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的語言的確是美的，初學者常常為它所陶醉，於是便去追求華麗而激昂的詞藻；詩歌的技巧也確是很多的，研究的人根據詩歌藝術的特點，總是注重意境、比興、格律等等。但是我以為首先強調的應該是：準確。這是最基本的東西，好像一個人，先得會走，才能會跑、跳。詩歌創作的一切技巧，如比興恰當、誇張得體、對比鮮明、音調和諧，甚至構思新穎等，都離不開準確。可是翻開我們的刊物，一些錯字、病句屢見不鮮。一些作者的語言基本功不硬便去追求特殊的技巧，結果常常弄出笑話。長此下去，必然影響詩歌藝術的發展。
怎樣做到準確呢？首先得思想清楚。就是說要旗幟鮮明，主題突出，內容不能含混模糊。這就是列寧所引述的：“只有思想清楚的人，才能夠說得清楚。”我們先來看下面這幾句詩：
日想總理情難收，夜夢總理心潮湧，
甘灑碧血寫春秋，髮指鼠輩入冷宮。
這是一首懷念總理，痛斥“四人幫”的詩，但最後一句在說什麼呢？按字面可以有這樣幾種理解：一、髮指，怒髮衝冠輩，“四人幫”；入冷宮，下臺。就是說對“四人幫”被趕下臺這件事，作者並不高興，而且表示憤怒。二、入冷宮，原指嬪妃的失寵，後引為冷遇。“四人幫”的覆滅被說成冷遇，當然不妥。三、“髮指鼠輩”是“鼠輩髮指”的倒裝，就是說“四人幫”對自己被冷遇感到非常憤怒。這三種解釋無論哪種大約都不是作者原意，但從字面上看，只能這樣分析。
為了說明問題還可以再舉幾例：“雷鋒精神蔚成風，八億人民都是螺絲釘，擰在‘四化’機器上，日日夜夜轉不停。”是螺絲釘轉不停，還是機器轉不停？再看，“誰說鐵人在大慶，咱說廠廠有鐵人；誰說大慶在塞北，咱說處處有大慶。”難道別的地方有鐵人、大慶，而大慶、塞北反而沒有鐵人、大慶嗎？前者反映作者思想混亂，前言不搭後語，後者則是思想不嚴密，顧此失彼。
類似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這裡，首先是作者的思想不清楚，沒有對所要表達的思想、事物進行仔細研究，還沒有形成一個明確的概念就急於訴諸形象，抒情言志。不錯，詩歌藝術，是形象的藝術，但是一切形象必須是在準確的基礎上才能創造。形象思維雖不同於邏輯思維，但它卻是以嚴密的邏輯思維為基礎的，以己昏昏是不能使人昭昭的。
第二，語言要清晰。就是說，要合於語法修辭，不能生造硬 編 ，引 起 疑 義 和 誤解。看這一節詩：
透 過 那 流 油 的土地，
聞到了金秋稻穀的香甜，
殷紅的高粱擎起了支支火炬，
雪白的棉朵似錦雲相連。
這四句是作者在開荒時想象將來的豐收，我們可以看出“聞到”“香甜”還勉強說得通（嚴格講甜也是不能聞的），但後面的殷紅、雪白、火炬、錦雲等這些顏色和形象，只能訴諸視覺，怎麼能聞呢？作者在造句時犯了動賓不符的錯誤。忘了“聞到”後面的話雖然分成三行，但仍然是沒有說完的一句話。比如毛主席的詞《沁園春》中曾有這樣一段：“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看”字後面共有七句，但都是視覺範圍以內的事物，都沒有脫離“看”這個動詞。又如一首寫鵝毛大雪之中行車的詩句有：
大雪，如飛的車輪擋不住，
狂風，只配給咱鼓勁喝彩。
這第一句的意思應是“大雪擋不住如飛的車輪”。但作者為了追求和第二句的形式協調，改成現在的樣子，這一改卻改成了一個賓語提前的句式，改出來一個新的意思：“如飛的車輪擋不住大雪”了。這就產生了誤解。
我們承認詩歌的語言是特別注重修辭技巧的，常有省略、跳脫、突接、倒裝、借代等現象，這些似乎是和語法矛盾的，但實質上並不矛盾，因為它總是在一定的條件下來運用，根據上下文的關係，不但能正確地表達原意，還能產生更生動新鮮的詩意。這是一個基本功問題，我們只能在首先掌握語法的基礎上再去研究修辭，在首先做到準確後再去求生動，決不可耍花架子。否則，反倒露出了破綻。
第三，用字要準。如果說前二條是一切文學作品都應遵循的起碼要求，那麼這一條就是特別對詩歌提出的、更進一步要求。因為詩，是以少勝多的藝術，要在極短的篇幅內“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舍不盡之意，見於言外”，就必須字字珍惜，千錘百煉，這就是詩歌創造中常說的“煉字”。
常碰到一些這樣的詩句，內容、語法上都無甚大毛病，但細推敲開來一些字卻欠妥帖。如：
文化革命的成果我保衛，永走領袖指引的幸福程。
幸福路、幸福的路程都可以說，唯獨幸福程卻是不通的。再如：
曙光中，備耕的人馬出動了，連溫室的谷種也忙著抽芽、出泥。
我們常說種籽出土，誰說出泥？從全詩來看這兩個地方都是因為韻腳的需要，寧肯違反常情而去生造詞彙。韻倒是對了，字意卻不準確了。
詩歌語言的準確性，說到底是個個性問題。辯證唯物論告訴我們，矛盾的普遍性寓於特殊性之中，世界上相似的東西可以是很多的，但完全相同的東西卻是絕對沒有的。作為反映客觀事物的語言，相似詞可以是很多，但絕對的同義詞卻是非常少的。否則它們便沒有同時存在的必要。比如“波浪”和“浪波”，好像都差不多，但前者 偏 重 於 指“ 浪 ”，後 者 偏 重 於 指“波”。這兩個詞各有其自己的特點，表達著不同的境況和感情。至於波浪、波濤、波瀾，我們一一細品就更見其差異了。因此文學上曾有所謂福樓拜的一語：“不論我們要說的是什麼，要把它表現出來，只有一個唯一的名詞；要對它賦予運動，只有一個唯一的動詞；要對它賦予性質，只有一個唯一的形容詞。我們應該去苦心搜索，非發現這些名詞、動詞、形容詞不可。僅僅發現這些名詞、動詞、形容詞的相似詞，千萬不可以滿足。更不可以因為這種搜索非常困難，就用隨便的詞句來搪塞了事。”就是說，我們要努力發現諸多事物特有的個性。你看，這是多麼艱苦的事情，又必須找到那個唯一的詞，又要合於詩的韻律，從這個意義上說，準確這個要求是最基本的，但又是最難的。語言大師們的功夫正在這裡。他們靠著自己純熟的技巧，豐富的知識積累，一次又一次地搜索著更適合的字詞。這個最準確的字一旦找見，全詩便畫龍點睛，煥然生輝。我國詩壇上傳為佳話的“推敲”故事就是這樣。可是在現實的創作生活中一些作者常常知難而退，為了押韻就把“波浪”改為“浪波”，因為不肯割愛，某句雖有一二字不妥也就湊數塞責。我們說，遇到這種情況寧肯衝破韻律或者重製新句，也要求得用詞的準確。
（選自《新湘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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