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菌戰自作自受，諾門罕日軍千多士兵神祕死亡，揭祕日軍細菌武器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唯一大規模使用生化武器的國家。在瘋狂的侵華戰爭中,日軍在中國的東北、華北、華中、華南、西南、西北各戰場都曾廣泛使用過細菌和化學武器,製造了一幕幕慘絕人寰的戰爭恐劇,給中國人民造成了至今後果難除的災難。然而,近年來發掘的史料證明,日軍不僅在中國戰場上大規模進行過細菌和化學戰劑,而且在其他戰場上也公開或祕密使用過生化武器。在1939年日本與蘇聯爆發的諾門罕之戰中,日軍為挽救戰場敗局,曾祕密將新研製的細菌武器投放戰場,結果造成日軍自身1300多名士兵神祕死亡就是其中鮮為人知的一幕。

“熊”與“狼”的邊境角力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將中國東北變成了侵華反蘇的前進基地。1936年6月,日本製定了《帝國國防方針》,把蘇聯定為“第一絕對敵國”。隨後,日本按照北侵蘇聯的既定國策將駐“滿洲”的關東軍迅速擴編到14個師團,總兵力達30萬人。並強徵大批中國勞工在中蘇邊境修築了大量軍事設施和永備工程,積極進行對蘇戰爭準備。面對日本咄咄逼人的態勢,蘇聯出於自身利益考量,一面向抗戰中的中國提供軍事援助,一面極力加強在遠東的軍事力量。強壯的“俄國熊”和凶殘的“日本狼”由此在邊境上“大打出手”,各種大小衝突不斷髮生。

僅1936年就達203起。1939年5月,日軍傀儡偽“滿洲國軍”與外蒙軍隊在“滿”蒙邊境的哈拉哈河畔發生衝突,早已按捺不住“寂寞”的日本關東軍,立即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向位於中蒙邊境海拉爾以南200公里的諾門罕地區的蘇蒙聯軍發動了大規模試探性戰略進攻。隨即交戰雙方動用了數十萬精銳部隊和先進軍事裝備,在這片雜草叢生、沙丘連綿起伏的荒原上進行了一場長達4個多月的立體化戰爭交鋒。曾經叫囂“1個師團可對付俄國軍隊三個師”、“要讓俄國人飽嘗日本皇軍威力”的號稱“皇軍之花”的日本關東軍由於軍事思想和戰術技術落後,在戰爭中遭到了自日俄戰爭以來首次最慘重的失敗。戰爭初期,日軍以精銳的23師團為主力,向諾門罕地區調集了180架飛機、90多輛坦克、13個步兵大隊共1.5萬兵力,突然向駐守諾門罕地區的蒙古守軍發起猛烈進攻。日軍以突襲戰術襲擊了蒙軍主力騎6師的指揮部,該師師長沙日布少將在作戰中陣亡,倉促應戰的蒙軍遭受了慘重損失。

隨後,日軍迅速擴大戰果,將整個諾門罕地區的蒙軍打得節節敗退。面對蒙軍不斷失利的戰場態勢,駐蒙古的蘇聯紅軍第57軍根據蘇蒙同盟條約在更換新裝備後便毫不示弱地派出兵力支援蒙軍作戰。緊接著,日軍也馬上向戰區調集重兵集團加強進攻。蘇聯最高統帥斯大林立馬調整遠東戰略部署,將曾任中國軍事顧問、熟知日軍作戰特點的駐科夫大將調往諾門罕坐鎮指揮,並迅速調集兵力和當時最先進的技術兵器,在強大的空炮火力和坦克支援下發起反擊,很快扭轉了戰爭初期的被動局面,給猖狂逞威的日軍以沉重打擊。僅5月27日至30日,蘇軍就殲滅了日軍一個騎兵聯隊、一個戰車聯隊和三個步兵大隊,“俄國熊”出手一巴掌就打掉了“日本狼”的滿口利牙。為挽救慘遭失敗的不利戰局,在中國大陸曾多次使用生化武器的日軍大本營便卑鄙決定將細菌武器投入戰場,以確保“帝國對蘇俄作戰的勝利”。

使用生化武器是日本卑鄙而又屢屢得手的作戰手段。早在1927年,,還是日本軍醫大尉的“731”細菌部隊創始人石井四郎就向日本軍部建議“缺乏資源的日本要想取勝,只能依靠細菌戰的支持”。急於對外擴張的日本軍部立馬接受了石井的“獻計”,於1930年在日本陸軍軍醫學校成立了細菌戰研究室,開始祕密研製生產細菌戰劑。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將細菌戰研究基地遷往中國東北,以便與鄉親華戰爭和對蘇開戰提供細菌戰支援。日軍還以“731部隊”為骨幹,在各戰區先後組建了數量眾多的細菌戰部隊。其中有駐“滿洲”的100部隊、駐華北的第1855部隊、駐華中的榮字第1644部隊、駐華南的第8604部隊等。並建立了數十個細菌工廠,研製生產了包括鼠疫、碳疽、霍亂、傷寒、副傷寒、結核、鼻疽、赤痢等幾十種高致病細菌戰劑。其中僅“731”本部每月就可生產1噸霍亂弧菌、300公斤鼠疫桿菌、600公斤炭疽桿菌、200公斤跳蚤(每公斤有跳蚤300萬隻)。有著如此強大細菌戰實力的日軍一旦作戰需要,自然是“該出手時就出手”。

根據史料統計,日軍為配合正面作戰,在中國各個戰場使用細菌武器造成了數千萬中國軍民感染疾病。其中平民直接慘死於細菌戰有據可查的就達27萬人。在此次諾門罕作戰失利的情況下,日軍決定使用細菌戰劑自然也是毫不手軟,只是沒有像在中國內地那樣大規模公開使用而已。細菌部隊祕密參戰根據日軍大本營的密令,1939年6月初,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緊急召見號稱“細菌戰之父”的“731”魔頭石井四郎中將、關東軍醫務隊長尾琢隆二龍少將、獸醫處長高橋隆篤大佐、“731”部隊訓練部長西俊英大佐等人在關東軍司令部開會,祕密商討使用細菌武器對付蘇軍進攻的有關事宜。在研究實施方案後,植田謙吉立即下達指令,命令駐長春的石井四郎所部的“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即731本部)和第100細菌部隊緊急“祕密開赴諾門罕參戰”。7月13日,石井四郎派出由“731部隊”細菌專家和“100部隊”骨幹22人組成的“玉碎部隊”,攜帶裝有各種細菌戰劑的容器,祕密潛入蘇軍防守的地區,在諾門罕個大小河流裡施放了炭疽、傷寒、霍亂、鼠疫等烈性傳染病毒溶液22.5公斤。為把細菌武器投入實戰,日本細菌部隊從成立之日起,就用大量被俘的中國抗日軍民進行了無數次細菌試驗。日軍將細菌戰劑注入被抓人員體內或強迫其口服,以此觀察戰劑的殺傷力和傳染力,進而篩選出最佳菌株大量繁殖。

一個名叫山下的“731”成員戰後被蘇軍俘虜後供認“我們每天進行試驗,強迫口服的有400多人,進行皮下注射的有250人,試驗後有3天死的,也有7天死的。如果沒死的就拉回監獄下次再試驗,死去的就拉出去火燒”。為檢驗細菌試驗數據,日軍還十分殘忍地將被試驗者在毫無麻醉情況下進行直接活體解剖。據日本史料記載,僅在1933年,日軍“731”部隊進行活體實驗的就有800例,甚至連在“七七事變”後被俘的抗日將領宋哲元25歲的姨太太也被日軍送進了這座魔窟進行人體試驗。為獲取不同人種對細菌戰劑感染的試驗數據,“731”和“100”魔鬼部隊還把在歷次衝突中被俘的近千名蘇聯和蒙古士兵作為“馬魯大”(木頭)進行慘無人道的活體試驗。如將每10人一組分別綁在間隔10`20米的木樁上,引爆附近裝有炭疽桿菌的榴彈進行試驗。

石井四郎還親自指揮1架輕型轟炸機向由數十名中外“馬魯大”組成的“靶場”投擲細菌陶瓷炸彈,在50米上空爆炸後釋放炭疽桿菌,然後將受試驗的活人進行解剖,以查證不同種族的發病數據,並將實驗成果改進後立即投入到細菌戰劑的生產中,在戰爭爆發前夕,日軍已生產儲存了一大批細菌戰劑隨時準備運抵諾門罕前線。然而,就在日軍緊鑼密鼓地進行細菌戰準備的同時,蘇聯情報部門也沒睡大覺。

據史料記載,早在1932年,共產國際和蘇聯情報部門就在中共滿洲省委幫助下建立了針對日軍的情報網。隨後,蘇軍總參軍事情報學校將中共黨員紀守先、黃振先、趙國文等一批優秀學員派回東北開展情報工作。1935年9月,中共滿洲省委派中共黨員王乃天加入蘇軍遠東情報局任組長,重點協調對日情報工作。1938年8月,日蘇爆發第一次大規模軍事衝突張鼓峰之戰,蘇報學校的王方、張秀春、陳巖、王君、陶立明等中國學院派回國加強對日諜報工作。諾門罕戰事爆發之前,蘇軍總參第二局和共產國際國際聯絡處以及蘇聯遠東軍區都先後多次派出偵察人員深入中國長春、哈爾濱和“滿”蒙邊界地區加強情報偵探,中國抗聯部隊均予以了有力配合。諾門罕“滿蒙衝突”發生後,中國抗聯領導人立即指派達翰爾族情報員奈勒爾圖到中蒙邊境活動,利用正在進行“滿蒙”邊境談判的偽蒙軍第十軍區的關係,大量收集了駐海拉爾日軍的祕密情報。通過蘇軍和共產國際遠東情報組織富有成效的情報工作,在中共抗聯人員的積極配合下,蘇聯高層很快掌握了日本準備在諾門罕戰場實施細菌戰的絕密情報。然而,有不少中共情報人員也為此獻出了生命,其中就有最早偵察蒐集日軍細菌戰情報的共產國際滿洲情報組織重要成員中共黨員張永興等人。

協同失調釀成的惡果為粉碎日軍的細菌戰圖謀,蘇軍參戰部隊立即被緊急動員進行防護準備,蘇軍遠東軍區司令部專門向部隊下發了細菌戰防護命令,在部隊中開展相關的防護教育,組織各參戰部隊進行生化武器的防護演練。針對日本準備在河水中投放細菌戰劑的計劃,蘇軍各部隊均對人員飲水問題作了專門規定,朱可夫大將還指示蘇軍後勤保障部門專門從後方向前線鋪設了數條輸水管線,用以保障參戰部隊的飲水安全。由於蘇蒙聯軍各項防護措施得當,加之日軍此次實施細菌戰是祕密進行,無法像在中國內地那樣使用飛機大規模布撒,而只能依靠人工祕密投撒到戰區的河水裡,細菌戰劑投放的總體數量受到了限制,因此,在整個諾門罕戰役中,蘇蒙聯軍各部並沒有因日軍的細菌戰而造成大的損失。

然而,卑鄙的日本軍方高層為保守這次細菌戰的祕密,竟不向參戰部隊下發任何預先防護訓令,甚至連參戰的中下級軍官都不知道日軍會在此次作戰中使用細菌武器,結果因協同失調造成了許多不明真相的前線部隊大量非戰鬥減員。這也是日軍高層官僚和細菌戰魔鬼們所沒有想到的。在細菌戰劑投放後,日軍核心高層和細菌戰魔頭們一心想得到蘇蒙聯軍遭受損失的“好消息”,但他們的“赫赫戰果”非但遲遲沒有盼到,反而接二連三接到了幾方人員不斷收到不明原因細菌感染造成大量非戰鬥減員的報告。原來,在日軍“玉碎部隊”敢死隊員潛入蘇軍防線按照地圖上預先標好的地方河流祕密投撒細菌戰劑後不久,日軍前線指揮官第23師團師團長小松原中將為雪洗初戰的失敗,在得到第7師團和第1坦克師團等大批部隊增援後自行決定發起新的進攻。不知是小松原不知道日軍實施了細菌戰,還是忘記了有關的協同規定,他的“反擊”很快超越了預定的戰線,“玉碎部隊”的“按圖施工”自然取得了“赫赫戰果”。由於作戰協同失調和日軍高層的保密,日軍參戰各部隊並不知道戰區河流裡投撒了細菌戰劑,結果導致了日軍己方部隊大量非戰鬥減員,有的基層部隊還出現集體發病,甚至有的小隊和中隊(排、連)在戰區因喝了當地的河水而成建制喪失戰鬥力。日軍許多戰地指揮官更是一頭霧水地頻頻向上級報告部隊發生了“怪病”。

直到此時,日軍高層和細菌戰的“專家們”這才心知肚明地意識到他們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便慌忙向部隊下達不準飲用當地河水的命令,把細菌戰的屎盆口到了蘇聯頭上。然而日軍的防護命令對許多部隊來說已成了馬後炮。在蘇蒙聯軍的猛烈打擊下,不少塊白的日軍並沒有接到或根本無法接到關東軍司令部不準飲用戰區河水的命令。北蘇軍坦克像趕鴨子攆的四處逃命的日軍士兵在極度乾渴飢餓情況下跑到河邊,捧起當地河水就是一頓痛飲,結果立馬成為細菌戰的犧牲品。一個日軍士兵在戰地日記中心有餘悸地寫道“受傷的戰友喊叫著要水喝,眼前就躺著一條河,但那裡和水喝過後就立刻出現很多怪病,不少人因此倒下,簡直到了人間地獄,我們都快瘋了。”“這些喝過河水的戰友馬上就生病,一種我們從沒見過的怪病,許多與他們接觸的人也很快被感染上了,他們都在極度痛苦中死去”。

日本大本營在得知前線部隊出現大量非戰鬥減員的情報後,高層戰爭狂人們很快意識到了事態的嚴重性。為防止細菌戰的祕密被受到感染的士兵洩露出去,讓作戰對手蘇聯抓住了把柄,進而引起強烈的報復和國際社會的譴責,日軍大本營便慌忙指示關東軍立即採取措施防止事態擴大,並不擇手段“妥善處理好這一事件”。1300多人神祕失蹤在戰爭中從不把敵國人民生命當回事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在處理起自己人來同樣也冷酷無情毫不手軟。接到日軍大本營指示後,關東軍核心高層在石井四郎、尾琢隆二等“專家”們緊急協商後,竟殘忍下令將所有受到細菌感染的傷病員統統集中起來進行“祕密處理”。接到命令的日軍憲兵部隊很快撲向了各野戰醫院,將一個個患有“怪病”的士兵以“進一步治療”威名,分別強行拉到中蒙邊界荒無人煙的基座預先準備好的“醫院”裡,以機關槍和擲彈筒進行了“最後治療”,最後焚屍滅跡將骨灰深埋。

戰後,一位參加諾門罕之戰的倖存者在其日記中也記述道“所有的怪病的戰友被憲兵隊拉走後再也沒有消息,他們的死亡使人感到十分神祕”。一位曾經在中蒙邊界放牧的牧民解放後也對採訪者說曾親眼看到日軍在諾門罕戰場一個沒人去的山凹裡大量清理受感染的士兵,“有的日本兵還沒斷氣,就被穿白大褂的人抬到柴火垛上燒得哇哇直叫”,“那叫聲太恐怖了”。

據戰後日本關東軍軍醫部的數據統計,在整個作戰期間,日軍前線部隊共有1300多人因受到細菌感染而死亡。為掩人耳目,日軍將這些細菌戰的犧牲品統統稱之為“病因不明的死亡”。而石井部隊卻從中進一步獲得了實戰經驗,並受到關東軍司令部的特別嘉獎。石井四郎本人也因“功勳卓著”,不就被晉升為大將軍銜。對於因細菌戰而死亡的士兵,日軍戰後所有文件中均避免提及,或以戰爭中“病因不明死亡”予以搪塞和推卸高層的責任。作為報復,日軍還將諾門罕被俘的蘇蒙軍士兵強壯者統統送進了細菌部隊進行人體試驗,以求查明在此次細菌戰中蘇蒙軍沒有受損的體質原因,並將改進後的細菌武器更加凶殘地投放到中國的河北、河南、山西、湖南、浙江、廣東、廣西、四川、雲南等幾乎所有戰場,製造了一幕幕後果難除的人間慘劇。

在二戰結束前夕的遠東戰役中,日軍為阻擋蘇聯紅軍的迅猛進攻,又多次派出“731”和“100”細菌部隊敢死隊員祕密潛入蘇聯邊境地區,將新的高效細菌戰劑投放到蘇軍各交通要道附近的河流和池塘裡。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軍很快將在遠東戰役中被俘的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醫務隊長尾琢隆二、獸醫處長高橋隆篤、731部隊訓練部長西俊英等12名細菌戰犯送交遠東軍事法庭予以起訴,以追究其在諾門罕之戰中進行細菌戰的罪行。

“731”魔頭石井四郎在戰爭結束時逃回了日本,在其家鄉千葉縣偽裝死亡,並煞有介事地舉行了葬禮。但不就事情敗露,他又絞盡腦汁與美軍事情報部門聯繫,將800多份解剖標本和大量細菌戰資料提供給美方,以此為條件換取美方對其免予起訴,從而逃避了歷史的懲罰,最後像鼴鼠一樣躲藏起來,直到後來患喉癌死去。而日寇在中國的其他細菌戰犯和日本所犯下的慘絕人寰的細菌戰罪行,由於種種歷史原因至今也未得到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