了上下千載獨立特行的風範”。

在這一部分我沒看懂，在張旭前面不可能有，為什麼在他後面就不能有？既像顏真卿的《劉中使帖》為什麼就不能是顏真卿的帖或是他那個時代的帖？

他還說，楊凝式、黃庭堅也是“繼踵躡步”。說黃庭堅的草書裡“許多行筆，可謂形神兼似”。可我感覺，相對來說，《古詩四帖》的線條粗而平，黃庭堅草書的線條細而長，實在看不出哪個地方神似。

楊仁愷先生是享譽海內外的博物館學家、書畫鑑賞大師、書畫大家、美術史家。曾任中國古代書畫七人鑑定小組成員、中國博物館協會名譽理事；遼寧省博物館名譽館長；遼寧省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美術家協會名譽主席等職。被譽為“國眼”。楊先生對歷史文化遺產的考鑑、拯救及中國文化世界的傳播作出的卓越貢獻，海內外影響深遠。曾撰有《唐張旭的書風和他的＜古詩四帖＞》一文，可惜手頭沒有此書。他主編的《中國書畫》一書，仍將藏於他生前工作的遼寧省博物館裡的《古詩四帖》定為張旭的草書代表作。不過書裡也提到，今人對此帖有兩派觀點。

在啟功先生的《啟功叢稿·論文卷》裡有一文《舊題張旭草書古詩四帖辨》。他說，董其昌“不費任何心力，搖筆一題，便能抹殺眼前的事實，欺騙當時和後世億萬的讀者。董其昌在書畫上曾有他一定的見識，原是不可否認的。但在這卷的問題上，卻未免過於卑劣了吧！”看來他還挺氣。最後，他給瞭如下的說法：

按古代排列五行方位和顏色，是東方甲乙木，青色；南方丙丁火，赤色；西方庚辛金，白色；北方壬癸水，黑色；中央戊己土，黃色。庾信原句‘北闕臨玄水’，‘南宮生絳雲’，玄即是黑，絳即是紅，北方黑水，南方紅雲，一一相對。宋真宗自稱夢見他的始祖名叫‘玄朗’，命令天下諱這兩個字，凡‘玄’改為‘元’或‘真’，‘朗’改為‘明’，或缺其點畫。這事發生在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所見宋人臨文所寫，除了按照規定改寫之外也有改寫其他字的如紹興御書院所寫的《千字文》，改‘朗曜’為‘晃曜’，即其一例。這裡‘玄水’寫作‘丹水’，分明是由於避改，也就不管方位顏色及南北同紅的重複。那麼這卷的書寫時間。下限不會超過宣和入藏、《宣和書譜》編訂的時間；而上限則不會超過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

在先生的《論書絕句》第五十六首裡，再次論述了這件事。也就是說，他認為是宋人的作品。

徐邦達先生著有《舊題張旭古詩四帖時代作者考辨》一文，認為《古詩四帖》“狂獗怪異”，“藝術水平極為低劣”。而他認為，按照草書發展的規律和前人的記述，張旭書風應“稍逾規矩（二王書風）”。並列出《淳化閣帖》第五、二、十卷中公認的張旭《疾痛》《知汝》《疾不退》等帖，以證《古詩四帖》與之有別。並舉出某些“用筆醜惡”“形態逼仄”的字例。從藝術水準上就否定了此帖為張旭所書。也同樣談到了啟功先生提到的避諱。

熊秉明先生覺得此帖動人，在作出精彩描述的同時也列出瑕疵五十餘處，並且將其分門別類。最後認為此帖出自臨寫。

當代最權威的書法史系列著作當數江蘇出版社推出的《中國書法史》七卷本。朱關田在“隋唐五代卷“裡對《古詩四帖》也持否定態度。他在書的註釋裡說：“今人徐邦達以為贗品，詳見《古書畫偽訛考辨》十六《張旭》。甚是，今從之。”在該書的正文裡，他說：“張旭草書，傳有《肚痛帖》及墨跡本《古詩四帖》二通，然頗具爭議，尤其後帖，更見異詞，皆不如其楷書之確信可以評述之。”

王羲之號稱書聖，卻沒有一件可靠的真跡流傳一下來；張旭號稱“草聖”，卻沒留下一件可以的草書作品，這的確是歷史給我們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