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歷社會是隨著日本近代社會和教育的發展而形成。在日本學歷社會中，個人的社會地位不是由其出身地位所決定的，而是由個人的學歷高低甚至畢業於哪所學校所決定的。日本企業實行重視學歷的終身聘用制和年功序列制，企業員工得到終身受僱傭的保障和隨工齡不斷增長工薪和職務晉升的機會，把學歷與就業機會和工資報酬的關係固定起來，促成了日本社會對高學歷的追求。聯合國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日本教育調查評價道“根據一個人在其18歲時的某一天所取得的成績如何，即可決定他的一生”。日本學歷的形成社會有力地促進了日本現代社會的發展，但同時日本學歷社會對日本教育發展也造成了諸多問題。

學歷社會

學歷社會是工業社會的普遍現象，馬克斯·韋伯分析學歷社會興盛的原因是因為它符合了工業社會的需要，適應了現代工業技術發展和近代科學管理制度的需要。然而由於各國的歷史文化傳統不同，工業化進程主客觀條件不一樣，學歷社會在各國的形成和表現並不相同。日本作為晚發外發型國家，自明治維新以來選擇了模仿和追趕西方的發展道路，積極引進西方先進技術和科技人才，大力發展學校教育。明治政府提出“邑無不學之戶，村無不學之人”，“學問為立身之本”，日本教育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在二十世紀初就已經普及了六年義務教育。二戰後日本把教育作為經濟發展的戰略地位來考慮，政府和產業界以經濟增長為依據來規劃和發展教育，實行教育投資和人力資源開發。

社會注重學校的選拔職能，而個人則把教育當作改變自身社會地位的手段，學校被視為出人頭地的工具，大學生尤其是名牌大學的學生畢業後可以直接被錄為高級政府官員或進入一流企業成為社會上流階層，國家和社會對獲取高學歷的學生給予較高的社會地位和薪俸保證。日本社會對教育的熱情更多地表現為對高學歷的追求，形成了日本學歷社會。

日本學歷社會面臨的問題

英國社會學家多爾(R_P．Dore)在《學歷社會》中分析：在學歷社會中憑藉學校畢業證書來挑選求職的範圍更廣；學歷證書的貶值的速度加快；容易導致犧牲真正的教育，學校教育轉向考試中心主義。學歷社會把達到教育的手段一文憑、證書等變成了教育的目的，而背離了教育本身的目的和價值，強化了學歷的身份化和等級化。日本學歷社會中存在的教育問題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學歷社會造誠了“學校興盛，教育荒廢”現象學歷社會對高學力的過分追求導致了本身的異化，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學歷社會對高學歷的追求，造成整個教育系統以考試為軸心，老師為考試而教，學生為考試而學，家長為考試而忙形成特有的“學校興盛，教育荒廢”的現象，學生和家長形成了“一流高中一名牌大學一幸福生活”觀。大學入學的激烈競爭直接導致了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學校以考試為中心的應試教育，學校教育具有較強的選拔性和準備教育的性質，“這是一個以準備程度的高低來決定一個人在下一個階段進入什麼樣學校的體系。”進入一流大學的高淘汰率引發的“考試地獄”使學生在中等教育階段展開了激烈的考試競爭，進而影響到了初等教育。

“目前日本教育不僅偏離了目的，而且變成一種偏重智能指數和偏值差的教育，這種教育造就了一些以自我為中心，不善於同別人合作以及缺乏創造力的人。”應試教育偏重知識傳授和記憶能力的培養，突出學生的考試技能，而忽視了學生身心的全面發展，挫傷了學生的創造性和自主性。另一方面，激烈的考試競爭和高淘汰率必然會有一部分學生不能實現其理想，造成了“教育病理”現象：日本學校出現了高中生中途輟學、拒絕上學、學校暴力等現象，校園暴力事件呈上升趨勢，而且越來越低齡化。

2．學歷社會中教育的不平等性學歷社會由過去以個人的家庭出身、以個人學歷為選拔人才的標準，較封建等級身份制度有很大的進步，促成了近代文官制和科層制的建立。日本單軌學制使教育向各個階層人民開放，任何人都有平等機會接受學校教育，通過公平的考試競爭取得了較高的學歷，進而憑藉其所取得的學歷改變原有的社會階層，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將能力主義和平等主義結合起來，但這並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平等。而個人的學習能力、學習機會和學歷的獲得與其所在的家庭經濟狀況，文化與環境有很強的相關性。

戰後日本經濟高速發展，國力大增，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中等以後的教育。但教育的不平等性並沒有消失，不平等性由受教育機會的多少，轉為教育質量上的區別，同時學歷社會對高學歷的追求轉變為對一流名牌大學的競爭，由原來不同層次的教育區別轉向注重同一層次裡學校問的校際差別，即“校歷主義”。教育的不平等性由原來高中入學率和大學入學率的高低轉變為高中學校的類型和名牌大學升學率的高低。據統計，在1970～1990年的20年問東京大學學生監護人的職業構成中，屬於專家、管理者等上層階層的比例一直穩定在70％左右，其他名牌大學如舊帝大、東工大、早稻田、慶應等人學者由特定社會階層的子女所獨佔。

日本對教育的反思

日本戰後實行經濟至上主義，教育發展更多地是出於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突出教育對經濟發展的工具和手段作用，教育發展服從冷酷的經濟原則，成為政治經濟發展的附庸。而個人把接受教育更多地看作是提升個人社會地位和升遷的階梯。過分強調教育的社會功能，而忽視了教育和人自身發展的內在規律和特點，造成了日本教育中的病理現象。“教育投資理論所代表的教育經濟學理論，給予我們有關所需要的教育投資方面和人力方面的數量資料，但是關於理想形式和內容則沒有提供適當的建議”，而日本自80年代興起的第三次教育改革，正是對過分功利化的學歷社會的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