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問這艘船憑什麼得以成為上海市標 不如說上海因次船而建

白玉蘭被選為上海市花，沙船被定為上海市標。確實，沙船對於上海以港興市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沙船畢竟是古老的木帆船，近代以後，用蒸汽機驅動的火輪船成為水上航運的主流，原始古老的沙船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大概到20世紀初後消失，也許，如今健在的人誰也沒有見到過真正的沙船，人們最想知道的就是這種船為什麼叫做沙船。

上海東瀕大海，長江、吳淞江在上海注入大海，受潮汐的影響，近海的河段有明顯的漲潮落潮現象，使河流的水速發生明顯的不規則變化，江水中夾帶的泥沙容易在出海口附近沉澱，年積月累，就在江口形成灘地，有的灘地逐漸露出水面而成島，江南一帶稱之“沙”或“沙島”，有記錄的“沙”數以百計，而目前仍存的“島”在歷史上均稱之“沙”，如崇明沙、橫沙、長興沙、團結沙、九段沙等，有的“沙”與陸地相連而成陸地，使上海的海岸線不斷向東推延，如歷史上的鴨窩沙、老鼠沙、川沙等。

朱清是崇明人，張瑄是嘉定新華鄉八都（今浦東新區高橋）人，南宋末年，政局動盪，他們組織沙民為海盜，掠人妻子，盜搶貨物，一旦遇上官兵，就乘舟逃入海中，向北逃到沙門島（在今蓬萊西北六十里海中）、高句麗（今朝鮮）水口，官兵奈何不了他們，不多久，他們又捲土重來，百姓吃足了苦頭。一種說法，這種船產於崇明沙，適宜於近海淺灘中航行，於是被叫作“沙船”。明末宋應星《天工開物》則以為這種船一般為五帆平底淺船，適宜於中國北洋近海航行，北洋水域多灘地，一旦退潮水淺，不致翻船，當下一次漲潮時可繼續航行，這種船“可穿越於沙洪之中”，於是被叫作“沙船”。 中國東瀕大海，海岸線很長，古代，一般以長江入海口為界，以北的海面稱“北洋”，以南的海面稱“南洋”，清代有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北洋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等。

北洋依託的陸地是華北平原，千萬年來，黃河，淮河（明朝的“黃河奪淮”後，淮河下游成了黃河的最下游）夾帶的泥沙進入大海後就沉澱下來，形成了一個綿延幾十裡，甚至百里的灘塗，漲潮時，灘塗被海水淹沒，退潮時，灘塗露出水面，只有平底淺船才能在灘塗的夾溝中航行，一旦偏航擱淺，還不致立即沉沒，在這裡航行的船隻主要有兩種，一種即南方的沙船，一種為山東的“衛船”。

據說，“衛”本是一種驢子的別稱，山東產驢，故古人稱山東為“衛”，所謂“衛船”就是山東船。南洋依託的陸地是浙江福建的丘陵和山地，沿海多島礁、懸崖，這裡水深浪急，只有浙江、福建、廣東產的深水海船才能在這裡航行。換言之，北方南運的貨物必須進上海港，改換南方深水船才能繼續南下，而南方北運的貨物，也必須進上海港，改換沙船或衛船才能繼續北上，上海位於南、北洋之中點，地理位置決定了它是近海航運的樞紐和貨物的集散地。

雖然，南洋和北洋都是海洋，但是，由於海域的深淺不一，不少地域海岸線隱藏著很長很長的淤沙帶，它又成了南、北洋航運難以逾越的鴻溝，只有熟悉這裡的地貌，長期在這裡航行的人才能利用灘塗的夾溝航運。

南宋，中國被分割為南北兩大塊，南北之間海上往來很少，海上航運也不發達。元滅宋後，事情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元朝建都大都，為了解決北方糧食供應不足的困難，元政府決定對江南的農業徵稅部分改徵實物稅，即直接徵收白米，然後北運，即今所謂“南糧北調”。古代運輸主要為水運，於是，大量的糧食運輸稱之“漕運”，所運的糧食稱之“漕糧”、“漕米”，因是皇家運輸，又稱之“皇糧”。

據記載，在元至元初、南宋末，元兵攻佔南京後，就急於把擄掠的皇家檔案、財產、器物運到北方，但怎麼把這麼多的東西運到北方，於是，“延議：兵方興，請事招懷。奏可。（朱）清、（張）瑄即日來，以吏部侍郎左遷七資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徒屬，為防海民義，隸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既內附，二人者，從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朱清和張瑄被招降後，得到了一個“金符千戶”的職官，他們的部下也改編為水軍，負責把從南宋政府擄掠的檔案和金銀財寶，通過沙船，沿近海運到北方。

當元政府決定實施“南糧北調”時，中國傳統的南北水運唯一的航道淤塞嚴重，正如陶宗儀所說：“時方挽漕東南供京師，運河隘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為堰瀦水，又絕江淮，溯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未鑿，東阿茌平道中，東運三百里，轉輸艱而糜費重。”由於南北的戰爭，南北的交往中斷多年，大運河的航運作用不大而淤塞嚴重，大船過不去，小船行若干裡又得通過駁運再北上，運河漕運十分艱難，成本又很高，於是，朱清和張瑄“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至元十九年也。上方注意，響之。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石。二人者，父子致位宰相，弟侄甥婿皆大官，田園宅館遍天下，庫藏倉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輿騎塞隘門巷，左右僕從皆佩於菟金符，為萬戶千戶。”至元十九年（1282年），朱清、張瑄建議漕運改為沙船海運，試下來效果不錯，每年“南糧北調”量達三百萬石（如以每石160斤計算，約合二十四萬噸），他倆也以運漕有功，官位相當宰相，併成為最富裕的人。

海上漕運的基本方法是，在長江沿岸建立多處糧倉，徵收的漕糧通過小船運輸集中到大倉，再裝上沙船，沿長江而下，入海後北上。其中又以江蘇太倉的糧倉為最大。《太倉州志》中講：“至至元十九年，宣尉朱清、張瑄等建議海漕，置海運倉於此。是時，海外諸番，交通市易，謂之‘六國馬頭’。”漕運是國家最大宗的海上運輸，年運量為三百萬石，如以當時沙船載重一百噸（當時的木船一般達不到一百噸），一年內南北往返二至三次，估計就有兩千條沙船在中國近海和長江下游穿梭往返。海上風急浪高，一般講，空船浮在水面較高，容易翻船，漕運是“南糧北調”，於是近代後有人猜測，當沙船在北方的碼頭卸貨後，因為沒有貨物帶回，就在船上裝沙子壓艙南運，人們見到船下卸下來的全是沙子，於是把這種船叫作“沙船”，這當然屬於望文生義的胡思亂想。

實際上，中國的東北盛產大豆，大豆是豆製品的主要原料，消耗量很大，大豆可以壓榨豆油，也是中國食用油的大宗，壓榨豆油後的豆渣一般壓成餅狀，稱之“豆餅”，是上好的精飼料，也是棉花的上佳肥料，所以，沙船北上卸貨，再裝大豆、豆油、豆餅等南運，這些南運的大豆部分在上海港卸貨，再分銷到全國各地，今天，上海大東門外與黃浦江之間有一條叫“豆市街”的小路，這裡在歷史上就是中國最主要的豆類集貿市場。上海就是“以港興市”的城市，在上海港興起不久，就決定設置上海縣，唐時措是參加上海建縣的人員之一。

毫無疑問，沙船對上海港的興起和發展，以及對上海城市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不過，到了明朝初年，朱元璋搶在其他的農民軍之先登基做了大明王朝的開國皇帝，由於利益分配不均而引起其他農民軍的不滿，於是，朱元璋又調集精兵強將鎮壓反對他做皇帝的農民軍，被擊潰的農民軍只得轉移到邊境和沿海島嶼，成了海盜。

朱元璋建都南京，不必繼續實行“南糧北調”，於是他下達了極為嚴厲的“海禁”令，即禁止在中國近海開展航運和貿易，凡大船一律收編海師，小船就地銷燬，“海禁”的目的是切斷海盜與大陸的聯繫，圍困和鎮壓海盜，而其造成的後果是，中國從宋元興起的海上航運業衰落，已經形成的，包括上海在內的沿海港口城市衰敗，“海禁”令幾乎貫穿了明朝和清初的三百餘年，雖時禁時弛，但以禁為主，一直到清康熙頒佈“弛海禁”令才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