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2.0：再造中國、再造世界

王義桅主講，認為“一帶一路”將改革傳統的全球化，朝開放、均衡、 包容、普惠方向發展（攝影：袁婧）

近年，我常參與各種“一帶一路”的海外調研並做各類宣講，一方面，我感受到倡議激發了世界領域內的強大需求；另一方面，也不斷遭遇各種不理解和質疑。因此，促使我萌生了2.0版的構想。這個想法還不成熟，但是我迫切感受到前瞻性思維的重要性，希望以此拋磚引玉。

問題的提出

前年底，我參加國務院參事室和美國人對話“一帶一路”，談到鐵路、公路之外的油氣管道和中東、中亞的重要。美國人說我們都實現頁岩氣革命了，修那麼多油路和管路有什麼用？我在調研中經常會遇到類似的相異思維，因此，2.0版的提出來源於現實和理論的雙重困惑。

如何應對現實中面臨的各類挑戰？

3月底，我再次隨團去南亞調研。在巴基斯坦，“中巴經濟走廊”負責人和我們座談，我感覺他所談“中巴經濟走廊”和我們的理解有所出入；而在當地，連小販都知道“中巴經濟走廊”，但並不知道“一帶一路”，還問我哪個更大？

概括起來，海外有這麼幾類錯誤認知。

美國在亞投行成功吸收成員國後開始認真對待“一帶一路”倡議。但一些戰略家們會說，讓“倡議”把中國引入到像阿富汗等地去吧。

最近，歐盟要調查中國參與建造的匈塞鐵路，說它並未在歐盟範圍內公開競標等，這無疑會加劇中國高鐵在當地競爭的不公正氛圍。這是被挾持了。

牛津大學教授弗蘭科潘寫了《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有些書評稱其為研究“一帶一路”最權威的專家，其實和“一帶一路”是兩回事。“絲綢之路”在中國看來是東西方之間的貿易、和平、文化交流之路，但是1877年德國人李希霍芬提出這個概念時，因為海上擴張已無空間，需要在陸上找合法性，由此找到東西方之間的這條路而統稱為“絲綢之路”，實際是為了地緣政治擴張的需要。這是被異化了。

三重風險：時間、空間、自身

以上這些問題，我總結為三重風險。

時間風險。英國國防部報告《2010-2040全球戰略趨勢》認為，2040年之前的世界都處於轉型期，未來數十年要面對的挑戰包括氣候變化、人口的快速增長、資源短缺、意識形態復甦，以及權力從西方向東方的轉移等。而特朗普當選、英國脫歐等“黑天鵝”現象只是一個表現形式。這是我們建設“一帶一路”的時代背景，與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正值全球化的繁榮背景不同。未來將迎來長時段的世界不確定性。

空間風險。“一帶一路”沿線的65個國家與戰略上的“不穩定之弧”所在國家非常接近，“不穩定弧”即文明交接地帶和板塊交接地帶，是軍事衝突高發區、恐怖襲擊高發區。

自身風險。“一帶一路”週期很長，項目鋪得很開，要建設不易、守住更不易。

跨學科的包容體系：人類命運的相通

另一個困惑來自理論上。西方人在聽完我的演講後，常提出你能不能用通俗的理論說清楚？例如經濟發展理論、地緣政治理論、國際關係理論等。但任何一種現成理論都沒有辦法表達“一帶一路”。

跨學科思維對我很有幫助。例如，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愛因斯坦並沒有否定它，只是說萬有引力定律是有邊界的，在宏觀世界成立，但在微觀世界就是謬論。到了印度，才知道佛法無邊的佛並非最大，只是溼婆的一個變形而已；習主席訪英，曾引用莎士比亞說的“凡是過去，皆為序章”。所以，只有包容性的理論才符合大時代、大格局、大智慧。

首先要超越近代的科學概念。近代科學是分科之學，越分越細，制約了人們對世界的通盤認識。常說亞里士多德是所有學問的開拓者，《亞里士多德全集》有300萬字。後來我發現，亞氏時代以羊皮書寫，所有羊皮產量都不夠寫300萬字，只是因為歐洲人在世界各地殖民，將其他文明據為己有，自詡與生俱來比別的文明優越。如今我們生活在一個地球村裡，細分化的西方理論很難解釋多學科、跨學科的“一帶一路”。

再從歷史上來看，16世紀輪到荷蘭人崛起時，思想家格勞秀斯認為此前霸主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經把陸地分為東西半球，而海洋是公共的，所以提出《國際海洋法》，促成17世紀是“海上馬車伕”荷蘭的世紀。格氏沒有直接挑戰陸上理論，而是提出新的理論。“一帶一路”同樣不挑戰西方的秩序。包容性的理論依據是：世界本來是通的，“通”就是命運相通，即人類命運共同體。

超越“線性趕超”、“工業化必經階段”等現有思維

用“人類命運共同體”可以解釋一些困惑。阿富汗處在絲綢之路必經點，雖然各類戰事此起彼伏，聽了“一帶一路”倡議後非常興奮，提出要修新疆到阿富汗的光纜，幫助它實現彎道超車；我們去的尼泊爾，外界認為它很窮，但它希望自己能成為“亞洲的瑞士”，這些理想只有“人類命運共同體”才能涵蓋，而不是以現代國家或民族國家來區分。

麥肯錫前年發佈了世界經濟中心轉移圖。1735年雍正駕崩，次年乾隆繼位，中心從東方轉向西方。而2001年到2025年，西方人預測，中心要回移到東方：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2025年被預測經濟總量將超過美國。按趕超思維，今天中國的GDP是美國的70%，人均GDP是其七分之一，以此速度趕超，怎麼不讓美國人害怕？ 但如全球化面臨“逆全球化”，世界本身在顯示不確定性，簡單的“線性趕超”邏輯是否要遭遇混沌的不確定考驗了？

同樣，世界的發展必經工業化和全球化，國際制度安排基此邏輯。2010年中國工業產值首次超過美國，今天是美國的150%。我在倫敦和馬丁·雅克對話，他說倫敦地鐵圖(修了150年)，竟不及中國10年內在960萬平方公里上修的2萬公里高鐵圖密集。中國的強大與工業體系完備密不可分；前幾年，西方發達國家紛紛開始搞再工業化。但依照“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中倡導的可持續發展的評判標準，工業化會不再成為人類進步的必經階段嗎？

這些需要我們用一種前瞻式的思維優化“一帶一路”，理論上具有包容性，實踐上有清晰的路線圖。

世界三種能力：中國要從應用到創新

當今世界有三種能力，中國的應用能力、美國的創新能力、歐洲的思想能力。

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之一，主要體現在技術市場化的應用能力。2.0版要繼而追求創新和思想能力。我提出復興-包容-創新三部曲。各種文明都需要自我復興；接著是對其它文明的包容；最關鍵是怎麼創新世界經濟文明，幾十億人在搞工業化，原先對應千萬級人口的西方價值觀，上億級人口的制度安排，遠遠跟不上時代發展，必須要有理論創新。

2.0對1.0的超越

2.0與1.0有何區別？

四大公域內追求全球治理

從時間上來說，我們是基於歷史，現在要“走出歷史”。2.0將從原來的復興絲路精神到引領未來，從趕超邏輯到彎道超車，從工業化的梯度產業轉移的追求轉為新工業革命的創新。

從空間上來看，原來沿線有65個國家，加上延伸國家和輻射國家；現在，目光可擴展到北極，向南可延伸到大帆船時代所達的智利、墨西哥，可以“智聯全球”。

從自身維度而言，第一個階段歐亞(非)大陸的立體交通網絡、產業群、經濟走廊主要體現互聯互通的概念，2.0版本中要佔據更多的戰略制高點。比如進入信息、深海、太空、極地這些全球公域，越早進入越早擁有話語權。

深海是未來“歐亞舞臺”的海洋升級版，我們知之甚少。比如，藻類已在地球上生活了9億年，它們製造了大氣中80%的氧氣；海洋動物用聲、光、化學、電等發出信號，用觸覺和嗅覺接收。深海時代，超過原來意義上的修路概念，要利用大數據開發海洋資源、保護海洋生態、積累海洋信息。

在信息領域，2016年頒佈的《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就明確，要統籌規劃海底光纜和跨境陸地光纜建設，提高國際互聯互通水平，打造網上絲綢之路。

所以，在2.0版中，信息是數字化，深海是人海合一，太空是天地一體，極地是全球治理。

從復興到引領，提供公共產品提升話語權

以此邏輯，我們可以從復興跨越到引領，從一般意義上的互聯互通到“萬物互聯”。

就以資金、技術優勢制訂標準而言，華為可對5G技術制定產業標準；我去哈薩克斯坦調研，駐哈大使就倡議能否有裡海指數，除美元外，以人民幣定價天然氣？ 在互聯網領域，馬雲制定了e-WTO/e-WTP的方案。

中國正在給信息世界不斷提供公共產品，同時也提升了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

中巴經濟走廊帶來合作國的自信

用前瞻式的思維方式看中巴經濟走廊，不僅是中巴兩國友誼的象徵，它的“四個支柱”———基礎設施、能源、港口和開發區要補工業化的短板，更是南亞大陸甚至整個區域合作大的示範工程。

其有“五大效應”：第一是中巴合作示範效應，如果引進開發區的模式，讓巴基斯坦成為一箇中等強國，可以激勵更多國家學習中國；第二是產業轉移效應，通過中巴經濟走廊將產業鏈轉移到整個非洲實現工業化，將極大改變西方在非洲殖民幾百年中沒有修鐵路、建設基礎設施等局面；第三是南北平衡效應，走廊連接“世界島”歐亞大陸和“世界洋”印度洋，能在很大程度上改變南北之間發展失衡的問題；第四是大南亞區域合作效應，通過中巴阿、中巴斯、中巴印等三方面合作，服務於發展、安全、治理“三位一體”的大南亞區域合作———英國的加入更超越了地域，體現溢出效應；五是全球治理效應，尤其中阿巴務實合作，解決阿富汗、巴基斯坦長期存在的部落貧困和暴力現象、恐怖惡性循環的局面，這也反襯出為什麼聯合國兩次在阿富汗問題決議中寫進“一帶一路”。

非洲至今沒有實現互聯互通，阿富汗、巴基斯坦這兩個鄰國沒有直航，所以這些國家很歡迎“一帶一路”。中國有“四個自信”，希望通過互聯互通也讓巴基斯坦等國建立自信。

“一帶一路”自身的生命力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它變成一種實踐，本身具有生命力。2.0版尤其要思考三個問題：和美國的關係；如何應對世界的不確定性；如何以前瞻式的方式思考更長遠的規劃。

中美合作，從基礎設施聯盟做起

美國一度擔心倡議會降低其世界影響力，後來發現不盡然。在實際合作中，美國有基礎建設的需求，中美兩國可否成立“全球基礎設施聯盟”，以促進全球的互聯互通來實現共贏？聯盟可以為全球治理的難題提供幫助，比如解決阿富汗的恐怖主義、毒品等頑疾，也有助美國的國家安全和戰略。中美衝突處恰恰是合作處。

具體怎麼合作？美國靠海洋立國，中國需要向美國學習；美國雖是擁有最大海域，但如今航空母艦、軍事基地已不是最先進的秩序安排了，需要中國的智慧在G20或某些區域組織內統籌協調。

克服全球化的悖論：民生工程十南方型全球化

“一帶一路”如何克服全球化悖論？

首先要改變單向度全球化，信息高速公路可以改變原來的部分全球化或者單向度全球化；同時要改變區域化和全球化矛盾。英國脫歐證明區域化並非抵達全球化的必然途徑，可能和全球化有矛盾，英國在脫歐之後可尋求雙邊合作，更好地擁抱全球化。

開創新型全球化要著眼於實體經濟和基礎設施，如民生工程，讓當地百姓更有獲得感、參與感和幸福感。美戰略家康納在《超級版圖》一書中提出，未來40年的基礎設施投入將超過人類過去4000年!傳統全球化中的關稅減讓，最多能推動世界經濟增長5%，而新型全球化中的互聯互通，將助增10%-15%。因此，“一帶一路”將改革傳統的全球化，朝開放、均衡、包容、普惠方向發展。

新型全球化將讓全球化“無死角”，尤其凸顯南方國家參與的南方型全球化。西方人開創了全球化，但世界夜晚的燈光主要集中在發達的沿海地區，還有13億人沒有電；世界上90%的貿易通過海洋進行，海上物流主要集中在大西洋中間；互聯網更是如此，12個根服務器中9個在美國，1個在挪威，1個在日本，1個在英國。因此，“一帶一路”要讓全球化更加均衡，以解決內陸地區落後等一系列問題。而美國和西方也會從中受益。

路徑和前景：文明共同復興十全球化的本土化

打造“新型全球化”的路徑和前景具體如下。

第一，實現文明的共同復興。這是一種人類整體的振興和復興，文明共同復興的邏輯將超越競爭邏輯。“一帶一路”將人類四大文明———埃及文明、巴比倫文明、印度文明、中華文明串在一起，通過由鐵路、公路、航空、航海、油氣管道、輸電線路和通信網絡組成的綜合性立體互聯互通，推動內陸文明、大河文明的復興，推動發展中國家脫貧致富，推動新興國家持續成功崛起。

第二，開創文明秩序。“一帶一路”開創以文明國為基本單元的文明秩序，超越近代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元的國際秩序，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鑑超越文明衝突、以文明進步超越文明優越感。讓這個世界真正回到它應有的多元化時代，激發出每個人的創造性和每個國家的自豪感，我認為這是中國夢和世界夢對接的地方。

第三，全球化要本土化。文明之間沒有優劣之分，農業文明一定比工業文明落後嗎？或許前者更可持續，讓全球化“美美與共”，在本土化中落地生根。

“一帶一路”依循的是再造中國和再造世界的雙重邏輯，這個世界多大程度上需要公共產品，“一帶一路”就有多大的需求性；隨著推進中的不斷優化，“一帶一路”本身就成為了人類的公共產品，同時也彰顯人類的光榮與夢想。（丁怡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