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1月18日，民國規模最大的葬禮，在上海舉行。
已經去世一年半的大清皇族內閣郵傳部大臣盛宣懷（1844—1916），走得風風光光。為了這場葬禮，盛氏家族斥資30萬大洋，出殯儀仗隊長達2500多米，用了64名槓夫抬棺。
盛宣懷去世後，他的夫人莊氏決定為老頭子舉辦一場世紀葬禮。莊氏說，老頭子一輩子為朝廷和家族做了許多事情，自己卻沒過過一天安生日子，是被活活累死的。她提了兩個要點：第一，老頭子一生為大清累死累活，要讓皇帝的抬棺班子，來為他抬棺；第二，老頭子大半生在上海度過，出殯隊伍一定要走全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
錢不是問題，就是要把葬禮做大，做出不是國葬、勝似國葬的效果。
當天，整個上海幾乎傾城出動，爭睹這場世紀葬禮。出殯隊伍所經馬路，兩旁的商鋪全部停業，紛紛搭棚設座，收取座位票，盈利是平時的三倍還不止。
盛宣懷大出喪，成為上海富豪身後財力比拼的一個標杆。1920年代，“上海灘地皮大王”周扶九出喪，媒體有的說場面勝於盛宣懷，有的說不如。1930年代，永安公司總經理郭標出喪，上海市民普遍評價，遠不及盛宣懷那次。
時代在變化，但葬禮作為一個“大人物”最後高光時刻的表現形式，從未改變。
儘管早在民國成立後（確切地說，是在四川保路運動發生後），被後世譽為“中國實業之父”“中國商父”的盛宣懷，政治生命已經終結了，新的商業鉅子早已崛起。但他們所走的道路，跟這名前輩相比，似同非同。
盛宣懷的葬禮，就像是一個時代的隱喻。中國近代實業發展的一段旅程，在表面風光中落幕了，接下來的路，會怎樣呢？
1917年11月18日，民國規模最大的葬禮，在上海舉行。
已經去世一年半的大清皇族內閣郵傳部大臣盛宣懷（1844—1916），走得風風光光。為了這場葬禮，盛氏家族斥資30萬大洋，出殯儀仗隊長達2500多米，用了64名槓夫抬棺。
盛宣懷去世後，他的夫人莊氏決定為老頭子舉辦一場世紀葬禮。莊氏說，老頭子一輩子為朝廷和家族做了許多事情，自己卻沒過過一天安生日子，是被活活累死的。她提了兩個要點：第一，老頭子一生為大清累死累活，要讓皇帝的抬棺班子，來為他抬棺；第二，老頭子大半生在上海度過，出殯隊伍一定要走全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
錢不是問題，就是要把葬禮做大，做出不是國葬、勝似國葬的效果。
當天，整個上海幾乎傾城出動，爭睹這場世紀葬禮。出殯隊伍所經馬路，兩旁的商鋪全部停業，紛紛搭棚設座，收取座位票，盈利是平時的三倍還不止。
盛宣懷大出喪，成為上海富豪身後財力比拼的一個標杆。1920年代，“上海灘地皮大王”周扶九出喪，媒體有的說場面勝於盛宣懷，有的說不如。1930年代，永安公司總經理郭標出喪，上海市民普遍評價，遠不及盛宣懷那次。
時代在變化，但葬禮作為一個“大人物”最後高光時刻的表現形式，從未改變。
儘管早在民國成立後（確切地說，是在四川保路運動發生後），被後世譽為“中國實業之父”“中國商父”的盛宣懷，政治生命已經終結了，新的商業鉅子早已崛起。但他們所走的道路，跟這名前輩相比，似同非同。
盛宣懷的葬禮，就像是一個時代的隱喻。中國近代實業發展的一段旅程，在表面風光中落幕了，接下來的路，會怎樣呢？
盛宣懷的葬禮
1
中國的近代工業化之路，發端於1860年代的洋務運動。與“先輕後重”的工業化路徑迥異，中國是從興辦一批軍事工業開始的。
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洋務派高官為代表，晚清在“自強”的口號下，自上而下對西方軍事技術進行了大規模移植。這批移植過來的軍事企業，可以看作是中國最早推行的以重工業為主導的工業發展模式。
但是，這批軍事企業辦著辦著，變成了財政的無底洞。
政府強力推進的重工業發展模式，本質是傳統官僚體制與近代工業技術結合的怪胎，其生產運營完全與市場無關。當財政變得日益困窘的時候，軍工企業資本投入不足，主導的洋務派這才想到工業化、資本與市場的聯繫。
於是，洋務派提出“求富”的口號，創辦了最早的一批近代民用工業，以官辦、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等形式，賦予這些民用工業企業各種壟斷特權。中國的工業化，由此進入最早的起飛階段。
李鴻章被認為是中國工業化的關鍵人物，但實際上，他在經濟事業上的成就，全賴他的幕僚盛宣懷。
晚清有一批實幹家，並非由傳統的科舉出身，而是在外交、洋務、商戰等實踐的摔打中成長起來。
1870年，26歲的秀才盛宣懷在三次鄉試落榜後，進了父親的同榜進士、北洋大臣李鴻章的幕府。他不是紈絝子弟，很快就顯露出才幹和膽識。他在中國最早提出官督商辦的辦企業形式，以及企業應以盈利為主的經營原則。
28歲時，盛宣懷參與創辦中國第一家大型民用航運企業——輪船招商局。此後，他得到李鴻章的好評，年輕人的腦子就是好使。作為李鴻章的經濟事業操盤手，兩人緊密合作，直至1901年李鴻章去世。
在隨後的30年間，盛宣懷成長為大清帝國的商業巨擘。他先後興辦、創造了10餘個“中國第一”的企業，做了無數篳路藍縷的開山工作，這其中包括：
第一個民用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第一個電報局——中國電報總局；第一個內河小火輪公司——山東內河小火輪航運公司；第一家國人自辦的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第一條鐵路幹線——京漢鐵路；第一個鋼鐵聯合企業——漢冶萍公司……
正因為這些成就，盛宣懷在後來贏得了“中國實業之父”和“中國商父”的美譽。但他不是一個純粹的實業家，就像李鴻章所說的，盛宣懷“欲辦大事，兼作高官”。終其一生，盛宣懷基本上是沿著以“辦大事”作資本，從而達到“做高官”的目的的道路往前走的。
我們可以看到，盛宣懷創辦的企業，在立足之初，可以憑藉國家津貼的底氣，與外商同類企業進行價格戰，並取得勝利，實現盈利。而必要的時候，他又可以與外國合作，以“聯夷制夷”的名義，實現企業的良性發展，以及個人的仕途升遷。
1900年，當清廷向帝國主義宣戰的時候，亦官亦商的盛宣懷卻沒有響應最高統治者的號召，不惜一切代價投入戰爭之中；而是作為樞紐人物，串聯起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地方督撫，與列強締結了“東南互保”的和平條約。
就大清的權力中樞而言，這無疑是一種“叛國”行為。儘管事後迫於列強的壓力，盛宣懷不僅未被治罪，還獲得清廷獎賞，但是，不能因此高估盛宣懷主導“東南互保”的公心。因為東南戰事一啟，他在長江沿岸苦心經營了二三十年的實業，勢必毀於一旦；而這些實業，不僅關乎他的身家，更關乎他的仕途，是他藉以步入帝國政壇高官序列的資本。
東南互保的成功，從大的方面講，是帝國離心力強大到足以消解中央權威的結果；從小的方面講，則是盛宣懷等帝國官商群體為了保持個人利益、不願作出犧牲的反映。
結果恰如盛宣懷所謀劃的，由於他基本上控制了所有重要的工業企業，在經濟上成為支持清王朝的有力柱石，是慈禧太后口中的“不可少之人”，因此在大清的最後十年，他的的官階扶搖直上。從大理寺少卿、會辦商務大臣、工部左侍郎，到1911年升任郵傳部尚書。清皇族內閣成立，他又以郵傳部大臣領國務院之銜。
清朝最終“死”於鐵路建設，這是盛宣懷預料不到的。在他權位的最高峰時，他掌管了全國的鐵路權。
中國本應在1860年代有自己的第一條鐵路，當時有外商擬在中國修築鐵路，時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拒絕了：“如果在中國領土上要有一條鐵路的話，它必須是屬於中國的，而不是外國的企業。”這一非正式表態，很長時間內上升為大清的國家政策。但是，清政府無力自建，也不讓外資進入，致使中國的工業基礎設施長時期建立不起來。
盛宣懷跟李鴻章還是有所不同。1911年，他領導的郵傳部發起鐵路幹線國有政策，得到清廷批准。官方的理由是，川漢、粵漢鐵路原由商民集資籌建，由於資金遲遲不到位，導致修路進展緩慢，嚴重影響國家的工業化進程，清廷不得已決定收回商民股權，改由政府向外國銀行貸款修建。
可以看出來，這是盛宣懷“聯夷制夷”、為我所用的習慣性招數。宣佈鐵路國有政策之後，他隨即與英德法美銀行簽訂了600萬英鎊的鐵路借款合同。然而，這一次，因為針對商民的股權賠償計劃遲遲未出臺，“賣國”的謠言不脛而走，保路運動一發不可收拾，連帶催生了武昌起義。
盛宣懷的政治生涯，至此畫上句號。他被清廷推出來作為替罪羊，褫奪了官職，還要絞殺他，嚇得他逃亡日本。
到1912年底回國，民國政府才把大部分不動產還給了他。
在生命的最後三四年，坐擁1100多萬兩白銀資產的鉅富盛宣懷，除了錢，什麼都沒有。在遺囑裡，他將全部資產均分為兩半，一半用於社會公益，一半分給子孫。
臨死前，他對兒子們說，他有幾個遺憾，一個是不能像其祖父和父親一樣考取功名，另一個是一生辦洋務，卻未曾去過歐美。
就在盛宣懷去世與風光大葬的時候，中國的工業化進入了教科書所說的“黃金時代”。據學者估計，1912—1920年間，中國工業年增長率高達13.4%。
1917年11月18日，民國規模最大的葬禮，在上海舉行。
已經去世一年半的大清皇族內閣郵傳部大臣盛宣懷（1844—1916），走得風風光光。為了這場葬禮，盛氏家族斥資30萬大洋，出殯儀仗隊長達2500多米，用了64名槓夫抬棺。
盛宣懷去世後，他的夫人莊氏決定為老頭子舉辦一場世紀葬禮。莊氏說，老頭子一輩子為朝廷和家族做了許多事情，自己卻沒過過一天安生日子，是被活活累死的。她提了兩個要點：第一，老頭子一生為大清累死累活，要讓皇帝的抬棺班子，來為他抬棺；第二，老頭子大半生在上海度過，出殯隊伍一定要走全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
錢不是問題，就是要把葬禮做大，做出不是國葬、勝似國葬的效果。
當天，整個上海幾乎傾城出動，爭睹這場世紀葬禮。出殯隊伍所經馬路，兩旁的商鋪全部停業，紛紛搭棚設座，收取座位票，盈利是平時的三倍還不止。
盛宣懷大出喪，成為上海富豪身後財力比拼的一個標杆。1920年代，“上海灘地皮大王”周扶九出喪，媒體有的說場面勝於盛宣懷，有的說不如。1930年代，永安公司總經理郭標出喪，上海市民普遍評價，遠不及盛宣懷那次。
時代在變化，但葬禮作為一個“大人物”最後高光時刻的表現形式，從未改變。
儘管早在民國成立後（確切地說，是在四川保路運動發生後），被後世譽為“中國實業之父”“中國商父”的盛宣懷，政治生命已經終結了，新的商業鉅子早已崛起。但他們所走的道路，跟這名前輩相比，似同非同。
盛宣懷的葬禮，就像是一個時代的隱喻。中國近代實業發展的一段旅程，在表面風光中落幕了，接下來的路，會怎樣呢？
盛宣懷的葬禮
1
中國的近代工業化之路，發端於1860年代的洋務運動。與“先輕後重”的工業化路徑迥異，中國是從興辦一批軍事工業開始的。
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洋務派高官為代表，晚清在“自強”的口號下，自上而下對西方軍事技術進行了大規模移植。這批移植過來的軍事企業，可以看作是中國最早推行的以重工業為主導的工業發展模式。
但是，這批軍事企業辦著辦著，變成了財政的無底洞。
政府強力推進的重工業發展模式，本質是傳統官僚體制與近代工業技術結合的怪胎，其生產運營完全與市場無關。當財政變得日益困窘的時候，軍工企業資本投入不足，主導的洋務派這才想到工業化、資本與市場的聯繫。
於是，洋務派提出“求富”的口號，創辦了最早的一批近代民用工業，以官辦、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等形式，賦予這些民用工業企業各種壟斷特權。中國的工業化，由此進入最早的起飛階段。
李鴻章被認為是中國工業化的關鍵人物，但實際上，他在經濟事業上的成就，全賴他的幕僚盛宣懷。
晚清有一批實幹家，並非由傳統的科舉出身，而是在外交、洋務、商戰等實踐的摔打中成長起來。
1870年，26歲的秀才盛宣懷在三次鄉試落榜後，進了父親的同榜進士、北洋大臣李鴻章的幕府。他不是紈絝子弟，很快就顯露出才幹和膽識。他在中國最早提出官督商辦的辦企業形式，以及企業應以盈利為主的經營原則。
28歲時，盛宣懷參與創辦中國第一家大型民用航運企業——輪船招商局。此後，他得到李鴻章的好評，年輕人的腦子就是好使。作為李鴻章的經濟事業操盤手，兩人緊密合作，直至1901年李鴻章去世。
在隨後的30年間，盛宣懷成長為大清帝國的商業巨擘。他先後興辦、創造了10餘個“中國第一”的企業，做了無數篳路藍縷的開山工作，這其中包括：
第一個民用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第一個電報局——中國電報總局；第一個內河小火輪公司——山東內河小火輪航運公司；第一家國人自辦的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第一條鐵路幹線——京漢鐵路；第一個鋼鐵聯合企業——漢冶萍公司……
正因為這些成就，盛宣懷在後來贏得了“中國實業之父”和“中國商父”的美譽。但他不是一個純粹的實業家，就像李鴻章所說的，盛宣懷“欲辦大事，兼作高官”。終其一生，盛宣懷基本上是沿著以“辦大事”作資本，從而達到“做高官”的目的的道路往前走的。
我們可以看到，盛宣懷創辦的企業，在立足之初，可以憑藉國家津貼的底氣，與外商同類企業進行價格戰，並取得勝利，實現盈利。而必要的時候，他又可以與外國合作，以“聯夷制夷”的名義，實現企業的良性發展，以及個人的仕途升遷。
1900年，當清廷向帝國主義宣戰的時候，亦官亦商的盛宣懷卻沒有響應最高統治者的號召，不惜一切代價投入戰爭之中；而是作為樞紐人物，串聯起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地方督撫，與列強締結了“東南互保”的和平條約。
就大清的權力中樞而言，這無疑是一種“叛國”行為。儘管事後迫於列強的壓力，盛宣懷不僅未被治罪，還獲得清廷獎賞，但是，不能因此高估盛宣懷主導“東南互保”的公心。因為東南戰事一啟，他在長江沿岸苦心經營了二三十年的實業，勢必毀於一旦；而這些實業，不僅關乎他的身家，更關乎他的仕途，是他藉以步入帝國政壇高官序列的資本。
東南互保的成功，從大的方面講，是帝國離心力強大到足以消解中央權威的結果；從小的方面講，則是盛宣懷等帝國官商群體為了保持個人利益、不願作出犧牲的反映。
結果恰如盛宣懷所謀劃的，由於他基本上控制了所有重要的工業企業，在經濟上成為支持清王朝的有力柱石，是慈禧太后口中的“不可少之人”，因此在大清的最後十年，他的的官階扶搖直上。從大理寺少卿、會辦商務大臣、工部左侍郎，到1911年升任郵傳部尚書。清皇族內閣成立，他又以郵傳部大臣領國務院之銜。
清朝最終“死”於鐵路建設，這是盛宣懷預料不到的。在他權位的最高峰時，他掌管了全國的鐵路權。
中國本應在1860年代有自己的第一條鐵路，當時有外商擬在中國修築鐵路，時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拒絕了：“如果在中國領土上要有一條鐵路的話，它必須是屬於中國的，而不是外國的企業。”這一非正式表態，很長時間內上升為大清的國家政策。但是，清政府無力自建，也不讓外資進入，致使中國的工業基礎設施長時期建立不起來。
盛宣懷跟李鴻章還是有所不同。1911年，他領導的郵傳部發起鐵路幹線國有政策，得到清廷批准。官方的理由是，川漢、粵漢鐵路原由商民集資籌建，由於資金遲遲不到位，導致修路進展緩慢，嚴重影響國家的工業化進程，清廷不得已決定收回商民股權，改由政府向外國銀行貸款修建。
可以看出來，這是盛宣懷“聯夷制夷”、為我所用的習慣性招數。宣佈鐵路國有政策之後，他隨即與英德法美銀行簽訂了600萬英鎊的鐵路借款合同。然而，這一次，因為針對商民的股權賠償計劃遲遲未出臺，“賣國”的謠言不脛而走，保路運動一發不可收拾，連帶催生了武昌起義。
盛宣懷的政治生涯，至此畫上句號。他被清廷推出來作為替罪羊，褫奪了官職，還要絞殺他，嚇得他逃亡日本。
到1912年底回國，民國政府才把大部分不動產還給了他。
在生命的最後三四年，坐擁1100多萬兩白銀資產的鉅富盛宣懷，除了錢，什麼都沒有。在遺囑裡，他將全部資產均分為兩半，一半用於社會公益，一半分給子孫。
臨死前，他對兒子們說，他有幾個遺憾，一個是不能像其祖父和父親一樣考取功名，另一個是一生辦洋務，卻未曾去過歐美。
就在盛宣懷去世與風光大葬的時候，中國的工業化進入了教科書所說的“黃金時代”。據學者估計，1912—1920年間，中國工業年增長率高達13.4%。
盛宣懷著西裝像（1912年攝於日本）
2
盛宣懷在世時，對他的評價就出現了明顯的撕裂。狀元實業家張謇的評語頗不客氣：“盛宣懷的為人，雖稍有才具，但不顧大局，全無國家觀念。”
辦實業，如果只是追求個人升遷和企業利潤，這種格局，張謇是看不上的。
1894年，41歲的張謇迎來人生轉折點。這年，甲午戰爭爆發，也是慈禧六十大壽，特設恩科會試，張謇考取了狀元，成為翰林院編修。這個南通貧寒子弟，人到中年，終於實現了階層躍升。
但他很快就發現了整個帝國潰爛的祕密。
慈禧從頤和園回紫禁城，適逢大暴雨，文武百官跪在一二尺深的積水裡迎接太后，一個個被淋成落湯雞，連七八十歲的老臣都在水裡接駕。可是，太后坐在轎子裡，連頭都不回。張謇看後，整個人很難過，他問自己：“這種官，是有志氣的人應該做的麼？”
中日兩國正在開戰賭國運，而帝國高官匍匐在權力腳下，毫無尊嚴。難怪我們會打輸？人都沒有尊嚴，國家怎麼有尊嚴？
張謇果斷棄官，走上實業救國的道路。
1917年11月18日，民國規模最大的葬禮，在上海舉行。
已經去世一年半的大清皇族內閣郵傳部大臣盛宣懷（1844—1916），走得風風光光。為了這場葬禮，盛氏家族斥資30萬大洋，出殯儀仗隊長達2500多米，用了64名槓夫抬棺。
盛宣懷去世後，他的夫人莊氏決定為老頭子舉辦一場世紀葬禮。莊氏說，老頭子一輩子為朝廷和家族做了許多事情，自己卻沒過過一天安生日子，是被活活累死的。她提了兩個要點：第一，老頭子一生為大清累死累活，要讓皇帝的抬棺班子，來為他抬棺；第二，老頭子大半生在上海度過，出殯隊伍一定要走全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
錢不是問題，就是要把葬禮做大，做出不是國葬、勝似國葬的效果。
當天，整個上海幾乎傾城出動，爭睹這場世紀葬禮。出殯隊伍所經馬路，兩旁的商鋪全部停業，紛紛搭棚設座，收取座位票，盈利是平時的三倍還不止。
盛宣懷大出喪，成為上海富豪身後財力比拼的一個標杆。1920年代，“上海灘地皮大王”周扶九出喪，媒體有的說場面勝於盛宣懷，有的說不如。1930年代，永安公司總經理郭標出喪，上海市民普遍評價，遠不及盛宣懷那次。
時代在變化，但葬禮作為一個“大人物”最後高光時刻的表現形式，從未改變。
儘管早在民國成立後（確切地說，是在四川保路運動發生後），被後世譽為“中國實業之父”“中國商父”的盛宣懷，政治生命已經終結了，新的商業鉅子早已崛起。但他們所走的道路，跟這名前輩相比，似同非同。
盛宣懷的葬禮，就像是一個時代的隱喻。中國近代實業發展的一段旅程，在表面風光中落幕了，接下來的路，會怎樣呢？
盛宣懷的葬禮
1
中國的近代工業化之路，發端於1860年代的洋務運動。與“先輕後重”的工業化路徑迥異，中國是從興辦一批軍事工業開始的。
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洋務派高官為代表，晚清在“自強”的口號下，自上而下對西方軍事技術進行了大規模移植。這批移植過來的軍事企業，可以看作是中國最早推行的以重工業為主導的工業發展模式。
但是，這批軍事企業辦著辦著，變成了財政的無底洞。
政府強力推進的重工業發展模式，本質是傳統官僚體制與近代工業技術結合的怪胎，其生產運營完全與市場無關。當財政變得日益困窘的時候，軍工企業資本投入不足，主導的洋務派這才想到工業化、資本與市場的聯繫。
於是，洋務派提出“求富”的口號，創辦了最早的一批近代民用工業，以官辦、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等形式，賦予這些民用工業企業各種壟斷特權。中國的工業化，由此進入最早的起飛階段。
李鴻章被認為是中國工業化的關鍵人物，但實際上，他在經濟事業上的成就，全賴他的幕僚盛宣懷。
晚清有一批實幹家，並非由傳統的科舉出身，而是在外交、洋務、商戰等實踐的摔打中成長起來。
1870年，26歲的秀才盛宣懷在三次鄉試落榜後，進了父親的同榜進士、北洋大臣李鴻章的幕府。他不是紈絝子弟，很快就顯露出才幹和膽識。他在中國最早提出官督商辦的辦企業形式，以及企業應以盈利為主的經營原則。
28歲時，盛宣懷參與創辦中國第一家大型民用航運企業——輪船招商局。此後，他得到李鴻章的好評，年輕人的腦子就是好使。作為李鴻章的經濟事業操盤手，兩人緊密合作，直至1901年李鴻章去世。
在隨後的30年間，盛宣懷成長為大清帝國的商業巨擘。他先後興辦、創造了10餘個“中國第一”的企業，做了無數篳路藍縷的開山工作，這其中包括：
第一個民用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第一個電報局——中國電報總局；第一個內河小火輪公司——山東內河小火輪航運公司；第一家國人自辦的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第一條鐵路幹線——京漢鐵路；第一個鋼鐵聯合企業——漢冶萍公司……
正因為這些成就，盛宣懷在後來贏得了“中國實業之父”和“中國商父”的美譽。但他不是一個純粹的實業家，就像李鴻章所說的，盛宣懷“欲辦大事，兼作高官”。終其一生，盛宣懷基本上是沿著以“辦大事”作資本，從而達到“做高官”的目的的道路往前走的。
我們可以看到，盛宣懷創辦的企業，在立足之初，可以憑藉國家津貼的底氣，與外商同類企業進行價格戰，並取得勝利，實現盈利。而必要的時候，他又可以與外國合作，以“聯夷制夷”的名義，實現企業的良性發展，以及個人的仕途升遷。
1900年，當清廷向帝國主義宣戰的時候，亦官亦商的盛宣懷卻沒有響應最高統治者的號召，不惜一切代價投入戰爭之中；而是作為樞紐人物，串聯起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地方督撫，與列強締結了“東南互保”的和平條約。
就大清的權力中樞而言，這無疑是一種“叛國”行為。儘管事後迫於列強的壓力，盛宣懷不僅未被治罪，還獲得清廷獎賞，但是，不能因此高估盛宣懷主導“東南互保”的公心。因為東南戰事一啟，他在長江沿岸苦心經營了二三十年的實業，勢必毀於一旦；而這些實業，不僅關乎他的身家，更關乎他的仕途，是他藉以步入帝國政壇高官序列的資本。
東南互保的成功，從大的方面講，是帝國離心力強大到足以消解中央權威的結果；從小的方面講，則是盛宣懷等帝國官商群體為了保持個人利益、不願作出犧牲的反映。
結果恰如盛宣懷所謀劃的，由於他基本上控制了所有重要的工業企業，在經濟上成為支持清王朝的有力柱石，是慈禧太后口中的“不可少之人”，因此在大清的最後十年，他的的官階扶搖直上。從大理寺少卿、會辦商務大臣、工部左侍郎，到1911年升任郵傳部尚書。清皇族內閣成立，他又以郵傳部大臣領國務院之銜。
清朝最終“死”於鐵路建設，這是盛宣懷預料不到的。在他權位的最高峰時，他掌管了全國的鐵路權。
中國本應在1860年代有自己的第一條鐵路，當時有外商擬在中國修築鐵路，時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拒絕了：“如果在中國領土上要有一條鐵路的話，它必須是屬於中國的，而不是外國的企業。”這一非正式表態，很長時間內上升為大清的國家政策。但是，清政府無力自建，也不讓外資進入，致使中國的工業基礎設施長時期建立不起來。
盛宣懷跟李鴻章還是有所不同。1911年，他領導的郵傳部發起鐵路幹線國有政策，得到清廷批准。官方的理由是，川漢、粵漢鐵路原由商民集資籌建，由於資金遲遲不到位，導致修路進展緩慢，嚴重影響國家的工業化進程，清廷不得已決定收回商民股權，改由政府向外國銀行貸款修建。
可以看出來，這是盛宣懷“聯夷制夷”、為我所用的習慣性招數。宣佈鐵路國有政策之後，他隨即與英德法美銀行簽訂了600萬英鎊的鐵路借款合同。然而，這一次，因為針對商民的股權賠償計劃遲遲未出臺，“賣國”的謠言不脛而走，保路運動一發不可收拾，連帶催生了武昌起義。
盛宣懷的政治生涯，至此畫上句號。他被清廷推出來作為替罪羊，褫奪了官職，還要絞殺他，嚇得他逃亡日本。
到1912年底回國，民國政府才把大部分不動產還給了他。
在生命的最後三四年，坐擁1100多萬兩白銀資產的鉅富盛宣懷，除了錢，什麼都沒有。在遺囑裡，他將全部資產均分為兩半，一半用於社會公益，一半分給子孫。
臨死前，他對兒子們說，他有幾個遺憾，一個是不能像其祖父和父親一樣考取功名，另一個是一生辦洋務，卻未曾去過歐美。
就在盛宣懷去世與風光大葬的時候，中國的工業化進入了教科書所說的“黃金時代”。據學者估計，1912—1920年間，中國工業年增長率高達13.4%。
盛宣懷著西裝像（1912年攝於日本）
2
盛宣懷在世時，對他的評價就出現了明顯的撕裂。狀元實業家張謇的評語頗不客氣：“盛宣懷的為人，雖稍有才具，但不顧大局，全無國家觀念。”
辦實業，如果只是追求個人升遷和企業利潤，這種格局，張謇是看不上的。
1894年，41歲的張謇迎來人生轉折點。這年，甲午戰爭爆發，也是慈禧六十大壽，特設恩科會試，張謇考取了狀元，成為翰林院編修。這個南通貧寒子弟，人到中年，終於實現了階層躍升。
但他很快就發現了整個帝國潰爛的祕密。
慈禧從頤和園回紫禁城，適逢大暴雨，文武百官跪在一二尺深的積水裡迎接太后，一個個被淋成落湯雞，連七八十歲的老臣都在水裡接駕。可是，太后坐在轎子裡，連頭都不回。張謇看後，整個人很難過，他問自己：“這種官，是有志氣的人應該做的麼？”
中日兩國正在開戰賭國運，而帝國高官匍匐在權力腳下，毫無尊嚴。難怪我們會打輸？人都沒有尊嚴，國家怎麼有尊嚴？
張謇果斷棄官，走上實業救國的道路。
張謇
當時流行“商戰”，中國人辦企業就是要和列強展開經濟戰，這是國家之間的隱形戰爭。
1895年，張謇在家鄉籌辦大生紗廠。過程並不順利，招股融資極為困難，逼得他只能上街賣字籌錢。最後不得已，求助於張之洞、劉坤一等地方大員集資，歷時4年，直到1899年才正式投產。
大生紗廠雖然引入官股，但官方只取官利，不參與工廠經營管理。這是張謇獨創的企業模式，叫做“紳領商辦”，區別於盛宣懷的“官商合辦”模式。
隨後的15年間，大生紗廠獲淨利約540萬兩，是一戰前華資紗廠中唯一成功的大型紗廠。
作為企業家，張謇成功了，但他的理想並非辦廠賺錢。他奮鬥的目標是“實業救國”，希望以自己的實踐，搭建起中國的工業生產體系，更希望以自己的努力，改造中國的社會基本面貌。
用他的話說，這是他畢生信奉的兩個主義：經濟上的“棉鐵主義”，以及政治上的“村落主義”。
他的產業鏈條無限延伸：
為了增加棉花來源，1900年辦了通海墾牧公司；為了解決棉籽出路，1902年辦了廣生油廠；為了解決原料和產品的運輸問題，1904年辦了上海大達外江輪步公司和天生港輪步公司；為了維修和製造機器設備，1906年辦了資生鐵冶廠……
他立志要把南通建設成為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運輸業以及文化教育等全面發展的典型工業區，作為全國可以效仿建設的樣板。
他又像重視實業一樣，重視教育，辦起了從幼稚園到高等院校的完整教育序列。他還先後辦起了許多在當時中國是“第一家”或“第一次”的企業和事業，興辦了圖書館、博物館、俱樂部、氣象臺、醫院、公園……他真的以一己之力，造就了一個近代化的南通。
一個理想主義的愛國實業家，終因承擔了過重的社會責任，使得他的企業被拖垮。1925年，大生集團債臺高築，債務達906萬兩，被債權人上海財團全面接管。
第二年，1926年8月，73歲的張謇一病不起。彌留之際，他的三哥俯身對他耳語：“你來有所自，去有所歸，我看時機已到，你要把定神志，好好地歸去罷。”張謇聽後，微微頷首，閉目離世。
張謇雖然最後失敗了，歷史還是銘記住這位偉大的失敗的英雄。正如胡適所說：“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他獨立開闢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萬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於全國。”
1917年11月18日，民國規模最大的葬禮，在上海舉行。
已經去世一年半的大清皇族內閣郵傳部大臣盛宣懷（1844—1916），走得風風光光。為了這場葬禮，盛氏家族斥資30萬大洋，出殯儀仗隊長達2500多米，用了64名槓夫抬棺。
盛宣懷去世後，他的夫人莊氏決定為老頭子舉辦一場世紀葬禮。莊氏說，老頭子一輩子為朝廷和家族做了許多事情，自己卻沒過過一天安生日子，是被活活累死的。她提了兩個要點：第一，老頭子一生為大清累死累活，要讓皇帝的抬棺班子，來為他抬棺；第二，老頭子大半生在上海度過，出殯隊伍一定要走全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
錢不是問題，就是要把葬禮做大，做出不是國葬、勝似國葬的效果。
當天，整個上海幾乎傾城出動，爭睹這場世紀葬禮。出殯隊伍所經馬路，兩旁的商鋪全部停業，紛紛搭棚設座，收取座位票，盈利是平時的三倍還不止。
盛宣懷大出喪，成為上海富豪身後財力比拼的一個標杆。1920年代，“上海灘地皮大王”周扶九出喪，媒體有的說場面勝於盛宣懷，有的說不如。1930年代，永安公司總經理郭標出喪，上海市民普遍評價，遠不及盛宣懷那次。
時代在變化，但葬禮作為一個“大人物”最後高光時刻的表現形式，從未改變。
儘管早在民國成立後（確切地說，是在四川保路運動發生後），被後世譽為“中國實業之父”“中國商父”的盛宣懷，政治生命已經終結了，新的商業鉅子早已崛起。但他們所走的道路，跟這名前輩相比，似同非同。
盛宣懷的葬禮，就像是一個時代的隱喻。中國近代實業發展的一段旅程，在表面風光中落幕了，接下來的路，會怎樣呢？
盛宣懷的葬禮
1
中國的近代工業化之路，發端於1860年代的洋務運動。與“先輕後重”的工業化路徑迥異，中國是從興辦一批軍事工業開始的。
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洋務派高官為代表，晚清在“自強”的口號下，自上而下對西方軍事技術進行了大規模移植。這批移植過來的軍事企業，可以看作是中國最早推行的以重工業為主導的工業發展模式。
但是，這批軍事企業辦著辦著，變成了財政的無底洞。
政府強力推進的重工業發展模式，本質是傳統官僚體制與近代工業技術結合的怪胎，其生產運營完全與市場無關。當財政變得日益困窘的時候，軍工企業資本投入不足，主導的洋務派這才想到工業化、資本與市場的聯繫。
於是，洋務派提出“求富”的口號，創辦了最早的一批近代民用工業，以官辦、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等形式，賦予這些民用工業企業各種壟斷特權。中國的工業化，由此進入最早的起飛階段。
李鴻章被認為是中國工業化的關鍵人物，但實際上，他在經濟事業上的成就，全賴他的幕僚盛宣懷。
晚清有一批實幹家，並非由傳統的科舉出身，而是在外交、洋務、商戰等實踐的摔打中成長起來。
1870年，26歲的秀才盛宣懷在三次鄉試落榜後，進了父親的同榜進士、北洋大臣李鴻章的幕府。他不是紈絝子弟，很快就顯露出才幹和膽識。他在中國最早提出官督商辦的辦企業形式，以及企業應以盈利為主的經營原則。
28歲時，盛宣懷參與創辦中國第一家大型民用航運企業——輪船招商局。此後，他得到李鴻章的好評，年輕人的腦子就是好使。作為李鴻章的經濟事業操盤手，兩人緊密合作，直至1901年李鴻章去世。
在隨後的30年間，盛宣懷成長為大清帝國的商業巨擘。他先後興辦、創造了10餘個“中國第一”的企業，做了無數篳路藍縷的開山工作，這其中包括：
第一個民用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第一個電報局——中國電報總局；第一個內河小火輪公司——山東內河小火輪航運公司；第一家國人自辦的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第一條鐵路幹線——京漢鐵路；第一個鋼鐵聯合企業——漢冶萍公司……
正因為這些成就，盛宣懷在後來贏得了“中國實業之父”和“中國商父”的美譽。但他不是一個純粹的實業家，就像李鴻章所說的，盛宣懷“欲辦大事，兼作高官”。終其一生，盛宣懷基本上是沿著以“辦大事”作資本，從而達到“做高官”的目的的道路往前走的。
我們可以看到，盛宣懷創辦的企業，在立足之初，可以憑藉國家津貼的底氣，與外商同類企業進行價格戰，並取得勝利，實現盈利。而必要的時候，他又可以與外國合作，以“聯夷制夷”的名義，實現企業的良性發展，以及個人的仕途升遷。
1900年，當清廷向帝國主義宣戰的時候，亦官亦商的盛宣懷卻沒有響應最高統治者的號召，不惜一切代價投入戰爭之中；而是作為樞紐人物，串聯起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地方督撫，與列強締結了“東南互保”的和平條約。
就大清的權力中樞而言，這無疑是一種“叛國”行為。儘管事後迫於列強的壓力，盛宣懷不僅未被治罪，還獲得清廷獎賞，但是，不能因此高估盛宣懷主導“東南互保”的公心。因為東南戰事一啟，他在長江沿岸苦心經營了二三十年的實業，勢必毀於一旦；而這些實業，不僅關乎他的身家，更關乎他的仕途，是他藉以步入帝國政壇高官序列的資本。
東南互保的成功，從大的方面講，是帝國離心力強大到足以消解中央權威的結果；從小的方面講，則是盛宣懷等帝國官商群體為了保持個人利益、不願作出犧牲的反映。
結果恰如盛宣懷所謀劃的，由於他基本上控制了所有重要的工業企業，在經濟上成為支持清王朝的有力柱石，是慈禧太后口中的“不可少之人”，因此在大清的最後十年，他的的官階扶搖直上。從大理寺少卿、會辦商務大臣、工部左侍郎，到1911年升任郵傳部尚書。清皇族內閣成立，他又以郵傳部大臣領國務院之銜。
清朝最終“死”於鐵路建設，這是盛宣懷預料不到的。在他權位的最高峰時，他掌管了全國的鐵路權。
中國本應在1860年代有自己的第一條鐵路，當時有外商擬在中國修築鐵路，時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拒絕了：“如果在中國領土上要有一條鐵路的話，它必須是屬於中國的，而不是外國的企業。”這一非正式表態，很長時間內上升為大清的國家政策。但是，清政府無力自建，也不讓外資進入，致使中國的工業基礎設施長時期建立不起來。
盛宣懷跟李鴻章還是有所不同。1911年，他領導的郵傳部發起鐵路幹線國有政策，得到清廷批准。官方的理由是，川漢、粵漢鐵路原由商民集資籌建，由於資金遲遲不到位，導致修路進展緩慢，嚴重影響國家的工業化進程，清廷不得已決定收回商民股權，改由政府向外國銀行貸款修建。
可以看出來，這是盛宣懷“聯夷制夷”、為我所用的習慣性招數。宣佈鐵路國有政策之後，他隨即與英德法美銀行簽訂了600萬英鎊的鐵路借款合同。然而，這一次，因為針對商民的股權賠償計劃遲遲未出臺，“賣國”的謠言不脛而走，保路運動一發不可收拾，連帶催生了武昌起義。
盛宣懷的政治生涯，至此畫上句號。他被清廷推出來作為替罪羊，褫奪了官職，還要絞殺他，嚇得他逃亡日本。
到1912年底回國，民國政府才把大部分不動產還給了他。
在生命的最後三四年，坐擁1100多萬兩白銀資產的鉅富盛宣懷，除了錢，什麼都沒有。在遺囑裡，他將全部資產均分為兩半，一半用於社會公益，一半分給子孫。
臨死前，他對兒子們說，他有幾個遺憾，一個是不能像其祖父和父親一樣考取功名，另一個是一生辦洋務，卻未曾去過歐美。
就在盛宣懷去世與風光大葬的時候，中國的工業化進入了教科書所說的“黃金時代”。據學者估計，1912—1920年間，中國工業年增長率高達13.4%。
盛宣懷著西裝像（1912年攝於日本）
2
盛宣懷在世時，對他的評價就出現了明顯的撕裂。狀元實業家張謇的評語頗不客氣：“盛宣懷的為人，雖稍有才具，但不顧大局，全無國家觀念。”
辦實業，如果只是追求個人升遷和企業利潤，這種格局，張謇是看不上的。
1894年，41歲的張謇迎來人生轉折點。這年，甲午戰爭爆發，也是慈禧六十大壽，特設恩科會試，張謇考取了狀元，成為翰林院編修。這個南通貧寒子弟，人到中年，終於實現了階層躍升。
但他很快就發現了整個帝國潰爛的祕密。
慈禧從頤和園回紫禁城，適逢大暴雨，文武百官跪在一二尺深的積水裡迎接太后，一個個被淋成落湯雞，連七八十歲的老臣都在水裡接駕。可是，太后坐在轎子裡，連頭都不回。張謇看後，整個人很難過，他問自己：“這種官，是有志氣的人應該做的麼？”
中日兩國正在開戰賭國運，而帝國高官匍匐在權力腳下，毫無尊嚴。難怪我們會打輸？人都沒有尊嚴，國家怎麼有尊嚴？
張謇果斷棄官，走上實業救國的道路。
張謇
當時流行“商戰”，中國人辦企業就是要和列強展開經濟戰，這是國家之間的隱形戰爭。
1895年，張謇在家鄉籌辦大生紗廠。過程並不順利，招股融資極為困難，逼得他只能上街賣字籌錢。最後不得已，求助於張之洞、劉坤一等地方大員集資，歷時4年，直到1899年才正式投產。
大生紗廠雖然引入官股，但官方只取官利，不參與工廠經營管理。這是張謇獨創的企業模式，叫做“紳領商辦”，區別於盛宣懷的“官商合辦”模式。
隨後的15年間，大生紗廠獲淨利約540萬兩，是一戰前華資紗廠中唯一成功的大型紗廠。
作為企業家，張謇成功了，但他的理想並非辦廠賺錢。他奮鬥的目標是“實業救國”，希望以自己的實踐，搭建起中國的工業生產體系，更希望以自己的努力，改造中國的社會基本面貌。
用他的話說，這是他畢生信奉的兩個主義：經濟上的“棉鐵主義”，以及政治上的“村落主義”。
他的產業鏈條無限延伸：
為了增加棉花來源，1900年辦了通海墾牧公司；為了解決棉籽出路，1902年辦了廣生油廠；為了解決原料和產品的運輸問題，1904年辦了上海大達外江輪步公司和天生港輪步公司；為了維修和製造機器設備，1906年辦了資生鐵冶廠……
他立志要把南通建設成為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運輸業以及文化教育等全面發展的典型工業區，作為全國可以效仿建設的樣板。
他又像重視實業一樣，重視教育，辦起了從幼稚園到高等院校的完整教育序列。他還先後辦起了許多在當時中國是“第一家”或“第一次”的企業和事業，興辦了圖書館、博物館、俱樂部、氣象臺、醫院、公園……他真的以一己之力，造就了一個近代化的南通。
一個理想主義的愛國實業家，終因承擔了過重的社會責任，使得他的企業被拖垮。1925年，大生集團債臺高築，債務達906萬兩，被債權人上海財團全面接管。
第二年，1926年8月，73歲的張謇一病不起。彌留之際，他的三哥俯身對他耳語：“你來有所自，去有所歸，我看時機已到，你要把定神志，好好地歸去罷。”張謇聽後，微微頷首，閉目離世。
張謇雖然最後失敗了，歷史還是銘記住這位偉大的失敗的英雄。正如胡適所說：“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他獨立開闢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萬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於全國。”
張謇的產業之一：大生紗廠和碼頭
張謇考中狀元那年，28歲的周學熙，在安徽省鄉試中考了個舉人，分配到浙江當個小官。日後，周學熙成為中國北方實業崛起的扛把子，與張謇一起，被人譽為“南張北周”。
不過，兩人出身截然不同。張謇來自世代務農的貧寒之家，而周學熙是典型的“官二代”，其父乃後來官至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周馥。
1897年，周學熙在父親的幫助下，開始涉足實業，當上了開平礦務局董事及駐上海分局的監察，負責監督推銷開平煤炭。他後來投入袁世凱幕下，一個主要原因也是，其父與袁世凱關係很好。
1902年，袁世凱升任直隸總督，把周學熙調到天津，督辦直隸銀元局。周學熙帶領團隊日夜加班加點，只用了70天就讓造幣廠開工生產，穩定了庚子事變後紛亂的金融局勢。袁世凱大為讚賞，稱他為“當代奇才”，從此一切工業建設都委託給他辦理。
周學熙由此成為袁世凱經濟事業的操盤手，如同當年盛宣懷成為李鴻章的操盤手。
1917年11月18日，民國規模最大的葬禮，在上海舉行。
已經去世一年半的大清皇族內閣郵傳部大臣盛宣懷（1844—1916），走得風風光光。為了這場葬禮，盛氏家族斥資30萬大洋，出殯儀仗隊長達2500多米，用了64名槓夫抬棺。
盛宣懷去世後，他的夫人莊氏決定為老頭子舉辦一場世紀葬禮。莊氏說，老頭子一輩子為朝廷和家族做了許多事情，自己卻沒過過一天安生日子，是被活活累死的。她提了兩個要點：第一，老頭子一生為大清累死累活，要讓皇帝的抬棺班子，來為他抬棺；第二，老頭子大半生在上海度過，出殯隊伍一定要走全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
錢不是問題，就是要把葬禮做大，做出不是國葬、勝似國葬的效果。
當天，整個上海幾乎傾城出動，爭睹這場世紀葬禮。出殯隊伍所經馬路，兩旁的商鋪全部停業，紛紛搭棚設座，收取座位票，盈利是平時的三倍還不止。
盛宣懷大出喪，成為上海富豪身後財力比拼的一個標杆。1920年代，“上海灘地皮大王”周扶九出喪，媒體有的說場面勝於盛宣懷，有的說不如。1930年代，永安公司總經理郭標出喪，上海市民普遍評價，遠不及盛宣懷那次。
時代在變化，但葬禮作為一個“大人物”最後高光時刻的表現形式，從未改變。
儘管早在民國成立後（確切地說，是在四川保路運動發生後），被後世譽為“中國實業之父”“中國商父”的盛宣懷，政治生命已經終結了，新的商業鉅子早已崛起。但他們所走的道路，跟這名前輩相比，似同非同。
盛宣懷的葬禮，就像是一個時代的隱喻。中國近代實業發展的一段旅程，在表面風光中落幕了，接下來的路，會怎樣呢？
盛宣懷的葬禮
1
中國的近代工業化之路，發端於1860年代的洋務運動。與“先輕後重”的工業化路徑迥異，中國是從興辦一批軍事工業開始的。
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洋務派高官為代表，晚清在“自強”的口號下，自上而下對西方軍事技術進行了大規模移植。這批移植過來的軍事企業，可以看作是中國最早推行的以重工業為主導的工業發展模式。
但是，這批軍事企業辦著辦著，變成了財政的無底洞。
政府強力推進的重工業發展模式，本質是傳統官僚體制與近代工業技術結合的怪胎，其生產運營完全與市場無關。當財政變得日益困窘的時候，軍工企業資本投入不足，主導的洋務派這才想到工業化、資本與市場的聯繫。
於是，洋務派提出“求富”的口號，創辦了最早的一批近代民用工業，以官辦、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等形式，賦予這些民用工業企業各種壟斷特權。中國的工業化，由此進入最早的起飛階段。
李鴻章被認為是中國工業化的關鍵人物，但實際上，他在經濟事業上的成就，全賴他的幕僚盛宣懷。
晚清有一批實幹家，並非由傳統的科舉出身，而是在外交、洋務、商戰等實踐的摔打中成長起來。
1870年，26歲的秀才盛宣懷在三次鄉試落榜後，進了父親的同榜進士、北洋大臣李鴻章的幕府。他不是紈絝子弟，很快就顯露出才幹和膽識。他在中國最早提出官督商辦的辦企業形式，以及企業應以盈利為主的經營原則。
28歲時，盛宣懷參與創辦中國第一家大型民用航運企業——輪船招商局。此後，他得到李鴻章的好評，年輕人的腦子就是好使。作為李鴻章的經濟事業操盤手，兩人緊密合作，直至1901年李鴻章去世。
在隨後的30年間，盛宣懷成長為大清帝國的商業巨擘。他先後興辦、創造了10餘個“中國第一”的企業，做了無數篳路藍縷的開山工作，這其中包括：
第一個民用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第一個電報局——中國電報總局；第一個內河小火輪公司——山東內河小火輪航運公司；第一家國人自辦的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第一條鐵路幹線——京漢鐵路；第一個鋼鐵聯合企業——漢冶萍公司……
正因為這些成就，盛宣懷在後來贏得了“中國實業之父”和“中國商父”的美譽。但他不是一個純粹的實業家，就像李鴻章所說的，盛宣懷“欲辦大事，兼作高官”。終其一生，盛宣懷基本上是沿著以“辦大事”作資本，從而達到“做高官”的目的的道路往前走的。
我們可以看到，盛宣懷創辦的企業，在立足之初，可以憑藉國家津貼的底氣，與外商同類企業進行價格戰，並取得勝利，實現盈利。而必要的時候，他又可以與外國合作，以“聯夷制夷”的名義，實現企業的良性發展，以及個人的仕途升遷。
1900年，當清廷向帝國主義宣戰的時候，亦官亦商的盛宣懷卻沒有響應最高統治者的號召，不惜一切代價投入戰爭之中；而是作為樞紐人物，串聯起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地方督撫，與列強締結了“東南互保”的和平條約。
就大清的權力中樞而言，這無疑是一種“叛國”行為。儘管事後迫於列強的壓力，盛宣懷不僅未被治罪，還獲得清廷獎賞，但是，不能因此高估盛宣懷主導“東南互保”的公心。因為東南戰事一啟，他在長江沿岸苦心經營了二三十年的實業，勢必毀於一旦；而這些實業，不僅關乎他的身家，更關乎他的仕途，是他藉以步入帝國政壇高官序列的資本。
東南互保的成功，從大的方面講，是帝國離心力強大到足以消解中央權威的結果；從小的方面講，則是盛宣懷等帝國官商群體為了保持個人利益、不願作出犧牲的反映。
結果恰如盛宣懷所謀劃的，由於他基本上控制了所有重要的工業企業，在經濟上成為支持清王朝的有力柱石，是慈禧太后口中的“不可少之人”，因此在大清的最後十年，他的的官階扶搖直上。從大理寺少卿、會辦商務大臣、工部左侍郎，到1911年升任郵傳部尚書。清皇族內閣成立，他又以郵傳部大臣領國務院之銜。
清朝最終“死”於鐵路建設，這是盛宣懷預料不到的。在他權位的最高峰時，他掌管了全國的鐵路權。
中國本應在1860年代有自己的第一條鐵路，當時有外商擬在中國修築鐵路，時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拒絕了：“如果在中國領土上要有一條鐵路的話，它必須是屬於中國的，而不是外國的企業。”這一非正式表態，很長時間內上升為大清的國家政策。但是，清政府無力自建，也不讓外資進入，致使中國的工業基礎設施長時期建立不起來。
盛宣懷跟李鴻章還是有所不同。1911年，他領導的郵傳部發起鐵路幹線國有政策，得到清廷批准。官方的理由是，川漢、粵漢鐵路原由商民集資籌建，由於資金遲遲不到位，導致修路進展緩慢，嚴重影響國家的工業化進程，清廷不得已決定收回商民股權，改由政府向外國銀行貸款修建。
可以看出來，這是盛宣懷“聯夷制夷”、為我所用的習慣性招數。宣佈鐵路國有政策之後，他隨即與英德法美銀行簽訂了600萬英鎊的鐵路借款合同。然而，這一次，因為針對商民的股權賠償計劃遲遲未出臺，“賣國”的謠言不脛而走，保路運動一發不可收拾，連帶催生了武昌起義。
盛宣懷的政治生涯，至此畫上句號。他被清廷推出來作為替罪羊，褫奪了官職，還要絞殺他，嚇得他逃亡日本。
到1912年底回國，民國政府才把大部分不動產還給了他。
在生命的最後三四年，坐擁1100多萬兩白銀資產的鉅富盛宣懷，除了錢，什麼都沒有。在遺囑裡，他將全部資產均分為兩半，一半用於社會公益，一半分給子孫。
臨死前，他對兒子們說，他有幾個遺憾，一個是不能像其祖父和父親一樣考取功名，另一個是一生辦洋務，卻未曾去過歐美。
就在盛宣懷去世與風光大葬的時候，中國的工業化進入了教科書所說的“黃金時代”。據學者估計，1912—1920年間，中國工業年增長率高達13.4%。
盛宣懷著西裝像（1912年攝於日本）
2
盛宣懷在世時，對他的評價就出現了明顯的撕裂。狀元實業家張謇的評語頗不客氣：“盛宣懷的為人，雖稍有才具，但不顧大局，全無國家觀念。”
辦實業，如果只是追求個人升遷和企業利潤，這種格局，張謇是看不上的。
1894年，41歲的張謇迎來人生轉折點。這年，甲午戰爭爆發，也是慈禧六十大壽，特設恩科會試，張謇考取了狀元，成為翰林院編修。這個南通貧寒子弟，人到中年，終於實現了階層躍升。
但他很快就發現了整個帝國潰爛的祕密。
慈禧從頤和園回紫禁城，適逢大暴雨，文武百官跪在一二尺深的積水裡迎接太后，一個個被淋成落湯雞，連七八十歲的老臣都在水裡接駕。可是，太后坐在轎子裡，連頭都不回。張謇看後，整個人很難過，他問自己：“這種官，是有志氣的人應該做的麼？”
中日兩國正在開戰賭國運，而帝國高官匍匐在權力腳下，毫無尊嚴。難怪我們會打輸？人都沒有尊嚴，國家怎麼有尊嚴？
張謇果斷棄官，走上實業救國的道路。
張謇
當時流行“商戰”，中國人辦企業就是要和列強展開經濟戰，這是國家之間的隱形戰爭。
1895年，張謇在家鄉籌辦大生紗廠。過程並不順利，招股融資極為困難，逼得他只能上街賣字籌錢。最後不得已，求助於張之洞、劉坤一等地方大員集資，歷時4年，直到1899年才正式投產。
大生紗廠雖然引入官股，但官方只取官利，不參與工廠經營管理。這是張謇獨創的企業模式，叫做“紳領商辦”，區別於盛宣懷的“官商合辦”模式。
隨後的15年間，大生紗廠獲淨利約540萬兩，是一戰前華資紗廠中唯一成功的大型紗廠。
作為企業家，張謇成功了，但他的理想並非辦廠賺錢。他奮鬥的目標是“實業救國”，希望以自己的實踐，搭建起中國的工業生產體系，更希望以自己的努力，改造中國的社會基本面貌。
用他的話說，這是他畢生信奉的兩個主義：經濟上的“棉鐵主義”，以及政治上的“村落主義”。
他的產業鏈條無限延伸：
為了增加棉花來源，1900年辦了通海墾牧公司；為了解決棉籽出路，1902年辦了廣生油廠；為了解決原料和產品的運輸問題，1904年辦了上海大達外江輪步公司和天生港輪步公司；為了維修和製造機器設備，1906年辦了資生鐵冶廠……
他立志要把南通建設成為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運輸業以及文化教育等全面發展的典型工業區，作為全國可以效仿建設的樣板。
他又像重視實業一樣，重視教育，辦起了從幼稚園到高等院校的完整教育序列。他還先後辦起了許多在當時中國是“第一家”或“第一次”的企業和事業，興辦了圖書館、博物館、俱樂部、氣象臺、醫院、公園……他真的以一己之力，造就了一個近代化的南通。
一個理想主義的愛國實業家，終因承擔了過重的社會責任，使得他的企業被拖垮。1925年，大生集團債臺高築，債務達906萬兩，被債權人上海財團全面接管。
第二年，1926年8月，73歲的張謇一病不起。彌留之際，他的三哥俯身對他耳語：“你來有所自，去有所歸，我看時機已到，你要把定神志，好好地歸去罷。”張謇聽後，微微頷首，閉目離世。
張謇雖然最後失敗了，歷史還是銘記住這位偉大的失敗的英雄。正如胡適所說：“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他獨立開闢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萬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於全國。”
張謇的產業之一：大生紗廠和碼頭
張謇考中狀元那年，28歲的周學熙，在安徽省鄉試中考了個舉人，分配到浙江當個小官。日後，周學熙成為中國北方實業崛起的扛把子，與張謇一起，被人譽為“南張北周”。
不過，兩人出身截然不同。張謇來自世代務農的貧寒之家，而周學熙是典型的“官二代”，其父乃後來官至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周馥。
1897年，周學熙在父親的幫助下，開始涉足實業，當上了開平礦務局董事及駐上海分局的監察，負責監督推銷開平煤炭。他後來投入袁世凱幕下，一個主要原因也是，其父與袁世凱關係很好。
1902年，袁世凱升任直隸總督，把周學熙調到天津，督辦直隸銀元局。周學熙帶領團隊日夜加班加點，只用了70天就讓造幣廠開工生產，穩定了庚子事變後紛亂的金融局勢。袁世凱大為讚賞，稱他為“當代奇才”，從此一切工業建設都委託給他辦理。
周學熙由此成為袁世凱經濟事業的操盤手，如同當年盛宣懷成為李鴻章的操盤手。
周學熙
周學熙應時而動，創辦了周氏資本集團的龍頭企業——啟新洋灰公司和灤州煤礦。以此為起點，京師自來水公司、華新紗廠、中國實業銀行、耀華玻璃公司相繼成立，短短20年，他的企業已形成了一個包括重工業、輕紡工業、民用企事業及金融銀行業等20餘個門類的企業集團。
1912年後，周學熙更是兩度出任袁世凱北洋政府的財政總長。期間，他提出“振興實業”計劃，著手保護工商產業，希望從9億元的國家預算中劃撥1億元，作為資助10種新興事業的專款。他確信，這個計劃能夠實行，中國的富強就有希望。
可惜，因為政局突變，他的“振興實業”計劃未能實行。
形勢比人強，這是他第二次強烈感受到個人在歷史進程中的無力。
上一次，是在清末。八國聯軍侵華後，英國人趁機攫取了開平煤礦的產權，周學熙十分憤慨，發誓要將之收回。在袁世凱的支持下，他實施了“以灤制開”策略，在開平煤礦附近，再開辦一個規模大10倍的灤州煤礦，想通過價格戰拖垮開平，最終達到收回的目的。
開平與灤州，兩座煤礦的纏鬥，是清末轟動中外的一個“商戰”案例。洋務運動以後，中國知識階層已意識到國家間的經濟戰爭關乎國之存亡，但真刀真槍與洋商正面剛，並且不落下風的，周學熙算是第一人。他因此被譽為“商戰先鋒”。
就在英商快要扛不住，同意將開平煤礦交還中方，而周學熙把“贖款”從270萬英鎊砍到178萬英鎊的時候，辛亥革命爆發，局勢逆轉。灤州煤礦的股東害怕股權被革命奪走，竟然反過來由英商做主，將灤州煤礦併入開平煤礦，管理權盡入英人之手。
周學熙功虧一簣，只得痛苦地接受了商戰失敗的結局。當股東們一致推舉他擔任合併後成立的開灤礦務局總局督辦時，他堅決地推辭了。
國不強，商不立。這是開灤商戰的慘痛教訓。終其一生，周學熙未能實現收回開平煤礦的心願。
1948年，唐山解放，開灤礦務局從英商手中收歸國有，周學熙卻於此前一年逝世了。
1917年11月18日，民國規模最大的葬禮，在上海舉行。
已經去世一年半的大清皇族內閣郵傳部大臣盛宣懷（1844—1916），走得風風光光。為了這場葬禮，盛氏家族斥資30萬大洋，出殯儀仗隊長達2500多米，用了64名槓夫抬棺。
盛宣懷去世後，他的夫人莊氏決定為老頭子舉辦一場世紀葬禮。莊氏說，老頭子一輩子為朝廷和家族做了許多事情，自己卻沒過過一天安生日子，是被活活累死的。她提了兩個要點：第一，老頭子一生為大清累死累活，要讓皇帝的抬棺班子，來為他抬棺；第二，老頭子大半生在上海度過，出殯隊伍一定要走全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
錢不是問題，就是要把葬禮做大，做出不是國葬、勝似國葬的效果。
當天，整個上海幾乎傾城出動，爭睹這場世紀葬禮。出殯隊伍所經馬路，兩旁的商鋪全部停業，紛紛搭棚設座，收取座位票，盈利是平時的三倍還不止。
盛宣懷大出喪，成為上海富豪身後財力比拼的一個標杆。1920年代，“上海灘地皮大王”周扶九出喪，媒體有的說場面勝於盛宣懷，有的說不如。1930年代，永安公司總經理郭標出喪，上海市民普遍評價，遠不及盛宣懷那次。
時代在變化，但葬禮作為一個“大人物”最後高光時刻的表現形式，從未改變。
儘管早在民國成立後（確切地說，是在四川保路運動發生後），被後世譽為“中國實業之父”“中國商父”的盛宣懷，政治生命已經終結了，新的商業鉅子早已崛起。但他們所走的道路，跟這名前輩相比，似同非同。
盛宣懷的葬禮，就像是一個時代的隱喻。中國近代實業發展的一段旅程，在表面風光中落幕了，接下來的路，會怎樣呢？
盛宣懷的葬禮
1
中國的近代工業化之路，發端於1860年代的洋務運動。與“先輕後重”的工業化路徑迥異，中國是從興辦一批軍事工業開始的。
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洋務派高官為代表，晚清在“自強”的口號下，自上而下對西方軍事技術進行了大規模移植。這批移植過來的軍事企業，可以看作是中國最早推行的以重工業為主導的工業發展模式。
但是，這批軍事企業辦著辦著，變成了財政的無底洞。
政府強力推進的重工業發展模式，本質是傳統官僚體制與近代工業技術結合的怪胎，其生產運營完全與市場無關。當財政變得日益困窘的時候，軍工企業資本投入不足，主導的洋務派這才想到工業化、資本與市場的聯繫。
於是，洋務派提出“求富”的口號，創辦了最早的一批近代民用工業，以官辦、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等形式，賦予這些民用工業企業各種壟斷特權。中國的工業化，由此進入最早的起飛階段。
李鴻章被認為是中國工業化的關鍵人物，但實際上，他在經濟事業上的成就，全賴他的幕僚盛宣懷。
晚清有一批實幹家，並非由傳統的科舉出身，而是在外交、洋務、商戰等實踐的摔打中成長起來。
1870年，26歲的秀才盛宣懷在三次鄉試落榜後，進了父親的同榜進士、北洋大臣李鴻章的幕府。他不是紈絝子弟，很快就顯露出才幹和膽識。他在中國最早提出官督商辦的辦企業形式，以及企業應以盈利為主的經營原則。
28歲時，盛宣懷參與創辦中國第一家大型民用航運企業——輪船招商局。此後，他得到李鴻章的好評，年輕人的腦子就是好使。作為李鴻章的經濟事業操盤手，兩人緊密合作，直至1901年李鴻章去世。
在隨後的30年間，盛宣懷成長為大清帝國的商業巨擘。他先後興辦、創造了10餘個“中國第一”的企業，做了無數篳路藍縷的開山工作，這其中包括：
第一個民用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第一個電報局——中國電報總局；第一個內河小火輪公司——山東內河小火輪航運公司；第一家國人自辦的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第一條鐵路幹線——京漢鐵路；第一個鋼鐵聯合企業——漢冶萍公司……
正因為這些成就，盛宣懷在後來贏得了“中國實業之父”和“中國商父”的美譽。但他不是一個純粹的實業家，就像李鴻章所說的，盛宣懷“欲辦大事，兼作高官”。終其一生，盛宣懷基本上是沿著以“辦大事”作資本，從而達到“做高官”的目的的道路往前走的。
我們可以看到，盛宣懷創辦的企業，在立足之初，可以憑藉國家津貼的底氣，與外商同類企業進行價格戰，並取得勝利，實現盈利。而必要的時候，他又可以與外國合作，以“聯夷制夷”的名義，實現企業的良性發展，以及個人的仕途升遷。
1900年，當清廷向帝國主義宣戰的時候，亦官亦商的盛宣懷卻沒有響應最高統治者的號召，不惜一切代價投入戰爭之中；而是作為樞紐人物，串聯起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地方督撫，與列強締結了“東南互保”的和平條約。
就大清的權力中樞而言，這無疑是一種“叛國”行為。儘管事後迫於列強的壓力，盛宣懷不僅未被治罪，還獲得清廷獎賞，但是，不能因此高估盛宣懷主導“東南互保”的公心。因為東南戰事一啟，他在長江沿岸苦心經營了二三十年的實業，勢必毀於一旦；而這些實業，不僅關乎他的身家，更關乎他的仕途，是他藉以步入帝國政壇高官序列的資本。
東南互保的成功，從大的方面講，是帝國離心力強大到足以消解中央權威的結果；從小的方面講，則是盛宣懷等帝國官商群體為了保持個人利益、不願作出犧牲的反映。
結果恰如盛宣懷所謀劃的，由於他基本上控制了所有重要的工業企業，在經濟上成為支持清王朝的有力柱石，是慈禧太后口中的“不可少之人”，因此在大清的最後十年，他的的官階扶搖直上。從大理寺少卿、會辦商務大臣、工部左侍郎，到1911年升任郵傳部尚書。清皇族內閣成立，他又以郵傳部大臣領國務院之銜。
清朝最終“死”於鐵路建設，這是盛宣懷預料不到的。在他權位的最高峰時，他掌管了全國的鐵路權。
中國本應在1860年代有自己的第一條鐵路，當時有外商擬在中國修築鐵路，時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拒絕了：“如果在中國領土上要有一條鐵路的話，它必須是屬於中國的，而不是外國的企業。”這一非正式表態，很長時間內上升為大清的國家政策。但是，清政府無力自建，也不讓外資進入，致使中國的工業基礎設施長時期建立不起來。
盛宣懷跟李鴻章還是有所不同。1911年，他領導的郵傳部發起鐵路幹線國有政策，得到清廷批准。官方的理由是，川漢、粵漢鐵路原由商民集資籌建，由於資金遲遲不到位，導致修路進展緩慢，嚴重影響國家的工業化進程，清廷不得已決定收回商民股權，改由政府向外國銀行貸款修建。
可以看出來，這是盛宣懷“聯夷制夷”、為我所用的習慣性招數。宣佈鐵路國有政策之後，他隨即與英德法美銀行簽訂了600萬英鎊的鐵路借款合同。然而，這一次，因為針對商民的股權賠償計劃遲遲未出臺，“賣國”的謠言不脛而走，保路運動一發不可收拾，連帶催生了武昌起義。
盛宣懷的政治生涯，至此畫上句號。他被清廷推出來作為替罪羊，褫奪了官職，還要絞殺他，嚇得他逃亡日本。
到1912年底回國，民國政府才把大部分不動產還給了他。
在生命的最後三四年，坐擁1100多萬兩白銀資產的鉅富盛宣懷，除了錢，什麼都沒有。在遺囑裡，他將全部資產均分為兩半，一半用於社會公益，一半分給子孫。
臨死前，他對兒子們說，他有幾個遺憾，一個是不能像其祖父和父親一樣考取功名，另一個是一生辦洋務，卻未曾去過歐美。
就在盛宣懷去世與風光大葬的時候，中國的工業化進入了教科書所說的“黃金時代”。據學者估計，1912—1920年間，中國工業年增長率高達13.4%。
盛宣懷著西裝像（1912年攝於日本）
2
盛宣懷在世時，對他的評價就出現了明顯的撕裂。狀元實業家張謇的評語頗不客氣：“盛宣懷的為人，雖稍有才具，但不顧大局，全無國家觀念。”
辦實業，如果只是追求個人升遷和企業利潤，這種格局，張謇是看不上的。
1894年，41歲的張謇迎來人生轉折點。這年，甲午戰爭爆發，也是慈禧六十大壽，特設恩科會試，張謇考取了狀元，成為翰林院編修。這個南通貧寒子弟，人到中年，終於實現了階層躍升。
但他很快就發現了整個帝國潰爛的祕密。
慈禧從頤和園回紫禁城，適逢大暴雨，文武百官跪在一二尺深的積水裡迎接太后，一個個被淋成落湯雞，連七八十歲的老臣都在水裡接駕。可是，太后坐在轎子裡，連頭都不回。張謇看後，整個人很難過，他問自己：“這種官，是有志氣的人應該做的麼？”
中日兩國正在開戰賭國運，而帝國高官匍匐在權力腳下，毫無尊嚴。難怪我們會打輸？人都沒有尊嚴，國家怎麼有尊嚴？
張謇果斷棄官，走上實業救國的道路。
張謇
當時流行“商戰”，中國人辦企業就是要和列強展開經濟戰，這是國家之間的隱形戰爭。
1895年，張謇在家鄉籌辦大生紗廠。過程並不順利，招股融資極為困難，逼得他只能上街賣字籌錢。最後不得已，求助於張之洞、劉坤一等地方大員集資，歷時4年，直到1899年才正式投產。
大生紗廠雖然引入官股，但官方只取官利，不參與工廠經營管理。這是張謇獨創的企業模式，叫做“紳領商辦”，區別於盛宣懷的“官商合辦”模式。
隨後的15年間，大生紗廠獲淨利約540萬兩，是一戰前華資紗廠中唯一成功的大型紗廠。
作為企業家，張謇成功了，但他的理想並非辦廠賺錢。他奮鬥的目標是“實業救國”，希望以自己的實踐，搭建起中國的工業生產體系，更希望以自己的努力，改造中國的社會基本面貌。
用他的話說，這是他畢生信奉的兩個主義：經濟上的“棉鐵主義”，以及政治上的“村落主義”。
他的產業鏈條無限延伸：
為了增加棉花來源，1900年辦了通海墾牧公司；為了解決棉籽出路，1902年辦了廣生油廠；為了解決原料和產品的運輸問題，1904年辦了上海大達外江輪步公司和天生港輪步公司；為了維修和製造機器設備，1906年辦了資生鐵冶廠……
他立志要把南通建設成為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運輸業以及文化教育等全面發展的典型工業區，作為全國可以效仿建設的樣板。
他又像重視實業一樣，重視教育，辦起了從幼稚園到高等院校的完整教育序列。他還先後辦起了許多在當時中國是“第一家”或“第一次”的企業和事業，興辦了圖書館、博物館、俱樂部、氣象臺、醫院、公園……他真的以一己之力，造就了一個近代化的南通。
一個理想主義的愛國實業家，終因承擔了過重的社會責任，使得他的企業被拖垮。1925年，大生集團債臺高築，債務達906萬兩，被債權人上海財團全面接管。
第二年，1926年8月，73歲的張謇一病不起。彌留之際，他的三哥俯身對他耳語：“你來有所自，去有所歸，我看時機已到，你要把定神志，好好地歸去罷。”張謇聽後，微微頷首，閉目離世。
張謇雖然最後失敗了，歷史還是銘記住這位偉大的失敗的英雄。正如胡適所說：“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他獨立開闢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萬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於全國。”
張謇的產業之一：大生紗廠和碼頭
張謇考中狀元那年，28歲的周學熙，在安徽省鄉試中考了個舉人，分配到浙江當個小官。日後，周學熙成為中國北方實業崛起的扛把子，與張謇一起，被人譽為“南張北周”。
不過，兩人出身截然不同。張謇來自世代務農的貧寒之家，而周學熙是典型的“官二代”，其父乃後來官至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周馥。
1897年，周學熙在父親的幫助下，開始涉足實業，當上了開平礦務局董事及駐上海分局的監察，負責監督推銷開平煤炭。他後來投入袁世凱幕下，一個主要原因也是，其父與袁世凱關係很好。
1902年，袁世凱升任直隸總督，把周學熙調到天津，督辦直隸銀元局。周學熙帶領團隊日夜加班加點，只用了70天就讓造幣廠開工生產，穩定了庚子事變後紛亂的金融局勢。袁世凱大為讚賞，稱他為“當代奇才”，從此一切工業建設都委託給他辦理。
周學熙由此成為袁世凱經濟事業的操盤手，如同當年盛宣懷成為李鴻章的操盤手。
周學熙
周學熙應時而動，創辦了周氏資本集團的龍頭企業——啟新洋灰公司和灤州煤礦。以此為起點，京師自來水公司、華新紗廠、中國實業銀行、耀華玻璃公司相繼成立，短短20年，他的企業已形成了一個包括重工業、輕紡工業、民用企事業及金融銀行業等20餘個門類的企業集團。
1912年後，周學熙更是兩度出任袁世凱北洋政府的財政總長。期間，他提出“振興實業”計劃，著手保護工商產業，希望從9億元的國家預算中劃撥1億元，作為資助10種新興事業的專款。他確信，這個計劃能夠實行，中國的富強就有希望。
可惜，因為政局突變，他的“振興實業”計劃未能實行。
形勢比人強，這是他第二次強烈感受到個人在歷史進程中的無力。
上一次，是在清末。八國聯軍侵華後，英國人趁機攫取了開平煤礦的產權，周學熙十分憤慨，發誓要將之收回。在袁世凱的支持下，他實施了“以灤制開”策略，在開平煤礦附近，再開辦一個規模大10倍的灤州煤礦，想通過價格戰拖垮開平，最終達到收回的目的。
開平與灤州，兩座煤礦的纏鬥，是清末轟動中外的一個“商戰”案例。洋務運動以後，中國知識階層已意識到國家間的經濟戰爭關乎國之存亡，但真刀真槍與洋商正面剛，並且不落下風的，周學熙算是第一人。他因此被譽為“商戰先鋒”。
就在英商快要扛不住，同意將開平煤礦交還中方，而周學熙把“贖款”從270萬英鎊砍到178萬英鎊的時候，辛亥革命爆發，局勢逆轉。灤州煤礦的股東害怕股權被革命奪走，竟然反過來由英商做主，將灤州煤礦併入開平煤礦，管理權盡入英人之手。
周學熙功虧一簣，只得痛苦地接受了商戰失敗的結局。當股東們一致推舉他擔任合併後成立的開灤礦務局總局督辦時，他堅決地推辭了。
國不強，商不立。這是開灤商戰的慘痛教訓。終其一生，周學熙未能實現收回開平煤礦的心願。
1948年，唐山解放，開灤礦務局從英商手中收歸國有，周學熙卻於此前一年逝世了。
灤州煤礦
3
1883年，當盛宣懷在中國實業界叱吒風雲的時候，在湖南長沙，一個名叫範旭東的男娃才來到人間。範旭東的哥哥範源濂，參與了1898年的戊戌變法，失敗後曾流亡日本，順便把弟弟帶過去留學。
從京都帝國大學化學系畢業後，範旭東隨即回國，立志於發展中國化學工業。
自1860年代洋務運動起，中國在輕重工業的所有領域，都處於學習、追趕和填補空白的階段。大到一艘輪船，小到一根火柴，從無到有，都希望生產出“民族工業替代品”，與洋貨相抗衡。每當民族主義運動高漲，抵制洋貨、支持國貨的呼聲就特別強烈，這成為那幾代實業家的壓力與機遇。
範旭東構建中國的化學工業體系，是從一個生產精鹽的公司做起的。1914年，他在天津創辦久大精鹽公司，很快就研製成功，生產出中國製造的第一批精鹽。在此之前，中國許多地方產鹽，氯化鈉含量連50%都達不到，被西方人譏笑為“食土”。精鹽市場則被外商壟斷。
久大公司的精鹽，純度高達90%以上，一推出來，卻遭到內外商的聯合圍剿。中國的鹽業市場，向來實行專營制度，範旭東的入場，被龐大的利益集團視為攪局者。為此，地方軍閥一度綁架了範旭東，在他當教育總長的哥哥範源濂的四處斡旋下，才被放回來。
無奈之下，久大公司通過湖南人楊度，給袁世凱送了兩瓶精鹽。袁世凱嘗過後，說不錯，直接給了久大公司5個口岸的銷售權。久大精鹽這才順利進入長江流域市場。銷量年年激增，從1萬擔，直到1936年，達到50萬擔的頂峰。
精鹽市場獲得成功後，範旭東進入制鹼業。他曾到當時壟斷中國純鹼市場的英國卜內門公司參觀，英國人嘲弄他說，你們看不懂制鹼工藝，還是看看鍋爐房就好了。
1917年，範旭東創建永利制鹼公司，陸續聘請了中國首個化學碩士陳調甫、哥倫比亞化學博士侯德榜等科學精英，歷時將近十年，終於在1926年生產出質量合格的純鹼。期間，他用久大公司的利潤，去補貼永利公司的研發，差點拖垮了久大公司，但他不後悔。英國卜內門公司一度出高價，要把永利公司收購了，範旭東很生氣地說：“我搞不成鹼，寧可自殺，也不出賣靈魂。”
永利純鹼研發成功後，在美國費城舉行的萬國博覽會上榮膺金質獎章，被大會公認為“中國工業進步的象徵”。
範旭東的下一步，是建設中國的硫酸產業。經過數年奔波，終於在1937年初建成南京硫酸銨廠，並生產出第一批國產硫酸銨。
從範旭東的產業佈局，不難看出，他的每一步都死磕西方的技術壟斷行業，並通過自主研發，打破了這種壟斷局面。當第一批國產硫酸銨被生產出來時，他興奮地在日記中說：“列強爭雄之合成氨高壓工業，在中華於焉實現矣。我國先有純鹼、燒鹼，這隻能說有了一翼；現在又有合成氨、硫酸、硝酸，才算有了另一翼。有了兩翼，我國化學工業就可以展翅騰飛了。”
這種心情，如今落力研發國產芯片的科學家，以後當能體會到。
1917年11月18日，民國規模最大的葬禮，在上海舉行。
已經去世一年半的大清皇族內閣郵傳部大臣盛宣懷（1844—1916），走得風風光光。為了這場葬禮，盛氏家族斥資30萬大洋，出殯儀仗隊長達2500多米，用了64名槓夫抬棺。
盛宣懷去世後，他的夫人莊氏決定為老頭子舉辦一場世紀葬禮。莊氏說，老頭子一輩子為朝廷和家族做了許多事情，自己卻沒過過一天安生日子，是被活活累死的。她提了兩個要點：第一，老頭子一生為大清累死累活，要讓皇帝的抬棺班子，來為他抬棺；第二，老頭子大半生在上海度過，出殯隊伍一定要走全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
錢不是問題，就是要把葬禮做大，做出不是國葬、勝似國葬的效果。
當天，整個上海幾乎傾城出動，爭睹這場世紀葬禮。出殯隊伍所經馬路，兩旁的商鋪全部停業，紛紛搭棚設座，收取座位票，盈利是平時的三倍還不止。
盛宣懷大出喪，成為上海富豪身後財力比拼的一個標杆。1920年代，“上海灘地皮大王”周扶九出喪，媒體有的說場面勝於盛宣懷，有的說不如。1930年代，永安公司總經理郭標出喪，上海市民普遍評價，遠不及盛宣懷那次。
時代在變化，但葬禮作為一個“大人物”最後高光時刻的表現形式，從未改變。
儘管早在民國成立後（確切地說，是在四川保路運動發生後），被後世譽為“中國實業之父”“中國商父”的盛宣懷，政治生命已經終結了，新的商業鉅子早已崛起。但他們所走的道路，跟這名前輩相比，似同非同。
盛宣懷的葬禮，就像是一個時代的隱喻。中國近代實業發展的一段旅程，在表面風光中落幕了，接下來的路，會怎樣呢？
盛宣懷的葬禮
1
中國的近代工業化之路，發端於1860年代的洋務運動。與“先輕後重”的工業化路徑迥異，中國是從興辦一批軍事工業開始的。
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洋務派高官為代表，晚清在“自強”的口號下，自上而下對西方軍事技術進行了大規模移植。這批移植過來的軍事企業，可以看作是中國最早推行的以重工業為主導的工業發展模式。
但是，這批軍事企業辦著辦著，變成了財政的無底洞。
政府強力推進的重工業發展模式，本質是傳統官僚體制與近代工業技術結合的怪胎，其生產運營完全與市場無關。當財政變得日益困窘的時候，軍工企業資本投入不足，主導的洋務派這才想到工業化、資本與市場的聯繫。
於是，洋務派提出“求富”的口號，創辦了最早的一批近代民用工業，以官辦、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等形式，賦予這些民用工業企業各種壟斷特權。中國的工業化，由此進入最早的起飛階段。
李鴻章被認為是中國工業化的關鍵人物，但實際上，他在經濟事業上的成就，全賴他的幕僚盛宣懷。
晚清有一批實幹家，並非由傳統的科舉出身，而是在外交、洋務、商戰等實踐的摔打中成長起來。
1870年，26歲的秀才盛宣懷在三次鄉試落榜後，進了父親的同榜進士、北洋大臣李鴻章的幕府。他不是紈絝子弟，很快就顯露出才幹和膽識。他在中國最早提出官督商辦的辦企業形式，以及企業應以盈利為主的經營原則。
28歲時，盛宣懷參與創辦中國第一家大型民用航運企業——輪船招商局。此後，他得到李鴻章的好評，年輕人的腦子就是好使。作為李鴻章的經濟事業操盤手，兩人緊密合作，直至1901年李鴻章去世。
在隨後的30年間，盛宣懷成長為大清帝國的商業巨擘。他先後興辦、創造了10餘個“中國第一”的企業，做了無數篳路藍縷的開山工作，這其中包括：
第一個民用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第一個電報局——中國電報總局；第一個內河小火輪公司——山東內河小火輪航運公司；第一家國人自辦的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第一條鐵路幹線——京漢鐵路；第一個鋼鐵聯合企業——漢冶萍公司……
正因為這些成就，盛宣懷在後來贏得了“中國實業之父”和“中國商父”的美譽。但他不是一個純粹的實業家，就像李鴻章所說的，盛宣懷“欲辦大事，兼作高官”。終其一生，盛宣懷基本上是沿著以“辦大事”作資本，從而達到“做高官”的目的的道路往前走的。
我們可以看到，盛宣懷創辦的企業，在立足之初，可以憑藉國家津貼的底氣，與外商同類企業進行價格戰，並取得勝利，實現盈利。而必要的時候，他又可以與外國合作，以“聯夷制夷”的名義，實現企業的良性發展，以及個人的仕途升遷。
1900年，當清廷向帝國主義宣戰的時候，亦官亦商的盛宣懷卻沒有響應最高統治者的號召，不惜一切代價投入戰爭之中；而是作為樞紐人物，串聯起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地方督撫，與列強締結了“東南互保”的和平條約。
就大清的權力中樞而言，這無疑是一種“叛國”行為。儘管事後迫於列強的壓力，盛宣懷不僅未被治罪，還獲得清廷獎賞，但是，不能因此高估盛宣懷主導“東南互保”的公心。因為東南戰事一啟，他在長江沿岸苦心經營了二三十年的實業，勢必毀於一旦；而這些實業，不僅關乎他的身家，更關乎他的仕途，是他藉以步入帝國政壇高官序列的資本。
東南互保的成功，從大的方面講，是帝國離心力強大到足以消解中央權威的結果；從小的方面講，則是盛宣懷等帝國官商群體為了保持個人利益、不願作出犧牲的反映。
結果恰如盛宣懷所謀劃的，由於他基本上控制了所有重要的工業企業，在經濟上成為支持清王朝的有力柱石，是慈禧太后口中的“不可少之人”，因此在大清的最後十年，他的的官階扶搖直上。從大理寺少卿、會辦商務大臣、工部左侍郎，到1911年升任郵傳部尚書。清皇族內閣成立，他又以郵傳部大臣領國務院之銜。
清朝最終“死”於鐵路建設，這是盛宣懷預料不到的。在他權位的最高峰時，他掌管了全國的鐵路權。
中國本應在1860年代有自己的第一條鐵路，當時有外商擬在中國修築鐵路，時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拒絕了：“如果在中國領土上要有一條鐵路的話，它必須是屬於中國的，而不是外國的企業。”這一非正式表態，很長時間內上升為大清的國家政策。但是，清政府無力自建，也不讓外資進入，致使中國的工業基礎設施長時期建立不起來。
盛宣懷跟李鴻章還是有所不同。1911年，他領導的郵傳部發起鐵路幹線國有政策，得到清廷批准。官方的理由是，川漢、粵漢鐵路原由商民集資籌建，由於資金遲遲不到位，導致修路進展緩慢，嚴重影響國家的工業化進程，清廷不得已決定收回商民股權，改由政府向外國銀行貸款修建。
可以看出來，這是盛宣懷“聯夷制夷”、為我所用的習慣性招數。宣佈鐵路國有政策之後，他隨即與英德法美銀行簽訂了600萬英鎊的鐵路借款合同。然而，這一次，因為針對商民的股權賠償計劃遲遲未出臺，“賣國”的謠言不脛而走，保路運動一發不可收拾，連帶催生了武昌起義。
盛宣懷的政治生涯，至此畫上句號。他被清廷推出來作為替罪羊，褫奪了官職，還要絞殺他，嚇得他逃亡日本。
到1912年底回國，民國政府才把大部分不動產還給了他。
在生命的最後三四年，坐擁1100多萬兩白銀資產的鉅富盛宣懷，除了錢，什麼都沒有。在遺囑裡，他將全部資產均分為兩半，一半用於社會公益，一半分給子孫。
臨死前，他對兒子們說，他有幾個遺憾，一個是不能像其祖父和父親一樣考取功名，另一個是一生辦洋務，卻未曾去過歐美。
就在盛宣懷去世與風光大葬的時候，中國的工業化進入了教科書所說的“黃金時代”。據學者估計，1912—1920年間，中國工業年增長率高達13.4%。
盛宣懷著西裝像（1912年攝於日本）
2
盛宣懷在世時，對他的評價就出現了明顯的撕裂。狀元實業家張謇的評語頗不客氣：“盛宣懷的為人，雖稍有才具，但不顧大局，全無國家觀念。”
辦實業，如果只是追求個人升遷和企業利潤，這種格局，張謇是看不上的。
1894年，41歲的張謇迎來人生轉折點。這年，甲午戰爭爆發，也是慈禧六十大壽，特設恩科會試，張謇考取了狀元，成為翰林院編修。這個南通貧寒子弟，人到中年，終於實現了階層躍升。
但他很快就發現了整個帝國潰爛的祕密。
慈禧從頤和園回紫禁城，適逢大暴雨，文武百官跪在一二尺深的積水裡迎接太后，一個個被淋成落湯雞，連七八十歲的老臣都在水裡接駕。可是，太后坐在轎子裡，連頭都不回。張謇看後，整個人很難過，他問自己：“這種官，是有志氣的人應該做的麼？”
中日兩國正在開戰賭國運，而帝國高官匍匐在權力腳下，毫無尊嚴。難怪我們會打輸？人都沒有尊嚴，國家怎麼有尊嚴？
張謇果斷棄官，走上實業救國的道路。
張謇
當時流行“商戰”，中國人辦企業就是要和列強展開經濟戰，這是國家之間的隱形戰爭。
1895年，張謇在家鄉籌辦大生紗廠。過程並不順利，招股融資極為困難，逼得他只能上街賣字籌錢。最後不得已，求助於張之洞、劉坤一等地方大員集資，歷時4年，直到1899年才正式投產。
大生紗廠雖然引入官股，但官方只取官利，不參與工廠經營管理。這是張謇獨創的企業模式，叫做“紳領商辦”，區別於盛宣懷的“官商合辦”模式。
隨後的15年間，大生紗廠獲淨利約540萬兩，是一戰前華資紗廠中唯一成功的大型紗廠。
作為企業家，張謇成功了，但他的理想並非辦廠賺錢。他奮鬥的目標是“實業救國”，希望以自己的實踐，搭建起中國的工業生產體系，更希望以自己的努力，改造中國的社會基本面貌。
用他的話說，這是他畢生信奉的兩個主義：經濟上的“棉鐵主義”，以及政治上的“村落主義”。
他的產業鏈條無限延伸：
為了增加棉花來源，1900年辦了通海墾牧公司；為了解決棉籽出路，1902年辦了廣生油廠；為了解決原料和產品的運輸問題，1904年辦了上海大達外江輪步公司和天生港輪步公司；為了維修和製造機器設備，1906年辦了資生鐵冶廠……
他立志要把南通建設成為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運輸業以及文化教育等全面發展的典型工業區，作為全國可以效仿建設的樣板。
他又像重視實業一樣，重視教育，辦起了從幼稚園到高等院校的完整教育序列。他還先後辦起了許多在當時中國是“第一家”或“第一次”的企業和事業，興辦了圖書館、博物館、俱樂部、氣象臺、醫院、公園……他真的以一己之力，造就了一個近代化的南通。
一個理想主義的愛國實業家，終因承擔了過重的社會責任，使得他的企業被拖垮。1925年，大生集團債臺高築，債務達906萬兩，被債權人上海財團全面接管。
第二年，1926年8月，73歲的張謇一病不起。彌留之際，他的三哥俯身對他耳語：“你來有所自，去有所歸，我看時機已到，你要把定神志，好好地歸去罷。”張謇聽後，微微頷首，閉目離世。
張謇雖然最後失敗了，歷史還是銘記住這位偉大的失敗的英雄。正如胡適所說：“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他獨立開闢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萬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於全國。”
張謇的產業之一：大生紗廠和碼頭
張謇考中狀元那年，28歲的周學熙，在安徽省鄉試中考了個舉人，分配到浙江當個小官。日後，周學熙成為中國北方實業崛起的扛把子，與張謇一起，被人譽為“南張北周”。
不過，兩人出身截然不同。張謇來自世代務農的貧寒之家，而周學熙是典型的“官二代”，其父乃後來官至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周馥。
1897年，周學熙在父親的幫助下，開始涉足實業，當上了開平礦務局董事及駐上海分局的監察，負責監督推銷開平煤炭。他後來投入袁世凱幕下，一個主要原因也是，其父與袁世凱關係很好。
1902年，袁世凱升任直隸總督，把周學熙調到天津，督辦直隸銀元局。周學熙帶領團隊日夜加班加點，只用了70天就讓造幣廠開工生產，穩定了庚子事變後紛亂的金融局勢。袁世凱大為讚賞，稱他為“當代奇才”，從此一切工業建設都委託給他辦理。
周學熙由此成為袁世凱經濟事業的操盤手，如同當年盛宣懷成為李鴻章的操盤手。
周學熙
周學熙應時而動，創辦了周氏資本集團的龍頭企業——啟新洋灰公司和灤州煤礦。以此為起點，京師自來水公司、華新紗廠、中國實業銀行、耀華玻璃公司相繼成立，短短20年，他的企業已形成了一個包括重工業、輕紡工業、民用企事業及金融銀行業等20餘個門類的企業集團。
1912年後，周學熙更是兩度出任袁世凱北洋政府的財政總長。期間，他提出“振興實業”計劃，著手保護工商產業，希望從9億元的國家預算中劃撥1億元，作為資助10種新興事業的專款。他確信，這個計劃能夠實行，中國的富強就有希望。
可惜，因為政局突變，他的“振興實業”計劃未能實行。
形勢比人強，這是他第二次強烈感受到個人在歷史進程中的無力。
上一次，是在清末。八國聯軍侵華後，英國人趁機攫取了開平煤礦的產權，周學熙十分憤慨，發誓要將之收回。在袁世凱的支持下，他實施了“以灤制開”策略，在開平煤礦附近，再開辦一個規模大10倍的灤州煤礦，想通過價格戰拖垮開平，最終達到收回的目的。
開平與灤州，兩座煤礦的纏鬥，是清末轟動中外的一個“商戰”案例。洋務運動以後，中國知識階層已意識到國家間的經濟戰爭關乎國之存亡，但真刀真槍與洋商正面剛，並且不落下風的，周學熙算是第一人。他因此被譽為“商戰先鋒”。
就在英商快要扛不住，同意將開平煤礦交還中方，而周學熙把“贖款”從270萬英鎊砍到178萬英鎊的時候，辛亥革命爆發，局勢逆轉。灤州煤礦的股東害怕股權被革命奪走，竟然反過來由英商做主，將灤州煤礦併入開平煤礦，管理權盡入英人之手。
周學熙功虧一簣，只得痛苦地接受了商戰失敗的結局。當股東們一致推舉他擔任合併後成立的開灤礦務局總局督辦時，他堅決地推辭了。
國不強，商不立。這是開灤商戰的慘痛教訓。終其一生，周學熙未能實現收回開平煤礦的心願。
1948年，唐山解放，開灤礦務局從英商手中收歸國有，周學熙卻於此前一年逝世了。
灤州煤礦
3
1883年，當盛宣懷在中國實業界叱吒風雲的時候，在湖南長沙，一個名叫範旭東的男娃才來到人間。範旭東的哥哥範源濂，參與了1898年的戊戌變法，失敗後曾流亡日本，順便把弟弟帶過去留學。
從京都帝國大學化學系畢業後，範旭東隨即回國，立志於發展中國化學工業。
自1860年代洋務運動起，中國在輕重工業的所有領域，都處於學習、追趕和填補空白的階段。大到一艘輪船，小到一根火柴，從無到有，都希望生產出“民族工業替代品”，與洋貨相抗衡。每當民族主義運動高漲，抵制洋貨、支持國貨的呼聲就特別強烈，這成為那幾代實業家的壓力與機遇。
範旭東構建中國的化學工業體系，是從一個生產精鹽的公司做起的。1914年，他在天津創辦久大精鹽公司，很快就研製成功，生產出中國製造的第一批精鹽。在此之前，中國許多地方產鹽，氯化鈉含量連50%都達不到，被西方人譏笑為“食土”。精鹽市場則被外商壟斷。
久大公司的精鹽，純度高達90%以上，一推出來，卻遭到內外商的聯合圍剿。中國的鹽業市場，向來實行專營制度，範旭東的入場，被龐大的利益集團視為攪局者。為此，地方軍閥一度綁架了範旭東，在他當教育總長的哥哥範源濂的四處斡旋下，才被放回來。
無奈之下，久大公司通過湖南人楊度，給袁世凱送了兩瓶精鹽。袁世凱嘗過後，說不錯，直接給了久大公司5個口岸的銷售權。久大精鹽這才順利進入長江流域市場。銷量年年激增，從1萬擔，直到1936年，達到50萬擔的頂峰。
精鹽市場獲得成功後，範旭東進入制鹼業。他曾到當時壟斷中國純鹼市場的英國卜內門公司參觀，英國人嘲弄他說，你們看不懂制鹼工藝，還是看看鍋爐房就好了。
1917年，範旭東創建永利制鹼公司，陸續聘請了中國首個化學碩士陳調甫、哥倫比亞化學博士侯德榜等科學精英，歷時將近十年，終於在1926年生產出質量合格的純鹼。期間，他用久大公司的利潤，去補貼永利公司的研發，差點拖垮了久大公司，但他不後悔。英國卜內門公司一度出高價，要把永利公司收購了，範旭東很生氣地說：“我搞不成鹼，寧可自殺，也不出賣靈魂。”
永利純鹼研發成功後，在美國費城舉行的萬國博覽會上榮膺金質獎章，被大會公認為“中國工業進步的象徵”。
範旭東的下一步，是建設中國的硫酸產業。經過數年奔波，終於在1937年初建成南京硫酸銨廠，並生產出第一批國產硫酸銨。
從範旭東的產業佈局，不難看出，他的每一步都死磕西方的技術壟斷行業，並通過自主研發，打破了這種壟斷局面。當第一批國產硫酸銨被生產出來時，他興奮地在日記中說：“列強爭雄之合成氨高壓工業，在中華於焉實現矣。我國先有純鹼、燒鹼，這隻能說有了一翼；現在又有合成氨、硫酸、硝酸，才算有了另一翼。有了兩翼，我國化學工業就可以展翅騰飛了。”
這種心情，如今落力研發國產芯片的科學家，以後當能體會到。
範旭東
在範旭東身上，“實業救國”理念被他發揮到極致。他創辦和掌管的企業，從不以盈利為唯一目的，相反，他給企業制定了四大信條，無一涉及營收問題，而是以“為社會服務為最大光榮”。
他從不以個人在實業界的成功，去換取金錢和名利。蔣介石在1935年和1942年兩次邀請他出任國民政府的部長，都被他拒絕了：“立志畢生從事實業，決不做官。”熟悉範旭東的人，都說他“非生意人，乃一理想者”。
抗戰全面爆發，範旭東的事業遭遇重大抉擇。他毫不猶豫，將天津、南京等地的設備，能拆的都拆了，轉運到大後方復產，不能運走的，寧可沉江，也不留給日本人。由於永利鹼廠在國際上享有盛名，日本人希望通過合法手續，與範旭東達成合作，範旭東斬釘截鐵地說：“廠子我不賣，你要能拿走，就拿走好了。”
對於這些凝聚了自己二十餘年心血的產業，範旭東的態度卻絲毫不含糊：“寧舉喪，不受奠儀。”
跟範旭東一樣，面臨國難，盧作孚也做出了毀家紓難的決定。
重慶合川人盧作孚，與張之洞、張謇、範旭東一起，曾被毛澤東譽為舊中國實業界“四個不能忘記”的人物。這四人中，盧作孚的起點最低，他出身極其貧寒，以至於小學畢業後被迫輟學，以後都是通過自學成才、成功。
1926年，盧作孚創辦的民生公司，以一條70.6噸小火輪起家，僅用10年時間便壟斷了川江（長江宜昌至重慶段）航運，運輸實力接近經營了半個多世紀的、官辦的輪船招商局，成為民國最著名的“船王”。
這個以愛國為己任的實業大亨，生前卻幾乎一文不名。他身兼許多實業的董事長，生活卻極其簡樸，曾被人當面說“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他只取民生公司一份工資，其餘收入一概捐贈給教育和社會公益事業。
他自己在民生公司沒有股份，後來還是友人湊了5000塊錢，替他入股，才成為小小的股東，佔股0.05%。住房是借的銀行宿舍，傢俱是借民生公司的，以至於在自殺前留給妻子的遺書是：“把傢俱還給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們過。”
他從來沒有因為別人介紹而在公司安排進人員，無論是至親好友還是什麼人物，他都一律寫上“苦無機會”加以拒絕。他的妻子到重慶市區去賣針線活兒，補貼家用，都要自己坐小輪和乘馬車過去。
1937年，淞滬會戰開始後，長江下游的工廠、高校、研究機構必須內遷。盧作孚臨危受命，指揮民生公司的輪船加入搶運。特別是在宜昌大撤退中，參加搶運的船隻共24艘，民生公司佔了22艘，他就此制定了一個40天內完成搶運任務的計劃，使得運輸工作有序地進行。後來，晏陽初稱這次大撤退為“中國實業上的敦刻爾克”，保住了戰時中國的工業基礎。
而盧作孚的民生公司，則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整個宜昌大撤退期間，民生公司9艘輪船被炸沉，6艘被炸壞，117人犧牲，76人傷殘。
盧作孚和範旭東，是民國一代企業家的縮影。他們創辦企業，以國家利益為上，不為個人謀取功名利祿，必要時，不惜犧牲自己的產業帝國。兩人因為共同的追求，而惺惺相惜。
盧作孚常對人說，中國的真正人才，範旭東先生要算一個。1937年8月，盧作孚赴南京出席國防會議，期間沒住賓館，而是住在範旭東家。當時人在天津的範旭東，把自己在南京的房子借給了盧作孚。
抗戰後期，這兩個實業鉅子，不約而同在考慮戰後中國的經濟建設問題。範旭東提出戰後建設中國十大化工企業，蔣介石批示“原則可行”。盧作孚撰寫《戰後中國究應如何建設》，指出經濟要現代化、工業化，並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具體思路。蔣介石與盧作孚面談後，稱他的經貿建議“頗有可採之處”。
然而，1945年10月，抗戰勝利後不久，範旭東突發急病在重慶去世，終年62歲。1950年6月，盧作孚從香港返回北京。一年多後，在“三反”的狂潮中，他不堪莫須有的指摘，服藥自殺，終年59歲。
一個時代結束了。
1917年11月18日，民國規模最大的葬禮，在上海舉行。
已經去世一年半的大清皇族內閣郵傳部大臣盛宣懷（1844—1916），走得風風光光。為了這場葬禮，盛氏家族斥資30萬大洋，出殯儀仗隊長達2500多米，用了64名槓夫抬棺。
盛宣懷去世後，他的夫人莊氏決定為老頭子舉辦一場世紀葬禮。莊氏說，老頭子一輩子為朝廷和家族做了許多事情，自己卻沒過過一天安生日子，是被活活累死的。她提了兩個要點：第一，老頭子一生為大清累死累活，要讓皇帝的抬棺班子，來為他抬棺；第二，老頭子大半生在上海度過，出殯隊伍一定要走全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
錢不是問題，就是要把葬禮做大，做出不是國葬、勝似國葬的效果。
當天，整個上海幾乎傾城出動，爭睹這場世紀葬禮。出殯隊伍所經馬路，兩旁的商鋪全部停業，紛紛搭棚設座，收取座位票，盈利是平時的三倍還不止。
盛宣懷大出喪，成為上海富豪身後財力比拼的一個標杆。1920年代，“上海灘地皮大王”周扶九出喪，媒體有的說場面勝於盛宣懷，有的說不如。1930年代，永安公司總經理郭標出喪，上海市民普遍評價，遠不及盛宣懷那次。
時代在變化，但葬禮作為一個“大人物”最後高光時刻的表現形式，從未改變。
儘管早在民國成立後（確切地說，是在四川保路運動發生後），被後世譽為“中國實業之父”“中國商父”的盛宣懷，政治生命已經終結了，新的商業鉅子早已崛起。但他們所走的道路，跟這名前輩相比，似同非同。
盛宣懷的葬禮，就像是一個時代的隱喻。中國近代實業發展的一段旅程，在表面風光中落幕了，接下來的路，會怎樣呢？
盛宣懷的葬禮
1
中國的近代工業化之路，發端於1860年代的洋務運動。與“先輕後重”的工業化路徑迥異，中國是從興辦一批軍事工業開始的。
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洋務派高官為代表，晚清在“自強”的口號下，自上而下對西方軍事技術進行了大規模移植。這批移植過來的軍事企業，可以看作是中國最早推行的以重工業為主導的工業發展模式。
但是，這批軍事企業辦著辦著，變成了財政的無底洞。
政府強力推進的重工業發展模式，本質是傳統官僚體制與近代工業技術結合的怪胎，其生產運營完全與市場無關。當財政變得日益困窘的時候，軍工企業資本投入不足，主導的洋務派這才想到工業化、資本與市場的聯繫。
於是，洋務派提出“求富”的口號，創辦了最早的一批近代民用工業，以官辦、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等形式，賦予這些民用工業企業各種壟斷特權。中國的工業化，由此進入最早的起飛階段。
李鴻章被認為是中國工業化的關鍵人物，但實際上，他在經濟事業上的成就，全賴他的幕僚盛宣懷。
晚清有一批實幹家，並非由傳統的科舉出身，而是在外交、洋務、商戰等實踐的摔打中成長起來。
1870年，26歲的秀才盛宣懷在三次鄉試落榜後，進了父親的同榜進士、北洋大臣李鴻章的幕府。他不是紈絝子弟，很快就顯露出才幹和膽識。他在中國最早提出官督商辦的辦企業形式，以及企業應以盈利為主的經營原則。
28歲時，盛宣懷參與創辦中國第一家大型民用航運企業——輪船招商局。此後，他得到李鴻章的好評，年輕人的腦子就是好使。作為李鴻章的經濟事業操盤手，兩人緊密合作，直至1901年李鴻章去世。
在隨後的30年間，盛宣懷成長為大清帝國的商業巨擘。他先後興辦、創造了10餘個“中國第一”的企業，做了無數篳路藍縷的開山工作，這其中包括：
第一個民用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第一個電報局——中國電報總局；第一個內河小火輪公司——山東內河小火輪航運公司；第一家國人自辦的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第一條鐵路幹線——京漢鐵路；第一個鋼鐵聯合企業——漢冶萍公司……
正因為這些成就，盛宣懷在後來贏得了“中國實業之父”和“中國商父”的美譽。但他不是一個純粹的實業家，就像李鴻章所說的，盛宣懷“欲辦大事，兼作高官”。終其一生，盛宣懷基本上是沿著以“辦大事”作資本，從而達到“做高官”的目的的道路往前走的。
我們可以看到，盛宣懷創辦的企業，在立足之初，可以憑藉國家津貼的底氣，與外商同類企業進行價格戰，並取得勝利，實現盈利。而必要的時候，他又可以與外國合作，以“聯夷制夷”的名義，實現企業的良性發展，以及個人的仕途升遷。
1900年，當清廷向帝國主義宣戰的時候，亦官亦商的盛宣懷卻沒有響應最高統治者的號召，不惜一切代價投入戰爭之中；而是作為樞紐人物，串聯起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地方督撫，與列強締結了“東南互保”的和平條約。
就大清的權力中樞而言，這無疑是一種“叛國”行為。儘管事後迫於列強的壓力，盛宣懷不僅未被治罪，還獲得清廷獎賞，但是，不能因此高估盛宣懷主導“東南互保”的公心。因為東南戰事一啟，他在長江沿岸苦心經營了二三十年的實業，勢必毀於一旦；而這些實業，不僅關乎他的身家，更關乎他的仕途，是他藉以步入帝國政壇高官序列的資本。
東南互保的成功，從大的方面講，是帝國離心力強大到足以消解中央權威的結果；從小的方面講，則是盛宣懷等帝國官商群體為了保持個人利益、不願作出犧牲的反映。
結果恰如盛宣懷所謀劃的，由於他基本上控制了所有重要的工業企業，在經濟上成為支持清王朝的有力柱石，是慈禧太后口中的“不可少之人”，因此在大清的最後十年，他的的官階扶搖直上。從大理寺少卿、會辦商務大臣、工部左侍郎，到1911年升任郵傳部尚書。清皇族內閣成立，他又以郵傳部大臣領國務院之銜。
清朝最終“死”於鐵路建設，這是盛宣懷預料不到的。在他權位的最高峰時，他掌管了全國的鐵路權。
中國本應在1860年代有自己的第一條鐵路，當時有外商擬在中國修築鐵路，時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拒絕了：“如果在中國領土上要有一條鐵路的話，它必須是屬於中國的，而不是外國的企業。”這一非正式表態，很長時間內上升為大清的國家政策。但是，清政府無力自建，也不讓外資進入，致使中國的工業基礎設施長時期建立不起來。
盛宣懷跟李鴻章還是有所不同。1911年，他領導的郵傳部發起鐵路幹線國有政策，得到清廷批准。官方的理由是，川漢、粵漢鐵路原由商民集資籌建，由於資金遲遲不到位，導致修路進展緩慢，嚴重影響國家的工業化進程，清廷不得已決定收回商民股權，改由政府向外國銀行貸款修建。
可以看出來，這是盛宣懷“聯夷制夷”、為我所用的習慣性招數。宣佈鐵路國有政策之後，他隨即與英德法美銀行簽訂了600萬英鎊的鐵路借款合同。然而，這一次，因為針對商民的股權賠償計劃遲遲未出臺，“賣國”的謠言不脛而走，保路運動一發不可收拾，連帶催生了武昌起義。
盛宣懷的政治生涯，至此畫上句號。他被清廷推出來作為替罪羊，褫奪了官職，還要絞殺他，嚇得他逃亡日本。
到1912年底回國，民國政府才把大部分不動產還給了他。
在生命的最後三四年，坐擁1100多萬兩白銀資產的鉅富盛宣懷，除了錢，什麼都沒有。在遺囑裡，他將全部資產均分為兩半，一半用於社會公益，一半分給子孫。
臨死前，他對兒子們說，他有幾個遺憾，一個是不能像其祖父和父親一樣考取功名，另一個是一生辦洋務，卻未曾去過歐美。
就在盛宣懷去世與風光大葬的時候，中國的工業化進入了教科書所說的“黃金時代”。據學者估計，1912—1920年間，中國工業年增長率高達13.4%。
盛宣懷著西裝像（1912年攝於日本）
2
盛宣懷在世時，對他的評價就出現了明顯的撕裂。狀元實業家張謇的評語頗不客氣：“盛宣懷的為人，雖稍有才具，但不顧大局，全無國家觀念。”
辦實業，如果只是追求個人升遷和企業利潤，這種格局，張謇是看不上的。
1894年，41歲的張謇迎來人生轉折點。這年，甲午戰爭爆發，也是慈禧六十大壽，特設恩科會試，張謇考取了狀元，成為翰林院編修。這個南通貧寒子弟，人到中年，終於實現了階層躍升。
但他很快就發現了整個帝國潰爛的祕密。
慈禧從頤和園回紫禁城，適逢大暴雨，文武百官跪在一二尺深的積水裡迎接太后，一個個被淋成落湯雞，連七八十歲的老臣都在水裡接駕。可是，太后坐在轎子裡，連頭都不回。張謇看後，整個人很難過，他問自己：“這種官，是有志氣的人應該做的麼？”
中日兩國正在開戰賭國運，而帝國高官匍匐在權力腳下，毫無尊嚴。難怪我們會打輸？人都沒有尊嚴，國家怎麼有尊嚴？
張謇果斷棄官，走上實業救國的道路。
張謇
當時流行“商戰”，中國人辦企業就是要和列強展開經濟戰，這是國家之間的隱形戰爭。
1895年，張謇在家鄉籌辦大生紗廠。過程並不順利，招股融資極為困難，逼得他只能上街賣字籌錢。最後不得已，求助於張之洞、劉坤一等地方大員集資，歷時4年，直到1899年才正式投產。
大生紗廠雖然引入官股，但官方只取官利，不參與工廠經營管理。這是張謇獨創的企業模式，叫做“紳領商辦”，區別於盛宣懷的“官商合辦”模式。
隨後的15年間，大生紗廠獲淨利約540萬兩，是一戰前華資紗廠中唯一成功的大型紗廠。
作為企業家，張謇成功了，但他的理想並非辦廠賺錢。他奮鬥的目標是“實業救國”，希望以自己的實踐，搭建起中國的工業生產體系，更希望以自己的努力，改造中國的社會基本面貌。
用他的話說，這是他畢生信奉的兩個主義：經濟上的“棉鐵主義”，以及政治上的“村落主義”。
他的產業鏈條無限延伸：
為了增加棉花來源，1900年辦了通海墾牧公司；為了解決棉籽出路，1902年辦了廣生油廠；為了解決原料和產品的運輸問題，1904年辦了上海大達外江輪步公司和天生港輪步公司；為了維修和製造機器設備，1906年辦了資生鐵冶廠……
他立志要把南通建設成為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運輸業以及文化教育等全面發展的典型工業區，作為全國可以效仿建設的樣板。
他又像重視實業一樣，重視教育，辦起了從幼稚園到高等院校的完整教育序列。他還先後辦起了許多在當時中國是“第一家”或“第一次”的企業和事業，興辦了圖書館、博物館、俱樂部、氣象臺、醫院、公園……他真的以一己之力，造就了一個近代化的南通。
一個理想主義的愛國實業家，終因承擔了過重的社會責任，使得他的企業被拖垮。1925年，大生集團債臺高築，債務達906萬兩，被債權人上海財團全面接管。
第二年，1926年8月，73歲的張謇一病不起。彌留之際，他的三哥俯身對他耳語：“你來有所自，去有所歸，我看時機已到，你要把定神志，好好地歸去罷。”張謇聽後，微微頷首，閉目離世。
張謇雖然最後失敗了，歷史還是銘記住這位偉大的失敗的英雄。正如胡適所說：“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他獨立開闢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萬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於全國。”
張謇的產業之一：大生紗廠和碼頭
張謇考中狀元那年，28歲的周學熙，在安徽省鄉試中考了個舉人，分配到浙江當個小官。日後，周學熙成為中國北方實業崛起的扛把子，與張謇一起，被人譽為“南張北周”。
不過，兩人出身截然不同。張謇來自世代務農的貧寒之家，而周學熙是典型的“官二代”，其父乃後來官至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周馥。
1897年，周學熙在父親的幫助下，開始涉足實業，當上了開平礦務局董事及駐上海分局的監察，負責監督推銷開平煤炭。他後來投入袁世凱幕下，一個主要原因也是，其父與袁世凱關係很好。
1902年，袁世凱升任直隸總督，把周學熙調到天津，督辦直隸銀元局。周學熙帶領團隊日夜加班加點，只用了70天就讓造幣廠開工生產，穩定了庚子事變後紛亂的金融局勢。袁世凱大為讚賞，稱他為“當代奇才”，從此一切工業建設都委託給他辦理。
周學熙由此成為袁世凱經濟事業的操盤手，如同當年盛宣懷成為李鴻章的操盤手。
周學熙
周學熙應時而動，創辦了周氏資本集團的龍頭企業——啟新洋灰公司和灤州煤礦。以此為起點，京師自來水公司、華新紗廠、中國實業銀行、耀華玻璃公司相繼成立，短短20年，他的企業已形成了一個包括重工業、輕紡工業、民用企事業及金融銀行業等20餘個門類的企業集團。
1912年後，周學熙更是兩度出任袁世凱北洋政府的財政總長。期間，他提出“振興實業”計劃，著手保護工商產業，希望從9億元的國家預算中劃撥1億元，作為資助10種新興事業的專款。他確信，這個計劃能夠實行，中國的富強就有希望。
可惜，因為政局突變，他的“振興實業”計劃未能實行。
形勢比人強，這是他第二次強烈感受到個人在歷史進程中的無力。
上一次，是在清末。八國聯軍侵華後，英國人趁機攫取了開平煤礦的產權，周學熙十分憤慨，發誓要將之收回。在袁世凱的支持下，他實施了“以灤制開”策略，在開平煤礦附近，再開辦一個規模大10倍的灤州煤礦，想通過價格戰拖垮開平，最終達到收回的目的。
開平與灤州，兩座煤礦的纏鬥，是清末轟動中外的一個“商戰”案例。洋務運動以後，中國知識階層已意識到國家間的經濟戰爭關乎國之存亡，但真刀真槍與洋商正面剛，並且不落下風的，周學熙算是第一人。他因此被譽為“商戰先鋒”。
就在英商快要扛不住，同意將開平煤礦交還中方，而周學熙把“贖款”從270萬英鎊砍到178萬英鎊的時候，辛亥革命爆發，局勢逆轉。灤州煤礦的股東害怕股權被革命奪走，竟然反過來由英商做主，將灤州煤礦併入開平煤礦，管理權盡入英人之手。
周學熙功虧一簣，只得痛苦地接受了商戰失敗的結局。當股東們一致推舉他擔任合併後成立的開灤礦務局總局督辦時，他堅決地推辭了。
國不強，商不立。這是開灤商戰的慘痛教訓。終其一生，周學熙未能實現收回開平煤礦的心願。
1948年，唐山解放，開灤礦務局從英商手中收歸國有，周學熙卻於此前一年逝世了。
灤州煤礦
3
1883年，當盛宣懷在中國實業界叱吒風雲的時候，在湖南長沙，一個名叫範旭東的男娃才來到人間。範旭東的哥哥範源濂，參與了1898年的戊戌變法，失敗後曾流亡日本，順便把弟弟帶過去留學。
從京都帝國大學化學系畢業後，範旭東隨即回國，立志於發展中國化學工業。
自1860年代洋務運動起，中國在輕重工業的所有領域，都處於學習、追趕和填補空白的階段。大到一艘輪船，小到一根火柴，從無到有，都希望生產出“民族工業替代品”，與洋貨相抗衡。每當民族主義運動高漲，抵制洋貨、支持國貨的呼聲就特別強烈，這成為那幾代實業家的壓力與機遇。
範旭東構建中國的化學工業體系，是從一個生產精鹽的公司做起的。1914年，他在天津創辦久大精鹽公司，很快就研製成功，生產出中國製造的第一批精鹽。在此之前，中國許多地方產鹽，氯化鈉含量連50%都達不到，被西方人譏笑為“食土”。精鹽市場則被外商壟斷。
久大公司的精鹽，純度高達90%以上，一推出來，卻遭到內外商的聯合圍剿。中國的鹽業市場，向來實行專營制度，範旭東的入場，被龐大的利益集團視為攪局者。為此，地方軍閥一度綁架了範旭東，在他當教育總長的哥哥範源濂的四處斡旋下，才被放回來。
無奈之下，久大公司通過湖南人楊度，給袁世凱送了兩瓶精鹽。袁世凱嘗過後，說不錯，直接給了久大公司5個口岸的銷售權。久大精鹽這才順利進入長江流域市場。銷量年年激增，從1萬擔，直到1936年，達到50萬擔的頂峰。
精鹽市場獲得成功後，範旭東進入制鹼業。他曾到當時壟斷中國純鹼市場的英國卜內門公司參觀，英國人嘲弄他說，你們看不懂制鹼工藝，還是看看鍋爐房就好了。
1917年，範旭東創建永利制鹼公司，陸續聘請了中國首個化學碩士陳調甫、哥倫比亞化學博士侯德榜等科學精英，歷時將近十年，終於在1926年生產出質量合格的純鹼。期間，他用久大公司的利潤，去補貼永利公司的研發，差點拖垮了久大公司，但他不後悔。英國卜內門公司一度出高價，要把永利公司收購了，範旭東很生氣地說：“我搞不成鹼，寧可自殺，也不出賣靈魂。”
永利純鹼研發成功後，在美國費城舉行的萬國博覽會上榮膺金質獎章，被大會公認為“中國工業進步的象徵”。
範旭東的下一步，是建設中國的硫酸產業。經過數年奔波，終於在1937年初建成南京硫酸銨廠，並生產出第一批國產硫酸銨。
從範旭東的產業佈局，不難看出，他的每一步都死磕西方的技術壟斷行業，並通過自主研發，打破了這種壟斷局面。當第一批國產硫酸銨被生產出來時，他興奮地在日記中說：“列強爭雄之合成氨高壓工業，在中華於焉實現矣。我國先有純鹼、燒鹼，這隻能說有了一翼；現在又有合成氨、硫酸、硝酸，才算有了另一翼。有了兩翼，我國化學工業就可以展翅騰飛了。”
這種心情，如今落力研發國產芯片的科學家，以後當能體會到。
範旭東
在範旭東身上，“實業救國”理念被他發揮到極致。他創辦和掌管的企業，從不以盈利為唯一目的，相反，他給企業制定了四大信條，無一涉及營收問題，而是以“為社會服務為最大光榮”。
他從不以個人在實業界的成功，去換取金錢和名利。蔣介石在1935年和1942年兩次邀請他出任國民政府的部長，都被他拒絕了：“立志畢生從事實業，決不做官。”熟悉範旭東的人，都說他“非生意人，乃一理想者”。
抗戰全面爆發，範旭東的事業遭遇重大抉擇。他毫不猶豫，將天津、南京等地的設備，能拆的都拆了，轉運到大後方復產，不能運走的，寧可沉江，也不留給日本人。由於永利鹼廠在國際上享有盛名，日本人希望通過合法手續，與範旭東達成合作，範旭東斬釘截鐵地說：“廠子我不賣，你要能拿走，就拿走好了。”
對於這些凝聚了自己二十餘年心血的產業，範旭東的態度卻絲毫不含糊：“寧舉喪，不受奠儀。”
跟範旭東一樣，面臨國難，盧作孚也做出了毀家紓難的決定。
重慶合川人盧作孚，與張之洞、張謇、範旭東一起，曾被毛澤東譽為舊中國實業界“四個不能忘記”的人物。這四人中，盧作孚的起點最低，他出身極其貧寒，以至於小學畢業後被迫輟學，以後都是通過自學成才、成功。
1926年，盧作孚創辦的民生公司，以一條70.6噸小火輪起家，僅用10年時間便壟斷了川江（長江宜昌至重慶段）航運，運輸實力接近經營了半個多世紀的、官辦的輪船招商局，成為民國最著名的“船王”。
這個以愛國為己任的實業大亨，生前卻幾乎一文不名。他身兼許多實業的董事長，生活卻極其簡樸，曾被人當面說“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他只取民生公司一份工資，其餘收入一概捐贈給教育和社會公益事業。
他自己在民生公司沒有股份，後來還是友人湊了5000塊錢，替他入股，才成為小小的股東，佔股0.05%。住房是借的銀行宿舍，傢俱是借民生公司的，以至於在自殺前留給妻子的遺書是：“把傢俱還給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們過。”
他從來沒有因為別人介紹而在公司安排進人員，無論是至親好友還是什麼人物，他都一律寫上“苦無機會”加以拒絕。他的妻子到重慶市區去賣針線活兒，補貼家用，都要自己坐小輪和乘馬車過去。
1937年，淞滬會戰開始後，長江下游的工廠、高校、研究機構必須內遷。盧作孚臨危受命，指揮民生公司的輪船加入搶運。特別是在宜昌大撤退中，參加搶運的船隻共24艘，民生公司佔了22艘，他就此制定了一個40天內完成搶運任務的計劃，使得運輸工作有序地進行。後來，晏陽初稱這次大撤退為“中國實業上的敦刻爾克”，保住了戰時中國的工業基礎。
而盧作孚的民生公司，則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整個宜昌大撤退期間，民生公司9艘輪船被炸沉，6艘被炸壞，117人犧牲，76人傷殘。
盧作孚和範旭東，是民國一代企業家的縮影。他們創辦企業，以國家利益為上，不為個人謀取功名利祿，必要時，不惜犧牲自己的產業帝國。兩人因為共同的追求，而惺惺相惜。
盧作孚常對人說，中國的真正人才，範旭東先生要算一個。1937年8月，盧作孚赴南京出席國防會議，期間沒住賓館，而是住在範旭東家。當時人在天津的範旭東，把自己在南京的房子借給了盧作孚。
抗戰後期，這兩個實業鉅子，不約而同在考慮戰後中國的經濟建設問題。範旭東提出戰後建設中國十大化工企業，蔣介石批示“原則可行”。盧作孚撰寫《戰後中國究應如何建設》，指出經濟要現代化、工業化，並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具體思路。蔣介石與盧作孚面談後，稱他的經貿建議“頗有可採之處”。
然而，1945年10月，抗戰勝利後不久，範旭東突發急病在重慶去世，終年62歲。1950年6月，盧作孚從香港返回北京。一年多後，在“三反”的狂潮中，他不堪莫須有的指摘，服藥自殺，終年59歲。
一個時代結束了。
盧作孚
4
中國近代企業家群體，有幾種類型，但最典型的，不過以上所述的三類：
第一類，以盛宣懷為代表，奠定了中國工業化的基礎。但他所創辦的企業，無論何種形式，都屬於官辦企業。他的身份，官大於商。在他的衡量中，手中的實業，更多是其實現官場升遷的工具。他的個人資本，主要是投資到土地、房產、當鋪等安全的傳統行業，而不是帶有一定冒險性的工業企業當中。
儘管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必須肯定，如果沒有盛宣懷一代的工業化開拓工作，就沒有後來那些走得更遠的實業家出現。
第二類，以“南張北周”為代表，一般擁有科舉功名、官場背景，屬於地方上的頭面士紳，通常被稱作“紳商型實業家”。他們與盛宣懷一代最大的不同在於，盛宣懷一生主要在追求當官，辦企業僅是當官的階梯；而“南張北周”的實業理想更純粹，個人資產和盈利，也能投入到企業的擴大再生產中。
當然，他們有更遠大的社會抱負——改造國家，讓名下的企業承受了不能承受之重，功敗垂成。
第三類，以範旭東、盧作孚為代表的知識型實業家。根據傅國湧《大商人》一書的描述，這類實業家或是留學美日的“海歸”，或自學起家，共同之處就是創業之前沒有官場背景，沒有從商經歷，沒有雄厚資本，但他們有見地、有魄力、有能力，他們的企業不是家族企業，往往一開始就是股份制企業，在近代企業家階層中他們最具創造性和現代精神。他們從來沒有把利潤最大化看作第一追求，而是有著更高的目標。
而他們的時代悲劇，是在企業的輝煌期，遭遇了戰爭與國難。他們為國家打贏漫長的戰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也作出了巨大的犧牲。
著名歷史學家章開沅說，中國第一代企業家不同於西歐早期的資本家，他們創辦企業不單純是由於利益的刺激，其中有些人甚至主要不是由於利益的刺激，而反抗外來侵略的愛國思想與民族情緒也具有明顯的刺激作用。因此,，中國初期民族近代工業的興辦，從動機到集資、興建、經營，都有明顯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單純從經濟規律的角度很難給予合理的解釋。
這一點，恰是這些企業家最終名垂青史的根本原因。任何時代都不缺成功的企業家，但以救國為目標、不曾在國家困難時撤資跑路的企業家，才真正值得致敬。
資本可以沒有國籍，但企業家有自己的祖國。在這個維度上觀照，盛宣懷與範旭東、盧作孚之間，精神的價值，高下立判。
不同於以往對民國經濟凋敝的認識，根據著名的經濟史學者吳承明的估算，1913—1920年間，中國民營工業資本增長率高達11.9%；1920—1936年間，民營工業資本增長率維持在9.37%的高位，同期國營工業資本增長率也高達10.64%。
這是什麼概念？橫向對比一下：
美國在1912一1937年間，工業增長速度僅有2.6%，在其歷史上發展最快的1874一1890年間，工業增長率也只有5.2%；英國在1921一1937年間，工業年增長率為2.2%，歷史上發展最快的1851一1873年間增長率為3.3%；德國工業發展史上，增長速度最快的1921一1929年，年均增長率為7.1%。
可見，民國工業增長速度，不輸於西方國家最好的工業發展時代。
假設再給當時的中國，20—30年的和平穩定發展時間，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工業代差應該可以填平。但歷史的殘酷，如同今日的現實，當世界陷入經濟大衰退的背景裡，國家之間只能在存量的世界中爭奪優勢地位，邊緣者最早會成為被狩獵的對象。
二戰的爆發，從根本上看，是1929—1933年世界經濟大蕭條的惡果。走出經濟危機的美國，可以充當維護世界和平的角色，上升為全球新霸主。而身陷危機無法自拔的德、意、日等國，則走上了戰爭掠奪的道路。中國不幸淪為戰爭裹挾的對象，高速的工業化進程因此被打斷。
如今覆盤歷史，當然備感惋惜，但世界的規則就是這樣，強者為王，你得自己去反抗，沒有人會讓著你。
從戰爭的結果看，中國的企業家是爭氣的。從盛宣懷的避戰互保，到範旭東、盧作孚的毀家紓難，企業家培養出強烈的國家主義認同感，僅用了三四十年時間。
商之大者，為國為民。
任何時代，一群成功企業家的志向，就可以決定這個時代的高度。
而我始終相信：實業救國，永不過時！
參考文獻：
汪敬虞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
[美]費維愷：《中國早期工業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
龔會蓮：《變遷中的民國工業史（1912—1936）》，西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
傅國湧：《大商人：影響中國的近代實業家們》，中信出版社，2008年
虞和平主編：《張謇：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前驅》，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
周學熙：《周學熙自述》，安徽文藝出版社，2013年
吳承明：《近代中國工業化的道路》，《文史哲》，1991年第6期
劉重來：《盧作孚與範旭東何以成為患難之交》，《紅巖春秋》，2015年第1期
方書生：《近代中國工業體系的萌芽與演化》，《上海經濟研究》，201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