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趙鬆雪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趙孟頫（1254—1322）字子昂，號鬆雪，鬆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吳興)人。宋太祖趙匡胤十一世孫，秦王德芳之後。趙孟頫一生歷宋元之變，仕隱兩兼，他雖為貴胄，但生不逢時，青少年時期南宋王朝已如大廈將傾，他在坎坷憂患中度過。他的父親趙與告官至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善詩文，富收藏，給趙孟頫以很好的文化薰陶。但趙孟頫十一歲時父親便去世了，家境每況愈下，度日維艱。宋滅亡後，歸故鄉閒居。

趙孟頫是一代書畫大家，經歷了矛盾複雜而榮華尷尬的一生，他作為南宋遺逸而出仕元朝，對此，史書上留下諸多爭議。“薄其人遂薄其書”，貶低趙孟頫的書風，根本原因是出自鄙薄趙孟頫的為人。儘管很多人因趙孟頫的仕元而對其畫藝提出非難，但是將非藝術因素作為品評畫家藝術水平高低的做法，是不公正的。鑑於趙孟頫在美術與文化史上的成就，1987年，國際天文學會以趙孟頫的名字命名了水星環形山，以紀念他對人類文化史的貢獻。散藏在日本、美國等地的趙孟頫書畫墨跡，都被人們視作珍品妥善保存。

趙孟頫博學多才，能詩善文，懂經濟，工書法，精繪藝，擅金石，通律呂，解鑑賞。特別是書法和繪畫成就最高，開創元代新畫風，被稱為“元人冠冕”。在繪畫上，山水、人物、花鳥、竹石、鞍馬無所不能；工筆、寫意、青綠、水墨，亦無所不精。他在我國書法史上已佔有重要的地位。自五歲起，趙孟頫就開始學書，幾無間日，直至臨死前猶觀書作字，可謂對書法的酷愛達到情有獨鍾的地步。他善篆、隸、真、行、草書，尤以楷、行書著稱於世，《元史》本傳講，“孟頫篆籀分隸真行草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元鮮于樞《困學齋集》稱：“子昂篆，隸、真、行、顛草為當代第一，小楷又為子昂諸書第一。”其書風遒媚、秀逸，結體嚴整、筆法圓熟、世稱“趙體”。與顏真卿、柳公權、歐陽詢並稱為楷書“四大家”。

趙孟頫傳世書跡較多，代表作有《幹字文》、《洛神賦》、《膽巴碑》、《歸去來兮辭》、《蘭亭十三跋》、《赤壁賦》、《道德經》、《仇鍔墓碑銘》等。著有《尚書注》、《鬆雪齋文集》12卷等。

從這裡介紹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在中國書法史上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

《心經》冊頁裝，3開。第1開前1開,是白描觀音大士像。第3開後第1開，是白描韋陀像，後面第2—3開是明王稚登、清張英、張照、勵宗萬等人跋和原樑清標題簽。每單開縱288釐米,橫108釐米。此冊原為清張若藹舊藏，有“煉雪鑑定”、“晴嵐居士”等印。乾隆時入清宮，有乾隆、嘉慶、宣統內府藏印。《心經》原為手卷,入清宮後改為冊頁，並加裝檀香木雕花夾板。《心經》前後的《觀音像》、《韋陀像》是清人所繪。著錄於《祕殿珠林續編》。

這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是趙孟頫的一件代表作品。它運筆自如，清潤流暢，自成面貌，但細分析起來，卻又感覺它筆筆字字都自有來歷。我們知道，宋代書畫藝術到南宋末年已走向衰退。馬遠、夏珪末流的畫風，大多空闊粗疏，韻味全無。書法也早已失去了北宋的生動神韻，傳世的趙孟堅《自書詩帖》、文天祥《木雞集序》，都說明了這種情況。生活在這一時代的趙孟頫，力圖矯正時弊，有所作為。如同中國歷史上常見的託古改制一樣，他在書畫上，也以提倡“貴有古意”，來振興頹勢。在書法上，他用心臨摹鍾繇、王羲之、王獻之、智永的字帖，力求從魏晉人的作品中吸取營養。但宋末元初時，已沒有東晉人那種以玄風為背景的風韻。趙孟頫臨摹的拓本字帖，與鍾、王、智永原寫本的神采也已有距離。這樣，趙的書法也只能是古人的影子，而不可能是古人的再現。加之晉人席地而作、懸空書寫，與元代端坐高椅、據案書寫的姿勢截然不同，書寫效果判若有別。這樣，趙孟頫雖主觀上追摹古人，而實際上卻產生了一種貌似古人的新的書風。趙孟頫一心尊古、規模古人點劃的臨帖方式，對明清以來的書學影響很大。至於他借鑑行書的筆法與小楷的結體來寫大楷，創造出一種別於歐、柳、顏體剛性楷書的柔性趙體楷書，則因其適應性強，大可書寫匾額，小可謄錄殿試大卷，影響就更大，試看元代刻書一律通行趙體，就可知趙字的風行程度了。

趙孟頫所寫《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非只一本，此冊是寫給中峰和尚的。中峰釋名明本，號中峰，元代高僧，主持吳興弁山幻住庵。元仁宗曾賜號佛慈圓照禪師。圓寂後諡普應國師。中峰小趙孟頫九歲，但趙對中峰執禮甚恭。自北朝以來，佛教的信士往往自己寫經或僱人寫經以為功德。但所寫經卷。均用楷書，趙孟頫用行書寫《心經》。在寫經史上是一個創例。

本冊明王稚登跋說：“趙魏公平生好寫佛經、禪偈，餘所見甚多，指不可盛僂。蓋其前身當是高僧，故津津於竺乾妙典，不一書而足也。”其實，在元代這一特殊的朝代，知識分子，不論是在野的，還是出仕的，精神都是有些苦悶的。他們或逃禪入道，或寄情山水，甚至流連風月，作為書會才人，編寫雜劇。這些人不可能前身都是高僧。至於趙孟頫，一方面，因以趙宋宗室出仕元朝，受到遺民鄙視；另一方面，在元朝朝廷又受到蒙古大臣的排擠，以至於不得不向皇帝表白：“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在這種心境下，他寫過一首《罪出》詩，說：

在山為遠志，出山為小草。

古語已云然，見事苦不早。

誰令墮塵網，婉轉受纏繞。

昔為海上鷗，令為籠中鳥。

一個“籠中鳥”向空門尋些寄託，與其前身是否高僧，恐怕沒什麼關係。更何況趙孟頫還寫過《洞玄自然九天升神章經》這類道教經典，那就更與高僧無關了。王稚登是晚明所謂“山人”之流。當時人沈德符在所著《萬曆野獲編·山人》中。對王曾加以諷刺。此冊王跋之陋，足證沈的諷刺是頗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