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莎拉波娃以不錯的狀態在斯圖加特站殺入四強。而伴隨著她的復出，反對者不同角度的道德審判依然甚囂塵上。如果法律判處莎拉波娃的禁賽時間是15個月，那麼道德審判是否有一個明確的期限？還是就此伴隨一生無休無止?
長久以來，道德和法律相互依存成為維護人類活動秩序的工具。通常我們會認為法律是剛性的，道德是柔性的，這種柔和可以幫助法律處理一些特殊和模糊的真空地帶。然而，看似柔和的道德，一旦被偏執的利用，不確定性和可商榷性就會讓其被無限放大，最後完全失去了控制。
在莎拉波娃的禁藥事件中，法律根據她錯誤的程度給予了15月的禁賽刑期。15個月滿，懲罰結束，她就和普通球員無異了。然而在道德體系中，15個月後她依然要遭受各種口誅筆伐的質疑。可怕的是，這種道德加刑是沒有刑期的，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隨時揭開你的傷疤，在制高點撒上一把鹽。
西方社會更傾向於建立一個法律主導的“法制社會”而不是道德主導的“人治社會”。但在法制並不健全的時候，很多時候不得不靠道德出來“救場”，法律越是不健全的地方，挑戰法律，維護道德越成為了一種常見的現象。
在網球場上，球員在擊球時觀眾不能做出任何干擾，這是一條鐵律。而在遭遇干擾時，選手在不違反規則情況下的情緒表達，則是一種缺乏足夠標準的道德。但在去年張帥“吼觀眾”事件裡，很多人對於道德的維護卻都優先於對法律的維護。
之前徐詩琳父親的一句“我的女兒要成為一百年以來最好的網球選手”讓徐詩琳被譏諷奚落了好幾年，這充其量只是道德層面的問題，甚至連道德問題都算不上的一句大話而已。而今年徐詩琳繞開經紀公司簽約品牌的違法行為，卻沒有引發黑子們的高潮，甚至還換來不少同情。
很多人潛意識裡認為法律並不公平，以正義為名挾道德斬妖除魔，其實道德才更容易因私慾而左右搖擺。在上面的兩個例子裡，噴子們到底是在維護正義，還是試圖找到道德制高點，發洩私慾呢？當我們特別執迷於道德審判的時候，往往需要自省——當我們處於一個相對窘困境況中時，往往積累了更多需要發洩的發麵情緒。
有一種觀點說隨著社會的進步，有一天道德會取代法律。但以目前人類發展的進程，法律在被不斷的優化、細化和完善，而許多曾經可怕的道德束縛卻在逐漸鬆綁消解。我很不喜歡一個詞叫做“違背道德”，相比法律的核心是“懲戒“，道德的可商榷性讓她的真正內核是“包容”。
任何一個法律事件背後，都有值得同情和思考的空間。而在這個空間裡，法律懲處之後我們繼續用道德落井下石，又有什麼意義呢？澳網期間，我親歷一個澳大利亞人駕車衝入人堆造成多人死亡，但事後媒體和民眾更多不是要求嚴懲凶手的疾呼，而是對於為什麼會發生這種犯罪的反思。這也是我們的社會無法理解許多國家禁止死刑的原因。道德，在這個層面更多地化解為了包容、反思。
在這樣的世界觀裡，所有罪惡的施惡者並不是犯罪者本身。他的惡，是成長經歷裡這個世界給予他的一切的反饋。這兩天讀佛經，越發能感覺到佛教“五施”的異曲同工，我們日常生活裡對別人的和顏悅色都是一種善良地施捨。倘若我們整天丟給別人的都是負面的、邪惡的情緒，這些惡就終有一天積累在一個人身上爆發出來，而我們也都是這份罪惡的同謀吧。
似乎又扯遠了，而回到我們今天的命題，如果你認為莎拉波娃的禁賽判決還不夠公平，那麼讓我們討論一個期限，呈交國際仲裁法庭。如果大家都覺得不太必要，何不多一點包容，沒有什麼比一個犯過錯誤的人重新證明自己更讓人開心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