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國家形成中，受到歐洲為中心的知識體系影響，淡化了遊牧力量對於中國史重要性的書寫，將中國歷史書寫的邊界侷限在現代國家的疆域版圖內，歷史上中原農業區、綠洲與遊牧區地緣關聯性的角色缺失，導致歷史中心被“西北化”、“邊疆化”。只有恢復遊牧社會歷史與中原歷史互動的空間性中，對其歷史延續性加以重視，才有可能如實反映“西北”在中國史與歐亞整體史中的中心意義，理解中華民族共同性。中國並不缺乏與遊牧社會互動的歷史經驗，不僅要考慮西方的空間觀，而且要考慮繼承中國歷史上的空間觀，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地緣戰略區位觀。
本文刊於《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17年第3期。作者黃達遠系陝西師範大學教授，河西學院特聘教授，本文有所刪改，註釋從略。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
當代主流的歷史敘述，總是不自覺把中國歷史等同於中原史或者漢族史。某種意義上，這就是現代性進入歷史時空敘述的一個後果，現代民族國家往往形成以單一中心為時空座標來敘述歷史的話語體系與認知結構，這就導致了地理與區域觀念出現了某種斷裂。1947年，美國地理學家葛勒石注意到：“近代中國史上一種最重要的地理事實，就是對於海洋的新關係。以前面向西北，而太平洋是後門。離長城不遠的玉門就是中國的正門。對於亞洲內陸和西北諸省的接觸，它在國家歷史上克盡了重要的任務。但今日的情形都已改變了。中國的大門是朝著太平洋。上海廣州天津取代了西安和北平的地位，玉門關只不過是供詩意的憑弔與回憶。”一針見血指出中國從內陸為中心轉向到以海洋為中心的歷史時空視野轉換，這種轉換長期影響到中國的區域感。
2003年，民族學家谷苞先生在給《西北通史》寫序時，針對長期以來人們觀念中的“西北邊疆”提出質疑，人們對於西北的涵義存在著不同理解,需要有一個統一的認識。不能把西北地區統稱為西北邊疆,在西北地區雖有邊疆地區,但西北地區的很大一部分不屬於邊疆。他以西北文化的三個特徵思考提出不能把西北“邊疆化”：第一，西北地區的文化是形成中華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的源頭。第二，西北地區一向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區。第三，西北地區是古代絲綢之路的主道所經過的地區。西北不是“鐵板”一塊的均質化區域，不是文化落後、野蠻的地方，也不具有地理、文化與行政邊界高度重合而形成的清晰“區域”。如蘭州一帶是國家幾何地理中心，隴東一帶是華夏文化誕生地，“嘉峪關外”還有舉世聞名的敦煌——絲綢之路的文化中心。
在“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視野下，國家提出以“新疆為核心區”的戰略區位觀，“西北”戰略區域定位也在同步發生變化，圍繞著“化邊疆為中心”的理論命題，學界已經展開了一些討論，“西北”作為一個多中心互動的歷史空間，長期被另一種視角遮蔽，只有“去邊疆化”才能釋放“中心”的意義，這對於認識“絲綢之路經濟帶”背景下的新地緣區位觀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一、“歐洲中心觀”與世界史的時空斷裂：被遮蔽的“遊牧史”
近代中國的時空轉向與全球史（世界史）的產生密切相關，在全球史當中產生一種社會科學化的視野，就是將歐亞大陸劃分為不同的區域，以便於現代國家在地緣政治和國際關係的需要下識別出不同的文化—地理空間。正如華勒斯坦指出，社會科學實際上也是以一種特殊的空間性觀念為基礎的。按照社會科學家的假定，人類生活必須要通過一組空間結構來加以組織，而這些空間結構便是共同界定世界政治地圖的主權領土。這些政治疆界確定了其他關鍵的互動領域—如社會學家眼裡的社會，宏觀經濟學家眼裡的國民經濟，政治學家眼裡的國家，史學家眼裡的民族—空間參數。源於西方的現代世界秩序與國家體系，以西方的經驗來重組世界秩序，這就確立了以西方為中心的認知視角。
基於對於殖民主義地理與文化傳播論的反思，布特勞分析指出，對於歐洲以外的地區認識的迅速形成有著複雜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殖民主義的發展，它特別在兩個方面產生了影響。一方面是獲得了關於歐洲以外地區人們的大量信息，儘管這些信息是被高度歪曲的。第二個原因是，關於歐洲以外的地區的世界和人民的情況，證實哪些是真實的、哪些是不真實的具有了現實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利益，這兩個過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按照西方殖民世界的需要，重新繪製世界地理，以海洋為中心的構圖成為一個大趨勢，這就勢必要“去大陸化”。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全球殖民體系中，“現代全球歷史是作為在時間上彼此為歷時性關係的陸續的單獨時刻被描述的，在空間上它們只與西方有關，它們與地球其他部分的共性關係未被考慮。”著名社會學家戴維·哈維則認為，“世界的空間……都被去地域化了，剝去了它們原先的意義，然後依照殖民和帝國主義政權的需要重新地域化。”這一後果就是造成時間與地域（空間）的分離。
中國學界對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史的侷限性表達了不滿。20世紀80年代初，世界史學者吳於廑先生提出糾正性的“整體史觀”，將被“海洋史觀”屏蔽的歐亞大陸的歷史“空間性”釋放出來。整體史觀從世界歷史的整體發展和統一性方面考查歷史，認為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是從分散向整體發展轉變的過程，主張世界各個民族、各種文明在各自和不斷交往的發展中，逐步打破了孤立、分散狀態，最終融合成密切聯繫的全球統一體。吳於廑先生認為，古代社會的主要矛盾存在於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之間，並非存在於奴隸與奴隸主、地主與農民之間。無獨有偶，在吳於廑先生這篇著名文章發表的次年（1984年），在天山南北深入田野實踐數十年的民族學家谷苞先生在另一個學科領域中指出，在我國悠久的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廣大的農業區和遊牧區一直是同時並存的。農業區諸民族與遊牧區諸民族的關係問題，一直是我國最重要、最持久的民族關係問題。因此遊牧社會與農業社會之間關係的主流始終是互相依存、互相促進的關係。農業區經濟與遊牧區經濟的結合，才構成了我國古代封建經濟統一的整體。一南一北兩位不同學科的著名學者無意中形成了一種默契共識：農耕和遊牧的關係是世界史上最普遍、最“日常”的一種關係，既是一種生產關係，也是一種地緣關係，更是一種交往關係。既要在更為廣闊的歐亞大陸整體史、文明史基礎上，也要從最普遍的“日常生活”中理解歷史上的“國際關係”與“民族關係”。這也是古代歐亞世界體系中的“國與國”、“族與族”之間的基礎。中國史、“民族史”也毫不例外，農耕與遊牧的關係同樣是理解其歷史的基本線索，由此恢復出被海洋時間壓抑的、遮蔽的遊牧社會“空間”性意義。
中東史專家彭樹智先生則在“整體史”的基礎上闡發了“文明交往論”，在畜牧農耕的自然經濟時期，交往的地緣關係上升為主導地位地域空間的交往範圍愈來愈擴大。遊牧世界和農耕世界之間的各種形式的交往特別頻繁。交往主體隨著地域的擴展而表現為種族、民族乃至社會、宗教共同體而等級制、宗法制、倫理道德體系成為文明文住的社會、政治和精神中樞。文明交往論強調地緣關係的重要性，同時也突破了對於遊牧社會“野蠻”的想象。以往的“中亞史地研究”同樣受到“歐洲中心觀”的強大影響，具有“時空斷裂性”。俄國學者巴托爾德將中亞衰退的原因歸結為海路的興起取代了陸上貿易以及烏茲別克遊牧人瓦解了中亞帝國的完整性，造成了中亞遊牧力量終於被歐洲人取代。這一傳統經典論斷近期遭到了中國學者質疑，褚寧和馬建春認為，16—17 世紀“布哈拉人”依舊奔走在歐亞大陸，以“布哈拉人”作為一個泛化的商業群體，這一時期通過教緣與地緣關係，將中亞諸城鎮、草原以及印度、波斯、俄國、中國連接在一起，構建起了一個頗具規模的歐亞內陸貿易網絡。前蘇聯時期的東方學家也並不否認這一點，M·庫特魯科夫認為海路的開闢並沒有破壞舊的商道。它繼續使中亞、印度、俄國與中國保持聯繫，而中亞和葉爾羌的商人仍是這些國家之間貿易的中間人。他援引16世紀40年代訪問過中國的土耳其旅行家賽菲的著作指出，“（葉爾羌汗國）開採玉石絕大部分運往中國。吐魯番是各國商人云集之地，這裡集結了數幹名來自亞洲各國而準備去中國的商人，他們選出自己商隊的首領，經葉爾羌汗批准後前往中國；因擔心居住在此地的卡爾梅克人的搶劫，許多商隊不能前往中國。”不止一份穆斯林文獻證實著歐亞大陸之間的文化與商貿交流一直沒有中斷，從上述文獻中也可以窺見，草原、綠洲與農耕區之間的相互關係對於這種商貿和文化交流有著深刻的影響。
中亞史地學者潘志平認為，所謂15世紀後絲綢之路斷絕的說法，很可能受到西方基督傳教士的說法影響。基督徒視之為畏途，並不能證明此路不通。如果將絲綢之路理解成東西文明的交流之路，東西文明的交流不存在中斷問題。質疑李希霍芬提出的“絲綢之路”概念背後有一種基督教的文明觀念在起作用，使得“絲綢之路”呈現出一種對東方的“想象”。由於19世紀是西歐的知識體系、價值觀、國家觀及文明觀在全球化過程中的普及過程，因此對於西方中心觀書寫下的世界體系必須保持足夠的警惕。“中央歐亞”——這一區域的遊牧社會歷史幾乎被遺忘，如弗蘭克指出的，中亞仍然是一個天文學觀念上的“黑洞”。中亞對那些外圍民眾所在文明而言也處於中心位置，而這些民眾的生活空間被吸入中心的黑洞當中。中亞也是所有那些外圍民眾及其文明彼此交匯互動的地方。中亞真正成為歐亞和世界歷史的“缺失一環”。華勒斯坦尖銳批判歐洲社會科學研究是以“區域研究”為基礎，而劃分這一區域的方法確實是歐洲中心主義的。有學者反思，“我們對於世界歷史與各大區域文明的認識與定位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歐洲中心主義的，在對歐亞大陸的認識上也有鮮明體現，歷史敘述的主要內容都給了歐亞大陸的東西兩側，而忽視了這一大陸的中間地帶。”
然而，要填補遊牧社會歷史的“黑洞”和歷史的缺位，必須放寬知識的視野，包括突破建立在西方知識範式下的“區域研究”。而近代以來的中國人文與社會科學是納入到西方的“區域研究”當中，“區域地理”就是最典型之一——這就出現了“西北”被如何定義的問題：“西北”作為中國歷史上游牧民與農業民彼此交匯的力量中心，也是世界四大文明交流的中心，是以大陸史觀中的“前門”為中心書寫，還是以海洋史觀的“後門”——“邊疆”來書寫？
二、兩種世界文明交往體系的碰撞：作為區域的“西北”
兩種不同的世界文明交往體系——一種是以遊牧區與農業區互動的歐亞大陸為主體的文明交往體系；另一種是自海路大發現時代以來以歐洲文明為中心的全球化體系。而第一種歐亞大陸的文明交往體系中——“遊牧區”有了特指的“中央歐亞”定義。中原農業區是歐亞大陸最大的農業區，在遊牧與中原農耕力量的互動中討論“西北”的區域中心性，日本都市史學者妹尾達彥做出了重大的知識貢獻，他高度重視生態與人文環境的互動性，特別是以農業與遊牧力量互動的歐亞大陸世界史的視野來討論“西北”的中心性——聚焦點是唐代長安城，提出了幾個重要觀點，不乏啟發性：
首先，妹尾達彥界定了人類歷史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就是黃河流域為中心的農牧交錯地帶，農牧區的物質交換就刺激並促進了城市的誕生。城市主要誕生在農牧交錯帶接壤的農業地域的一方，功能主要是交易和軍事場所，由此發育出了不少城市，“到了紀元前1000年時，聯合起來形成了國家，遍佈中國內地的城市網絡由此誕生。由此而誕生的城市網絡的至今3000年間的變遷，彙集在中國五個歷代都城變遷的形式之中。”西安、洛陽、北京、南京與開封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五大古都，也分別是城市網絡的中心。
其次，妹尾達彥注意到自4世紀至7世紀北半球進入一個寒冷期。從而導致北方人口向遊牧、農業的低緯度地帶南遷，遊牧民大規模越過農牧交錯地帶而進入到農業為中心的地域，人類與文化的移動導致歷史時期的又一次顯著性的變化，就是在建立了遊牧人的“征服王朝”。長安恰恰處於這一次人口大遷徙之路的東端，正是這樣跨越亞歐大陸的人口流動，加大了長安都市文化的國際意味。在南北方向上，長安地處農業區與遊牧畜牧業區的交叉地帶，有利於統和農業文化和遊牧文化；在東西方向上，長安處於亞歐大陸人口遷徙之路的東端，是‘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的連接點。這兩方面共同造就了長安的國際大都市地位。長安城作為歐亞大陸十字路口，大規模人口流動帶來的文化交流推動了長安國際化都市地位的形成。向達也說，“第七世紀以降之長安，幾乎為一國際的都會。各種人民，各種宗教。無不可於長安得之。”“異族入居長安者多，於是長安胡化盛極一時，此種胡化大率為西域風之好尚。”
第三，妹尾達彥還進一步指出中國都市網絡體系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逐步轉移，即到了9世紀以後，東亞的主幹交通路漸漸地開始由陸路向海路轉移，主要遊牧民的政治據點由中國內地西北部移向東北部，糧倉地帶由中國北部移至中南部。因此，使中國的城市網絡由內陸部的以長安為中心的城市網絡向沿海部的以北京為中心的城市網絡轉變。這種城市中心的轉變並不一定意味著長安在聯繫遊牧與農耕社會的區域聯繫意義的降低。
民族學家馬長壽先生就意識到西北民族格局形成中的“吐蕃北上、蒙古南下”因素的重要性，周偉洲教授繼承併發揚了這一觀點，西北疆域特徵受到四大文化區的相互影響：周秦文化區（及中原文化區，今陝西、甘肅東部及寧夏南部，黃河中游一帶）、甘青文化區（即河西走廊與河湟地區，以遊牧為主，農業為輔）、新疆北部天山文化區（也包括今天甘肅西部一直延伸到蒙古北方的遊牧區）、新疆南部天山文化區（綠洲的農業定居生活為主，射獵生活為輔）。由此，這些區域在地緣上彼此互動，“西北”出現了不止一個“遊牧—定居”的區域形態。不過以吐蕃與蒙古兩股遊牧勢力影響巨大，特別是蒙古，是奠定今日西北地區民族分佈格局的重要因素。民族互動也帶來了文化的互動，漢族傳統文化、中亞、印度的佛教文化、伊斯蘭文化、北方遊牧文化均從四周不斷沁潤著、影響著西北少數民族多元文化。促使其發生了兩次重大的變異，而最終定型。說明以長安為中心的“西北”區域是由遊牧與農耕、綠洲大小不一的空間統合而成的，這就突破了單一性的“遊牧—定居”形態分佈在中原黃河流域的視角——體現了中國西北疆域形成的空間性、多樣性，將多中心互動的歷史揭示了出來。
地緣關聯性不是斷裂的，而是持續的。長安曾經長期保持著東亞都城體系的中心，具有高度國際化的地位，其意義溢出了“中國”；另一方面，即使在農牧交錯的中心城市轉到更大的北方中心城市——北京以應對東北方向“遊牧——森林”力量的崛起，西安仍不失為一個具有國際中心意義的都市，其意義並沒斷裂。從政治上看，西安始終保持著作為遊牧與農耕交匯地帶的中心城市作用。“大中國”雖然是由不同層次的空間統合而成，必須保持對農耕與遊牧兩種生產方式和文化類型的影響力，為了更為有效地同時控制這兩個地區，王朝的都城必須設立在農業區與遊牧區的交叉地帶，所以從唐王朝建都長安就可以斷定它是“大中國”，而只控制農業區，就可以稱之為“小中國”。如洛陽、開封、南京、杭州等所對應的王朝，無一例外都是統治空間侷限於農業區的。無論是在“大中國”還是在“小中國”，西安在聯繫周邊遊牧與農業區的地緣位置不會變化，即使明清時期，西安依然是北方的統治中心之一。明季的西安是秦王的駐藩之地，而秦王的地位僅次於燕王，稱之為“塞王”；而清代則在西安駐紮八旗，修築滿城，由西安將軍駐節，顯示其軍政地位的重要性。
從文化上看，西安仍然承擔著部分中央政府維護大一統——“扶綏蒙藏”的功能。妹尾達彥指出大中國的統治者多來自遊牧民族，或者具有非漢族血統，而這樣的“大中國”，為了使政權正統化，需要能夠包容漢族和非漢族兩者的某種意識形態。所以，“大中國”的王朝，都特別重視不問民族、出身的世界宗教——佛教。長安就是整個歐亞大陸最大的“佛都”，起到了整合遊牧民與農業定居民精神世界的作用。即使在明清時期，王朝的行政中心轉移至北京，西安作為佛教中心城市的重要性依然受到統治者的關注，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來陝西巡視時，撥專款敕建廣仁寺，使之成為象靈鷲山一樣的靈山聖境、香城淨土，藉以吸引“五陵六郡之眾”和“外藩屬國”，從而達到“助王化”、“錫民庥”、使邊疆乃至整個國家“長治久安”的目的。同時也是為長安“滿城”內的蒙藏上層人士王爺貝勒等提供信仰服務，康熙皇帝賜名為廣仁寺，同時又為之親書“慈雲西蔭”橫匾和撰寫《御製廣仁寺碑》銘。廣仁寺位於西安明城牆內西北角，有中國唯一的精品千佛殿，同時也是文成公主在長安的奉地。這一寺院同時也是包括達賴和班禪、西北康藏一帶大喇嘛、高僧在西安的行宮和駐錫、朝覲之地。至今寺中還保留有達賴和班禪的住房。廣仁寺為內地唯一綠度母主道場，也是陝西地區唯一的一座藏傳格魯派寺院，香火旺盛，體現了蒙藏漢滿“四海一家”的大一統文化。
從經濟上看，以西安為中心的商業市場輻射範圍仍遍及藏、蒙並通過河西走廊遠至天山南北、七河流域。明代陝甘大道、清代陝甘—甘新大道仍然是以西安為中心形成輻射整個西北的市場網絡。以西安、涇陽、三原為全國性東西貨品的加工與轉運中心,以蘭州為二級貨物分銷點，以西寧、哈密、寧夏、古城等地為三級批發市場，形成西北地區大宗貨品茶葉、布匹、海鮮雜貨以及西北地區毛皮、藥材的東輸西運中心。明清時期，雖然以“嘉峪關”為界，有“關內”和“關外”的區分，出關還要有官府出具的“過所”，實際上官方視野之外，民間貿易一直存在，前往天山南北的“走私”玉石、大黃的陝甘商販始終不絕於途。無論“大、小中國”時期，西安始終是維繫中國北方草原、西南藏區和河西走廊、天山南北相互聯繫的一箇中心節點城市。
西安鼓樓
隨著15世紀末和16世紀初以來的海路大發現，西方殖民者帶來的堅船利炮也衝擊到歐亞大陸，原來遊牧民與定居民的流動-定居的共生體關係進入一種更大的尺度與更復雜的結構。俄國不僅成為新的“草原帝國”，而且還具有新的工業技術因素支持下的武力和機動性，通過南下和東征使得歐亞大陸基本連為一體。同時，西歐國家的海上力量向東方世界的擴展，其流動性是以流動的資本主義經濟以及海洋權力實現的，這更是一支全球性的力量，絕不限於一隅。英國越過了印度一直擴張到阿富汗、帕米爾地區和西藏。清朝也通過對於準噶爾蒙古的戰爭，再次統一天山南北。拉鐵摩爾指出，這三重進程標誌著近代世界歷史的匯合。中國、俄國與英國勢力交匯的軸心就是在中國西域、俄屬中亞與阿富汗。
英、俄殖民力量進入中亞，首當其衝就是中國西部朝貢體系瓦解，魏源記述說：“蓋新疆內地以天山為綱，南迴（維吾爾)北準（準噶爾）；而外地則以蔥嶺（帕米爾）為綱，東新疆西屬國。屬國中又有二：由天山路而西北為左右哈薩克；由天山南路而西南為左右布魯特（柯爾克孜），雖同一遊牧行國，而非準非回非蒙古矣。逾蔥嶺而再西北為安集延（烏茲別克）；西南為巴達克山，為愛烏罕（阿富汗）；雖亦皆回教城郭之國，然嶺以西之屬國非嶺以東之郡縣矣。”清朝西部疆域與朝貢體系具有多重的“內外之別”，新疆內是以天山為南北界限，山南為回部；山北為準部；“東新疆與西屬國”，則以帕米爾高原（蔥嶺）為界限，天山、帕米爾代表了不同層次的內外關係，可見帝國時代多層次的疆域體系——行省、內藩（新疆）、屬國（外藩），在俄國和英國的殖民入侵下，“外藩”以及伊犁將軍管轄的西域部分疆域被強行納入了英、俄帝國的版圖和勢力範圍。
殖民入侵過程打斷了歐亞世界史中的“遊牧——定居”原有的轉換關係，在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知識的傳播和塑造下，“遊牧——定居”關係被“民族主義化”。正如弗蘭克評價說，自15世紀以來，中亞民眾在兩方面幾乎都成為失敗者。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輸給了別人，而它們所在的中亞故土也不再是世界歷史的中心。此外，這些損失迅速在彼此間關聯起來：富有吸引力的世界歷史中心轉移到了外圍、海洋和西方。另一方面，在英、俄、日等國家的壓力下，中國不得不進入以新的世界體系當中，仿照西方體制實現民族國家的建設，現代地理邊界被條約體系限定以後，“也正是在這種無奈的權力關係格局下，我們不得不學著用西方的概念來轉述和表達我們自古沿襲的領土訴求，重整清帝國之後破碎的河山。而中國的國家建設進程也就是重塑民族、創制人民的過程。”國民政府定都在東南沿海—南京，西北自然成為邊緣、邊疆。以東南的時空經緯為準繩，不自覺降低了遊牧與農業社會的互動關係對整個中國歷史重要性的關照，“西北”文化被破碎化，區位被邊緣化。
吳於廑先生指出，原來在遊牧世界和農耕世界的接壤地區, 並不存在一個明確的、不可逾越的界線。古代國家的疆界，去中心越遠越模糊, 不能用近代的有精密地圖為據的國界線的概念去看古代國家的疆界。總有一個兩方都可出入的、兩不相屬而又兩皆相屬的所謂邊界。邊界對於古代國家,是一個沿其領域而延伸的狹長的面的概念, 而非線的概念。現代民族國家強調的是主權邊界，“由邊界定中心”取代了“由中心定邊疆”。邊疆與“華夷界限”的意義開始分離，轉而成為“中外之防”的意義。現代民族國家書寫的歷史視角緊縮於被邊界條約束縛的版圖內，遊牧社會的一維被碎片化了，從而遊牧力量與農耕力量之間互動歷史也被“去空間化”。在這兩種不同的世界文明體系中，“邊疆”與“邊界”的意義之間存在著某種張力，在民族國家的體系中“西北”區域——是地理座標、均質化的國土面積與人口；而在大陸史的“國家”與“民族”傳統中，“疆域”依然存在著“面”的概念。
吳於廑
三、接續中國處理“遊牧社會”的歷史經驗
“日常”的歷史地理學家和歷史學家們很早就注意到：地域和空間是歷史經驗的基本概念。中國近代的轉折就是被納入現代世界體系的過程，即納入全球史的範疇，由此，中國從“天下觀”轉入“民族國家觀”，按照民族主義的要求書寫歷史，顯然這很容易落入到西方的“時間優於空間”的歷史書寫“陷阱”。這種時空斷裂性體現在中國史敘述中心——從內陸的西安、北平和玉門關轉向了上海、廣州和天津。以歐洲為中心的歷史觀念下，中國近代史基本上以“衝擊——迴應”理論框架下寫成了迴應海洋危機的歷史，大陸史從而成為海洋史的附屬。即使在“大陸史”的寫作中，也是以居民（農民）為中心，而不是遊牧——定居互動的歷史。
“國族締造”的核心就是“國史”建構，歷史與區域差異造成的“中心—邊緣”、“文明—野蠻”、“先進—落後”等二分的方式，無形中是以歷史敘述的話語權重中表達。費正清提出的朝貢體系分為三圈，以“中國”為中心的、等級制的“中國”外交關係——漢字圈、內亞圈和外圈，形成文化等級和親疏關係，構成中華帝國的世界秩序。這種以儒家漢文化為中心，形成的“環形圈”層無疑是西方“文化傳播論”的翻版，同時也預設了文化的等級秩序。另一方面，近代以來從西方傳入的資本、新技術、新知識與市場網絡主要在沿海地區的傳播，並刺激了當地的經濟的發展，導致地理區域上的不平衡性進一步加劇。鐵路路網基本上都集中在沿海和東北地區，廣大的西北內陸地區到新中國建立前夕，除了正在修建的蘭州——天水鐵路外，蘭州以西“無一寸鐵路”。不僅造成西北經濟嚴重落後於沿海地區，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加深了沿海與西北的認知斷裂，“沿海地區空間劇烈的縮減，在許多社會經濟和政治現象裡已反映出來。……但西北和西南地區的人事現象，並未反映出同程度的空間收縮。在地理上的距離，沿海地區之離新疆比離歐美近得多，然而沿海人民對新省邊事，還不如對歐美事情瞭解的真切。”民國時期的知識界大多接收了從西方引進的知識觀念，如時人的見解：“蓋所謂西北，第一論其方位，當在中國全境之西北隅；第二目的在於開發；必須中國勢力所能達到之地；第三非荒涼不需開發，所開發者必比地廣人稀，經濟文化落後之地，則西北之地域，當包括新疆、青海、甘肅、寧夏、陝西及綏遠之地。”國民政府高參蔣君章等人認為，“我國領土的幾何中心是在甘肅省之涼州（武威），其地之緯度為北緯38度，經度為東經103度，以此方位將中國分為東北、西北、西南、東南四個部分，蒙古西部和帕米爾的北部屬於西北部，西北邊疆則包括蒙古和新疆的全部。遊牧——定居在西北土地上的少數族群也同樣被“一視同仁”視為落後和想象的“民族”。“西北”被固化為一個地理——行政區域。不過，由於文化與行政邊界的不一致，對於陝西、包括蘭州是否劃分到“西北”區域一直存在爭議。
抗戰前就來到中國考察的美國漢學家拉鐵摩爾清醒的認識到這一現象，他形象的用“前門”與“後門”來比喻大陸觀與海洋觀下的新疆地緣角色，“新疆是中國的一個省份，其人口的絕大多數是非漢族的其他民族。它地處古老印度帝國的後門，現在在該地起作用的是印度自治領和巴基斯坦自治領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勢力。新疆又地處蘇聯的前門之一——對於在美國外交政策支配下的種種類型的勢力、威望和影響來說，是最難以接近的前門。最後，新疆還處於連續幾個世紀被認為是中國後門的內地邊疆的一角。但兩千年前它就是中國通往亞洲心臟地帶的前大門，而且今天又一次成為中國陸地最重要的前大門之一。”拉鐵摩爾強調“亞洲心臟地帶”的重要性，需要再次識別“中央歐亞”的歷史空間性。絲綢之路經濟帶所通過的地區並不是西方所指單向意義的“中央歐亞”歷史區域，不能忽視其與中原農業力量相互交匯的歷史面向與多中心互動的歷史特徵。以往單中心的“西北區域史”導致了這一疆域當中的空間多樣性被淹沒，導致了本文開篇中谷苞先生的對“誰是西北邊疆”的提問。民族學家費孝通先生在晚年的時候語重心長地提示我們，“在歷史上的兩個中心主義，漢族中心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一提就是漢族的東西，其實西部不僅僅是漢族；一提就提西方的力量，不重視本土的力量。在這兩個中心主義之下把西部的這一廣大地區的人文資源給掩蓋起來了。西部是一個多民族的地區，我們要承襲它的文化的多元性，這些不同民族的存在，都是根據自己不同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形成了自己的不同的民族文化。這些民族的文化歷史和漢族一樣長、一樣重要和一樣珍貴。”在遊牧社會與中原農業社會的互動關係中理解費先生這段話再合適不過了。
歷史上的地緣關聯性——遊牧、農業區和綠洲構成的大小不一的空間形成了“大中國”，其歷史一直有其延續的一面，“西北”歷史是農耕、綠洲與遊牧的區域的關係史, 它幾乎等同於中國史，也是世界史的一部分。在中原農耕社會與遊牧社會的力量交匯處，才能看到西安（長安）的真正意義——中國大歷史型塑的中心之一，而非與“東南”對應的“西北”——指向“落後”與“邊疆”的意義。歷史中國根本不缺乏與“中央歐亞”互動的經驗，歷史上的“大中國”在包容和處理不同異質性空間方面具有嫻熟的經驗，無論是遊牧政權還是農業政權，都重視和使用佛教的象徵性資源來彌合遊牧民與農耕民不同的意識形態，便利了政權正統化，唐代長安城作為佛都來統合四方之民，清朝康熙在西安修建廣仁寺扶綏滿漢蒙藏就是生動的一例。“遊牧社會”作為歷史的一維早已深深融入到中華民族的歷史血脈中，只不過在當代民族國家歷史的書寫中被“淡忘”了。因此，正如弗蘭克所提示的，“只有反思‘歐洲中心觀’，我們才能看到歷史連續性遠比任何不連續性重要得多。”
西北長期是遊牧文明與農業文明互動最為頻繁的區域，形成了深厚的歷史傳統。儘管中亞歷史上的遊牧民一波波南下，人群與文化的變動性很大，相當多的遊牧人群與農業人群混合了。但是不變的是農業社會與遊牧社會在物資上的相互補充與互相支援的關係，從地緣關係和文明交往看，這種空間延續性體現在農牧交錯帶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只有超越“歐洲中心觀”對“西北”—“邊疆”、“野蠻”文化等級的偏見，並在與歐亞大陸整體史觀的互動中重新恢復“大中國”接續和處理遊牧社會的歷史經驗，這就需要在歐亞時空中重新定義“西北”作為歐亞大陸的重心所在；一方面，有助於在“整體史”視角中進一步思考“中華民族共同性”；另一方面，農牧交錯帶的“日常生活”與文化交流的部分共性特徵從西北延伸到了中亞，藉助歷史經驗討論中國特色的地緣戰略，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文/黃達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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