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城 1983年
我們每個人自出生之日起，就和相機結下了不解之緣、百日、週歲、從小學到大學、戀愛、結婚生兒育女，生命的延續與生活的輪迴，都是在鏡頭前呈現著。現在，我們又用鏡頭去拍攝人，抓拍人的心態，人的精神，人的處境，人的一切；內在的和外部的，看得見與看不見的。照片裡有了活生生的人，有了酸甜苦辣的生活味道，照片就有了靈魂。
剛學攝影的時候，技術對於拍照最重要。我的興趣是從留影開始的，先給別人拍，或讓別人拍自己，要不然就自拍。從印出來的小樣裡，用放大鏡自賞自樂，照片裡幾乎都是“到此一遊”。照片開始時比較容易，相機越自動，攝影越顯得容易，器材在某種程度上幫了忙，我們過分依賴它，逐漸喪失了對自身的信心。我有一種緊迫感，總覺得有人在背後推我，那個人就是我自己。拿相機時間長了，陷入難以自拔的麻木，相機陪伴我到農村、進工廠、去軍營。經歷是一筆財富，但也會不斷的消耗，我感覺自己像一個放完了電的蓄電池。
到了20世紀80年代，我覺得技術對於攝影不是最重要的，關於拍什麼有了新的想法。我開始關注新聞事件，被“衝擊力”所左右，調動一切營造手段，彷彿攝影就是為了“決定性瞬間”，每一個畫面都應該達到完美的藝術素質。
北京西城 1983年
我們每個人自出生之日起，就和相機結下了不解之緣、百日、週歲、從小學到大學、戀愛、結婚生兒育女，生命的延續與生活的輪迴，都是在鏡頭前呈現著。現在，我們又用鏡頭去拍攝人，抓拍人的心態，人的精神，人的處境，人的一切；內在的和外部的，看得見與看不見的。照片裡有了活生生的人，有了酸甜苦辣的生活味道，照片就有了靈魂。
剛學攝影的時候，技術對於拍照最重要。我的興趣是從留影開始的，先給別人拍，或讓別人拍自己，要不然就自拍。從印出來的小樣裡，用放大鏡自賞自樂，照片裡幾乎都是“到此一遊”。照片開始時比較容易，相機越自動，攝影越顯得容易，器材在某種程度上幫了忙，我們過分依賴它，逐漸喪失了對自身的信心。我有一種緊迫感，總覺得有人在背後推我，那個人就是我自己。拿相機時間長了，陷入難以自拔的麻木，相機陪伴我到農村、進工廠、去軍營。經歷是一筆財富，但也會不斷的消耗，我感覺自己像一個放完了電的蓄電池。
到了20世紀80年代，我覺得技術對於攝影不是最重要的，關於拍什麼有了新的想法。我開始關注新聞事件，被“衝擊力”所左右，調動一切營造手段，彷彿攝影就是為了“決定性瞬間”，每一個畫面都應該達到完美的藝術素質。
北京西城 1986年
進入20世紀90年代，我覺得藝術對於攝影也不是最重要的。我不刻意追求光線、構圖、角度，按快門也成了全天候了，不管室內室外、颳風下雨、白天黑夜。原來覺得沒意義的，現在也變得有價值，彷彿拍下來就行。
跨入新世紀，我覺得攝影也不是最重要的。生活之廣，歷史之厚，一個鏡頭只是一個碎片，我力求給變化的生活留下一些痕跡。我比任何時候都渴望按動快門，攝影早已不是一種儀式，而是隨時隨地的釋放，我想說的也都在這些照片裡了。
好照片是來之不易的，用照片說話，說得明白，說得幽默，說得有份量，就要下功夫了。拍不出好片子，是攝影者經常面臨的處境，這恰恰是產生好照片的土壤，關鍵在於取景框後面的頭腦，這比手中的相機更重要。
北京西城 1983年
我們每個人自出生之日起，就和相機結下了不解之緣、百日、週歲、從小學到大學、戀愛、結婚生兒育女，生命的延續與生活的輪迴，都是在鏡頭前呈現著。現在，我們又用鏡頭去拍攝人，抓拍人的心態，人的精神，人的處境，人的一切；內在的和外部的，看得見與看不見的。照片裡有了活生生的人，有了酸甜苦辣的生活味道，照片就有了靈魂。
剛學攝影的時候，技術對於拍照最重要。我的興趣是從留影開始的，先給別人拍，或讓別人拍自己，要不然就自拍。從印出來的小樣裡，用放大鏡自賞自樂，照片裡幾乎都是“到此一遊”。照片開始時比較容易，相機越自動，攝影越顯得容易，器材在某種程度上幫了忙，我們過分依賴它，逐漸喪失了對自身的信心。我有一種緊迫感，總覺得有人在背後推我，那個人就是我自己。拿相機時間長了，陷入難以自拔的麻木，相機陪伴我到農村、進工廠、去軍營。經歷是一筆財富，但也會不斷的消耗，我感覺自己像一個放完了電的蓄電池。
到了20世紀80年代，我覺得技術對於攝影不是最重要的，關於拍什麼有了新的想法。我開始關注新聞事件，被“衝擊力”所左右，調動一切營造手段，彷彿攝影就是為了“決定性瞬間”，每一個畫面都應該達到完美的藝術素質。
北京西城 1986年
進入20世紀90年代，我覺得藝術對於攝影也不是最重要的。我不刻意追求光線、構圖、角度，按快門也成了全天候了，不管室內室外、颳風下雨、白天黑夜。原來覺得沒意義的，現在也變得有價值，彷彿拍下來就行。
跨入新世紀，我覺得攝影也不是最重要的。生活之廣，歷史之厚，一個鏡頭只是一個碎片，我力求給變化的生活留下一些痕跡。我比任何時候都渴望按動快門，攝影早已不是一種儀式，而是隨時隨地的釋放，我想說的也都在這些照片裡了。
好照片是來之不易的，用照片說話，說得明白，說得幽默，說得有份量，就要下功夫了。拍不出好片子，是攝影者經常面臨的處境，這恰恰是產生好照片的土壤，關鍵在於取景框後面的頭腦，這比手中的相機更重要。
廣西玉林 1988年
好照片是千載難逢的，有價值的影像每分每秒都在消失，到了下個世紀回頭看，人們可以寫，可以畫，可以演，唯獨攝影過期作廢，一不留神，我們只能留下空白。
好照片是不言自明的，攝影是門技術，也是一種精神。所有的智慧都在“咔嚓”之中了。瞬間千變萬化，在一生拍攝中，好照片只是鳳毛麟角。照片好壞之間只差一點，早點兒，晚點兒都會與好照片無緣。我的照片幾乎每張都差一點兒，我這輩子就是為了這一點點。
很多攝影人說，我這輩子拍了十萬張底片，拍了百萬張底片，但是當幾十年轉過頭來去整理的時候才會發現，與眾不同，獨一無二的照片是非常罕見的。就像我，拍攝了半輩子，但是最終拿出幾張代表作，都非常地困難，難得無能為力。
北京西城 1983年
我們每個人自出生之日起，就和相機結下了不解之緣、百日、週歲、從小學到大學、戀愛、結婚生兒育女，生命的延續與生活的輪迴，都是在鏡頭前呈現著。現在，我們又用鏡頭去拍攝人，抓拍人的心態，人的精神，人的處境，人的一切；內在的和外部的，看得見與看不見的。照片裡有了活生生的人，有了酸甜苦辣的生活味道，照片就有了靈魂。
剛學攝影的時候，技術對於拍照最重要。我的興趣是從留影開始的，先給別人拍，或讓別人拍自己，要不然就自拍。從印出來的小樣裡，用放大鏡自賞自樂，照片裡幾乎都是“到此一遊”。照片開始時比較容易，相機越自動，攝影越顯得容易，器材在某種程度上幫了忙，我們過分依賴它，逐漸喪失了對自身的信心。我有一種緊迫感，總覺得有人在背後推我，那個人就是我自己。拿相機時間長了，陷入難以自拔的麻木，相機陪伴我到農村、進工廠、去軍營。經歷是一筆財富，但也會不斷的消耗，我感覺自己像一個放完了電的蓄電池。
到了20世紀80年代，我覺得技術對於攝影不是最重要的，關於拍什麼有了新的想法。我開始關注新聞事件，被“衝擊力”所左右，調動一切營造手段，彷彿攝影就是為了“決定性瞬間”，每一個畫面都應該達到完美的藝術素質。
北京西城 1986年
進入20世紀90年代，我覺得藝術對於攝影也不是最重要的。我不刻意追求光線、構圖、角度，按快門也成了全天候了，不管室內室外、颳風下雨、白天黑夜。原來覺得沒意義的，現在也變得有價值，彷彿拍下來就行。
跨入新世紀，我覺得攝影也不是最重要的。生活之廣，歷史之厚，一個鏡頭只是一個碎片，我力求給變化的生活留下一些痕跡。我比任何時候都渴望按動快門，攝影早已不是一種儀式，而是隨時隨地的釋放，我想說的也都在這些照片裡了。
好照片是來之不易的，用照片說話，說得明白，說得幽默，說得有份量，就要下功夫了。拍不出好片子，是攝影者經常面臨的處境，這恰恰是產生好照片的土壤，關鍵在於取景框後面的頭腦，這比手中的相機更重要。
廣西玉林 1988年
好照片是千載難逢的，有價值的影像每分每秒都在消失，到了下個世紀回頭看，人們可以寫，可以畫，可以演，唯獨攝影過期作廢，一不留神，我們只能留下空白。
好照片是不言自明的，攝影是門技術，也是一種精神。所有的智慧都在“咔嚓”之中了。瞬間千變萬化，在一生拍攝中，好照片只是鳳毛麟角。照片好壞之間只差一點，早點兒，晚點兒都會與好照片無緣。我的照片幾乎每張都差一點兒，我這輩子就是為了這一點點。
很多攝影人說，我這輩子拍了十萬張底片，拍了百萬張底片，但是當幾十年轉過頭來去整理的時候才會發現，與眾不同，獨一無二的照片是非常罕見的。就像我，拍攝了半輩子，但是最終拿出幾張代表作，都非常地困難，難得無能為力。
上海光新路 1991年
我希望擁有情感的快門，再加上一些理性。我每次採訪拍攝的數量越來越少，可能是業餘習慣一直在起作用。小時候，新聞記者在我眼裡是一個神話，他們的工作最讓我著迷。後來我到了《中國日報》當了攝影記者，真不可思議，可能是緣分。新聞照片既是新聞、有成為藝術，同時顯示現代科技成果的工作，圓了我的夢想。在現實中，新聞工作遠不是那麼浪漫，進了報社，就像擰在機器上的螺釘，永遠轉個不停。攝影容易使人產生激情，也容易使人灰心，對虛榮心更容易滿足，掛一脖子的相機，在場面上應酬、湊熱鬧，跑來跑去，搞不好拍不成照片，倒成了器材展示的模特。作為一個攝影記者，我每天所面臨的局面都是和不好的照片在打交道，拍完了一天回來，黨刊底片全都是不滿意的，真正能從一個畫面裡講得清楚、講得精彩、講得有深度，特別難。為什麼？就是在平常處理每一張照片的時候，都想把更好的東西留到下一個畫面，等下一回再補上，長此以往，就會和好照片無緣。
北京西城 1983年
我們每個人自出生之日起，就和相機結下了不解之緣、百日、週歲、從小學到大學、戀愛、結婚生兒育女，生命的延續與生活的輪迴，都是在鏡頭前呈現著。現在，我們又用鏡頭去拍攝人，抓拍人的心態，人的精神，人的處境，人的一切；內在的和外部的，看得見與看不見的。照片裡有了活生生的人，有了酸甜苦辣的生活味道，照片就有了靈魂。
剛學攝影的時候，技術對於拍照最重要。我的興趣是從留影開始的，先給別人拍，或讓別人拍自己，要不然就自拍。從印出來的小樣裡，用放大鏡自賞自樂，照片裡幾乎都是“到此一遊”。照片開始時比較容易，相機越自動，攝影越顯得容易，器材在某種程度上幫了忙，我們過分依賴它，逐漸喪失了對自身的信心。我有一種緊迫感，總覺得有人在背後推我，那個人就是我自己。拿相機時間長了，陷入難以自拔的麻木，相機陪伴我到農村、進工廠、去軍營。經歷是一筆財富，但也會不斷的消耗，我感覺自己像一個放完了電的蓄電池。
到了20世紀80年代，我覺得技術對於攝影不是最重要的，關於拍什麼有了新的想法。我開始關注新聞事件，被“衝擊力”所左右，調動一切營造手段，彷彿攝影就是為了“決定性瞬間”，每一個畫面都應該達到完美的藝術素質。
北京西城 1986年
進入20世紀90年代，我覺得藝術對於攝影也不是最重要的。我不刻意追求光線、構圖、角度，按快門也成了全天候了，不管室內室外、颳風下雨、白天黑夜。原來覺得沒意義的，現在也變得有價值，彷彿拍下來就行。
跨入新世紀，我覺得攝影也不是最重要的。生活之廣，歷史之厚，一個鏡頭只是一個碎片，我力求給變化的生活留下一些痕跡。我比任何時候都渴望按動快門，攝影早已不是一種儀式，而是隨時隨地的釋放，我想說的也都在這些照片裡了。
好照片是來之不易的，用照片說話，說得明白，說得幽默，說得有份量，就要下功夫了。拍不出好片子，是攝影者經常面臨的處境，這恰恰是產生好照片的土壤，關鍵在於取景框後面的頭腦，這比手中的相機更重要。
廣西玉林 1988年
好照片是千載難逢的，有價值的影像每分每秒都在消失，到了下個世紀回頭看，人們可以寫，可以畫，可以演，唯獨攝影過期作廢，一不留神，我們只能留下空白。
好照片是不言自明的，攝影是門技術，也是一種精神。所有的智慧都在“咔嚓”之中了。瞬間千變萬化，在一生拍攝中，好照片只是鳳毛麟角。照片好壞之間只差一點，早點兒，晚點兒都會與好照片無緣。我的照片幾乎每張都差一點兒，我這輩子就是為了這一點點。
很多攝影人說，我這輩子拍了十萬張底片，拍了百萬張底片，但是當幾十年轉過頭來去整理的時候才會發現，與眾不同，獨一無二的照片是非常罕見的。就像我，拍攝了半輩子，但是最終拿出幾張代表作，都非常地困難，難得無能為力。
上海光新路 1991年
我希望擁有情感的快門，再加上一些理性。我每次採訪拍攝的數量越來越少，可能是業餘習慣一直在起作用。小時候，新聞記者在我眼裡是一個神話，他們的工作最讓我著迷。後來我到了《中國日報》當了攝影記者，真不可思議，可能是緣分。新聞照片既是新聞、有成為藝術，同時顯示現代科技成果的工作，圓了我的夢想。在現實中，新聞工作遠不是那麼浪漫，進了報社，就像擰在機器上的螺釘，永遠轉個不停。攝影容易使人產生激情，也容易使人灰心，對虛榮心更容易滿足，掛一脖子的相機，在場面上應酬、湊熱鬧，跑來跑去，搞不好拍不成照片，倒成了器材展示的模特。作為一個攝影記者，我每天所面臨的局面都是和不好的照片在打交道，拍完了一天回來，黨刊底片全都是不滿意的，真正能從一個畫面裡講得清楚、講得精彩、講得有深度，特別難。為什麼？就是在平常處理每一張照片的時候，都想把更好的東西留到下一個畫面，等下一回再補上，長此以往，就會和好照片無緣。
北京木樨地 2000年
拿相機的人，在不拿相機時要想得更多些，這樣在拍攝時就知道拍什麼和怎麼拍。手腳勤到處跑是必要的，腦勤才是更重要的，否則白跑、白吃苦、白費時間。“靜若處子、動如脫兔”是我理想的生活狀態。“龜兔賽跑”的故事從小給我留下極深刻的印象，有韌勁，戒浮躁，認準目標走到底。
改個開放的社會進程，最初發生在思想層面和社會生活的深處，這些細節不太好表現，表面上風平浪靜，實際上猶如地下的岩漿，這些時代的潛影讓你無從下手。我記得當時一些外國攝影記者的作品給我很大的啟發，他們選取的拍攝對象似乎很普通。但內涵深厚，看似尋常，完成了對社會生活的忠實記錄。攝影師應該放下架子，吧自己真正置於社會生活當中去，才能找到真正值得你去拍的東西。
北京西城 1983年
我們每個人自出生之日起，就和相機結下了不解之緣、百日、週歲、從小學到大學、戀愛、結婚生兒育女，生命的延續與生活的輪迴，都是在鏡頭前呈現著。現在，我們又用鏡頭去拍攝人，抓拍人的心態，人的精神，人的處境，人的一切；內在的和外部的，看得見與看不見的。照片裡有了活生生的人，有了酸甜苦辣的生活味道，照片就有了靈魂。
剛學攝影的時候，技術對於拍照最重要。我的興趣是從留影開始的，先給別人拍，或讓別人拍自己，要不然就自拍。從印出來的小樣裡，用放大鏡自賞自樂，照片裡幾乎都是“到此一遊”。照片開始時比較容易，相機越自動，攝影越顯得容易，器材在某種程度上幫了忙，我們過分依賴它，逐漸喪失了對自身的信心。我有一種緊迫感，總覺得有人在背後推我，那個人就是我自己。拿相機時間長了，陷入難以自拔的麻木，相機陪伴我到農村、進工廠、去軍營。經歷是一筆財富，但也會不斷的消耗，我感覺自己像一個放完了電的蓄電池。
到了20世紀80年代，我覺得技術對於攝影不是最重要的，關於拍什麼有了新的想法。我開始關注新聞事件，被“衝擊力”所左右，調動一切營造手段，彷彿攝影就是為了“決定性瞬間”，每一個畫面都應該達到完美的藝術素質。
北京西城 1986年
進入20世紀90年代，我覺得藝術對於攝影也不是最重要的。我不刻意追求光線、構圖、角度，按快門也成了全天候了，不管室內室外、颳風下雨、白天黑夜。原來覺得沒意義的，現在也變得有價值，彷彿拍下來就行。
跨入新世紀，我覺得攝影也不是最重要的。生活之廣，歷史之厚，一個鏡頭只是一個碎片，我力求給變化的生活留下一些痕跡。我比任何時候都渴望按動快門，攝影早已不是一種儀式，而是隨時隨地的釋放，我想說的也都在這些照片裡了。
好照片是來之不易的，用照片說話，說得明白，說得幽默，說得有份量，就要下功夫了。拍不出好片子，是攝影者經常面臨的處境，這恰恰是產生好照片的土壤，關鍵在於取景框後面的頭腦，這比手中的相機更重要。
廣西玉林 1988年
好照片是千載難逢的，有價值的影像每分每秒都在消失，到了下個世紀回頭看，人們可以寫，可以畫，可以演，唯獨攝影過期作廢，一不留神，我們只能留下空白。
好照片是不言自明的，攝影是門技術，也是一種精神。所有的智慧都在“咔嚓”之中了。瞬間千變萬化，在一生拍攝中，好照片只是鳳毛麟角。照片好壞之間只差一點，早點兒，晚點兒都會與好照片無緣。我的照片幾乎每張都差一點兒，我這輩子就是為了這一點點。
很多攝影人說，我這輩子拍了十萬張底片，拍了百萬張底片，但是當幾十年轉過頭來去整理的時候才會發現，與眾不同，獨一無二的照片是非常罕見的。就像我，拍攝了半輩子，但是最終拿出幾張代表作，都非常地困難，難得無能為力。
上海光新路 1991年
我希望擁有情感的快門，再加上一些理性。我每次採訪拍攝的數量越來越少，可能是業餘習慣一直在起作用。小時候，新聞記者在我眼裡是一個神話，他們的工作最讓我著迷。後來我到了《中國日報》當了攝影記者，真不可思議，可能是緣分。新聞照片既是新聞、有成為藝術，同時顯示現代科技成果的工作，圓了我的夢想。在現實中，新聞工作遠不是那麼浪漫，進了報社，就像擰在機器上的螺釘，永遠轉個不停。攝影容易使人產生激情，也容易使人灰心，對虛榮心更容易滿足，掛一脖子的相機，在場面上應酬、湊熱鬧，跑來跑去，搞不好拍不成照片，倒成了器材展示的模特。作為一個攝影記者，我每天所面臨的局面都是和不好的照片在打交道，拍完了一天回來，黨刊底片全都是不滿意的，真正能從一個畫面裡講得清楚、講得精彩、講得有深度，特別難。為什麼？就是在平常處理每一張照片的時候，都想把更好的東西留到下一個畫面，等下一回再補上，長此以往，就會和好照片無緣。
北京木樨地 2000年
拿相機的人，在不拿相機時要想得更多些，這樣在拍攝時就知道拍什麼和怎麼拍。手腳勤到處跑是必要的，腦勤才是更重要的，否則白跑、白吃苦、白費時間。“靜若處子、動如脫兔”是我理想的生活狀態。“龜兔賽跑”的故事從小給我留下極深刻的印象，有韌勁，戒浮躁，認準目標走到底。
改個開放的社會進程，最初發生在思想層面和社會生活的深處，這些細節不太好表現，表面上風平浪靜，實際上猶如地下的岩漿，這些時代的潛影讓你無從下手。我記得當時一些外國攝影記者的作品給我很大的啟發，他們選取的拍攝對象似乎很普通。但內涵深厚，看似尋常，完成了對社會生活的忠實記錄。攝影師應該放下架子，吧自己真正置於社會生活當中去，才能找到真正值得你去拍的東西。
西藏納木錯 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