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紀的復仇之戰:一旦韓國垮掉,日本將成最大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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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從來沒這樣慘過。

薩德事件後,韓國就黴運纏身,經濟從2017年四季度開始每況愈下,2018年GDP增速下滑到2.7%,創近6年新低。

今年5月韓國的半導體出口同比減少30%,顯示器減少21.5%,手機減少33.9%。具體到企業看,三星電子二季度營業利潤只有6.5萬億韓元,同比大減56.3%。

作為韓國經濟的頂樑柱和晴雨表,三星的營業利潤佔到韓國1000家上市公司的30%,可以這樣說,三星強則韓國強,三星涼則韓國娘。

在韓國最孱弱的時刻,日本再次發揮光榮傳統,在韓國的背後插刀,宣佈對後者的半導體產業進行貿易制裁。

李在鎔第一時間奔赴日本進行遊說,可雙方官員的首次工作層對話卻是在東京一間裝潢簡陋、氣氛僵冷的會議室裡。

‘有關出口管理的事務性說明會’的字樣貼在牆邊的白板上,桌上既無名籤也無飲料,官員的臉上不帶絲毫笑意,像極了文在寅和安倍兩位8秒男,也像極了雙方當下冰冷到極點的關係。

7月13日,李在鎔在三星社長緊急會議上稱,三星必須做最壞的打算了。

世上沒無緣無故的愛,也沒無緣無故的恨,李在鎔明白,日本復仇的時候到了。

1、日本的經濟體制

1936年9月17日,39歲的岸信介辭去商工省工務局長的職務,前往偽滿洲國擔任工業部長。

雖然職務上了幾個臺階,可地方官與京官的差距顯而易見,且岸信介以業務能力強著稱,在商工省混得風生水起,不存在鍍金的需求,同僚們均詫異萬分。

事實上,岸信介的確有自己的野望,他要效仿蘇聯在滿洲搞計劃經濟。

1933年金融危機後,自由資本主義遭受重創,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對未來的發展道路皆產生了懷疑。

反觀當時的蘇聯,僅用了兩個五年計劃就從落後的農業國成長為強盛的工業國,1937年的工業總產值躍居歐洲第一,世界第二。

在西方各國人民忍飢挨餓時,土豆燒牛肉的蘇聯充滿了吸引力,蘇聯就像黑暗中的燈塔一樣,成為各國研究的對象。

羅斯福新政也是效仿蘇聯,搞國家干預經濟那套。

岸信介作為少壯派的代表,同樣對蘇聯的計劃經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上任後,岸信介起草了“五年開發計劃”,成立滿洲重工業株式會社,壟斷境內的鋼鐵、電力、煤炭等產業,把整個滿洲當公司來運營。

不得不承認的是,岸信介的計劃經濟非常成功,偽滿洲國甚至一度成為亞洲第一經濟體。

1941年東條英機上臺後,岸信介擔任商工大臣,成為日本經濟的掌舵人,開始推行"國家總動員體制",以舉國之力為戰爭服務。

外界根據岸信介及其心腹椎名悅三郎的姓氏,把這批改革派官僚稱為“岸-椎名陣線”

他們認為企業必須為公共利益做奉獻,不得追求私利,也不允許不勞而獲的特權階級存在,最終目標是建立日本式的社會主義經濟。

基於這一理念,短視盲從的中小企業從來不是他們的菜,大企業才是真愛。

在政府的扶持下,日本的大企業依靠軍需生產快速發展壯大,除索尼本田外,東芝、三菱等都是在這一時期成長起來的。

日本戰敗後,麥克阿瑟為瓦解日本的軍國主義,對政府部門和企業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軍部被撤銷、內務省遭到解體,有超過20萬人被開除公職,連三菱、三井等大企業都成為整治的對象,被分割開來。

這批技術官僚卻利用美軍不熟悉日本部門職能的弱點,把軍需省換成“商工省”,後來又改名為通產省,奇蹟般地逃過一劫。

指揮這場改名戰正是椎名悅三郎。

因此,岸信介雖作為甲級戰犯被關了起來,但他手下的技術官僚卻並未遭到清洗,得以繼續執掌日本經濟,這套體制也毫髮無損地保存下來,成為日本戰後崛起的基礎。

為了復興日本經濟,他們繼續推行岸信介的改革,首先從救助銀行開始。

1946年,日本一般預算的20%被劃作產業經濟費用於補償銀行,防止銀行破產。

接著政府祭出計劃經濟那套,使企業能以超低價購買煤炭鋼鐵,由此產生的企業赤字則由政府買單。

日本搞的這個補助力度非常大,1947年甚至高達財政預算的25%,使煤炭鋼鐵等產業得到迅猛發展。

要知道當時的煤炭鋼鐵可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有工業糧食之稱,能極大地帶動國家經濟發展,各國皆非常重視。

我們搞的大鍊鋼鐵就是最直觀的體現。

日本還在1946年成立了復興金融金庫,通過發行債券向銀行募集資金,然後以超低利率向基礎產業提供貸款。

名義上是貸款,其實就是增發貨幣扶持企業發展。

我國國開行的那套就非常類似。

因此,我們對日本恨歸恨,發展經濟卻一直在向日本學習。

當然,效果非常不錯。

1946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僅4740億日元,次年增長到1.39萬億日元。

1948年,再次暴增到2.68萬億。

正是有這套體制的存在,日本才能把資源集中起來發展重工業,經濟逐漸復甦。

緊接著,日本的機會來了。

2、走向輝煌

朝鮮戰爭,對日本而言是上天賜予的禮物。

美國的軍需訂單不僅金額巨大,且幾乎涉及到所有的領域,日本通過吸收美國的技術打通了生產消費的全產業鏈。

朝鮮戰爭結束後,日本的經濟已進入良性循環,能通過消費和出口來促進經濟增長,進入“神武景氣”時期。

但我們也要看到,正是日本統制經濟打下的基礎,才能完美承接美國的需求,不然運氣來了,日本能否接住仍是問題。

此外,岸信介的影響並不止於此。

岸信介被美軍赦免後,擔任過日本首相;

他表弟的岳父吉田茂擔任過日本首相;

他的弟弟佐藤榮作擔任過日本首相;

他的外孫安倍晉三正在擔任日本首相。

岸信介派系始終處於日本的政治中心,他搞的那套統制經濟體制由此貫穿了日本的經濟發展史。

無論是吉田茂的道奇路線,還是被日媒批為加劇了中小企業與大企業差距的安倍經濟學,都有岸信介的影子。

日本的財閥們能基業長青,最終壟斷日本的經濟命脈,岸信介功不可沒。

半導體作為技術、人才、資本三高產業,壁壘高的逆天。

美國半導體產業那麼NB,在前期也全靠軍方扶持,連風投都不敢參與。

岸信介集中力量辦大事那套卻能完美契合,成為日本半導體產業稱霸世界的基石。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把日本視為亞洲根據地,由打壓轉為扶持,國家關係進入蜜月期,各種先進技術成批量地轉讓給日本。

日本為吸收先進技術,設立了工業技術院,由財政全額撥款,負責推動日本整體產業技術的發展。

同時還頒佈了電子工業振興臨時措置法,限制外資進入,引導日本企業向電子行業進軍。

1955年,索尼生產出第一臺晶體管收音機,開啟了日本半導體產業在消費領域的稱霸之路。

到了1959年,日本的晶體管產量已超過美國,但美國與蘇聯冷戰正酣,並沒有引起重視,反而樂見其成。

當然,美國有這個底氣,從集成電路的發明到超大規模電路的面世,美國一直走在技術最前沿。

日本雖然趕不上美國,但也很快研發出集成電路和存儲芯片,並利用美國在民用領域的缺位,向全世界出口消費電子產品。

隨著美日貿易逆差的擴大,美國逐漸回過味來,熟悉的配方來了。

1972年,美國通過反傾銷制裁日本,停止向日企提供IC。

當時的日企可沒華為的備胎,受創嚴重,生產計算器的卡西歐IBM暴錘,在美國的市場份額由80%直接掉到27%。

從技術上看,日本企業剛能生產1K 的DRAM,IBM已計劃在醞釀研發1M 的DRAM用於下一代電腦,這差距大的讓人絕望。

日本當然不願坐以待斃,這邊熟悉的味道也來了。

1976年3月,通產省聯合日立、NEC、富士通、三菱東芝五大企業成立“VLSI技術研究所”,政府和企業再次以舉國之力攻克半導體技術。

該項目投資額高達2.4億美元,沒參考物可能有點抽象,這樣說吧,當時中國的外匯儲備總量為1.8億美元。

實踐再次證明,集中力量辦大事沒毛病。

隨後的四年裡,研究所搗鼓出實用新型專利1210件,商業專利347件,並靠著這些專利開始逆襲。

64K DRAM時代,日本已能與美國並駕齊驅。

到了256K DRAM時代,美國才剛研製出來,日本富士通和日立的產品已經量產上市。

靠著政府的優惠貸款和補貼產業,一座座存儲芯片廠拔地而起,日本開始全面搶佔市場。

從良品率看,日本在1980年已遠超美國。

從質量看,日本能拍著胸口說保質25年。

靠著質優、量大、成本低,日本把64K DRAM從100美元殺到5美元,硅谷被殺成了鬼谷。

AMD、英特爾、國家半導體節節敗退,紛紛開啟虧損模式。

到最慘的1985年,英特爾淨虧1.73億美元,宣佈繳械投降退出DRAM存儲業務。

日本的半導體企業卻佔據了全球DRAM市場的80%,且70%以上的裝備都已實現國產化。

志得意滿的日本甚至準備把仙童半導體買回去。

3、裁決之杖

仙童半導體在硅谷是神一樣的存在。

硅谷絕大多數企業創始人都出自仙童半導體,對硅谷人而言,這是刨祖墳的行為。

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SIA)開始積極遊說美國政府全面介入。

這並不是SIA第一次這樣做,當初諾伊斯成立SIA就是為了應對日本半導體企業的競爭。

可並沒有什麼卵用,日本的成本技術優勢擺在那裡,如今連諾伊斯的英特爾都被幹掉了。

但這次SIA終於炮製出一個讓華盛頓不淡定的觀點,一舉扭轉局面。

SIA的觀點是:美國半導體行業削弱將給國家安全帶來重大風險。

SIA的邏輯鏈是這樣的:

1、美國的超級武器離不開先進的芯片技術,如果美國的半導體技術落後,則不得不在超級武器上使用外國產品。

2、外國貨源充滿不確定性,戰爭時期會對美國斷貨,非戰爭時期還會向美國的對手蘇聯供貨。

3、如果放任日本在半導體行業稱霸,就等於犧牲國家安全,之後美國的國防軍工將全面依賴日本,美國的霸權基礎將不復存在。

恰好在此時“東芝事件”爆發,東芝被舉報違反巴統委協議,向蘇聯出口具有高技術含量、可製造大型船舶的數控機床。

瞌睡來了送枕頭,SIA的觀點有了強有力的證據。

美國政府很快做出決定,盤他。

當然這也是因為日本的經濟太強大了,日本的產品當時行銷全球,美國的三大汽車公司都快被擠破產了。

“日本威脅論”流行於整個美國。

1986年初,日本被認定存儲器傾銷。

1986年9月,《日美半導體協議》簽署,規定美國半導體產品在日本的市場份額要達到20%。

隨後對日本出口的3億美金芯片徵收100%懲罰性關稅,同時否決了富士通收購仙童半導體。

但日本的半導體產業並沒有垮掉,1990年時仍佔據了全球49%的市場份額,全球前十大半導體企業中日本佔了6家,且NEC、東芝和日立包攬了前三。

可日本卻在這時昏招頻頻。

在美日貿易戰中,為削弱日本產品的競爭力,美國在1985年強行要求日本簽訂了《廣場協議》。

日元兌美元從1985年的240:1升值到1988年的120:1。

兩年時間,出口商品價格翻了一倍。

產品競爭力下降是必然的,連最強勢的汽車和家電都從1985年開始進入下行週期。

這時日本搞了個常規操作—降息。

這個操作能夠理解,外銷不振靠內需,放點水刺激下經濟,這個我們就經常搞。

問題是日本降得太快了,1986年日本的銀行利率為5%,不到兩年已降到不足2%。

1986—1988年,日本銀行向企業共計提供了67.5兆日元,由此產生的過剩資金高達20兆日元。

可日本是外貿導向性國家,國內消費市場就那麼大點,企業除非腦袋被驢踢了才會擴大生產。

日本企業在全球買買買,民眾則瘋狂消費。

資金瘋狂湧入房地產和金融市場,迎來了投資的黃金時代。

從1985—1990年,股價翻了三倍,地價漲了四倍,日本甚至叫囂要買下整個美國。

當時日本半導體企業已有海量產能,靠著價格戰拖垮了美國也讓自己的盈利能力大受影響。

出於利益考慮,日本在1985年砍掉了40%的設備更新投資和科技紅利投入。

在資本狂熱階段,對半導體這種投資大見效慢的實體產業也不再青睞,有效研發投入出現了80%的斷崖式下跌。

如此態勢下,降溫成了共識。

遺憾的是,日本又出了個昏招。

1989年,平成惡鬼三重野康出任央行行長。

這貨在短短的一年裡把利率從2.5%提高到6%。

這操作方法就像15年的牛市一樣,暴力去槓桿,一波帶你走,沒商量。

驟熱驟冷之下,日本的經濟崩潰了,製造企業大批量破產,進入平成大蕭條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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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從來沒這樣慘過。

薩德事件後,韓國就黴運纏身,經濟從2017年四季度開始每況愈下,2018年GDP增速下滑到2.7%,創近6年新低。

今年5月韓國的半導體出口同比減少30%,顯示器減少21.5%,手機減少33.9%。具體到企業看,三星電子二季度營業利潤只有6.5萬億韓元,同比大減56.3%。

作為韓國經濟的頂樑柱和晴雨表,三星的營業利潤佔到韓國1000家上市公司的30%,可以這樣說,三星強則韓國強,三星涼則韓國娘。

在韓國最孱弱的時刻,日本再次發揮光榮傳統,在韓國的背後插刀,宣佈對後者的半導體產業進行貿易制裁。

李在鎔第一時間奔赴日本進行遊說,可雙方官員的首次工作層對話卻是在東京一間裝潢簡陋、氣氛僵冷的會議室裡。

‘有關出口管理的事務性說明會’的字樣貼在牆邊的白板上,桌上既無名籤也無飲料,官員的臉上不帶絲毫笑意,像極了文在寅和安倍兩位8秒男,也像極了雙方當下冰冷到極點的關係。

7月13日,李在鎔在三星社長緊急會議上稱,三星必須做最壞的打算了。

世上沒無緣無故的愛,也沒無緣無故的恨,李在鎔明白,日本復仇的時候到了。

1、日本的經濟體制

1936年9月17日,39歲的岸信介辭去商工省工務局長的職務,前往偽滿洲國擔任工業部長。

雖然職務上了幾個臺階,可地方官與京官的差距顯而易見,且岸信介以業務能力強著稱,在商工省混得風生水起,不存在鍍金的需求,同僚們均詫異萬分。

事實上,岸信介的確有自己的野望,他要效仿蘇聯在滿洲搞計劃經濟。

1933年金融危機後,自由資本主義遭受重創,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對未來的發展道路皆產生了懷疑。

反觀當時的蘇聯,僅用了兩個五年計劃就從落後的農業國成長為強盛的工業國,1937年的工業總產值躍居歐洲第一,世界第二。

在西方各國人民忍飢挨餓時,土豆燒牛肉的蘇聯充滿了吸引力,蘇聯就像黑暗中的燈塔一樣,成為各國研究的對象。

羅斯福新政也是效仿蘇聯,搞國家干預經濟那套。

岸信介作為少壯派的代表,同樣對蘇聯的計劃經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上任後,岸信介起草了“五年開發計劃”,成立滿洲重工業株式會社,壟斷境內的鋼鐵、電力、煤炭等產業,把整個滿洲當公司來運營。

不得不承認的是,岸信介的計劃經濟非常成功,偽滿洲國甚至一度成為亞洲第一經濟體。

1941年東條英機上臺後,岸信介擔任商工大臣,成為日本經濟的掌舵人,開始推行"國家總動員體制",以舉國之力為戰爭服務。

外界根據岸信介及其心腹椎名悅三郎的姓氏,把這批改革派官僚稱為“岸-椎名陣線”

他們認為企業必須為公共利益做奉獻,不得追求私利,也不允許不勞而獲的特權階級存在,最終目標是建立日本式的社會主義經濟。

基於這一理念,短視盲從的中小企業從來不是他們的菜,大企業才是真愛。

在政府的扶持下,日本的大企業依靠軍需生產快速發展壯大,除索尼本田外,東芝、三菱等都是在這一時期成長起來的。

日本戰敗後,麥克阿瑟為瓦解日本的軍國主義,對政府部門和企業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軍部被撤銷、內務省遭到解體,有超過20萬人被開除公職,連三菱、三井等大企業都成為整治的對象,被分割開來。

這批技術官僚卻利用美軍不熟悉日本部門職能的弱點,把軍需省換成“商工省”,後來又改名為通產省,奇蹟般地逃過一劫。

指揮這場改名戰正是椎名悅三郎。

因此,岸信介雖作為甲級戰犯被關了起來,但他手下的技術官僚卻並未遭到清洗,得以繼續執掌日本經濟,這套體制也毫髮無損地保存下來,成為日本戰後崛起的基礎。

為了復興日本經濟,他們繼續推行岸信介的改革,首先從救助銀行開始。

1946年,日本一般預算的20%被劃作產業經濟費用於補償銀行,防止銀行破產。

接著政府祭出計劃經濟那套,使企業能以超低價購買煤炭鋼鐵,由此產生的企業赤字則由政府買單。

日本搞的這個補助力度非常大,1947年甚至高達財政預算的25%,使煤炭鋼鐵等產業得到迅猛發展。

要知道當時的煤炭鋼鐵可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有工業糧食之稱,能極大地帶動國家經濟發展,各國皆非常重視。

我們搞的大鍊鋼鐵就是最直觀的體現。

日本還在1946年成立了復興金融金庫,通過發行債券向銀行募集資金,然後以超低利率向基礎產業提供貸款。

名義上是貸款,其實就是增發貨幣扶持企業發展。

我國國開行的那套就非常類似。

因此,我們對日本恨歸恨,發展經濟卻一直在向日本學習。

當然,效果非常不錯。

1946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僅4740億日元,次年增長到1.39萬億日元。

1948年,再次暴增到2.68萬億。

正是有這套體制的存在,日本才能把資源集中起來發展重工業,經濟逐漸復甦。

緊接著,日本的機會來了。

2、走向輝煌

朝鮮戰爭,對日本而言是上天賜予的禮物。

美國的軍需訂單不僅金額巨大,且幾乎涉及到所有的領域,日本通過吸收美國的技術打通了生產消費的全產業鏈。

朝鮮戰爭結束後,日本的經濟已進入良性循環,能通過消費和出口來促進經濟增長,進入“神武景氣”時期。

但我們也要看到,正是日本統制經濟打下的基礎,才能完美承接美國的需求,不然運氣來了,日本能否接住仍是問題。

此外,岸信介的影響並不止於此。

岸信介被美軍赦免後,擔任過日本首相;

他表弟的岳父吉田茂擔任過日本首相;

他的弟弟佐藤榮作擔任過日本首相;

他的外孫安倍晉三正在擔任日本首相。

岸信介派系始終處於日本的政治中心,他搞的那套統制經濟體制由此貫穿了日本的經濟發展史。

無論是吉田茂的道奇路線,還是被日媒批為加劇了中小企業與大企業差距的安倍經濟學,都有岸信介的影子。

日本的財閥們能基業長青,最終壟斷日本的經濟命脈,岸信介功不可沒。

半導體作為技術、人才、資本三高產業,壁壘高的逆天。

美國半導體產業那麼NB,在前期也全靠軍方扶持,連風投都不敢參與。

岸信介集中力量辦大事那套卻能完美契合,成為日本半導體產業稱霸世界的基石。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把日本視為亞洲根據地,由打壓轉為扶持,國家關係進入蜜月期,各種先進技術成批量地轉讓給日本。

日本為吸收先進技術,設立了工業技術院,由財政全額撥款,負責推動日本整體產業技術的發展。

同時還頒佈了電子工業振興臨時措置法,限制外資進入,引導日本企業向電子行業進軍。

1955年,索尼生產出第一臺晶體管收音機,開啟了日本半導體產業在消費領域的稱霸之路。

到了1959年,日本的晶體管產量已超過美國,但美國與蘇聯冷戰正酣,並沒有引起重視,反而樂見其成。

當然,美國有這個底氣,從集成電路的發明到超大規模電路的面世,美國一直走在技術最前沿。

日本雖然趕不上美國,但也很快研發出集成電路和存儲芯片,並利用美國在民用領域的缺位,向全世界出口消費電子產品。

隨著美日貿易逆差的擴大,美國逐漸回過味來,熟悉的配方來了。

1972年,美國通過反傾銷制裁日本,停止向日企提供IC。

當時的日企可沒華為的備胎,受創嚴重,生產計算器的卡西歐IBM暴錘,在美國的市場份額由80%直接掉到27%。

從技術上看,日本企業剛能生產1K 的DRAM,IBM已計劃在醞釀研發1M 的DRAM用於下一代電腦,這差距大的讓人絕望。

日本當然不願坐以待斃,這邊熟悉的味道也來了。

1976年3月,通產省聯合日立、NEC、富士通、三菱東芝五大企業成立“VLSI技術研究所”,政府和企業再次以舉國之力攻克半導體技術。

該項目投資額高達2.4億美元,沒參考物可能有點抽象,這樣說吧,當時中國的外匯儲備總量為1.8億美元。

實踐再次證明,集中力量辦大事沒毛病。

隨後的四年裡,研究所搗鼓出實用新型專利1210件,商業專利347件,並靠著這些專利開始逆襲。

64K DRAM時代,日本已能與美國並駕齊驅。

到了256K DRAM時代,美國才剛研製出來,日本富士通和日立的產品已經量產上市。

靠著政府的優惠貸款和補貼產業,一座座存儲芯片廠拔地而起,日本開始全面搶佔市場。

從良品率看,日本在1980年已遠超美國。

從質量看,日本能拍著胸口說保質25年。

靠著質優、量大、成本低,日本把64K DRAM從100美元殺到5美元,硅谷被殺成了鬼谷。

AMD、英特爾、國家半導體節節敗退,紛紛開啟虧損模式。

到最慘的1985年,英特爾淨虧1.73億美元,宣佈繳械投降退出DRAM存儲業務。

日本的半導體企業卻佔據了全球DRAM市場的80%,且70%以上的裝備都已實現國產化。

志得意滿的日本甚至準備把仙童半導體買回去。

3、裁決之杖

仙童半導體在硅谷是神一樣的存在。

硅谷絕大多數企業創始人都出自仙童半導體,對硅谷人而言,這是刨祖墳的行為。

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SIA)開始積極遊說美國政府全面介入。

這並不是SIA第一次這樣做,當初諾伊斯成立SIA就是為了應對日本半導體企業的競爭。

可並沒有什麼卵用,日本的成本技術優勢擺在那裡,如今連諾伊斯的英特爾都被幹掉了。

但這次SIA終於炮製出一個讓華盛頓不淡定的觀點,一舉扭轉局面。

SIA的觀點是:美國半導體行業削弱將給國家安全帶來重大風險。

SIA的邏輯鏈是這樣的:

1、美國的超級武器離不開先進的芯片技術,如果美國的半導體技術落後,則不得不在超級武器上使用外國產品。

2、外國貨源充滿不確定性,戰爭時期會對美國斷貨,非戰爭時期還會向美國的對手蘇聯供貨。

3、如果放任日本在半導體行業稱霸,就等於犧牲國家安全,之後美國的國防軍工將全面依賴日本,美國的霸權基礎將不復存在。

恰好在此時“東芝事件”爆發,東芝被舉報違反巴統委協議,向蘇聯出口具有高技術含量、可製造大型船舶的數控機床。

瞌睡來了送枕頭,SIA的觀點有了強有力的證據。

美國政府很快做出決定,盤他。

當然這也是因為日本的經濟太強大了,日本的產品當時行銷全球,美國的三大汽車公司都快被擠破產了。

“日本威脅論”流行於整個美國。

1986年初,日本被認定存儲器傾銷。

1986年9月,《日美半導體協議》簽署,規定美國半導體產品在日本的市場份額要達到20%。

隨後對日本出口的3億美金芯片徵收100%懲罰性關稅,同時否決了富士通收購仙童半導體。

但日本的半導體產業並沒有垮掉,1990年時仍佔據了全球49%的市場份額,全球前十大半導體企業中日本佔了6家,且NEC、東芝和日立包攬了前三。

可日本卻在這時昏招頻頻。

在美日貿易戰中,為削弱日本產品的競爭力,美國在1985年強行要求日本簽訂了《廣場協議》。

日元兌美元從1985年的240:1升值到1988年的120:1。

兩年時間,出口商品價格翻了一倍。

產品競爭力下降是必然的,連最強勢的汽車和家電都從1985年開始進入下行週期。

這時日本搞了個常規操作—降息。

這個操作能夠理解,外銷不振靠內需,放點水刺激下經濟,這個我們就經常搞。

問題是日本降得太快了,1986年日本的銀行利率為5%,不到兩年已降到不足2%。

1986—1988年,日本銀行向企業共計提供了67.5兆日元,由此產生的過剩資金高達20兆日元。

可日本是外貿導向性國家,國內消費市場就那麼大點,企業除非腦袋被驢踢了才會擴大生產。

日本企業在全球買買買,民眾則瘋狂消費。

資金瘋狂湧入房地產和金融市場,迎來了投資的黃金時代。

從1985—1990年,股價翻了三倍,地價漲了四倍,日本甚至叫囂要買下整個美國。

當時日本半導體企業已有海量產能,靠著價格戰拖垮了美國也讓自己的盈利能力大受影響。

出於利益考慮,日本在1985年砍掉了40%的設備更新投資和科技紅利投入。

在資本狂熱階段,對半導體這種投資大見效慢的實體產業也不再青睞,有效研發投入出現了80%的斷崖式下跌。

如此態勢下,降溫成了共識。

遺憾的是,日本又出了個昏招。

1989年,平成惡鬼三重野康出任央行行長。

這貨在短短的一年裡把利率從2.5%提高到6%。

這操作方法就像15年的牛市一樣,暴力去槓桿,一波帶你走,沒商量。

驟熱驟冷之下,日本的經濟崩潰了,製造企業大批量破產,進入平成大蕭條時期。

跨世紀的復仇之戰:一旦韓國垮掉,日本將成最大受益者

日本的半導體產業就此衰落,DRAM更是從80%下降到本世紀初的10%。

但我們也要看到,美國的半導體企業在存儲領域在被日本擊敗後,並沒有重返賽道,反而向更高維度的CPU和邏輯電路進軍。

那條20%的曲線就是明證。

如果給日本時間,再次崛起是大概率事件,可韓國卻在此時露出了獠牙。

4、韓國補刀

1961年,朴正熙通過軍事政變入主青瓦臺。

話說這貨也是個狠角色,就讀的是偽滿軍校預科,本科則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從軍後主要廝混於偽滿洲國,連日本投降後都要負隅頑抗的死硬派。

朴正熙前半生深受日本影響,其最高會議的常任委員會9名委員中,偽滿軍校的同學就佔4名。

自然,其施政方針也向日本看齊。

當時的韓國一貧如洗,人均GDP只有82美元,不足朝鮮的1/3。

直觀點說,當時的韓國人都向往朝鮮的生活,往朝鮮跑,俗稱“越北”。

朴正熙上臺後,提出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行一個個“五年計劃”,舉全國之力支持經濟發展。

當然這招就是學日本的統制經濟,畢竟日本在偽滿洲國的搞的重工業建設成就有目共睹。

朴正熙上臺後,努力修復與日本的關係,絕口不提日本的侵略道歉等問題,即使被罵做“韓奸”也在所不惜。

1965年,韓日邦交正常化,日本神武景氣積累的資金大量投入韓國。

加上美國數十億美元的援助,資金的原始積累齊活了。

韓國此後的發展模式就是日本的翻版,只是在朴正熙的鐵腕下,更激烈,更血腥。

發展重工業、搞貿易保護主義,保護民族工業,為保證有足夠的外匯購買技術和設備,韓國甚至禁止海外旅遊和購買外國消費品。

為了與西方大型企業競爭,朴正熙重組銀行,定向給大企業提供低息貸款和信用擔保。

三星、LG、SK等大財團獲得的金融機構貸款超過韓國信貸總量的70%,利率甚至是負的。

不到20年時間,韓國創造了“漢江奇蹟”。

朴正熙在1979年被刺殺後,上臺的全斗煥、盧泰愚都曾擔任朴正熙的侍衛,韓國仍執行的是朴正熙那套經濟模式。

韓國最終躋身發達國家行列,財閥們也在政府扶持下成長為龐然大物。

別的不說,三星搞反週期大法沒政府支持早嗝屁了。

上世紀90年代,三星同樣面臨美國的反傾銷訴訟,但其掌門人李健熙卻是玩政治經濟學的高手。

他巧妙利用美國打壓日本半導體產業的機會,派出強大的公關團隊遊說克林頓政府:

“如果三星無法正常製造芯片,日本企業佔據市場的趨勢將更加明顯,競爭者的減少將進一步抬高美國企業購入芯片的價格,對於美國企業將更加不利。”

字字在理,句句誅心,美國人被說服了。

於是美國人僅向三星收取了0.74%的反傾銷稅,而日本最高則是100%。

韓國半導體迅速填補了日企留下的空白,佔據了30%的美國DRAM市場份額,搞反週期的三星得救了。

韓國補刀成功。

在日本大幅削減研發投入時,韓國卻掀起了半導體投資高潮。

從1990年開始,三星建立了26個研發中心,LG建立18個,現代建立14個,對半導體領域的研發投入從1980年的850萬美金飆升至1994年的9億美金。

在專利技術方面,1989年韓國的專利技術應用有708項,1994年已經上升到3336項。

美國和韓國聯手幹掉了日本。

1999年,富士通從DRAM事業中退出;

2001年,東芝也從DRAM事業中撤退;

2002年,NEC將發生赤字的半導體部門分離了出去……

半導體產業依然NB閃閃,卻再也不是日本的天下。

被當年的小老弟補刀,這仇日本一直記著。

5、日韓爭霸

日本當然不甘心失敗。

1999年,NEC和日立的存儲部門組合起來成立了爾必達

2003年,三菱加入進來,秉持政府保護DRAM產業的意願,誓要與三星相抗衡。

可弱弱聯合未必就強,不同的技術路線和工藝,爾必達直到2005年才磨合完畢。

爾必達也是悲劇,剛有起色,就遇到2006年的DRAM降價潮及2008年的金融危機,DRAM價格徹底崩盤,爾必達瀕臨破產。

更重要的是爾必達固守電腦用內存,沒有涉足移動產品領域,自然也就談不上在移動時代廣泛使用的閃存。

靠著政府和財團輸血苦苦支撐的爾必達,最終還是隨著PC時代的落幕被時代淘汰。

2011年,爾必達虧損16億美元,宣佈破產,被美光收購。

可見,在半導體行業除了鉅額投資外,還要踏準時代發展的脈搏。

路線錯了,錢投的越多,虧的越多。

偌大的日本半導體軍團一時只能靠東芝撐門面。

2011年,東芝與三星在NAND FLASH領域的全球競爭如火如荼。

為了拉開與東芝的差距,三星決定在西安投資建新廠。

該廠總投資額高達300億美元,要知道三星2011年的全球銷售金額也不過才285億美金,三星之所以敢下重注也與地方政府的鉅額優惠政策分不開。

30%的投資額補貼、130萬平米的免費廠房和土地、10免10減半的稅收優惠……

面對三星巨大的產能優勢,東芝唯有繳械投降,韓國人兵不血刃地拿下了這場戰爭。

在這之前,海力士之所以能度過08年金融危機,也與其通過無錫新廠拿下中國40%的市場份額有關。

在取代日本的過程中,韓國人深深明白半導體產業是靠鉅額投資拼出來的,也是靠龐大的市場需求托起來的。

在第三次半導體轉移中,韓國又牢牢把握住了中國這個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消費市場,日本輸的真不冤。

日本對中國市場不動心?

當然不是,可2001年小泉純一郎上臺後,數次參拜靖國神社,中日關係早已進入“冰凍期”。

自作孽,不可活矣!

2017年,東芝177億美元將其存儲業務出售給貝恩資本,宣告日本在存儲領域已全軍覆沒。

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如果跳出存儲領域來看,日本在半導體產業鏈仍是惹不起的存在。

得技術者得天下,而得上游核心技術者,將直接影響到整個中下游產業走向和發展進度。

日本當年發展半導體採用的是IDM方式,儘管在IC和存儲領域已涼了,但當年配套發展起來的半導體材料產業仍然牛逼。

根據VLSI Research數據,在2018年全球TOP 15半導體設備廠商中,日本獨佔7席。

生產半導體芯片的19種必備材料中,日本在硅晶圓、光刻膠、光罩等14種重要材料方面佔據超過50%的份額。

超過1/2的半導體材料和1/3的半導體設備,全球絕大多數芯片企業的核心命脈仍捏在日本手中,包括三星。

日本渴望復仇,韓國也很快給了機會。

6、日本反擊

2016年薩德事件後,中韓關係陷入冰點。

韓國當了美國的狗腿子,卻把中國這個最大的買家得罪了。

韓國的汽車、娛樂、旅遊等支柱產業損失慘重,且可以預見的是韓國在中國將失去的更多。

在毛衣戰中,中國對自主可控已達成共識,無論毛衣站結果如何,中國勢必會不斷加強全產業鏈發展。

美日韓這三個最大的半導體產業國家中,美國不能指望,韓國已交惡,日本成了唯一可爭取的對象。

中韓友誼靠日本,中日關係靠韓國。

對日本來說,中國所遭遇的一切早已有切膚之痛,中韓的交惡也讓日本有了重新擁抱中國這個全球最大消費市場的機會。

因此,我們看到日本在貿易戰後並沒有跳出來犬吠,甚至表現得很溫和,以致特朗普非常不滿日本的表現。

日本敢這樣做不是沒原因。

美國放棄了世界警察的角色,在全世界四面樹敵,耗時良久卻成效不大,甚至連一個"小小"的華為都沒收拾掉。

一直渴望提高政治地位的日本心思自然活泛起來。

G20峰會後,日本宣佈對韓國進行貿易制裁,限制向韓國出口“氟聚酰亞胺”、“光刻膠”和“高純度氟化氫”三種半導體材料。

這幾種材料中氟聚酰亞胺打擊韓國的面板產業,光刻膠和高純度氟化氫打擊韓國的半導體產業,價值雖低,卻是沒有就啥也生產不出來那種。

日本這次復仇,就是要趁韓國病要他命,打擊韓國的半導體產業,沒有表現出任何緩和的態度。

一旦韓國垮掉,日本將成為最大的受益者,至少在中國的半導體產業真正發展起來之前是這樣的,5G也將是屬於雙方的盛宴。

復仇+投名狀,一箭雙鵰,何樂而不為。

對我國來講,多個朋友也多條路。

紫光集團的DRAM已初具規模了,如果日本能多給韓國上點眼藥,阻礙其DRAM的發展,至少能拉近點雙方的差距,豈不美哉。

再加上日本在DRAM領域還有點底子,能掏點乾貨給我們,無論人才還是技術,對我國的半導體產業都是極大的助力。

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惟願日本這把火燒得越旺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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