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術結束時,他把縫合線從組織裡拽了出來…… | 醫本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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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巴德·肖(Bud Shaw)

本文內容改編於中資海派《醫生的告別》,授權醫脈通獨家發佈,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作 者 簡 介

巴德·肖(Bud Shaw)

  • 肝移植之父托馬斯·斯塔茲的得意門生

  • 世界頂尖醫療中心的創始人及前主席

  • 譽滿全球的期刊《肝移植》(Liver Transplantation)創刊人

巴德·肖出生於1950年,他的父親也是一位醫生。1981年,巴德·肖來到當時的器官移植重鎮匹茲堡,師從托馬斯·斯塔茲學習器官移植。

1985年,年僅35歲的巴德成為了享譽全球的器官移植醫師。他離開匹茲堡,在內布拉斯加州立大學創立移植中心,這家機構旋即成為世界最有聲望的肝移植中心之一。他發表過300多篇期刊論文和50篇學術專書論文。2009年,他正式封刀,離開手術室,並從肝移植中心主管這一職位上卸任。目前他專注於寫作,並致力於醫學教育。2013年,他發表在《非虛構文學》雜誌上的文學作品My Night With Ellen Hutchinson獲得了普什卡特(Pushcart Prize)特別關注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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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巴德·肖(Bud Sh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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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簡 介

巴德·肖(Bud Shaw)

  • 肝移植之父托馬斯·斯塔茲的得意門生

  • 世界頂尖醫療中心的創始人及前主席

  • 譽滿全球的期刊《肝移植》(Liver Transplantation)創刊人

巴德·肖出生於1950年,他的父親也是一位醫生。1981年,巴德·肖來到當時的器官移植重鎮匹茲堡,師從托馬斯·斯塔茲學習器官移植。

1985年,年僅35歲的巴德成為了享譽全球的器官移植醫師。他離開匹茲堡,在內布拉斯加州立大學創立移植中心,這家機構旋即成為世界最有聲望的肝移植中心之一。他發表過300多篇期刊論文和50篇學術專書論文。2009年,他正式封刀,離開手術室,並從肝移植中心主管這一職位上卸任。目前他專注於寫作,並致力於醫學教育。2013年,他發表在《非虛構文學》雜誌上的文學作品My Night With Ellen Hutchinson獲得了普什卡特(Pushcart Prize)特別關注獎。

手術結束時,他把縫合線從組織裡拽了出來…… | 醫本好書

醫本好書:一部屬於醫生的生死哲學

托馬斯·斯塔茲是成功完成首例肝移植手術的醫生,雖然每次手術前他都害怕不已,但這並不妨礙他被稱為“肝移植之父”。從我們合作的第一臺手術起,他就把“相信生命”的信條灌輸給了我。

“6個孩子沒有一個活下來”

1981年6月30日,是我在猶他大學做外科住院醫生的最後一天,我當時31歲,希望成為一名器官移植外科醫生。托馬斯·斯塔茲博士可能是當時世界上最有名的器官移植外科醫生,他同意了我加入他的團隊,在他手下接受培訓。而6個月前,他剛剛將他的器官移植項目研究地點搬到匹茲堡。

我來醫院報到的第一天,器官移植團隊的一名護士帶我熟悉了醫院裡的環境,第二天我們來到了成人重症監護室,一位年輕的工作人員讓我在一份號召禁止肝移植的請願書上簽字,她穿著短款白大褂,脖子上掛著一個嶄新、發亮的聽診器。

“器官移植有悖倫理道德。”她說。

我聽了想發笑,但是她一臉認真的樣子讓我忍住了,我說:“我是新來的器官移植研究員。”

她回覆我:“那你更應該在這上面簽字了。”後來才知道,在這6個月裡,新的器官移植團隊做了6例肝移植手術,6位病人沒有一個活下來,並且他們全都是孩子。

6個月前,斯塔茲和他的團隊剛到這裡時,匹茲堡大學還沒有地方安置他們,於是撥給他們一處閒置的實驗室。這間實驗室很寬敞,內部被一條條實驗室長凳隔開,清洗槽、氣噴嘴一應俱全。我和另一位器官移植研究員共用一張桌子,桌子倚著牆,夾在兩條長凳之間。電話線從我們的頭頂上方穿過,用塑料口袋繫著,彎彎曲曲地綁在天花板的包框上。

“這種情況持續了多久?”我問。

”至少已經7個月了。”帶領我的護士說。

我不禁想起了剛才的請願書,不知道再過7個月,我們會在哪裡?

"手術結束時,他把縫合線從組織裡拽了出來…… | 醫本好書手術結束時,他把縫合線從組織裡拽了出來…… | 醫本好書

作者:巴德·肖(Bud Sh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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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德·肖(Bud Shaw)

  • 肝移植之父托馬斯·斯塔茲的得意門生

  • 世界頂尖醫療中心的創始人及前主席

  • 譽滿全球的期刊《肝移植》(Liver Transplantation)創刊人

巴德·肖出生於1950年,他的父親也是一位醫生。1981年,巴德·肖來到當時的器官移植重鎮匹茲堡,師從托馬斯·斯塔茲學習器官移植。

1985年,年僅35歲的巴德成為了享譽全球的器官移植醫師。他離開匹茲堡,在內布拉斯加州立大學創立移植中心,這家機構旋即成為世界最有聲望的肝移植中心之一。他發表過300多篇期刊論文和50篇學術專書論文。2009年,他正式封刀,離開手術室,並從肝移植中心主管這一職位上卸任。目前他專注於寫作,並致力於醫學教育。2013年,他發表在《非虛構文學》雜誌上的文學作品My Night With Ellen Hutchinson獲得了普什卡特(Pushcart Prize)特別關注獎。

手術結束時,他把縫合線從組織裡拽了出來…… | 醫本好書

醫本好書:一部屬於醫生的生死哲學

托馬斯·斯塔茲是成功完成首例肝移植手術的醫生,雖然每次手術前他都害怕不已,但這並不妨礙他被稱為“肝移植之父”。從我們合作的第一臺手術起,他就把“相信生命”的信條灌輸給了我。

“6個孩子沒有一個活下來”

1981年6月30日,是我在猶他大學做外科住院醫生的最後一天,我當時31歲,希望成為一名器官移植外科醫生。托馬斯·斯塔茲博士可能是當時世界上最有名的器官移植外科醫生,他同意了我加入他的團隊,在他手下接受培訓。而6個月前,他剛剛將他的器官移植項目研究地點搬到匹茲堡。

我來醫院報到的第一天,器官移植團隊的一名護士帶我熟悉了醫院裡的環境,第二天我們來到了成人重症監護室,一位年輕的工作人員讓我在一份號召禁止肝移植的請願書上簽字,她穿著短款白大褂,脖子上掛著一個嶄新、發亮的聽診器。

“器官移植有悖倫理道德。”她說。

我聽了想發笑,但是她一臉認真的樣子讓我忍住了,我說:“我是新來的器官移植研究員。”

她回覆我:“那你更應該在這上面簽字了。”後來才知道,在這6個月裡,新的器官移植團隊做了6例肝移植手術,6位病人沒有一個活下來,並且他們全都是孩子。

6個月前,斯塔茲和他的團隊剛到這裡時,匹茲堡大學還沒有地方安置他們,於是撥給他們一處閒置的實驗室。這間實驗室很寬敞,內部被一條條實驗室長凳隔開,清洗槽、氣噴嘴一應俱全。我和另一位器官移植研究員共用一張桌子,桌子倚著牆,夾在兩條長凳之間。電話線從我們的頭頂上方穿過,用塑料口袋繫著,彎彎曲曲地綁在天花板的包框上。

“這種情況持續了多久?”我問。

”至少已經7個月了。”帶領我的護士說。

我不禁想起了剛才的請願書,不知道再過7個月,我們會在哪裡?

手術結束時,他把縫合線從組織裡拽了出來…… | 醫本好書

圖源:攝圖網

“肝移植不過是一場昂貴而痛苦的折磨”

第一次與斯塔茲博士會面時的場景,現在還歷歷在目。

“你的教授告訴我,你是非常優秀的外科醫生。你認為,他說的是事實嗎?”在斯塔茲面前,我覺得自己就像是個十幾歲的孩子,他的問題於我像是一種考驗。

而我接下來的回答像是在坦白犯下的錯誤,我說:“大概是吧,但我沒打算做肝移植,我的興趣是腎和胰臟移植。”

社會上存在著一些主流觀點,都認為肝移植是痴人說夢、徒勞無益。當初我決定在斯塔茲門下培訓時,我的一些教授和很多朋友都覺得我犯下了一個很大的錯誤。一位在私立醫院工作的資深外科醫生,他曾經在紐約也做過器官移植外科醫生,他告訴我,肝移植“不過是毫無希望的病人在臨死前的一場昂貴而痛苦的折磨”。

其實我並不認同這樣的觀點,但是我又無法驅散一個一直困擾著我的疑慮。此前,我對斯塔茲和肝移植的全部瞭解,都是來自多年前的一些傳言,這些傳言說斯塔茲的肝臟移植項目頻頻出現災難性的失敗。

但,當我決定接受器官移植外科培訓的時候,情況就已經發生了變化。

此時,斯塔茲的團隊在做肝移植時,已經開始使用一種叫做環孢菌素A的新藥,這種藥能夠更有效地阻止接受了器官移植之人的免疫系統攻擊移植過來的器官,因此有望在肝移植領域帶來一場變革。而在美國,斯塔茲是唯一有途徑獲得該藥,並將其使用在腎臟或肝臟移植病人身上的外科醫生。

我的大學教授也一直勸說我到斯塔茲的團隊來接受器官移植的培訓,他告訴我應該志存高遠,與最優秀的人一起工作,在斯塔茲的門下接受培訓。

教授的勸勉讓我感覺,如果選擇去其他地方培訓會是一種損失,畢竟比起躲在後方明哲保身,在器官移植的真正前線上戰鬥才是更值得追求的光榮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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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巴德·肖(Bud Shaw)

本文內容改編於中資海派《醫生的告別》,授權醫脈通獨家發佈,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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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德·肖(Bud Shaw)

  • 肝移植之父托馬斯·斯塔茲的得意門生

  • 世界頂尖醫療中心的創始人及前主席

  • 譽滿全球的期刊《肝移植》(Liver Transplantation)創刊人

巴德·肖出生於1950年,他的父親也是一位醫生。1981年,巴德·肖來到當時的器官移植重鎮匹茲堡,師從托馬斯·斯塔茲學習器官移植。

1985年,年僅35歲的巴德成為了享譽全球的器官移植醫師。他離開匹茲堡,在內布拉斯加州立大學創立移植中心,這家機構旋即成為世界最有聲望的肝移植中心之一。他發表過300多篇期刊論文和50篇學術專書論文。2009年,他正式封刀,離開手術室,並從肝移植中心主管這一職位上卸任。目前他專注於寫作,並致力於醫學教育。2013年,他發表在《非虛構文學》雜誌上的文學作品My Night With Ellen Hutchinson獲得了普什卡特(Pushcart Prize)特別關注獎。

手術結束時,他把縫合線從組織裡拽了出來…… | 醫本好書

醫本好書:一部屬於醫生的生死哲學

托馬斯·斯塔茲是成功完成首例肝移植手術的醫生,雖然每次手術前他都害怕不已,但這並不妨礙他被稱為“肝移植之父”。從我們合作的第一臺手術起,他就把“相信生命”的信條灌輸給了我。

“6個孩子沒有一個活下來”

1981年6月30日,是我在猶他大學做外科住院醫生的最後一天,我當時31歲,希望成為一名器官移植外科醫生。托馬斯·斯塔茲博士可能是當時世界上最有名的器官移植外科醫生,他同意了我加入他的團隊,在他手下接受培訓。而6個月前,他剛剛將他的器官移植項目研究地點搬到匹茲堡。

我來醫院報到的第一天,器官移植團隊的一名護士帶我熟悉了醫院裡的環境,第二天我們來到了成人重症監護室,一位年輕的工作人員讓我在一份號召禁止肝移植的請願書上簽字,她穿著短款白大褂,脖子上掛著一個嶄新、發亮的聽診器。

“器官移植有悖倫理道德。”她說。

我聽了想發笑,但是她一臉認真的樣子讓我忍住了,我說:“我是新來的器官移植研究員。”

她回覆我:“那你更應該在這上面簽字了。”後來才知道,在這6個月裡,新的器官移植團隊做了6例肝移植手術,6位病人沒有一個活下來,並且他們全都是孩子。

6個月前,斯塔茲和他的團隊剛到這裡時,匹茲堡大學還沒有地方安置他們,於是撥給他們一處閒置的實驗室。這間實驗室很寬敞,內部被一條條實驗室長凳隔開,清洗槽、氣噴嘴一應俱全。我和另一位器官移植研究員共用一張桌子,桌子倚著牆,夾在兩條長凳之間。電話線從我們的頭頂上方穿過,用塑料口袋繫著,彎彎曲曲地綁在天花板的包框上。

“這種情況持續了多久?”我問。

”至少已經7個月了。”帶領我的護士說。

我不禁想起了剛才的請願書,不知道再過7個月,我們會在哪裡?

手術結束時,他把縫合線從組織裡拽了出來…… | 醫本好書

圖源:攝圖網

“肝移植不過是一場昂貴而痛苦的折磨”

第一次與斯塔茲博士會面時的場景,現在還歷歷在目。

“你的教授告訴我,你是非常優秀的外科醫生。你認為,他說的是事實嗎?”在斯塔茲面前,我覺得自己就像是個十幾歲的孩子,他的問題於我像是一種考驗。

而我接下來的回答像是在坦白犯下的錯誤,我說:“大概是吧,但我沒打算做肝移植,我的興趣是腎和胰臟移植。”

社會上存在著一些主流觀點,都認為肝移植是痴人說夢、徒勞無益。當初我決定在斯塔茲門下培訓時,我的一些教授和很多朋友都覺得我犯下了一個很大的錯誤。一位在私立醫院工作的資深外科醫生,他曾經在紐約也做過器官移植外科醫生,他告訴我,肝移植“不過是毫無希望的病人在臨死前的一場昂貴而痛苦的折磨”。

其實我並不認同這樣的觀點,但是我又無法驅散一個一直困擾著我的疑慮。此前,我對斯塔茲和肝移植的全部瞭解,都是來自多年前的一些傳言,這些傳言說斯塔茲的肝臟移植項目頻頻出現災難性的失敗。

但,當我決定接受器官移植外科培訓的時候,情況就已經發生了變化。

此時,斯塔茲的團隊在做肝移植時,已經開始使用一種叫做環孢菌素A的新藥,這種藥能夠更有效地阻止接受了器官移植之人的免疫系統攻擊移植過來的器官,因此有望在肝移植領域帶來一場變革。而在美國,斯塔茲是唯一有途徑獲得該藥,並將其使用在腎臟或肝臟移植病人身上的外科醫生。

我的大學教授也一直勸說我到斯塔茲的團隊來接受器官移植的培訓,他告訴我應該志存高遠,與最優秀的人一起工作,在斯塔茲的門下接受培訓。

教授的勸勉讓我感覺,如果選擇去其他地方培訓會是一種損失,畢竟比起躲在後方明哲保身,在器官移植的真正前線上戰鬥才是更值得追求的光榮事業。

手術結束時,他把縫合線從組織裡拽了出來…… | 醫本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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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失血過多而死你就滿意了”

我參加斯塔茲團隊後的第一臺手術是在某天晚上,當時我迫不及待地想表現自己。

當晚的病人是一名肝外科醫生,而他的先天性肝臟疾病已經惡化成肝功能衰竭,這對於一名肝外科醫生而言,是一件十分諷刺的事情。

我們帶回了捐獻者的肝臟,而病人已經躺在了手術臺上,胸腔被打開。巖月舜三郎已經洗了手、消了毒,他周圍有五六個人在幫忙,我們洗了手、消了毒加入手術行列後那幾個人就離開了,只有舜三郎留了下來。

來自上海的洪醫生站在斯塔茲的右邊,他的任務是牽開病人的胸腔,以便斯塔茲能夠更好地做手術。

舜三郎從病人胸骨底部向下切開一條短短的豎直切口,又沿著豎線底端分別向腹部兩側斜向下切開,形成一個倒“V”字形。這麼大的切口,我之前只在弗吉尼亞的器官捐獻者身上看到過。

我瞥了一眼掩藏在橫膈膜下面的肝臟,它就是一塊萎縮的肉疙瘩,佈滿結節,綠中泛黃。相對於周圍的空間,它的體積已萎縮得太厲害了。每當呼吸機翕張、推動橫膈膜時,他就會在四周形成的血窩裡左右晃動。

彷彿到處都在流血,切口腹部的皮膚呈半透明、渾濁的黃色,表面遍佈著粗大的藍色靜脈從肚臍周圍四下散開,可以看到,有些血管的脈路已經被切口截斷。當斯塔茲開始移除放置在切口四周的海綿時,這些經脈裡的深紅色血液就想河水一樣汩汩流出。

斯塔茲拼命地為病人止血。他從手術助理護士手中抓起一把又一把持針鉗,不斷用醫用縫合線縫合被切開的靜脈。與此同時,其他醫生抓住線尾穩穩地為縫線打好結。我也不失時機地抓住一根線尾準備打結,結果在繞第二圈時把線弄斷了。

斯塔茲在我弄斷縫線的地方又縫了一針,這一次,我用力過猛,把線從組織裡拽了起來,血一下子湧了出來。其中一位醫生抓起一塊海綿,按在出血的地方,側身讓斯塔茲又縫了一針並打好結。斯塔茲在同一個地方縫了兩針,然後另外兩位醫生各打了一個結,才把血止住。

舜三郎對我皺了皺眉,輕輕地搖了搖頭。

在他們打好結之後,我覺得我能剪斷線頭,於是二話沒說,抓起剪刀,剪斷縫合線。“太短了,縫線會鬆掉,他會因失血過多而死,這樣你就滿意了嗎?”斯塔茲衝我吼道。

斯塔茲又縫了一針,舜三郎打了個結,把線繞了四圈,然後由我把線剪斷。“太長了!夠了!舜三郎快點來幫幫忙!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該幹什麼!”

那是我參加斯塔茲手術的第一個夜晚,我還完全不清楚他們手術時的工作方法。而我在那個手術室裡,唯一的任務就是不要妨礙大家,尤其是斯塔茲。

結果,就連這點小事兒我也沒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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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巴德·肖(Bud Shaw)

本文內容改編於中資海派《醫生的告別》,授權醫脈通獨家發佈,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作 者 簡 介

巴德·肖(Bud Shaw)

  • 肝移植之父托馬斯·斯塔茲的得意門生

  • 世界頂尖醫療中心的創始人及前主席

  • 譽滿全球的期刊《肝移植》(Liver Transplantation)創刊人

巴德·肖出生於1950年,他的父親也是一位醫生。1981年,巴德·肖來到當時的器官移植重鎮匹茲堡,師從托馬斯·斯塔茲學習器官移植。

1985年,年僅35歲的巴德成為了享譽全球的器官移植醫師。他離開匹茲堡,在內布拉斯加州立大學創立移植中心,這家機構旋即成為世界最有聲望的肝移植中心之一。他發表過300多篇期刊論文和50篇學術專書論文。2009年,他正式封刀,離開手術室,並從肝移植中心主管這一職位上卸任。目前他專注於寫作,並致力於醫學教育。2013年,他發表在《非虛構文學》雜誌上的文學作品My Night With Ellen Hutchinson獲得了普什卡特(Pushcart Prize)特別關注獎。

手術結束時,他把縫合線從組織裡拽了出來…… | 醫本好書

醫本好書:一部屬於醫生的生死哲學

托馬斯·斯塔茲是成功完成首例肝移植手術的醫生,雖然每次手術前他都害怕不已,但這並不妨礙他被稱為“肝移植之父”。從我們合作的第一臺手術起,他就把“相信生命”的信條灌輸給了我。

“6個孩子沒有一個活下來”

1981年6月30日,是我在猶他大學做外科住院醫生的最後一天,我當時31歲,希望成為一名器官移植外科醫生。托馬斯·斯塔茲博士可能是當時世界上最有名的器官移植外科醫生,他同意了我加入他的團隊,在他手下接受培訓。而6個月前,他剛剛將他的器官移植項目研究地點搬到匹茲堡。

我來醫院報到的第一天,器官移植團隊的一名護士帶我熟悉了醫院裡的環境,第二天我們來到了成人重症監護室,一位年輕的工作人員讓我在一份號召禁止肝移植的請願書上簽字,她穿著短款白大褂,脖子上掛著一個嶄新、發亮的聽診器。

“器官移植有悖倫理道德。”她說。

我聽了想發笑,但是她一臉認真的樣子讓我忍住了,我說:“我是新來的器官移植研究員。”

她回覆我:“那你更應該在這上面簽字了。”後來才知道,在這6個月裡,新的器官移植團隊做了6例肝移植手術,6位病人沒有一個活下來,並且他們全都是孩子。

6個月前,斯塔茲和他的團隊剛到這裡時,匹茲堡大學還沒有地方安置他們,於是撥給他們一處閒置的實驗室。這間實驗室很寬敞,內部被一條條實驗室長凳隔開,清洗槽、氣噴嘴一應俱全。我和另一位器官移植研究員共用一張桌子,桌子倚著牆,夾在兩條長凳之間。電話線從我們的頭頂上方穿過,用塑料口袋繫著,彎彎曲曲地綁在天花板的包框上。

“這種情況持續了多久?”我問。

”至少已經7個月了。”帶領我的護士說。

我不禁想起了剛才的請願書,不知道再過7個月,我們會在哪裡?

手術結束時,他把縫合線從組織裡拽了出來…… | 醫本好書

圖源:攝圖網

“肝移植不過是一場昂貴而痛苦的折磨”

第一次與斯塔茲博士會面時的場景,現在還歷歷在目。

“你的教授告訴我,你是非常優秀的外科醫生。你認為,他說的是事實嗎?”在斯塔茲面前,我覺得自己就像是個十幾歲的孩子,他的問題於我像是一種考驗。

而我接下來的回答像是在坦白犯下的錯誤,我說:“大概是吧,但我沒打算做肝移植,我的興趣是腎和胰臟移植。”

社會上存在著一些主流觀點,都認為肝移植是痴人說夢、徒勞無益。當初我決定在斯塔茲門下培訓時,我的一些教授和很多朋友都覺得我犯下了一個很大的錯誤。一位在私立醫院工作的資深外科醫生,他曾經在紐約也做過器官移植外科醫生,他告訴我,肝移植“不過是毫無希望的病人在臨死前的一場昂貴而痛苦的折磨”。

其實我並不認同這樣的觀點,但是我又無法驅散一個一直困擾著我的疑慮。此前,我對斯塔茲和肝移植的全部瞭解,都是來自多年前的一些傳言,這些傳言說斯塔茲的肝臟移植項目頻頻出現災難性的失敗。

但,當我決定接受器官移植外科培訓的時候,情況就已經發生了變化。

此時,斯塔茲的團隊在做肝移植時,已經開始使用一種叫做環孢菌素A的新藥,這種藥能夠更有效地阻止接受了器官移植之人的免疫系統攻擊移植過來的器官,因此有望在肝移植領域帶來一場變革。而在美國,斯塔茲是唯一有途徑獲得該藥,並將其使用在腎臟或肝臟移植病人身上的外科醫生。

我的大學教授也一直勸說我到斯塔茲的團隊來接受器官移植的培訓,他告訴我應該志存高遠,與最優秀的人一起工作,在斯塔茲的門下接受培訓。

教授的勸勉讓我感覺,如果選擇去其他地方培訓會是一種損失,畢竟比起躲在後方明哲保身,在器官移植的真正前線上戰鬥才是更值得追求的光榮事業。

手術結束時,他把縫合線從組織裡拽了出來…… | 醫本好書

圖源:攝圖網

“他因失血過多而死你就滿意了”

我參加斯塔茲團隊後的第一臺手術是在某天晚上,當時我迫不及待地想表現自己。

當晚的病人是一名肝外科醫生,而他的先天性肝臟疾病已經惡化成肝功能衰竭,這對於一名肝外科醫生而言,是一件十分諷刺的事情。

我們帶回了捐獻者的肝臟,而病人已經躺在了手術臺上,胸腔被打開。巖月舜三郎已經洗了手、消了毒,他周圍有五六個人在幫忙,我們洗了手、消了毒加入手術行列後那幾個人就離開了,只有舜三郎留了下來。

來自上海的洪醫生站在斯塔茲的右邊,他的任務是牽開病人的胸腔,以便斯塔茲能夠更好地做手術。

舜三郎從病人胸骨底部向下切開一條短短的豎直切口,又沿著豎線底端分別向腹部兩側斜向下切開,形成一個倒“V”字形。這麼大的切口,我之前只在弗吉尼亞的器官捐獻者身上看到過。

我瞥了一眼掩藏在橫膈膜下面的肝臟,它就是一塊萎縮的肉疙瘩,佈滿結節,綠中泛黃。相對於周圍的空間,它的體積已萎縮得太厲害了。每當呼吸機翕張、推動橫膈膜時,他就會在四周形成的血窩裡左右晃動。

彷彿到處都在流血,切口腹部的皮膚呈半透明、渾濁的黃色,表面遍佈著粗大的藍色靜脈從肚臍周圍四下散開,可以看到,有些血管的脈路已經被切口截斷。當斯塔茲開始移除放置在切口四周的海綿時,這些經脈裡的深紅色血液就想河水一樣汩汩流出。

斯塔茲拼命地為病人止血。他從手術助理護士手中抓起一把又一把持針鉗,不斷用醫用縫合線縫合被切開的靜脈。與此同時,其他醫生抓住線尾穩穩地為縫線打好結。我也不失時機地抓住一根線尾準備打結,結果在繞第二圈時把線弄斷了。

斯塔茲在我弄斷縫線的地方又縫了一針,這一次,我用力過猛,把線從組織裡拽了起來,血一下子湧了出來。其中一位醫生抓起一塊海綿,按在出血的地方,側身讓斯塔茲又縫了一針並打好結。斯塔茲在同一個地方縫了兩針,然後另外兩位醫生各打了一個結,才把血止住。

舜三郎對我皺了皺眉,輕輕地搖了搖頭。

在他們打好結之後,我覺得我能剪斷線頭,於是二話沒說,抓起剪刀,剪斷縫合線。“太短了,縫線會鬆掉,他會因失血過多而死,這樣你就滿意了嗎?”斯塔茲衝我吼道。

斯塔茲又縫了一針,舜三郎打了個結,把線繞了四圈,然後由我把線剪斷。“太長了!夠了!舜三郎快點來幫幫忙!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該幹什麼!”

那是我參加斯塔茲手術的第一個夜晚,我還完全不清楚他們手術時的工作方法。而我在那個手術室裡,唯一的任務就是不要妨礙大家,尤其是斯塔茲。

結果,就連這點小事兒我也沒做好。

手術結束時,他把縫合線從組織裡拽了出來…… | 醫本好書

內 容 介 紹

巴德·肖所回憶的醫療前線生活,是多數人無法企及的山峰,更是他們無法體會的高壓與焦慮。他所有的呼吸與思考都被醫療工作佔據,家庭關係遍佈淤青,第一任妻子離他而去。他總是擔憂得太多,而睡眠卻太少,還在中年時罹患焦慮症和淋巴癌。

他第一次與恩師斯塔茲(肝移植之父)合作,就被灌輸了“相信生命”的信念。斯塔茲對每一次手術的成功都無比執著,始終會因為病人在手術中死去而怒不可遏。然而手術檯上的勝利緩和不了巴德更深層的憂鬱。他無法與重獲新生者握手,這會讓他想起那些因等不到器官而死去的病人。他還不禁思慮,即使病患這次倖存,他們仍然可能以千百種理由死去。

回首過往的手術失誤,巴德難掩哀傷;回憶起曾極力搶救但仍然死去的病患,他似乎不再臣服於斯塔茲的生命信條。他逐漸意識到,醫生及時、準確的判斷不是病人的免死金牌,他們的生命質量也不依賴於醫療的精確把控。有時候,對病人的陪伴和愛護勝過對病情執著和精準的控制。

權 威 推 薦

  • 《科克斯書評》

透過醫學專業人士的洞察,肖博士的精美文章描寫了他對人類脆弱性的清醒認識,以及科學為了彌補這種脆弱性而實現的進步。這是一本令人振奮的傑作,能夠深深吸引有抱負的醫生以及那些擔心高風險手術的病人。

  • 馬克·馮內古特(Mark Vonnegut)

    美國兒科醫生和回憶錄作者

    美國著名作家庫爾特·馮內古特(代表作《五號屠宰場》)之子

肖博士的寫作就像一把鋒利的手術刀,能夠深入骨髓,直指人性,直擊心靈。我向你們強烈推薦這本書。

  • 保爾·A. 拉吉瑞(Paul A. Ruggieri)

    醫學博士,《一個外科醫生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Surgeon)作者

作者肖博士的回憶錄講述一個有著超人業績的男人的獨特人生之旅。他的坦然讓我哭泣、歡笑、畏懼和歡欣,讓我思考生活的真實意義。我一讀起來就廢寢忘食,手不釋卷。技術和內心深處的關懷給患者生的希望和未來。

  • 珍妮特·布羅威(Janet Burroway)

    美國著名作家,獲 1970 年普利策文學獎提名

肖博士以啟發性的視角觀察人類現狀,對於什麼是關懷以及為什麼要關懷提供了有力的論證。

  • 李·古特基德(Lee Gutkind)

    文學雜誌《非虛構文學》創始人,非虛構文學教父

一部描寫外科醫生和外科手術的佳作。這本書的字裡行間貫穿著溫暖、真誠,直接且悲情,有趣且扣人心絃。

有趣的靈魂在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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